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災難的經濟後果、日本的經濟困局

向松祚



日本地震、海嘯、核泄露三大災難以排山倒海之勢，摧枯拉朽之力，霎那間讓數以萬計的生命消失，數以百億計的財富毀滅，數以十萬計的人民無家可歸，大片國土面臨最恐怖的核污染，舉世哀痛！舉世震驚！舉世駭然！舉世救援！舉世反思！

反思什麽？老生常談之說，無非是要評估日本大災難對日本經濟增長影響幾何，對全球經濟增長影響幾何，對世界貿易影響幾何，對全球匯率和利率影響幾何，對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能源價格影響幾何。譬如世界銀行最新發佈報告，說日本大災難對日本GDP增長的影響大約爲-0.5%，災後重建則需要5年之久。此類估計和預測，聊勝於無，不能太當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研究人員之多，掌握資源之詳，運算能力之強，舉世無出其右者。然而，若有好事者願意去檢查兩大機構歷年來對全球經濟和各國經濟之預測準確度，其成績單絕不會好過街邊的販夫走卒！所以者何？絕非是這些機構不願意慎思明辨和詳盡計算，乃是人類經濟體系和自然體系之演變，從最本質上是否可以被準確預測，至今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個人之見，人類經濟體系從本質上是無法被準確預測的，自然體系之演化是否可以被精確預測，也在未定之天。

說不能準確預測，當然不是說我們連大趨勢也不能做一些基本的判斷，否則一切科學就都要失去立足之地。我的判斷，日本經歷如此罕見大災難之後，本國經濟將陷入更嚴重的衰退乃至蕭條（衰退者，經濟增速放緩之謂也；蕭條者，經濟負增長之謂也）。所以者何？

其一、日本實體經濟將遭受沈重打擊。首當其衝的是旅遊業以及相關的餐飲、酒店、運輸、諮詢等等服務業。據不完全統計，此類服務業約占日本經濟30%。保險理賠亦將重創日本金融服務業。

其二、災難對日本國民心理打擊異常沈重，必定降低其消費意願和強化儲蓄之衝動。企業和個人將投資或資産轉移海外，企業將産業鏈更多移植他國之可能性，亦不容低估。3月20日筆者參加清華大學中國和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之論壇，幾位學者就談到日本本土産業將加速“空心化”，此爲風險分散之策略。大災難之後，日本個人、企業和國家皆有分散風險之強烈動機。

其三、日本大災難之後，日元匯率急劇飆升，創下二戰以來最高水準（1美元=76.25日元），讓舉世許多學者和投機者大跌眼鏡。按說災難會削弱日本經濟，匯率理應貶值，不貶反升所爲何事？

個中緣由並不簡單。日本是所謂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始作俑者，早在1996-97年，面臨本國經濟長期衰退，日本中央銀行將基準利率將至0.25%以下，實際就是零利率了。如此低的利率水平，刺激外匯市場投機者大肆舉借日元買空賣空，日本從此成爲全球流動性泛濫的主要策源地。大災難瞬間襲來，市場投機者有先見之明，他們預測日本災後重建需要大量增發國債。目前日本國債餘額已經越過11萬億美元，是2011年日本GDP的210%，爲舉世之冠。再度增發國債，貨幣市場利率就可能大幅度上升。外匯投機者於是大肆抛售美元、歐元、澳元以償還日元借款。日元需求急升，匯率自然飆漲。此外，日本金融機構尤其是保險公司爲應對災後支付，也開始抛售海外資産兌換日元回國（日本海外資産龐大，超過10萬億美元）。

3月18日，西方七國中央銀行聯手干預外匯市場，日元匯率應聲回落到1美元=82日元水平。然而，我以爲日元匯率短期內仍將震蕩升值。即使多國中央銀行聯手干預，也不會有實質效果。須知今日全球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量接近4萬億美元，全年交易量接近1000萬億美元。中央銀行區區數百億美元之干預，如何可以扭得過市場這條大腿？有史以來各國央行最大規模的聯手干預是1985年9月22日《廣場協定》簽署之後，規模超過2200億美元，也只是短期發生效果。假若日元匯率真的繼續震蕩走高，日本出口就會雪上加霜。

其四、大災難讓日本股市幾天之內縮水超過10%，未來難有好轉。虛擬財富大幅度縮水，實質財富被大規模毀滅（地震海嘯毀壞的住宅和其他財産簡直無法估量），素以謹慎著稱的大和民族一定會更加勤儉節約。國內消費萎靡不振從來就是制約日本經濟增長的最大頑症。展望未來，前景可謂是“山重水複真無路”了。

其五、前面說日本是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始作俑者。大災難之後，日本中央銀行銀行已經向金融市場注入55萬億日元，規模超過美聯儲量化寬鬆第二波，速度之大，金額之大，再創世界紀錄！大難臨頭，政府不能無所作爲，股市崩盤，央行怎能袖手旁觀！所以日本大規模注入流動性不僅沒有向美聯儲去年11月宣佈量化寬鬆那樣，成爲“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反而是贏得齊聲稱頌。然而，日本金融市場真的缺乏流動性嗎？從長遠視野和真實經濟角度看，大量注入流動性能夠挽救災難損失嗎？非也！日本本來就是全球流動性泛濫之重要策源地，此舉必將再度加劇全球流動性泛濫！禍福相依，孰因孰果？莫衷一是。不過有一點兒可以肯定，全球貨幣匯率必然更加動蕩，大宗商品價格必然繼續上漲。核危機之後，日本對天然氣和其他能源之需求肯定上升，舉世通脹壓力將愈演愈烈！扶桑一國遭遇大難，嚴峻後果殃及全球。

對災難的反思當然不能僅僅局限於GDP的增長和貨幣匯率。地震海嘯驚心動魄，駭人聽聞，核危機之陰影則將長期籠罩人們心頭，久久揮之不去。日本素以科技先進和産業精細著稱，核危機卻暴露出日本企業管理和政府監管方面驚人的“黑洞”。世界許多核能專家已經開始批評日本長期忽視核安全，對設備老化、年久失修視而不見，對可能的風險估計不足（譬如核電站的設計就沒有達到最高抗震級別）。核危機、核輻射、核擴散不同於任何其他災難，它是完全“不可逆”和“不可修復”的，對人體的影響將通過遺傳基因長期存在。日本大災難再次給人類敲響最恐怖的警鐘：人類真的有一天會在核能的巨大威力之下同歸於盡嗎？遍及小小寰球的核能電站和軍事強國龐大的核武庫，就是人類自我毀滅的定時炸彈啊。如果徹底抛棄核能，我們就必須重新反思人類的能源發展戰略，如果繼續發展核能，我們又怎能確保萬無一失？

由此聯想到最近愈演愈烈的利比亞危機。不管西方軍事打擊效果如何，利比亞和北非、中東形勢都難以根本好轉，全球恐怖勢力將坐收漁翁之利。世界反恐專家正在日益擔心總有一天，核武器將落到恐怖分子手中！即使核武器大國之間不爆發核戰爭，恐怖分子的核武攻擊亦足以將人類致命！

嗚呼！人類物質生活似乎是越來越文明和高級了，人類所面臨的風險卻似乎也是越來越大了，而且是“一死萬古休”的系統性和整體性風險，是完全不可逆的毀滅性風險！解救之道當然不是金融學和經濟學的風險分散模型（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讓那些複雜之極的數學模型成爲笑柄！），而是要回歸人類本源和終極的人文精神和價值取向。孔子曰：“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之教，得無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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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濟困局


楊懷康



日本經濟低迷於茲有年，再為地震、海嘯、核洩連環衝擊，此又豈止屋漏兼夜雨而已？那是禍不單行了。執權者可以如何應對？飯桌上給家小出這條題目。

按入門經濟學教科書說，選擇不外乎財政及貨幣此兩道政策板斧而已。不幸，在這兩方面日本政府的選擇都不多。財政方面，面對此番境況，無論是哪家哪派的學說，都會主張政府增加開支。除了緊急救援賑災，災後重建更是在在需財。故此日本政府走不掉是要增加開支的了。


債台高築

然而地震前日本政府已債台高築，總負債幾達國民生產總值（ＧＤＰ）的200%。水平之高，僅次於經濟全面破產的津巴布韋（超過300% GDP）。在所謂「發達國家」當中，無出其右，甚至倍於爆發債務危機的希臘（約100%）及愛爾蘭（約70%）。

捨財政政策之外，當然還有貨幣政策這道板斧。即如美國，金融海嘯後不便一波接着一波地「量化寬鬆」（ＱＥ１、ＱＥ２、ＱＥ３）了嗎？事實上連場災劫後，日本銀行確又第一時間給金融系統注入一萬五千億日圓（一千八百三十億美元）資金以應變。可是日本的利率早已長期徘徊於零的水平，減無可減，進一步「量化寬鬆」又起得到什麼刺激作用？


信貸評級的臨界點

故此即使財赤惡化，日本政府將別無選擇要增加財政開支。這是個一步一驚心的策略，沒有人知道行到哪一步便會踩中信貸評級下調的臨界點。若然評級機構降低日本國債的評級，從而觸發債務危機，其殺傷力又豈會比九級地震小？

