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世界隔著一條下水道

時寒冰



舊城改造這四個字，早已讓人耳熟能詳。

所謂舊城改造，就是原來的規劃不合理了，原有的建築陳舊了，把原來的建築拆掉，重新規劃、設計和建設。舊城改造一直被各地作爲推動GDP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而很少認識到其對財富的巨大消耗和浪費。

等走出國門，我才知道，舊城改造是中國特有的，在西方世界很少有這種說法。這個問題討論起來很複雜，那麽，就不妨從下水道說起吧。

即使沒有出過國，在西方的電影中也常看到這樣的鏡頭：幾個人並排走在下水道裏，不管是爲了逃命，還是爲了追凶，人家的下水道寬敞得令人瞠目。如果再深究一下，那些下水道是100多年前，甚至200多年前修建的。一次性投入，讓後代子孫受益，世代發揮著美化城市環境的功能。

再看看我們的下水道。莫說鑽人，一頭豬如果不幸跑到了下水道，結局也恐怕會很悲慘。我們的下水道狹小不用說，施工質量也難有保障。於是，三天兩頭挖開修，疏通堵塞。下水道每修一次，GDP就增長一次，而財富卻在悄無聲息中被損耗，當然，城市的運行效率也大大降低。西方國家修下水道，一勞永逸，此後雖然再也不能在拉動GDP增長方面做貢獻，卻在悄無聲息中，節約著鉅額財富，提升著城市的運行效率，提升著人們的生活質量。

這樣看來，中國與世界之間其實隔著一條下水道。

一條下水道，不僅體現著規劃著眼點的遠近差異，也體現著對GDP和財富態度的差異。

走在西方古老街道上，有時候感覺到宛如行在夢境中。舊城也是特色，豐富的文化沈澱和精神內涵，讓舊城有著令人肅然起敬的威嚴和美麗。那樣的舊城需要的不是改造，甚至也不是保護，而是聽任其順其自然地存在，猶如對待陽光和空氣的態度。

這一點，恰是中國缺乏的。

我們長期以來，重GDP增長而輕財富的積累，重短期的奢華而忽略長久的規劃。雖然，舊城不斷被新城取代，但人們的歸宿感卻在降低，因爲，伴隨著舊城的消失，原有的文化沈澱不復存在，原來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也灰飛煙滅。

我們爲什麽不能以百年的眼光來規劃我們的城市呢？

筆者不久前去的一個城市，曾經有過兩次大的規劃。第一任領導，作出了開發西區的宏大規劃，西區建設過半，領導調走了，新來的領導大筆一揮，制定了一個開發東區的更宏大的規劃。於是，西區被廢棄，原有的投資成了泡影。

越是每天忙著拆了建、建了拆的地方，GDP增長越快，幹部的政績越突出，當然，幹部的個人財富增長也越快。一舉多得。但這樣的地方，百姓幸福指數往往很低。

在西方，規劃一旦制定，具有法律效力，不是誰想修改就修改得了的。

因此，我們也應該在規劃方面，多汲取研究機構和公衆的意見、建議，作出一個真正具有長遠戰略眼光的規劃，一旦通過，即賦予其法律效力，任何人都必須按照規劃進行城市建設。那樣的話，要不了多久，中國的下水道恐怕也能並排走幾個人了，中國也能夠靜靜地積累財富，並安享城市柔和的陽光了。

奧巴馬為民請命 銀行業麻煩未了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宣戰姿態在上周四宣布，會制定一系列措施限制大型銀行的規模和高風險交易，包括禁止吸收存款的銀行進行坐盤交易，以及參與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除此之外，奧巴馬還下令限制銀行的融資和併購規模；此議一出，美股當天錄得自去年十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奧巴馬的建議尚待參眾兩院通過，最終建議能否全盤落實仍是未知之數，金融市場認為奧巴馬為了應付今年十一月進行的中期選舉，必須擺出為民請命、對懲治貪婪銀行家絕不手軟的姿態；金融海嘯之後，華爾街銀行家貪得無厭的嘴臉已經引起公憤，奧巴馬以鐵腕對待，肯定大快人心。美國銀行業在坐盤交易方面的利潤極高，是各大銀行的主要收益來源；高盛正好在上周四奧巴馬宣布整治銀行界同一天公布業績，顯示高盛約四成的利潤是來自坐盤交易，如果這門生意做不下去，對高盛將是沉重一擊。金融海嘯之後，為了從聯儲局取得資金，原來以投行模式營運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零八年已轉型為金融控股公司，它們也要跟商業銀行一樣受到「新例」限制。

對銀行業來說，奧巴馬的建議影響深遠，除了利潤可能大幅下降，銀行業的擴張規模也會受到限制。根據奧巴馬的聲明，美國政府計劃把單一機構在存款市場上所佔份額不得超過一成的規定，擴展至非存款資金等其他領域，藉此限制金融機構的增長和合併。美國在九四年已通過法案限制銀行併購時不得超過儲蓄市場份額的一成，奧巴馬的建議擴大至市場短期融資等其他非儲蓄資金領域，等於限制了銀行過度舉債進行投資的能力。銀行可融資的能力大降，將會迫使銀行減低槓桿比率，撤出新興市場和商品市場等高風險之地，對全球金融市場來說，這等於少了一批可以興風作浪的大鱷，對穩定市場應該有直接幫助，但如此一來，市場活動驟然減少，過去股市風起雲湧不時帶來「發財」的機會自然也會歸於沉寂。

奧巴馬提案的幕後操盤人是聯儲局前任主席伏爾克，提案主要精粹是回歸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實行、在一九九九年廢止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部出台於大蕭條時期的法案，把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隔，旨在防範金融風險，限制銀行成為龐然大物；但是，銀行沒有規模效應，內部成本就很難降低，等於令金融業的競爭力受削，而美國在九十年代把相關法例撤銷，也是有見諸法例束縛了金融機構的發展。在國會作證的美國銀行業代表曾經多次強調，限制銀行規模於事無補，只會限制銀行的發展和競爭力，正確做法，是政府加強金融監管。但是，事實擺在眼前，監管機構對於碩大無朋的金融機構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到了金融機構出事，政府又不得不出手相助，結果令政府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

在衡量金融業發展和民意支持兩者之間孰輕孰重之後，政客的決定很簡單，必會是取後者而棄前者；事實上，在提出新建議之前，奧巴馬在一月十四日已宣布向大型金融企業徵收「金融危機責任費」，要求對資產超過五百億美元的公司徵收相當於資產規模百分之○點一五的費用，未來十年，美國政府可從中籌集九百億美元資金。除此之外，美國眾議院在上月通過了一項長達一千二百多頁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只待參議院通過及總統簽字，這方案將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可見限制金融業和加強監管力度，已是奧巴馬政府的主流思維，在新形勢下，金融業暫時由絢爛歸於平淡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經濟能否成功轉型 思想自由先決條件

林行止



一、

所有互聯網活動核心、搜尋器巨擘谷歌，因為遭受懷疑中國政府為幕後黑手的「黑客」攻擊，於去周二威脅退出中國市場；去周末有內地網站透露谷歌總公司已決定關閉其中國網站（Google.cn），但馬上為谷歌否認，也許這是該公司對與中國政府就有關事件談判仍存一線希望，因而自留迴旋餘地。寫稿時見澳洲《悉尼先驅早報》（news.smh.com）消息，指谷歌中國的員工已恢復工作，「業務如常運作」！

本報理財投資版昨天刊〈谷歌愈來愈惹火〉短文，認為「跟內地審查官員發生爭執對企業形象大有幫助」，去周谷歌與中國「對著幹」，「宣傳效應特別大」，如上引《早報》報道屬實，谷歌的確已收宣傳之效。事實上是，與中國鬧翻等於退出中國市場，谷歌未來的經濟損失不可估量。谷歌是商業機構，以追求利潤為標的，雙方達成協議非不可能。龐然大物的谷歌市值近二千億（美元．下同），去年在中國的營業額在三億至六億之間，以後者計，仍不及其總營收的百分之五，棄之固然可惜卻無害整體利潤，只是因此失去互聯網滲透率仍低（上網率為人口約百分之二十二）意味市場潛力大的中國市場，不僅谷歌前景看淡，其競爭對手肯定受惠，這意味股價此跌彼升，對谷歌股東大為不利，就此角度看，谷歌退出中國市場，何異金融自殺！

