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樓市逾半高危 「東」「南」「西北」皆見問題

羅家聰



一連三次看過歐洲41國樓市近況，有些趨勢仍在向下，有些則已回穩；有些跌幅水平仍然較大，有些則已變小；另些近年橫行，或已從谷底回升。總括而言，最高危的集中於歐洲東部和南部，以及最西北端如愛爾蘭及冰島，真是東、南、西北皆見問題。

劉曉波......

練乙錚



談談劉曉波的一些犯罪文字


昨文談北京法院給劉曉波案寫的判決書，今天簡短介紹判決書省略了的「罪證」內容。「罪證」包括「○八憲章」和劉君發表過的六篇文章；前者廣為人知，故本文只談後者。據說劉君多年來發表文章三百多篇，北京法院挑的六篇，相信甚具代表性，大致上可分成三組：（一）分析中共本性的兩篇，即《多面的中共獨裁》和《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二）研究中共對內管治個案和對外影響的兩篇，即《對黑童奴案的繼續追問》和《中共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三）倡議公民民主責任和行動綱領的兩篇，即《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和《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

劉對中共性質的分析十分尖銳，對其管治實效批判更不留情面。《多面的中共獨裁》一文，提出一個這樣的觀點：「中共政權對於既得利益階層（官員和商人）也不完全放心，既保護縱容又防範控制，既鼓勵權貴們精英們發財致富又使所有既得利益者的資本積累都帶上深重的原罪：每個官員都以權謀私，每個生意人都行賄漏稅，每個知識分子都攀權附貴，讓富人們的每一分錢掙得不乾不淨。於是，獨裁者手中就握有了隨時可以追究任何人的把柄。…從統治高層的角度講，這是激烈權爭中要脅所有權貴們的最好利器，可以要脅官員們富人們對自己形成個人效忠。」這個看法點出中共管治的權術觀，批判意義比筆者更強烈。筆者的一貫看法是，黨有二重性，既是最高領導人藉以善治的機器，也是一張「立體貪腐關係網」；領導人面對廣大貪腐黨員幹部，只能採取另一種「賄賂」，即以容許某種程度貪污，換取黨員協助施政，帶有一種無可奈何。劉曉波並不這樣想；他認為貪腐本身也成為一件管治工具，而且好用之極。這令筆者想起白種人殖民者數百年前蓄意從歐洲向新大陸引入當地人身體無法對之產生抗體的病菌，以滅絕進行掠奪。現在，貪腐就是既得利益階層無法抗拒的病菌，統治者散播這種病菌，於是能夠翻雲覆雨，予取予攜。筆者認為，主觀上，黨的領導人當初是否如此盤算很難說，客觀上，貪腐能起這個作用則毫無疑問；而且，效果強化意識，幾個回合的作用和反饋，效果和意識便打通了。劉的這個看法正確的話，非常可怕；如果權力已變質至此，中共是沒救了，只能一天一天爛下去。

既對黨及其權力性質有此尖銳看法，劉曉波對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一些親民形象便一直抱有懷疑。二○○七年，山西「黑磚窰事件」曝光，各級政府拖拖沓沓官官相衛，長達十多年多如牛毛分布幾省的黑磚窰現象，最後竟被縮小為區區一個洪洞縣廣勝寺鎮裏一條村的一家黑磚窰的問題；最終被懲處的，是幾個地方小官，而且都不是免職就是「嚴重警告」了事，毫無刑事責任。（中共慣例，官員便是免職，通常也只是免一下子，不久便可復出；例如去年因毒奶事件被免職的原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已復出，擔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組專職副組長——見昨日本報第十頁報道。）因此，劉曉波在《對黑窰童奴案的繼續追問》一文裏，對甚具親民形象的胡溫的批判，十分不留情面：「早在九年前的一九九八年，湖南省石門縣新關鎮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陳建教已與山西、河北等多個地方的黑磚窰展開較量，解救出數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當陳建教先生經過長期的孤軍奮戰而感到無能為力時，他想到了求助於胡溫中央。二○○六年九月八日，他直接寫信給溫家寶總理，建議中央政府在全國開展一次整治『黑磚廠』的行動，全面解救被囚禁的奴工。然而，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溫家寶或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任何回音。試想，如果溫家寶對陳建教先生的上書迅速作出反應，治理黑窰、解救奴工、打擊犯罪的主腦和查處瀆職官員的行動，至少能夠提前半年多。胡溫中央如此對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在引發海內外震驚的黑窰奴工案曝光後，難道不應該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謝罪嗎？…胡溫上台以來，最愛表演的就是『親民秀』。然而，親民是臉上的和電視鏡頭的，而冷酷是骨子裏的、黑箱決策中的。因為，他們畢竟是現行寡頭獨裁集團的首腦，他們一定要把維護獨裁權力和特權結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會公益放在首位。此次『黑窰奴童』罪惡的曝光，戳穿了胡溫的問責諾言和親民神話。」儘管對黨的性質分析非常尖銳，對領導人批評不留情面，但劉曉波提倡的行動綱領，卻絕對溫和。他知道專政機器的威力，不能以卵擊石。怎可能不知道呢？他是八九六四「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目睹當年鎮壓全過程。在《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劉主張以和平手段「自下而上」漸進改良，推動社會轉變，不斷影響政權；他不主張暴力，反對掉進「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他的六點行為主張是：「一，以非暴力維權運動建設人性社會，不追求奪取政權。擴展民間社會空間和資源，壓縮官權控制社會空間，形成民權進一分、官權縮一分的漸進格局；二，非暴力維權運動不必追求宏偉的整體改造目標，而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踐行自由，通過生活細節上的思想啟蒙、言論表達和維權行動，積累民間的道義資源、組織資源和博弈經驗；三，無論政權及制度的力量多麼強大，每個個體要盡量爭取把自己當作自由人來活，即力爭過一種尊嚴的誠實生活，把良知公開在公共輿論的陽光下，讓民間看到、更要讓獨裁者看到；四，奉行寬容原則，提倡多元對話，特別是在民間出現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選擇之時，不自以為是橫加指責；五，即便那些依附官方、主張自上而下轉型的言行，只要不對民間的獨立發言及維權運動構成強制，也應該視為一種有益探討；六、直面獨裁力始終在場的常識，在支持體制內開明決策的同時，致力於以體制外立場對獨裁政權的批評和反對。」

○註筆者認為，社會要進步，不能缺少一種張力，一種前與保守之間拉扯博弈而產生的張力。在理想狀況下，這種博弈是有序而平和的，遊戲規則清楚，彼此都遵守；那便是常說的「民主遊戲」。大陸缺乏這種文明遊戲規則，國家的權力無限而任意；這種情況之下，暴力衝突很難避免，近年全國各地大量出現的「群體性事件」，便是例子。然而劉曉波並不主張走向暴力。他主張以和平手段循序漸進，爭取權益改革社會，但換來的，卻是國家對他的暴力。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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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曉風



釋放劉曉波


中共昨天開審劉曉波案。歷史相當諷剌，劉曉波等303 人發起的《08 憲章》，要求之一是廢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劉曉波的罪狀，正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老紀不解的是，公安有何法律根據去禁止劉妻劉霞旁聽，也難以相信美國駐京大使館人員為何會「慢人一步」──德、澳等西方國家使館人員都獲准旁聽，唯獨輪到美國時卻剛好派完旁聽證。

美使館人員在法院外派發聲明，表示關注事件，並指劉曉波已被囚一年，希望盡早釋放，又要求中國尊重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和權利。美突對華打人權牌，究竟是因為奧巴馬已結束訪華，毋須繼續「河蟹」，還是因為總統難免要對國會負責？（美眾議院兩個月前曾通過決議案，要求中國釋法劉曉波。）

向高房價宣戰 - 序

時寒冰



高房價根源、危害及解決之道

　　高房價問題，近年來已經成爲一個舉國關注的焦點問題。當許多人爭論房價“到底該不該漲”、“漲多少”這類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時，曹建海先生卻突破利益的羈絆，用系統的研究，爲公衆打開了一扇直擊根源和癥結的窗。

　　高房價下的房地産業在拯救中國經濟嗎？高房價中的暴利被誰攫取了？誰是高房價的真正推手？公衆爲何因爲住房問題承受著如此巨大的壓力？這一系列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又如何解決？

　　曹建海先生在這本書中，都一一做了詳細的解答。

　　曹建海先生認爲：“高房價下的房地産業不僅不能成爲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而且必將成爲中國經濟復興的最大障礙。”

　　其依據是：首先，高房價損害了居民消費福利。在高房價下，出現了一些人住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局面，影響了一批城市年輕人的創業熱情；在高房價下，工人的工資即使上漲，也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義，他們不得不拿出其中的一大部分應付房價或租金的上漲。

　　的確。中國內需屢拉不動，成爲困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死結，高房價起的副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在許多城市，買一套房，相當於吞噬掉一個中等收入家庭幾十年的全部收入。他們哪里還有能力消費？至於那些按揭貸款者，在長達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背負著沈重的還貸壓力，平常不得不節衣縮食，高房價透支了他們未來幾十年的消費能力！再加上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因此留下的巨大缺口仍要由他們來填補，內需還怎麽拉動？

