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六十有感

張五常



不少讀者期望我寫這篇文章，應該寫。不易寫，但應該寫。中國是個古國，其歷史複雜無比，文化的演進沒有歐洲十五世紀之後的閃閃生光，但純而厚，是好於學問的人的一個好去處，我是著了迷的。歷史說，解放立國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慶祝，顯然因爲六十年是一個甲子。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能拼出六十個不同的組合，六十年是一個迴圈。爲何有這樣組合的安排我可沒有考究，但中國的傳統是以六十爲大壽。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對一個國家久不久應該發一下神經，你不能不承認中國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奧運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覽會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開電視看看吧。

建國六十年，剛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用，不妥不妥；後三十開放改革，很好很好。後者，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結語中，有所感慨而揮筆直下：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爲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麽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爲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復——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我是個生存在上述的整個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歲，懂事的。不斷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對歷史有研究。在美國讀本科第二年時，我寫了一篇關於鴉片戰爭的前前後後的長文，當時的經濟歷史教授Warren Scoville給予高評價。今天我想，如果沒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國會有很好的後三十年嗎？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動工三十年後的改革，中國今天會更有成就嗎？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價的，這代價高，值得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我只能說，從歷史規劃下來的局限看，中國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的艱巨工程帶來的奇迹。這樣的成就當然要付代價，很大的代價，至於這代價是否值得，見仁見智，是主觀的判斷了。比較客觀地問，如果中國選走另一條路，這大代價會否低一點？今天的人恐怕沒有答案；將來的歷史學者總要提出這個問題。

讓我從乾隆皇帝說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記不起正確年份，當時英國的皇帝派一個欽差大臣訪中國，要求發展貿易。乾隆接待了他，寫了一封歷史有名的信給他帶回英國皇帝。該信的大意是說：「我們中國什麽都有，對西洋鬼子的産品毫無興趣，而作爲中國皇帝，我的責任是搞好中國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與我何干哉？」這是當時中國閉關自守的意識，百多年後，八國聯軍的年代還是差不多，但八國聯軍之際，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西方了。

我們當然不懷疑古時的絲綢之路打通了一點與歐洲的聯繫，也不懷疑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比哥倫布早上大半個世紀的偉大探索。然而，無論怎樣看，中國曾經有數千年的閉關自守的日子。康熙謝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公行，容許行商與老外貿易，只是爲了應酬一下，說不上有發展外貿的意圖。康熙是個好皇帝，但他對西方科學的興趣只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圓明園的故事與後來的悲劇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結果。中國打開門戶是鬼子佬用槍炮攻開的。鴉片戰爭之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與英國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讀過。他們要中國的絲茶，但中國只要他們的銀兩，銀兩不夠，他們在印度找到中國人愛吸的鴉片。

一個聰明的民族，關起門來發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觀，但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很不相同。中國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衆君子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體會，稱得上是及格的寥寥無幾。中國的學子沒有幾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沒有幾個聽過蘇東坡。今天，在鋼琴上彈莫札特彈得像樣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計，但我賭你找不到幾個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響中國，只是近幾年西方的孩子們搶著學起中文來了。後者是大好形勢，反映著西方的衆君子終於察覺到地球上還有另一個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這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學西，有貶意說是崇洋媚外，但其實是清末民初以還，早一點說是乾隆皇帝之後，西方的科學與工業産出比中國的先進得太多，把炎黃子孫嚇破了膽。讀得出幾個英文字的誇誇其談，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時，護照是五千四百多號，即是說從盤古初開到一九五七，從香港正規外出的只有五千多個。急起直追，進入洛杉磯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請作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好奇地跑到圖書館去研讀一下中國的藝術文化，客觀地衡量，知道那所謂落後的中國，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響了梵高、高庚、畢卡索等西方天才大師，可惜深入的影響卻說不上。我對中西雙方的文化一視同仁地重視，是從那時開始的。東歸東，西歸西，二者混合不來，是老生常談，但不對。

