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何以「爆大鑊」？

陳雲



一僕二主，左右做人難。香港歸政於中共之後，內外形勢大變，而政務官失卻英倫的政治領導，要照顧香港民意，又要順從北京上意，只能按章辦事，猶如一部不能自我陳述道理的自動化機器，於是不時爆出醜聞，小事如增加生果金和減免外傭徵費，大事如市區重建及高鐵撥款，都是鬧劇收場。

高鐵撥款鬧出大風波，是因為規劃「區域快線」多年，忽然接了中共的死命令，說要將高鐵伸延至西九龍，打亂了官僚體系的辦事程序。命令既然來自「阿爺」，一眾官員又無政治領導，只好敷衍塞責，「累鬥累」，爆出大鑊，貴客自理也。


菜園村是最弱一環

二○○六年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提交立法會的高鐵方案，基於運輸效率原則，極力提倡與西鐵共融的「公用通道」，即使不必興建高速鐵路的專用路軌，只須將目前的西鐵接駁到深圳福田便可。豈料到了二○○七年七月，廖秀冬局長離任之後，曾蔭權政府隨即提出專用通道的方案，主張興建接駁西九的專用通道。遽然改換方案，便要急就章，匆匆上馬，假如特首不予領導和關顧，只好放棄精細的諮詢和人事周旋，依照機械原則辦事了。

假如高鐵計劃不是碰觸到菜園村村民的生存空間和生活方式權利，不會爆發強大的示威抗爭。碰觸到這個文化地雷，是官員始料不及之事。石崗菜園村鄰近有許多平整妥當的貨倉地和停車場地，屬於一二原居民地主所有，而菜園村則大部分屬於官地，村民不是原居民，只是臨時容忍在上面建屋及耕種。依照機械的官僚盤算，收回菜園村，用警察防暴隊掃蕩貧民，賠償所費無幾，頂多補貼搬遷費，送他們上樓住公屋而已。若果向地主徵收倉地，地主「獅子大開口」，官員便要向財政司司長解釋了。


貧民的生存環境大變

官員不曾意識到，目前的貧民處境大不如前，而社會對生態保育、貧民居住權和生活自主權的維護，也有巨大變化。頗多人已經參透城居之困局，不會被政府誘騙「上樓」，寧願居住鄉村菜園，自得其樂。這些新的因素令青年發起保育社運，令撥款一拖再拖，耗費時日，政府的數據推算建築成本每日增加五百萬元。埋單計數，真不如當初向地主付出巨款，買了毫無生態價值、又不影響平民生計的水泥地皮好了。

香港的銅臭社會有一句話，說「用錢解決得了的問題，便不是問題了」。恰好，清拆菜園村，牽涉貧民的生存權利和文化權利，這些就是用錢解決不了的新問題。許多無聊的市井小人，見了菜園村的抗爭，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放棄貧民的本來位置，忽然將他們的腦袋換上了地產財閥的腦袋，說菜園村不願意搬遷的人，只是希冀勒詐多點賠償而已。這是某些愚蠢平民的精神自瀆，以為放棄自我，變成地產商他們，就是他們的一分子了。人家從未當你是一分子呢，何須自作多情？到政府拆你屋的時候，便知味道了。

以前，港英政府清拆山邊的寮屋，居民安置上樓，當時的公屋位於市區，又臨近工廠大廈，容易尋找工作，公屋的商舖物價低廉，管理鬆懈，萬一失業，借助公屋的人流，隨時可以售賣工廠貨尾或熟食零食為生。隨住工業北移、商舖領匯化及管理嚴苛化，現在的公屋只是睡房住宅區，而且遠離市區，交通費用高昂。貧民也是識得計數的，每戶賠償六十萬元，要放棄鄉村的家園，豈會願意？這與市區重建局用收地條例強逼舊區的小業主交出業權，然後轉手圖利一樣，貧民看在眼裏，恨在心裏。


特首懶理 一拍兩散

菜園村內有社工、教師和傳教人員等，這些都是有知識、有餘閑的人，不易應付，假使當初由民政官員詳細勘察和刺探民情，便知阻力重重，不如多付費用，向倉地的幾個業主購買私人土地便算，這是用錢一定解決得來的，只需花多些心思，向財政司司長和立法會解釋而已。假如解釋得體，立法會議員斷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質問官員為何不去清拆貧民在官地上的家園，反而用高價去向地主購買水泥地皮。

反正高鐵註定是大花筒，官員用心盤算，捨難取易，便不會向菜園村開刀，那麼一切高鐵的抗爭便失了菜園村的感性火頭了。然而，站在官員的位置，既然北京忽然改發命令，要在香港境內修建高鐵，打亂當初談好的區域快線部署，沮喪之餘，特首曾蔭權又闊佬懶理，不加強人手和研究，施展政治手腕調解，為何自己要拼命完善工作呢？倒不如按章工作，即使出了事端，非戰之罪也，袖手旁觀可矣。

明乎此，高鐵諮詢之笨拙粗疏，地政官員闖入菜園村民居之魯莽無禮，乃至立法會財務會議一再延遲，官員依然不去修訂議案，堅持以原來的粗糙議案付諸最後表決，這些都可以理解了。

換了你是官員，大概也會這樣做。既為公僕，卻不知要侍奉誰哪個主人，不如侍奉自己，就自己方便好了。鬧出大事，一拍兩散，將高鐵抗爭、本土認同、鄉民和舊區居民的生存權利之爭與政制改革之爭一並捆綁，民生民族民權炒做一碟，「三民主義」反攻大陸，回贈北京，由北京來收拾殘局，使北大人自食其果，豈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