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全球性「債彈」

黃元山



之前提過，歐美皆有「債彈」，要拆全球性的「債彈」，傳統上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像歐洲一樣，實施緊縮的財政手段，包括減少開支、增加稅收；二是增加國民收入，提高國家整體的GDP，使國家財政與收入比例慢慢的重新達到平衡。簡單來說，不是減少使費，就是增加收入。


印鈔削債有限制

最後，就是美國使用的非傳統做法──印銀紙。坊間一般說法是，印銀紙使鈔票增加，使通脹來臨，於是政府的債務相對減少（Debt Monetization）。但如果每個人也預期通脹來臨，市場的名義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便會提高，於是政府所需付的利息也相對提高，便達不到減少債務負擔的目的。所以，要達到印銀紙以減債之目的，政府必須攻其不備，管理好市場的通脹預期，即減低市場的通脹預期。

事實上，如果最後真正的通脹，是比市場預期出其不意的高，政府印銀紙的目的才會達到，印銀紙的力量才會有所發揮。所以正確來說，印銀紙不能直接減少政府的負債，成功與否，首要條件是減低市場對通脹的預期。

這正是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在做的事，他所有的說話如就業環境差（人工加幅不高）、美國經濟復蘇（有條件加息，雖然跟之前關於失業率有矛盾）等，也是希望市場相信通脹壓力不大。從某個意義來說，我同意他對通縮的憂慮，因為有不少私人信貸在金融海嘯中消失而仍未恢復，這是一個短期的憂慮，但如果伯南克不顧一切的印銀紙，最終印銀紙的力度很有機會比通縮大，所以長遠來說當然有通脹壓力。

但問題的重點是，伯南克有很大的誘因去壓抑市場對通脹的預期，他說的話不是反映現實，而是要溫水煮蛙，使市場放下對通脹的防備，他便可以暗暗地誘發通脹，其中一個辦法是使CPI（消費物價指數）不升。眾所周知，美國CPI低估了真實的通脹，利用這個人為弄低了的CPI數據，就可名正言順的製造負利率環境，逼出一個長期通脹的環境。事實上，從TIPS（與通脹掛的國債）仍處於低水平，可見伯南克似乎暫時成功控制市場的通脹預期。


須控制通脹預期

我擔心的，反而是如果市場看穿伯南克管理市場通脹預期的策略（從金價上漲可見市場的看法），那麼就算他成功的誘發通脹，也不能達到政府減債之目的，將會賠了夫人又折兵。這也解釋了為甚麼伯南克最近在國會上說，他不明白為甚麼金價會上升、他看不到這跟通脹預期有甚麼關係，實在是欲蓋彌彰。

當然，歐洲「債彈」與美國「債彈」最不同之處，是由於歐元的結構問題，歐洲印銀紙的空間沒有美國那麼大，有機會再談。

區議會方案令政改「起錨」還是拋錨？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行政長官曾蔭權周四與「五區公投」總發言人余若薇就政改方案辯論敗陣，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的即時調查指，市民反對政改方案的人數不跌反升，多個星期來政府啟動宣傳機器試圖扭轉民意的努力付諸流水。行政長官昨天表示，在未來五天爭取支持通過政改方案「有一定難度」，但政治總會有出人意表的發展。

上星期傳出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與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會面，會上唐英年向何俊仁確認，若中央接受民主黨的「改良區議會方案」，他會否向黨員大會推薦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何俊仁隨即確認，更表示若會員大會不贊成他的建議，便會辭任黨主席職位。現在姑且不討論何俊仁在沒有得到黨內上下共識而作出如此承諾是否合適，也不討論民主黨是否在政改談判階段過早揭露「底牌」，在策略上是否失誤，事態發展快得令人目眩，其實更耐人尋味。會議第三天，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撰文指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未必違反人大常委會二○○七年的決定」。事隔一天，前律政司司長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轉鈦」，認為方案可取。只在兩星期多前，梁愛詩清楚否定民主黨及普選聯提出的建議，認為「根本不合理，中央政府難以接受」，不久即強調該建議「並沒違反《基本法》，值得支持」。此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上月底也批評民主黨的方案「不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二○一二年兩個選舉辦法的決定」，但昨天卻忽然表示「不清楚……方案有否牴觸《基本法》及違反人大的決定」，但認為「有關方案不錯」。言論發表後，各建制派代表爭相歸邊：自由黨、經濟動力、工聯會及民建聯紛紛表態：如果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的決定，他們也會考慮支持。

這些言論是否中央將會接受民主黨的方案，相信答案很快揭曉。但事件已表達一個強烈訊息，下周三政改方案經加入民主黨建議，通過的機會大增。不過，要問的是，如此方案，是否真的讓香港政制發展向前走？是否令香港民主進程推前？是否社會政制爭議從此平息？相信答案並不樂觀。政改目的，是要落實《基本法》最終在香港實現普選的目標，並為香港建立更公平、公正的制度，讓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能有效發揮職能，互相制約。衡量任何政改方案，應先檢驗是否能達到上述目標。

早前已有評論認為方案不會明顯改變立法會的勢力平衡：新增區議會候選人由現任區議員提名，在建制派佔優勢的區議會，泛民未能穩操足夠提名。即使取得提名，能夠取得多少席位也要視乎到時採用哪種選舉方式。即使在區議會功能組別上泛民可取得三席（相信已相當樂觀），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仍然未能扭轉長年的敗局。所以即使中央願意讓步接納方案，對議會內的權力平衡也沒有太大進益。