事實上在地震前夕，菅直人政府正在為財赤憂心，籌劃提高消費稅以降低赤字，減輕負債比率，足見他們對評級機構心存戒懼。以當下的境況，消費稅恐怕是加不成的了。待到塵埃落定，恐怕他們仍得要細細思量有否條件大幅增加開支。


變賣資產

財政與貨幣政策這兩道板斧都掣肘重重，那又還有別的辦法復甦日本經濟否？家小不知哪裡來的靈感，衝口而出曰：「何不變賣資產？」這確又是三十年前鐵娘子戴卓爾夫人為英國經濟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英國電訊、英國航空、鐵路等國企不擅管理，長年虧損形成財政負擔；私有化既可以止血削減財赤，更可以為庫房帶來進賬，降低負債、改善信貸評級。解除諸般官僚束縛，私有化的國企當然生機煥發了。

變賣資產、私有化國企確是個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辦法。董建華政府在敗掉兩千多億元財政儲備後（數目為港英留下來的財政儲備的一半），不亦慌忙把部分地鐵股權私有化掛牌上市嗎？當時機場管理局、郵政署以至水務署亦一一被列為私有化對象。

只是到標榜「強政勵治」的曾蔭權上台後，真的是每週一鑊：這個星期，梁展文案俞宗怡把關失職；下一個星期，臨時財政撥款，陳家強不知箍票有責；再不然便是新科壹哥企硬，要警隊道歉？天方夜譚！七國咁亂，疲於奔命救火，那又何以言管治？私有化國企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那才是如假包換的天方夜譚呢！


日本身罹殘疾

這當然是題外的題外話了。日本遭逢浩劫，國民堅毅應變，質素情操高尚，贏來舉世讚頌。然而當前的現實是，日本經濟即使不是病入膏肓，亦是身罹殘疾；再飛來橫禍，要經濟復元又談何容易？這是個什麼的殘疾？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日圓開始升值。資金湧入，形成泡沫。當時的說法是賣掉東京皇居前的那塊地皮便足以買下整個加州。及至泡沫爆破，二、三十年來地產、股市持續滑落，至今兩者均已從高位滑落超過七成 —— 而了無起色。經濟陷入通縮，那當然打擊消費意慾；捱過四、五年通縮的香港人當又知道箇中滋味吧！


國債需求萎縮

與此同時，日本取向排外，不歡迎移民；前景黯淡，出生率長期處於低水平，結果人口老化，陷於負增長。這除了損及經濟活力，又加重政府的退休福利負擔，令財政更形尾大不掉。這般境況，何方神聖提供資金承接政府發行的國債？來源不外乎兩個。國內，不是老百姓的儲蓄，便是企業的利潤。國外，投資者出於各種計量的資金投向。

不管是出於對前景悲觀，故此節約消費以防萬一，還是節儉成風，事實是日本人儲蓄率高，國債由是有銷場。經濟不前，資金欠出路，好些企業以餘資購買國債。可是人口老化，「咬糧」養老者眾，往下去私人儲蓄難免減少，以致對國債的需求下降。至於外國投資者，日本國債孳息微不足道，其吸引力主要來自日圓持續升值。若然日圓升勢不再，你說這些海外投資者又會有何取向？


國債利息負擔重

災劫後，日本企業調回海外資產應急，一度令日圓升上歷史性的高水位。不過這極其量只是個短暫現象而已，不足以改變儲蓄率下降、對國債需求減少的宏觀現實。除非有辦法籌集資金以應付災後重建所需的龐大開支，否則日本銀行難免要印銀紙吸納國債以為支持。果如此，日圓供應將必然增加；其他條件如若保持不變，那麼日圓匯價又焉能不下滑，從而削弱外資對日本國債的需求？

即使國內儲蓄率下降，國債需求萎縮，日本銀行不印日圓吸納國債那又如何？如若其他條件保持不變，需求減少，國債價格必然下跌 —— 也就是孳息上揚。國債沉重，利息是財政預算的一大開支；有專家作過推算，國債孳息每上升一百個點子，新增的利息支出將相當於蒸發掉四分一的稅收。那又焉能不令財赤惡化，邁向信貸降級的臨界點？


連鎖反應不堪想像

為了防止國債跌價以致利息支出增加，日本銀行除了印銀紙吸納國債 —— 即是任志剛口中的財赤貨幣化 —— 又豈有別的選擇？然而這麼一來，也就無可避免要犧牲日圓的匯價。可是日圓一滑落，後果不堪想像：外國投資者拋售日圓國債↓國債跌價↓日圓利率上升↓日本銀行印製日圓吸納國債以承托債券價格↓日圓匯價進一步下滑。這個連鎖反應比核燃料棒熔毀、輻射擴散來得更為可怕。

當然世事無絕對。況且鄙人坐堆填區而觀天，怎作得準？可以肯定的是，未發生這場浩劫，日本的負債水平已遠遠高於所有「先進國家」；無論是財政或貨幣政策，轉圜的空間有限。國難 當前，除了硬着頭皮增加開支（也就是令財赤惡化）、進一步放鬆銀根（也就是增加日圓供應，形成日圓匯價下滑的壓力），那又還何來別的選擇？菅直人首相指此趟災劫是二次大戰以還日本面對的最大挑戰，此又誠非虛言也。日本政府可以變賣什麼資產以解此厄困？

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向松祚



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之際，“中國經濟總量究竟有多大？中國經濟總量是否已經超越美國？”再次成爲全球媒體報道和辯論的焦點。一個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結論是：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越美國！

發佈此結果的是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該所高級研究員阿文德·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聲稱，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最新搜集的經濟資料，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薩勃拉曼尼亞的計算方法是所謂的購買力平價方法。他的計算結果是：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爲14.8萬億美元，而美國只有14.6萬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估算結果，也同樣超出許多人的預料。IMF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宣稱：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0年中國的GDP達到10.1萬億美元，美國則爲14.6萬億美元，意味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美國的70%。

最離奇的是：最新美國佩尤民調（Pew poll）結果顯示：竟然有47%的美國人相信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只有31%的人認爲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民衆到底是因爲讀了那些研究機構的報告産生了錯覺？還是因爲失業的壓力和痛苦産生了幻覺？還是因爲美國商店充斥著“中國製造”感到了迷惑？是非常有趣的問題，答案我卻不知道。

然而，有一點我倒是非常清楚，像彼得森那樣的智庫如此極端高估中國經濟規模，其實是“別有用心”。既然你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爲“世界老大”了，你就應該承擔更大甚至主要的國際責任，你就應該讓人民幣大幅度快速升值和浮動，你就應該馬上宣佈人民幣資本賬戶完全自由兌換，你就應該承認是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應該爲美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承擔責任，你就應該率先履行碳排放的諸多義務......是的，那所謂的國際責任清單可以無限制開列下去。與此同時，既然中國已經成爲“世界第一”，那麽美國就應該更加高度重視“中國的軍事威脅”，美國大規模擴張軍力，更深入介入亞太地區就是理所當然了。

譬如，依照彼得森研究所的購買力平價方法，中國GDP已經是14.8萬億美元，那麽人民幣均衡匯率就應該是1美元：2.67人民幣。如果接受如此均衡匯率，那麽人民幣升值就遠遠沒有到位，快速大幅度升值也就順利成章。爲什麽美國政客們高調要求人民幣升值顯得那樣“理直氣壯”？部分理由就是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來的均衡匯率。

那麽所謂的購買力評價計算方法，究竟有沒有一點兒道理呢？多年前筆者曾經撰文《購買力評價理論：真理和謬誤》，深入剖析該理論之荒唐無稽，此處無法細說。要而言之，以所謂購買力評價來評估和比較各國經濟規模，基本是武斷和誤導，可以借鑒的真理成分少得可憐。

詩人歌德說得好，理論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樹常青！任何看似高深莫測的理論和學說，如果和生活常識相距十萬八千里，那一定錯得離譜，一定是怪論。說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越美國或達到了美國的70%，我想沒有多少中國老百姓會贊同。假若中國GDP真的已經達到14.8萬億美元，那麽人均GDP就已經突破一萬美元了。即使考慮到GDP和可支配收入有很大差距，即使考慮到收入分配的嚴重失衡，那麽，人均一萬美元的GDP，意味著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怎麽著也是大幾千美元了。然而，隨便的觀察和各種官方統計資料，都難以證明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了3000美元！絕大多數農村地區一個家庭的全年收入也不過1000美元左右啊。

貨幣化的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數位，絕對無法準確量度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享受。比較好的指標是扣除物價水平後的單位時間真實工資水平。最佳指標當然還要包括生活環境之優美、安全和自由；個人發展機會之均等；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保障、文化藝術享受之豐富等等許多層面。

先說說扣除物價因素的單位時間真實工資吧，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簡直不可以道裏計。就算依照目前的市場匯率，我國2010年GDP達到了6萬億美元，我國人均GDP也不過4638美元，美國人均GDP則是48666美元，是中國10倍多。然而，我國數以億計打工者的工作時間至少是美國個人的1.5倍（許多打工者並不能按時休息周末，且每天工作時間接近和超過10小時）。如果折算爲單位時間人均GDP，美國至少是中國的16倍。

