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綜合政」蔓延與安檢事故

林行止



香港大學百年校慶剛拉開序幕便觸霉頭，引起軒然大波，顯然是相關各方事前完全預料不到的「意外」；十多天來，因李克強副總理到港大演說而起的許多疑問，廣受市民關注，而對校方失策、警力逾份和高官回應態度惡劣的指責此起彼伏，毫無平息迹象。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午就警方在處理此事中涉嫌濫權、打壓示威和窒礙新聞記者採訪等過失，召開特別會議，由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與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回答議員和傳媒代表的提問。其實，不用兩位高官大費唇舌，見慣世面的港人多能理解政要訪港，負責安檢的警隊任務艱巨，既吃力亦難討好，不過，在一般情況下，市民對安檢引起的種種不便，都能包容，何以這次特別敏感？不論提問的理據與事實多麼充分，昨天出席的議員、官員都只在一些具體枝節上繞圈子，試圖減少人們對學生疑遭禁錮和「圈死」示威人士及採訪記者的「誤解」。很多人心目中那個「何以至此」的關鍵問題，卻未觸及。

筆者反覆檢視、思量事件的經過，得出此為「曾氏綜合政」有以致之。以「案情重組」方式推敲，回看當天（八月十八日）陸佑堂內冠蓋雲集，現身的港大門生故舊卻不算多，財勢耀眼的城中豪富，則個個亮相。盛會的兩位主講嘉賓，一是來自北京的李副總理，一是香港前總督現任蘇格蘭阿巴甸大學校監衞奕信；李克強高踞台中央的校監高椅，衞奕信坐在第二排靠邊的普通座位。禮堂周圍，警備森嚴，如臨大敵；校園內外，處處安檢。是日香港大學似是處於高危狀態！

校長徐立之致詞，提到出自《禮記．大學篇》的校訓：「明德格物」，據原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那正是港大立命的根本。

百年嘉慶，云乎「明德」，滿座高朋，兩文三語，一派莊嚴，加上護駕警力之刁斗森嚴，交織情景，透過影音和文字，傳到千家萬戶，它給港人的印象竟然不是優、良、中、可，而是「劣」！對於一些曾立港大門牆的新舊師生，反響與反感更大，他們認為校方「因『勢利』導」，眼裏只有權貴與富豪，忽略學生意願，傷害學生的感受。主賓席位的破格安排，固然失禮，無能或故意展露兩位主講者的權位高低，更失高等學府的身份！

本該坐在校監椅子上的行政長官，就在李副總理身旁；看過曾氏一個箭步飛身逢迎陳佐洱、記得他以行政長官身份上京與京官「會談」時手執紙筆低首「聽訓」疾書的影像，港人對他在大陸幹部尤其是權力來源官員面前的過份謙卑、自動矮化（不僅他個人，而且是他領導下的香港）等等，早已心中有數。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治港成績不理想，可是在拿捏「一國兩制」的分寸上，遠比曾蔭權高明；昔日他以地方官身份與中央接觸，從無露出奴顏婢膝，中聯辦近在咫尺，他也一直有保持適度距離的知覺，避免這裏還有「太上皇」的疑惑。在曾蔭權治下，香港經濟好轉，公職人員的工作效率亦未倒退，曾氏本人既有回應輿情的良好習慣，亦有唱rap娛人自「愚」的勇氣，本當比木訥深沉好自用的董氏更能贏得市民好感，可是結果適得其反，市民對他少有好感；問題不是他沒管治之術，而是他沒首長風範，把「忠則盡命」表面化，還把握一切機會向其接觸到的京官傾情表達，哪裏見到「共」幫人、「中」字號便如中蠱，額頭發燒、骨頭發軟，矮了一截，那使港人打從心裏感到難過難堪，對他少了敬重；而長於政治老 於世故的「老共」看在心裏，也未必瞧得起曾蔭權和他領導的特區。特區政府和香港人的尊嚴，可說是毀於曾氏的誠惶誠恐與「謙卑」。


曾氏自毀長城的另一「罪證」是甫上場便公然表示「做好這份工」，還指出他的施政會朝「親疏有別」的路向走。當政治任命的行政長官而視之為「打工」，再賣力，亦沒有領袖胸襟，哪來令人景從的權威？從政首要大公，怎能「親疏有別」？這不僅不應存之心底，他還宣之於口並見諸行動，這究竟是哪一方的邪門魔道!?香港的選舉和權力結構，原就不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作為香港之首，不事持衡之政而事「親疏有別」之務，體統缺陷更見殘缺。由於曾氏在港府財金系統「發迹」，與富商巨賈甚為投緣，這一切，看在市民眼裏便成鄙夷；當政府領導人不受市民尊重，行事便多阻滯，甚至好事變壞事。這種「惡性循環」，筆者姑且名之為「曾氏綜合政」！