美國政府對「谷歌事件」的強烈反應，頗出意外，然而，結合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後的連串事故，又覺得這種反應很自然。溫總理「拒見」奧巴馬，令中、美（其實是西方世界）的政治關係不再那麼「和諧」，加上十八日《倫敦時報》有題為〈中國試圖攻擊印度電腦〉（與題目稍為不同的是，內文僅指「黑客」極可能〔fairly sure〕源自中國）的報道，原來「黑客」去年十二月中旬已發動攻擊，對象包括美、英及印度的大企業，目標則為軍火、金融及科技情報。美國、印度、谷歌及不少西方傳媒認定「黑客」攻擊等於侵犯了「互聯網自由」，而這是奧巴馬總統去秋訪問中國時一再強調的「人權的核心問題」；這種背景，令美國府會公開支持谷歌的聲明以至美國國務院聲言快將向中國正式發出外交照會「要求中方解釋黑客襲擊（谷歌網站）事件」。商業糾紛罕見地迅速提升至外交層次，令因匯價、貿易以至對台售武等事件蒙上陰影的中美關係，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


二、

根據媒體報道，中國「黑客」對外設法盜取西方企業的「商業情報」及歐美多國的「國家機密」，對內則「入侵」網絡的「加密系統」，黃世澤昨天在《蘋果日報》指出谷歌的Gmail是少數採用美國最高國防級數256 bits AES加密電郵系統，成為中國國安人員偷取異見人士電郵的最大障礙，這是何以中方要「攻擊」這類網絡以突破此「障礙」，一旦成功，「不但異見人士有難，更可能危及谷歌本身的運作，以至美國國家安全受威脅……」。但《早報》的消息是否中方與谷歌各讓一步，這對「異見人士」有否影響？

互聯網的普及，大大增加中國的經濟負擔，因為她一方面千方百計進入外國互聯網，一方面又全力阻遏若干敏感字眼及網址為中國網民所見（長長的清單可於www.businesspundit.com/what-china-censoos online見之），肯定為此投入大量經濟資源（包括硬體、軟件及尖端科技人才），如此大費周章，目的無非在「知彼」及剝奪內地人民獲取資訊的自由。關心中國發展並希望中國會趁此千古未遇契機從此富強的人，對此不免心存憂慮。

自由對一國的政經發展極為重要。哈佛退休經濟學教授、佐治華盛頓大學退休歷史學教授蘭德思的《國家窮富之源》（D. Landes:《The Wealth and Poor of Nations》, 1998），對此有很具說服力的陳述。歐洲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十八╱十九世紀英國以至二十世紀美國工業化、民主化，可視為人類心靈的自由化運動，經濟上政治上因此取得史上未之前見的成功。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同時限制資訊流通及控制思想自由，均為經濟失敗的元素。換句話說，思想的自由與不自由，決定了國家的窮富。

現在談自由的重要，中國當然嗤之以鼻，因為開放三十多年國人只有很少甚至沒有自由，但經濟成就已傲視全球；不過，發展至今，中國經濟欲再上層樓，已不能單靠勞工密集工業而必須以服務業掛帥。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增長已從硬體建設提升至軟體層次。穩定的政治制度能產生一流的硬體建設，蘇聯和中國皆然，但軟體建構能否成功，端視資訊開放程度而定，而這與思想自由有必然關係，因為惟有如此，才能不斷吸納最新資訊並有所創新。

中國近來在國內國外的表現，都予人以財大氣粗（以數據看，也許說未富先驕較恰當）的觀感，事實上，中國只是人多取勝，若以人均計，中國現在和百餘年前一九○○年的美國不相伯仲，當年美國農村人口佔總人口四成、人均五千元弱……。雖然北京領導人經常在國際場合指出中國仍是新興市場，是發展中國家，但從近年的種種事象看，這些顯然是故作謙遜及避免承擔更多國際義務的話。

《Marketwatch》昨天發表在二○○三年預見美元危機的經濟學家鄧肯（R. Duncun）有關中國的評論，似甚中肯，北京領導人不可掉以輕心。鄧肯認為中國「工廠導向」（Factory-geared）經濟已告一段落，近年來的寬鬆信貸令工業產量遠遠超過世界需求，意味工業設備空置率會大幅上升；而由於工薪低微，要藉內部消費補出口不足，絕不可能……。公營部門經濟仍舉足輕重，經濟發展短期並無問題，只是公營企業的盈利不能樂觀，而且這種情況無法長期維持。現在是中國大力發展服務業的適當時刻，但這須要有思想自由的環境……。

高鐵......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政府應來一次高鐵後大檢討


高鐵撥款經二十四個小時辯論後，最終成功獲得通過，但對政府來說，這只是高鐵工程的第一關，日後在清拆菜園村、工程啟動以至控制開支等各方面，相信泛民政黨和關注高鐵的團體仍然會密切監控，稍有差池，隨時會釀出另一場風波。

立法會的辯論雖然冗長，但高鐵項目造價達六百六十九億元，金額達每年財政預算的四分之一，也是回歸以來耗資最高的單一項目工程，代議士從嚴審議、尋根究柢，是不可推卸的份內責任；政府縱有足夠票數通過高鐵撥款，但經過這次馬拉松辯論及反高鐵群眾的衝擊，在日後施工及項目監管上自然不敢鬆懈，這是議會和群眾監察的積極後果，而香港的基建上馬雖然因此經常被拖延，但反覆論證、不斷受各界拷問的過程，保證了政府不會也不敢馬虎從事，對經常「嘲諷」香港搞基建進度太慢的內地政府來說，香港經驗其實有相當值得學習的一面。

香港過去因大型基建工程而觸發爭議屢見不鮮，當年興建地鐵也因為收樓收地而引起多場嚴重衝突，新機場計劃則因中英爭拗而在選址、融資等方面僵持，工程曾經幾近停頓；但這次高鐵風波的性質跟過去截然不同，除了「傳統上」議員質疑政府諮詢工作做得不足、透明度低，很多文件並沒有向公眾公開之外，一批反高鐵人士其實並不贊成高鐵上馬，他們質疑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質疑從中向發展商輸送了多少利益？他們也質疑把香港融入全國高鐵的四橫四縱網絡內，到底是否真的能給香港人帶來機會？還是行政長官只為了討好中央政府，不惜投入巨資（廣深港高鐵全長一百四十二公里，香港段約二十六公里，但每公里造價近二十六億元），卻沒有考慮其他成本較低的方案。更重要的是，這次高鐵撥款能夠通過，皆因功能組別議員「全力支持」，反映出沒有充分民意授權的議員可以逆民意而行，當前政治體制之不合理暴露無遺，功能組別成為眾矢之的，稍後政府在政改檢討時面對要求取消功能組別的呼聲將愈來愈烈。

可以說，高鐵一役徹底暴露了群眾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對基建振興經濟的懷疑，對政制的不合理不公平的聲討，以至在當前這種政府有權但沒有民意基礎、立法會議員代表民意但在當前建制下形同虛設，而且對新一代群眾的脈搏完全隔膜，令高鐵的街頭抗爭成為了一場對建制人物徹底不信任、對現行制度完全不認同的運動；泛民議員在阻撓高鐵撥款上雖然和議會外抗爭的群眾同聲同氣，但這批街頭戰士並不接受政黨「指揮」，他們自成一系，有強烈反建制的意識；政府面對這群新生代、過去從未交過手（在皇后碼頭和天星事件只是零星行動，反高鐵是首次流形成聲勢浩大的群體）的抗爭群眾，到底會如何因應？政府日後施政應作什麼調整以應對不斷蔓延的反政府和反建制情緒，成為了這次高鐵抗爭暫告一段落之後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

過去的「傳統智慧」，是認為經濟好轉、失業率改善，市面消費暢旺之時，民情就會平伏，社會矛盾也就可以消弭於無形，而在經濟短暫陷入困境之時，政府「派糖」紓緩民困，社會的不滿聲音就可以稍稍平息；從過去自金融海嘯之後一年多的發展來看，這套模式似有漸失效用之勢，政府大量派糖的措施出台反而引起一波又一波爭議，行政長官要求全力救經濟、提出以十大基建促進經濟發展，更遇上了重重阻滯，而為了救樓市而造成樓價蠢蠢欲動向上攀升，又引起置業者不滿……。高鐵風波，確實反映了香港積累已久、糾纏不清的多重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如果行政長官不來一次徹底檢討，香港的抗爭活動將會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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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只有犯錯的政府沒有犯錯的人民


