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爲王”第二階段

時寒冰


（一）罕見的經濟形態

一個新的階段即將開始，時間就在2010年5月後。

歐元今天的命運，是昨天的延續——對照《中國怎麽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的論述，對今天的場景，可謂一清二楚。

對於通貨膨脹，同樣是在2008年12月底正式上市的《中國怎麽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這本書中，我用了整個一個章節（即第7章）來闡述“全球性通貨膨脹要來了！”，小標題分別是：通貨膨脹前的可怕寂靜；美國向世界輸出通貨膨脹；通脹之害誰也逃不了……

這種當時看起來顯得愚昧可笑的觀點，已經無人再報以嘲諷。

我要說的是：我們已經經歷的，只是通脹的第一階段——它是實實在在的通貨膨脹。更猛烈的通脹，正在展開。這種通脹與以往通脹的區別是：它是由貨幣的大幅貶值和人們對紙幣信任感的降低引起，而非因供應的短缺引起。當禦用經濟學家還在喋喋不休地以商品的供應充足爲依據，論述通脹只有預期而沒有實際通脹的理論時，通脹正在進入另一個階段。

歐元武功被廢後，以黑色金子爲統帥的大宗資源類商品的全面上漲時代將快速來臨——我在2010年3月17日《貨幣戰爭悲壯的英雄：帕潘德裏歐》一文中已經指出：索羅斯此役重在利，而非讓歐元分崩離析；美國希望重創歐元，使得歐元的信譽度、影響力下降，也非讓歐元死掉——至少，兩者都不希望歐元現在死掉。

“資源爲王”時代，以不可阻擋的姿態，再次快速到來。

這是世界性的。

一切都將在悄然無聲中展開，在瞠目結舌中結束。眼淚澆滅不了通脹之火。當《中國怎麽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的推論成爲現實，另一種經濟形態已成雛形：我此前的文章中已經預言，未來將是通貨膨脹與供應過剩並存——這是一種過去罕見的經濟形態，也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經濟形態。

2009年12月16日，我在《通貨膨脹早已在我們身邊（兼談房價）》一文中寫道：“這些投資就是未來的供應！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過度信貸支撐的情況下，才能與中國的出口相對接，消化掉中國過剩的産能，在次貸危機後，由於美國消費者已經透支了未來若干年的消費，他們的消費能力今非昔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仍然大規模地進行投資，一旦這種供應能力在未來釋放出來，産能過剩的嚴重局面情何以堪？這將在未來讓中國作繭自縛——一方面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成本上升，一方面是大量産品積壓。也就是說，在通貨膨脹之後，中國將步入輸入型通貨膨脹與國內的通貨緊縮共存的經濟形態！”

壓人民幣升值（狙擊歐元後即正式展開），出口下降，結果是：相關産能過剩。

大規模投資供應增加，民衆收入和購買力跟不上，加之相關投資專案本身就已是過剩專案，結果必然是：相關産能過剩。

都在回到一個點上。

這恰是最至關重要的點。

雙重過剩的結果是，爲了GDP和就業，只能繼續搞投資，搞投資只能繼續注資，注資缺錢只能繼續走投放基礎貨幣之路——回到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下。

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否，都改變不了對內持續貶值的命運。

我們的通脹不完全是輸入型的，更有貨幣貶值的因素——龐大的投資專案一旦展開，需要資金源源不斷地注入。

次貸危機中，中國最大的依託是民衆手中的儲蓄！經濟學界普遍認爲，儲蓄最大的動力源于對未來不確定預期的擔憂。中國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房價、醫療、教育、養老等費用節節高，促使人們在惶恐不安中像蜜蜂一樣勤奮地勞動，儲蓄資金。

但是，房價等的快速上漲，像吸血鬼一樣在抽幹這些儲蓄。

儲蓄在枯萎。

家庭在負債。

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統計表明，北京、上海等中國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體負債率高於一些歐美家庭，北京的家庭債務比例高達122％，上海、青島、杭州等城市家庭債務比例分別達到155％、95％、91％。

中央在赤字。

2007年中央財政赤字2000億元，占GDP的比重爲0.8%
2008年，中央財政赤字1800億元，占GDP的比重爲0.6%。
2009年，中國財政赤字規模爲95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7500億元，中央財政爲地方代發了2000億元的地方債，占GDP的比例爲2.8%。
2010年，財政赤字計劃爲10500億元，其中中央8500億，代發地方債 2000億，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3%以下。國際上通行的馬約標準：赤字率3%一般設爲國際安全線。2010年全國財政赤字預計占GDP的2.8%，但是，如果GDP被注水、加上未統計在內及其他隱性財政赤字，則可能已經大大突破國際安全線。

地方負債迅速膨脹。

截至目前，商業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餘額已達7萬億左右。以地方政府負債中85%來源於銀行信貸來粗略計算，當前地方政府負債餘額已超過8萬億。7萬億左右的貸款占我國商業銀行人民幣貸款餘額39.97萬億的18%，商業銀行2009年信貸擴張衝動爲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系統風險隱患。——2010年3月3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據瑞信的估計數位，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含地方政府下屬企業）的總負債規模將達12.5萬億元。

