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 哀陳雲被河蟹......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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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陳雲被河蟹，超渡地產商殺靈業障，陳雲：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jyRtdVbLpg&feature=player_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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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10-09-06

代Cult2：八十前狂踩地產商博炒



風吹草動，人皆見之，惟解說風為何怎麼吹、雨這樣灑，對人民是好是壞，卻是評論人職責。從前市面上以評論為主打的雜誌報章可多了，及至九十年代，電台節目曾經出現「兩支咪」的盛況，甚麼都敢說。今天《頭條新聞》盛傳要換主持，文筆辛辣的陳雲被停掉報章裏的每周政論。香港人，你還需不需要評論？


寧罵美國莫得罪地產商

陳雲，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寫作數十年，近年以「文化評論員」身份撰寫政論文章，風格以狠辣見稱，「其實『文化評論員』這稱號是報紙給我的，起初我在《信報》寫了多年懷舊雜文，後來他們找我寫政論。」讀者都知，他不以評論人自居，因他修佛道兩家，會在文中自稱「貧道」。對於雜文與評論的分別，陳雲說寫雜文多一些個人性情，政論則少一點個人語調。

今年年初，陳雲推出政論文集《走出政府總部》，當時剛經歷反高鐵一役，結果大賣，出版一周已翻印。其實陳雲寫政論已有多年，從前的評論卻不敢結集出書，「因為怕沒有銷路，事件過了，就沒有人要讀了。」這書大賣，他說感到意外，卻沒有高興，「可能是多了人把這書當通識來讀吧，社會氣氛壞，這些書才會大賣的。」他說從不愛寫政論，寫只是出於社會責任，「近期我一直在測試報社及商界的底線，結果今次試出來了。」測試結果，是被報館通知「改版」不用再寫，連撰寫了11年的副刊專欄《我私故我在》一同停掉。

「政治沒底線，但商界是有底線的。你批評共產黨、美國不緊要，但你把地產商批評得厲害，就有後果了。」他說：「其實因為我已不想再寫政評，所以連續四篇大罵地產商，第一篇寫《香港地產行政區》，第二篇《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講為何要有公屋商場，這兩篇都被人罵得好厲害！第三篇講物業空置稅，這在全中國只有我跟張五常敢提，這政策是為了不讓富人囤積居奇，逼富人把物業租出，因為香港有五分一物業是空置的；最後一篇是《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哈哈，那些地產佬捐了這麼多錢，竟然被我這個修佛的說會下地獄，這篇踩到上面，他們果然忍不了！」他突然正色的補上一句：「我講得出這句說話，其實是有法力的！」說時眼神帶一點狡黠，我忍不住笑，他也大笑。


政論削弱社會鬥爭

問陳雲怎為之好的評論文章？他說：「能帶到一些新見解，另外要有社會公義，啟發民智。」今年年初，他就社運人士被告襲警寫出的《如何毀滅一隊警隊》堪稱經典，他寫到：「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文章被瘋狂轉載，有前警員馬上撰文回應，黃毓民更拿此文章，在立法會質問李少光，「但李少光也不敢說我錯，他只是說文章偏激，哈哈。這文章其實幫了政府，我想警方不會再用嚴厲法例控告社運人士了，他們不敢了。」

但另一方面，他又擔心市民因為讀評論出了氣，疏導了民怨：「評論文章幫助政府恢復理性，但壓抑了社會鬥爭活動。因此我不想再寫政論，政論其實會削弱社會鬥爭，有時這是反進步的，因為評論理性，會令大家都沉溺在分析中，但真正的鬥爭動力只源於人們的非理性、衝動，評論就阻止這衝動了。」

你寧願社會谷到爆？「對，所有文明都是源於此的。」但有人谷到爆就會去幼椎園殺小朋友，「他們殺完小朋友就會殺警察了，嘿嘿。」我不服，評論不是有教化作用嗎？「本來是可以的，如果社會裏有反對黨、商界聽了會改，這是有作用的。有時，評論也能取代社會運動。」陳雲決絕的說，今後他也不寫政論了，「因為我知道沒有用，我情願看它谷爆。」

問陳雲年少時愛讀誰的政評，他笑著搖搖頭。李敖呢？「讀很多，但不喜歡他，他私德一直不好。」對於李敖年輕時批評每個極權國家，但晚年向中共示好，陳雲說：「晚節不保。」

香港自由，理應出到好的評論人，陳雲：「本來是，但到了九十年代停頓了，大傳媒用資本把聲音壟斷了，現在越來越少人寫評論。本來這個城市七百萬人很多人識字，人口又密集，很適合發展小報，但在香港小報沒法生存。」他不只寫政論有一手，中文造詣亦高，曾著《中文解毒》，奪香港電台舉辦的「2008年度香港書獎」。