這次港大事件，警方過分緊張，為社會製造諸多不便，要不是「曾氏綜合政」傾向於過猶不及，警隊所承受的壓力不是那麼大，市民會有那麼多麻煩？昨有議員質詢警務處處長對恰當警力的專業判斷，可見仍有議員未能洞悉「綜合政」的其中一項徵狀正是不管專業多「威」都要在老闆—權力來源—面前低頭！

港大一直是港人引以為傲的學府，縱使出過不少奸商市儈，但心智高尚、腦子清醒、學有專精的「倖存者」仍屬大多數；八月十八日的情景，讓人感到樹人百年的大本營已遭「曾氏綜合政」攻陷，此「政」雖非無可救藥但不易根治，該「政」徵狀如重權貴、尊豪富、敬老闆以致忽略本份、棄守本位、埋沒自尊等等，已經一應俱全；珍惜港大傳統的人，心危「綜合政」的傳染性之餘，能不羞？能不怒？

香港大學被中國化 –大學獨立人格的喪失

聰聰



為何在香港大學百年慶典上，人丁單薄的請願同學，未起步已被警隊重重包圍，
被警方以堅壁清野手段對待？

為何在香港大學百年慶典上，一名距離會場150米之遙，身穿「平反六四」T恤的學生，會被近20名警員和保安強行推回後樓梯，並連同聲援的幾個同學，一併被警方強行禁錮一小時？

為何在香港大學的百年慶典台下，坐著的主要是高官及富商，而當中只有少數被「挑選」的學生可以身在其中？

為何在香港大學的百年慶典台下，國家副總理李克強會坐在眾星拱月的高椅上，校監、校長，以及這校園最寶貴的教授們只能擠在一旁？

為何以上荒謬絕倫的事會發生在孫中山母校的百年慶典上，而碰巧本年又是辛亥革命百周年？

對大學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是獨立的大學人格。一所大學的靈魂是什麼？是當中不畏強權，具有獨立人格的教授。只有獨立人格的教授，才能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建立獨特的價值觀，並專注投入研究具有自足價值的領域。

問題是，香港的大學是否還擁有殖民地時期自由、開放、具有獨立人格的特質？

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來看看目前中國大學的現況。

中國所有大學的經費基本上都是靠政府撥款，而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的。中國的大學教育，當中什麼事情都歸教育部管，就連應該由大學頒發的學位證書也是由教育部發的。

以中國人民大學作為一個例子。人大分配辦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來分配的，校長的辦公室可以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但教授的辦公室可能只是一個小格子，而一個教授的辦公室還不一定有一個科長的辦公室那麼大。在行政主導的大學裡，一個小小的科長可以把一個教授管得沒話說。

明顯地，目前中國的大學並沒有獨立人格。在上述的撥款機制及任命機制下，絕大部份校長及教授的人格都被閹割了。這確實是大學教育的悲哀。

可是，在歷史上，中國卻曾經有過自由、開放、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學，這便是在民國初期，由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時的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才改名北京大學。當時，封建主義在統治上仍占主導地位，學校像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

但在蔡元培先生主校以後，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雲集，面目一新。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

那時的北大，無論在教授還是學生當中，都有左、中、右各派的支持者：有共産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因爲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校內經常舉辦講演會、辯論會，思考和討論之風盛行，師生都活躍了起來，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人越來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實地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

更為難得的是，蔡元培先生除了能夠包容各個擁有獨立人格的教授，以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建立獨特的價值觀之外，在學生有困難之時，亦能夠不畏強權，挺身而出，支持學生。

在五四運動期間，北洋政府抓了許多學生。蔡元培先生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等5月7日學生一放出來，他就公開通電，引咎辭職。

回看今天的香港大學，在舉行百年慶典之時，警隊接管和封鎖了整個學府，並沒有尊重校園的獨立性，更動用大批警員鎮壓表達意見的學生。在這個關鍵時刻，身為港大校長的徐立之先生並沒有即時挺身而出，真正站在學生那邊，以維護校園的獨立性及言論自由。