物價水平就更是讓人崩潰！凡是有中美兩國生活經驗的人或者稍微做過一點兒市場調查的人都知道：幾乎所有物價，美國皆比中國便宜！美國最繁華、最中心城市和地區的公寓和別墅，無論是絕對價格還是相對價格，都比中國要便宜得多。不要忘記，美國公寓和別墅的周邊環境，是中國那許多所謂豪華別墅完全無法比擬的。舉凡汽車、服裝、食品、教育、醫療，絕大多數相對價格甚至連絕對價格都比中國低很多很多。

譬如最好的耐克運動鞋，美國市場最多賣60-70美元，中國則至少需要900--1000元人民幣（150美元）；最好的寶馬和賓士汽車，美國市場賣10-12萬美元，中國則至少需要150萬元（22萬美元）；頂級服裝和奢侈品的價格，中國價格至少是美國的2—4倍；美國五星級酒店價格，一般城市不過200美元左右，熱鬧地區也不過500—600美元，只不過是普通民衆人均月收入的十幾分之一而已，中國五星級酒店全國均價也至少是600—700人民幣，起碼是普通百姓人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難怪那些經常往返中美兩國的人士，都是在美國市場選購一切。

因此，若是把物價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的人均真實收入和生活享受水平，起碼是中國人的數十倍！侈談什麽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越美國，外國人“別有用心”地說說也就算了。假若中國竟然有決策者和學者相信這一套，那就真的成爲“全球第一傻佬”了！是時候認真研究中美兩國的真正差距了。夜郎自大、誇誇其談、虛驕浮躁，是一個民族最危險的敵人。

最重要的是，GDP只是一國當年的最終産出規模，與該國國民擁有的真正財富不是一個概念。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是該國人民在漫長歷史過程中，所創造和積累的有形財富和無形財富之總和。有形財富包括天賦土地、礦產、自然環境、人爲創造的基礎設施（道路交通和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工廠企業、教育醫療設施（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各種學術研究機構、醫療衛生設施等等）、文化藝術設施（包括公園、博物館、藝術館、音樂廳、紀念館等等）。需要詳細編寫中美兩國的資産負債表，我們才能知道兩國財富差距究竟有多大。此處，我只想指出一些最基本的事實：

（1） 中美兩國國土總面積差距不大。然而，美國的可居住國土面積和可耕地面積至少是我國的3—4倍，人均可居住面積和可耕地面積則是我國的15—20倍。譬如我國新疆和西藏分別占國土面積的1/6和1/7，卻只居住了2000多萬和400多萬人。美國可耕地面積不僅龐大，而且土地肥沃，畝産量非常高。所以美國是全球最主要的農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對農產品價格具有最高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胡錦濤主席此次造訪的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諾伊地區，就以盛産玉米和大豆著稱。

（2） 石油、有色金屬、天然氣、水資源等許多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戰略資源，美國的儲量皆位居全球前三名，有些則高居世界第一。相反，中國許多資源都相當貧乏。2010年，當國人和全球歡呼我國GDP成爲世界第二、並大膽預測何時超越美國之時，一些冷靜客觀的美國學者就撰文指出：中國超越美國的可能性極小，原因是中國嚴重缺乏戰略性資源，尤其是石油和水資源。

（3） 美國不僅國內擁有豐富的資源，而且憑藉強大的全球軍事實力，掌控了全球絕大多數戰略性資源。伊拉克戰爭，許多國人以爲美國“輸”了。其實，憑藉伊拉克一戰，美國完成了多年的戰略夙願，那就是從根本上掌控中東政治局勢，借此牢固掌握全球石油資源。據國外戰略思想庫的分析，美國直接和間接掌握了全球石油資源的70%。相反，我國則幾乎沒有對國際資源的控制權。即使向非洲尋求能源合作的努力，也多方受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掣肘和刁難。

（4） 美國的自然環境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毀壞。美國絕大多數國土依然保留著原生狀態。筆者多次去參觀美國建國之父華盛頓和傑斐遜的故居，那原生態環境之非凡美麗，給我留下無限美好回憶的同時，也給我留下無限惆悵！反觀我國國土，可以說是“滿目瘡痍”。許多著名的風景名勝，也因爲“經濟增長和開發”之需要，被肢解得“鮮血橫流”！我國爲追求GD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污染和環境毀滅代價，何時才能夠復原呢？或許，毀滅掉的“自然”財富並不少於因此創造的“人爲”財富。

（5） 美國的城市基礎設施均比我國完善得多。現在我國以高鐵技術自豪，應該自豪。然而，客觀地說，我國所有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地鐵和公共交通系統），與美國差距很遠。你只要離開北京市內幾十公里，就能夠深刻感受到我國基礎設施建設之巨大落差！

（6） 企業資産的差距就更大。美國在軍事科技、軍事工業、航太航空、互聯網、晶片設計、新能源、生物科技等幾乎所有前沿科技領域，都佔據著絕對領先的地位。《財富》世界500強裏，美國至少佔有160家。科技創新能力方面，美國依然擁有絕對優勢。相反，我國企業幾乎沒有多少原創性技術創新。沒有人否認我國企業過去三十年取得的偉大成就。然而，以研發投入爲例，美國、歐洲、日本企業的研發開支(R&D)平均占企業銷售收入4-6%，是中國的2-3倍！客觀地說，我國今天還沒有一家真正能夠引領全球科技方向的跨國企業。

（7） 教育和基礎科學研究投入的差距簡直有十萬八千里！過去三十年裏，中國教育支出始終沒有超過GDP的2.0-2.5%，即使按GDP４0萬億人民幣計算，也只有８０００億人民幣，相當於１２１２億美元。相反，美國教育支出始終占GDP6%以上。以目前14.6萬億美元的ＧＤＰ計算，教育投入超過8500億美元，是中國的7.1倍，人均教育投入則是中國的30倍！這當然是天文數字般的差距！

（8） 全球20所最好大學裏，美國有17所，前50名大學裏，美國占39所。中國最好的三所大學（北大、清華、復旦）最好的排名也在50名之後。

（9） 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大學造就了全球90%的諾貝爾獎金得主！連印度和日本本土都造就了諾貝爾獎得主，中國建國60年一個也沒有造就出來。不是說諾貝爾獎就說明一切，中國自己也創造了“兩彈一星”和神舟飛船那樣極其偉大的成就。不過，中美教育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差距巨大，卻是不容懷疑、不容輕視的！

（10） 憑藉數百年的金融創新和強大的實體經濟，美國創造出一個真正的全球貨幣體系—美元本位制。國人其實至今也沒有深刻認識“美元本位制”或“美元霸權體系”之本質，沒有真正認識到美元霸權體系給美國帶來了怎樣巨大的利益。事實上，美元本位制給美國帶來近乎無限的利益。

恰如法國戴高樂將軍1965年對美元霸權的批評那樣：“美國享受著美元所創造的超級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s）和不流眼淚的赤字。她用一錢不值的廢紙去掠奪其他民族的資源和工廠”。

恰如英國Financial Times 的首席評論員 Martin Wolf 所說：作爲一個國家，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最大的風險投資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資本金。它具有近乎無限的融資或創造信用的能力。簡而言之，美國掌控著全球的一般購買力，這就是美國可以肆無忌憚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基本制度基礎。

結論非常簡單：無論是有形財富，還是無形財富，中國與美國差距可謂是霄壤之別。趕超之路依然漫長。儘管從最基本的哲理上，我堅信任何國家都逃不出“盛衰迴圈”。然而，可見的未來裏，輕言美國衰落或中國取代美國確是爲時太早。相反，我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客觀冷靜去研究美國的強國之路，去虛心借鑒值得我們借鑒的一切，不僅僅是買一些波音飛機和高科技産品！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前不久在前往中國訪問的飛機上高聲宣告：歷史的垃圾箱裏，堆滿了許許多多稀奇古怪美國衰敗的預言！

讓我們記住這句話！時刻反省我們自己的問題！

人民幣升值的最大危害是加劇中國經濟泡沫化

向松祚



觀今日世界圍繞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激烈辯論，儘管熱鬧非凡，問題卻只有兩個。
問題之一、美國強壓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的真正意圖到底是什麽？
問題之二、從中國最高國家利益出發，假若完全沒有美國的壓力，人民幣到底應不應該升值和浮動？

第一個問題已有共識：那就是美國的人民幣匯率戰略完全是出於國家戰略的政治考慮，目的是通過人民幣升值和浮動製造中國經濟泡沫和金融危機，從而打亂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從根本上遏制中國的戰略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自2002年開始，美國強壓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的主要理由皆不成立，理論上站不住，事實上也毫無依據。美國強壓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的理論有如下數種：“全球經濟失衡論”、“全球儲蓄過剩論”、“美國貿易逆差論”、“人民幣匯率低估論”、“中國工人搶奪美國工人飯碗論”、“不公正競爭優勢論”、“匯率升值和浮動對中國有益論”、“匯率浮動保證貨幣政策獨立性論等等，皆是稀奇古怪之謬論。拙著《不要玩弄匯率》和《匯率危局》皆有詳盡破斥，此不贅述。我想告訴讀者的是：筆者與好些美國學者私下交流時，他們亦坦率承認上述理論有重大缺陷，不足爲政策依據。