設立功能組別制度的原意，是讓專業人士以知識和經驗服務議會，加強議會的議政能力。但回歸後，功能組別加上分組點票淪為行政機關用以維護權威的工具，當政府處於弱勢時，行政機關往往不惜以政策傾斜換取功能組別代表的支持，以強化政府的認受性，但到頭來政府卻成為特權階級的附庸。這種現象在第三屆特區政府尤其明顯。而改變這個現況，正是泛民多年來堅持的信念和原則，也是市民支持他們的基礎。可惜所謂區議會改良方案，不但對改變功能組別制度毫無作用，反而讓該制度更根深柢固，將來更難取消。

試想，要求專業和工商界別交出政治特權已是難事，將來要取消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便要多說服四百多名有意進入議會的區議員，以及他們的第二、第三梯隊，阻力豈不是更大？現在民主黨的建議，最後即使令香港政改「起錨」，但卻離民主港口愈來愈遠，市民的「夢想」更難成真。

美國正把中國複製成第二個日本

郎咸平



　　最近政府推出比較嚴厲的宏觀調控，希望控制樓市泡沫，但是這些調控本身對沒有打擊到樓市泡沫，反而影響到了股市。很多人問我樓市怎麽樣？我可以把背後原因告訴各位朋友。透過這個機會跟你解釋一下，對於樓市，我推出“火山理論”，也就是岩漿怎麽來的。透過它來解析一下我們的當前的經濟形勢。


　　樓市“火山”會引爆地震

　　過去理論講的很清楚，兩個重大因素，第一投資金融環境惡化，第二嚴重産能過剩結果使大量資金由實體經濟流入虛擬經濟，再加上去年開始政府一系列投資，助長岩漿形成。爲什麽效果這麽大？因爲我們政府剛好在火山頭插兩個導管，第一個導管我們中國老百姓不能自己買地自己建房，一定向開發商買，開發商跟政府之間又有千絲萬縷的勾結，由於已經形成人爲的壟斷，所以價格自然高。所以壟斷本身就是第一個管道，這是第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中國是全世界少數的幾乎以商品房爲主的國家。在98的時候規定整個地産發展必須80%經濟房，10%廉租房、10%商用房。到03年突然改了80%改爲具有保障性質商品屋，等於90%都是商品房，因此我們地産變成純粹以商品爲主導的商品住房。一般老百姓怎麽買的起，比如你們去香港旅遊或者到新加坡旅遊的話，導遊會很高興你這是某某的豪宅，他是用羡慕語調跟你講，因爲他不恨，因爲政府提供非常便宜的廉租房，他知道能力肯定不如富豪，但是最低需要是有的。當他介紹豪宅非常驕傲態度介紹，但是內地旅遊導遊怎麽講。這個跟哪個官員勾結在一起，肯定這麽講話。就是由於我們沒有把經濟使用房和廉租當做地方政府主要方針，因爲形成第二個導管。地下通過兩個導管迅速噴發。到今天有很難調控，爲什麽政府調控作用都不大？幾十個政策都會失敗這個水平不是一般水平，爲什麽都會失敗？道理很簡單，岩漿溫度多高，插入兩個導管任何都會被岩漿熔化，而我們政府直接壓，到最後結果統統都會被岩漿熔化。

　　如果把它堵住的話更糟糕，比如說像地産稅等等，真的把它堵住什麽結果，岩漿沒有消失一定從地殼最薄弱環節爆發，比如通貨膨脹怎麽辦？比如經濟簫條怎麽辦？或者整個火山爆發怎麽辦？後果太嚴重了，這就是我提出的“火山理論”，目前政府這麽壓，同時打擊到你的股市，一直推出宏觀調控希望打擊樓市，打擊股市。我想告訴各位朋友可不要再犯一個錯誤，是不是適合搞嚴格的宏調，因爲歐洲金融危機已經開始了，它是什麽結果我們目前不知道。因此，中國對歐洲的出口遭受重大挫折，因爲歐元猛跌。這一系列問題加在一起在股市市場一定有反映，而是極爲負面的影響。國際金融炒家肯定會借題發揮來阻擊我們。


　　複製另一個日本

　　有人說我們的經濟出了問題才會國際金融炒家一個可趁之機，如果這樣你也太小瞧他們了，就算是一個健康的經濟體系，高盛也會透過巧妙的方法放進去，這種新式的經濟戰爭以前從來沒有經歷過。

　　比如日本在1985年以前沒有危機，美國1985年逼迫日本簽下協定，85年到87年日本受到很大的影響，87年掉一下一個重磅炸彈，要求日本降低利率2.5%，利率這麽低的情況，前兩年受到重大重挫的企業，發現這麽低的匯率，因此向大量銀行借錢炒樓、炒股，從而造成非常嚴重的資産泡沫化。到了89年底日均指數接近39000萬點，日本得意忘形的時候說決定把美國買下來，他們作夢也沒有想掉，到91年頭美國掉下金融核彈頭，使日本現在也沒有翻身。金融核彈頭包括三個零配件。第一個融資融券、第二股指期貨，第三個允許華爾街進入日本操縱。