高鐵撥款風波暫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原希望政府能夠來一次徹底檢討，針對有關高鐵的諮詢程序，以及引起反對者質疑的種種「擔憂」（例如以西九為終站帶旺該區房地產），組織一輪官民對話和解，務求令反對高鐵的激進人士了解政府要推動高鐵上馬的原因；結果，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以強硬的語氣，指上周六「部分反高鐵示威者不負責任衝擊立法會，違背香港社會核心價值及法治精神……，示威者應該反思。」示威者在上周六衝擊立法會，與警方激烈對峙，場面一片混亂，但鏡頭所見，示威者都是赤手空拳之輩，與執勤警員拉拉扯扯，氣氛火爆，但看不見有暴力行為或襲擊；示威者應該明白，香港人對於暴力行為絕不接受，如果任何示威者拿起武器襲警或效法外國擲汽油彈，民意肯定會徹底逆轉，由同情變為譴責，屆時，不管示威者打著什麼旗號、提出什麼訴求，他們已經無法得到港人認同和支持，這點搞社會運動的「硬道理」，在反高鐵人士當中似乎已有共識，故此上周六的立法會場外抗爭是「激烈」而非「暴力」，以警隊當天出動的人力和裝備，應付這種純肢體衝突的抗爭活動應是綽綽有餘的。

那麼，上周六的示威者有哪些地方違背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很多人都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法治和人權，《基本法》賦予港人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反高鐵一役，雖然是香港近年少見的激烈街頭運動，但比起外國的反政府活動，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自從全球化深入各國導致很多國家貧富懸殊愈趨嚴重，以反發展、反消費及抗拒大財團和跨國企業為訴求的一股力量漸漸冒升，經常在電視新聞見到的反全球化、反G8峰會、反世貿示威等，都來自這股一脈相承的反建制勢力，他們組織的示威和抗爭經常演變成暴力衝突，甚至不時導致傷亡，但各國政府都束手無策，只能在示威現場盡量控制場面，減少衝突，政府的基本態度仍然是容忍和克制，不會以大規模逮捕或拘控的方式嚴刑對付。這並非反映外國政府特別仁慈、容忍度特別高，而是他們明白這些街頭抗爭活動背後有深刻的社會和政經矛盾，不是靠成功「鎮壓」現場的活動就可以斬草除根，把問題解決；相反，如果政府愈施壓，走上街頭的示威者只會更理直氣壯，鬥志更加高昂。

以香港的情況來看，我們很難相信反高鐵或其他反發展的人士可以聚合策動一場大型暴動；香港人應該記得，我們也說過了幾遍，本地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爆發的暴動，都分別有國共兩黨在幕後支持，其餘沒有一次群眾性的「聚眾鬧事」可以動搖香港的穩定和秩序；明乎此，行政長官應該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爭取與反高鐵人士對話溝通，聽取他們的訴求，以包容化解矛盾，而不是把事件扯上違背香港核心價值。

事實上，反高鐵人士並沒有統一的訴求，公民黨和公共專業聯盟不反對興建高鐵，但他們針對高鐵總站選址、造價、財務資料不透明等技術因素，反對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方案，這些反對意見，屬於具體而微的範疇，政府雖然不接納，但公眾還「聽」得明白；以一批八十後為主力的反高鐵群眾，他們提出的訴求就較為抽象，現在集中焦點在保衛菜園村，但過去大型工程都涉及收地拆遷，是否日後凡有這種事情發生，八十後都要作激烈抗爭？他們還有沒有其他更深層的理念？如果「逢拆遷必反」，我們認為不會得到主流民意支持。

世界上只有犯錯的政府，才會有「官逼民反」；掌權的人要謙卑，因為權力不能濫用；我們認為特首高調譴責反高鐵人士解決不了問題，只會令社會裂痕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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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議事方式長期扭曲　群眾抗命陸續爆發


一、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經過四天共約二十四小時、從開始便知道結果的辯論後，通過了撥款六百六十九億元以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高鐵」）的議案。會內反對的泛民派二十一席鬥不過支持的保皇派三十一席，最後憤憤然拉隊離場，缺席有關賠償撥款議案的投票以示抗議。

現行議會架構是經過挖空心思的設計，目的就是在於保證保皇派成功保皇，反對派「反對無效」早已寫在牆上，這種只足以阻撓拖慢而不足以改變政府施為的策略性布局，積極地看是讓政府行事更有「效率」，不過，亦因此而促使反對派不得不在議會之外進行抗爭，社會安定因而經常受到衝擊。

近月異軍突起、以公義為旗幟、洋溢本土意識的「八十後」少壯派加入反建制行列，明顯增添了社運的生氣；這一代「熱血青年」的出現，正好填補七八十年代社運大軍老成凋謝的缺陷。「八十前」曾為力保九七後「一切不變」而奔走呼號，如今香港回歸十多年，社會尚算平穩、自由基本可保、經濟隨國際變化而浮動的條件未變，「八十前」的幾代人可說是驚魂甫定，大多滿足於「不變」的生活環境，願為港人出面爭取政治權利的「泛民」只屬異數和少數。「八十後」這股新生（興）力量的政治理念和社會意識未必與泛民一致，惟在不少議題上兩者同調，頓時令反建制熱度升溫、聲勢膨脹，香港社會與京、港政府鼓吹的「和諧」便愈行愈遠。

「八十後」反建制，是很自然的發展，因為這一代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他們大都受過良好教育，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了解有失公道的選舉制度，其產生的政府有時為了維護贊助者和既得利益階層（以香港為例，包括大財團〔主要是地產商〕及中國政府）的利益，不惜犧牲其他階層的福祉，遂對政府施政抱持懷疑態度，他們的抗爭，由於議會議事之門被堵塞（進入議會注定敗於保皇派之手），於是只有「上街」一途。換句話說，近日令中聯辦「震怒」（「驚都未驚過」何來「震驚」！）及警方如臨大敵（據警方數字，應付周六約一千七百人的靜坐抗議，警方出動一千二百餘名警察！）的連串社會抗議活動，都是現行議會特殊架構的副產品；如果因此造成社會不安甚至影響人民正常生活，該徹底檢討的便是這種旨在排斥民意以遂官意的議會制度。換句話說，這種「設計」一日不改善，民間抗爭活動便沒完沒了。


二、

「八十後」以上街靜坐抗爭形式反對興建「高鐵」引起「社會不安」的情況，大可視為「成長的陣痛」，大型建設引起的激烈抗議屢見不鮮，不僅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更可視為健康社會的抗衡；沒有自由的專制獨裁社會，哪來「公民抗命」這回事？我們充其量只能看到家園被毀、哀哀無告的個別事件，苦主的處境很難得到大規模的群眾關懷，助長有權有勢者為所欲為的橫行。去周本報有作者歷數英國希斯羅及日本成田機場的修建均曾遭遇「異見者」的長期抗爭，顯示反「高鐵」活動是本港經濟升級的必經過程。希斯羅和成田保障了倫敦和東京作為地區性空運樞紐的地位，但願「高鐵」的建成會使香港在大中華地區的經濟地位得以進一步鞏固。果如是，「一人一萬公帑」的昂貴興建費才不致白花。

在電視直播看立法會內外就撥款議案的爭持，筆者以為支持與反對陣營中，態度真誠者佔多數，他們做足家課、有備而來；除了個別傀儡小丑，反對派的所謂「拉布策略」，雖是在處處受制、無計可施之下的下策，然而，他們的反覆提問卻非無的放矢，故有引起公眾以至國際輿論關注的積極效應。這次「馬拉松」會議還令筆者對公務員重拾一點信心，因為出席的政府官員，他們嚴肅回應質詢，一絲不茍，鄭汝樺局長備受反對議員的「煎熬」而能自始至終保持不徐不疾的應對，那份修養足為出席立法會官員的榜樣。

立法會外「八十後」的抗爭與維持秩序的前線警員，亦是克盡本分、各盡其責。警方四條漢子高調擒拿港大學生陳巧文歸案一役兇神惡煞的氣勢，也許旨在平息中聯辦的「餘怒」，周六所見，警方無復當日兇狠，相當克制，只採取了防止局勢失控、維持交通不致癱瘓的必要步驟和手法；雖然示威者對警力過度有微言，而警方則認為有示威者的言行溢出規範，但是所謂衝破圍截的混亂，不算嚴重。示威者聲大卻未「夾惡」，未有予人以粗鄙橫蠻的印象—他們聲嘶力竭地喊出反「高鐵」市民的訴求，而聲聲「讓路」，無論出諸有心或無意，則觸動很多香港老中青，同情「八十後」抓不住合理期望，看不到公道前景，可是建制派卻置若罔聞，與他們「同氣」的反對派則「力」有未逮，有廣泛民意支持的一群無力，只懂應聲的當權，畸形的議事架構與病態的取決程序將令議會外的抗爭活動一浪接一浪！