譬如關於人民幣匯率低估，多個模型估算資料差距巨大，有天壤之別，有說低估50%，有說40%，有說30%，有說15%，有說5%，各執一詞，莫衷一是，你要相信誰？美國學者私下喝咖啡時坦承那些資料是武斷和主觀的（Arbitrary）。又譬如關於匯率低估搶走了多少美國人的飯碗，有說是480萬，有說是360萬，有說是240萬，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總裁伯格斯坦說是60—120萬，克魯格曼則將美國失業和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完全歸罪於中國。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弗格森公開批評這些計算純屬無稽之談，是無聊遊戲。我們必須明確，好些美國學者是非常“講政治的”，他們高談闊論貌似高深莫測的學術理論，實際是他們的政治伎倆和戰略策略的一個“幌子”和外衣。最臭名昭著的例子非克魯格曼莫屬。且讓我借用毛澤東主席評《水滸》的話---“《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來形容克魯格曼：克魯格曼這個經濟學家，好就好在無恥，做反面教材，讓我們認清某些西方經濟學者和某些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僞善”和“荒唐”。

麻煩是第二個問題，至今爭議極大。有不少國內學者認爲：從中國經濟實際出發，人民幣應該升值和浮動。只不過現在美國高調施壓，中國爲了尊嚴和面子，硬扛著不進行升值和浮動。假若沒有美國的政治壓力，中國早就升值和浮動了，所以美國很蠢，不知道中國人特要尊嚴和面子。此類議論和勸告似乎是國內學者“苦口婆心”爲美國政府出主意：你們美國人怎麽這麽蠢呢？你們別高調喊話了，越喊話，我們就越下不了臺!越不會讓人民幣升值和浮動！你們要是不高調叫喊，我們早就這麽做了，不是正合你們的意圖嗎？

最近美國人似乎是“聽從”了中國“顧問”和“謀士”的善意勸告。財政部決定推遲發佈是否決定中國“匯率操縱國”的報告，財長蓋特納和多位高官最近的口風有了180度的大轉彎：“中國應該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決定匯率政策；中國應該能夠依照自己的利益來決定匯率政策。”國內許多人和國際許多評論竟然將美國財政部推遲發佈報告看做是“釋放善意”，中國應該投桃報李，滿足一下美國的要求吧。4月8日筆者到央視新聞頻道《環球視線》談蓋特納“突然”訪問北京，說：“與其說是美國釋放善意，不如說是策略改變。”

回到問題的關鍵：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究竟對中國有多麽大的傷害？概而言之，有六大危害。

第一、制約中國出口。從真實經濟（實體經濟）看，匯率升值將嚴重制約中國出口增長和降低中國産品的全球市場份額。從而嚴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穩定，嚴重影響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

根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由於人民幣升值的累積效果和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我國共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2009年底，全國失業人口高達4000萬人。

第二、削弱中國競爭力：中國出口的競爭對手其實不是美國，而是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美國正在聯合其他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共同對中國施壓。最近蓋特納訪問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印度支援美國對中國施壓。美國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實施手段，就是始終玩一個平衡策略，即不讓任何一個可能的對手國家真正做大。其整體外交策略乃是從英國繼承而來（大家可以參考基辛格的名著《大外交》）。

根據多家機構的統計監測，2005年人民幣升值以來，中國出口在全球的市場佔有率有相當顯著的下降，與此同時，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的市場佔有率上升。

第三、讓中國經濟徹底泡沫化，製造“中國式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此乃人民幣升值和浮動對中國經濟的最大危害。

通過製造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或通過人民幣匯率浮動之後再進行操縱，就可以製造中國資産價格的巨大泡沫和泡沫破滅後的經濟危機。與此同時，由於人民幣升值遏制出口增長，中國政府爲了“保增長”，必然進一步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擴張性貨幣財政政策必將進一步刺激經濟泡沫，最終誘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根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人民幣升值以來，至少有超過萬億美元的投機熱錢流入中國市場，絕大多數進入樓市和股市（美國胡佛研究所和多家其他機構估算：目前中國2.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至少有一半是國際投機熱錢流入中國所形成）。

過去5年來（尤其是2005年人民幣開始單邊升值之後），中國經濟泡沫化程度愈演愈烈。全國平均房價上漲幅度遠遠超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導致80%以上的城市居民無力購買住房。過去5年，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幅度最少也超過收入增速30個百分點，最高超過120個百分點。房價飆升3倍以上。最近網上盛傳一個日本經濟泡沫化和中國經濟泡沫化的對照表，雖不十分準確，卻包含許多令人心驚膽寒的真理！連美國高盛集團也發佈研究報告宣稱：假如將房價列入CPI，2009年中國的CPI漲幅大大超過10%。

經濟泡沫化的本質是財富的大幅度轉移和快速集中，大幅度加劇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給中國社會埋下不穩定的嚴重後果，實在應該引起決策者的高度重視（薄熙來說：“住房就是現階段最大的社會問題，最大的民生問題”。意味深長！）。早在2005年，筆者就明確指出“人民幣升值預期綜合症”必將導致中國經經濟嚴重泡沫化。後來出版《匯率危局》，詳盡闡述了“人民幣升值預期綜合症”的機制和後果。

第四、加劇國內財富向外國投機者轉移：國際投機熱錢借助人民幣升值預期和中國經濟泡沫化獲得巨大套利收益，加劇中國財富向外國投資家手中轉移，加劇財富向國內少數權貴階層和買辦階層轉移，急速加劇收入分配兩級分化。

第五、加劇國內財富向美國政府轉移。美國的匯率戰略是“予取予奪”，需要美元強勢時，她可以讓美元強勢；需要美元弱勢時，她可以讓美元弱勢。通過操縱美元與其他貨幣之匯率，美國贏得巨大的匯率利差收益。美國對外債務是美元計價，對外投資卻是以他國貨幣計價的資産，讓他國貨幣升值和美元貶值，美國可以“一箭雙雕”：（1）提升美國對外投資的收益；（2）降低他國投資美國的收益。譬如人民幣升值5%，中國投資美國國債的收益就等於零或負收益。美元匯率貶值恰好是美元賺取匯率收益的主要手段之一。

美國通過操縱匯率，究竟贏得多少利益呢？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有詳盡計算。以2001—2006年爲例，正是美元相對世界主要貨幣大幅貶值時期（亦是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最激烈之時期），該時期美國累計對外借債3.209萬億美元，然而淨負債竟然還減少了1990億美元，等於美國淨賺3.408萬億美元，其中僅匯率貶值一項就讓美國賺8920億美元，資産--負債收益差距讓美國賺1.694萬億美元，其他手段賺1.469萬億美元（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的資料）。

3.408萬億美元是什麽概念？它相當於美國6年的國防軍事開支總和。也就是說，美元霸權創造的超級利益，意味著世界各國爲美國龐大的軍事開支“買單”！

第六、貨幣匯率政策完全喪失獨立性。人民幣匯率浮動將讓中國的貨幣匯率完全喪失任何獨立性。過去40年的歷史經驗充分證明：浮動匯率體系加上巨量國際投機資本，讓匯率浮動成爲各國貨幣政策之主導變數。而各國匯率之波動，相當程度上操縱于美聯儲和財政部之手（還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操縱於國際投機家之手。看看最近希臘債務危機期間歐洲各國政府和對沖基金之間的博弈，大家就可以明白所謂“浮動匯率才能保證貨幣政策獨立性”到底意味著什麽。可悲的是：國內許多學者總是食洋不化，食古不化，抓住一個所謂“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理論似乎如獲至寶，天天在那裏比比劃劃，煞有介事，還使用複雜的數學模型來證明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他們從來沒有仔細思考過那“不可能三角理論”的哲學基礎從根本上是錯了的（參見筆者的文章：“所謂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的應用和濫用”），經驗證據從來不支援什麽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去問問日本中央銀行吧！。我們的國際金融學和國際經濟學教科書早該徹底重寫了。

上述六大危害綜合起來，我們得到一個最一般的結論：遏制中國出口、削弱中國競爭力、讓中國經濟泡沫化、製造金融危機、財富集中和轉移、貨幣匯率政策喪失獨立性等諸多危害之共同結果，就是徹底挫敗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徹底打亂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一旦被打亂，中國將陷入所謂“拉美化”的困境。社會分爲富裕的極少數巨富群體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城市貧民和“農民工”；或者分爲與國際資本有千絲萬縷聯繫的精英群體（大買辦階級）和沒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大多數赤貧群體。一旦陷入此一困境，中國社會將完全解體，政權將崩潰，社會將動蕩。此乃治國者必須深思的最大問題，是最大的政治難題。

這才是我們思考人民幣戰略和策略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出發點。唯有站在這個高度，我們才能真正高瞻遠矚，認清人民幣匯率政策辯論的本質，站穩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立場，理清人民幣匯率的戰略和策略。