　　許多專家、研究者、房地産開發商，常常根據我國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來論證高房價的合理性，但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民衆收入的提高並不意味著購買力的同步提高。因爲，社會保障的不健全蠶食了民衆相當一部分購買力，更何況，民衆收入的增長速度要遠遠滯後於房價的漲速。

那麽，這些年來，民衆爲高房價、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暴利（前者賣房、後者賣地）付出了多大代價呢？1998年至2009年，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10萬億元！相當於2.5個“4萬億救市計劃”。倘若這些資金不被既得利益集團掠奪，中國的內需何以長期萎靡不振？

　　可想而知，當這些鉅額利潤集中在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手中的時候，對民衆購買力的蠶食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內需屢拉不起，中國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遠遠小於發達國家，也與此有關。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結果，是貧富差距的拉大和中國消費能力的下降。

　　曹建海先生從中國産業競爭力的角度，進一步論證了其觀點。他認爲：“高額的房價使産業資本投資其他産業的收益率下降、風險加大，迫使産業資本投向利潤高、技術門檻低的房地産業，或者直接將資本投入樓市，而這將會造成更大的泡沫。高房價推動的高工資勢必推動商品價格的虛高，將使中國製造業步香港地區的後塵，失去國際競爭力。即使世界經濟復蘇，中國産品的出口也將失去擴張的機會。”

　　這一觀點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不僅指出了現在的問題和隱患，更預言了未來的危機與困境，如果瞭解日本房價泡沫破滅後的慘狀，就不難理解曹建海先生預警的真誠與可貴。

　　凡是過於倚重房地産業拉動的經濟體，幾乎都經歷過崩盤的慘狀，中國難道會成爲唯一的幸存者嗎？

　　至少，從尊重客觀規律的角度出發，我們更應該提前解決問題、消除隱患，而不是在豪賭中逐漸喪失自我修正的機會。而這也正是曹建海先生向高房價宣戰的意義之所在。在人們聽慣了房地産的重要作用之後，曹建海先生的觀點所飽含的，不僅僅是研究者所具備的良知和勇氣，更是他對於民族經濟未來的展望與預言——這何嘗不是一種大愛？

　　那麽，是什麽因素在推高中國的房價？

　　答案是：過於倚重房地産，商品房一枝獨秀，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壟斷。

　　在發達國家，開發商供應的住房在整個住房供應體系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在25%左右，而保障性住房或者帶有保障性特徵的住房，則占比非常高。比如，美國帶有保障性質的住房，占了整個住房供應體系的80%。而在新加坡的整個住房供應體系中，保障性與帶有保障性的房屋占比高達97%。新加坡政府規定：占住戶總數3%的富人由開發商提供住宅，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讓金，入住後收取高額物業稅；而對占住戶總數80%的中低收入者，提供由政府控制戶型和房價的房屋；同時，對占住戶總數8.5%的困難戶，供應由政府補貼的60-70平方米的房屋，對占住戶總數8.5%的特困戶，出租42平方米左右的房屋，每月僅收十幾新元房租。新加坡設計的這種住房體系，既很好地解決了國民的住房問題，也能有效避免房價的失控——其實，在這種大背景下，商品房的漲跌已經無關大局。

　　而在當今中國，由於經濟適用房被架空，廉租房許多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建，城鎮居民自建房被禁止，導致整個城鎮住房供應體系的90%以上被商品房所佔領——商品房占比之高，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商品房一手遮天，正是中國房地産市場的壟斷地位牢不可破，房價持續上漲，民衆爲住房問題深切憂慮的根源。

　　一些與既得利益集團爲伍的學者認爲，中國房地産業與近60個行業息息相關，倘若房價下跌，將影響中國經濟的復蘇，因此，他們喊出了諸如“買房就是愛國”這樣的口號。問題在於，中國房地産業對其他行業的拉動作用，在房價下跌至接近民衆購買力的階段，不是體現得更明顯嗎？恰恰是高房價導致的購買力的下降，嚴重抑制了房地産的積極作用，使得房地産業成爲民族經濟發展的障礙。

　　曹建海先生對那些荒謬觀點的駁斥非常有力。他認爲：“我國各種自建房、集資建房、單位建房的欲望很高，也完全有能力建房；中低收入群體對於獲得政府保障房的期望很大；農村集體宅基地建設小産權房銷售的願望也很大；地震災區災後重建家園的願望很大。但是由於體制的限制，除災後重建外，上述有效住房需求則牢牢地被我國的土地管理和建設開發管理體制禁錮了；保障房建設政策的執行則被限定於‘不會衝擊商品房市場’的原則下，將保障房建於偏遠地帶，並且定價水平越來越接近於商品房。可見，與其不惜毀壞未來銀行體系拯救房地産商，不如通過體制調整疏導居民住房消費的需求，同時爲銀行體系建立房地産信貸危機的‘防火牆’，于國于民更爲有利。”

　　曹建海先生一針見血地揭穿了所謂房地産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神話。他指出：“從房屋形態的最終層面看，剔除土地位置引起的價格差異，商品房和經濟適用房在使用價值上並無任何不同，差的是後者不能爲地方政府和房地産開發商提供不勞而獲的暴利。由此看來，以商品房投資爲絕對主體的房地産開發業所創造的GDP，本質上是通過排斥居民自建、單位自建、政府保障性住房等形態而獲得的不當得利，不僅對城鄉居民消費，而且對農工商等經濟實體發展，都形成了嚴重的透支。”

結論是，政府應大力發展保障性住房、非盈利性或微利性住房，同時爲開放居民自建房、集體土地房屋平等流轉等創造條件。這些住房同樣會拉動近60個行業的發展。並且，民衆購房的支出大大減少，有利於民衆財富的積累，當然也有利於支援他們在其他領域的消費。

　　房地産定位的調整，不僅有利於民生問題的解決，而且，困擾中國經濟多年的內需不振問題也將迎刃而解。


投機盛行的中國房地産業

　　真正有良知、有責任感的學者，絕不會出賣自己的靈魂，人云亦云，也不會奴顔婢膝，以討權貴歡心、換取蠅頭小利爲終極目標，而是以民族利益、以大局爲出發點，研究、分析問題，指出問題的癥結並提出中肯的建議。

　　曹建海先生對於中國房地産市場的研究，充分展現出一位專業研究者嚴謹的精神。

如果說商品房一枝獨秀是推動中國房價畸形上漲根源，那麽，又是什麽力量在推波助瀾？答案是：投機。

　　投資盛行是中國房地産市場的一大特色。

　　開發商在中國被披上了最耀眼的光環，一些大學生以他們爲學習的榜樣，而在曹建海先生看來，中國的開發商本身就是一個投機群體。早在2006年，曹建海先生在接受《工人日報》採訪時就指出：“中國的房地産開發商是中國最大的倒賣商、皮包商和中間商，房地産開發經營則是一種沒有任何社會價值的企業模式，應該取消。他們倒賣的是土地、資金、房屋建設活動、成品房屋等。”中國當前的房地産開發企業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它們壟斷了住宅開發的組織管理功能，而這些功能本來應該由政府或者至少由政府設立的事業單位來承擔。曹建海先生的觀點，炸雷般地引起全國輿論一片譁然。

　　事實正是如此。我國的絕大部分開發商自己並不建房，也不會建房。在我國房地産産業鏈條上，規劃由政府有關部門做，設計由設計單位負責，住房由建築企業建造，開發商扮演的只是“中間人”或“皮包商”的角色。在我國，許多被人當作明星吹捧的開發商，不過是投機鑽營之徒，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購買高文憑，豢養職業文人，編織歪理邪說，自擡身價，欺騙民衆。

　　開發商作爲一個龐大的投機群體，其投機性不僅體現在其功能上，更體現在其自有資金嚴重不足方面。從資金來源上來看，許多開發商的自有資金寥寥無幾，主要通過讓建築企業墊資（向建築企業轉嫁風險和成本）、預售房（向購房者轉嫁風險和成本）、直接貸款或假按揭（向銀行轉嫁風險和成本）等方式，來維持經營。這種投機性，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比如，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絕大部分就集中在建築領域，而追根溯源，大部分仍是開發商導致的，開發商讓建築商墊資爲其蓋房，然後拖欠建築企業的工資，導致建築企業被迫拖欠農民工工資。

　　開發商作爲中國最大的皮包商，其投機性樹立了一個惡劣的典型。

　　曹建海先生通過研究發現，在國外房地産業中並不存在這麽多基本上不做任何物質勞動和增值服務的房地産開發商，美國最大的四家房地産開發商都是建築企業。他說：“這些大型建築開發企業基於核心能力的要求，也可以把現場營造業務外包，保留建築設計、建築標準、質量控制、房屋銷售、不動産金融等核心業務。由於美國的土地是私有制，建築開發商不可能從購置的土地中發掘出什麽價值，所以美國最大的房地産建築開發企業每年獲得的利潤，拿到中國只能算是微薄的水平。而中國房地産開發公司的組建方案是有問題的，我們從中既看不到建築，更看不到房地産金融。開發公司只賣房子，成爲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貿易公司。”

