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的最大危害是加劇中國經濟泡沫化

向松祚



觀今日世界圍繞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激烈辯論，儘管熱鬧非凡，問題卻只有兩個。
問題之一、美國強壓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的真正意圖到底是什麽？
問題之二、從中國最高國家利益出發，假若完全沒有美國的壓力，人民幣到底應不應該升值和浮動？

第一個問題已有共識：那就是美國的人民幣匯率戰略完全是出於國家戰略的政治考慮，目的是通過人民幣升值和浮動製造中國經濟泡沫和金融危機，從而打亂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從根本上遏制中國的戰略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自2002年開始，美國強壓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的主要理由皆不成立，理論上站不住，事實上也毫無依據。美國強壓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的理論有如下數種：“全球經濟失衡論”、“全球儲蓄過剩論”、“美國貿易逆差論”、“人民幣匯率低估論”、“中國工人搶奪美國工人飯碗論”、“不公正競爭優勢論”、“匯率升值和浮動對中國有益論”、“匯率浮動保證貨幣政策獨立性論等等，皆是稀奇古怪之謬論。拙著《不要玩弄匯率》和《匯率危局》皆有詳盡破斥，此不贅述。我想告訴讀者的是：筆者與好些美國學者私下交流時，他們亦坦率承認上述理論有重大缺陷，不足爲政策依據。

譬如關於人民幣匯率低估，多個模型估算資料差距巨大，有天壤之別，有說低估50%，有說40%，有說30%，有說15%，有說5%，各執一詞，莫衷一是，你要相信誰？美國學者私下喝咖啡時坦承那些資料是武斷和主觀的（Arbitrary）。又譬如關於匯率低估搶走了多少美國人的飯碗，有說是480萬，有說是360萬，有說是240萬，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總裁伯格斯坦說是60—120萬，克魯格曼則將美國失業和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完全歸罪於中國。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弗格森公開批評這些計算純屬無稽之談，是無聊遊戲。我們必須明確，好些美國學者是非常“講政治的”，他們高談闊論貌似高深莫測的學術理論，實際是他們的政治伎倆和戰略策略的一個“幌子”和外衣。最臭名昭著的例子非克魯格曼莫屬。且讓我借用毛澤東主席評《水滸》的話---“《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來形容克魯格曼：克魯格曼這個經濟學家，好就好在無恥，做反面教材，讓我們認清某些西方經濟學者和某些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僞善”和“荒唐”。

麻煩是第二個問題，至今爭議極大。有不少國內學者認爲：從中國經濟實際出發，人民幣應該升值和浮動。只不過現在美國高調施壓，中國爲了尊嚴和面子，硬扛著不進行升值和浮動。假若沒有美國的政治壓力，中國早就升值和浮動了，所以美國很蠢，不知道中國人特要尊嚴和面子。此類議論和勸告似乎是國內學者“苦口婆心”爲美國政府出主意：你們美國人怎麽這麽蠢呢？你們別高調喊話了，越喊話，我們就越下不了臺!越不會讓人民幣升值和浮動！你們要是不高調叫喊，我們早就這麽做了，不是正合你們的意圖嗎？

最近美國人似乎是“聽從”了中國“顧問”和“謀士”的善意勸告。財政部決定推遲發佈是否決定中國“匯率操縱國”的報告，財長蓋特納和多位高官最近的口風有了180度的大轉彎：“中國應該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匯率政策；中國應該能夠依照自己的利益來決定匯率政策。”國內許多人和國際許多評論竟然將美國財政部推遲發佈報告看做是“釋放善意”，中國應該投桃報李，滿足一下美國的要求吧。4月8日筆者到央視新聞頻道《環球視線》談蓋特納“突然”訪問北京，說：“與其說是美國釋放善意，不如說是策略改變。”

回到問題的關鍵：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究竟對中國有多麽大的傷害？概而言之，有六大危害。

第一、制約中國出口。從真實經濟（實體經濟）看，匯率升值將嚴重制約中國出口增長和降低中國産品的全球市場份額。從而嚴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穩定，嚴重影響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

根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由於人民幣升值的累積效果和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我國共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2009年底，全國失業人口高達4000萬人。

第二、削弱中國競爭力：中國出口的競爭對手其實不是美國，而是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美國正在聯合其他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共同對中國施壓。最近蓋特納訪問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印度支援美國對中國施壓。美國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實施手段，就是始終玩一個平衡策略，即不讓任何一個可能的對手國家真正做大。其整體外交策略乃是從英國繼承而來（大家可以參考基辛格的名著《大外交》）。

根據多家機構的統計監測，2005年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出口在全球的市場佔有率有相當顯著的下降，與此同時，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的市場佔有率上升。

第三、讓中國經濟徹底泡沫化，製造“中國式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此乃人民幣升值和浮動對中國經濟的最大危害。

通過製造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或通過人民幣匯率浮動之後再進行操縱，就可以製造中國資産價格的巨大泡沫和泡沫破滅後的經濟危機。與此同時，由於人民幣升值遏制出口增長，中國政府爲了“保增長”，必然進一步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擴張性貨幣財政政策必將進一步刺激經濟泡沫，最終誘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根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人民幣升值以來，至少有超過萬億美元的投機熱錢流入中國市場，絕大多數進入樓市和股市（美國胡佛研究所和多家其他機構估算：目前中國2.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至少有一半是國際投機熱錢流入中國所形成）。

過去5年來（尤其是2005年人民幣開始單邊升值之後），中國經濟泡沫化程度愈演愈烈。全國平均房價上漲幅度遠遠超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導致80%以上的城市居民無力購買住房。過去5年，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幅度最少也超過收入增速30個百分點，最高超過120個百分點。房價飆升3倍以上。最近網上盛傳一個日本經濟泡沫化和中國經濟泡沫化的對照表，雖不十分準確，卻包含許多令人心驚膽寒的真理！連美國高盛集團也發佈研究報告宣稱：假如將房價列入CPI，2009年中國的CPI漲幅大大超過10%。