　　利率降低，這顆炸彈是美國丟的，金融炮彈三個是美國給日本的，這些加在一起不正是另外希臘危機一個版本嗎。金融核炮彈有三個，而我們現在就差最後一個，那就是允許華爾街進入中國。整個匯率大戰從去年5月份開始，我一再警告政府一定發生匯率大戰。匯率大戰真正目的是什麽？是構建金融核彈頭第三個零配件！4月13號國務院發表一個文件叫做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利用好外資意見，請各位看看意見三是什麽？這多可怕，就算經濟沒有問題，對於歐盟他們搞希臘，就算日本沒有問題他們又搞資産泡沫化，同時用核彈頭擊退你，中國今天沒有問題？問題大了。比如溫家寶總理一再講，中國目前大部分工業産業過剩，比如煤炭、電力、輕工、紡織等等嚴重産能過剩，我們目前已經出現危機，嚴重産能過剩情況下，我現在非常擔憂美國會如何透過類似運作希臘、運作日本的方式，用金融大戰狙擊一個嚴重産能過剩的中國。這是我所擔心的，你一定出了問題他才狙擊你，很多時候你的問題就是他造成的。甚至造成我們這次産能過剩是08年開始政府四萬億投資，都是用明天的産能過剩消化今天的産能過剩，比如中西部建了高速路統統産能過剩，但是建的時候需要鋼材、水泥，可以消化今天鋼材、水泥産能過剩。問題是什麽？建完之後怎麽辦，建完高速公路以後立刻産能過剩。

　　這就是爲什麽溫家寶說中國大部分行業産能過剩？當時推出四萬億的時候誰支援我們的，全世界媒體都說我們好，最後發現這些媒體，包括各國政府大力稱讚我們，本身我懷疑就是一個陰謀，讓我們朝這個方向走，造成嚴重産能過剩。現在沒人在講了，因爲他們達到目的，就是通過四萬億方案造成嚴重産能過剩。我認爲這就是西方帝國主義目的，透過金融大戰配合産能過剩狙擊中國，大家看懂了嗎？

　　注：有人說郎教授只能看出問題，而沒有對策。其實我已經提出了解決方案，如果去年五月份聽我的話，匯率大戰一定打的話就沒有危機，爲什麽不聽？等出了事再找我。08年10月份我的博客一直呼籲政府不要投資四萬，放棄保八，就不會造成這一系列問題。這些錢應該讓老百姓更富裕，這不是我提的方案嗎？今天5月份政府說轉變成長模式，希望通過消費拉動，這不是我08年10月份提的方案嗎！

「長期」便在眼前 美債不宜久持

林行止



一、

以鑄造「中美利加」一詞而廣為象牙塔外讀者熟悉的英國史學家富格遜，去月中旬在美國的彼德遜學社發表題為〈金融危機與帝國崩潰〉的演說（可於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同名網站免費下載）；這位對金融史研究有成的哈佛教授，認為希臘瀕臨破產，展示的不僅僅是「歐豬四國」（Pigs，並未「從俗」加入愛爾蘭而成Piigs）經濟脆弱金融風雨飄搖，而且暴露了發達富國（developed world）已處於經濟危機邊緣。正如投行貝思登倒閉是金融海嘯的先兆，希臘實際上破產預示西方金融世界進入了難以挽救的死局。這種泛泛之論並無新意，但富格遜認為迄今為止獲投資者視為最可靠的美國政府債券，其「安全性」與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相若，便屬石破天驚之言，此說意味美債極之脆弱，稍有「意外」（比如大債主出其不意拋售）便全盤落索。值得大家特別注意的是，歷史上金融危機的出現都是突如其來，絕非「循序漸進」（gradual），是沒有循環軌跡可尋的。

公共財政危機浮現，富格遜認為與政府的可信性有正比關係，作為債務人，債務發行國國家政治不安定政府不可靠，意味當局不易從徵新稅或提高舊稅稅率上增加歲入，支付債券利息遲早出現困難，在這種情形下，再向市場發新債集資的手續費和孳息，同樣高得令發行者難以負擔。希臘國債孳息高達十四五厘，傳達了投資市場看淡希臘政經前景並預期其無力支付利息遑論贖回本金的訊息，從此角度看，希臘宣布破產（歐盟無可選擇出手打救是另一回事），是理當如此的。

南歐小國希臘有事，何以不只禍延「歐豬」而是富國亦受波及？道理很簡單，此為所謂「富國」莫不因為長年（起碼是過去三十餘年）「先使未來沒有的錢」而負巨債，實際上已成債主臨門的窮國。富格遜引述國際清結銀行（ＢＩＳ）及國際貨幣基金會（ＩＭＦ）的資料，顯示經「循環調整」（cyclically-adjusted）後希臘的資產負債表是負ＧＤＰ百分之六，而英國和美國分別達負百分之六點八及負百分之七點三，財政狀況比希臘還不如，她們所以尚未「出事」，皆因政治穩定其貨幣仍為市場接受，意味其政府信譽尚未破產有以致之。

如何把債務減降至ＩＭＦ認為安全水平的ＧＤＰ百分之六十（ＩＭＦ的目標年是二○三○），辦法眾所周知，這是裁削公共開支或加稅（雙管齊下當然最有效），但在當前及可見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減公共開支和加稅均會引起「受害者」強力反抗—前者會驅使受薪階級上街，後者固會令走私更猖獗，同時使富裕階級千方百計避稅逃稅以至一走了之落籍稅務「天堂」，結果增加歲入的希望落空。


