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爲王”第二階段

時寒冰


（一）罕見的經濟形態

一個新的階段即將開始，時間就在2010年5月後。

歐元今天的命運，是昨天的延續——對照《中國怎麽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的論述，對今天的場景，可謂一清二楚。

對於通貨膨脹，同樣是在2008年12月底正式上市的《中國怎麽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這本書中，我用了整個一個章節（即第7章）來闡述“全球性通貨膨脹要來了！”，小標題分別是：通貨膨脹前的可怕寂靜；美國向世界輸出通貨膨脹；通脹之害誰也逃不了……

這種當時看起來顯得愚昧可笑的觀點，已經無人再報以嘲諷。

我要說的是：我們已經經歷的，只是通脹的第一階段——它是實實在在的通貨膨脹。更猛烈的通脹，正在展開。這種通脹與以往通脹的區別是：它是由貨幣的大幅貶值和人們對紙幣信任感的降低引起，而非因供應的短缺引起。當禦用經濟學家還在喋喋不休地以商品的供應充足爲依據，論述通脹只有預期而沒有實際通脹的理論時，通脹正在進入另一個階段。

歐元武功被廢後，以黑色金子爲統帥的大宗資源類商品的全面上漲時代將快速來臨——我在2010年3月17日《貨幣戰爭悲壯的英雄：帕潘德裏歐》一文中已經指出：索羅斯此役重在利，而非讓歐元分崩離析；美國希望重創歐元，使得歐元的信譽度、影響力下降，也非讓歐元死掉——至少，兩者都不希望歐元現在死掉。

“資源爲王”時代，以不可阻擋的姿態，再次快速到來。

這是世界性的。

一切都將在悄然無聲中展開，在瞠目結舌中結束。眼淚澆滅不了通脹之火。當《中國怎麽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中的推論成爲現實，另一種經濟形態已成雛形：我此前的文章中已經預言，未來將是通貨膨脹與供應過剩並存——這是一種過去罕見的經濟形態，也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經濟形態。

2009年12月16日，我在《通貨膨脹早已在我們身邊（兼談房價）》一文中寫道：“這些投資就是未來的供應！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過度信貸支撐的情況下，才能與中國的出口相對接，消化掉中國過剩的産能，在次貸危機後，由於美國消費者已經透支了未來若干年的消費，他們的消費能力今非昔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仍然大規模地進行投資，一旦這種供應能力在未來釋放出來，産能過剩的嚴重局面情何以堪？這將在未來讓中國作繭自縛——一方面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成本上升，一方面是大量産品積壓。也就是說，在通貨膨脹之後，中國將步入輸入型通貨膨脹與國內的通貨緊縮共存的經濟形態！”

壓人民幣升值（狙擊歐元後即正式展開），出口下降，結果是：相關産能過剩。

大規模投資供應增加，民衆收入和購買力跟不上，加之相關投資專案本身就已是過剩專案，結果必然是：相關産能過剩。

都在回到一個點上。

這恰是最至關重要的點。

雙重過剩的結果是，爲了GDP和就業，只能繼續搞投資，搞投資只能繼續注資，注資缺錢只能繼續走投放基礎貨幣之路——回到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下。

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否，都改變不了對內持續貶值的命運。

我們的通脹不完全是輸入型的，更有貨幣貶值的因素——龐大的投資專案一旦展開，需要資金源源不斷地注入。

次貸危機中，中國最大的依託是民衆手中的儲蓄！經濟學界普遍認爲，儲蓄最大的動力源于對未來不確定預期的擔憂。中國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房價、醫療、教育、養老等費用節節高，促使人們在惶恐不安中像蜜蜂一樣勤奮地勞動，儲蓄資金。

但是，房價等的快速上漲，像吸血鬼一樣在抽幹這些儲蓄。

儲蓄在枯萎。

家庭在負債。

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統計表明，北京、上海等中國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體負債率高於一些歐美家庭，北京的家庭債務比例高達122％，上海、青島、杭州等城市家庭債務比例分別達到155％、95％、91％。

中央在赤字。

2007年中央財政赤字2000億元，占GDP的比重爲0.8%
2008年，中央財政赤字1800億元，占GDP的比重爲0.6%。
2009年，中國財政赤字規模爲95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7500億元，中央財政爲地方代發了2000億元的地方債，占GDP的比例爲2.8%。
2010年，財政赤字計劃爲10500億元，其中中央8500億，代發地方債 2000億，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3%以下。國際上通行的馬約標準：赤字率3%一般設爲國際安全線。2010年全國財政赤字預計占GDP的2.8%，但是，如果GDP被注水、加上未統計在內及其他隱性財政赤字，則可能已經大大突破國際安全線。

地方負債迅速膨脹。

截至目前，商業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餘額已達7萬億左右。以地方政府負債中85%來源於銀行信貸來粗略計算，當前地方政府負債餘額已超過8萬億。7萬億左右的貸款占我國商業銀行人民幣貸款餘額39.97萬億的18%，商業銀行2009年信貸擴張衝動爲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系統風險隱患。——2010年3月3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據瑞信的估計數位，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含地方政府下屬企業）的總負債規模將達12.5萬億元。