最後的探戈

謝國忠



　　通貨膨脹會終結中國的房地産泡沫，大部分房地産的收益，會落進政府的腰包。毛利中，開發商大概能拿到四分之一。但是，這些錢會再被用來買地。


　　“我還能做什麽呢？我的工廠都不賺錢，只能把錢投到地産裏，”寧波一位企業家如此回答我對他資金配置的質疑。

　　“投機房地産，我最多虧30%。要是市場不行了，我大不了把房子給銀行。要是炒股票，一不小心就會虧70%-80%。”

　　當我問他爲什麽不持有現金，他回答道：“我朋友買的房子，去年還是一萬一平米，現在已經兩萬了。銀行利息太低。我要趕上我朋友。”

　　這並不是一個孤例。最近，我幾次去浙江，不停地有企業家給我講類似的故事。工廠不賺錢了。工人難找，每月2000塊包食宿都不好找工人。五年以前，這樣的待遇有的是人搶著幹。原材料成本雖然比2007年低，但還至少是五年前的兩倍。最糟糕的是，海外訂單越來越少，客戶還不停砍價。現在企業太多，訂單太少。

　　地産商不過是政府“打工仔”

　　資本從製造業流出，進入房地産，是吹大當前中國地産泡沫的主因。2008年股市大跌。一年時間裏，A股從2007年11月的高點跌去四分之三。此後的上漲，只是熊市反彈，還不是牛市。當前看多股市的說法，不過是絕望的人希望股市反彈，因此，不停鼓吹樂觀情緒。看多的言論網站上到處都是。有些網站看起來像是沒有醫生的精神病醫院。

　　房地産市場是最大的秀場。今年主要房地産市場的銷售收入可能會突破4萬億，超過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大部分房地産的收益，會落進政府的腰包。土地出讓金和各種稅費要占到房地産銷售價格的一半以上。毛利中，開發商大概能拿到四分之一。但是，這些錢會再被用來買地。雖然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分爲很多類，但其中大約一半和房地産相關。中國的財政情況和1997年的香港很像。這就是抑制房地産泡沫如此困難的原因。

　　伴隨著美元走軟，房地産市場從2002年開始復蘇。當時，海外華人希望購買中國的物業，以減少美元資産。這成爲是市場復蘇的一大推動力。和海外華人聯繫緊密的沿海城市是第一波受益者。2005年末，當美聯儲將利率提高到4%之上時，中國房地産牛市戛然而止。第二波房地産牛市，則由銀行貸款推動，特別是住房抵押貸款。房地産公司在香港融資，以及外資進入房地産，也是第二輪房價上漲的重要推手。省會城市則受益匪淺。

　　當土地儲備和分散佈局受到股市青睞時，上市的房地産公司以及獲得外資支援的房地産企業，在省會城市掀起一輪拿地潮。他們的資金既支援了經濟增長又製造了房地産需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融企業也幫著推動了地産復蘇。不過，房地産企業現在都希望能在香港把股票變現。中國的房地産市場現在還是一個賣得動的故事。他們都希望在最後的清算到來之前，變現離場。

　　當前這一波房地産牛市從2009年3月開始。這更多是由中國自己政策造成的。疲軟的美元只不過幫著阻止資本外流，使資本盈餘推高資産泡沫。在中國買房的外國投資者，經歷了次貸風波之後，已對地産泡沫避之惟恐不及。事實上，這一波房價上漲的時候，海外投資者都在抛售。

　　這輪周期中，我看到三種信奉不同理念的購房者：

　　第一類：政府不會讓房價下跌

　　多數購房者都屬於這一類。這些人是中高收入人群，收入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倍或更多。他們對高房價一直難以容忍，並等待正確時機購房。他們歡迎全球危機，因爲這是難逢的房價調整機遇。不過，房價沒有下跌。這使他們確信，政府不會讓房價下跌。這類人的邏輯就是，儘管房價高還是要買房，因爲價格會漲得更高。這類人是天量抵押貸款增加的主要推動力量。2009年，他們主要集中在3月至8月買房。到目前爲止，房地産價格屢創新高，這類人賭對了，他們賬面上已經有利潤了。

　　第二類：政府最喜歡房地産開發商

　　在這場危機中，一個朋友評價說，政府最喜歡房地産開發商。危機初期，大多數房地産開發商都拴在一根繩上。他們杠杆很高，其主要資産 —土地不斷貶值。在正常市場經濟中，出現這種情況，房地産開發商很快就破産了。但是，國有銀行提高了房地産開發商的信貸額度，以支撐他們的流動性而不管他們淨資産狀況如何。然後，鼓勵購房的信貸優惠出臺使得抵押貸款大幅增加，刺激房地産銷售快速增長。房地産開發商都獲救了。

　　其他行業，從鋼鐵、媒體到零售，都面臨從未有過的困境，現在也還未恢復到2007年的繁榮。其他行業從這次教訓中明白了，房地産行業總是獲利的。因此，每個人都想成爲房地産開發商。但是，由於房地産開發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很多沒有足夠資本的人就成爲房地産投機者，希望這些利潤有一天能讓他們變成開發商。

　　第三類：錢將不值錢

　　通脹是熱門話題。通脹預期使得人們增加銀行存款。這與通脹趨勢是一致的：高收入人群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最快。同樣的商品和服務，在歐洲或香港價格更低，哪怕是中國製造的。這就是爲什麽富人最害怕通脹。“無論房價怎麽跌，我還有這套房子，但是現金價值可以變成零。”有人如此表白，他爲什麽不持有現金。

　　無論人們是如何做出繼續購房或持有眼下房産的判斷，其最終推手都是通脹預期。並且，價格上漲勢頭似乎證實了這種預期。在上一個資産周期，我觀察到，沒有什麽能像資産價格上漲那樣讓人們更樂觀。在市場上漲時，大多數看空的投資者不會堅持他們的觀點超過兩周。在有效市場，價格上漲可以使用未來的錢。但是，中國房地産價格上漲是市場化現象嗎？更不用說，這是有效市場現象嗎？

　　中國不缺土地。每年土地供應量足夠滿足城市化增長需要。非正式資料顯示，在過去四年已經出售的房屋中，很可能三分之一是空置的。3%的租房回報率支援這個故事。目前，租房回報率很可能跟由於租戶日常居住導致的損壞成本差不多，這就是說，租房和閒置對屋主沒有差異。

　　能夠解釋房價上升趨勢的就是投機需求了。關鍵問題是，爲什麽投機需求如此龐大並且持久。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背後支援。無論何時市場變冷，地方政府支援允許開發商惜售，並且不用擔心來自銀行的壓力。因此，市場下行時，銷售量幾乎爲零。這裏的市場表現爲，只有一個賣方，並且沒有流動性約束，並且市場只能保持最低價格。由於最低價格被不斷擡高，還在等待的人們受到懲罰。這種市場行爲使投機者確信，他們應該儘早買，並且自己的杠杆率越高越好。

　　投機可以持續下去，前提是投機者仍能獲得大量便宜的資金，並且，當市場轉冷時，地方政府可以繼續減少供給。因爲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從銀行借到資金，它們抵抗市場的耐力也由銀行流動性決定。因此，只要貨幣供給持續快速增長，保證銀行流動性充裕，房地産泡沫就會一直持續。

　　通脹後年成大患

　　只要未面臨通脹和匯率貶值壓力，一個國家可以印出它想要數量的鈔票。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當美元疲軟，通脹就成爲麻煩。當美元堅挺，本幣貶值壓力就成爲貨幣政策的掣肘。

　　例如，印度和俄羅斯正經歷兩位數通脹，而它們的貨幣兌美元走強。兩個國家都在升息但速度很慢。幣值穩定給它們解決通脹的時間。

　　當美元走強，發展中國家總是經歷貨幣危機。20年前，拉美國家曾出現過這種情形。10年前，亞洲和俄羅斯也曾出現過。當發展中國家面臨貶值壓力，在美元疲軟時，通常資産泡沫隨之而來，到那時，儘管經濟不景氣，它也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這種痛楚常常無法忍受。讓我們看看，這個遊戲在中國如何結束。

　　投資者常犯的一個錯誤是，認爲經濟快速增長意味著資産價格上漲。這個觀點有兩個問題。首先，經濟快速增長，即使是在有效率的市場，也不會支援資産價格無限上漲。因此，經濟增長只能支撐資産價格上漲到一定水平。這個水平可以用各種估值方法計算。當價格超過一定水平，價格應該下跌，即便經濟增長已經被充分地認識到。