香港大學便是如此喪失其獨立的大學人格了。

為何徐立之並不能如蔡元培般不畏強權？除了個人道德素質外，他們當時的局限條件亦同樣地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由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時的北京大學，正值民國初年。當時政府不會干預學校事務，只會提供大學所需的款項。在這個良好原則下，政府給了大學一個獨立人格，才會有當時眾多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師。

民國時期的軍閥張作霖，雖然沒有什麼文化，可是卻非常重視教育。張作霖是如何支持教育的呢？他每次去轄區學校的時候，一定會換上馬褂，然後非常謙卑地對老師說，他是一個文化很低的人，什麼都不懂，教育方面全靠你們了。辦教育所需的錢、地、政策，他盡量提供。可是，他從來不干涉教育。

民國時期的軍閥吳佩孚，亦對教育同樣地起到積極的作用。北京大学校長蔡元培曾經罵過吳佩孚，但吳佩孚還是照樣為北大提供教育經費。

反觀現時的香港大學，雖然並未至淪落到目前國內的大學中校長及教授的人格被完全閹割的情況，但是亦遠遠沒有當時北大的良好辦學環境。

首先，目前香港的大學在學術評審制度上，重量而不重質。目前的學術評審，只著眼於門面，例如文章刊登在什麼刊物上，是否以英語編寫，有沒有特定的研究論文樣式，接著再計算文章數量。這樣的學術政策，只會窒礙那些需要精思細想、需要長時間醞釀的傑作之產生。

常被推許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維根斯坦，其一生在哲學上只出版過一本薄薄的書，發表過一篇短短的文章。

德國哲學大師康德在五十七歲時，才出版了其第一本哲學上的重要著作《純粹理性批判》。

科學巨人牛頓在完成他的傳世之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後，因為覺得當中有少許疑點，便把它在抽屜裡一放二十年，直到最後確定了沒有問題才發表。

試問目前的學術政策，能否容得下維根斯坦、康德、牛頓等等大師？當一個政策容不下眾多學術大師時，只能證明這個政策出了極大問題。當眾多教授為了生存，全力以赴地儘量滿足這重量而不重質的學術評審制度，這樣教授們還可能有完全的獨立人格嗎？

其次，雖然香港的大學經費撥款基本上都是經由獨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負責審批，但仍然未能完全擺脫政府的控制。香港大學為了長遠上能夠生存之故，只能努力地配合國家政策，並適當地媚共，接受中共提供的每年1000個免費交流生計劃，讓香港大學儘快融入偉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懷抱中。

每次當我見到溫定寶、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時間，我腦海中都會不其然想起馬太福音23:3中，耶穌對經學人和法利賽人的評論：「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國家領導人在眾人面前努力地扮演「聖人」的角色，無非是為了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利便中共的統治。從歷史上可見，共產黨最為重視的並不是民眾的福祉，而是中共的權力有否受到動搖，或更為直接的，是國家的政經權力是否仍然牢牢地控制在「特權階級」手中。

對於中共統治者，他們樂於見到香港各政界、商界以至教育界等代表人物向中共獻媚。因為，虛偽的人最容易統治。只有虛偽之民，才會有私利而無公心，容許政府首鼠兩端，上下其手。於集權政府而言，專心一志讀書報國的人，思想獨立，並不容易統治。

展望香港大學的未來，被中國化以至漸漸喪失獨立大學人格相信是最大可能，亦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司徒華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一日沒有民主，香港絕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這不期然令我想到：「中國一日沒有民主，香港的大學絕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人格。」

美債降級下的金融亂局與中國經濟的終極歸屬

聰聰



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正在慘烈下跌，在在顯示出華爾街正在迫宮美聯儲盡快施行新一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如果美聯儲推出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能從中獲益最大的肯定是華爾街，其次才是美國政府。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是研究大蕭條的，對大蕭條，對通貨緊縮有畏懼感。所以，伯南克對通脹的承受力遠遠超過通縮，對通縮的恐懼感遠遠超過通脹。

定量寬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令長債孳息率維持在極低水平，以維持債權國對美債的信心，藉由加碼發行國債以換取經濟復甦中所需的龐大資金。

第一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兩房債券危機問題。

第二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美國國債問題。

第三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州政府、市政府等地方債務問題。

可是，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必定反對、仇恨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所以，華爾街看準時機在適當時候出擊，人為地為美國政府製造話語權。

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把美國主權債務評級由AAA下調至AA+的配合下，華爾街大規模做空資本市場、商品市場，並從中獲利。

當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哀鴻遍地的時候，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就會從反對、仇恨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到呼喚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以扭轉局面。這個時候，美聯儲才會回應全球人民的呼喚，果斷地出台新一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則重新走好。