今天看，中國走現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雖然還有好一段要走，但回頭看，我們的確走過了千山萬水。乾隆之後炎黃子孫的經歷滿是血淚。抄襲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幾年凡是抄襲西方的經濟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說真的，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千山萬水，炎黃子孫今天大可披襟岸幘。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既然那麽聰明，那麽吃得苦、有幹勁，爲什麽要花上兩百年的時間才走出那漫長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閉關自守的日子裏，中國的傳統是以風俗倫理管治，高舉儒家學說，重視三從四德。學而優則仕，蘇東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倫理判案。沒有司法制度，傳統上中國沒有律師這門專業。也因爲讀書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阿基米德（西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個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個牛頓（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學而優則仕，好學的讀古書，談詩詞，習書畫，騰不出一個科學發展的空間。

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不要嘲笑三從四德。從一個以農業及手工藝爲主的經濟社會看，這種管治制度可取。無可置疑，中國的傳統農業與手工藝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專家卜賽（賽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學研究中國的農業幾年，拍案叫絕，認爲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說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因爲這種治法成本低，遠低於司法制度。從一個不論科學、不靠科技産出的社會看，以一個靠家庭的農作與手工藝而爲生計的社會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倫理治國的一個大麻煩，最頭痛的，是沒有彈性，修改不易。今天我們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倫理修改極難，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經濟的需要轉變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帶來災難。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與戴維德（Aaron Director）研討過，得到的結論，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沒有修改的彈性。我們當時比較的是英國的普通法與歐洲的大陸法，認爲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較高，但比大陸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棄道德倫理的準則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難上加難。

三從四德的家庭傳統，跟道德治國合得來，在重視農業、手工藝甚至商業而言，這樣的管治制度因爲成本低，可取。困難的出現，是人口上升，不靠工業的發展不足以糊口。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的經濟學有重農主義，也有重商主義，但沒有重工主義。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發表他的《國富論》，以專業分工合作的制針工廠起筆，明顯地是重視工業發展的思維。說來湊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時代。想當時，中國以家庭爲産出單位，但歐洲的工廠運作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業的發展要讓家庭産出轉到工廠去，歐洲早就跑過了這一程。中國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見到工廠形式的出現。這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跑進沒有親屬同事的工廠操作。這樣，以家庭産出的傳統開始瓦解，成本較低的倫理管治逼著要轉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談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國的家族傳統的意識還在神州存在。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認爲中國的家族觀念或禮教沒有可取之處。是的，我不認爲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錢求學是好品味的風俗。但我希望讀者明白，從以家族爲基礎的道德倫理的管治制度，轉到近于六親不認的管治制度，是多麽困難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樣的一個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樣的一個小國，上述的轉變遠爲容易，或衝擊比較小，但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這裏不同那裏，口音不一，就是連吃，地區之間也大異其趣，需要的轉變難於登天。二戰期間，我在廣西某農村住了一年，知道村與村之間不論婚嫁，口音不同，更談不上搞什麽合作産出了。那只不過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萬，其中一千三百萬是外來的。

上文提及，國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黃子孫付出了大代價。代價不論，我的直覺是沒有這前三十中國不會有今天。代價是成本，但經濟原則說，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頻頻爲以往的代價惋惜。另一方面，單看今天北京要慶祝的六十年，我們會低估了中國人的成就，或誇張了昔日的代價。爲寫此文，我決定向歷史多走幾步，細說從前，用上的解釋是自己的以社會費用的轉變爲基礎的制度理論。這理論是三十年前我爲推斷中國會走的路而想出來，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觀察而改進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討，值得欣賞。中國的青年呢？昔日的代價他們沒有付出，但新的機會就在眼前。他們要學我當年，見到有爭取知識的機會就站起來大博一手。爭取將來當然是今天中國青年應走的路，而在走這路的同時，他們也要學我當年，不斷地探討中國的舊文化，與西方的比較一下，從而體會到學問這回事是沒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學西曾經是悲劇，但上蒼有眼，昔日的悲劇今天變爲喜劇了。是的，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孩子們占了先機，因爲中西兼通，將來的天下他們會是主角。這也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孔子雲：「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開放改革，無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順」要怎樣解才對呢？鄭康成雲：「耳順，聞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雲：「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翻過來，我的解釋，是耳順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適從，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斷。謹以此爲北京的朋友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