香港評論市場患癌

吳志森，1982年大學畢業，先當文字記者，四年後加入TVB做《新聞透視》記者。1995年離開，回歸前進入商台做兼職時評節目主持，大班被斬期間由他頂上，與林旭華拍檔做《風波裡的茶杯》。近幾年除了《自由風自由Phone》，更與曾志豪做全港最出位的時事節目《頭條新聞》。

「港台是公共廣播服務機構，應當以社會利益為依歸，不應受地產商、政府壓力。」吳志森：「以上是理論，但實際當然沒有這麼順利，若我們講豪宅跳層事件，《頭條新聞》也真的講過，我們應該甚麼也可以說，但實際上漸漸有一個無形及有形的審查存在。」就算是港台，自我審查都比從前多，「當你做了一件事，董建華卻說：『你低趣味！』之後你會不會怯一怯？這是人之常情，我常說，自我審查是無色無味無臭的，做了也不會大鑼大鼓，只有你私下知道。因此有權力的人，請你不要公開指指點點，如果我們說錯了，你指出錯誤就好。只要你說這種方式不對，就已經有壓力了。」至於無形壓力，他說就是員工會揣上意。

「做這一行，土壤相當重要。我記得當毓民、大班還好厲害時，講激進講罵人當然是他們最厲害！感覺就像他們把樹幹撐得闊大了，我們在下面行走，有很大空間！現在他們不在，空間窄了，竟然有人跟我說：『喂，你是最敢言的！』嘩，不是嘛？我這麼溫和也算最敢言，證明空間好細。」他說從前百花齊放，中左右都有，很正常，如今批評者會招來「後果」，「我覺得評論市場生了癌，我是悲觀的。」他坦言：「一個一個被郁，爭在未飛你，這是遲早問題，你會不會怯呢？我也不是不志在，我小朋友還小，我也需要工作呀。到了一個階段若被人全面飛起，那怎辦？我難免會這樣想。」


樣衰累事

在傳媒工作近三十年，明知故問也要問，問他回歸後審查壓力是否越來越大，他說：「英國佬聰明好多，他們怎會全部滿意傳媒言行？但在英國傳統上，媒體是第四權，要提出意見也不會公然提出吧。」盛聞《頭條新聞》出事，是因為《太后與小豪子》這出位節目的極出位環節，森哥：「我沒好樣，扮女人更醜樣，但就是這樣令有些人如坐針氈。」三年前加入《頭條新聞》的他說：「這節目是只有港台才做得出來的，我這樣說，定有人不同意：『亞視也有一個《香港亂》！』但他們不敢說曾蔭權，中共就更加是碰也不敢碰。《頭條新聞》廿一年了，由1989年做到現在，換了幾代都有水準，不簡單！」只有港台甚麼都敢碰，全因港台是公共廣播，不用理會商業考慮，只要市民喜歡，就可用盡一切諷刺手法。

作為《頭條新聞》觀眾，我一直覺得節目幕後製作人員頗有怒火，森哥：「哈哈，他們很平和，但心中有火，路見不平，他們對香港社會很有心。」採訪當日，報道說他們獲續約三個月，森哥更正：「其實今次只有十集，哪有三個月？1至4月還停播，據我記憶往年沒停這麼久的。」我翻查紀錄，《頭條新聞》在2009年12月4日後放了一個月寒假，2月13日就續播，何解今次要停4個月？「本來節目寒暑兩假都停，但今次播兩個月就停，而且一停4個月，這很奇怪，官方解釋只是說節目編排。記者常問我是不是過了這兩個月就被換走，誰知道呢？所以我會很珍惜每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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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跡，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著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跡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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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平抑租價 徵收物業空置稅



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地使用，在於避免閒置及方便交易，務求土地發揮生產力及增值力。傳統農業社會則注重產權穩定及繼承長久，保存宗族及村社，避免人口遷徙，成語所謂安土重遷。是故，由王朝中國直至民國，國人的地權都是子孫永享的永業地權，與英國往昔為了驅趕農民入城及避免土地閒置的租借地權不同。

英國佔領香港之後，取消清朝的永業地權，全港都是租借地；大陸成立共產政權之後，取消國人的永業地權，土地悉數歸公，開發改革之後，借用香港的土地概念，行使租借地權的概念。經歷殖民統治及共產統治的意外衝擊，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可謂連根拔起，國人走入以土地之短期用值而非土地長久用值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房產閒置 浪費生產力

於文化而言，這是災難性的打擊；於經濟發展而言，這是意外收穫。然則，文化重於經濟，經濟生產力上有意外收穫，補償不了文化的永久喪失。幾乎可以斷言，中國將成為美帝國主義的文化奴隸。此是後話了。迫切要談的，是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之後的高地價政策並未發揮資本主義鼓吹的土地使用效率，以致香港物業炒賣便利，但閒置的新建樓房、鬧市舖位及廢棄公共建築物甚多。