　　既然開發商的作用僅僅是一個皮包商的角色，爲什麽不能取消這一環節，而由居民自己當自己的開發商呢？這正是曹建海先生深入思考的問題。

　　開發商是所謂住房市場化改革或者政府轉嫁住房保障責任之下誕生的一種畸形兒。如果大力建設保障性住房，如果允許並鼓勵自建房或合作建房，就可以壓縮開發商提供的商品房空間，可以壓縮其暴利。在這兩種情況下，開發商雖然還存在，但其壟斷性、其暴利因素則被壓縮，促使其發生質變，它這時已經不再是現實意義上的開發商。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借鑒了農村居住問題的解決模式。衆所周知，我國農民居民在政府沒有花錢的情況下，就解決得很好，而農村的人均收入不足城鎮居民的三分之一，就是由於自建房的作用。

　　既然整個房地産領域的源頭就是由投機群體組成的，那麽，投機性購房在房價上漲中的推波助瀾作用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中國，投機性購房佔據著相當大的比例。《深圳藍皮書：中國深圳發展報告(2007)》顯示，深圳的投機性購房占到了58.42%。也正因爲這一點，每當房貸政策收緊，中國的房價就會下跌，而房貸政策放寬，中國的房價就會上漲，原因是，前者導致了投機性購房行爲受到抑制，而後者則受到鼓勵。

　　2009年上半年房價的飛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誠如曹建海先生所言：“由此在各地出現了一些炒家一次購買幾十套房子甚至上百套住房的現象，而且都能夠獲得銀行的優惠支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房價上漲。這就是目前我國房地産市場的實際狀況。由於二手房市場銷售高度潤滑，一手房信貸投放與二手房高度潤滑相匹配，就成爲當前房地産市場再次火暴的主要助推力量。相比於2007年，這一輪房價上漲來勢更猛。如果說2007年可以稱作房價兇猛，這一次簡直就是瘋狂了。瘋狂的根本原因，就是大規模的信貸投放。”

中國房價趨勢和房地産的未來

　　既然投機性是中國房地産的主流，那麽，投機行爲也必然會影響到未來的房價走勢。

　　曹建海先生指出：“我認爲研究房地産問題，應主要研究的是房地産市場的供求關係及其價格，包括作爲供給的房屋存量和增量（新竣工房屋和期房），也包括作爲需求的居民家庭支付水平和信貸條件，當然對價格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從房地産開發業的角度看，投資和投機性購房也屬於需求層面，但從社會角度分析，這些需求實際上仍然停留在供給層面。例如投機性購房，考慮到其目的在於加價轉售，實際上屬於房屋的分銷環節；而房地産投資的實現手段主要是出租，更接近於房屋的零售環節。”

　　顯然，投機性購房行爲，與自住性購房行爲有著本身的區別，前者購買的房屋，在伺機湧向市場，一旦人們對未來房價上漲的預期發生改變，這些囤積在投機客手中的房屋，就會與新建房屋一起投向市場，在瞬間加大市場供給。而就全世界範圍內來看，這種過程往往與房地産泡沫的破滅過程相一致。

　　問題是，房價泡沫一旦破滅，中國能夠承受由此帶來的後果嗎？

　　對此，曹建海先生亦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從全世界來看，很少有地區，泡沫破裂了還能夠再起來，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中國的香港地區。香港這個地方，政府不徵稅，主要通過土地拍賣給開發商來獲取財政收入，對房地産投機的放任，使香港地區擁有了全球最貴的房地産，大部分家庭傾其一生，甚至都買不起一套房屋，只好依靠申請政府的“廉租房”解決居住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香港的房價曾經回落40%，但是2009年又上漲了30%，還是遠沒達到2008年回落前的水平。香港的房地産泡沫之所以屢爆不破，主要是因爲政府的供地模式。我們內地的房價泡沫在2008年初破裂後，在各項政策刺激下彌補了巨大泡沫上漏洞，還開始繼續吹大。形容這種房價暴漲最貼切的一個詞，應該是“詐屍”。爲什麽呢，就因爲本來應該是死的，卻又復活了；但是，因爲是死的，早晚還是要露出原形的，因爲只是一具“屍體”。我堅信，這個“屍體”很快還是會倒下的。

　　作爲有責任感有良知的學者，應該提前看到危險並及時發出預警。曹建海先生的觀點，在受到開發商等既得利益集團抨擊乃至詆毀的同時，也受到一些專家的呼應。2009年初，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黃衛平教授說：“在這個世界上凡是靠房地産拉動的國家，結果沒有不是崩盤的，世界老大美國靠房地産拉動經濟結局是崩盤；世界的老二日本靠房地産拉動經濟結局是崩盤；世界經濟中間早已把中國的房地産列爲崩盤之列……凡是這個地球上靠房地産拉動經濟的國家結局都是崩盤，尤其當房地産和金融緊密結合成爲一種金融衍生工具時，不崩盤那簡直就不是經濟。”

　　儘管天量信貸資金的注入，暫時維持了房價的堅挺，但是，很難持續。曹建海先生指出：信貸政策畢竟不能決定一切，因爲它畢竟只是一個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房價是否應由信貸政策決定呢？從短期上看是，從長期上看則不是！從長期看，房價水平及其走勢，是由大多數城鎮居民的購買能力和承受能力決定的。就是說，房價是否爲大多數消費者所能承受，是決定房價走勢的根本因素。如果普通居民不能承受，那麽對於每月還需付月供的投機客來說就必然難以高價轉手賣掉。即使他們有機會轉賣給其他投機客，但下游的投機者則可能成爲最後的“埋單者”。可見，如果大多數消費者都無力承接現有的房價水平，那這種房價上漲的局面早晚會出現反轉。

　　而且，支撐中國房價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在渾然不覺中，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並將在2019年出現根本性轉折。我們可以透過每年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看出其中的變化，感知到未來住房消費人群的轉折：

　　2008年與1996年相比，全國小學數量從64.6萬所減少到30.09萬所，減少了34.51萬所，減少一半還多——減少了53.4%！招生人數，從2524.66萬人，下降到1695.72萬人，減少了828.94萬人；在校生從1996年的13615萬人，下降到2008年的10331.51萬人，減少3283.49萬人。

　　小學生數量及小學學校的快速減少，是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必然結果，這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在巨大變化。它對房價的影響將是深遠的。我國實行“一胎”政策後出生的孩子，正在替代計劃生育前出生的人口成爲住房的剛性需求者。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無疑將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未來房價的預期，而這種預期又將直接對人的消費、投資行爲構成影響，並傳導到現實的房價當中去。

　　而且，我國正在逐漸步入老年社會，由於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1980年後出生的獨生子女一旦成家，將面臨著上養四位老人、下養孩子的雙重負擔。這種負擔也將對未來的住房購買力構成直接制約。同時，獨生子女結婚後，在未來某一時刻也將繼承雙方父母現有的房産，一套自住，其餘的一套或多套住房則推向市場。這也將影響未來的房價走勢。當然，80後獨生子女的住房消費觀念也值得關注。如果他們對住房品質提出更高要求，對住房更新換代（這僅限於有購買力的獨生子女一代），會對高品質住房價格構成支援，其原有住房則推向市場，從而，加劇住房價格的分化，即中低價房比高品質住房的價格更脆弱。

　　因此，曹建海先生得出的未來房價將大幅下跌的結論，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有著系統的理論和完善的資料作爲支援的。

　　當然，我們絕不能靜等房地産崩盤的到來，那樣所産生的破壞力太大——這種擔憂也正是曹建海先生大聲疾呼的根本原因。曹建海先生的努力，是要表明一種態度：應該在當下，就對房地産問題進行深入的反思，提前解決問題、消除隱患。

　　衣食住行原本是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住房已經成爲一種“崇拜物”。許多人找物件，已經不再是單純地尋求愛情，還有房子，他們希望愛情背後立著一棟像樣的房子，如果房子特別優秀，哪怕人不那麽優秀甚至不優秀，哪怕缺少愛情的內涵，也能在角逐中勝出。當人們攙扶著房子走入婚禮的殿堂，我們不能不感歎，房子在頑強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不少大學生，渴望的不再是實現某個宏大的理想，而是擁有一套房子。房子取代理想成爲終極目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最能代表一個民族未來發展動力的群體迷失了……

　　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迷失的不僅是愛情和理想，還有企業的價值觀。遍數各個行業，能夠像房地産這樣帶來暴利的，即使說不上絕無僅有，也可謂鳳毛麟角。於是，不少企業放下自己的業務，投身到房地産開發行業當中去。那些沒有能力做房地産開發的中小企業，則停下自己的業務，將資金大量投入到房地産領域炒房。當房子被提升到“崇拜物”的地位，我們不能不承認一個現實：一個民族，正在住房問題中迷失或沈淪。翻翻近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資料，除了房地産，還有什麽？

　　當西方國家把高科技、軍工、汽車、金融、電影、農業、金融業、服務業列爲支柱産業時，如果我們仍然停留在依靠蠶食民生、降低民衆幸福感的房地産業來發展經濟的程度，我們這個民族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源動力又在哪里？

　　是到了認真傾聽曹建海等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學者的聲音，還房地産業民生本質，實現房價理性回歸的時候了。