從上到下，都在負債，都在透支未來的財富和勞動。那麽，貨幣依託的基礎是什麽？財富透支、環境透支、健康透支、土地透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的任何紙幣，它的唯一趨勢只能是貶值；那麽，當儲蓄優勢不復存在，整個經濟體正在失去一個最重要最天然的屏障，該如何應對下一次危機？——當然，我更希望危機永遠不光臨我們這片苦難的土地。

（二）被濫用的凱因斯理論

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政府從來都不是做經濟的好手——真正的好手是企業家，是私人。即便當年的羅斯福總統，把美國經濟拉出低谷的也不是他的新政，而是歐洲戰事引發的以軍需物質供應爲基礎建造起來的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恰恰是此前政府的不當干預，引發了美國1929年的經濟危機。

有兩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曾經預言到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到來。一位是米塞斯（被譽爲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院長”），一位是哈耶克（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認爲，美國上世紀20年代持續實行的擴展性貨幣政策，即低利率和龐大的信貸投放，最終引發了大危機。

危機發生後，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進行了強力干預，正是它的干預，導致了經濟形勢的惡化。

1932年12月6日，胡佛在其第四個年度國情咨文中說：“聯邦政府只能扮演一個規範性的角色，而不能成爲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參加者……政府干預經濟生活，不僅危害了美國人民生活中極寶貴的品質，而且打擊了自治的基礎。”

人們忽略了胡佛的反省，而將其失敗歸結到干預不夠徹底上面。

於是，羅斯福實行了更強有力的干預政策。

這種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私人投資。1931年——1938年，美國政府年均預算赤字17億美元，1936年達到29億美元，而私人投資卻從1929年的160億美，下降到1937的114億美元（期間更有10億美元的最低谷，114億美元還是恢復後的數位）。

政府投資是把雙刃劍，所幸的是，當年美國政府主導的投資，主要還在公共領域，並未大幅擠壓私人的投資空間。羅斯福真正取得偉大成就之處在于，它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機制和以法律爲基礎構築起來的公平市場機制，重新恢復了信心。歐洲戰事幫助美國培育起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美國擺脫了泥潭。

但是，羅斯福爲干預經濟而設立的名目繁多的政府機構，導致政府機構臃腫和政府人員大規模增加，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而新增的聯邦政府債務，和快速拉大的貧富差距，更是深深困擾著美國。如果不是通過戰爭與貨幣博弈轉嫁了相關矛盾，羅斯福的日子絕不好過。

遺憾的是，所有的人都記住了羅斯福輝煌的成就，而忘記了他留下的問題，一如人們忽略胡佛的自省時那樣徹底。這一切，都爲了證明：凱因斯理論是偉大正確的，爲自己濫用這種理論提供依據。

後來的貨幣學派的領袖，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通過研究認爲，造成美國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原因，恰是美國政府過度干預經濟運行造成的惡果。1963年，弗裏德曼與施瓦茨合著的《美國貨幣史》提出，如果不是在1913年成立了聯邦儲備局，如果不是美聯儲過度干預經濟，1929年的經濟危機原本就不會出現。弗裏德曼認爲，上世紀30年代的全球經濟災難實是源于一場普通的金融風暴，由於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誤，錯誤的緊縮貨幣供給進一步惡化了這場風暴，最終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大恐慌。對此，現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在2002年慶祝弗裏德曼90歲生日時說：“有關大蕭條，你是正確的，我們（聯邦儲備系統）當時的確做錯了。我們真的很抱歉。”

經濟發展史證明，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必然導致嚴重的畸形進而引發大危機。

但是，沒有哪一個政府不喜歡干預經濟。

世界各國政府對待凱因斯的理論，一如中國古代帝王對孔子理論的扭曲。

時間的洪流逐漸埋沒真相，即使歷史學家，也在爭論不休，羅斯福與凱因斯，到底是怎樣的關係。

美國經濟史學家福克納說：“（羅斯福）新政……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因斯的理論。”而美國歷史學家賈樂迪則認爲：“羅斯福從來沒有接受凱因斯的理論，但蕭條迫使他緊急情況下，政府支出比他的政府的稅收更多。通過這種方式，他使用了凱因斯主義方法的一部分。”更有美國學者認爲，羅斯福與凱因斯，一個作爲實踐者一個作爲理論者，共同構建了凱因斯理論。

這些爭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值得關注的是：凱因斯理論，在後來，被不懂其理論的人，運用得淋漓盡致。

（三）泣血建言

我們也在活學活用凱因斯理論。

中國4萬億救市計劃推出後，英國《泰晤士報》刊登了利奧·劉易斯的文章——《正如奧運一樣，北京的5860億美元救市計劃擊敗所有對手》，他寫道：即便前面加上“巨大”或“龐大”一類的形容詞，“一攬子金融刺激計劃”這種說法也根本解釋不了北京9日晚上發生了什麽。“奧林匹克”的意思最接近。這實在是一場北京金融刺激計劃奧運會：驚人、過度、鋪天蓋地。英國、韓國和日本等國政府爲刺激經濟實施的計劃只能算平凡普通。中國5860億美元的計劃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華盛頓拿出GDP的同樣比例實施一攬子刺激計劃，那將超過2.2萬億美元，結果會“極其恐怖”。細看之下，中國其實可能比龐大的一攬子刺激計劃更可怕……