二、

在「先使未來錢」哲學的影響下，美國人成為「大花筒」，但富格遜看出另一項刺激美國人不顧一切不事儲蓄盡情消費的原因，此為七十年代通脹肆虐打破了「節儉是美德」的傳統（這是尼克遜總統片面取消金本位種下的禍根）。非常明顯，通脹尤其是惡性通脹吃掉債權人的半生積蓄（大家還記得債券有「資金充公證書」的代號嗎？）而債務人坐享其成盡得其惠（還債時資金的購買力比借入時大降），這種切膚教訓，促使人們不再儲蓄，消費者不惜借完再借、按上加按，用「未來沒有的錢」，行街購物至死方休……。按照常理，遏制這種花錢如流水風氣的辦法，莫如釜底抽薪，把利率提高至通脹率之上（如此儲蓄及債券才有實際收入），這種人人知道的道理，何以債務國不行之？答案亦是人所共知，因為這樣做使最大債務人—政府不勝負荷，而利率「偏低」有鼓勵投資炒熱金融市場營造「金錢幻覺」、產生「財富效應」刺激消費促進投資令政府歲入上升的作用，因此負利率不變，等於政府鼓勵人民消費。

美國財政部五月初呈交國會的報告，顯示現年度政府總負債十三萬六千億（美元．下同），「如無意外」，至二○一五年將達十九萬六千億（期內負債ＧＤＰ比率由百分之九十三增至百分之一百零二）；而私人（包括退休基金）及主權投資者（包括中國及日本等）去年持有的美債為七萬五千億，預期今年增至九萬一千億，在這種情形下，債權人的資金真是「凍過水」（危危乎）！目前美國支付國債孳息的數額約為ＧＤＰ百分之八，國際清結銀行估計至二○四○年達百分之二十，這等於是年聯邦政府的全部稅收都用為支付孳息！如此看來，除了大減政府開支，美國並無他法度過財政難關，但美國當前失業率近百分之十，加上醫療改革額外開銷以千億計，而海外還有兩場沒完沒了的熱戰，在這種條件下，美國政府如何削減公共開支？


三、

美國能否通過加稅以實庫房？理論可行惟實際上不可行。一九七四年提出「拉發曲線」而受知於列根總統的經濟學家拉發（A. Laffer），六月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加稅導致明年經濟崩潰〉，看似危言聳聽，細看有其道理；他認為在加稅聲中，「無法走動」的資本家莫不爭相把利潤提前兌現，而這包括「產量及收入」。換句話說，股東利益掛帥的資本家會設法把公司「淘空」以迎明年加稅，結果是今年經濟增長與利潤有可觀增長，令「雙底衰退」消失，但明年麻煩重重—拉發預期「雙底衰退」無可避免！

歷史上，惡性通脹證實足以「消滅債務」，但美國一旦有對通脹放任不理的的實際行動，外國債權人—美國國債約一半落在外人之手—又怎會坐以待蝕。富格遜指出十九世紀以至二十世紀初期不少國際金融危機皆因「外國債權人拋售債券而觸發」，當債權人意識到惡性通脹將臨所持債券可能變成廢紙而下長痛不如短痛的決心賣掉這些債券時，一場「與汝偕亡」的金融戰爭便不可免。滅債本來還可通過戰爭達致，但世界最大負債國美國已有兩個炎炎的火頭，開闢新戰場恐有心無力……。發動貿易戰又如何？經驗告訴大家，這是眾敗俱傷之局，但無路可走的美國最後也許會作出「何伯遜選擇」，美國會否以五月份中國出口大幅增長為藉口逼人民幣升值，中國若不「就範」，美國鋌而走險（採納《紐約時報》克魯明的意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不過，美國會怎樣做，本周四財長蓋特納在國會「作證」時可見端倪，而月底國會辯論應否讓商務部援引傾銷法以對付中國貨時見真章。

凱恩斯在七八十年前寫下的那句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言「長期而言我們都一命嗚呼」（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長期」也許便在眼前；當然，「一命嗚呼」的是西方金融制度！

面對這種混亂、不樂觀而一切似乎莫知所從的情況，投資者重回重商主義之路，棄「紙金」持黃金似為不錯的主意，然而金價似乎持續升得太久太高，獲利回吐潮隨時出現，在這種情形下，筆者可以肯定提供給讀者參考的意見是，美國國債不宜持有，至於什麼是較佳的投資項目，假日之後周四和大家討論。

一個時代的結束

陶冬



富士康員工的“連跳”，以戲劇化的形式，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已經開始。中國作爲世界加工廠的黃金時代開始褪色，而此對於中國出口、增長模式，以致全球通貨膨脹，均有重大的影響。

富士康是中國最大的出口企業，一度被認爲是出口加工業的典範，甚至被個別內陸省份認爲是“高含金量”的IT製造商。富士康擁有四十多萬員工，從來都是就業大戶、納稅大戶。公關危機爆發後，富士康的軍事化的管理模式廣受媒體的鞭撻，甚至被直斥爲“血汗工廠”。其實，富士康不過是中國過去二十年出口主導型的增長模式的一個縮影。

中國的世界加工廠地位，建立在一代農民工的血汗基礎之上，他們背井離鄉，承受著超常的工作強度和惡劣的生活環境，放棄了做人的權利和尊嚴，換來了中國出口的輝煌，也爲中國經濟掘到第一桶金。他們的辛勤與卑微，爲自己換取了溫飽，爲出口商掙得了薄利，爲歐美零售品牌帶來了暴利。

時代不同了。農村出來了八○後、九○後，與他們的父輩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對生活有更多的向往，手機、網路爲他們打開了新的世界，他們不甘於如其父輩那樣豬狗一般地生活著。同時，農民工就業市場悄悄地轉向，廉價勞工不再是無窮無盡的資源，農民工短缺出現常態化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各級政府都是親資本家的。低工資、無工會，是保障出口企業競爭力與效率的最佳途徑。在這個方面，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以說比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更“資本主義”。

