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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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記（1175）爭購戰打得火熱，誰知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被中糧「搶了去」，令外界再次關注近年頻頻出現的「國進民退」個案和現象。

自金融海嘯以來，內地政府推出大規模刺激計劃，在航空、房地產、鋼鐵等多個領域，紛紛出現國企收購民企或重組、兼併的現象。「國進民退」一時成為熱議的經濟問題。據一項針對企業中高層的調查顯示，超過百分之七十的人士認為，目前內地存在「國進民退」，但中國官方卻一直否認。

所謂「國進民退」，就是「國企發展擠佔民企生存空間」。業界認為，經濟危機令「國進民退」來勢洶洶，中糧入股蒙牛、山東鋼鐵重組日照鋼鐵、國有煤炭大型企業「收編」山西私有中小煤礦、大型央企頻爭房地產市場「地王」等事件，都證明這一趨勢。

經濟學家許小年則認為，去年「四萬億」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都傾向於扶植重點企業、增加行業集中度，而重點企業、排名較前的企業不是央企，就是地方國企，因此，民營中小企很難受惠，大型國有企業的擴張勢頭必然得到強化。

民營企業家、江西泰豪集團董事長黃代放昨天在全國政協工商聯界小組討論時表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希望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我非常同意，希望民營企業也能更有尊嚴」。

黃代放的發言在民營企業家委員中得到了共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內地很多中小企業面臨困境，很多輿論都擔心內地目前的「國進民退」的局面。

據新華網報道，全國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呼籲政府要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給予更公平的待遇。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過去一年，內地民營中小企業受傷最重，同時還面臨門檻高、融資難和負擔重等諸多問題。有調查顯示，全社會八十多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七十二種，允許外資進入的有六十二種，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只有四十一種。

此前，在經濟界委員的聯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說︰「非公經濟三十六條已經公布五年了，但是民營企業『非禁即入』的原則，仍未得到貫徹落實。」二○○五年，政府出台「非公經濟三十六條」，首次提出了民營經濟在行業準入方面「非禁即入」的原則，即除去法律中明確禁止其進入的投資領域之外，民營資本都可進入。但在實際情況中，該條款的落實並非如此。

此外，融資難也是民營企業面臨的一大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浙江東信集團董事長張澤熙認為，對中小企業的扶持措施還要「沉下去」。金融危機後，很多中小企業資金緊張，而大型銀行機構救援不及，應大力發展基層金融機構。

即使邁過准入和融資這兩道「門檻」的民營企業仍不輕鬆，在市場經濟競爭中，它們的對手常常是央企這樣的「龐然大物」。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工商聯主席張元龍說，國有企業去年取得一萬三千多億元的利潤，成績很不錯，但國有企業的發展「不能沒有邊界」，在競爭性的領域要限制國企的發展。

「能不能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是現在民營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民間資本的渠道如果都堵死了，那麼只可能涌入股市、樓市，造成經濟虛高。」張元龍說。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社科院城市與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張泓銘建議，央企應退出房地產市場。

他認為，央企的特殊使命是執行國家的重要經濟功能，主要從事同國家安全、重大資源密切聯繫的重大產業，而非參與國內的一般性市場競爭。

辜勝阻建議，政府應降低創業門檻，讓中小企業「快生長大」，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同時拓寬民間投資領域，改革審批制度。

辜勝阻並呼籲大力發展政策性金融，構建多層次金融體系，放開民間資本對金融的市場準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同時對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貼息貸款，降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

“國進民退”是一個富有爭議性的話題，它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正在召開的“兩會”上。盡管官方的回答是永遠否認存在“國進民退”。比如，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趙正用一組詳實的數據駁斥了“國進民退”的說法，但參加兩會的政協委員仍然對國企進行密集炮轟。

有沒有“國進民退”？先來看趙所提供的這組2009年數據，它包括工業增加值、企業總資產、從業人員、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共5個方面，還是很全面的。數據顯示：在工業增加值方面，私企是18.7%，國企是6.9%；在企業總資產方面，私企增長20.1%，國企增長14%；在從業人數方面，私企增加5.3%，國企增加0.8%；在主營業務收入方面，私企增加18.7%，國企則降低0.2%；至於企業利潤，私企增加17.4%，國企下降4.5%。

如果人們不懷疑數據本身，確實看不出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此前，國家統計局長馬建堂也用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認為不存在“國進民退”。由此可見，“國進民退”在數據上很難成立。這個不承認不行。然而，問題是，為什麼人們對“國進民退”的印象又相當強烈呢？一種解釋是，官方的判斷是依據宏觀數據，民間輿論更多來自微觀的感受。感受自然沒有數據來得客觀和說服力，難怪官方能夠理直氣壯地對此加以否定。盡管如此，也有一些政協委員，如全國政協常委、工商聯黨組書記胡德平坦承，“國進民退”個別現象確實存在，不承認這個也不對。