美聯儲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究竟是折中方案，即QE2.5，或者是規模更大的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即QE3？這將取決於四個條件：

其一是歐元國的債務問題成為焦點，危機繼續蔓延，避免撼動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隨著西班牙和意大利債券孳息率，以及德法兩國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不斷上升，美元的強大影響力仍舊維持。

其二是美國州政府、市政府等地方債的孳息率上升，讓美聯儲可以相對便宜的買入地方債。隨著標準普爾正在調降與美國長期國債相關機構評級，比如房地美與房利美，並透露他們很快將披露美國信用評級的下調將對地方與州政府造成何種影響的情況下，這個條件目前部份成立。

其三是美元指數處於低點以上，以避免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動搖了美元的霸主地位。這個條件目前只是部份成立。

其四是中國的貨幣政策由緊縮重新變為寬鬆，以便加大中國市場的泡沫，在未來的日子引爆，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在高鐵事故、賴昌星回國的情況下，中國央行不會立即調整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但在華爾街大規模做空資本市場、商品市場，造成全球經濟有機會出現「二次探底」的情況下，中國央行有機會在短期內調整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

需要留意的是，美國每次遇到危機時，必定會狙擊其他經濟體，而美債則成為全球其中一個避風港(當然包括黃金！)，吸引避險資金流入，幫助自己走向復甦。

好一個自損一千，殺敵十萬的戰略性博弈思維！

世事的發展往往非常諷刺，美債評級被下調，投資者為了避險，惟有爭相買入美債！不過，與2008年9月份發生的全球金融海嘯不同的是，黃金價格已經脫離了美元的影響，獨立走出上漲行情，成為全球投資者重要的避風港。

可以預見的是，歐元國的債務問題將繼續存在，且只會越來越嚴重，而日本及中國將相繼成為下一個被華爾街狙擊的目標。

如果中國政府在全球經濟有機會出現「二次探底」的情況下，重新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並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製造更大的市場泡沫的話，屆時美國將在美聯儲施行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之後，在中東製造事端，藉以哄抬油價。

中國在面對成本大戰(原材料價格及勞動成本上升)、匯率大戰(人民幣被迫升值的壓力)及貿易大戰(入口關稅及配額)等困難下，又會有大量製造業企業倒閉。外資在只要在這個時候集中撤資，中國的房價會突然陷入快速跌勢之中。由於中國的財政政策已經用盡，所以政府只能任由這個所謂的經濟支柱倒下。

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時，美元將快速升值，而中國大量的優質企業和優質資產將被大量收購。這個過程一旦完成，美元又會快速步入貶值軌道，美國的債務問題將大大減低，而美國將成為第一個真正步入經濟復甦的國家。

中國的致命問題是，政府投資主導經濟。中國超發的貨幣，基本上被用於規模大得驚人的投資，這些專案一旦展開，又需要更多貨幣來維持，否則，就將産生爛尾工程。於是，貨幣越來越多，物價越來越高。民衆財富被悄悄的持續的轉移、稀釋，購買力進一步降低，而物價的快速上揚，進一步抑制了民衆的消費能力。在國富民窮的情況下，滯脹必成，泡沫必破，而硬著陸將成為中國經濟的終極歸屬。(估計在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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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王主任 怎做孖士打

林行止



王光亞以港澳辦主任的京官身份，對着一班香港北訪的大學生，批評特區政府公務員；他們的缺點，王氏如數家珍，有「執行強、規劃弱」、「不知道怎樣當波士（Boss）、不知道怎樣做孖士打（Master）」，如此這般，港政了無起色，香港可能由繁盛走向衰落，他遂下結論：「成也英國、敗也英國」，與在「一國兩制」下京官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以至直接干預無關！？

對香港公務員的評價，意味王主任不僅同意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論者的看法，更與末督彭定康同調，在問及對曾蔭權當行政長官的看法時，他答得巧妙：「曾蔭權是個勤勤謹謹規行矩步的公務員（Consummate civil servant）」。香港公務員有辦事能力而乏政治識見與手段既然是「眾所周知」的事，何以北京仍要把他們之中的幹員捧上行政長官的高位？（別說他是北京親挑的「港人代表」在自由意志下選出吧！）如果公務員治港把香港搞得一團糟，北京難道不必承擔責任？

在英國治下，公務員的身份是「為市民服務的公僕」，這是「當官」者都清楚知道的，君不見昔日香港政府的公函，大小官員的署名前，都有略嫌造作但實實在在的寫上Your Obedient Servant（你的忠僕）的稱謂。