今天，中國政府的口風已經轉變了，如何分配發展的成果，變得與發展同等重要。保障勞工者的權益與尊嚴，也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富士康事件，將過去半遮半掩的政策思路，更明確地、更果斷地落實在政策與監管上。

筆者斷言，今後三至四年，農民工工資會以20%-30%的速度上漲。自發性工會活動將得到政策的支援與保護，勞工權益、尊嚴的保障，將得到立法與監管的支援，勞工訴訟案件飆升。地方政府搖身一變成了“維權”的先鋒，外資廠的罷工潮更會此消彼長，中國的勞工環境在迅速改變。

從企業角度看，勞工成本的上漲、勞工監管的收緊，叠加在人民幣升值、環保與節能要求之上，營商環境變得相當嚴峻。對於出口商，這頗有一點“失樂園”的味道。

工資上漲，有利於內需，經濟成功轉型需要衆多因素的配合，並非易事，更難一蹴而就。不過勞動成本的上升，已使得轉型變成迫在眉睫的事情。在今後幾年，要麽中國的內需出現明顯的增加，要麽增長速度出現結構性下滑，沒有其他選擇。

中國出口業的黃金時代，已經出現了拐點。一個時代的結束，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不過尾聲已經徐徐響起了。

真正的危機來源於無知

郎咸平



　　危機本身並不可怕，最可怕就是我們對危機低估甚至無知最可怕。危機來的時候不是每個人吵架，而是定下心思考一下是不是過去對危機過於低估、無知。希臘危機怎麽來的？高盛爲什麽被美國證監會起訴？希臘故事好象愈演愈烈。引證08年10月份說的話，金融海嘯好象美國受輕傷，歐洲受重傷，我們擔心中國受內傷。整個運作過程中我們發現金融資本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新帝國主義不是最可怕的，但是我最擔心的是對它無知甚至低估，因爲它的影響是無遠國界。先說希臘危機，你覺得希臘危機只是突發事件嗎？不要說這個危機是不是精心策劃的陰謀，我把事實講給你聽，你就知道這是陰謀不需要爭辯。歐洲這麽多國家爲什麽只有希臘危機？比如一群狼追逐一群豬，首先被吃掉豬就是生病的豬、跑的慢豬。這個豬就是希臘。爲什麽這麽弱勢的豬加入歐盟？

　　“病豬”包裝記

　　2001年希臘想加入歐盟，但是他條件不夠，因爲根據歐盟規定，財政赤字不能包括GDP3%，希臘是5.2%，又想加入又不達標怎麽辦？他首先找到華爾街高盛，幫他僞造一下材料，結果經過高盛運作之後，把十億歐元債務基本上消失，那麽這個債務怎麽回事？你就會看到所謂華爾街這批精英、所謂新帝國主義他們用何等複雜手段創造出未來發生的危機，就是當是高盛幫助希臘發行一筆融資100億美元債券，可以收回74歐元。高盛把匯率調整一下，所以就變成84歐元，剛好多出十億歐元，這十億歐元等於現金，而且本子上等於高盛借給希臘，而且你的財務報表不顯示出來，就憑十億歐元沖銷債務，所以希臘財政赤字只有 0.7%，因此光榮進入歐盟。將來一定出問題，更可怕是什麽？

　　高盛心理非常清楚知道這筆錢可能收不回來，怎麽辦？就找到德國人購買剛好十億歐元保險，當然保險非常複雜，它意思就是這意思，只要希臘還不了錢，德國人還。高盛既然這麽久之前知道德國必然出事，通過保險把德國拉進來，一切佈置妥當就等著金融海嘯爆發。因爲一定從病豬中出問題。

　　我爲什麽一直講豬？因爲除了希臘之外，還有葡萄牙、義大利等等，把英文拿出來拼湊一起就是豬，所以這些國家都會出問題。如果當初希臘不進入歐盟就沒有這個問題，怎麽進入不是高盛一手遮天的結果。什麽時候爆發的？就是今年2月8號，在紐約私人會所，當初由熟悉的金融抄家召開會議，其中包括索羅斯、還有約翰鮑羅斯、還有另外一個人沒有什麽名氣，他們三個人既然在2月8號當天提出全面狙擊歐元，因爲希臘就在這一天危機。就在這一天把歐元抛空高售，兩個禮拜2 月23日賭歐元跌超過歐元漲的140倍，就在這一周賭一歐元跌到一美元比例是1/14，而在去年11月這個賭還是1/33，就從這一天開始歐元急速下挫。而在此之前希臘危機發生了，就從這天開始急速下挫。

　　所以這個會議非常重要的會議，我們再研究一下約翰鮑羅斯和索羅斯跟高盛之間有什麽關係？各位記不記金融海嘯怎麽來的？金融海嘯來了以後，有一家對沖基金不但沒有虧錢，反而賺了兩百億美元，把索羅斯羡慕的要死，爲了跟這個人吃飯給他打了多少電話，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他的名字叫做約翰鮑羅斯，就是2月8 號一起開會的人，和索羅斯一起開會的人。金融海嘯時期約翰鮑羅斯能賺這麽多錢？查一下，原來跟高盛勾結的結果才能賺這麽多錢，怎麽勾結？又是非常複雜、非常戲劇化版本出來了。那就是2007年1月份高盛已經知道次貸危機即將爆發，而這個時刻高盛並沒有把這個消息透露給投資人，反而和約翰鮑爾斯勾結在一起，做了什麽呢？搞了一個債務基金，幹什麽？專門挑次級債券，僅是好於垃圾債的債券，而且這些債券都是在紐約、加州、亞利桑那州就是爲房價泡沫的地方，債券評級BBB，又是在高風險地區，選了多少家？123家。可是鮑爾斯覺得風險不夠大，又從123家挑出63家，這麽挑的結果我相信結局是悲慘的，因爲他們肯定出問題。挑這麽大風險的組合找誰賣呢？當然找高盛去賣，因爲高盛最富盛名華爾街同行。