從上到下，都在負債，都在透支未來的財富和勞動。那麽，貨幣依託的基礎是什麽？財富透支、環境透支、健康透支、土地透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的任何紙幣，它的唯一趨勢只能是貶值；那麽，當儲蓄優勢不復存在，整個經濟體正在失去一個最重要最天然的屏障，該如何應對下一次危機？——當然，我更希望危機永遠不光臨我們這片苦難的土地。

（二）被濫用的凱因斯理論

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政府從來都不是做經濟的好手——真正的好手是企業家，是私人。即便當年的羅斯福總統，把美國經濟拉出低谷的也不是他的新政，而是歐洲戰事引發的以軍需物質供應爲基礎建造起來的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恰恰是此前政府的不當干預，引發了美國1929年的經濟危機。

有兩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預言到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到來。一位是米塞斯（被譽爲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院長”），一位是哈耶克（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認爲，美國上世紀20年代持續實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即低利率和龐大的信貸投放，最終引發了大危機。

危機發生後，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進行了強力干預，正是它的干預，導致了經濟形勢的惡化。

1932年12月6日，胡佛在其第四個年度國情咨文中說：“聯邦政府只能扮演一個規範性的角色，而不能成爲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參加者……政府干預經濟生活，不僅危害了美國人民生活中極寶貴的品質，而且打擊了自治的基礎。”

人們忽略了胡佛的反省，而將其失敗歸結到干預不夠徹底上面。

於是，羅斯福實行了更強有力的干預政策。

這種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私人投資。1931年——1938年，美國政府年均預算赤字17億美元，1936年達到29億美元，而私人投資卻從1929年的160億美，下降到1937的114億美元（期間更有10億美元的最低谷，114億美元還是恢復後的數位）。

政府投資是把雙刃劍，所幸的是，當年美國政府主導的投資，主要還在公共領域，並未大幅擠壓私人的投資空間。羅斯福真正取得偉大成就之處在于，它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機制和以法律爲基礎構築起來的公平市場機制，重新恢復了信心。歐洲戰事幫助美國培育起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美國擺脫了泥潭。

但是，羅斯福爲干預經濟而設立的名目繁多的政府機構，導致政府機構臃腫和政府人員大規模增加，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而新增的聯邦政府債務，和快速拉大的貧富差距，更是深深困擾著美國。如果不是通過戰爭與貨幣博弈轉嫁了相關矛盾，羅斯福的日子絕不好過。

遺憾的是，所有的人都記住了羅斯福輝煌的成就，而忘記了他留下的問題，一如人們忽略胡佛的自省時那樣徹底。這一切，都爲了證明：凱因斯理論是偉大正確的，爲自己濫用這種理論提供依據。

後來的貨幣學派的領袖，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通過研究認爲，造成美國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原因，恰是美國政府過度干預經濟運行造成的惡果。1963年，弗裏德曼與施瓦茨合著的《美國貨幣史》提出，如果不是在1913年成立了聯邦儲備局，如果不是美聯儲過度干預經濟，1929年的經濟危機原本就不會出現。弗裏德曼認爲，上世紀30年代的全球經濟災難實是源于一場普通的金融風暴，由於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誤，錯誤的緊縮貨幣供給進一步惡化了這場風暴，最終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大恐慌。對此，現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在2002年慶祝弗裏德曼90歲生日時說：“有關大蕭條，你是正確的，我們（聯邦儲備系統）當時的確做錯了。我們真的很抱歉。”

經濟發展史證明，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必然導致嚴重的畸形進而引發大危機。

但是，沒有哪一個政府不喜歡干預經濟。

世界各國政府對待凱因斯的理論，一如中國古代帝王對孔子理論的扭曲。

時間的洪流逐漸埋沒真相，即使歷史學家，也在爭論不休，羅斯福與凱因斯，到底是怎樣的關係。

美國經濟史學家福克納說：“（羅斯福）新政……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因斯的理論。”而美國歷史學家賈樂迪則認爲：“羅斯福從來沒有接受凱因斯的理論，但蕭條迫使他緊急情況下，政府支出比他的政府的稅收更多。通過這種方式，他使用了凱因斯主義方法的一部分。”更有美國學者認爲，羅斯福與凱因斯，一個作爲實踐者一個作爲理論者，共同構建了凱因斯理論。

這些爭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值得關注的是：凱因斯理論，在後來，被不懂其理論的人，運用得淋漓盡致。

（三）泣血建言

我們也在活學活用凱因斯理論。

中國4萬億救市計劃推出後，英國《泰晤士報》刊登了利奧·劉易斯的文章——《正如奧運一樣，北京的5860億美元救市計劃擊敗所有對手》，他寫道：即便前面加上“巨大”或“龐大”一類的形容詞，“一攬子金融刺激計劃”這種說法也根本解釋不了北京9日晚上發生了什麽。“奧林匹克”的意思最接近。這實在是一場北京金融刺激計劃奧運會：驚人、過度、鋪天蓋地。英國、韓國和日本等國政府爲刺激經濟實施的計劃只能算平凡普通。中國5860億美元的計劃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華盛頓拿出GDP的同樣比例實施一攬子刺激計劃，那將超過2.2萬億美元，結果會“極其恐怖”。細看之下，中國其實可能比龐大的一攬子刺激計劃更可怕……