　　其次，高速的經濟增長通常和資本分配低效率聯繫在一起。儘管經濟發展成功，投資者也不會有高回報。他們的錢補貼了這一方市場的資本形成。以日本爲例，其股市和房市價格比30年前低，但是，今天的日本經濟規模更大了。韓國和臺灣資産市場也是一樣。

　　我認爲，通貨膨脹會終結中國的房地産泡沫。從根本上來說，通脹是貨幣現象。比如，中國的貨幣供給增幅是30%，而名義GDP增幅爲5%。這中間的差異某一天就會以通脹的形式顯現出來。貨幣增長和通脹之間的遲滯由各種原因決定。當原材料和勞動力供給充裕、産能過剩，通脹就會滯後很長時間。過去十年，中國的情況就是如此。但是，今天的情況已經變了。

　　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已經趨緊。通常我們認爲，由於農村存在巨大的富餘勞動力，勞動力供給過剩在中國將長期存在。但現實並非如此。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我會專門寫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不可否認，中國的工資水平正在上漲，特別是不熟練工人。

　　資源品價格，譬如油價和銅價，已經漲到上世紀90年代平均水平的兩到三倍。雖然過去三個月它們的價格很平穩，但是，過往漲價造成的通脹壓力並未被完全消化。此外，資源品的價格在今後兩年內還會繼續上升，進一步推高通脹壓力。

　　産能過剩仍是抑制通脹的防火牆，但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堅不可摧。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減少了製造環節在製成品附加值中的占比。比如，鐵礦石和焦炭目前占到鋼鐵成本的四分之三。鋼鐵行業的産能過剩對鋼鐵價格影響並不大。鋼鐵價格很大程度上由原材料價格決定。

　　資本從製造業流向房地産給“通脹棺材”上敲下了最後一根釘子。由於極低的利潤水平和不斷上漲的房地産價格，製造業公司正在減少投資。長期來看，産能過剩對通脹的抑制會不斷減弱。

　　對中國而言，通脹已經是一個問題。政府用來控制價格上漲的行政手段可以減弱通脹的勢頭。但是，類似於上世紀90年代的那種高通脹，一定會再次出現。到2012年，通脹將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有兩個原因會導致房地産泡沫破裂。首先，由於通脹是全球性的，美聯儲將會把利率升到5%以上，這將使熱錢流出中國。其次，爲了對抗通脹並阻止資本流出，中國的利率水平將會高於美國。

　　2012年，地産泡沫終將破滅。

評港澳辦關於五區公投的談話

練乙錚



有關五區公投的辯論，愈來愈有意思。前一階段，支持和反對雙方，就「到底是不是公投」、「什麼條件滿足了才算是公投」，有激烈爭議，吵得面紅耳熱，還是沒有共識。舉例說，有人認為，如果當權派不應戰，社、公兩黨參選人在無對手情況下低票當選重返立法會，則補選意義大於公投，甚或公投意義等如零；如此等等，總之意見十分分歧。特區政府立場很清晰，一早申明：這不是公投，是補選。不過，昨天港澳辦高分貝加入戰圈，正式指摘「個別社會組織」推動五區公投運動，從根本上違背基本法。港澳辦此舉，無疑替懸而未決的「是否公投」爭議一錘定音：是公投！

港澳辦說：「公投是由憲制性法律加以規定的，是一種憲制性安排，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義；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沒有規定公投制度，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按此，在香港搞公投，當然不符基本法。港澳辦指摘社、公兩黨，正好顯示它認為這兩個黨搞的是公投，不然港澳辦用不著反對，就算反對，用的也只能是其他罪名較輕的理由，如林瑞麟說的浪費公帑等。港澳辦這個立場，剛好與特區政府及其本地支持者的看法相反，難免會讓這些人感到尷尬，甚至當權派能否派人競選，現在也成問題——怎可以參加違法活動呢？好在，港澳辦的說法站不住腳，因為它混淆了「形式」和「實質」的分別。

社、公兩黨這次搞的「所謂公投」，形式上當然不是公投，只不過是一次五區補選，港人不同觀點之間的爭拗，是想搞清楚社、公兩黨的行動，是否具備公投的一部分實質，亦即能否從補選結果中清晰得出「市民要求儘快雙普選、取消功能組別」這個政治結論。然而，就算補選的結果清楚表達這個訴求，其功效也只不過是道義上的，頂多只構成對特區政府及中央的一個輿論壓力，卻並不具法律效用，這點香港人完全清楚，實在用不著港澳辦發言人強調。而且，社、公兩黨的動作，因為形式上不是公投，並沒有違反基本法，故港澳辦的「違背基本法」指控，完全不成立。

事實上，在香港，有資格搞公投因而違反基本法的，理論上只有特區政府。人民團體便是打正旗號「搞公投」，無論搞得多徹底，也只能算是一種民意調查，談不上違法，除非（一）法律連民意調查也不容許，或者（二）特區立法會通過具體立法，不准搞大於某一規模的抽樣調查；但如果要立那樣的法，便是天大的笑話——那有政府害怕民意到了那個地步的？而且，基本法可說是香港的憲法，憲法是用來規範政府行為的，「特區沒有剩餘權力」，也僅指特區政府行為而言；政府卻不可以把人民（個人或團體）告上法庭，說後者違反憲法或基本法。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包括中國政府在內，膽敢控告人民違憲——那樣會鬧笑話。政府只能通過具體立法，闡明憲法中的人民權利界限，人民如果違法，是違背這些具體法例；然而，香港的具體立法裏頭，沒有說不可以作「形式上不是、而實質上可能是公投」的政治行為，因而是可以的，具體法律不存在「剩餘權力」問題。

此外，港澳辦還指摘「一些人…公然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這也站不住腳。首先，五區公投的議題，已由社、公兩黨定作「儘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因為沒有指明年份，並不違反人大常委會的任何決定。其次，人民團體「挑戰」憲法或立法組織的一些決定，在一個開放社會，完全是允許的，社、公兩黨作出挑戰，港澳辦完全不應用「蓄意」，「公然」等充滿敵意且暗指違法的字眼去描述這種合法行為。只有在極權社會、黨國有絕對權力的地方如中國大陸，這類字眼才勉強派得上用場，拿來香港用，大多數香港人反感，筆者亦有些反感。

最後，港澳辦還說，「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只會引發爭議，損害來之不易的良好（經濟和社會穩定）局面」。這個說法亦嫌牽強。進行有關政制的爭議，不見得會破壞良好社會局面。香港八、九十年代的中英爭拗，並沒有影響香港經濟，相反，那十多年是香港經濟發展最旺盛的時期。反過來說，中國大陸在「一言堂」年代，社會經濟發展都不是最好的。社會局面不穩定，有其他原因和議題導致，政制爭議包括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挑戰，就算涉及示威遊行，也不過是紙上談兵，並不影響經濟。香港○三年那次五十萬人大遊行一過，市民出了一口鳥氣，心情稍稍舒暢，經濟反而馬上回升了。

至於港澳辦說：「關於香港政制的發展問題，無論大家的意見、立場有多大的不同，我們都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所確定的程式辦事，而任何偏離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式的行為做法，都無助達成社會共識」，筆者倒認為是對的，但在五區公投事上，社、公兩黨並無違反基本法或人大常委會決定，反而是港澳辦發言人的指控，好幾個地方過了火位，應該考慮收回並致歉意。

ETFs登場 價格更波動

王 冠 一



貴金屬近期表現光芒四射，尤其白金與鈀金，自聖誕前至今，升幅最多分別達13%和26%，白金由1376美元低位升至最高1559美元，鈀金則由341美元升至最高432.81美元。市場把貴金屬的升幅歸因於美元再度轉弱，但白金與鈀金的走勢卻明顯跑贏黃金，令市場不明所以。真相終於揭盅，原來是與美國推出首隻白金ETF(交易所買賣基金)和鈀金ETF，有需要先行收集有關。過去一年，白金的升幅達56%，鈀金升幅更多達117%。

根據已公布的數字，剛於周四獲批上市而於周五起進行買賣的ETFs，白金ETF收集了47.8萬斯白金，鈀金ETF則收集了128.8萬盎斯鈀金，分佔總需求量的7%和17%。市場認為，由於白金和鈀金的市場規模遠較黃金和白銀為小，譬如黃金的年產量便約為白金的10倍，故這兩隻貴金屬在美國推出ETFs，將無可避免地令其價格更為波動。