　　高盛開始推銷，又賣給德國。講到這裏你會發現這是多麽複雜的驚天陰謀，賣給德國工業銀行，他也擔心得找保險才行。高盛找來找去找到NCA保險公司，由他提供擔保，如果出問題我賠。德國一看沒有什麽問題，再加上國際知名度非常高的NCA提供保險，所以德國工業銀行完全放心，所以一定會出問題。高盛賣給德國工業銀行以後賭它跌。

　　約翰鮑羅斯把債券最高的組合通過高盛賣給德國工業銀行和荷蘭商業銀行以後，賭它一定跌。德國工業銀行只買了1.5億美元的債券，最後金融海嘯爆發之即，德國政府爲了救這家銀行花了135億，你只買1.5億，最後花這麽多錢來救。荷蘭商業銀行也出現危機了，最後被蘇格蘭皇家銀行收購。由於他做套的結果，蘇格蘭皇家銀行賠了8.4億，通過大量交易回到約翰鮑羅斯。形成一系列問題就是金融海嘯。這就是爲什麽美國證監會調查他。因爲高盛、約翰鮑羅斯爲首看起來好象獨立個體，其實背後有千絲萬縷連在一起，而這些人給世界造成不可想像的危機，他們做法極缺乏道德，爲了賺錢不需要什麽信託責任。這就是4月29號美國幾千人拿著牌子抗議華爾街貪婪，對美國人民是貪婪問題，而對歐洲人民、對中國人民那就是危機的問題。

　　最可怕的不是危機而是無知

　　其實世界每天都在變化，知識的更新之快，資訊的變幻莫測，往往造成昨天的成功經驗恰恰是今天失敗的根源，唯有放下放下再放下，不斷學習、質疑、思考，才能杜絕出現錯誤。

　　我們這麽多年改革開放犯什麽錯誤？我們金融改革都請高盛協作我們做金融改革，最後發現竟然要求我們四大行上市之前把所有壞賬剝離，全世界怎麽有沒有壞賬的銀行，憑什麽我們來做。因爲我們不知道危機，這就是我一再講的對於危機低估和無知。把壞賬剝離之後乾淨的殼以最低的價格賣給美國銀行，到07年底美國人說由於次貸危機他們遭到損失，但是建行他們賺到1300億，我想請問你這個錢平均分給老百姓有什麽不好，把建行上市收益故股民有什麽好。我們請他做金融改革，最後發現高盛又染指兩個，因爲其中包括很多地産專案。請問你從01年進入內地到現在，我所講的事情是不是都應驗。

　　當你不瞭解這個問題的時候，情願用爭議兩個字，而不願意用低估、無知。我可以告訴各位朋友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概念，但是我們目的都是一樣，告訴全國老百姓什麽叫危機。我覺得最不應該有爭議性就是我，因爲我過去講這麽多事件一一都發生了。危機本身不可怕，你只要把危機說透了，你就不會再有危機。最怕是碰到這個巨大危機，你還不知道，碰到這個人還說爭議性大，這是最可悲的！我希望透過我抛磚引玉，我們全體國民應該好好學習一下，進入2010年以後看到希臘危機、高盛欺詐門事件，這是多麽複雜的時代。

　　我也希望透過這個機會能夠提出一個我們過去沒有想到過新危機的理念，只要把危機認識清楚了就沒有危機了。

監管樓市之道

羅耕



金融與地產之所以帶挈香港發達，原因當然並非兩者屬生產行業，而是在於其四兩撥千斤之道。四兩之所以能撥千斤，自然是在於其槓桿運用。

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槓桿可使人發達，自然可令人破產。相比其他沒槓桿的行業，政府對槓桿行業實施較嚴監管天公地道。政府監管不力，讓槓桿行業的相對自由演變成絕對自由，從而損及別人自由，就是失職。海嘯過後，金融方面的監管漸返正軌，但對地產的監管則仍失職。

究竟有什麼監管應做而沒有做呢，列舉如下：

一）度量衡最基本的「究竟買了多少斤」，至今依然毫無誠意推行。最簡單的，是要列明地氈面積，一如罐頭列明淨重量。好比罐頭由生產商負責列明、乾濕散貨則由舖頭負責一樣，原裝推出的新樓應由發展商負責明碼，而舊樓則自當由地產代理負責。

二）明碼之餘，就是實價，此乃另一基本原則。對於買樓實際所付價錢與地產代理所張貼的大有出入，究竟有無人夠膽追究過？如果海味舖貼一個價，收錢時另一個價，你道海關會否拉人封舖？就當是海鮮價好了。到銀行買金股匯也是海鮮價吧？不過人家有報價機器。你地產代理一樣賺大錢，搞個報價系統天經地義吧？只怕還是有心做假。

三）海嘯教訓，是OTC 市場最易藏污納垢；長遠而言，交易皆應納入主板平台。股市可由四會發展成交易所，貪贓枉法明顯減少。樓市為何不可？較可行的，是從大型屋苑入手，先將之形成交易平台，進而吸納其他中小樓盤。交易所的建立可降低佣金，實乃市民之福；而昔日的股票經紀亦逐漸被理財專家取代。應用於樓市之上道理一樣：佣金有望降低，從業員質素有望提升，功能也不再限於帶客睇樓，而是更全面的服務。

