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達通， 誰之過？ 零團費， 誰之惰？

羅耕



八達通擠牙膏式醜聞揭秘良久未見（上次應是程介南），講一次大話被踢爆一次，日日如是，核凸之至。如斯龐大的欺詐行為，牽涉人數肯定不少，鑑於涉及公眾利益，事到如今，唯一收拾殘局之法乃由政府介入，將整個管理層撤換，重新引入嚴格監管。

八達通具計價（unit of account）、交易（medium of transaction）及儲值（store of value）功能，定義上是貨幣一種。八達通初出台時，港鐵、巴士等仍未廣泛採用，乘客乘車時還須自備輔幣，加上以往曾有銀行推出電子貨幣、因搞不起而無疾而終的前科，估計當時政府還沒料到，八達通會做出今時今日的成就；當然也料不到其主事人會說出今時今日的大話。

時至今日，八達通成了貨幣，該公司具發行貨幣權力，與三家發鈔銀行地位看齊，只差銀行發鈔要等值美元作後盾（back up），而八達通「發通」則以等值港元作後盾。即使不當八達通是貨幣，但說其性質類似信用卡，定不為過。目前，銀行發鈔、發卡，不單是所套取的個人資料，以至集資得來的資金用途皆受嚴格規管，那八達通呢？

隨著八達通因壟斷的網絡效應（monopolised network effect） 帶出了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其交易功能必將愈趨彰顯，從而儲值功能也有大增條件。目前，每張卡最高儲值額為1000 港元；但其應用範圍現已不限於交通，而包括了零售飲食等，儲值上限實有條件上調。事實上，個人八達通與銀行戶口掛鉤，理論上已移除了上限。

由此說下去，八達通與一般有限公司之別，在於其支付系統一旦出問題，影響面將甚為廣泛，情況與銀行擠提或倒閉類似。是故，政府顯然有必要將該公司視作起碼銀行（甚至是發鈔銀行）般看待，甚至將某些重要功能「收歸國有」，一如金管局收歸以往匯豐曾擁有的央行功能。

究竟港府有否「做好呢份工」呢？見微知著，從其處理個人資料這筆混賬看來，答案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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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沒有「做好呢份工」，除見諸地產業及八達通的監管外，也見諸旅遊業。

近日有導遊辱罵大陸團友，震驚全國。純從「一單刁」角度來看，導遊並無說錯：在商言商，零團費甚至負團費，如果不靠團友在指定黑店被至一頸血，怎樣維生？這點於報名出發前，用中共術語講，乃大家「心知肚明」。

既然心照都照樣報團，擺明是心術不正存心佔便宜。又佔便宜又不肯被劏，難免鬧不和；只是學劉華話齋，今時今日咁嘢「服務」態度，確係幾醜怪。再講，阿珍都係大陸人，本是同根生，相煎又何太急？

坊間將原因歸咎於零團費上。最出奇的，是最低工資於多個行業實行，但偏偏不在領隊導遊實行，讓他們拿零工資──工資（wage）有別於薪水或收入（income），前者不計花紅分佣，故業界是真真正正有人拿零工資的。那個最低工資委員會究竟點搞？

以最低工資避免零工資或不許零團費，皆屬價格干預，只算下策，低手矣。要根治問題，須從旅遊的根本定義著手（from the first principle）；要徹底根治，必須將旅遊與購物回佣兩件事嚴格分開。

領隊導遊的功能是帶團旅遊，其花紅分佣應見諸旅客的小費打賞，而非其他。是故，解決方法之一，是將旅遊團與購物團清楚劃分，原理是簡單的訊息發放（signalling game），避免混水摸魚。不過有人會拗，難道旅遊不可購物麼？

故方法之二是不作劃分，但將購物回佣不合法化，將之視作商店賄賂旅行社，等同貪污。要政策有效先要考慮各方誘因，此乃是機制設定（mechanism design）的精髓。此二方法純從誘因手，毋須價格干預便可徹底解決問題。

有本事者，大可於這機制下開零費團，與人無尤。政府唯一要干預的是服務本質，即掛羊頭者是否去了賣狗肉。

一個地產，一個旅遊，在在顯示靠業界自律是嘥氣的。人有惰性，包括政府自己，若非第四權發威，律在何方？

全球第一大房奴 - 港人買樓需二十年收入

曹仁超



《經濟學人》認為．最低工資立法，令香港自由經濟制度的實驗告終。《經濟學人》醒悟得太遲矣，香港自從1983年11月引入聯滙制度，已令自由經濟制度半身不遂；再加上1985年4月起規定每年賣地五十公頃，香港自由經濟制度已名存實亡。干預帶來更多干預，我們已走上勞役之路（港人在高樓價壓力下，不是正被勞役嗎？）。香港自1997年8月起所玩的遊戲叫做「財富大轉移」，十三年過去，不少國企、紅籌及民企股大幅升值；反之，大部分港股股價不是低於 1997年8月便是只略高於當年市值。恒指較1997年8月7日的16820點略高25％，主要是透過剔出部分香港企業，並加入國企、紅籌或民企股所造成。香港股市再非一個投資之地，早已變成同澳門一樣──賭場，在股市進行的只是零和遊戲，70％交易是trading而非長線投資，令整個社會變得愈來愈憤世嫉俗。在零和遊戲中，蝕錢的人多、賺錢的人少。當整個社會失去晉升機會，人人心存僥幸，又怎會不暴躁？


以一個七十方米（約七百六十方呎）的住宅，

最貴是香港，要608000美元（約 470多萬港元）；
其次瑞士蘇黎世，要525000美元（約410萬港元）；
東京亦不便宜，要490000美元（約380萬港元）；
新加坡私人住宅要 448000美元（約350萬港元）；
倫敦及巴黎402500美元（約314萬港元）；
悉尼399000美元（約310萬港元）；
羅馬332500美元（約260萬港元）；
首爾308000美元（約250萬港元）；
紐約210000美元（約160多萬港元）。