曲線徒峭 加息有望？

王冠一



美國第3季GDP最終僅增長2.2%，遠比最初估計的增長3.5%又或者是修訂值的增長2.8%遜色，但仍是近兩年最快的增長速度。美國經濟復蘇，其實從債市的孳息曲線近期的走勢中已見端倪。

孳息曲線顯示的，是兩年期孳息和十年期孳息的息差。一般而言，曲線越徒峭，反映市場對經濟前景越看好，認為通脹會蠶食定息投資工具的收益，因而拋售長債套現，保守的會把資金轉投短債保本，進取的則會買入收益較佳的股票，希望回報能跑贏通脹。

美國孳息曲線踏入本周後迭創新高，周一收報2.78%，已升破6月締造的2.76%紀錄高位，周二於美國公布升幅理想的二手樓銷售數字後，孳息曲線更進一步擴大至2.86%，比去年同期的1.29%增加一倍有多，亦遠高於去年平均的2.15%，根據統計，孳息曲線的歷史平均數僅為1.5%。

美國孳息曲線越來越傾斜，主要是十年孳息於過去一個月上升了半厘有多。由於美國聯儲局於去年12月把息率調低至零至0.25厘的目標區，並於近期一再保證會維持超低息一段更長時間後，與聯邦基金利率關係密切的兩年期孳息大玫已不會有太大變化，孳息曲線是平坦還是陡峭，主要由十年孳息主宰，故孳息曲線越來越陡峭，與十年孳息不斷走高有關。

孳息上升，最初是由恐懼帶動。美國政府為救市而推出種種振興經濟方案，以致出現歷來最龐大的財政赤字，為了填氹而被迫不斷發債，供應以幾何級數增加，自然要用較高息去吸引投資者認購，以彌補潛在的風險。近日孳息飆升，則是由對經濟前景的樂觀情緒推動。美國發表的就業報告，非農職位減幅顯著，繼而發表的零售銷售強勁，經濟增長又是近兩年最勁，市場更憧憬第4季增長會較第4季更理想。經濟向好，隨之而來的自然是通脹，故長債受唾棄，債息則升不停。

過去孳息曲線與現水平較接近者有兩次。1992年7月，孳息曲線升見2.6%，翌年經濟增長接近3%；2003年7月，孳息曲線高見2.75%，翌年經濟有接近4%增長，可見孳息曲線與經濟表現息息相關。與孳息曲線徒峭相反的是曲線倒逆，所反映的現象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通縮肆虐，二是股價已經太昂貴，三則是衰退已近在眼前。最近一次孳息倒逆出現在2007年6月，結果是08年經濟有3季錄得負增長，全年經濟增長亦僅有0.4%。

一般而言，孳息曲線陡斜時，經濟便會趨於過熱，聯儲局亦會透過提升聯邦基金利率為經濟降溫，短息回升，令孳息曲線趨於較平坦。不少人便認為聯儲局加息時間表可能較預期來得早，問題是今日的情況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聯儲局即使按照預定時間表撤走臨時應急的放水措施，加息最快亦要明年下半年才出現，若屆時的經濟狀況令放水措施未能如期收回，加息更加遙遙無期。

頑強守住“破發位” 太保H股溢價A股6.8%

21世紀經濟報道



12月23日，距離上海IPO兩周年僅有兩天，中國太保（02601.HK，601601.SH）終於登陸香港。
開盤開得很“微妙”。當日，太保以28港元價格開盤，與招股價持平。但隨後，股價開始走低，再現“破發”怪局，最低跌至27.5港元。所幸的是，盡管破發預期濃厚，但太保最終頑強地以上漲報收，當日收報28.3港元，A股也在H股帶動下，結束了此前的五連陰跌。

太保董事長高國富說，“順利實現在港交所掛牌，標誌著中國太保全面走向國內、國際資本市場。”大紅的領帶也隱約透露出，作為運作太保兩年內在上海、香港兩地IPO的決策者，高國富的欣喜與期望。

不出意外的話，這家今年在香港上市的第69家公司，也將成為今年最後一家在港上市的公司。按計劃，中國太保在香港募集的資金總額約為240億港元。以募集資金金額計算，太保是今年香港第二大新股。

開盤破發，雖讓管理層多少有些尷尬與失望，不過，幾分鐘後，高國富在被問及如何看待跌破招股價時，他鎮靜的表示，當時定價是四家投行推薦的定價，自己也感到非常的合適。當然對未來的股價是充滿信心的。

太保首日28.3港元的收盤價，較招股價微漲1.07%，最高至每股28.6港元。


破解低價之謎

盡管如此，多位機構分析師仍認為，太保H股的估價“保守謹慎”。

國泰君安保險分析師彭玉龍向本報記者表示，造成中國太保H股首日表現的主要原因，還是最近股市震蕩，保險股整體表現欠佳。但本身業績良好、28港元的H股定價泡沫不大，是太保能及時擺脫“破發”陰影的重要原因。

他認為，太保對於2009年H股利潤估算比較保守，目前太保A股的整體估值水平仍低於同行，太保H股還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然而，對於太保H股的定價，到底是精准測算還是低價保發呢？

計算發現，23日太保H股收盤價經匯率換算後，為人民幣24.9元，較同日A股收盤價每股23.32元溢價6.8%。同日，中國人壽和中國平安的H股股價分別較A股溢價11.9%和15.4%。

A+H保險股普遍存在這一溢價，原因是兩市對保險公司的不同估值法，H股按內含價值法估值，而A股則一般按市盈率法估值。太保在港路演時，一投行人士向記者如此表示。

另外，據Towers Perrin在中國太保招股書上出具的內含價值評估報告顯示，按11.5%的貼現率，中國太保在2009年6月30日的內含價值為每股9.73元，而同期按同樣的貼現率算，中國人壽和中國平安的內含價值分別為每股9.46元和19.62元。

按此內含價值計算，12月23日太保的H股收盤價相當于其內含價值的2.56倍，而同期中國人壽和中國平安的H股收盤價則相當于其內含價值的3.48倍和3.00倍。即，太保這家行業排名第三的保險公司估值明顯低於行業龍頭和行業第二。


主業仍是“保險”

H股籌資240億港元，太保亦明確表示，資金主要用于充實資本金，加強附屬公司的資金，以擴展業務。

高國富對媒體表示，H股上市以後，中國太保仍然是堅持專注保險主業，短期內不會改變。

高還表示，太保今年的盈利超過去年，相信未來“一年比一年好”。但對於明年一月起實行的新會計準則對準備金的影響，他表示，“沒有看到正式的文件，很難做出準確回答。”按照國泰君安測算，在香港會計準則下，太保A股全年淨利潤可實現人民幣88億元，全面攤薄後每股收益1.04元，遠高于太保自己的預測。

在平安近期風傳“利差損800億”之時，太保卻表現了異常的平靜。

萬聯證券研究員李雙武分析，其實中國太保的風格介於中國平安和中國人壽之間。其中，平安傾向于壽險中的萬能險，中國人壽則傾向于壽險中的傳統險，而太保的主要業務則傾向于壽險中的分紅險，分紅險大約占了其壽險類業務的90%。另外，據2009年中報顯示，壽險類業務收入占了太保總收入的65%；該公司2009年上半年在壽險和財產險的市場份額分別為8%和11.8%。

彭玉龍亦認為，太保高利率保單較少，這使其受保險業即將發佈的會計新政影響有限，而從長期來看，整個保險業處於較好發展時期，投資收益前景可以期待。

人權何在？ 為劉曉波案神傷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香港人在本周可以享受一個長周末，把工作和其他雜事暫時擱在一旁，好好享受難得的假期。長假期前夕，本地和外國的金融市場都趨於平靜，買賣兩閒，大家的注意力已不在金融市場，新聞的「風眼」遂轉移到中國內地。繼周二廣州出現了全國最高價的地王之後，內地昨天又有一宗引起全球觸目的事件，就是異見人士劉曉波的審訊。

大陸經濟起飛，在世界舞台影響力與日俱增，但碰上人民自由、民主、人權等議題時，仍然予人粗暴落後，政治壓倒法治的負面形像；以劉曉波案為例，他到底被起訴什麼罪名？為何至親的太太竟然不獲准旁聽？記者採訪為何要被阻隔在數十米以外？新華網昨天突然發出一則消息，指「最高人民法院就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發布了一項規定，「明確指出，對於公開審判的案件，新聞媒體記者和公眾可以旁聽。審判場所坐席不足時，應當優先保證媒體和當事人近親屬的需要」；官方處理劉曉波案的手法歷歷在目，最高法院卻在同一天發出這樣一則「耐人尋味」的通知，到底是何原因？是否背後又有內情？

內地檢控當局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劉曉波，但眾所周知，劉的真正「罪名」，其實是參與起草「○八憲章」，但起草一份官方不容的文件，是否就等於「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港人對二十三條國安立法的陰影一直驅之不去，絕非子虛烏有，而是有大量事實和例證，令港人和海外同胞不寒而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有所謂「反革命罪」，其定罪十分含糊，幾乎全由政府拍板定案，後來國家走向法治，「反革命罪」已經取消，取而代之的「煽動顛覆罪」卻不時引用—其定義和證據雖然有了較嚴謹的規範，但以官方主導定案及控罪太濫，仍然令人無法接受。