經濟泡沫化的本質是財富的大幅度轉移和快速集中，大幅度加劇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給中國社會埋下不穩定的嚴重後果，實在應該引起決策者的高度重視（薄熙來說：“住房就是現階段最大的社會問題，最大的民生問題”。意味深長！）。早在2005年，筆者就明確指出“人民幣升值預期綜合症”必將導致中國經經濟嚴重泡沫化。後來出版《匯率危局》，詳盡闡述了“人民幣升值預期綜合症”的機制和後果。

第四、加劇國內財富向外國投機者轉移：國際投機熱錢借助人民幣升值預期和中國經濟泡沫化獲得巨大套利收益，加劇中國財富向外國投資家手中轉移，加劇財富向國內少數權貴階層和買辦階層轉移，急速加劇收入分配兩級分化。

第五、加劇國內財富向美國政府轉移。美國的匯率戰略是“予取予奪”，需要美元強勢時，她可以讓美元強勢；需要美元弱勢時，她可以讓美元弱勢。通過操縱美元與其他貨幣之匯率，美國贏得巨大的匯率利差收益。美國對外債務是美元計價，對外投資卻是以他國貨幣計價的資産，讓他國貨幣升值和美元貶值，美國可以“一箭雙雕”：（1）提升美國對外投資的收益；（2）降低他國投資美國的收益。譬如人民幣升值5%，中國投資美國國債的收益就等於零或負收益。美元匯率貶值恰好是美元賺取匯率收益的主要手段之一。

美國通過操縱匯率，究竟贏得多少利益呢？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有詳盡計算。以2001—2006年爲例，正是美元相對世界主要貨幣大幅貶值時期（亦是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最激烈之時期），該時期美國累計對外借債3.209萬億美元，然而淨負債竟然還減少了1990億美元，等於美國淨賺3.408萬億美元，其中僅匯率貶值一項就讓美國賺8920億美元，資産--負債收益差距讓美國賺1.694萬億美元，其他手段賺1.469萬億美元（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的資料）。

3.408萬億美元是什麽概念？它相當於美國6年的國防軍事開支總和。也就是說，美元霸權創造的超級利益，意味著世界各國爲美國龐大的軍事開支“買單”！

第六、貨幣匯率政策完全喪失獨立性。人民幣匯率浮動將讓中國的貨幣匯率完全喪失任何獨立性。過去40年的歷史經驗充分證明：浮動匯率體系加上巨量國際投機資本，讓匯率浮動成爲各國貨幣政策之主導變數。而各國匯率之波動，相當程度上操縱于美聯儲和財政部之手（還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操縱於國際投機家之手。看看最近希臘債務危機期間歐洲各國政府和對沖基金之間的博弈，大家就可以明白所謂“浮動匯率才能保證貨幣政策獨立性”到底意味著什麽。可悲的是：國內許多學者總是食洋不化，食古不化，抓住一個所謂“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理論似乎如獲至寶，天天在那裏比比劃劃，煞有介事，還使用複雜的數學模型來證明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他們從來沒有仔細思考過那“不可能三角理論”的哲學基礎從根本上是錯了的（參見筆者的文章：“所謂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的應用和濫用”），經驗證據從來不支援什麽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去問問日本中央銀行吧！。我們的國際金融學和國際經濟學教科書早該徹底重寫了。

上述六大危害綜合起來，我們得到一個最一般的結論：遏制中國出口、削弱中國競爭力、讓中國經濟泡沫化、製造金融危機、財富集中和轉移、貨幣匯率政策喪失獨立性等諸多危害之共同結果，就是徹底挫敗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徹底打亂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一旦被打亂，中國將陷入所謂“拉美化”的困境。社會分爲富裕的極少數巨富群體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城市貧民和“農民工”；或者分爲與國際資本有千絲萬縷聯繫的精英群體（大買辦階級）和沒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大多數赤貧群體。一旦陷入此一困境，中國社會將完全解體，政權將崩潰，社會將動蕩。此乃治國者必須深思的最大問題，是最大的政治難題。

這才是我們思考人民幣戰略和策略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出發點。唯有站在這個高度，我們才能真正高瞻遠矚，認清人民幣匯率政策辯論的本質，站穩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立場，理清人民幣匯率的戰略和策略。


最後再簡要說一下中國經濟面臨的三大根本性難題：
（1）如何平穩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
（2）如何緩解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或貧富分化。
（3）如何實現內需拉動的增長方式轉變和産業升級換代。
三大根本性難題皆與人民幣匯率戰略和策略有重大關係。

（1）中國工業化才完成了50%（按非農勞動力占全國就業人員比重計算）。目前全國農民工爲2.25億，未來至少還有2億農民需要轉化爲産業工人。

（2）中國城市化才完成了40%（按城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例計算）。

（3）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度依然極高（最極端的估算是出口貢獻GDP增長的74%，最保守的估計是30%）。2009年出口貢獻爲負，只好依靠史無前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結果進一步造成房地産的驚天大泡沫）。

（4）經濟泡沫化通過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和貧富分化，讓許多老百姓在CPI漲幅極低的情況下，生活負擔不是減少，反而加大。很多買了房子的人承受著巨大的償債壓力，必須設法限制自己的其他消費，想要買房的人則必須儘量減少其他開支，攢錢買房。經濟泡沫化已經極大地限制了國內居民消費，將對我們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産生深遠的負面後果。我們不能再允許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重啓，進一步激化經濟泡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