至於最便宜的住宅（大城市計），

曼谷只需38500美元（約30萬港元）；
馬尼拉50000美元（約39萬港元）。
最奇怪是柏林，亦只需7萬美元（約54.6萬港元）。

全球置業最輕鬆是柏林人，只要三年收入已可買樓；反之曼谷需六點八年收入才可買樓。香港人最慘，需二十年收入（新加坡人大部分買組屋，不能作準），早已超過東京人的十六年，成為全球第一大房奴。

「標準工時」會否僵化勞動市場？

雷鼎鳴



立法會在通過政改的同一天也通過了一個沒有約束力的動議，促請政府立法制訂「標準工時」。這是一個很無聊的動議，對勞工沒有好處，對香港經濟卻人為地製造負面影響，反映出香港議會對經濟的認識十分膚淺。

所謂「標準工時」，是指通過立法，規定僱主不得強迫僱員每周工作超過某某時數（例如四十小時），若然超過，則僱主必須派發超時薪酬（例如等於標準時薪的一點五倍）。「標準工時」在發達國家相當普遍，其原意主要有二：一、保障勞工權益，使他們不用太辛勞；二、因為僱員每人的工作時間可能縮短，僱主或要多聘人手，失業率可望下降。


未必真正減少工時

經濟學文獻中，有大量關於「標準工時」的研究，篇幅所限，本文只通過文獻中對美國、法國及日本經驗的分析，總結出幾個結果：

一、假如勞工市場自我調節靈活，「標準工時」便既不會減少僱員的工作時間，也不會帶來額外的就業機會。

二、倘若勞工市場已被扭曲，例如有最低工資存在，工資不能自由調節，那麼「標準工時」更會推高失業率。

三、在市場被扭曲的條件下，「標準工時」可引致長時間的經濟下滑。

四、人民的退休年齡可能被「標準工時」推後，一生中的工作總時數不一定縮短。

由上述的結果可見，「標準工時」最好的後果便是對勞工及經濟都無甚影響，最壞的後果便是僵化了勞動市場，引致工人的損失及生產下跌。這是好心做壞事的另一典型。

「標準工時」能否減少僱員工作的時間，從而使原有工作可被多一些人分擔？這個目標不易達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可以用以下例子說明問題。假設在「標準工時」立法前，一個員工每周工作五十小時，每小時薪金十一元，即每周收入為五百五十元。再假設立了法後，「標準工時」是每周四十小時，超時工作時薪要增百分之五十。僱主的對策十分簡單，只要把標準時薪從十一元降至十元便可。減薪後，在標準的四十小時內僱員可得四百元，若他肯多工作十小時，可再得一百五十元（超時工作每小時十五元），總薪金仍是五百五十元，與沒有法例時一樣。僱主僱員都沒有損失。

以上例子假設了僱主僱員的合約不按市場力量自由調整。調整的方式很多，減薪、取消花紅、雙糧、福利樣樣皆可。但假如市場出現僵性，部分僱員薪酬不能下調，僱主不願付出昂貴的超時工資，超時工作的確有可能減少。但實際情況如何？我們先參考美國的經驗。


就業下降

美國一九三八年推出「公平勞工標準法」，這是羅斯福總統「新政」的一部分。根據該法，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後，「標準工時」法定為四十四小時，兩年後減至四十小時。在法例實施初期，根據經濟學者 Costa 的計算，在批發與零售兩個行業內，超時工作的員工減少了百分之十八，這說明「標準工時」曾一度起作用，有可能把僱員的工作時間減少。

但上述情況在市場適應了法例後有所變化。《公平勞工標準法》從開始到現在，其實並非對所有僱員都適用，其覆蓋面屢有改變。例如，在一九七○年只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僱員有資格在超時工作期間取得超時補薪，但在一九八九年，這比例上升至百分之八十四。如果「標準工時」真的能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那麼，在覆蓋面更廣的一九八九年，超時工作的人數應該更少。但據經濟學者 Trejo 的研究，一九八九年超時工作員工的比例及超時工作的平均時數都比一九七○年有所上升。推廣了「標準工時」，並未能創造空間，使到更多的工人得到職位（Trejo 的計量研究遠比上述來得仔細，篇幅所限，不贅）。

眾所周知，法國的勞工條例多如牛毛，最低工資定位極高，其政府在二○○六年初眼見勞動市場僵化嚴重，希望引進新的條例稍為增加靈活性，卻慘遭挫敗，使全球觀察者大開眼界。在如此縛手縛腳的環境下，減低「標準工時」會帶來什麼影響？

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法國政府把「標準工時」由每周四十小時下調至三十九小時（二○○○年又再減至三十五小時），最低工資又同時提高百分之五。Grepon 與 Kramarz 二○○二年發表過一篇論文，有一些發現頗為有趣。在一九八一年三月新法宣布前，有一部分員工每周工作超過四十小時，即早已超時工作，但亦有另一批員工每周工作「不足」，只有三十五至三十九小時。兩種僱員面對的宏觀經濟環境基本一致，不同的只是有人超時工作有人工作不足，這是很可以好好利用的「控制實驗」（control experiment）的條件，有助分辨出「標準工時」的影響。

「標準工時」縮短後，原本有超時工作的員工就業率應聲下降了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幅度顯著高於每周只工作三十五至三十九小時的員工。對僱主而言，「標準工時」降至每周三十九小時後，僱用要超時補薪的員工更加昂貴，所以需要減少僱用他們，但本來工作便低於三十九小時的，卻不受法例影響。至於正在領取最低工資的員工，因薪金再無調整空間，「標準工時」下調後，他們的就業受到的打擊亦最沉重。這正好說明，最低工資加上「標準工時」，對勞工的就業傷害最大。