同樣令人無法理解和不能接受的，是一大批維權律師、調查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堅持追究受有毒奶粉影響的嬰兒的「結石寶寶」維權人士竟然屬次受行政當局拘禁問話，阻撓他們追查真相和追究責任，有些甚至更被控以不同的罪名，令受害者反成被害人，試問官方宣傳要維護人權、要依法治國，又怎能取信於民，令國人信服？

在經濟繁榮背後，中國的人權仍然受踐踏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中國在冒升成為國際大國的同時必須要正視的問題；人民富裕，對於維護自身權利和自由的警覺性和主動性日高，成為了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本周一發表二○一○《社會藍皮書》，提出當前內地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今年仍然保持「多發」的趨勢，究其原因，是「民怨太深」，政府在企業改制、房屋遷拆、土地徵用、集資籌資等問題上「向群眾欠了很多債」；《社會藍皮書》又指出，據官方統計，今年一到十月份有紀錄的刑事案件高達四百多萬宗，比去年增加了一成五。當然，藍皮書內還沒有提及的，是政治性質更濃厚的爭取政治自由和權利的案件，這類案件也許數量不多，但如星星之火，處理不當的話，官方的管治權威將會遭受沉重打擊。

人權得到保障和人民能夠行使公民自由，是一個社會進步的象徵，當中國有地王、有全球前一百名首富、有國際排名前五十的超大型企業，但普羅百姓在法律面前仍得不到公平對待，草根民眾仍享受不到發展和富裕的好處時，試問民怨又怎能平息？最近中國在哥本哈根峰會後遭西方國家指為「挾持」大會，「糾合」發展中國家抗拒國際協作減排的努力，這樣的指責帶有強烈政治偏見，不足為訓，但西方國家不時挾「中國違反國際標準行事」因而是國際社會異類或搞事者，加上在人權和政治自由上中國不時成為被攻擊目標，令中國始終擺脫不了「富起來」但「強不了」的窘境。要當一個真正大國，中國仍需努力。

中國地產謎局：治標容易治本難

畢老林



「寓禁於徵」弄巧成拙

在奧巴馬上月訪華期間，老畢曾提及北京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客座教授Patrick Chovanec發表於《大西洋月刊》的近作〈九色中國〉（The Nine Nations of China），不知大家是否還有印象？此君本身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經濟學博士，但有私募基金背景，實戰經驗豐富，跟一般象牙塔學者大不相同。讀Chovanec的文章，尤其關於中國資產市場的分析，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內地最近連番出手壓抑房地產泡沫，且多管齊下，部分措施針對「圈地」成本、矛頭直指勇於投地卻不事建設的發展商；部分則以增加置業成本、降低炒賣物業誘因為本。從內房股的反應來看，中央每出一招，投資者對內房股的熱情便冷卻一分，但市場情緒是一回事，措施是否對症下藥卻是另一回事。

內地本月出台措施，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徵免時限，明年起將由二年恢復到五年，意味二手房交易的「稅務優惠」下月便告終止（個人購買不足五年的非普通住房若對外銷售，國家將重新開徵全額5.5％的營業稅），目的顯然是透過行政手段遏止非自住用途物業買賣，藉此打擊樓市炒風防止泡沫。

然而，在Chovanec眼中，「寓禁於徵」雖無可厚非，但向二手房轉讓埋手，方向卻大錯特錯，結果只會弄巧成拙適得其反。在早就由周刊改為月刊的《遠東經濟評論》（該刊影響力雖所剩無幾，但仍有不少專家學者刊載文章發表意見），Chovanec半年前已針對內地「物業稅」問題，以〈中國的地產謎局〉（China's Real Estate Riddle）為題，發表了一些頗具前瞻性的見解。老畢在此摘其精髓而錄，希望能在熟悉內地房市的讀者中起到拋磚引玉之效。


措施錯配鼓勵空置

中國政府「落錯藥」，原因有三：一、內地的「物業稅」以二手房轉讓價值為開徵基礎，非像西方國家那樣，以物業估值為依歸。由於閒置住房完全沒有成本，內地的稅務結構等於變相鼓勵物業空置；二、內地居民投資渠道本就不多，加之過去十多年房地產市場從未經歷如股市一樣的大起大落，內地人因此視置業為保值╱增值的有效手段，意味投資需求遠超實際自住需要，房價無法真正反映供求。官方數據顯示，內地去年底未售房產庫存較2007年增加32％，至9100萬方米，但跟過去五年投資者購入後任其空置的房產總和五億八千餘萬方米相比，以「小巫見大巫」亦不足形容；三、與西方國家甚至香港比較，內地的二手房市並不活躍。在美國，今年上半年二手與一手住宅買賣比例高達13.45（每十三點四五宗二手買賣才有一宗一手成交）；香港的比例為7.25。反觀內地，全國比例為0.26（每四宗一手成交才有一宗二手買賣，跟港美二手成交量數倍甚至十數倍於一手買賣反其道而行）。即使在一線城市，比例最高的上海亦只有1.56，深圳和北京則分別為1.35和1.3。

按照以上幾點略加分析，遏止內地樓市泡沫的「正途」應是加重空置成本，像西方國家般根據物業估值每年徵稅，也許是可行辦法之一。如是者，當局既可懲罰住房「囤積」行為，又可將操控於投資者手上的供應重新引導至二手市場。

Chovanec的話等於說，內地壓抑樓市炒風只求治標不謀治本，且措施「錯配」，收緊二手房轉讓營業稅，對利用市場替房價尋求合理水平不僅沒有幫助，反會形成阻力。然而，從另一角度看，內地樓市泡沫源於投資者對「磚頭」保值╱增值的信心，在市場上有更佳的投資替代品出現前，房地產應沒有崩潰之虞。中國地產之所以是「謎局」，原因大概在此。

降溫會議無成 中美矛盾加深、吹水會

林行止


一、

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擾攘十二天後，終於在當地時間周六晚不圓滿結束，在多國領袖已先後離去之下，大會通過了中國、巴西、印度、南非和美國提出的動議；雖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分別說這是一份「有意義的協議」及這是「重要的開始」（不這樣說如何體面地落台），但《紐約時報》有關報道稱此為「含混不清的結局」（murky end），很多細節都含糊不清，比如在二○五○年廢氣（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一九九○年少百分之八十，只是「強烈的意願」且「不知從何入手」，更無具體貫徹的機制，亦乏監督機構；至於期內氣溫上升限制在攝氏二度以下，卻是「被認可的科學觀點」而非正式目標（即使成為正式目標，亦缺乏強制落實的機制），已招來環保組織及非洲國家的抨擊（據說這種溫度會使更廣泛非洲地區沙漠化）……。

這份成為協議的動議，由上述五國—雖然主辦國丹麥為歐盟國家，但並無歐盟國家參與—提出，而在其達成過程有一段顯示世界日益分化的插曲。去周五晚，中國、印度及巴西三國領袖閉門開會（private meeting），奧巴馬聞訊突然離開常規多邊會議，闖入（barged in）這個「私人聚會」（隨後而至的是南非總統），聲稱他不想這些「重要國家」作「沒有美國參與的秘密談判」，又對著溫家寶總理說：「總理先生，你不是說要和我見面嗎？」就這樣，三國會議變成五國會議，而其達成的動議，翌日成為大會的協議。由於協議沒有法律約束力，因此留下「明年墨西哥城會議再談具體方案」的尾巴。

目前各國對如何減排廢氣存有重大分歧，以人均計，中國和印度排廢僅在百名之後，但總體看則名列前茅（近年中、印經濟都突飛猛進），發達國家堅持減排目標應著眼於總體且要成立國際監察組織以監察減排進度（一如對伊朗核設施的檢查），由於這類國際組織多由西方國家把持（這與出錢多寡有關），政治意識有別於西方國家的中國當然「提高警惕」，予以反對，以免未來陷入不遵守國際條約或內政被干涉的窘局，而且堅持排廢應從人均入手；中、美一開始便針鋒相對，而令情況更壞的則是大會甫召開美國即宣布對台售武，擊中中國「要害」，在眾目睽睽的國際場合，中國對美國便愈不客氣。此外，中、美的「心病」還有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夫人提出一項一千億美元的協助發展中國家減排的援助計劃，有論者認為這是對這些窮國的賄款，以交換她們不要和中國及印度站在一起而認同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減排計劃。

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加上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溫家寶縱然盡力表現泱泱大國總理的風度，但財大氣粗根性隱含的意氣仍於有意無意間流露，英國《衛報》指奧巴馬抵埠後不久參與一次二十國集團國家領袖的臨時（unscheduled）會議，「溫總理選擇不參加，只派副部長何亞非與會」。大財主故意「冷落」大債仔，令與會的歐美領袖「興烚烚」（seething，十分氣憤）；而奧巴馬和克林頓夫人的數次發言，只換來「疏落的掌聲」，美國傳媒亦視之為中國「幕後發功」所致。在環保問題上，中國獲得七十七國集團（發展中國家）的擁戴，美國則有先進國家的支持，相持不下，各不退讓。看看上述這些表面現象，氣候變化會議加深了中、美的矛盾，彰彰明甚。