白金和鈀金有共同特徵，兩者均是極佳的電導體，具備抗蝕性和耐高溫特性，皆可以用作起動汽車的觸煤轉換器(catalytic converter)，故汽車業亦佔去兩種貴金屬約六成的需求。由於鈀金的價格遠比白金為低，故早前傳出汽車業打算以鈀金取代白金作為觸煤轉換器的原料，使得後者價格急挫。

白金和鈀金尚有不同用途，前者亦可作為製造首飾和裝飾藝術品，後者則主要用於電子業，如電流接觸器及電阻器等。由於白金和鈀金的礦脈極為集中，故一些主要生產國的政局，很容易成為這些貴金屬波動的誘因。以白金為例，南非為最大生產商，佔總供應七成，其餘俄羅斯佔兩成，北美亦佔8%左右；鈀金亦集中於南非、俄羅斯和北美，合共所佔比重亦為98%左右，但俄羅斯生產佔六成，手執供應牛耳，加上俄羅斯對鈀金出口管制甚嚴，令供應相對欠穩定。

除了政情因素外，汽車觸煤的需求，以及珠寶首飾的需求，亦對白金和鈀金的價格有一定影響。日本珠寶飾物的使用量佔西方先進國家總需求量30%左右，對珠寶飾物的嗜好，更會直接影響白金的價格。

雖然歐洲早有白金ETFs買賣，但美國推出白金和鈀金ETFs，將會成為影響價格走勢的新因素。去年黃金ETFs合共吸納了138億美元資金，便是黃金價格得以改寫紀錄新高的原因之一。

高鐵撥款再拖延揭示的社會矛盾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立法會經過七個小時冗長的辯論，仍未能就高鐵工程撥款議案作表決，需要再次延期討論。政府這次雖然動員專業團體、工商界和建制派議員，試圖製造輿論聲勢抗衡社會上的反對聲音，但全盤敗北，仍然無法在議會上如期順利爭取議案通過，泛民的「拉布戰術」終於奏效。但事件發展到如此地步，掀起社會極大迴響，尤其是令社會開始關注對一群所謂「八十後」年青人的處境。日前有消息指行政長官曾蔭權對這個現象表示關注，還下令相關政策局急謀對策，試圖藉著改善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消弭社會潛在爆發的不穩定因素。

但當局將社會愈趨激烈的對抗情況，歸咎於所謂「八十後現象」，是對形勢的錯誤判斷。從高鐵撥款爭議過程可以看出，與其說社會矛盾由所謂「香港第四代人」——即年約二十至三十多歲的人，因對前景感到困惑而將不滿情緒藉激烈行動發洩，不如說是長期積壓著的社會不公平制度、貧富懸殊、社會權力不均等情況下，不同利益集團和弱勢社群一次白熱化的對抗表現。而這種不均現象已瀰漫整個社會，聯合國最近的報告已指出，香港在富裕地區中堅尼系數最高，反映貧富懸殊情況極為嚴重。

細看最近支持政府提出的高鐵方案的團體和人士，離不開工商、工程、建築專業組織、建制派政黨等，他們擁有強大財勢和影響力，所持的價值往往只是著眼如何進一步發展香港經濟；他們強調經濟建設，篤信為社會和個人創造財富是任何社會和政府的首要任務。至於反對方案的人士，則大多是在高鐵工程上受到直接打擊的社群，例如即將面臨整個社區遭徹底破壞的菜園村居民，或是社會上人微言輕，為生活勞碌掙扎的一群無名小人物。看他們在多次抗爭訴求中追求的都是公義、環境保育、社區內的人際關係等非物質價值。

這兩股抗衡力量中，絕大部分都是植根於香港的人士，基本上他們都是希望為香港締造更美好的未來，分別主要在他們的立場和價值取向。但兩者在經年的博弈互動上已彼此完全失去互信，而政府又不能發揮應有的協調作用，令雙方關係急轉直下。代表反對高鐵工程的一群，他們往往感覺到的是在財團、政客和政府龐大勢力下的無奈和無助，他們認為興建高鐵只是為財團製造賺取暴利的機會，是政客向北京獻媚，但同時犧牲社會弱勢社群的利益：因為財團和政客在工程上取得甜頭，但將來如果工程的成效不張，代價卻由整個社會承擔。

工商專業界別則認為社會上部分組織只為個人博取政治利益，不惜嘩眾取寵，煽動容易受操縱的群眾，為反對而反對。他們抱怨這班人處處將社會議題政治化，造成香港極大的內耗，削弱本地的競爭力，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這些工商專業團體警覺到他們的影響力可能受到威脅和衝擊，認為若向反對勢力讓步，便會造成惡性循環；為了維當前的「秩序」，他們便動員起來，試圖將反對聲音壓下去。

這種對抗的激烈程度，在香港歷史上是罕見的，而且對抗的氣氛有擴大跡象。這個現象對特區政府多年來高調鼓吹的和諧社會政策是莫大諷刺，而政府面對當前狀況，又顯得完全一籌莫展。歸根究底，事情發展到如此地步，不就是行政長官用人唯親、親疏有別的作風的必然結果。此外，政府為急於求成，處處為財團開綠燈，將政策傾斜，結果讓社會的權力失衡。

現在當局面對的矛盾，已不是搞一兩次東亞運之類的大型活動就可以化解，也不可以「派糖」、增加福利這些小恩小惠可以蒙混過關。以過往十二年半的特區政府施政成績，期望當局在短期內能解開社會的死結，實在不容樂觀。

2010年中國經濟的三大困境

郎咸平



經濟停滯化 通貨膨脹化 資產泡沫化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你們的感想也頗多吧？我以前不止一次的說過，中國的經濟現在已經不是什麽時候見底的問題了，而是見底之後怎麽辦？目前中國經濟已經見底了，見底之後我們憑什麽再次拉動經濟復蘇。

　　我從來不預言的，但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2010年的經濟是不容樂觀的。我之所以這麽講，都是有根據的。2010年的經濟會發展嗎？如果你經常看我的節目，你心裏肯字有底的。中國經濟發展的幾架馬車還有哪一輛能拉的起來？消費這一駕馬車，我也不用說大家心裏都清清楚楚的，老百姓哪敢消費！用什麽去消費？這一架已經跑不動了。出口，講出口就不得不講奧巴馬。這個傢夥來這次來中國給我們帶來了三個“禮物”，當然肯定不是好東西。他給我們帶來的是貿易大戰、匯率大戰和成本大戰。他所帶來的每一個禮物我們都是可以看到的。這三個大戰之後，那麽我們的出口馬車還能跑多遠，這個問題給大家思考。現在還有一架馬車拉著中國經濟向前走，那就基礎建設。告訴你，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靠持續的投資基礎建設發展成爲經濟強國的。在其他兩架馬車跑不動的前得下，靠基礎建設把經濟拉動起來，是曇花一現的。?

　　更慘的是經濟不發展的情況下，還有通貨膨脹！一說通貨膨脹我就很生氣，我們國內的一些學者，說起話來從來不考慮的，他們居然說我們目前沒有通貨膨脹，相信大家都聽到過類似的言論吧。看看你身邊的東西，除了工資其他的都漲了，是吧。你們的水費漲了吧，你們的燃氣漲了吧，你們炒菜的油漲了吧，就連你們早已經買不起的房子還是漲了吧，美國利用他們的“低炭美元”，還要收你們的呼吸稅。你認爲這種現象明年會得到改變嗎，如果你認爲會，請你告訴我理由，我要跟你學習一下，因爲以我郎咸平教授的本事目前我看不出明年會得到改變！呵呵。。。

　　還有一個最要命的。大家想想，出口這一架馬車跑不動，國內消費拉不動、再加上奧巴馬同志發動三大戰役，前景很慘澹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把大量的資源集中起來進行基礎建設，在西部建起了公路，這些公路建起來又沒有車跑，形成産能過剩，當然這只是一個例子。你想想，把資源集中起來搞基礎建設，而搞基礎建設的基本上都是國企，這些國企一方面佔據了資源又一方面佔據了資金，那麽我們的中小企業沒有從中得到好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會幹什麽？首先是他們不會投資實體經濟了，因爲投資之後得不到資金的支援，又得不到好的專案，所以他們不會犯傻的。放在銀行又有通貨膨脹，沒有辦法了，只有炒樓炒股、買高檔消費品。國家政策傾向樓市，他們就炒樓。國家政策傾向股市，他們就炒股。這種現象從今年暴漲的樓市可見一斑，尤其是那些中小企業密集倒閉的地區，其樓價的漲幅更是驚人。投資樓市即不要付太多工人的工資，又不用那麽累。這些企業家還就真那麽做了，這樣一來的結果就是使得解決中國70%以上就業的民營經濟所雇傭人員工大幅減少，老百姓一失業，就更不敢花錢了，老百姓的消費提高不起來，那中國的第一架馬車還是跑不動。而奧巴馬同志的三大戰役也只是才開始，所以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就使得投資環境進一步惡化，然後又回過頭來製造資産泡沫。