最後再簡要說一下中國經濟面臨的三大根本性難題：
（1）如何平穩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
（2）如何緩解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或貧富分化。
（3）如何實現內需拉動的增長方式轉變和産業升級換代。
三大根本性難題皆與人民幣匯率戰略和策略有重大關係。

（1）中國工業化才完成了50%（按非農勞動力占全國就業人員比重計算）。目前全國農民工爲2.25億，未來至少還有2億農民需要轉化爲産業工人。

（2）中國城市化才完成了40%（按城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例計算）。

（3）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度依然極高（最極端的估算是出口貢獻GDP增長的74%，最保守的估計是30%）。2009年出口貢獻爲負，只好依靠史無前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結果進一步造成房地産的驚天大泡沫）。

（4）經濟泡沫化通過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和貧富分化，讓許多老百姓在CPI漲幅極低的情況下，生活負擔不是減少，反而加大。很多買了房子的人承受著巨大的償債壓力，必須設法限制自己的其他消費，想要買房的人則必須儘量減少其他開支，攢錢買房。經濟泡沫化已經極大地限制了國內居民消費，將對我們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産生深遠的負面後果。我們不能再允許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重啓，進一步激化經濟泡沫化。

中國式次貸危機

向松祚



中國式次貸危機即將爆發，或者說已經爆發！

當國人還在慶倖自己沒有感染美國次貸危機之時，當國人還在津津樂道嘲弄美國“愚蠢”地製造了次貸危機之時，當國人似乎還在“驕傲”地宣稱自己金融監管非常謹慎、非常“偉大”之時，中國式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卻正在悄然降臨神州大地。

樓市有多麽瘋狂？泡沫有多麽嚴重？可能只有上帝才能給出準確答案。然而，凡夫俗子之日常觀察，足以讓人驚心動魄。且不說各地“帝王”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且不說幾乎所有樓市開盤之日，排隊選號人潮洶湧，盛況超乎想象；且不說各地樓市銷量與日俱增，連創新高；且不說數之不盡的購房者採用貸款、典當等多種信用方式購房（北京數月來住宅典當業務增速高達80%）；單從那經濟學者善用的枯燥資料衡量，神州大地樓市之瘋狂早已創造了世界紀錄。

其一是租售比。北京平均租售比高達1：546，最高達到1：700，上海租售比高達1：500，深圳租售比高達1：480。全國主要省會城市平均租售比超過1：300。租售比乃是衡量樓市投資收益之指標。1：500之租售比，意味著假若依靠出租賺錢，平均需要45年才有望收回購房資金（損失利息不算）。其二是投資或投機比例。全國主要城市購房人群，以投資或投機爲目的者，比例達到46%。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投資比例遠超50%。投資或投機氛圍，早已籠罩中國樓市。其三是房價與收入之比，屢創新高（房價收入比，乃是假設夫妻雙方皆能賺取平均工資，且希望購買100平米之平均價格住宅）。北京房價收入之比超過20，上海爲18，深圳爲16，正常水平應爲6-8.（美國房價收入比平均約爲4-6）。其四是房價漲幅與GDP漲幅之比（更準確指標應該是房價漲幅與人均收入漲幅之比）。此比例北京超過5倍，上海超過7倍，深圳超過6倍。

《福布斯》將中國樓市列爲全球第二號泡沫；日本人驚呼上海房價是東京房價的8倍（依照房價收入比計算）；副部級幹部坦言自己買不起房；社科院報告說85%中國人無力購房；人民銀行調查報告說70%受訪者認爲房價太高；人大財經委副主任深入各地考察之後，斷言樓市泡沫不容忽視；頭號房産企業萬科掌門人王石宣稱樓市泡沫嚴重，並快速向中小城市蔓延；上海地産商說房價高得連地産老闆都心驚肉跳；中央政府多個部門短短10天頻繁出手，試圖壓制房價飆升；總理接受新華社專訪，坦言部分城市房價過高引起中央高度重視﹍﹍排山倒海般的資訊，全部指向一個最簡單的結論：中國樓市價格暴漲難以爲繼，樓市泡沫將很快破滅。

陽光之下沒有什麽新鮮事。所有資産價格泡沫都建立在一個最美好的期望之上：房價會永遠依照我們的想法漲上去。當年赫魯雪夫諷刺美國霸權總有一日會衰敗，說了一句青史留名的話：樹長不到天上去。然而，所有參與資産價格泡沫盛宴狂歡之人，絕不會相信赫魯雪夫的忠告。即使相信樹不會長到天上去，也不會相信擊鼓傳花的最後一棒會落到自己頭上。那是金融歷史上著名的“大傻瓜”理論，誰也不會相信自己是那個最後倒楣的“大傻瓜”。“大傻瓜”理論製造了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同樣的理論必將製造中國式的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無數普通百姓爲美國次貸危機承擔嚴重後果，同樣，無數中國百姓將要爲中國式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承擔巨大損失！納稅人最終要爲銀行壞賬或國企損失買單，無數百姓最終要忍受通脹剝奪他們的收入。

我們要問：誰該爲中國式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負責？去譴責數以千萬計的“大傻瓜們”嗎？去怪罪房地産開發商的唯利是圖嗎？去呵斥爲開發商和購房者提供貸款的銀行嗎？去找海外熱錢或投機者來做“替罪羊”嗎？儘管各有各的愚蠢或過錯，他們卻是依照經濟原則在行動，賺錢、避險、投機、投資，無可厚非，無法指責。

樓市泡沫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錯誤的宏觀政策和經濟發展策略。錯誤至少有三：其一、相信製造資産價格泡沫或虛擬經濟泡沫，乃是刺激真實經濟或實體經濟復蘇之不二法門或靈丹妙藥。於是乎，各主管部門或各地方政府，紛紛直接或間接將股市樓市興旺當做經濟復蘇的“晴雨錶”，將房地産當做支柱産業，將賣地收入當做“無盡寶藏”；其二、爲實現上述目的，放任貨幣信用天量擴張。全年信用擴張近10萬億，史無前例。明明知道大量信用沒有流入到實體經濟亦在所不惜，天天看到“地王”蜂起亦熟視無睹。其三、放任國有壟斷企業不務正業，“肆意妄爲”，憑藉幾乎“零成本”的天量信貸馳騁疆場，製造泡沫，風光無限。遙望今日神州，高調爭奪地王之衆多壟斷國企，幾乎無一不是財大氣粗，橫沖直闖，待到將來泡沫破滅，血本無歸之日，它們就會坦然向政府伸手救助，國有銀行將坦然將不良貸款剝離。“用他人的血汗賺自己的金錢和榮耀”，何樂而不爲呢？

不幸的是，那些掌管宏觀經濟生殺大權的“權貴”們，很少會搭理經濟學者們的勸說或警告。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經濟學者飽受指責和嘲弄，說他們壓根兒沒有推測到金融危機。其實不然，冷靜客觀之人應該承認：早在格林斯潘剛剛肆意擴張信貸之時（2001年），美國就有許多學者高聲警告資産泡沫必將到來，但格林斯潘們充耳不聞，最終釀成大錯。

回望神州，早在今年一季度，面對令人瞠目結舌的天量信貸擴張，筆者和其他好些學者就明確無誤地推測：中國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必將嚴重背離，資産價格必將重新出現嚴重泡沫，泡沫一旦破滅，就是金融危機。然而，執意要以資産價格泡沫來刺激真實經濟復蘇的“大人們”，似乎長時期對泡沫論或背離論都是嗤之以鼻。讓他們想不到的是，驚天大泡沫會飆升得那麽迅速和猛烈，迫使他們再也不能坐視不管，儘管誰也不想背上製造和“戳破”泡沫之駡名。

當然，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信貸政策）之錯誤所製造的樓市泡沫和股市泡沫，真正可怕的後果是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的進一步嚴重失衡，它們給經濟整體和社會公平所造成的損失和衝擊，無法估量。

以鄰爲壑的經濟學

向松祚



一個月前美國針對中國的輪胎特保案，搞得沸沸揚揚，舉世矚目，標誌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急劇擡頭。早在奧巴馬當選總統之前，許多人就發出警告：由於中美之間不斷增加的貿易順差和經常賬戶順差，民主黨一旦執政，貿易保護主義很有可能籠罩國會和白宮。果不其然，奧巴馬不顧多方反對和中國抗議，對任期內的第一起貿易特保案就大開綠燈。須知布希主政8年，美國壓力團體曾經針對中國發起6起特保投訴，4起上達總統，均被否決。

特保風雲遠未消散，貿易保護案將此伏彼起，亟需政府妥善應對。蒙代爾和張五常兩位宗師從大局出發，大處著眼，主張我國無需以牙還牙，報復美國。我不是貿易戰專家，說不出什麽錦囊妙計。特保案令我深感震驚和深感興趣的，是美國某些政客和智庫精英的保護主義邏輯。經濟學算是歐美人的發明，數百年之發展波濤洶湧，自由貿易理論卻始終是中流砥柱。可歎的是，在美國某些政客和智庫人士的思維裏，自由貿易理論則完全演變爲替利益集團服務的意識形態。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將經濟學“篡改”成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政策哲學，成爲赤裸裸的“以鄰爲壑經濟學”。