令經濟缺乏動力

「標準工時」對總體經濟有什麼影響？按照經濟增長理論，決定經濟總產值或人民總收入的要素有三，即勞動的投入量（包括勞動質量與數量）、資本投入量（廠房、土地、機器等等）及生產效率（科技或管理水平等等）。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假如勞動力投入減少，經濟自然受損，此理彰彰明甚。但正如上文所說，如果市場調整靈活，「標準工時」不一定對工作時數或就業率有顯著影響，只有在扭曲的市場中，降低「標準工時」才會減少勞動力的總投入量，從而打擊國民收入。歐洲與日本勞動市場遠比美國的僵化，我們可用日本經驗說明「標準工時」對經濟產值帶來的後果。

一九八八年日本修訂法例，把「標準工時」在幾年內從四十八小時改為四十小時。一九八八年日本人實際上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是四十四小時，到了一九九三年降至四十小時，在同一時間內，日本增加了三天法定假期，政府周六的辦公時間，從如常工作逐步變作不用工作。到了二○○○年，日本平均的工作時間已跌到三十八至三十九小時，人均勞動力的投入量在九十年代下降了超過百分之十。

這是巨大的跌幅。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及著名日本經濟學家林文夫（Fumio Hayashi）對此有重要的實證分析。他們認為，日本九十年代的嚴重衰退，根本與銀行信貸系統無關，而是因為勞動力投入大幅減低。在這段時間內，向銀行借錢並無特別困難。在九十年代，資本雖有積累，但剛好被勞動力的下降完全抵消掉。至於生產效率，亦從八十年代平均每年百分之二點四的增長率降至九十年代似有若無的百分之零點二。日本經濟幾乎全無增長動力可言。若無「標準工時」，日本經濟不會下沉得這麼久！

現在回到香港。港人工作時間的中位數現在是每周四十八小時，即一半人高於四十八，一半低於。我與我的同事在求學時期每周工作超過九十個小時是等閒之極的事，現在則在大多早晚都會工作，一般都會超過每周六七十個小時。對我們來說，四十八小時可算有點疏懶，但我們倒也不用以自己的習慣要求別人，四十八小時在國際標準上已是頗為勤奮。港人是否都生有勞碌命，政府若不立法限制，將來永遠都是工作狂？


立法多此一舉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將來的工作時數並無必然的理由比現在的短。在長遠的歷史中，經過一段時間後，生產效率通常有所進步，這便帶來兩種相反的效果。第一，人民生產力進步了，每小時能生產的價值便會上升，若放棄部分工作時間追求閒暇，便會失去較多的收入。閒暇時間的機會成本上升了，所以他們更願意把時間放在工作上，多賺錢改善生活。第二，生產力提高後，大家收入增加，但這樣一來，對閒暇的訴求亦會更大，沒有這麼願意長時間工作，希望能多點時間享受人生。這兩種效應互相抵消，所以理論上我們不知將來的工作時間會否增加還是減少。但從過去實際世界經驗看來，減少的機會較大。例如，美國一八九○年時，製造業勞工每周工作五十五至六十小時，英國勞工在一八五○年時每周六十小時，現在都已大幅下降。我相信就算政府不立法搞「標準工時」，港人將來的工作時數也會自然調整下降。

香港若要多此一舉，強行立法規管工作時數，後果又如何？我曾在一個人數眾多的理財講座中講解如何準備退休，當時我舉了一個例，假設了五十五歲退休便要怎樣怎樣。聽眾大多數是中年人，聽我提到五十五歲才退休，反應很大，紛紛表示還要捱這麼久，太悽慘了。我原以為五十五歲很年輕，他們的反應我頗感意外。但由此可見，工作辛勞的港人為了補償自己，尚有一招可用，即提早退休。

反過來看，若有「標準工時」，年輕時工作較舒適，但賺錢不夠，他們也可延遲退休。每周工作的時數短了，但工作的年數卻增長。這個選擇本應由港人自行決定，不用政府或立法會多管閒事。

最低工資的政治角力、 控制工資立法的缺陷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政府及商界過去對最低工資一直有所保留，原因是本地勞工市場向以靈活而彈性甚高見稱，而過去即使沒有最低工資法例，香港工人也並非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在八十年代開始，本地失業率更長期偏低，九十年代則出現勞工不足而需引入外勞，政府即使沒有就最低工資立法，也毋須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

我們向來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理由在過去已反覆申述，本報作者雷鼎鳴教授和獅子山學會的成員，也同樣對最低工資立法抱懷疑態度，他們引述外國例子再輔之以實證及理論，均清楚指出最低工資立法往往會對最基層的低薪工人造成打擊，好心做壞事，原意為保障低薪工人的法例，反過來會令他們最先受害，因為無法承受最低工資水平的企業，必會炒掉一批低薪員工或以機器代替人手以保持競爭力，在這個淘汰過程中，低薪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甚低，經常會成為犧牲品。為了彌補此一「漏洞」，工會組織在通過最低工資立法之後，下一個目標必會轉移至爭取工人集體談判權，一旦成事（機會甚高，因為唯有靠集體談判權才能集合大批低薪工人跟資方議價），本地勞工市場將會「面目全非」！不過，在群情洶湧及基層勞工的薪金長期停滯不前的現實下，為最低工資立法已成為政治正確的議題，反對者只會被指為涼薄、不顧工人死活或只顧資本家利益的反動分子，議員和輿論對理性的討論已不感興趣。事實上，從政府決定立法開始，最低工資的爭論即迅速變質為勞資對峙，支持立法的一方在法例仍未通過前，即開始了連串抗爭行動；可以想見，法例通過之後，在時薪水平的問題上仍會繼續爭議，「和諧」的勞資關係已難再維持。