　　我真心希望中國能在這次全球性的危機中能夠安然度過，但我們更要清醒地看到我們現在存在的問題，無視問題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問題的不存在。

　　當然我希望我的預言是錯的，真的，如果我錯了，最起碼大家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還是讓我們一起努力，爭取過一個踏踏實實的2010年！

科技躍進生活改善 管治不善麻煩在前

林行止



一、

受「金融海嘯」的衝擊，認為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不好過的人，相信不在少數；不過，筆者要指出的是，天才型的科技人員期內帶給人類無限希望，ipod、iphone、Google和Prius（豐田的「環保車」）的發明和普及化，均為空前成就，會在可見的將來大大提高人的生活質素……，像筆者這種至今不會（想）使用iphone的人已不多（美國的數字為人口約百分之五），意味社會不因一小撮「落後分子」拒絕進步而停滯不前。筆者不用此人手一機的通訊工具，是堅信二百多年前法國「商而優則學」（成功商人當上政治經濟學教授，與英國李嘉圖的「炒而優則學」隔海輝映）的賽伊（J-B Say. 1767-1832）的名言「供應創造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或現代版的「Built it and the demand will come」，這便是著名的「賽伊定律」；就此角度，筆者不是盲目的凱恩斯信徒）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沒有手機便沒有那麼多「來電」！對於腦子非常忙碌的人來說，不受這種突如其來的干擾似乎更為重要。

在享用新科技發明令人們生活在前人不敢想像的「奇妙世界」的同時，我們亦慘受無能管治（市場因此濫用自由種下禍根）引發的「危機」的傷害，以香港而言，最終目的在保障投資者利益的監管機構，在雷曼兄弟倒閉事件招致成千上萬苦主上街而賠償問題拖拖拉拉至今尚未徹底解決上，顯示貫徹此政策的過程中漏洞百出；可是，主其事者既獲特區政府最高榮譽且已貴為中國最高級金融智囊，你說老百姓（遑論苦主）怎會服氣？地產發展商的巧取豪奪（虛報樓面面積的發水樓是香港的最大特色）已令資本家蒙上污名，去年且有足以令香港被冠上弄虛作假之都的亂點層次鬧劇，令以法例嚴明見稱的政府不知所措……。這些醜聞不僅看出特區政府的管治大有改進餘地，亦反映了北京只圖短期利用香港（當前的「急務」是利用香港制度及人才協助人民幣成為流通全球的硬貨幣）而置香港長期利益於不顧！值得一提的是，行政長官親口說出他夾在北京與港人之間不易辦事（這雖是實情卻可能是國家機密）之後，爭取普選及反對一些不公平現象的示威群眾已把矛頭直指中聯辦，意味中國政府的權威受到直接挑戰。這種變化的後果可大可小，如何發展大家不可掉以輕心。


二、

過去十年，中國取得了重大經濟成就，僅成為美國這個「最大債仔」的最大債權人這一項，便足以令國人特別是領導層自豪；顯而易見，隨著經濟國力日強，中國在國際事務的「話事權」相應增強，其在國際政壇的地位亦如旭日初升。可是，在「第一個十年」的最後階段，中國人財大氣粗的根性令領導人沉不住氣（也許是為撫平國內的愛國激情），不少表現令不致被愛國主義蒙蔽理性的人戚戚然。香港記協抗議新疆公安當局指在前線採訪的香港記者「搞事」予以扣禁一事竟然不了了之、於哥本哈根氣象大會上溫家寶總理對美國總統的冷落（以至間接嚴斥美國）、在英國及歐盟的「哀求」下帶毒品入境的英國人如期行刑、在美國等十餘國代表抗議下重判劉曉波，還有領導人要求香港向黃賭毒貪俱全的澳門學習……。上舉犖犖數端，說明中國經濟走向世界但在道德文化上（且別說意識形態）與當今世界主流格格不相容。事實上，儘管統籌中國經濟部門發出未來經濟仍會高速增長的「預測」，但非投資銀行僱用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未來十年中國經濟面對不少在自由市場很難克服的問題（用政治手段克服則會造成重大經濟浪費）。用血汗換回來的增長畢竟有時而盡，所持美元外儲則是美國政府可從心所欲印刷之物，而缺水缺糧的隱患會製造出不可勝數的麻煩，還有當局有意在「泡沫」未形成前把之戳破，但太子黨控制的企業怎會聽從，結果必會形成摧毀性泡沫……。歸根結底，愈來愈自由的市場是不可能再根據有形之手而順利運作！過早展現財大氣粗的意氣，稍後要自食其果。

中國經濟欲再上層樓，從出賣勞力升級至以腦力取勝，是必經之途，惟這種演進過程需要先進世界的緊密合作及引進聰明才智之士為己用（美國核爆由匈牙利裔科學家領軍，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假日翻G. Gilder的舊作《經濟學及科技的量子革命》〔《Microcosm - The Quantum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1990〕，「電腦晶片」〔computer-on-a chip〕的發明者為移民美國的匈牙利、意大利、以色列和日本科學家重現腦際），在哥本哈根的表演後，你以為西方社會在國際事務上還會和中國推心置腹攜手合作嗎？而劉曉波文字獄必令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產生戒懼心！無法借助外來力量的自力更生，必會拖慢中國的前進速度。


三、

國際層次同樣有不少事象令人失望，事前對「金融海嘯」無知無覺，意味宏觀（總體）經濟學那一堆一堆連數學家亦難明的計量程式不過是足不出戶經濟學家想當然的數學遊戲，這絕非筆者偏頗之詞，看看象牙塔學者平素長篇累牘暢論金融制度的大作，以為一切都在規劃、控制之中，哪知「海嘯」突然掩至，把華爾街及世界金融業殺個片甲不留（只有極少數金融機構不必動用納稅人的錢而能度過難關）；至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府無法有效地管理「法定紙幣制度」的運作，「學而優則仕」的格林斯平、森瑪斯、貝南奇，華爾街大炒家魯賓、保爾森、蓋特納等，雖然大眾以為他們有呼風喚雨之能，但危機一現，便只能得過且過，不惜定出遺禍後代的策略；他們雖然見多識廣，卻對現實問題不管用，高高在上一無所知憑選票上台的政客便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制定錯誤的政策！

中國式次貸危機

向松祚



中國式次貸危機即將爆發，或者說已經爆發！

當國人還在慶倖自己沒有感染美國次貸危機之時，當國人還在津津樂道嘲弄美國“愚蠢”地製造了次貸危機之時，當國人似乎還在“驕傲”地宣稱自己金融監管非常謹慎、非常“偉大”之時，中國式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卻正在悄然降臨神州大地。

樓市有多麽瘋狂？泡沫有多麽嚴重？可能只有上帝才能給出準確答案。然而，凡夫俗子之日常觀察，足以讓人驚心動魄。且不說各地“帝王”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且不說幾乎所有樓市開盤之日，排隊選號人潮洶湧，盛況超乎想象；且不說各地樓市銷量與日俱增，連創新高；且不說數之不盡的購房者採用貸款、典當等多種信用方式購房（北京數月來住宅典當業務增速高達80%）；單從那經濟學者善用的枯燥資料衡量，神州大地樓市之瘋狂早已創造了世界紀錄。

其一是租售比。北京平均租售比高達1：546，最高達到1：700，上海租售比高達1：500，深圳租售比高達1：480。全國主要省會城市平均租售比超過1：300。租售比乃是衡量樓市投資收益之指標。1：500之租售比，意味著假若依靠出租賺錢，平均需要45年才有望收回購房資金（損失利息不算）。其二是投資或投機比例。全國主要城市購房人群，以投資或投機爲目的者，比例達到46%。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投資比例遠超50%。投資或投機氛圍，早已籠罩中國樓市。其三是房價與收入之比，屢創新高（房價收入比，乃是假設夫妻雙方皆能賺取平均工資，且希望購買100平米之平均價格住宅）。北京房價收入之比超過20，上海爲18，深圳爲16，正常水平應爲6-8.（美國房價收入比平均約爲4-6）。其四是房價漲幅與GDP漲幅之比（更準確指標應該是房價漲幅與人均收入漲幅之比）。此比例北京超過5倍，上海超過7倍，深圳超過6倍。