物業的交換價值、投資價值充分照顧到了，但使用價值卻忽略了，而由於香港地少人多，物業價格高昂卻又使用不足，大大削弱香港的生產力及競爭力。為了促進物業的使用，開始向商舖及新建樓宇徵收物業空置稅，慢慢推廣到其他物業，是一個可考慮的政策。

我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三日在《蘋果日報》論壇主張港府應該徵收物業空置稅。當時政府正擱置大量居屋單位之出售、卻又不將之租出，某些地產商長年持有空置的新建樓宇單位，善價而沽，一等十年也有的。當年的呼籲，得不到輿論半點回應，是意料中事。

可以說，哪個政黨或評論人敢膽提出物業空置稅，保證在香港無運行。因為物業空置稅之於地產財閥，正如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之於僱主一樣，是真正達致公平博弈的手段，威力非同小可，絕非什麼九招十二式、什麼最低工資可比的。

二○○一年之後，我幾乎每年都在報章提一下物業空置稅，這次也不例外，不過，這次要強調的，是此稅項只是租客與業主之間公平博弈的手段，不一定損害業主或發展商的利益，而且對香港的生產力整體有益。香港政府是否全民政府、共和政府，還是地產商的政府、私利政府，從對物業空置稅的態度、對公平競爭法和工人集體談判權的態度，很容易看得出來。

土地是有限的天然資源，其價值有如農產品、食水和石油，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容忍這些天然資源被人長期囤積居奇、坐地起價的，香港政府長期囤積土地（也是閒置土地的行為）和閒置物業的行為是例外了，因為港府主政的公務員缺乏民主制衡，他們不單只怠惰，而且追逐私利（self-interest）。


租客在業權上失勢

租客對於業主，在業權和資訊上都是失勢的，假若租戶的需求高而業主有聯合叫價的共識，租戶便要被迫繳交高租金，而業主是可以長期閒置物業，吊高來賣，除了損失閒置期間的租金收入之外，是不須額外付出成本的。只要聯合叫價的共識夠強而日後索取的預期租金夠高，業主是會長期吊高來賣的。至於市值租金，由於租務的交易不夠多，而且租金的換值（索取的租金）經常高於租客的用值（願意或能夠支付的租金），市值租金是受到業主一方擺布的，不能真正代表租客的支付能力。


使用價值與投資價值並重

物業首先的價值是使用價值，其次才是投資價值。然而，香港的物業過分重視後者而忽視前者，令致社會蒙受損失。為了避免物業長期閒置而浪費生產力，為了刺激租務交易而使到市值租金可以反映租客的真實支付能力，也為了租賃者在租金的談判博弈之中得回足夠的議價能力，很多政府都引入物業空置稅。

舉例說，如果物業空置稅釐定於房價的百分之零點一，按月徵收，一間市值一百萬元的物業，空置稅就是一千元。如果業主將之出租，即使是三數月的短期租約，租出去就毋須交稅，即使只是一千元一個月的低租金，也避免交稅一千元，假若空置，則要交稅一千元。實際的例子，假若有物業空置稅的額外成本支出，領匯不敢空置公屋商場單位過久，而租客也可聯手等待租金下跌至可以承受的水平，彼此公平博弈，真正的市值租金便出來了。

物業空置稅對於業主及投資者不一定是壞事，租務市場激活了，租客多了選擇，業主的叫價能力無疑削弱了，但租出及收回物業卻方便了，閒置期間的收益可以保證，而且可以藉著較常更換租客而獲得高租金，而所謂高租金，並非業主聯合叫價而得到的、超乎租客支付能力的租金，而是有生產力的租客可以真實有能力支付的租金。這樣便可以保證租客的業務穩定，不會經常倒閉，有利於長期的租務收益。當然，如果商舖業主是短炒為主的，當然希望租金可以維持在超高的水平而出賣物業，而這個超高的租金水平是業主用聯合叫價扯高的、不合理的。

故此，物業空置稅可以平抑炒賣行為。對於長期持有物業的業主及長期租用住所或商舖的租客，物業空置稅是有利的。這也是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採用此稅的原因。而假若租務市場活躍而博弈公平，市民是毋須急於置業的，甚至根本毋須置業的。很多歐洲人都是這樣的，這對人口的流動性及創意深有助力。

若由於租務市場不平等而大部分人為了安頓生計而被迫購買物業，眾生傷透腦筋，將大大削弱該社會的專業水平及創新能力—我們正目睹兩者在香港急速下跌。

當然，地產投機者可以舉出一百個市場原則來反駁此稅，政府更可以舉出一千個技術理由來推諉此稅。然而，我期待的，正如我每年提出此稅的言論時一樣，是全港輿論對此鴉雀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