時間發展到今天，老外也會爲自己當初沒有見過世面的感歎而羞愧：

2010年3月22日，湖北省發改委主任許克振介紹：湖北全省重大專案庫已入庫專案3.76萬個，投資總規模達12.06萬億元。這一投資計劃，接近湖北省2009年GDP（1.28萬億）的10倍。——這是自原始社會以來最驚人的投資計劃！

重慶發出了“今年開始要大幹，3年大變樣，10年脫胎換骨”的號令，開始猛推“大投資、大基地、大支柱”戰略。

2010年，天津市固定資産投資要在2009年的基礎上，再增加1000億。

河北省提出2010年要下力氣抓好專案建設，重點專案安排1300項，總投資1.6萬億元。

江蘇省計劃安排省重點建設專案200個，總投資1.7萬億元，增長24%，其中，100億元以上特大專案達到28個，50億元及以上的大型專案81個。

浙江寧波一個市計劃全年100個大專案，涉及總投資2800億，投入的力度歷史空前。

2010年，四川已確定重大專案650個。

截至2009年11月底，安徽省投資增幅已連續56個月運行在30%以上的增長區間，照此速度，

2010年安徽的投資額將超過GDP總量，這在全國是第一個。

……

這已經不是在干預經濟，而在成爲經濟的絕對主導者——這本身就已經突破了凱因斯理論的極限。但所有的這些，沒有人覺得有什麽不對。

此次抗旱，有人覺得下撥廣西的1.5億元抗旱救災資金杯水車薪，但大部分人沒有覺得什麽——很多人覺得，農業原本就應該得到這麽多啊！

爲了節省比高鐵快出的10分鐘，預計總投資350億元的上海至杭州的磁浮鐵路有望開工。質疑者已經稀稀落落。

問題在於，糧食是未來的最寶貴最重要的資源——沒有任何一種資源可以與之相比。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須以農業爲前提保障——民以食爲天。當輕農達到極致，安全的界限必然變得極其脆弱。
大規模的投資更應該優先安排到興建水利設施方面。

在“資源爲王”體系中，農業是最後一個輪動板塊——2009年9月8日，我在《金價上漲發出了什麽信號？》一文中寫道：自2009年8月起，我以黃金、有色金屬、煤炭爲核心的投資組合，變成以農業類、有色金屬、石油、黃金等資源爲核心的搭配——投資做的是預期。

農業是“資源爲王”第一階段最後一個被傳導到的板塊——它是一個周期的結束，也是另一個周期的開始。農業是“資源爲王”體系中最核心的一環。隨著第二個周期的展開，在紙幣沒有最爛只有更爛的情況下，“資源爲王”的重要性將日趨爲人所熟知。當農業股在調整期走過一段低調的輝煌後，重點配置資源類品種，黑色的金子、黃色的金子、液體的金子（以時間爲序排列）……我書中關於“資源爲王”的論述，正在進一步在現實中印證。

“資源爲王”時代，中國最需要警醒的是：我們正在一步步淪爲打工者！中國鋼鐵工業協會2010年2月9日發佈的資料顯示，2009年中國68家大中型鋼鐵企業實現利潤553.88億元，同比下降31.43％。據中鋼協統計，72家大中型鋼企銷售利潤率2007年爲7.5％，2008年降到約5％，而2009年降到了2.8％。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大礦商的鉅額利潤。力拓2009年淨利潤同比增長33％，達到47.8億美元；必和必拓下半年淨利潤漲幅134％，達61億美元；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第四季度利潤上升15％，達到15.7億美元。

中國數以千萬的人，在爲幾家鐵礦石企業打工——這只是一個縮影而已。

我泣血建言決策層，立即終止那些已經過剩的投資專案、立即終止那些在未來可能過剩的專案——我分析的結論是：那些大專案在未來90%以上的將因過剩而被淘汰！是極大的財富消耗和浪費——外力促使的人民幣升值只是中國産品全面過剩時代的一個起點。中國必須儘快走民富路線，提升民衆的購買力和幸福指數；儘快全力支援民營企業的發展，喚起私人投資的熱情，以效率更高的私人投資替代低效和高損耗的政府投資，提升整個經濟體的發展效率；儘快建立社會保障，減輕民衆的憂慮感；儘快恢復被污染的環境，提升民衆的健康素質；儘快改變房地産的掠奪性而促使其民生性的回歸，使這個民族被房地産擊碎的凝聚力和信仰重新凝聚起來。

中國最需要的不是GDP，而是積累財富！以消費財富推動GDP增長是最典型的本末倒置。

但我也深知，自己只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小螳螂，我的認識和建議只是基於一個公民膚淺的認識，僅作爲一種參考，亦可作爲飯後談資一笑了之。

感謝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