《福布斯》將中國樓市列爲全球第二號泡沫；日本人驚呼上海房價是東京房價的8倍（依照房價收入比計算）；副部級幹部坦言自己買不起房；社科院報告說85%中國人無力購房；人民銀行調查報告說70%受訪者認爲房價太高；人大財經委副主任深入各地考察之後，斷言樓市泡沫不容忽視；頭號房産企業萬科掌門人王石宣稱樓市泡沫嚴重，並快速向中小城市蔓延；上海地産商說房價高得連地産老闆都心驚肉跳；中央政府多個部門短短10天頻繁出手，試圖壓制房價飆升；總理接受新華社專訪，坦言部分城市房價過高引起中央高度重視﹍﹍排山倒海般的資訊，全部指向一個最簡單的結論：中國樓市價格暴漲難以爲繼，樓市泡沫將很快破滅。

陽光之下沒有什麽新鮮事。所有資産價格泡沫都建立在一個最美好的期望之上：房價會永遠依照我們的想法漲上去。當年赫魯雪夫諷刺美國霸權總有一日會衰敗，說了一句青史留名的話：樹長不到天上去。然而，所有參與資産價格泡沫盛宴狂歡之人，絕不會相信赫魯雪夫的忠告。即使相信樹不會長到天上去，也不會相信擊鼓傳花的最後一棒會落到自己頭上。那是金融歷史上著名的“大傻瓜”理論，誰也不會相信自己是那個最後倒楣的“大傻瓜”。“大傻瓜”理論製造了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同樣的理論必將製造中國式的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無數普通百姓爲美國次貸危機承擔嚴重後果，同樣，無數中國百姓將要爲中國式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承擔巨大損失！納稅人最終要爲銀行壞賬或國企損失買單，無數百姓最終要忍受通脹剝奪他們的收入。

我們要問：誰該爲中國式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負責？去譴責數以千萬計的“大傻瓜們”嗎？去怪罪房地産開發商的唯利是圖嗎？去呵斥爲開發商和購房者提供貸款的銀行嗎？去找海外熱錢或投機者來做“替罪羊”嗎？儘管各有各的愚蠢或過錯，他們卻是依照經濟原則在行動，賺錢、避險、投機、投資，無可厚非，無法指責。

樓市泡沫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錯誤的宏觀政策和經濟發展策略。錯誤至少有三：其一、相信製造資産價格泡沫或虛擬經濟泡沫，乃是刺激真實經濟或實體經濟復蘇之不二法門或靈丹妙藥。於是乎，各主管部門或各地方政府，紛紛直接或間接將股市樓市興旺當做經濟復蘇的“晴雨錶”，將房地産當做支柱産業，將賣地收入當做“無盡寶藏”；其二、爲實現上述目的，放任貨幣信用天量擴張。全年信用擴張近10萬億，史無前例。明明知道大量信用沒有流入到實體經濟亦在所不惜，天天看到“地王”蜂起亦熟視無睹。其三、放任國有壟斷企業不務正業，“肆意妄爲”，憑藉幾乎“零成本”的天量信貸馳騁疆場，製造泡沫，風光無限。遙望今日神州，高調爭奪地王之衆多壟斷國企，幾乎無一不是財大氣粗，橫沖直闖，待到將來泡沫破滅，血本無歸之日，它們就會坦然向政府伸手救助，國有銀行將坦然將不良貸款剝離。“用他人的血汗賺自己的金錢和榮耀”，何樂而不爲呢？

不幸的是，那些掌管宏觀經濟生殺大權的“權貴”們，很少會搭理經濟學者們的勸說或警告。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經濟學者飽受指責和嘲弄，說他們壓根兒沒有推測到金融危機。其實不然，冷靜客觀之人應該承認：早在格林斯潘剛剛肆意擴張信貸之時（2001年），美國就有許多學者高聲警告資産泡沫必將到來，但格林斯潘們充耳不聞，最終釀成大錯。

回望神州，早在今年一季度，面對令人瞠目結舌的天量信貸擴張，筆者和其他好些學者就明確無誤地推測：中國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必將嚴重背離，資産價格必將重新出現嚴重泡沫，泡沫一旦破滅，就是金融危機。然而，執意要以資産價格泡沫來刺激真實經濟復蘇的“大人們”，似乎長時期對泡沫論或背離論都是嗤之以鼻。讓他們想不到的是，驚天大泡沫會飆升得那麽迅速和猛烈，迫使他們再也不能坐視不管，儘管誰也不想背上製造和“戳破”泡沫之駡名。

當然，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信貸政策）之錯誤所製造的樓市泡沫和股市泡沫，真正可怕的後果是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的進一步嚴重失衡，它們給經濟整體和社會公平所造成的損失和衝擊，無法估量。

今年嚴防泡沫 香港何懼衰退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在多國政府合力推出天文數字的拯救計劃之後，去年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終於避過一場浩劫，在急挫一段短時間之後隨即喘定，到了第四季部分國家甚至開始出現過熱，要著手降溫避免催生泡沫；在這種形勢下行政長官曾蔭權前天仍然警告香港經濟會出現雙底衰退，難怪沒有人會相信。

二零一零年的風險，是全球央行能否協調退市，保證不會因為金融政策收緊而造成「一收就死」、把經濟重新推向低谷；而隨著各國大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通脹捲土重來也成為新一年的棘手問題。

經濟大國部署退市的訊息十分明顯，而通脹壓力成為了全球退市策略的風向標。美國聯儲局在上月二十八日宣布推出針對銀行的定期存款工具提案，以支付利息的「定期存款」方式，吸引銀行把資金存入聯儲局，從而達到收緊「流動性」的目的。估計目前市場上超過準備金規定的過量儲備，可能超過一萬億美元。事實上，聯儲局在上月初已表明會測試一項用作退出寬鬆貨幣政策的工具，連番出招，反映出美國的退市工作已經提上議事日程。至於中國，溫家寶總理早前接受新華社專訪時，也提及要做好通脹預期管理，人民銀行則開始著手控制內地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國土部則推出各項壓抑房地產市場措施，防通脹防泡沫，成為了今年中國政府的主要工作。由此可見，影響本地經濟分量最重的中國和美國都在致力調控，嚴防過熱，試問香港又怎會陷入雙底衰退？

經過一輪搶救之後，全球的金融體系風險雖然暫告解除，但各國政府面對的財政風險卻愈來愈大，多國政府動用財政資金直接拯救金融機構，及投入各項刺激需求的計劃，令財政赤字大幅飆升，沉重的債務負擔將會推高長期利率，增加經濟體系內不同環節的成本負擔；此外，還債壓力令不少政府要撙節社會開支，結果會加劇主權違約風險，也會令失業情況無法改善……。二○一○年因各國財政惡化，金融風險將會轉移向財政風險。

國際政經格局，也因為金融海嘯逐步消退而生變化；○八年九月雷曼倒閉之後，全球金融市場風聲鶴唳，各經濟大國深明獨力難支，故此很快就達成一致意見，以二十國集團（Ｇ20）取代八國集團商討全球經濟合作，美國被迫讓出在IMF及世界銀行的主導地位，願意給予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議題上有更大話事權，而為了得到最大債主中國的支持，華府多次公開承諾要維持美元價值，避免中國手持的龐大美元資產出現虧損。中國由於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經濟又保持強勁增長，令她在國際政經舞台分量大增，Ｇ20「驟變」為Ｇ２，中國儼然有跟美國平起平坐之勢。但是，當風暴逐漸平息之後，美國開始重新回到處處防範中國的老路，奧巴馬政府以「改變全球經濟不平衡」為訴求，直指中國大量出口往美國的模式難以持續，中國必須刺激內需，增加進口；與此同時，美國則對中國貨加強設限，向貿易保護主義招魂，結果近半年來中美在多個貿易領域內出現磨擦，啟其端的是去年九月十二日美國對中國輸美輪胎徵懲罰性關稅；昨天美方則批准對中國鋼管徵百分之十到十六的關稅，招數層出不窮，可以預見，貿易紛爭在二零一零年將更趨頻密，中美因金融海嘯而出現的短暫蜜月期亦會告終，從美方最近在人權問題上又再高調向中國開火，一場較量很快就會登場。

對中國來說，二零一零伊始的大事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從今天開始全面啟動，這一自貿區擁有人口十九億，接近六萬億美元GDP，及四點五萬億年貿易總量；啟動之後，中國與東盟雙方有七千多種產品享受零關稅，接近產品總量的九成；中國在這個自貿區的龍頭地位，令她足以在跟歐美對抗之餘，仍然可以保持著貿易大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