二、

從經濟學角度看環保問題，可以應用「高斯定理」（Coase Theorem）解決；可是，實際上似乎不可行。請看現在排廢最嚴重的是美國和中國（及印度），非洲國家則微不足道；以高斯的理論，欲達減排標的，各國必須集資給中、美，以交換她們減排；非洲廢氣不足為患，因此不必資助。這與政治現實風馬牛。

政治現實當然不容許這樣做。換句話說，解決溫室效應問題應以政治而非經濟手段。

另一位諾獎得主布肯南早期的重要著作（與屠洛克合寫）︰《憲政民主的邏輯基礎》（J. Buchanan和G. Tullock: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提出個人處事三大方向（原則），惟引入政府事務亦可行。布肯南指出解決困難，可循此三個方向進行—一、個人行動，這裏可指國家各自制定減排政策；二、有關各方自願簽訂契約（Voluntary Contractual Agreements），召開聯合國大會等於與會國自願簽訂協議；三、採取強制性行動，意味聯合國通過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在討論減排廢氣問題上，各國顯然互不信任，因此第一種方法不可行；召開一百九十三國參加的會議，顯然要達成「第二種方法」即達成共同遵守的協議，可是，當今之世，如果缺乏「第三種方法」即沒有國際機構強力執行及監督協議，一切終歸徒然。

哥本哈根會議連「第二種方法」都無法達致，說大會無所成，諒不為過……。行政長官曾蔭權選擇做「環保逃犯」，可算有先見之明！


三、

哥本哈根大會「人多聲雜」，創下國際會議製造廢氣及噪音的紀錄。各國領袖（一萬五千多人加上五千多名傳媒工作人員）與會，令該市出租汽車尤其是只有二百餘架司機駕駛的轎車供不應求，不得不向德國和瑞典求助，這等於有千餘部大型轎車從國外開入哥本哈根，當然噴了不少廢氣；至於大官們一共乘搭一百四十餘架專機而來（大部分必須停泊在遠離首都甚且瑞典的機場）製造的廢氣與噪音，當然更成為環保分子抗議的一項主題。

為了應付數以萬計理直氣壯—為了我們的後代而上街抗議—的示威者，哥本哈根市政府特別定做了足以囚禁四千餘名被扣留者的三百六十個「鐵籠」，成為別開生面的臨時監獄；而為了樹立健康形象，該市政府發出不少勸告遊客「挺住，不要嫖妓」（be sustainable, don't buy sex）的單張（讀者如有更佳譯法，請示），令性工作者大怒，代表該市一千四百多名註冊妓女的工會召開會員大會，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她們支持氣候大會，決定向任何與會者提供免費性服務，而這種「免費性交易」稱為「廢氣約會」（carbon dating），為這次嘈吵不休毫無具體結果的勞民傷財會議平添幾分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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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純恩


吹水會


在丹麥召開的地球氣候會議，各國領袖雲集，結果變了一個吵架大會。

雖說口口聲聲「全球一體化」，但「全球」怎麼可能「一體化」。

不要說全球，就是同一個國家，地方與地方，沒事的時候還可以和睦相處，一旦有事，特別是事關自身利益，就不會再像一家人那麼抱成一團了。

全世界那麼多國家，各有不同的自身利益，富國有自己的資源不用，跑去窮國開發，窮國為富國提供所需，結果落得一個破壞環境的罪名，於是窮國又要富國補貼：你們富人的命不是矜貴嗎？地球出了事，你們比我們害怕對不對？要救地球，你們先拿錢來。

但是，富國就像所有的有錢佬一樣，又怎會心甘情願拿錢出來呢？於是又用了種種理由來推搪，推搪不過，再討價還價，爭來拗去，結果吵成一團。

看到這種情形想起中國一句老話：「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這句話，本來是有點貶意的，說人只關心自己不關心別人。

但是，如果世事真的可以做到「人人自掃門前雪」，那已經很不錯了。「自掃門前雪」就是先把自己做好。現在的世界問題，是許多人自己的「門前雪」還沒掃，就管人家的「瓦上霜」。事情於是就亂了。

我們常說，「環保從自己做起」，這其實就是要你先把「門前雪」掃乾淨，人人都把「門前雪」掃乾淨了，環境也就很乾淨。別人的「瓦上霜」，你不用管，等別人自己掃好了「門前雪」，他自會清理「瓦上霜」的。

你看看各國領袖，聚在一起，個個豪言壯語，再看看他們家，有幾個是掃乾淨「門前雪」後再出來發表偉論的？

所以，這個甚麼「地球氣候會議」，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吹水會議。

低碳經濟重塑全球政經版圖、核能成大贏家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在一片吵鬧聲中，正在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最後能否達成協議，仍是未知之數；昨天最新消息是美國國務卿希拉莉提出所有主要經濟體應採取「有意義」的減排行動，並保證執行透明的前提下，美國將和其他國家一起，到二零二零年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每年籌集一千億美元，但到底這筆錢從何而來？美國會出資多少？希拉莉都沒有透露。

提出這項建議，表面上是體現了發達國對氣候變化影響落後國所作的「承擔」，但美國的建議得到的卻是一片噓聲，因為方案完全違背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峇里路線圖」的規定，即發達國要率先實現總量減排，而發展中國家採取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取決於發達國對她們提供資金和技術轉讓的承諾，以及承諾能否有效履行；至於發展中國家利用本國資源採取的減排行動，是毋須接受國際監督的。從美國提出的最新建議，跟落後國的訴求比較，就可知道要達成一份全球國家都接受並願意執行的減排行動方案，確是困難重重。

氣候峰會的爭拗非始於今日，全球暖化和國際協力減排的會議也持續開了十多年，但一直翻來覆去，無法達成共識，到底有關的爭議涉及什麼問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一名研究員（Samuel Fankhauser）本月初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提出四大爭議問題何在—第一，到底誰應負起氣候暖化的責任？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認為誰製造二氧化碳，誰就應該負責，發達國排放量最高（以總量及人均計），她們自然要為全球暖化負責，付出賠償；可是，發達國認為如果要她們承擔責任及為由此而引發的損失賠償，那麼金額將是天文數字，不但會成為財政黑洞，也可能引發無休止的訴訟。第二，是需要多少資金？發展中國家希望援助愈多愈好，但發達國則堅持只能維持在合理水平，希拉莉提出的一千億美元方案，正是回應了這個問題的質疑。第三，由誰作決定？控制減排的財政決策由誰來做？發達國認為她們的政府要對納稅人負責，確保錢不會亂花，換言之，是誰出錢誰做主。發展中國家毫無疑問會反對。第四，是錢從何來？發展中國家一直認為富國是說多做少，《京都議定書》一直不為美國接納就是明證，而窮國也擔心，發達國提供的氣候援助可能會混在其他經援項目之中，令窮國最後得到的援助不加反減。

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前夕宣布，二零二零年把單位GDP碳排放在二零零五年的基礎上減少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令人懷疑到底能否落實執行？以這個標準計算，在今後十年中國每年需要新增三百億美元投資，相當於每個中國家庭每年要額外負擔六十四美元。此外，在「十一．五」期間為了達到碳減排目標，中國政府通過行政手段關閉了多家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企業；內地專家指出，為了達到GDP能耗下降百分之二十的目標，「十一．五」期間內地需關停五千萬千瓦的小火電廠，而頭三年已經關停了三千多萬千瓦，令數十萬人失業，而火電的取代品，是中國準備興建上百座核電廠，與核電工業相關的產業和公司，相信是未來低碳經濟的受益者，投資者不應錯過機會。

為了配合減排目標，中國產業將要向高端製造業、第三產業、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行業發展；知易行難，以中國這種人口多、仍然以勞力密集為主要競爭力的經濟結構來說，低碳經濟將令中國要繼續走在歐洲和美國之後；正如過去內地要搞工業化，超英趕美，但現在追得稍為貼近，英美又走向了另一個新領域，中國又要窮追。全球暖化不光是個環保議題；也是主宰未來全球經濟布局，以至大國之間如何角力保持優勢的最重要議題，哥本哈根會議達成什麼協議，必須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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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X



核能成大贏家


示威者過去一周把聯合國氣候峰會的舉辦場地哥本哈根擠得水洩不通，這些「比閣下更環保」的綠色急先鋒必須接受一個絕望真相：隨著全球各國採取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他們以往使盡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戰勝的「眼中釘」核能，大有機會成為大贏家。


中印核能料增六倍

《京都議定書》簽訂後，核能備受冷落，大部分政府補貼及碳排放計劃都沒有其份兒。然而，要在發展中國家與日俱增的電力需求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間取得平衡，唯一有機會成功的方法，就是讓核能在未來能源供應上擔當重要角色。

據估計，在2006至30年間，中國及印度的核電供應將增加六倍。即使作為全球最大原子能用家的美國，當地能源部亦預測，核能將增長一成。鑑於美國參議院在為哥本哈根峰會制訂的藍圖中，形容核能是減少溫室氣體的「重要部分」，能源部的預測未免太過保守。至於那些較時髦的能源，發展前景則不太明朗。