到底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水平？香港從未實行過最低工資法例，按早期政府的構想，法例推行初期，最低工資水平應由低至高—所謂「低」的定義，是指資方願意接受的水平，但從工會的角度而言，資方即使接受但工人無法以最低工資水平過活，又如何說得上「合理」？目前工商界提出的最低工資水平在二十三至二十八元之間，工會則要求三十三元，最後如何定奪，必會引發連番爭議；但我們認為，工會和草根派議員應該跟資方團體平心靜氣對話談判，了解僱主特別是中小企的勞工成本結構—正如低薪工人議價能力最低，中小企在最低工資法例下也是最容易受到打擊的一群，有線電視新聞曾經訪問一家以社會企業方式營辦的餐廳，東主明言她無法承受時薪三十三元的最低工資，一旦法例以此「訂價」，她唯有以削減員工作為控制成本的方法。

時薪水平之外，檢討最低工資的時限也成為另一爭議點；草根派議員認為應一年一檢，政府則建議兩年一次；以外國經驗為鑑，最低工資檢討年限並無定制，香港人最熟悉的美國，並沒有訂明檢討的時限，克林頓總統任內曾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惟上一次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中國政府則規定各地方最少每兩年調整最低工資一次，但內地通過新勞動法規限最低工資之後隨即遇上零八金融海嘯，該法變相受到凍結，未知現在還是否「如期」兩年一次調整？其他實施每年一檢的發達國有澳洲、法國等。檢討的時限雖然不同，但各國在檢討時都以考慮工人的需要、失業和低收入人士的就業及持續就業能力、生活開支、社會保障水平、通脹率、經濟發展、本地經濟在全球化市場中的競爭力、營商成本及僱主支付工資的能力等等；很明顯，草根派議員以維護工人利益為重，替工人力爭最佳待遇，但工資水平始終離不開當地的經濟環境、營商條件等因素。雖然政府有所保留，但以香港的現實衡量，目前綜援的水平也許是最低工資最「可靠」的參考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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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劃一的法定最低工資率，去消除不同工資水平的「差異」，顯然會為僱傭關係帶來新的問題和爭論，亦令香港勞動力市場隱伏更大的不穩定性。事實上，控制工資價格，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立法與政策。

對為勞工界出頭的政客來說，條例獲得通過，當然雀躍萬分，並視為一場爭取資源公平分配的勝仗。但客觀分析，立法的缺陷，對勞工中弱勢社群的傷害也不容忽視，尤其最低工資對「反貧」的效果，不僅無效，甚至適得其反。然而，如今《最低工資條例》既然通過了，「米已成炊」，我們認為，真正關心香港發展和窮人福祉的人，必須對政策的缺陷有所警惕。

最低工資立法對勞工不利的一面，早已有不少經濟學家作出了論證和分析。概括地說，法例對那些在勞動力市場有「討價還價」能力的人，相對有保障；但那些在勞動力市場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人，法例不僅沒有保障，反而構成損害。對後一類人，只要採用簡單的「目視」方法，就很容易識別出來，包括那些殘疾、年老和沒有技能的勞工。

對最低工資法例的施行，我們不妨看看美國的一些「經驗」。由於工資率是以價格衡量，僱主可以透過「非價格因素」來節約因提高工資率所額外付出的成本，最簡單的方法，是要求工人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工時(工作環境劣質化)，或索性以「件工」或「時薪」的合約安排，來逃避法律的限制(經濟學家W. J. Wessels的分析)；法定最低工資制亦不利於年輕人的在職培訓(L. Leighton 及J. Mincer)，益發令年輕人更難進入勞動力市場；對就業水平也有消極影響(M. Eccles 及R. B. Freeman)。換言之，強制劃一以消除「差異」，對弱勢者反會造成傷害。

事實上，對弱勢貧困的人來說，工作機會減少，意味生活境況更困難。可以說，如果法定最低工資輕易觸發削減就業數量的機制，而勞動力市場缺乏「討價還價」能力的人「首當其衝」，甚至在經濟好景時，就業機會也受到褫奪，從這個角度看，最低工資的「反貧窮」效果和作用如何，實已不言而喻(見D.O. Parsons的論著)。

對於這些最低工資制度的不良陷阱，我們如何避免、或者把損害減至最低，實在考驗政府官員和政客的智慧。但由最低工資所引發勞動力市場新的問題，顯然會陸續出現。按照時間表，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將於八月底向特首提交最低工資水平的建議 - 如今勞工代表已「磨拳擦掌」，要爭取時薪三十三元 - 接著，最快明年初可以落實；很明顯，法定工資率愈高，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的各種反應也會更大。

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的福利，沒有人會反對；解決貧困問題，使有需要援手的人得到「雪中送炭」，更是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過程中合情合理的優先政策。但以立法手段，並輕視在勞動力市場缺乏「討價還價」能力者的利益，機械式提高工資率的最低限額，這確實是一個帶有多種缺陷的解決問題方案。透過控制工資價格來「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只是一個最偷懶、最便宜的「政策選擇」，甚或會成為政客爭取「選票」的有效工具。

如果真心真意為貧困的人、低技能的勞動工人提供發展和生活出路，不僅要考慮工資率，更必須考慮就業機會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種種限制因素，而就業機會和消除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限制因素，必須僱傭雙方在利益矛盾中各自讓步和合作，才能有效實現，而這也應是香港進入「法定最低工資」歷史新階段後，為解決陸續而來種種勞工市場新問題的基本方針 。