時間發展到今天，老外也會爲自己當初沒有見過世面的感歎而羞愧：

2010年3月22日，湖北省發改委主任許克振介紹：湖北全省重大專案庫已入庫專案3.76萬個，投資總規模達12.06萬億元。這一投資計劃，接近湖北省2009年GDP（1.28萬億）的10倍。——這是自原始社會以來最驚人的投資計劃！

重慶發出了“今年開始要大幹，3年大變樣，10年脫胎換骨”的號令，開始猛推“大投資、大基地、大支柱”戰略。

2010年，天津市固定資産投資要在2009年的基礎上，再增加1000億。

河北省提出2010年要下力氣抓好專案建設，重點專案安排1300項，總投資1.6萬億元。

江蘇省計劃安排省重點建設專案200個，總投資1.7萬億元，增長24%，其中，100億元以上特大專案達到28個，50億元及以上的大型專案81個。

浙江寧波一個市計劃全年100個大專案，涉及總投資2800億，投入的力度歷史空前。

2010年，四川已確定重大專案650個。

截至2009年11月底，安徽省投資增幅已連續56個月運行在30%以上的增長區間，照此速度，

2010年安徽的投資額將超過GDP總量，這在全國是第一個。

……

這已經不是在干預經濟，而在成爲經濟的絕對主導者——這本身就已經突破了凱因斯理論的極限。但所有的這些，沒有人覺得有什麽不對。

此次抗旱，有人覺得下撥廣西的1.5億元抗旱救災資金杯水車薪，但大部分人沒有覺得什麽——很多人覺得，農業原本就應該得到這麽多啊！

爲了節省比高鐵快出的10分鐘，預計總投資350億元的上海至杭州的磁浮鐵路有望開工。質疑者已經稀稀落落。

問題在於，糧食是未來的最寶貴最重要的資源——沒有任何一種資源可以與之相比。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須以農業爲前提保障——民以食爲天。當輕農達到極致，安全的界限必然變得極其脆弱。
大規模的投資更應該優先安排到興建水利設施方面。

在“資源爲王”體系中，農業是最後一個輪動板塊——2009年9月8日，我在《金價上漲發出了什麽信號？》一文中寫道：自2009年8月起，我以黃金、有色金屬、煤炭爲核心的投資組合，變成以農業類、有色金屬、石油、黃金等資源爲核心的搭配——投資做的是預期。

農業是“資源爲王”第一階段最後一個被傳導到的板塊——它是一個周期的結束，也是另一個周期的開始。農業是“資源爲王”體系中最核心的一環。隨著第二個周期的展開，在紙幣沒有最爛只有更爛的情況下，“資源爲王”的重要性將日趨爲人所熟知。當農業股在調整期走過一段低調的輝煌後，重點配置資源類品種，黑色的金子、黃色的金子、液體的金子（以時間爲序排列）……我書中關於“資源爲王”的論述，正在進一步在現實中印證。

“資源爲王”時代，中國最需要警醒的是：我們正在一步步淪爲打工者！中國鋼鐵工業協會2010年2月9日發佈的資料顯示，2009年中國68家大中型鋼鐵企業實現利潤553.88億元，同比下降31.43％。據中鋼協統計，72家大中型鋼企銷售利潤率2007年爲7.5％，2008年降到約5％，而2009年降到了2.8％。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大礦商的鉅額利潤。力拓2009年淨利潤同比增長33％，達到47.8億美元；必和必拓下半年淨利潤漲幅134％，達61億美元；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第四季度利潤上升15％，達到15.7億美元。

中國數以千萬的人，在爲幾家鐵礦石企業打工——這只是一個縮影而已。

我泣血建言決策層，立即終止那些已經過剩的投資專案、立即終止那些在未來可能過剩的專案——我分析的結論是：那些大專案在未來90%以上的將因過剩而被淘汰！是極大的財富消耗和浪費——外力促使的人民幣升值只是中國産品全面過剩時代的一個起點。中國必須儘快走民富路線，提升民衆的購買力和幸福指數；儘快全力支援民營企業的發展，喚起私人投資的熱情，以效率更高的私人投資替代低效和高損耗的政府投資，提升整個經濟體的發展效率；儘快建立社會保障，減輕民衆的憂慮感；儘快恢復被污染的環境，提升民衆的健康素質；儘快改變房地産的掠奪性而促使其民生性的回歸，使這個民族被房地産擊碎的凝聚力和信仰重新凝聚起來。

中國最需要的不是GDP，而是積累財富！以消費財富推動GDP增長是最典型的本末倒置。

但我也深知，自己只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小螳螂，我的認識和建議只是基於一個公民膚淺的認識，僅作爲一種參考，亦可作爲飯後談資一笑了之。

感謝國家！

內房泡沫：十宗罪、Perspectives on China and Japan

畢老林


內房泡沫：十宗罪兩個views

憑《貪婪時代》（Devil Take the Hindmost ）聞名遐邇的錢塞勒（Edward Chancellor），堪稱「泡沫專家」，他為經濟泡沫列出的「十宗罪」，許多似乎都適用於中國身上。