政府連價、量及平台交易這最基本的三項也無意去辦，搞什麼九招十二式，統統是多餘，治標不治本。


在提過監管方向後，再談技術細節：

四、近年幾乎所有新盤都是豪宅，但其實幾乎全部都是假豪宅。豪宅化本屬好事，提升居住質素。不過，當收樓時才驚覺進了小人國，要削床就房，這與提升居住質素的原意明顯背馳。解決這些其實十分簡單，只要對內籠間隔作些規範即可，譬如每個房間不可小於若干地氈面積。如此一來，若屬細小單位，任你怎間亦難扮多廳多房。發展商要是面皮夠厚的話，固可將「一廳一房」稱作豪宅，那就讓世人看清他們是怎做生意。

五、示範單位專門做假，早已街知巷聞。買樓花，是典型的預繳式消費。政府打算規管美容瑜伽等預繳式消費，但可曾想過要監管百姓畢生最大筆的預繳消費？既然樓花是在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稱下所作的決定，售後冷靜期或事後補償安排實有必要。再講，樓花其實是要買方變相入股地產商合作發展項目，請問小股東的利益有何丁點保障？

六、上述兩點是關於發展商的。地產代理的銷售手法，其實也甚令人側目。早前有買家被禁錮沒收信用卡等，擺明應作刑事檢控，但政府一個人也沒拉過。銀行目前已要另闢空間專作銷售，反之地產代理卻公然於商場、地鐵站等公眾場所攔路阻街。試問，若每家店舖的銷售員都跑出舖外拉拉扯扯公然兜客，香港成何體統？在港府集團之下，警察只懂對示威遊行之士又拉又鎖，反讓違法分子消遙法外，警隊不是懦夫又是什麼？

今天六四，人家已講了二十年，這裏不多談了。港府集團在政治議題上百分百媚共，也都算了。但在政治外的社會事務上，港府集團仍無視大是大非、不公不義，港人治港只會流於「講人自講」。零星示威遊行必定無日無之兼漸趨規模化，屆時才順應民意，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如五、七年前的眾高官般：一批一批地下台。

港府集團的眾高層們，好自為之吧。

權衡輕重明智取捨 勞工集約尚未可棄 ── 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的反思

林行止



一、

全球規模最大的電子代工工廠（Contract Manufacturer）—富士康深圳龍華廠，佔地三千八百八十五多畝、員工約四十二萬（分為有約三十萬人及約十二萬人兩個「科學園」），連月發生員工跳樓自殺事件，至上周三已錄得「十三跳十條命」；二十四及二十五日本報「偵查報道」發表了二篇一組有關長文，對這間被稱為「血汗工廠」的「內幕」，有相當詳盡但不算客觀深入的報道，這絕非記者不力，而是管理層不肯接受訪問使然。富士康在內地有多家分廠，在今年之前，其北京、廊坊及昆山等廠均有員工上吊、猝死事故，這類消息所以未能見諸傳媒，據說是管理層取得當地政府的「合作」，對外封鎖消息，同時「私下了斷」，向「非正常死亡」員工的家屬作出相當慷慨等於變相「掩口費」的賠償，遂令自殺事件無聲無息；直至龍華廠員工跳之不歇，成為轟動全國的悲劇，事件才鬧大。不過，據昨天本報「特稿」，中央及地方政府雖「三令五申」要做好善後及防範工作，與此同時，對內地媒體下達「限制令」，有關報道只能據新華社的發稿，等於真相未白，「富士康深層次矛盾未解決」。

工廠搞出人命，譴責資方、同情勞方，是一般人的即時反應，亦是論者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為弱者伸冤的最佳題材；可是，熱血沸騰的心若無冷靜的腦袋配合，不僅看不到關鍵所在，亦無法寫出令人信服和對事件的了解（遑論解決）有幫助的評論！

富士康科技集團為台灣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鴻海創辦於一九七四年，如今仍為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的創辦人郭台銘，看中內地對外開放歡迎外資特別優待台資的大趨勢，又有大量廉價勞工及相對廉宜的土地，早於一九八八年便在深圳設廠，其後生意愈做愈大，九一年在台灣證交所上市後，除在日本及美國成立研發中心，復於英國、美國、捷克、匈牙利、墨西哥、巴西、印度及越南等地設廠，惟規模均不及內地的工廠；至二○○九年，鴻海的營收達六百一十八億（美元．下同）、淨收入十億七千四百萬。鴻海能夠成為iPod、iPad、iPhone、英特爾裝配板、戴爾、惠普電腦及任天堂多種電子遊戲機等世界名廠的主要代工廠，絕不簡單。郭台銘的國際視野和魄力，華人社會中罕見，其掌握的電子科技，更是少有其匹。

台灣電子業早執世界牛耳，現在全球百分之五十晶片、百分之七十電腦顯示板及百分之九十手提電腦便產自台灣；台灣蕞爾小島，產能這麼大，皆拜台商內地設廠之功。以富士康為例，如今在國內僱用員工總數八十餘萬，○八年其內地廠出口額達五百五十六億，約佔同年中國出口總額百分之三點九！