奧巴馬批准輪胎特保案的同一天（9月11日），美國智庫“經濟戰略研究所”總裁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請奧巴馬總統對中國産品徵收關稅，以幫助自由貿易。”強烈呼籲奧巴馬批准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向中國輪胎徵收懲罰性關稅之動議。文章說：“學究式老生常談的自由貿易主義者可能認爲奧巴馬不批准貿易委員會徵收懲罰關稅之動議，才算是真正維護自由貿易。然而，面對中國，情況恰好相反，假若奧巴馬不批准對中國徵收懲罰關稅，才是對自由貿易、全球化和美國未來經濟健康的沈重打擊。”

幹嘛措辭如此嚴厲？此公有他自己奇怪的邏輯：根據教科書的經典理論，完全的自由貿易必須滿足五個條件：（1）市場完全自由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2)匯率沒有被操縱；(3)産業沒有規模經濟；（4）沒有跨國投資或技術轉讓；（5）沒有政府補貼或強制性出口要求。中美貿易只有滿足了上述五個條件，才算得上是自由貿易，否則就不是，美國就必須對中國徵收懲罰性關稅。有了似乎堅實的理論基礎，普雷斯托維茨就顯得振振有詞：“我們與中國的貿易絕對不符合上述自由貿易模型。中國採取新重商主義，實施出口增長戰略，刻意將人民幣匯率低估以間接補貼出口，到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也常常被附加一些強制的稅收和金融政策，許多外國公司必須承諾將産品大部分出口，才被允許到中國投資。”他舉了一個庫伯輪胎（Cooper Tires）例子，說該公司同意將産品100%出口，才被許可進入中國輪胎産業。

說實話，讀這樣的文章，我不僅爲普雷斯托維茨先生感到臉紅，而且也爲《金融時報》感到羞愧（因爲英國兩大著名媒體《金融時報》和《經濟學家》，向來以鼓吹自由貿易理論和自由市場哲學相標榜），爲經濟學感到悲哀。稍微懂得一點兒經濟學的人都明白，假若按照普雷斯托維茨的理論模型推導下去，我們這個星球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自由貿易！世界各國只好將關稅征到盡，直至國際貿易完全停止。作爲經濟戰略研究所的總裁，普雷斯托維茨先生不可能不知道：我們這個世界上有哪個行業符合所謂“完全競爭”？有哪個行業完全沒有規模經濟？又有哪個行業完全沒有跨國投資或技術轉讓？經濟學者列舉的極端假設，不過是爲了數學推導的方便，與經濟現實相差甚遠。然而，從亞當．斯密到薩繆爾森再到蒙代爾和克魯格曼，沒有一個頂級的經濟學者不反復強調：即使現實經濟不符合理論模型之極端假設，自由貿易政策依然是促進經濟繁榮之最佳良策，國內貿易如是，國際貿易亦如是。

普雷斯托維茨強烈要求對中國産品徵收懲罰性關稅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說我們操縱人民幣匯率。不是什麽新鮮事，當年（2005年）美國兩位參議員就炮製出轟動一時的提案，要求中國一次性將人民幣升值27.5%,否則就對中國所有出口美國産品徵收27.5%的懲罰性關稅！這個著名的27.5%當然完全是兩位大人物拍腦瓜的産物！“操縱匯率”是什麽意思？可能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應該明白：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代都是固定匯率，二十世紀人類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各國都採取固定匯率時期，美國崛起成爲頭號經濟強國，亦是固定匯率時代，爲什麽等到中國堅持固定匯率以維持貨幣環境穩定之時，卻要背上“操縱匯率”之罪名？他們應該知道：1950-1971年時期之全球真實經濟增長速度，高出1971-2007年時期2個百分點！經濟學者多年研究之結論是：兩個時期經濟增長差別如此巨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後期的浮動匯率造成了全球貨幣動蕩和頻繁的金融危機。他們還應該明白：全球真正有能力、而且實際上經常操縱匯率的國家不是別人，正是美國。當然，他們心知肚明：讓各國大搞匯率浮動，最大受益者是美國。正如1970年代初期美國衆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羅斯所說：浮動匯率能更好地爲美國利益服務。

普雷斯托維茨要爲美國利益集團服務，完全犯不著去顛三倒四地歪曲經濟學的基本邏輯。不過，普雷斯托維茨的文章倒有一點小小的貢獻，那就是提醒中國的經濟學術界：當我們不遺餘力地引進和傳授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學的時候，必須要學會剔除其糟粕，才能吸取其精華。

美匯、通脹、美債、海外投資、人民幣匯率、內需

向松祚


美國財長“信誓旦旦” 叫我如何能夠相信？

怎麽能夠相信蓋特勒的“忽悠”？

--中國社會科學院報的採訪


一問：最近幾個月以來，美國政府採取了極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加上美國的持續經常專案逆差、美國的鉅額外債、美國貨幣供給的急劇增加、美國的鉅額赤字，這是否預示著美國將陷入新一輪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

向松祚答：可以非常肯定：美國正在邁向長期通脹之路，美元的長期貶值必然發生。

（1） 鉅額財政赤字、貨幣供應量的急速膨脹、鉅額外債、持續經常專案逆差。所有這些都是本幣貶值和長期通脹的充分必要條件。美國面臨長期通脹的巨大危險，無可置疑。

（2） 觀察美國通脹，不能看CPI，要看GDP平減指數。今年一季度，美國GDP平減指數上升2.9%，是非常明確的通脹信號。

（3） 過去幾個月，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從2.2%左右上升接近4%，亦是長期通脹預期逆轉的準確信號。

（4） 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原油價格持續震蕩上升，是美元貨幣擴張將誘發全球通脹的預兆。


二問：儘管美國政府一再聲明能夠保證中國美元資産的安全，蓋特納在訪華時也傳遞了以下資訊：奧巴馬政府有能力控制政府赤字，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時安全的，您認爲中國的美元資産是安全的嗎？

向松祚答：非常不安全。中國投資美國國債有三方面巨大風險：（1）美元貶值；（2）國債價格急速下降；（3）美國和全球通脹。中國資産的購買力必將顯著削弱。

奧巴馬和蓋特勒的信誓旦旦是空頭支票。蓋特勒說美國政府今年將把財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完全是沒有根據的“忽悠”。3%意味著美國赤字規模不能超過4200億美元。但時至今日，美國今年赤字已經超過8000億美元，今年總的赤字將至少突破1.9萬億美元，占GDP之比例將超過14%。美國政府沒有能力控制赤字了，至少在可見的未來沒有可能，也沒有意願控制，因爲美國政府必須通過赤字來刺激經濟。

美國財長蓋特勒不斷安慰中國人，說中國投資美國國債“絕對安全”、“非常安全”，到底是什麽意思？是說到時候假若國債價格急跌、或美國通貨膨脹、或美元大幅度貶值之時，美國政府將拿錢補貼給中國嗎？象通貨膨脹時期政府實施“保值儲蓄”那樣？如果美國政府不從實際行動上“陶腰包”來保證中國投資安全，我們怎麽能夠相信奧巴馬和蓋特勒的“忽悠”？

去年我在美國開會時，和美國朋友談起中國投資美國國債安全問題。美國朋友說的很直率：你們中國要是覺得投資不安全，就立刻抛售撤走嗎？一面高呼投資不安全，一面還要大量購買，讓人覺得好奇怪！他們還開玩笑說：你們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喊話說投資不安全、希望保護投資安全，很像你們中國股民的心態：一旦購買的股票要虧錢，就要政府來救市。美國政府從來就沒有義務許諾保證外國投資者的安全，它怎麽保證？承諾“保值”嗎？你們要是覺得不安全，抛掉好啦，幹嘛還要繼續增持？繼續增持，說明你們覺得投資美國很安全嘛！


三問：如果中國希望減少美元貶值風險，可行的辦法是停止買入太多美國國債，但這將使人民幣升值。您認爲現價段中國是否應該停止買入美國債券？

向松祚答：（1） 早就應該停止購買。過去一年依然大規模購入美國國債（2700億美元）很可能是歷史性的重大失誤。我想：如此巨大的海外投資，應該需要怎樣的決策機制？是不是全國人大或常委會應該有一個機制，如果海外投資出現鉅額損失，需要追究相關負責人之責任？

外管局的外匯儲備或中投公司的2000億美元，本質上是財政資金。如此巨量的財政資金投資，究竟有沒有一個妥善的決策、監督和負責機制？我不知道。但我想全國人民都有理由問：假若未來中國投資美國國債或其他海外投資出現巨虧，或者投資資金的購買力因爲通脹和美元貶值大幅度縮水，誰爲損失負責？

（2） 應該立即停止購買或抛售。亡羊補牢，猶未晚矣。可以儘量減少損失。

（3） 假若美國真的希望美國購買美國國債以支援美國的經濟刺激計劃，那麽，中國政府應該理直氣壯地向美國政府提出相應條件。第一、允許中國資金購買美國製造業尤其是高科技公司的股權；第二、向中國金融企業全面開放美國金融市場；第三、大幅度取消對中國高科技出口的限制；第四、對中國公民開放旅遊；第五、督促歐洲取消對華軍售限制。