1. 瘋狂的投資行為通常由急速的經濟增長開始
2. 市場對政府管治能力存在盲目的信任
3. 資本在經濟亢奮期不計效益亂投一通
4. 貨幣供應急速增長是金融體系變得脆弱的領先指標
5. 爆炸性增長無可避免會引起很多貪污問題
6. 固定匯率制度往往令利率處於不適當的低水平，為泡沫提供養分，經濟由是大起大伏
7. 信貸到了泛濫的地步，就是危機浮現之時
8. 道德風險是投機狂熱的一大特徵，市場相信政府不會容許掌管金錢的人出軌，任由不負責任的放貸行為發生
9. 在經濟繁榮期，金融結構往往在不知不覺之間呈現不穩
10. 壞賬通常都是有抵押的貸款，而且都與房地產相關。


政府能力靠得住？

錢塞勒的名言是泡沫可以事先看見和確認，就如幾年前，大部分指標都發出美國房地產出現泡沫的警號，只是沒有太多人願意相信。

現在大家所說的中國泡沫，一般都是衝著房地產市場而來，到底內房有沒有泡沫，其實爭議不大，因為中國政府幾乎默認風險的存在。然則，中國房地產泡沫會否如美國般大爆破，變成另一場經濟災難？又或者，市場對中國政府的信任，是否盲目無理？說白一點，就是中央的執政能力，你信不信？

大摩羅奇（Stephen Roach）選擇答案A：「信」。他認為，北京政府會極力阻止資產及信貸泡沫擴散至實體經濟，與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要同時處理股市及房地產兩個泡沫，千頭萬緒政策紊亂，背景並不一樣。

曾與羅奇「同一屋簷下」的謝國忠選擇答案B：「不信」，繼續其慣性唱淡作風。Andy認為，中國房市泡沫由「政治驅動」，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增長，不惜為房地產市場推波助瀾，樓市泡沫最終會在2012年爆破。

有趣的是，當錢塞勒提到泡沬第二宗罪來自對政府的信任時，似乎忘了他講的是怎麼樣的一個政府。不是美國，不是日本，而是中國﹗聯儲局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希望銀行向實體經濟拆出信貸，實情卻是絕大部分銀行還在為手上壞賬發愁，寧願水浸也不願借錢給中小企﹔反觀中央，要銀行放水多少就多少，不然如何創造去年9.6萬億元人民幣的天量新增貸款？在這個封閉的經濟體，政府不代表真理，但其強而有力的控制手腕，卻足以令任何政策立竿見影，要收要放，彈性比自由市場體系大得多，正如它有能力叫所有主業非房地產的央企撤出這個板塊；至於限制置業按揭成數，更加易如反掌。

唯一管不了的是「心」，全國十三億人口，要有和諧社會，更重要及難度更高的是管理人民的預期，諸如通脹預期、樓價預期……。中央正在一步一步出手，且看能否阻止錢塞勒的預言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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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P Monitor


The trouble with taking a long-distance perspective on China


Many in yesterday's audience - which consisted largely of locally based investors - were rather more sceptical about the mainland's apparently robust economic health.

Top of their list of worries is the financial soundness of China's 8,000-odd UDICs, or urban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s.

Akin to the ITICs -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s - which wreaked such financial havoc in China a decade ago, UDICs are companies set up by local governments to circumvent restrictions on their borrowing.

Typically, local governments inject land into local UDICs, which they then use as collateral to borrow from local banks.

Over the last year these investment companies, which have also been likened to the highly leveraged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set up by Western banks to shift subprime assets off their balance sheets, have run up bank debts estimated at anywhere between 8 trillion yuan (HK$9.1 trillion) and 11 trillion yuan to finance local government-sponsore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ccording to Victor Shih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se debts could reach 24 trillion yua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 UDICs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ramping up mainland land prices over recent months, as rising land prices boost the value of their collateral, allowing them to borrow more.

Much of the money borrowed is then not used to fund genuin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ut instead is ploughed into ever more speculative property developments. But fears of a crunch are mounting 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oves to cool overheating in the property market.

Tighter credit conditions and falling property prices will eat into the UDICs' cash flow, eroding their debt service capability. Meanwhile, declining land prices will undermine the value of their collateral. The inevitable result will be a sharp increase in bad loan levels, especially among the local banks which have lent most lavishly to fund new projects.

Quite how big the problem will be is uncertain. Ratings agency Standard & Poor's believes bad loans could rise by as much as 2.7 trillion yuan, pushing non-performing asset levels close to 8 per cent and wiping out the capital bases of many smaller banks. Analysts at Nomura warn that in a worst case scenario 12 trillion yuan of loans could turn bad pushing non-performing asset ratios to 20 per cent and necessitating an urgent government bailout of the banking system.

Most observers believe the government's balance sheet is in a healthy enough state to cope with the resulting increase in official debt levels without too much difficulty. Even after a bailout, Beijing would have a lower debt level than most developed world governments.

But there is another problem. A banking crisis followed by a fresh bailout will further delay financial system liberalisation. At least some of the bad assets will remain on the banks' books restricting their ability to fund productive new investments. Meanwhile, both deposit and lending rates will remain regulated while credit will continue to be directed towards state sector concerns. The upshot will be inefficient capital allocation and the continued financial repression of private sector companies and ordinary consumers, making it much more difficult to rebalance the economy towards domestic consumer demand.

As a result, it is hard to see how China will be able to maintain high growth rates while boosting domestic consumption.