夢醒時份

陳大為



最近公布的經濟數據都顯示出較先前樂觀預期差的數據，令到市場氣氛變差。除了一直陷入債務危機的歐洲，一直蹣跚不前的日本，以及其貨幣被質疑的美國外，連在過去一年頭戴光環的中國和靠原材料發家的澳洲，都開始有後勁不繼的跡象。

各市場現在已經有點病急亂投醫，居然開始捧巴西和俄國作為明日之星。不錯，此二國有豐富的原料和燃料，後者更有強大的軍備，足以恃之作為和各國包括美國的談判籌碼，並爭取最大的利益。問題是：此二國雖然有如此優勢，但是其經濟規模，以致其在整體經濟上的影響力，都不足以和美中歐日相比，也因此無可能可以挑戰全球經濟。

換句話說：是時候醒醒了。

經濟活動是體現在雙方互通有無當中。在沒有貨幣的年代，種植稻米者可用稻米去換取種植麻者，結果種米者有麻做衣服，而種麻者則有飯吃。這種是互相換取貨物。種米者拿到麻後不懂怎麼把麻變線再變衣服，則可以以米又交換懂這種技術的人的服務，結果是織布者有飯吃，種米者有衣服穿。有一些工作不可以單靠一個人或一家人來完成，而必須要一群人長期在不同崗位上分工合作完成，如冶鐵，這就不光是交換物品和服務，而是交換勞動力。

冶鐵作坊場主可以以其鐵製農具交換種米者的米和種麻者的麻，再用米交換製衣服者的製衣服務，並以米和衣服交換作坊工人犧牲掉種田種麻或者製衣的時間及體力腦力，投放在冶鐵的各工序上。這些都是經濟活動。

另外，假使冶鐵作坊擁有者只有技術和勞工，卻沒有地，那仍然是做不成其生意。他可以向稻田田主以一大堆鐵器兼有種子的米，或者另一塊不合用的地向地主換取該地的擁有權，也可以以每月生產的鐵器換取該地的每月使用權。

而如果冶鐵作坊擁有者本身不夠東西交換，他可以找擁有大量相關物品的人去借，並在生意搞好時並一些作為回報。這些活動雖然不都是直接的交換貨物和服務，但是卻有換取資產去創造更多貨品和服務，仍然是經濟活動。

當然，在人群聚居的地方就會有社會，有政府。在公共設施如道路，糧倉、澡堂、圖書館、競技場、上下水道和公共服務如警察、消防、衛生、國防等等上，雖然不是為了個體或者私人集團利益的物品和服務，但是這些亦是為了社會能順利運作的前提，同樣創造了價值，也算得上是經濟活動。

但是，如果立一紙賭約，如果賭下個月鐵佬有幾多產量和賣價，贏方由輸方拿走物品或資產，這就算不上創造和維養價值，而不過是賭本轉移而已。

既沒有創造和維養價值，這只能算是財產轉移活動，而不是經濟活動。

只要把交易物換為金錢，相信聰明的讀者應該明白筆者想說的觀點。

新思維解經濟低潮

以上舉例形容何者為經濟活動，何者只算是財產轉移活動。上文乃設想以物易物的方式作為經濟活動的基礎。不過，由於在該例子中主要是以糧食—稻米—作為較多出現的交易媒介，所以已經有點貨幣的味道。

稻米本身既會腐爛，又不完全同質，也不適度稀有，兼且有相當實用價值，作為交易媒介的確不大適宜。這才會有貨幣的出現。而貨幣，在法幣被廣為接納前，主要是用金、銀和銅為主。這些物質既穩定同質，又容易處理，也適度稀有，實用價值以古時社會來說又不是特別多，所以能穩當貨幣的主要成分。


增投資消費虛假繁榮

但是，如此一來，金銀銅的供應量因能夠影響到貨幣供應，也變想影響了經濟活躍程度：具有充足貨幣在市場流通，經濟活動自然可以更頻繁；反之亦然。不過，一旦為了剋扣金銀銅本身的價差，而在所發行的貨幣中動了手腳，減低純度，自然可以發行更多貨幣，可是用家也會因為如此收取更高昂的物價，或者乾脆不用那種貨幣，而改用實物或成色足的貨幣交易。某程度上，這就是古代的通貨膨脹和貨幣危機。

現代的情形相類，只是更為虛擬。因為現代採取的是法幣制度：它是不需要有稀有金屬作為基礎。法幣的「信用」來自用家對發行者的信賴。而這層信賴又源自對經濟活動的信任：明天會比今天產出更多更好，並有所積存和發明，令後天比明天更好。

因此，把複雜的一面解開後，其實今日經濟的運作和古代沒有兩樣，儘管現代貨幣供應不受商品供應約束。但是說到底，它能否通行仍然受經濟活動的最終約束：如果貨幣供應量遠超於經濟活動所需要，又或者其供應成本遠低於經濟活動本身包含的風險/機會成本，那麼在低廉成本下自然會出現不謹慎的資源投放，以致做成資源浪費。當生產效率提高，則浪費所引起的成本一時三刻間還未引發問題，而「能夠消費和擁有更多」 的虛假感覺，則短期內提高投資和消費，形成所謂的繁榮。

一旦資源的消耗遠超於資源的發現和投入，生產效率又達到瓶頸位置無法再提高，屆時不單物價因供不應求上升，而且濫用資源而產生的損耗，又會因未來回報大跌而無法補回，令資源進一步短缺。更甚者，在貨幣濫發時期，不單止實體經濟會進入高浪費階段，虛擬的財產轉移遊戲會更瘋狂。