（4） 假若美國政府無所謂或拒絕，中國就應該立刻抛售美國國債。


四問：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升，會讓中國白白損失。而中國爲了抑制人民幣升值，不得不每月購買數十億美元資産。中國落入了克魯格曼所說的“美元陷阱”。中國能否從中解套？

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基本態勢要求人民幣匯率穩定。本來2005年人民幣升值之決策就是巨大錯誤，除了誘發熱錢製造了一波驚天資産泡沫、以及將大量出口企業置之死地、讓中國出口産品在世界市場份額大幅度下降之外，人民幣升值沒有給中國經濟帶來任何正面效果。自2008年4月以來，迫於形勢，人民銀行重新將匯率穩定在6.83水平，這=是正確的決定。令人吃驚的是：至今我們也沒有對過去人民幣升值的政策進行過徹底的檢討。是對是錯，可能見仁見智，但對中國經濟影響如此深遠的匯率升值決策，事後怎麽可以沒有一個完整的科學的檢討和反思呢？

只要堅持穩定匯率之基本貨幣政策方針，外幣資金願意進來就讓它進來，只要符合我國現行外匯管理之規定。將人民幣大量放出去是好事，無需擔心。根本不存在克魯格曼所說的“美元陷進”。外國學者熱衷創造一些聳人聽聞的名詞，不要被迷惑。

當然，我們加快深化結匯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流入國內的美元資金或外幣資金無需結匯給中央銀行，由中央銀行再去投資美國國債。應該鼓勵民間持有外幣資産去海外投資，藏彙於民才是長期的正確決策。


五問：中國要想真正擺脫目前的兩難處境，關鍵是否在於調整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將經濟工作的重心轉到振興內需上？

向松祚答：是的。

短期看，中國經濟最大的麻煩之一是出口急劇下滑，需要消費和投資較快增長來抵消出口下滑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

長期來看，中國經濟要維持持續快速增長，不能依賴信貸急劇擴張，那時無法持續的，不能依賴投資增長，尤其是政府拉動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長也不是帶動經濟增長的長期善策。長期增長必須要依靠消費，依靠內需，這就要求我們對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教育制度、稅收制度、投資體制等等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建立持久有效的刺激內需機制，才是中國經濟面臨的真正挑戰和真正需要從最高戰略角度來考量的大問題。

政府應該勇於承認人民幣升值是錯誤的政策

向松祚


一、中國匯率政策下一步應該怎麼辦？

原則上有三個選擇，上策就是一次性將人民幣貶值到2005年7月21日彙改之前的水平，然後再明確堅決地固定下來，即將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重新固定到1：8.27水平；中策就是在現有匯率水平上穩定下來，實際上從2008年6月初以來，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就是這樣，全世界都注意到了這個重要轉變；下策就是讓人民幣緩慢貶值，形成一個貶值預期。

依照目前全球經濟急劇衰退、中國經濟急劇放緩、通貨收縮越來越嚴重的情形，假若中國讓人民幣形成持續貶值預期，那只會加劇中國經濟通貨收縮的壓力，刺激人們將人民幣轉換成美元，刺激投機資金流出中國。人民幣緩慢貶值或貶值預期的效果正好與人民幣緩慢升值或升值預期的效果相反，前者是通貨收縮，後者則是通貨膨脹。2005年人民幣匯改以後形成了一個人民幣長期緩慢升值的預期，國際投機熱錢滾滾而來，結果是嚴重的“人民幣升值預期綜合症”，中國經濟目前就是在承受匯率升值預期綜合症的沉重後果。我相信中國政府不會再犯錯誤，讓人民幣緩慢貶值或形成緩慢貶值預期。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關鍵和核心是穩定。過去升值錯了，現在假若讓人民幣形成貶值預期，則是錯上加錯。

繼續讓人民幣持續升值怎麽樣呢？的確還有一些經濟學者鼓勵人民幣繼續乃至大幅度升值，請他們去問問無數的企業家吧！去問問那無數失業的打工者吧！問問那每天都在處理失業民工的政府官員吧！匯率升值究竟能夠解決了中國什麽經濟問題？前幾年鼓吹人民幣升值的人，他們的主要理由是要通過升值遏制通脹，事實證明他們錯的實在離譜，面對三年多的現實，他們應該無地自容，無話可說，現在轉過來說人民幣升值可以幫助中國實現産業升級換代。我不知道他們的“人民幣升值幫助中國産業升級換代”的證據在哪里！鐵的事實是，人民幣升值和長期升值預期主要是搞亂了中國的貨幣政策，其次是讓數之不盡的出口企業關門破産。除此之外，人民幣升值沒有任何正面效果。希望那些說人民幣升值幫助中國産業升級換代的經濟學者能夠拿出有力的證據來。

過去幾年人民幣升值幅度超過20%，對中國出口打擊是很大的。過去的14個月裏，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23%，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增長是11%，這純粹是匯率升值的效果。中國這麽一個窮的國家，這麽多人口，爲什麽讓中國來獨自承擔國際調節的痛苦？美國那樣富有，不到3億的人口消耗人類近50%的資源，金融危機到來之後，還要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讓中國無數赤貧的勞工承擔失業的痛苦。奧巴馬競選期間說要不惜採取一切手段迫使人民幣升值，要再讓人民幣升值50%，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爲什麽我說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上策是一次性貶值到8.27？首先就是要修改過去的錯誤。過去升值是迫於美國的壓力，完全錯了，現在面臨如此經濟困境，就要修正錯誤，其次是周邊國家的匯率都大幅度貶值，韓國貨幣貶值超過40%。過去一年來，全世界只有中國人民幣在持續升值。爲什麽全球調節的負擔要讓一個擁有那麽多貧窮人口的國家來承擔？毫無道理！


二、政府應勇於承認人民幣升值是錯誤的政策

2005年7月21日的匯率機制改革，是中國貨幣政策所犯的最大錯誤，當然有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但我國學術界和決策界認識上的錯誤要負主要責任。問題其實很簡單：爲什麽要讓人民幣升值？當時的主要考慮是要遏制通貨膨脹，同時還要鼓勵和強迫産業升級換代。理論和歷史都早已證明：一旦本幣形成長期升值預期，投機熱錢就要滾滾而入，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只會越來越大。我們卻迎難而上，一方面讓人民幣形成長期升值預期，一方面放鬆對國際投機熱錢的監管。爲什麽2007年下半年、2008年上半年“熱錢”突然成爲中國經濟的一個熱門話題、舉國關注？因爲事實是那麽明顯，匯率升值完全沒有解決所謂流動性過剩問題，反而是加劇了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問題。還有一個升值的理由是鼓勵産業升級。理論和歷史從來不支援這樣的怪論。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曾經依靠“玩弄”匯率來完成産業升級的？匯率哪有那樣的魔力？匯率是貨幣金融層面的一個政策，産業升級是實體經濟層面的問題。依照最基本的經濟政策原理，匯率政策只能幫助解決貨幣環境穩定問題，無法幫助解決實體經濟層面的産業升級問題。實體經濟層面的産業升級需要相應的政策來解決。譬如鼓勵産業創新、保護知識産權、取消出口退稅、制定明確的産業政策，等等。借用西方人的一句話，經濟政策應該“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我們現在的政策很奇怪，一方面讓匯率升值，一方面又提高出口退稅率，這才是典型的拿中國納稅人的錢去補貼外國消費者！這種很奇怪的政策必須糾正。

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曾經依靠匯率升值、依靠“玩弄匯率”來進行産業升級。日本、德國戰後經濟奇迹，産業一路升級換代，是在固定匯率條件下實現的。“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産業升級是固定匯率條件下完成的。沒有哪個理論可以證明：匯率升值能夠刺激産業升級換代。

我強烈建議中國政府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次性貶值到8.27，就是要修正我們以前所犯的錯誤，中國政府應勇於承認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錯誤的政策，並且要告訴大家：當時爲什麽會做出這樣的政策？是美國的壓力還是自身認識不足？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貨幣政策犯錯沒有什麽大不了，但犯了錯誤，就要勇於承認。承認錯誤，有助於人們更加清晰地認識經濟體系內在的運行規律，有助於我們未來更好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不承認錯誤卻反而會誤導人們。我們知道，次貸危機後，格林斯潘不承認自己任期內貨幣政策有錯，不承認監管有錯。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他終於承認自己犯了錯誤，至少在金融監管方面犯了大錯。當然，格林斯潘有兩大錯誤：一個是2002-2003年貨幣政策過度寬鬆，一個是長期忽視或完全不監管金融創新、不監管對沖基金、不監管信用違約掉期（CDS），結果惹了大禍。