驟眼看來，美國在未來能源使用上頗合符環保原則；根據能源部的預測，至2030年，再生能源佔總電力產量的份額將增加超過一倍，至逾12%。不過，今天所謂的「再生能源」，絕大部分是水力發電及生物質能源（biomass），前者的應用受制於自然環境，後者則會釋出溫室氣體。


太陽能成本四倍於核能

目前，零碳排放能源如太陽能、風能及地熱能（geothermal），僅佔再生能源2%。縱使專家預期有關比率將大幅增長，但這些能源仍面對重大的財政及技術發展障礙。目前，零碳排放能源的增長動力，大部分來自太陽能電板及太陽光熱能（solar thermal energy）；以現代核電廠的壽命計算，核能的單位能源成本只有前者的四分一，後者的四成。再者，與核能不同，太陽能及風能都存在時斷時續的問題，不能滿足二十四小時不停運作的發電需要。丹麥峰會燃亮的綠色之光，恐怕並非環保人士所想的那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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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老林


翻開是日《信報》，跟alternative energy相關的投資分析至少有三篇，風能、清潔發展機制（CDM）、地熱能（geothermal energy）、太陽光熱能（solar thermal energy）無所不包。可是，在涉獵面如此廣闊的綠色天地中，還是《金融時報》LEX專欄一條極搶眼醒目的標題──〈核能成大贏家〉──最得吾心。


政府向現實低頭

細讀之下，此文既帶出發展中大國要在與日俱增的電力需求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間取得平衡，「唯一有機會成功」的方法是讓核能在未來能源供應上擔當重要角色；又從成本效益出發，在核能、太陽能、風能的單位發電成本之間作了比較，結論為基於歷史因素，綠色鬥士大都戴著有色眼鏡看核能，但減排壓力愈大，各國政府「向現實低頭」加快發展核電的誘因便愈強，今後投放在核能建設的資金勢必相應增加。

換句話說，各式新興替代能源雖被普遍視為綠色未來的希望，但在美國三里島事件和烏克蘭切爾諾貝爾災難發生後惡名昭彰的核能，在天時地利配合下，反而大有機會成為全球綠色革命的大贏家。


改變「火電當家」結構

早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前，此一趨勢已在世界最大碳排放國中國出現，其脈絡布局，在北京的能源發展規劃中可見一斑。內地報章《21世紀經濟報道》12月16日一篇題為〈核電大棋局〉的行業分析，在第一句中便道出箇中玄機︰減排重壓在肩，改變「火電當家」的電力供應結構已如箭在弦。對中國來說，紓緩肩上重壓最可行的方法，莫過於積極推動核能發展。

里昂證券最近發表了一份報告，從兩方面探討內地的核電前景，其一是全球在建中核電產能目前分布四大洲，合共四萬兆瓦，中國獨佔四分一，俄羅斯、南韓分列二、三位，但發展規模俱不可跟中國相提並論；其二是當內地所有相關建設項目大功告成，中國的核電產能將從目前全球排行第九，一躍而成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由於發生過三里島事件，在核電問題上一直保持低調，但這個當今第一核能大國在擴建核電設施上並不輸於其他國家，否則其一哥地位也不可能在未來十年力保不失。

在本港上市電力設備股中，亦有公司從事核電相關業務，包括上海電氣（2727）及東方電氣（1072），兩股年初至今升幅分別為7%及102%，表現天差地遠。上海電氣所以大幅跑輸東方電氣，後者替代能源業務比重遠高於前者，相信是一個重要原因。

東方電氣上半年新訂單中，火電佔31%；在新能源相關訂單中，風電佔31%，水電8%，核電訂單跟風電、火電相比不遑多讓，達30%，比重在同業中首屈一指。反觀上海電氣，上半年新訂單僅5%來自核電；單論核概念，東方電氣明顯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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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中國擬新建100座核電站


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之前，中國首次提出了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為此，目前中國計劃到2020年新建近100座核電站。中國政府認為要想在不排放溫室氣體的情況下，滿足日益增加的電力需求，就必須大力建設綠色能源核電站。

《21世紀經濟報導》16日報導稱，中國政府正在擬定《新能源產業振興和發展規劃》草案。其內容為大幅擴大新建核電站規模。

該報稱，中國政府在這份草案中提出了一個目標，即到2020年將核電設備容量從現在的9Gwe提高到其9.5倍的86Gwe。屆時在全部發電量中，核電站所佔比重（設備容量為準）也將從目前的1.3%，提高到6%以上。

要想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需要將目前為11座的核電站增加到100座以上。世界核能協會（WNA）統計的世界各國2020年以前新建的核電站規模為290座左右，如果考慮這一情況，新建核電站的30%以上將集中在中國。

長債孳息上揚 糧價躍躍欲升

林行止



一、

杜拜獲阿布扎比的「支援杜拜財政基金」注資百億（美元．下同），令周一到期的四十一億伊斯蘭債券（sukuk）不致「作廢」，餘款的指定用途為融資至明年四月底「杜拜世界」的未完成工程；杜拜的債權人稍鬆一口氣，杜拜亦因此暫時不會出現大規模的「爛尾樓」。非常明顯，阿布扎比政府此舉令債權人有時間與杜拜政府慢商還債時間表，絕不意味杜拜的債務問題已解決。

筆者的預感是，杜拜債務危機的終局，為阿布扎比以低價收購杜拜的主要公共工程，這當然是在公開公平的市場情況下進行；但誰有興趣在這個遙遠海灣小國的硬體建設上投下巨資？答案是恐怕不多，結果阿布扎比扮演「白武士」，出面以比成本價低得多的價錢「收拾殘局」。在這件事上，有重大虧損的肯定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渣打和匯豐！

杜拜金融危機並非孤立事件，歐盟多國亦陷入財政左支右絀的困難。大體而言，這些「先進」國家所以出現財困，原因不外二點。其一當然是政府先花未來沒有的錢，而且數目龐大，以至於現在尾大不掉，危機隱伏；其一則為她們還有歐盟規範財赤與ＧＤＰ比率的指引（馬城條約）要遵守，這等於那些赤字纍纍的國家，今後必須撙節開支、提高稅率，雙管齊下才能收收入增加支出萎縮之效。在民選國家，這樣子的財金政策可不是鬧著玩的，事情稍一失控，執政黨便得提前大選。

歐盟成員中希臘的財困最嚴重，昨天其總理宣布要在未來四個財政年度內，把財赤從佔ＧＤＰ百分之十二點七壓縮至百分之三，要達此標的，凍結公務員薪金及加徵關稅，雖為對症下藥之策，卻會引起受害者強力反彈（公務員考慮罷工）；愛爾蘭已於去周宣布史無前例（unprecedented）裁減公務員薪酬及失業救濟金，一場反政府示威正在醞釀中。與此同時，西班牙政府承諾明年度的財政預算會削減百分之四的政府開支。值得留意的還有奧地利去周宣布把其第六大銀行（Hypo Aple-adria）國有化（這是「金融海嘯」以來第二家收歸國有的銀行），該行有太多東歐國家的物業按揭……。

上述這些「勒緊褲帶」行為及把問題銀行國有化，除會引起民怨沸騰、民心恐慌，製造社會不和諧甚至「政權易手」之外，對金融市場影響非常深廣，昨天歐洲股市全線下挫而歐羅比積弱的美元更弱（兌美元創兩個半月來的新低）；其對國際債券市場亦有負面衝擊，考慮杜拜的「賴債驚魂」及歐洲出現財困國家日多，長期債券孳息已明顯飆升，債權人認為只有「高息」才可以補償「賴債」的風險（寫稿時紐約市場十年期債券孳息升至三厘六一、三十年的更高企四厘五五）。市場活動顯示，作為債券「大持有者」，中國現在只對期限五年內的債券有興趣……。如果聯儲局不再增印鈔票，長債孳息肯定「步步高」。從債券孳息走向看，明年通貨膨脹變本加厲似不可避免。


二、

天時不正令農作物歉收，在供不應求的情形下，各糧食進口國如印度還大肆囤積以備不時之需，該國農業部長周一指出，糧倉囤滿糧食時，飢民的騷動很快便能平息，但若糧倉存量不足，騷動便可能導致大危機！

即使沒有反常天災—應旱的地區有水災而雨季時節出現乾旱—令農作物產量驟減的衝擊，世界糧食供應亦明顯地落於需求增長之後。聯合國糧農組織（ＦＡＯ）指出在未來四十年，世界糧食要增產百分之七十才能滿足市場需求，這是根據世界人口從目前的六十八億增至二○五○年的九十一億推算出來的。人口增長能否受到有效控制？答案是不樂觀，比如在印度（印度人口很快超逾中國）推行節育，成功希望甚低；而中國早就冒小孩長大後沒有兄弟姊妹之險貫徹一孩政策，在人口控制上已無法再進一步收緊，那意味聯合國預期的人口增長有望達標（期間若爆發核戰什麼都不必談）。解決人口增速甚於糧食增幅的辦法，第一當然是開山填海開闢耕地，第二則是再來一次綠色革命大幅提高耕地產量。但這些辦法都是知易行難。

