香港大學被中國化 –大學獨立人格的喪失

聰聰



為何在香港大學百年慶典上，人丁單薄的請願同學，未起步已被警隊重重包圍，
被警方以堅壁清野手段對待？

為何在香港大學百年慶典上，一名距離會場150米之遙，身穿「平反六四」T恤的學生，會被近20名警員和保安強行推回後樓梯，並連同聲援的幾個同學，一併被警方強行禁錮一小時？

為何在香港大學的百年慶典台下，坐著的主要是高官及富商，而當中只有少數被「挑選」的學生可以身在其中？

為何在香港大學的百年慶典台下，國家副總理李克強會坐在眾星拱月的高椅上，校監、校長，以及這校園最寶貴的教授們只能擠在一旁？

為何以上荒謬絕倫的事會發生在孫中山母校的百年慶典上，而碰巧本年又是辛亥革命百周年？

對大學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是獨立的大學人格。一所大學的靈魂是什麼？是當中不畏強權，具有獨立人格的教授。只有獨立人格的教授，才能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建立獨特的價值觀，並專注投入研究具有自足價值的領域。

問題是，香港的大學是否還擁有殖民地時期自由、開放、具有獨立人格的特質？

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來看看目前中國大學的現況。

中國所有大學的經費基本上都是靠政府撥款，而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的。中國的大學教育，當中什麼事情都歸教育部管，就連應該由大學頒發的學位證書也是由教育部發的。

以中國人民大學作為一個例子。人大分配辦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來分配的，校長的辦公室可以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但教授的辦公室可能只是一個小格子，而一個教授的辦公室還不一定有一個科長的辦公室那麼大。在行政主導的大學裡，一個小小的科長可以把一個教授管得沒話說。

明顯地，目前中國的大學並沒有獨立人格。在上述的撥款機制及任命機制下，絕大部份校長及教授的人格都被閹割了。這確實是大學教育的悲哀。

可是，在歷史上，中國卻曾經有過自由、開放、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學，這便是在民國初期，由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時的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才改名北京大學。當時，封建主義在統治上仍占主導地位，學校像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

但在蔡元培先生主校以後，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雲集，面目一新。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

那時的北大，無論在教授還是學生當中，都有左、中、右各派的支持者：有共産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因爲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校內經常舉辦講演會、辯論會，思考和討論之風盛行，師生都活躍了起來，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人越來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實地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

更為難得的是，蔡元培先生除了能夠包容各個擁有獨立人格的教授，以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建立獨特的價值觀之外，在學生有困難之時，亦能夠不畏強權，挺身而出，支持學生。

在五四運動期間，北洋政府抓了許多學生。蔡元培先生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等5月7日學生一放出來，他就公開通電，引咎辭職。

回看今天的香港大學，在舉行百年慶典之時，警隊接管和封鎖了整個學府，並沒有尊重校園的獨立性，更動用大批警員鎮壓表達意見的學生。在這個關鍵時刻，身為港大校長的徐立之先生並沒有即時挺身而出，真正站在學生那邊，以維護校園的獨立性及言論自由。

香港大學便是如此喪失其獨立的大學人格了。

為何徐立之並不能如蔡元培般不畏強權？除了個人道德素質外，他們當時的局限條件亦同樣地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由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時的北京大學，正值民國初年。當時政府不會干預學校事務，只會提供大學所需的款項。在這個良好原則下，政府給了大學一個獨立人格，才會有當時眾多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師。

民國時期的軍閥張作霖，雖然沒有什麼文化，可是卻非常重視教育。張作霖是如何支持教育的呢？他每次去轄區學校的時候，一定會換上馬褂，然後非常謙卑地對老師說，他是一個文化很低的人，什麼都不懂，教育方面全靠你們了。辦教育所需的錢、地、政策，他盡量提供。可是，他從來不干涉教育。

民國時期的軍閥吳佩孚，亦對教育同樣地起到積極的作用。北京大学校長蔡元培曾經罵過吳佩孚，但吳佩孚還是照樣為北大提供教育經費。

反觀現時的香港大學，雖然並未至淪落到目前國內的大學中校長及教授的人格被完全閹割的情況，但是亦遠遠沒有當時北大的良好辦學環境。

首先，目前香港的大學在學術評審制度上，重量而不重質。目前的學術評審，只著眼於門面，例如文章刊登在什麼刊物上，是否以英語編寫，有沒有特定的研究論文樣式，接著再計算文章數量。這樣的學術政策，只會窒礙那些需要精思細想、需要長時間醞釀的傑作之產生。

常被推許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維根斯坦，其一生在哲學上只出版過一本薄薄的書，發表過一篇短短的文章。

德國哲學大師康德在五十七歲時，才出版了其第一本哲學上的重要著作《純粹理性批判》。

科學巨人牛頓在完成他的傳世之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後，因為覺得當中有少許疑點，便把它在抽屜裡一放二十年，直到最後確定了沒有問題才發表。

試問目前的學術政策，能否容得下維根斯坦、康德、牛頓等等大師？當一個政策容不下眾多學術大師時，只能證明這個政策出了極大問題。當眾多教授為了生存，全力以赴地儘量滿足這重量而不重質的學術評審制度，這樣教授們還可能有完全的獨立人格嗎？

其次，雖然香港的大學經費撥款基本上都是經由獨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負責審批，但仍然未能完全擺脫政府的控制。香港大學為了長遠上能夠生存之故，只能努力地配合國家政策，並適當地媚共，接受中共提供的每年1000個免費交流生計劃，讓香港大學儘快融入偉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懷抱中。

每次當我見到溫定寶、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時間，我腦海中都會不其然想起馬太福音23:3中，耶穌對經學人和法利賽人的評論：「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國家領導人在眾人面前努力地扮演「聖人」的角色，無非是為了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利便中共的統治。從歷史上可見，共產黨最為重視的並不是民眾的福祉，而是中共的權力有否受到動搖，或更為直接的，是國家的政經權力是否仍然牢牢地控制在「特權階級」手中。

對於中共統治者，他們樂於見到香港各政界、商界以至教育界等代表人物向中共獻媚。因為，虛偽的人最容易統治。只有虛偽之民，才會有私利而無公心，容許政府首鼠兩端，上下其手。於集權政府而言，專心一志讀書報國的人，思想獨立，並不容易統治。

展望香港大學的未來，被中國化以至漸漸喪失獨立大學人格相信是最大可能，亦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司徒華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一日沒有民主，香港絕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這不期然令我想到：「中國一日沒有民主，香港的大學絕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