二、

管理工人數十萬廠區有若小城鎮的工廠，不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效率大師」泰勒（F. Taylor）的管理方法及福特車廠創辦人亨利．福特（H. Ford）發明的裝配線是不行的。前者根據工人的生理狀況及技術條件，制訂「效率最高的操作方法」，當工人為機器，是所謂科學化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這種視工人如士兵即必須遵守嚴格規律、絕對聽從上級命令、因此有令個性甚至人性受抑制之弊的方法，卻能有效地大幅提高工人的工作潛能；後者的流水作業式裝配線是阿當．史密斯極力鼓吹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實踐，意味工廠工作零碎化、制式化，但工人很易熟能生巧……。泰勒加福特，大大刺激生產力、降低成本，使產品符合一定標準，達致薄利多銷的目的，這對消費者大為有利，當然有力地促進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迅速發展，奠下了美國在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的龍頭地位！可是，這種單調、重複的工序，以及工人在精細分工之下真正成為複雜生產過程的「一枚螺絲釘」（或「他們操作的機器的工具」〔the tools of their tools〕），對工人的生理及心理造成重大負面衝擊。

二十世紀初葉才發現的馬克思早期（一八四四年）的「讀書札記」《巴黎手稿》（《經濟及哲學手稿》；一九三二年出德文版，五九年出俄文版，八十年代出英文本）已注意到這種他稱之為「疏離」（Alienation）的問題，由於工人成為「零件」，長期於毫無「人性」的工作空間、在鐵面無私即不會考慮工人福祉只顧公司利益的管工和經理的監督及鞭策下，重複做同一工序的工作，加上與小店主小工匠不同，工人不能控制工作時間、無法改變工作環境，勞方與資方便無可避免「站在對立面」。左丁山昨天在他的《蘋果日報》專欄，借用一位香港廠家之口，點出了台灣（及韓國）工廠「軍事化」的原委，他寫道：「韓、台工廠（的）高層、中層管理人，幾乎全部服過兵役，對軍事化紀律、管理比較熟悉……。」然而，軍事化管理似有必要，因為農民工「對工廠生產技術、規矩、規律、秩序等，所知甚少，要由頭教起，同時要慎防有人做無間道，涉及偷竊、抄襲等事件，故此一般工廠都管得好（甚）嚴……」。此說大有道理，「軍事化管理」，以內地現階段的經濟情況及社會條件，似有必要。在這種情形下，工人與社會「疏離」進而引出種種不滿現實行為，是自然的發展。

三、

說來有點可悲，現在內地工廠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竟然與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特別是英國工人的際遇相仿。馬克思的《資本論》（據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本）第八章〈工作日〉有這樣的描述：「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於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正常的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處於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過早死亡，它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又說「過度勞動使倫敦的麵包工人不斷喪生，可是倫敦的勞動市場總是擠滿來自德國和其它地方的人，等去麵包房送死……」。二百多年前歐洲工人的悲慘命運，如今竟在奉老馬為神明的內地重現！

非常明顯，這些年來，資本主義由於實行政黨輪替政治制度而不得不經常「自我完善」，如今西方國家的工人福利已相當不錯，即使是富士康，除支付比最低工資高的薪給（加班工人月入在二千元人民幣水平），還提供膳（每天消耗三噸豬肉、三噸雞肉、六萬隻雞蛋及二十噸白米）宿、有不少文康設施及文娛活動（天下當然沒有免費午餐，但在不算差的薪給上有這些不另收費的物質及精神「享受」，員工似不應抱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邊際利潤率只約百分之二（大老闆郭台銘○九年的淨值，據《福布斯》統計，為二十億，比本港的中型地產商尚不如！），事發後「加薪百分之二十」，在筆者看來，是廠方顯示了最大的悔意與誠意。有關當局如果還不滿意，要富士康提高工資增加福利，那麼，在稅收上便要作讓步，若不如此，富士康可能會在國際市場上失去價格競爭力。

跳樓自殺事件成為全國以至全球焦點，鴻海自然是千夫所指的「無良資本家」，富士康也許隱藏多目的的慷慨撫恤金為十一萬元人民幣（本報報道指有五十萬元的個案），約為普通工人十年薪金總和，因此市（網）上傳出一些想不開的工人為報父母養育之恩而自殺，而信者居然不少。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第一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內地還有「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雷鋒式人物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第二、這是否意味富士康大幅削減撫恤金便會打消「問題工人」的自殺念頭？答案是當然不可能。事實上，與全國平均自殺率比較，富士康的情況並未「達標」。據世衛組織統計，一九九九年（最新資料）中國每十萬人口有二十七點八人自殺（男十三、女十四點八），富士康在這方面是，套用一句股市術語，「大落後」！

北京政府對內地工廠面對的問題，肯定比外人清楚百倍，這從新華社五月二十八日一則英文電訊〈自殺突顯調整增長模式的迫切性〉可見，它從正反兩面的事實，評估勞工集約工業的利弊，最後在不牽涉任何意識形態之下，只能空泛地表示惟創新發明能取代之。在目前的條件下，這有可能嗎？答案已寫在牆上。

與英國工業革命初期資本家被詛咒為吸血魔王一樣，小說家慈悲為懷，對工廠僱用女工童工，更極盡醜化之能事；可是，他們可有想到若非資本家設廠「創造就業」，這些婦孺若非面對無炊廚房便成為小偷或街邊乞丐，你以為哪種方式較有利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及經濟發展……。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意味當前中國亦面對同樣的難題，而在創新發明未普及化之前，在言論及新聞自由只是憲法條文的中國，政府禁制內地傳媒報道渲染富士康「醜聞」，是無法可想下的理性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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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聰

->依本人所見，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暗示了中國的經濟火車頭已經不行了！
(可參考一下同類公司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的毛利率變化。)
->加上產能過剩及房地產泡沫，中國的未來真是危機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