人口增長之外，生活改善令大量農民「吃得飽飽」，對糧食需求自然上升，「國際五穀議會」（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估計二○○九╱一○年度世界的五穀消耗增百分之一點四，然而，五穀產量跌百分之一點八……。五穀供不應求加上定價貨幣美元愈來愈不值錢—購買力下降，能購得的東西愈來愈少—五穀價錢看升，似為投資界的共識。

在這種情形下，未來三五年應是投資農作物的最適時刻。為什麼只看三五年？這是因為筆者不認為各國政府會坐視糧價天天上漲而不設法抑制，因為糧荒會激發民變；另一方面，聯合國估計目前全球有飢民八億至十億人，糧食問題不解決，世界肯定大亂；此外，筆者相信轉基因（genetically modified）的耕作技術進一步改進會使耕地增產百分之七至十，這當有望紓解五穀不足的困擾。

然而，由於沙漠化情況嚴重，擴大耕地不易達標；而全面引入轉基因耕作，環保分子會全力反對，必會拖慢進展，因此藉此增產並不容易。還有，最令人喪氣的是過去二三十年，各國俱集中力量發展工業，農業投資大大不足，高盛十一月的報告指出，在一九八○至二○○六年間，西方國家直接支援農業發展的撥款減百分之七十五；迫切需要糧食的發展中國家○五年在這方面的投資不足公共開支的百分之五。結果是先進國家的單位耕地糧食增產在百分之一至二之間，而發展中國家更無寸進。在這種情形下，要令農產速增簡直不可能。

綜上所述，糧價短期上升趨勢已不易逆轉！

黃金對沖指數應市 金價稍挫後市強勁

林行止


一、

本月三日，標準普爾推出標普五百黃金對沖指數（Gold Hedge Index，ＧＨＩ），供投資者買賣，這意味證券投資者可通過持有黃金指數合約，以對沖疲不能興的美匯，為了防止「賺股價蝕匯水」，如此部署大有必要；標普的「創舉」，為投資者提供最大方便。

這種投資新工具的含意至為明顯，此為標準研究部門認為美匯跌金價漲是未來一段長時間內難以逆轉的大趨勢。據標普網站公布的資料，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為基數一千，到今年十一月底，ＧＨＩ企於二千四百水平，而標普五百指數不足一千，過去十年，金價跑贏股價，十分明顯；即以今年為例，前十一個月標普五百指數升百分之二十四點○七，ＧＨＩ升幅則達百分之六十六點四六。就投資角度，股票與黃金孰優孰劣，是顯而易見的。與此同時，標普宣布委任ＵＢＳ推出以ＧＨＩ為基礎的基金，新一輪炒賣黃金的熱潮相信正在醞釀。標普作出這項本地傳媒似未予重視的宣布後，黃金即日創下盎斯一千二百二十六元（美元．下同）的新高，但翌曰「旋即急挫至一千一百四十八元」，卒以一千一百六十一元收市。金價的反應，與友人（投資分析員）周四電郵筆者的訊息吻合︰「太多有利黃金的消息接踵見報，逆市而行者（Contrarian）用武有地；好消息令金價升至危險地帶，應靜待入市價位的出現」（there will be better entry levels）；他沒有說什麼價位有吸引，這其實留待投資者自決最恰當。

筆者看好黃金，非自今年始，近期曾數度為文重申前議，皆因了解奧巴馬政府已放棄強美元政策；目前美國經濟病入膏肓，雖然保守派的藥方是減少消費增加儲蓄（果如是，當前的經濟便肯定步入衰退甚至蕭條），但即使此方有效，其奈遠水救不了近火何。因此，救急也許還是治標之方，是貫徹弱美元策略，美元貶值，進口貨尤其是美國全力逼其貨幣升值的中國貨出口價格上揚，已無餘資且實質收入在下降中的一般美國消費者無法消受，被迫少買進口貨；另一方面，美國貨出口價相對強勢貨幣相應下挫，其在出口市場佔有率必然提高。一入一出，美國的外貿逆差便有望改善……。基於這種經濟學一○一的推理，筆者相信弱美元之勢已成，加上受美國的感染（其實是藉此以抗衡美元），世界各國包括中國莫不大印鈔票，在這種情形下，包括黃金在內的商品期貨均易升難跌！

吸取過去看好油價而未能及時要投資者獲利回吐的教訓，筆者現在要提醒讀者的是，若已在低價陸續持有黃金，應於認為「已有合理利潤」的價位「計數」，雖然基礎因素在目前價位水平仍看好金價，但「世事難料」，若已有相當盈利便不宜太貪婪！


二、

十一月十一日筆者在這裏分析金價油價，說「料中國會向市場或國基會購金」，果不其然，十二月四日本報畢老林在「投資者日記」中引述國資委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在昆明論壇上的發言，他提議中國在未來三、五年內增加黃金儲備至六千噸（目前有一千零五十四噸），在八至十年內也許應增至一萬噸。以現價計，六千噸黃金約為總外匯儲備的百分之十，以國際水平衡量，不算多，但此數已約為明後二年世界黃金產量總和！要購進如此巨量黃金，僅在公開市場進行是不可能的，相信中國會「情商」美國、國基會及若干歐洲國家「讓金」。當然，季曉南從「產業安全」角度建議大幅增持黃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未來若落實，購金的數量肯定有伸縮餘地，因為購進如此巨量黃金，必會刺激金價飛升。因此，直率作這類公布，對本國利益不利。

中國肯定會增持黃金之外，尚有多國亦在這樣做。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金磚四國的俄羅斯上世紀末黃金佔總儲備百分之二十四點六，目前減至百分之五點六；期內印度存金佔總儲備的比率由百分之八點二降至百分之六；中國的則從百分之二點一挫至百分之一點九；而巴西的黃金少至只及儲備百分之一。中、印、俄持金比例下降，主因是外匯儲備大幅增加，相對之下，黃金比例遂降。換句話說，僅因為外匯突增，她們已有必要增持黃金，何況現在還有對沖美元的大問題，其大購黃金，便勢所不免。國基會沽售一百九十一點三噸黃金的計劃未變，看來這批黃金有多國競投。在過往一段長時期，國基會或其他國際機構以至央行售金，對金價均有負面影響，但現在的影響是「積極」的。這即是說，拍賣黃金必然賣得好價錢，因此每次大規模售金都是金價上升的先兆！目前世界央行平均持金量為儲備百分之十點三（歐洲數大國的平均數達百分之五十九點七），金磚四國要向之看齊，黃金供不應求情況必更嚴重。

紙幣尤其是美鈔不值錢，不但令央行增加黃金儲備，民間亦默默購金以保值；紐約ＣＰＭ集團估計今年世界各地對黃金的需求，比去年增百分之二十一，達五千二百三十萬盎斯（約合一千六百二十七噸）；而此中以中國人購金潛力最大，因為目前全民儲蓄約合三萬八千億美元，惟其中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是黃金，此比率只要提高至百分之五，便等於要購進五千噸黃金！

美國濫印鈔票，必然導致包括黃金在內的百物騰貴。

黃金破千意味著甚麼?

黃國英



之前的文章提過, 早陣子聽過謝清海先生的一個講座。他問在座的人, 「黃金破千意味著甚麼?」 你問大部份經濟學家, 他們都會認為明年出現通脹的機會不大, 在歐美等深受「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的經濟體系, 甚至可能出現通縮。用傳統智慧, 是解釋不到金價今年來從875美元上升到近1200美元。

大家需知道黃金其實只是一種會發光的稀有金屬, 除了打造成龍鳳手鐲、金鏈和金介指「唔等駛」的用途外, 「等駛」的工業用途是頗為狹窄。越來越多人, 有股不買, 有樓不炒, 無利息收、貼倉租、用真錢「買舊金嚟擺」, 難道金融海嘯後很多人輸到「癡咗線」?

但買的人應該不是平民百姓。電視訪問六福(590)的負責人表示, 金價抽升後市民嫌貴, 除了辦喜事「焗」買外, 手飾需求因而下降。此外, 黃金交易所基金SPDR金ETF (2840)的交易量也沒有大幅提升。

自己解讀金價的上升, 是經濟體系中越來越多人願意犧牲回報, 去對沖紙幣經濟崩潰的風險。自己現時心中對於未來3-5年金融及經濟體系演變的假說(hypothesis), 是全球過多的流通性, 加上之前30年的榮境累積下來的巨額財富, 會帶來一個新的資產泡沫。但這次資產泡沫並不能消除全球各業產能過剩、和歐美國家之前放縱地通支未來, 而欠下的巨債導致的需求減少。但歐美國家以致中國, 絕對不會容忍經濟像香港97-03年所受到的『無間衰退』, 只會印銀紙止痛, 直至到任期完滿或不幸爆煲為止。與期「布殊豪駛, 巴馬還債」, 不如我花錢, 下任找數。民望、選票, 在香港以外, 並不如浮雲。

金價越升, 也許就是紙幣經濟越近崩潰越近的警示。自己身家近2成是貴金屬, 當成保險, 看似保守, 但換來心安。別誤會看淡股市, 就算2012真的世界末日, 之前也要努力炒股, 正如人總會ㄧ死, 之前仍要活在當下。順勢而行賺錢, 永好過逆勢輸到嘔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