當然，在回報大跌，未來會更糟之際，這種財產轉移遊戲會蒸發這些財務工具的價值，倚賴這些虛擬經濟提供資源的實體經濟亦會進一步萎縮。

也由於經濟活動減少，資源也減少，個人可支配的資源也在先透支掉未來後減少，結果是需求減少，令經濟活動處於低潮。這就是金融海嘯前後所發生的事。


印銀紙不能解決問題

既然已經有不少資源被浪費掉，僅僅靠政府泵錢只可讓個人和企業短期可使用的資源回復正常而已。但是，已被消耗的已經拿不回來，再加上有兩個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的生活水平正在趕上，對資源的需求更加逼切，令到中長期而言資源更為短缺。

儘管理論上這提高了需求，如果生產、運用和管理效率沒法再提高，回升和循環再用又始終沒能成為經濟活動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時，則自工業革命以來，第一次不因短期災害和戰亂，而是因技術不足所引起的長時間供不應求的經濟活動減少將會再次出現。這種情況的經濟減弱絕不能單靠印銀紙就可以解決。

相反，新思維帶來的新經濟活動才可以解決問題。對於這一點，各位投資者宜留意何種技術能夠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減少浪費，並且能讓一些資源循環使用，因為這些將會引起下一波的產業革命。

歐洲銀行危機未完

黃元山



一年半前寫了篇長文「銀行的隱憂和變數」，內面所說的，可以解釋現在歐洲銀行所面對的困境：「銀行貸款的資產質素，極不透明而且有滯後現象……不幸地，為保護銀行，國際趨勢是增加不按市價入賬的比例，使投資者更難判斷銀行資產……更大隱憂其實是銀行資產的貸款部份。貸款可佔銀行總資產一半，數量龐大，比起所謂已知的有毒資產，可謂大巫見小巫。已知的有毒資產，數量有限，在過往兩年是全世界的焦點，但隨著實體經濟繼續轉差，本來無毒的資產有機會大規模轉差，這才是未來的焦點所在。」

不幸言中，本來無毒的資產，像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在這一年以來，慢慢轉壞，由無毒變有毒。我看這個趨勢還沒有停止，歐洲實體經濟會繼續差，而美國經濟就算不是雙底也「醫好也殘廢」，未來毒資產的數目，只會有增無減。至於貸款部份，很慶幸的，很多歐美企業仍然有不少現金儲備，但當中卻有不少是苟延殘喘。這些企業，金融海嘯前過度借貸，現在營運收入減少，再加上不能在市場上拿到相同的融資條件，於是只好對現有的銀行貸款採取「拖得就拖」的政策，甚至利息也要暫時寬免（所謂的「PIK」，即「pay-in-kind」，俗稱有拖冇欠）。而銀行由於不按市價入賬（在歐洲尤其普遍，在金融海嘯後，歐洲與美國的會計制度就市價入賬這議題上分歧越來越大），所以即使收不到利息，也可作非常小量的撥備。

未趁救市良機大撥備

歐洲的壓力測試，市場已估計所有人也會過關，但這只會加深銀行間的互不信任。雖然歐洲拆借市場息口不高，但很多不能在拆借市場融資的，現在便很依賴歐央行的流通性支援。金融海嘯已發生近兩年，但歐央行對整體市場的支持，卻有增無減。反映了甚麼？其中一個觀察是，去年在政府大舉救市下，銀行普遍錄得不錯盈利，但銀行卻沒趁機為資產大增撥備，相反卻為「整靚盤數」而作出小量撥備，甚至回撥。我想，這就是為甚麼歐洲銀行危機仍沒過去的其中一個原因。

解讀業績十忌

THE LEX



季度業績的問題在於，投資者每年總會墮入相同的陷阱四次。隨著最新業績公布期昨天展開，以下是投資者最需要避免犯上的十個錯誤：

首先，別理會公布業績公司發布的任何新聞稿或簡報，將焦點集中在根據會計標準列舉的數字，不管這些會計標準如何千瘡百孔。

第二，不要在意業績超越還是遜於分析師的預測。根據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的研究，過去二十五年，分析師的初部預測平均較實際數字高出100%。更重要的是，企業的業務表現有否隨著時間改善。

第三，不要老盯著收入及盈利。收入可以提前或遞延入賬，可以誇大、縮小、用錢買回來甚至捏造；諸如外匯變動等因素也會令收入扭曲。而且，收入與股東可分享到的利潤是兩碼子的事。

事實上，即使企業公布的盈利數字也不值得投資者費神，這就是第四個錯誤。成本不盡不實，有效稅率、折舊及攤銷時間表各有不同；至於一般公認的虧損，則往往以「特殊」項目掩飾。

第五個錯誤是忽視資產負債表。投資者應對之多加注意，因為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在那裏。資本開支相對銷售的比例是否正在下跌？這可能表示企業已經脫離增長行列。應收款項的增長步伐是否比銷售快？這可能意味著向客戶收費的困難愈來愈大。庫存急跌或其他資產相對總資產而言急升，同樣可疑，這可能是營運開支資本化的訊號。

還有就是有關估值的謬誤：

第六個錯誤，市盈率有預測功能；

第七，企業的派息政策影響其價值（或派息率愈高愈好）；

第八，賬面值倍數永遠比盈利倍數更能反映企業的價值；

第九，股本回報率不會回歸平均值（mean-revert）。

第十，相信公司的管理層真的關心股東的利益。

什麼才是拯救富士康的希望？

郎咸平



　　前段時間富士康事件充斥各個媒體，當然了，我們對這13位自殺的員工，表示深切的遺憾。其實我不想談富士康，可是我發現全中國的討論都是錯的。你在媒體裏面看到的所有關於責備富士康的事情，通通都是表面現象。其實根本不是一個簡單的富士康危機，它的背後黑手，才是這一切的根源，而它竟然逍遙法外而沒有受到輿論的制裁。你知道它是誰嗎？蘋果電腦。­