But then maybe you have to be an eminent professor of economics with the benefit of a long-distance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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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s for China in a dusty old book on Japan


"The world today stands at the brink of a depression that could equal or surpass that of the 1930s. The huge US trade deficits that have powered world economic growth cannot continue. At some poin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un a trade surplus, which means a swing in its accounts of roughly US$400 billion. If the world economy is not to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other countries must pick up this slack. With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China is the prime candidate; hence the incessant demands from Washington that China stimulate its domestic economy."

The paragraph above sounds depressingly familiar. It could have been lifted from any number of books, position papers or newspaper commentaries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ritten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It could have been, but it wasn't.

In fact it was written in 1988. All I've done is switch the target of the original writer's complaints from Japan into China, and double the size of the swing needed to bring the US trade balance into surplus from US$200 billion to US$400 billion.

The paragraph in question is taken from the 1988 best-seller Trading Places: how America is surrendering its future to Japan and how to win it back by former US trade negotiator Clyde Prestowitz.

But although Prestowitz's book is now more than 20 years old, its themes will be instantly recognisable to today's readers.

At the time, the US seemed destined for terminal decline, it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number one economic superpower threatened by a newly assertive Japan.

Directed by a powerful central government keen to promote strategic economic sectors and insulated from competition by protectionist barriers, Japan's corporations were rapidly hollowing out America's defenceles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unning up a huge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in the process.

Meanwhile, with the fragility of the US model exposed by a shattering financial crisis - the Black Monday stock market crash of 1987 - Japan was fast achieving financial dominance over the US too.

Giant Japanese banks were snapping up stakes in leading Wall Street lead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US government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reliant on Japanese purchases of Treasury bonds to fund its budget deficits, prompting fears of further financial disaster should the Japanese stage a buyers' strike.

The United States look[s] ever more like a developing country. It imports hig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from Japan and, aside from airplanes... exports to it mostly commodities, such as logs and soybeans, Prestowitz complained.

Before they were even half way through his book, readers were left in no doubt that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 doomed, and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S would be little more than a subservient colony, dominated by an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Japan.

Except of course things didn't go according to Prestowitz's script. What he had interpreted as Japan's unstoppable economic rise was in fact a gigantic bubble. Within three years of the book's publication, the balloon had burst, plunging Japan into a slump it is still struggling to escape 20 years later.

國進民退

節錄



福記（1175）爭購戰打得火熱，誰知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被中糧「搶了去」，令外界再次關注近年頻頻出現的「國進民退」個案和現象。

自金融海嘯以來，內地政府推出大規模刺激計劃，在航空、房地產、鋼鐵等多個領域，紛紛出現國企收購民企或重組、兼併的現象。「國進民退」一時成為熱議的經濟問題。據一項針對企業中高層的調查顯示，超過百分之七十的人士認為，目前內地存在「國進民退」，但中國官方卻一直否認。

所謂「國進民退」，就是「國企發展擠佔民企生存空間」。業界認為，經濟危機令「國進民退」來勢洶洶，中糧入股蒙牛、山東鋼鐵重組日照鋼鐵、國有煤炭大型企業「收編」山西私有中小煤礦、大型央企頻爭房地產市場「地王」等事件，都證明這一趨勢。

經濟學家許小年則認為，去年「四萬億」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都傾向於扶植重點企業、增加行業集中度，而重點企業、排名較前的企業不是央企，就是地方國企，因此，民營中小企很難受惠，大型國有企業的擴張勢頭必然得到強化。

民營企業家、江西泰豪集團董事長黃代放昨天在全國政協工商聯界小組討論時表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希望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我非常同意，希望民營企業也能更有尊嚴」。

黃代放的發言在民營企業家委員中得到了共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內地很多中小企業面臨困境，很多輿論都擔心內地目前的「國進民退」的局面。

據新華網報道，全國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呼籲政府要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給予更公平的待遇。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過去一年，內地民營中小企業受傷最重，同時還面臨門檻高、融資難和負擔重等諸多問題。有調查顯示，全社會八十多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七十二種，允許外資進入的有六十二種，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只有四十一種。

此前，在經濟界委員的聯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說︰「非公經濟三十六條已經公布五年了，但是民營企業『非禁即入』的原則，仍未得到貫徹落實。」二○○五年，政府出台「非公經濟三十六條」，首次提出了民營經濟在行業準入方面「非禁即入」的原則，即除去法律中明確禁止其進入的投資領域之外，民營資本都可進入。但在實際情況中，該條款的落實並非如此。

此外，融資難也是民營企業面臨的一大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浙江東信集團董事長張澤熙認為，對中小企業的扶持措施還要「沉下去」。金融危機後，很多中小企業資金緊張，而大型銀行機構救援不及，應大力發展基層金融機構。

即使邁過准入和融資這兩道「門檻」的民營企業仍不輕鬆，在市場經濟競爭中，它們的對手常常是央企這樣的「龐然大物」。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工商聯主席張元龍說，國有企業去年取得一萬三千多億元的利潤，成績很不錯，但國有企業的發展「不能沒有邊界」，在競爭性的領域要限制國企的發展。

「能不能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是現在民營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民間資本的渠道如果都堵死了，那麼只可能涌入股市、樓市，造成經濟虛高。」張元龍說。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社科院城市與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張泓銘建議，央企應退出房地產市場。