香港回歸了，港人「當家做主」是寫進《基本法》的嚴肅承諾，而非一句可當耳邊風的順口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有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內地公務員被比擬為「老闆」（Boss）為「主子」（Master），難道便沒可能成為特區官場的新文化？以王光亞主任所言，香港公務員是否要從市民的公僕，而且是順從忠誠的公僕，搖身一變而成為當家的主子、話事的老闆？

五十年不變的文化衝擊第一波，從意識上把香港人搞得昏頭轉向。

假如行政長官不敢質詢京官的話，公務員工會和港人亦應敦促他上書，澄清香港公務員的身份是否已從公僕變為主子。這是一個重要而又根本的觀念改變，影響深遠，實情如何，應大白於港人之前，不可含糊、不能苟且。

按照現行體制，公務員能夠做到「執行強」的話，香港人便於願已足，不會再把「規劃弱」的責任和罪名也往他們身上推。自從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出所謂高官問責制，由行政長官任命、經中央確認的三位司長、十二位局長及其後於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二○○八年加上的副局長，都是獨立並凌駕於公務員隊伍的官員，他們受命於行政長官、聽命於行政長官的指示、隨行政長官任期短長定去留，既領取遠比公務員優厚的薪給，亦不受公務員系統的規囿。這樣的領導班子、陣容堂堂、架勢赫赫，其將負起主導行政、主催未來規劃的工作，他們的責任，遠遠超逾公務員的工作範疇。

不過，話得說回來，經歷中英談判到《基本法》擬就，港人最初理解的「行政主導」，的確是落在行政長官統領的公務員隊伍身上，假若「理論結合實踐」，實情確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下，王光亞對公務員的批評才中的、才不算「離譜」。可是，自從董建華自創政治任命，部門首長的權位在現今的「常秘」之上，那是在傳統管治機器上挖出空間以「加建閣樓」，在許多公務員和論者看來，董氏的方策不可行，惟此議卻得到中央認可、贊成，沒被視為政治架構的僭建物，公務員在主導政策上的角色一退千里、偃旗息鼓，做回如今已不會亦不願宣諸於口的「你的忠僕」，香港從此由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或行政長官及其司局長主導），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港澳辦主任把香港公務員的身份與政治任命官員的角色混為一談，那是無心之失還是指桑罵槐？筆者不擬亂猜，反正他的這番話，聽在部分港人耳裏，是極不得體、極為失禮，真是大錯特錯，尤其是當着莘莘學子面前的批評，猶如家族企業的族長當着職員面前申斥接班的後輩，後者情何以堪，王主任可要好好想一想！王光亞主任曾在英國精英大學ＬＳＥ深造，說過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好像他要好好研讀，令港人好生欣慰；其上任後不久便訪港，又比他的前任樂於面對群眾，使人錯覺地憧憬他會在處理香港 事務上較前主任廖暉通達高明，豈料一出手便露底，一次講話便暴露了這位京官與香港人文風景的差距與疏離。

王光亞以特區香港「頂頭上司」身份 的發言，行政長官以次的政治任命官員以至公務員，怎能唾面自乾，若無其事地像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女士那樣以「有則改之無則嘉勉」輕鬆打發，相信很多官員都做不到。其實除了「西環發功」，港人早已隱約感到京官亦在香港管治方面添煩添亂，不過萬料不到王光亞那樣的口不擇言、那麼的不顧身份和不留情面。真難想像當年英國外交部的香港課主管會對香港留學生或學生訪客說出近似的話！事實上，給卡在頭頂的京官對着自己轄下的年青公民狠狠踩上一腳，公務員也好、行政長官也 罷，太難堪了；上司既然如此看不過眼，有志氣者便當「另謀高就」，尚好曾蔭權志在退休後繼續發光發熱，遂吞下這杯苦茶；不過，京官在不合適場合發不客氣之言，卻使不滿特區政府施政的港人亦生同情心！王光亞要是通透香港的情和理，大可在內部向公務員之首提出他的意見並責成他們應怎樣做，耳提面命，引導香港官 員可以循哪個方向多加用心。隨便公開說短論長，即使擊中要害、有益有建設，亦會令人反感，何況他是有的亂放矢！

寄語王光亞主任，京港沒有互相尊重的基礎，怎能共謀香港福祉？回歸以來，因內生因素而起的亂事不少，但亂源起於港澳辦，還是第一次公然示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