　　我們把媒體所有的分析做一個簡單的摘要。軍事化管理是一切錯誤的根源。是這樣嗎？那麽部隊裏面是不是應該有更多人自殺？可是我還記得我們很多企業家也是部隊出來的，包括郭台銘本人。我以前也當過兵。我聽了這些富士康員工講他們所受的苦，這些90後、80後的人，講了這個苦之後，你知道我什麽感覺？那還叫苦？你去當兵看看，你那些有什麽了不起？我建議各位到建築工地看一看，你會發現幾乎沒有80後跟90後的人，建築工地通常都是50、60、70的人，爲什麽？我們年輕人已經不去那裏打工了。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現象。80後、90後他們需要什麽？需要一個光明的未來，需要一個更好的收入。他的父輩打工，爲什麽能夠每個月賺一千塊錢而忍受那麽多的，包括軍事化管理的磨難呢？因爲他有信仰，這個信仰不是對神的信仰，而是對他家庭的信仰。想想看，他打工是爲了誰？爲他老婆不要挨餓，爲他80後、90後的子女能夠念書。農一代這批人是我最敬佩的一批人，這一批人老是任勞任怨地幹，沒日沒夜地幹。你叫他加班他很高興，叫他一天干8個小時他不爽，他最好一天干12個小時，爲什麽？他可以多賺四個小時的錢來養家，養他的兒子，養他的女兒，養他80後、90後的子女。這批人，農一代成爲中國30年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手，主力軍。可到下一代不一樣了，同樣孕育出農一代的工作環境，到了農二代所給予我們的是大批量的自殺。­

　　我想透過現象看本質，這種軍事化管理是誰造成的？是富士康嗎？還是你背後的黑手？請各位想想，你爲什麽會進行軍事化管理？因爲你的背後的黑手，你的客戶是這麽要求的。蘋果在任何時候都標榜自己是一家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而且蘋果規定，富士康必須關注員工的人身權利，確保他們有足夠好的工作環境，得到合理的報酬。但是我們發現，蘋果在盡一切的可能壓低富士康的利潤。爲了壓縮成本，賺取更多的利潤，富士康只能加大員工的勞動強度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須進行軍事化管理來滿足蘋果的要求。所以實際上我今天想談什麽？蘋果就是美國人虛僞的化身，蘋果才是造成80後、90後年輕人自殺的真正背後黑手，富士康只是它的工具。­


　　卡在員工脖子上的枷鎖——流水線­

　　我們一步步來談，到底多大程度是富士康的責任？多大程度是蘋果的責任？Apple在06年上半年的銷售量是850萬台，同比增長61%，收入超過了100億美金。蘋果賺了這麽多的錢，那我請問你，富士康賺了多少？每一個Apple它只拿到4美金而已，其他99%的錢都是蘋果賺走了。4美金當中包括什麽？電費、設備費用跟材料費用，全部都在裏面了。人工成本，是蘋果根據生産廠家也就是富士康所在地深圳的最低工資乘上每件産品的最高工時這麽計算的。不但人工成本富士康決定不了，包括原料、製造成本在內，全部由蘋果決定。­

　　我想給你們提一個新的生産流程，叫做細胞式。這個案例在我的書上寫過，就在《思維》那本書裏。我這裏把一個最新的細胞式生産方式給各位介紹一下，它就是日本佳能所發展出來的細胞生産方式。《佳能細胞式生産方式》、《心在工作現場》和《爲自己而工作》，這幾本書把這個佳能的新生産方式都講的非常透。­­

　　過去佳能採用福特的流水線。一個照相機過來，你安一個螺絲我安一個鏡片，這個兄弟這輩子每天安鏡片，那個人每天安螺絲。日本自殺率是很高的，因爲太有挫折感，薪水又不高，工作又枯燥。你知道小日本最後想出什麽呢？變成細胞式，放棄流水線。他們放棄多少？放棄16000米長流水線，改成什麽？改成這種圓桌，叫細胞。十個人圍一桌，那很有意思的，這十個人圍一桌有什麽好處？同樣的照相機就由這十個人做，而不經過流水線了。不是你插一個螺絲我插一個鏡，不是的，而是咱們十個人邊做邊聊。照相機拿過來了，我插個螺絲，然後你放個鏡片。你去吃飯了，我幫你裝鏡片，我幫你裝另外一個皮帶。也就是每一個人每個工作都會，他不是只裝鏡片裝一輩子，而是整個照相機裏面所有零配件他都會裝，爲什麽？因爲這兩個哥們明天要生産了，請假三個月，我得幫他做三個月。也就是說，把這種流水線的機械化方式換成一個人性化的方式。而且這十個人什麽都會做。整個照相機的每個零配件都會做。你以爲很費時間嗎？你以爲效率低嗎？他可以邊聊天邊做，效率高得不得了。今天你家兒子有沒有念書，高考考得怎麽樣，考了500多分，那沒什麽希望了；還有你媽媽最近怎麽樣，買菜價格如何，大蒜價格有沒有升。邊做邊聊，發現效率奇高。高到什麽地步？我念一段數位給你聽。1997年，佳能廢除了16000米長的流水線後，採用細胞式生産方式改造。1998年第二年之後開始取得成效，勞動生産力平均提高了50%。不可想像吧？其中佳能集團在中國大連的工廠因爲採用了細胞式生産方式之後，一年內的勞動生産率提高了370%。公司的邊際利率潤由1999年的2%（也是富士康的邊際利潤率），提高到了2004年10%，升幅5倍之多。而且佳能每位員工的貢獻利潤在1999年到2000年單年內升幅高達80%，2004年更是1999年的4倍。­