他認為，央企的特殊使命是執行國家的重要經濟功能，主要從事同國家安全、重大資源密切聯繫的重大產業，而非參與國內的一般性市場競爭。

辜勝阻建議，政府應降低創業門檻，讓中小企業「快生長大」，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同時拓寬民間投資領域，改革審批制度。

辜勝阻並呼籲大力發展政策性金融，構建多層次金融體系，放開民間資本對金融的市場準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同時對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貼息貸款，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

“國進民退”是一個富有爭議性的話題，它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正在召開的“兩會”上。盡管官方的回答是永遠否認存在“國進民退”。比如，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趙正用一組詳實的數據駁斥了“國進民退”的說法，但參加兩會的政協委員仍然對國企進行密集炮轟。

有沒有“國進民退”？先來看趙所提供的這組2009年數據，它包括工業增加值、企業總資產、從業人員、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共5個方面，還是很全面的。數據顯示：在工業增加值方面，私企是18.7%，國企是6.9%；在企業總資產方面，私企增長20.1%，國企增長14%；在從業人數方面，私企增加5.3%，國企增加0.8%；在主營業務收入方面，私企增加18.7%，國企則降低0.2%；至於企業利潤，私企增加17.4%，國企下降4.5%。

如果人們不懷疑數據本身，確實看不出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此前，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也用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認為不存在“國進民退”。由此可見，“國進民退”在數據上很難成立。這個不承認不行。然而，問題是，為什麼人們對“國進民退”的印象又相當強烈呢？一種解釋是，官方的判斷是依據宏觀數據，民間輿論更多來自微觀的感受。感受自然沒有數據來得客觀和說服力，難怪官方能夠理直氣壯地對此加以否定。盡管如此，也有一些政協委員，如全國政協常委、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坦承，“國進民退”個別現象確實存在，不承認這個也不對。

縱使數據不支持“國進民退”，它在這幾年中，特別金融危機以來，的確存在，而且不是個別現象，是一種很明顯的趨勢。數據當然是判斷方式之一種，從某個角度而言，甚至是最重要的判斷方式。但是，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中，用數據來判斷有無“國進民退”，很可能會失靈，這是因為，國企的競爭力普遍不強，試圖以國企創造的工業值、營業收入、就業和利潤等的下降來說明不存在“國進民退”，說服力不強。

所以，除了數據外，需要從其他方面進行補充。可從以下角度去衡量“國進民退”。一是看私企能否自由進出傳統上由國企主導和壟斷的行業和領域而不受非企業因素的限制，能，則表明不存在“國進民退”，不能，則表明存在“國進民退”；二是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是否加強，加強，則表明存在“國進民退”，沒加強，則表明不存在；三是看國家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是否將更多的資源配置給國企特別是國有壟斷企業，是，表明存在“國進民退”，不是，則表明不存在；四是看國企是否從傳統的壟斷行業向競爭性行業擴張，以及國企集中度提高後是否對社會的總體效率和福利造成了不利影響，是，就是“國進民退”，不是，則不是。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下，上述四個角度比單一的數據衡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

以此觀之，近年來，尤其是2009年，存在著明顯的“國進民退”現象。雖然中國幾年前就制定了一個“非公經濟36條”，但私企要進入壟斷國企的勢力範圍幾無可能，相關部門通過一些實施細則的頒佈，用各種顯形或隱晦的規定為一些需要開放的行業和領域打造了一片“玻璃門”，看似透明，就是進不去。而金融危機以來，國家也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通過行政、資源、價格、金融、財政等方面的手段，將社會的大部分資源配置給了國企，尤其是壟斷國企，並加大了對經濟運行的微觀干預力度。例如，國家的4萬億投資和天量信貸，都投放到“鐵、公、機”等基建中去了，而這些行業基本是由國企壟斷。可以說，國企是國家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另外，在金融危機中，國企到處擴張，握著大量金錢投入非自身主業的競爭性領域和行業，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就是被社會詬病的央企地王。最後，國企在一些重要的基礎性行業占據主導地位，且集中度越來越高，這些行業大都是利潤豐厚的壟斷行業，且伴隨著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利潤迅速增加，但它們又沒有將利潤回饋給國家，用于改善民生。例如，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有資本的配置出了問題，國有資本很大程度上配置於市場領域而不是公共領域。國企創造利潤能力太差

因此，對“國進民退”的問題要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不能把眼睛僅僅盯在企業數量的增減和利潤等方面。如果因為國企數量和利潤等的下降就得出不存在“國進民退”的結論，反而會遮蓋問題的本質，不利於問題的解決，甚至會惡化問題。從全世界來看，國有企業普遍因為效率的問題而主要承擔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所以，除個別國家外，世界各國國企的數量很少，對國企的考核也不是以利潤為指標。自然，國企佔用的社會資源也不多。在那兒，人們不用擔心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