縱使數據不支持“國進民退”，它在這幾年中，特別金融危機以來，的確存在，而且不是個別現象，是一種很明顯的趨勢。數據當然是判斷方式之一種，從某個角度而言，甚至是最重要的判斷方式。但是，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中，用數據來判斷有無“國進民退”，很可能會失靈，這是因為，國企的競爭力普遍不強，試圖以國企創造的工業值、營業收入、就業和利潤等的下降來說明不存在“國進民退”，說服力不強。

所以，除了數據外，需要從其他方面進行補充。可從以下角度去衡量“國進民退”。一是看私企能否自由進出傳統上由國企主導和壟斷的行業和領域而不受非企業因素的限制，能，則表明不存在“國進民退”，不能，則表明存在“國進民退”；二是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是否加強，加強，則表明存在“國進民退”，沒加強，則表明不存在；三是看國家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是否將更多的資源配置給國企特別是國有壟斷企業，是，表明存在“國進民退”，不是，則表明不存在；四是看國企是否從傳統的壟斷行業向競爭性行業擴張，以及國企集中度提高後是否對社會的總體效率和福利造成了不利影響，是，就是“國進民退”，不是，則不是。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下，上述四個角度比單一的數據衡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

以此觀之，近年來，尤其是2009年，存在著明顯的“國進民退”現象。雖然中國幾年前就制定了一個“非公經濟36條”，但私企要進入壟斷國企的勢力範圍幾無可能，相關部門通過一些實施細則的頒佈，用各種顯形或隱晦的規定為一些需要開放的行業和領域打造了一片“玻璃門”，看似透明，就是進不去。而金融危機以來，國家也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通過行政、資源、價格、金融、財政等方面的手段，將社會的大部分資源配置給了國企，尤其是壟斷國企，並加大了對經濟運行的微觀干預力度。例如，國家的4萬億投資和天量信貸，都投放到“鐵、公、機”等基建中去了，而這些行業基本是由國企壟斷。可以說，國企是國家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另外，在金融危機中，國企到處擴張，握著大量金錢投入非自身主業的競爭性領域和行業，這方面的一個典型，就是被社會詬病的央企地王。最後，國企在一些重要的基礎性行業占據主導地位，且集中度越來越高，這些行業大都是利潤豐厚的壟斷行業，且伴隨著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利潤迅速增加，但它們又沒有將利潤回饋給國家，用于改善民生。例如，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有資本的配置出了問題，國有資本很大程度上配置於市場領域而不是公共領域。國企創造利潤能力太差

因此，對“國進民退”的問題要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不能把眼睛僅僅盯在企業數量的增減和利潤等方面。如果因為國企數量和利潤等的下降就得出不存在“國進民退”的結論，反而會遮蓋問題的本質，不利於問題的解決，甚至會惡化問題。從全世界來看，國有企業普遍因為效率的問題而主要承擔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所以，除個別國家外，世界各國國企的數量很少，對國企的考核也不是以利潤為指標。自然，國企佔用的社會資源也不多。在那兒，人們不用擔心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

中國的情形恰好相反。根據一些學者的統計，佔有資源不到40%的非國有經濟，其每年創造的GDP增長近70%，吸納的勞動力更在80%以上。而佔有社會資源60%以上的國企，每年對GDP增長的貢獻卻不足30%，吸納的勞動力不到20%。除了中石油、中石化、國有銀行等少數央企外，絕大多數國企包括央企要麼經營困難，要麼產能過剩，要麼面臨大面積的政策性虧損。它們不但向國家交不了利潤，反要國家注資營救。這種情況2009年尤其明顯。所以，盡管國家4萬億的投資主要由以央企為代表的國企承擔，但央企仍然出現“雙降”。因而，嚴格說來，趙提供的一組數據只能說明國企創造利潤的能力實在太差，並不能支持不存在“國進民退”。

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國有企業本來就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形式而存在，其數量比私企要少得多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經濟現象。但如果說，基於中國國情，需要賦予國企尤其是央企一些特殊使命和特殊權力的話，它們也只應在國家劃定的那個經營範圍從事經營活動。假如央企認為可以憑借這種特殊權力而越出“雷池”，人們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國進民退”。因此，看待“國進民退”，應該剝開其實質，而非僅僅看表象和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