　　必須給日本佳能一個正面的評價，那就是由日本人發明的細胞式的組裝，從一個機械化的組裝變成一個人性化的組裝，允許員工聊天，允許員工話家常，同時員工必須會所有的裝配。過去的話，整條流水線是不能請假的，所以在富士康也是一樣，是不能請假的，請假非常麻煩，因爲你請假的話，你那個針誰插？你那個針不插上，整個Apple就不能用，所以都不能請假，你請假我要找個人替你，是非常麻煩的。這就是今天的富士康，理解我的意思吧。可是細胞式呢？無所謂。你請假沒關係，我幫你做就是了，明天你再幫我做，因爲我什麽都會。­

　　而且公司只有一條流水線的話，你就得工作12小時，是不能斷的。你不能說流水線來一半吧，那不可以，流水線必須走完整個流程才能做出整個産品。可是細胞不一樣。如果銷量下跌怎麽辦？我有100個細胞，我50個細胞做就好了，另外50個，放假算了。而流水線呢？不然就是零，不然就是100%。可是一旦換成細胞的話，很有彈性。到了復活節，到了耶誕節，客戶下單怎麽辦？100個細胞一起工作。因爲是十個人一組，而不是全部員工站在一條流水線上，一個都不能少，少了一個，流水線就得斷裂，就玩不下去，所以富士康你還是有前景的。怎麽樣？這就是生産方式再創新，你不要老是拘泥於過去流水線軍事管理模式。你看，細胞多麽具有人性化！不是一個軍事化管理，而是加入更多人性因素。和流水線相比，它的利潤率、生産力竟然大幅提高，而且不是只提高百分之幾，是提高百分之幾十。­­

　　我們的OEM企業家能不能考慮在這樣一個非人性化、機械化、軍事化管理當中創新思維？當然，創新思維的重要方法就是來聽郎教授的課。我今天只是舉個例子，細胞式方式不但解決你的問題，同時帶來一個人性化管理，以人爲本的OEM生産理念。我覺得這是我們企業家下一步應該追求的。

人民幣匯率升 股樓跌的啟示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人民銀行在上月十九日宣布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經過近半個月時間，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由六點八二七五，上升至六點七七二○，上升五點五五個基點，升值百分之○點八，期間並多次刷新○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匯改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匯率上升，意味著匯價偏強、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增加，其結果應是A股和內地物業市場受惠而漲升；但是，這次匯改之後的人民幣升值卻是另一番景象—除了匯改當日A股曾上升之外，其後九個交易日都下跌，最大跌幅曾達到百分之十點○七，至於樓市的命運亦如是，房地產商的新盤繼續減價，全國最大發展商萬科的個別樓盤甚至下跌二成；人民幣升值而人民幣資產不升反跌，到底反映了什麼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應該是熱錢持續流出中國。

另一個奇怪現象，是過去人民幣升值意味著經濟會趨於升溫（資產價格上漲），政府要想辦法冷卻經濟，但這次在人民幣匯改之後匯價雖然向上，但領導人反而公開暗示要研究推出另一輪刺激經濟措施——溫家寶總理在本月初往湖南長沙進行調研，並主持召開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他表示「國內外經濟環境極為複雜，必須堅持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在溫總理湖南行之前的七月一日，中國政府公布了六月份PMI（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百分之五十二點一，比上月回落一點八個百分點，是連續兩個月回落，與此同時，反映中小企業採購情況的匯豐PMI也同樣持續回落。PMI是每月最先公布的重要宏觀經濟指標，反映企業的生產經營活躍程度，指數不斷回落，顯示工業生產持續收縮，是經濟放緩的跡象；溫家寶總理強調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顯然是針對經濟放緩、有所感而發的呼籲！

中國經濟在今年第一季的表現仍相當強勁，但踏入四月份開始轉勢，除了PMI指數，國內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汽車銷售、用電量等均告回落，一至五月份貿易順差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九點九；內地經濟學界和投資界都認為，這是經濟增長見頂的徵兆，「經濟下滑」、「二次探底」之說甚囂塵上，不少評論更預測中國政府將會推出另一輪的刺激措施。

增長回軟、熱錢流走，帶來的結果之一是內地炒風在不同領域都在收斂，早前曾經被炒作而價格大升的綠豆，近期急跌近三成，其他如大蒜、玉米等一度成為炒作對象的農產品，價格在最近也紛紛回軟，說明了過去借游資而興風作浪，以氣候、供求等為藉口而令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的局面，也因為經濟氣候轉變而歸於沉寂。

對於熱錢流入中國的問題，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鄧先宏接受《人民日報》訪問（見七月五日人民網）時曾經透露，熱錢違規流入主要集中在傳統的貿易和投資領域，例如加工貿易通過高報工繳費、虛增可收匯額度、轉移定價等方式；服務貿易則以運輸費、諮詢費等名義，都可以開闢熱錢流入或流出的渠道；而熱錢進入內地之後，目標主要是進入股市和樓市，成為炒作的主要「水源」。

中國目前仍然實行外匯管制，按理熱錢流入和流出都會受到監控，但現實卻是國際熱錢可以突破各種限制大量入境，足以左右內地的股市和樓市，而人民幣匯價在當前一輪上升潮中卻未能帶動股市樓市上升，顯示熱錢流走的現象頗為嚴重。事實上，近期內地資金「外逃」的另一影響，是貨幣市場利率跳升，市場短期資金緊張，上月初一年期央行票據發行率上升八個基點，至二厘零九六，都是資金趨緊的明顯證據。內地市場目前隱藏各種不明朗因素，對港股自然產生不利影響，這是投資者必須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