中國的情形恰好相反。根據一些學者的統計，佔有資源不到40%的非國有經濟，其每年創造的GDP增長近70%，吸納的勞動力更在80%以上。而佔有社會資源60%以上的國企，每年對GDP增長的貢獻卻不足30%，吸納的勞動力不到20%。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國有銀行等少數央企外，絕大多數國企包括央企要麼經營困難，要麼產能過剩，要麼面臨大面積的政策性虧損。它們不但向國家交不了利潤，反要國家注資營救。這種情況2009年尤其明顯。所以，盡管國家4萬億的投資主要由以央企為代表的國企承擔，但央企仍然出現“雙降”。因而，嚴格說來，趙提供的一組數據只能說明國企創造利潤的能力實在太差，並不能支持不存在“國進民退”。

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國有企業本來就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形式而存在，其數量比私企要少得多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經濟現象。但如果說，基於中國國情，需要賦予國企尤其是央企一些特殊使命和特殊權力的話，它們也只應在國家劃定的那個經營範圍從事經營活動。假如央企認為可以憑借這種特殊權力而越出“雷池”，人們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國進民退”。因此，看待“國進民退”，應該剝開其實質，而非僅僅看表象和數據。

長息的頭肩底、金價「頭肩底」4 月發力

羅耕



美國上周公布就業數據，好過預期。觀乎非農就業職位，除汽車業有季節性炒人及政府教育部門「退市」之外，其餘幾乎所有行業，包括最差的建造業，數字皆有改善。聯儲局延遲加息，理據還不過是就業欠佳，如今就業改善，加息憧憬自然升溫。大半年前談過二個頭肩底──長息與金價，本周重溫一下。今天先看美國十年期國債孳息。

觀圖可見，個頭「歪埋一邊」，對稱軸本應於2009年2月、3月間（綠虛線）。對稱軸左起三格半（2008年初）為上次破頸線位；對稱地看，下次掉頭破頸線位應於對稱軸右起三格半（今年5月初）。另，頭肩底始於對稱軸左起五格即2007年6月的5.4厘。今次回馬槍，對稱地看，目標也應是5.4厘，時間則於對稱軸右起五格即今年年底。

不妨留意聯儲局的《有關銀行放款做法的高級貸款員意見調查》（Senior Loan Officer Opinion Survey on Bank Lending Practices）及一眾信貸數據，近期確有見底回升之象。信貸一增，通脹必返。市場只要再多看二次數據，應能確認此象。屆時應剛好是5月，即是長息突破頸線位時。




觀圖多者，自會對圖有所感覺。看到近期金價走勢，很自然會聯想到2008/09年的大型「頭肩底」。將近期時間軸拉闊四倍、價格軸打個四折，即見二段走勢確甚相似，就連「崩頭」一段（藍的2008：10，紅的2010：2）也餅印一樣。由是觀之，目前尚未破頸，反而本月中後會回調至近1100美元，這應是買入之時（見圈）。真正發力是4月下旬，5月中料高見近1210美元（右軸或有誤差）；連同去年11月初高位，金價似造雙頂。

有何因素驅使金價爆上？配合昨天長息拼圖，二者爆上似非偶然，背後應是同一股力量在作祟──這正是通脹。換言之，昨今二圖會否應驗，很視乎通脹是否真有壓力。然而，通脹有否壓力，卻毋須以拼圖等旁門左道之法來觀之。眾所周知，通脹壓力可以從銀行信貸（consumer credit）、勞工成本（hourly earnings, unit labor cost）、生產成本（PPI）及產能使用（capacity utilization）等得知。識者應知，這些數據已回升了好一段日子。

今回通脹絕不簡單。即使金價短期內造了雙頂，但長線來說，應遠未見頂。

側面看中國經濟

陳大為



前天在電台和跟上海友人中聽到，內地的公務員、國企和一些被鼓勵的外企帶頭增加屬下員工的薪金15至25%不等，有個別公司甚至達到30%之譜。

不錯，不少內地公司，無論出口還是內需，2009年下半年比上半年的營業額都改善了不少，但是別忘了和2008年相比，生意額都大跌五、六成。

所以，就算回升50%，和2008年相比仍然是下跌了25%。偏偏在生意尚未完全恢復正常之際，人工上升了15至25%。再者，對企業來說，再加上「四金」，就等於勞工成本上升了22.5至37.5%。


滬中小企經營困難

當然，對於公務員和國企來說，這是可以承受的。對於被鼓勵的外企來說，則相信在國家或地區政府的一些項目的爭取上會有更高得分。但是，其餘的民企和外企則將會在沒有政策的照顧下，面對原料和人工上升，甚至請不到足夠工人的問題。

按道理，人工加了，市面消費應該會旺盛。某程度上，的確如此。以上海來說，單是筆者居住的區域，最近已經有三個新的購物中心開業。儘管都不在交通最方便的位置，周末時仍然很多人在那裏購物。更不用說那些一向都旺盛的購物廣場，更是車水馬龍。

不過，與此同時，有兩點值得留意。

第一、 在這些商場的零售店，除電器舖外，多數是外資或者最起碼是中外合資品牌，賣的也主要不是國產品牌。

第二、當這些大型購物中心開始增多的同時，一些原本聚集獨立小商店和小餐廳的地段，如巨鹿路、北京西路、新閘路等等則受影響而關門。更重要的是，大型購物商場內的都是大路的連鎖品牌，而這些小商店則更多是個人或者家庭小本經營。

換句話說，在「谷內需」加薪和用政府政策扶持特定的行業和企業下，不受政府「祝福」的中小企，生意經營更為困難，令經營中的生意關門外出打工或者乾脆失業，同時又令受祝福的在缺乏競爭下，引致產品質量和服務質素下降。

更要命的是，當中小企經營困難，國企和外企則資金成本低，兼審批容易下，資金湧向資本市場，抬高股票和樓價，令到市民甚至中小企業主寧可炒樓、炒股都不願意創業，扼殺了最活躍經濟的小企業的生存和壯大機會。


專注炒股 不理生意

現在中國市民對股市的熱情仍然高漲：當筆者路過平常逛逛的一些小商店（文具店、影碟店、小藥房甚至小服裝店）時，發現店主（有些連店員）都聚精會神看股票報價機，「眼定定」看著陰陽燭和RSI，用上海話嘀嘀咕咕的商量到底股市和後市如何，甚至不理熟客，專注炒股。對於投資老手來說，這意味什麼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筆者也發現在上海內環和北京的金融街至三環那些和商場一起的新建辦公樓 ，就算下面的商場再大、再美、再旺場，辦公樓的「水牌」 顯示有些層數（整層）是空租的。

有些辦公樓甚至是「絕對空虛」，這種苦況英文《中國日報》亦曾報道。至於業主，物管和銀行在「蝕到空虛」的情況下，如何生存就真是「木宰羊」。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國內外的投資和生意，肯定不如一些政府部門和地產發展商般「繁盛」。

利之所在 中港樓市難壓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本報「冷熱財庫」專欄昨天以〈大國總理、小城財爺、高樓價同束手〉為題，比較中港兩地「話事人」最近不約而同宣稱壓抑樓市，但都有不知從何入手之嘆。過去政府要冷卻樓市只會在香港發生，內地要為經濟降溫，通常都針對菜籃子，管制肉價菜價米價，從來沒有聽過要打壓樓價！內地跟香港看齊，要向樓市過熱現象開刀，反映出中國近幾年富裕階層不斷壯大，他們對置業改善居住環境有強烈需求，把中港兩地要同時冷卻樓市的現象相提並論，可做的文章甚多。

但是，說政府對高樓價束手無策則明顯跟事實不符，不要說事事都可以管的中國政府，即使號稱大市場、小政府的特區建制，政府一樣擁有不同手段足可把樓市調控得貼貼伏伏，問題只在於決心，及經濟結構是否令政府願意對樓市痛下殺手。以香港為例，董建華先生年代提出的八萬五房屋政策一度令樓市土崩瓦解，即使港英時期政府也先後在按揭成數、調整印花稅以至由政府興建居屋及各種方法津貼市民買樓上成功令樓市降溫；但由始至終，香港政府都不願（也不會）對樓市作過度壓抑，因為房地產市場的收益是本地公共財政主要來源，過去如此，今天亦然，這是我們在今年預算案公布時政府煞有介事聲稱要為樓市降溫、但因利之所在我們認為政府僅會喊口號而不會做實事的根本原因。真要令樓價回落，特區政府可以從土地和物業供應入手，也可以從徵稅、按揭以至在買賣手續上施加各種規限，務求令供應增加、轉手成本上升，樓市投機客衡量成本效益和風險之後，自會因應收歛。問題是，特區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

同樣道理，總理溫家寶聲言對蝸居感同身受，一再向人民保證會管好樓市，但房地產涉及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其他如銀行、稅收部門等都因樓市壯旺而成為得益者，它們是否真心願意協助中央政府整頓樓市？即將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現在盛傳會成為內地調控樓市的分水嶺，即政府會在兩會期間再次加強力度，嚴厲整頓樓市，但成效如何，沒有人可以提供肯定答案。

中國政府調控樓市始於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國務院推出「加強房地產市場引導和調控的八條措施」（即所謂國八條），但市場觀望一段短時間後，樓價繼續上升，國八條形同虛設。到了零六年五月十七日，國務院再推出國六條，以穩定樓價為目的，加強中小住宅和廉租屋的供應，但結果仍然無效，地方政府繼續高價賣地、招商引資，而銀行系統則向大型發展商繼續提供巨額放貸；結果，樓價不跌反升。

眼見樓市一浪高於一浪，而中東杜拜的地產泡沫終於在去年爆發，國務院於是在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及今年的一月十日再推出國四條和國十一條，從過去要鼓勵、促進房地產發展，改為以調控政策為主，強調要「壓房價、抑投機」，首次提出要實施差別化的住房稅收政策和信貸政策，並要規範中央企業在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國務院對整治樓市的決心不可謂不大，而且出台政策一次比一次嚴厲，但為何樓市愈壓愈升？是因為政策太溫和？還是地方政府、發展商、參與物業市場的央企及眾多利益團體陽奉陰違，抵制政府的調控措施，令內地樓市始終無法冷卻下來？

兩會期間，不少政協和人大委員準備以提案方式要求政府進一步壓抑樓市，有民意掙腰，政府自然可以放手推出更嚴厲的措施，其中國土部據說會加強與證監會、銀監會的協調，對準房企土地融資環節，聯手加以對付。我們一直認為，以房地產作為政費主要來源的模式，即使在香港也衍生出諸多後遺症，如果全國都效法香港，其對內地民生、金融系統以至社會穩定都會造成無可估量的風險，對此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觀；我們向來認為內房股風險大，原因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