中國目前的經濟金融形勢可說是雪上加霜。但我們必須承認，這個“雪”是我們自己下的，“霜”才是國際需求的下降。“雪”有兩個層面，一是匯率升值預期讓熱錢滾滾而入，製造了中國資産市場史無前例的大泡沫，泡沫破滅的後果是非常慘烈的。2005年匯改之後到2007年10月，中國股市和房地産市場的價格漲幅都是人類歷史的記錄。哪一個基本面因素可以解釋？主要的原因就是國際投機熱錢的肆意炒做、瘋狂投機。2005年至今我們的外匯儲備淨增加差不多1.2萬億美元，有多少是真實貿易順差積累的？有多少是投機熱錢？目前最保守的估計是一半一半。資産價格泡沫破滅之後，我們股市的跌幅也是全世界的記錄。如此折騰來折騰去，對整個實體經濟的衝擊是異常嚴重的。

所以我一再強調：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主要禍害是搞亂了我們的貨幣政策，製造了一輪最經典的“資産價格泡沫—泡沫破滅”。其次是對出口的衝擊。早在2005年，我出版《不要玩弄匯率》，明確指出過：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如果在5%以內，對出口沒有太大影響，但是匯率升值只要超過5%，出口企業絕對要面臨巨大壓力，因爲中國許多出口行業和企業的利潤率是非常低的，有的只有3%，有的甚至是1%，降低成本的空間已經很有限。2006年下半年，中國出口企業其實已經開始出現大面積的困難情況，2007年困難更加嚴重，因爲那時人民幣升值幅度已經超過10%了！想不到的是：到2008年，人民幣反而加速升值，幾個月升值幅度就達到7%，出口企業哀鴻遍野，再加上《新勞動法》和外部需求下降，很多企業完全沒有活路了。

必須要深刻反思我們過去三年的匯改經驗，從匯率理論和貨幣政策理論層面深刻反思，從現實經濟的經驗來深刻反思。下一步的匯率政策到底應該怎麽辦？中國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匯率制度？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那些匯率理論能夠機械照搬嗎？好些中國經濟學者一談到匯率，就是“只有匯率浮動才有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一套理論，他們詳盡地考察過這套理論背後的邏輯了嗎？貨幣政策獨立性是什麽意思？我們需要怎樣的獨立性？說匯率升值是人民幣內在要求、不升值人民幣就不值錢，天下哪有這樣可笑的邏輯？那乾脆直接將人民幣升值到1人民幣=100美元或更多好了，豈不是人人歡喜？匯率升值並不能平白無故地增加一個國家的財富或人民的收入。
據報道：有一個“著名”經濟學者演講，說人民幣升值多麽好，升值了人民幣就值錢了。台下一位打工朋友問：教授大人，人民幣是升值了，可我們失業了，到哪里去賺那更值錢的人民幣呢？教授無言以對。一個嚴肅的經濟學者必須將邏輯推到底，必須講證據。證據在企業那裏，在老百姓那裏，而不是在西方經濟學那些教科書裏。西方經濟學裏面的匯率理論，多數都是錯誤的。美國政府和西方各國政府，從來也不用教科書那一套來指導決策。中國倒是有許多人很虔誠地相信西方教科書那一套。


三、世界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無一例外都是固定匯率

最近《財經》雜誌胡舒立女士寫了篇短文章，說人民幣升值能夠促進産業升級，或者已經促進了中國的産業升級，不知道胡女士的證據在哪里。《財經》雜誌許多朋友長期極力鼓吹人民幣升值，以前說升值主要是要遏制通貨膨脹，事實讓他們難以自圓其說，轉過來說升值可以幫助産業升級或者已經幫助了産業升級。我們需要證據說話。人民幣升值除了讓中國數以千萬級的人失業或即將失業以外，都幫助哪些企業或行業實現了産業升級？還有人說人民幣不僅要升值，最好馬上浮動，而且說人民幣匯率浮動才是人民幣真正成爲國際貨幣的前提條件。這些理論是非常錯誤、非常危險的。照搬美國教科書的老生常談，完全不顧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必將繼續給我們造成災難性後果。

總結國際金融貨幣史的經驗，世界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無一例外都是固定匯率。從1873年到1914年的半個世紀時間，德國、美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崛起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劉易斯曾經說過：今天的世界經濟格局就是1873-1914年期間的高速增長形成的，那時是金本位制下的固定匯率。二戰結束以後，從1945年到1971年，大家可以去查所有的統計資料，這個時期內，全世界主要國家（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等）的真實經濟增長速度（扣除通貨膨脹之後），遠遠高於1971年之後的歷史時期。不是高一點點，而是遠遠高出。這是爲什麽？1945-1971期間，西方國家都是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1971年以後，全世界搞浮動匯率，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斯坦福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加拿大人）麥金龍在他的多部著作裏，深刻指出了浮動匯率的危害，並且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說：19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真實經濟增長速度一致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就是浮動匯率體系大幅度提高了經濟體系的運行成本。我認爲麥金龍假說是非常重要、非常具有啓發力的理論。

過去三十多年來，全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是中國，也是堅持明確的固定匯率、堅決管住投機熱錢擾亂金融貨幣市場。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只要中國放棄固定匯率，搞浮動匯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就將完全終結。侈談浮動匯率的許多人，既不瞭解歷史，更不懂匯率理論許多微妙的邏輯關係。

順便說一句：中國許多人非常熱衷西方經濟學者的理論，甚至崇拜他們，連一些三流學者的三流教科書也忙不叠地翻譯過來。其實西方經濟學許多理論是完全錯誤的。就貨幣理論尤其國際金融理論而言，西方著名經濟學大師裏面，我認爲有三個人的學術很客觀，只有三個人的學術中國可以好好學習和借鑒，那就是蒙代爾、麥金龍和斯蒂格利茲。


四、中國不應根據通脹率調節貨幣供應量

必須把匯率政策當做是貨幣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待。選擇什麽樣的匯率政策，核心是我們需要一個什麽樣的貨幣政策的錨或貨幣政策的標準。當今世界，貨幣政策的錨無非兩個，一個就是固定匯率體制，最典型的固定貨幣體制是貨幣局制度，像香港地區是跟美元挂鈎的貨幣局制度，歐洲一些周邊國家跟歐元挂鈎。第二個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所主張的靈活通脹率準則。靈活通脹率這個貨幣政策準則有沒有效？全世界都有爭議。我自己研究的結果是：從長期趨勢來看，連美國和歐盟這樣對外依賴程度很小、本身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很發達的國家，所謂靈活的通貨膨脹率準則，也不行。全世界都已經認識到：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就是美元發行過度和浮動匯率體系。各國都搞靈活的通貨膨脹率貨幣政策準則，本質上就是要大家都搞浮動匯率。這個從長期來看不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大家都在討論這個問題。美國和歐盟都不行，中國就更不適合。中國經濟需要一個什麽樣的貨幣政策？有人說中國也應該搞通脹率準則，根據通脹率來調節貨幣供應量。我認爲中國不能將通貨膨脹率作爲貨幣政策的錨，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是最佳選擇。相當長時期內的最佳選擇是實施與美元的固定匯率。

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好些朋友認爲，人民幣與美元挂鈎或固定，就好像是被美元套住了，或者是失去了自主性，或者是幫了美國的大忙，反而我們自己吃了虧。這裏面有一些很微妙的邏輯問題。任何政策都不能脫離現實，都必須是權衡各種可能的選擇，看看哪一個最符合目前的最佳利益。我從來不否認而是長期主張：人民幣應該成爲一個重要的全球貨幣，應該形成一個龐大的人民幣貨幣區，形成一個龐大的以人民幣爲結算貨幣的貿易區、金融區、貨幣區、資本市場，等等。到那時，即使美國和歐盟不願意和我們坐下來商量共同穩定國際匯率，也不要緊了。到那時，人民幣可能就有條件和美元、歐元都實行浮動匯率。然而，就目前而言，人民幣匯率最好是跟美元固定。美元仍然是國際主要的儲備貨幣，主要的貿易和金融結算貨幣，這是一個事實，短期內也無法改變。人民幣相當長時期內和美元固定，實際上是所謂的“借力打力”。這是一個很微妙的貨幣戰略問題。沒有一個完美的貨幣政策準則。然而，就目前中國的經濟金融形勢來看，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匯率，是所有可能選項裏面最好的選項。



五、只有搞浮動匯率才能贏得貨幣政策獨立性，這是一個極其錯誤的結論

有一些中國經濟學者說，只有搞浮動匯率才能贏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主動性，這是一個極其錯誤的結論。教科書上確是這樣說：浮動匯率可以維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然而我們要問：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什麽意思？其實是非常模糊的概念。貨幣政策的核心目的是維持貨幣環境的穩定，避免出現嚴重通脹和通縮。正確的問題是：哪種貨幣政策準則最有利於實現貨幣環境的穩定？是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實際上浮動匯率完全不是一個明確的貨幣政策準則。

教科書上的“貨幣政策獨立性理論”源自弗裏德曼1950年的著名文章《支援浮動匯率》，半個世紀的歷史證明弗裏德曼的邏輯是完全錯了。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具有獨立性的理論，乃是基於如下的基本假設：即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量，就能夠控制匯率的波動，而且外匯市場的投機買賣行爲可以自動穩定匯率水平，匯率的波動不會反過來左右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匯率波動不會迫使中央銀行改變貨幣供應量（即中央銀行完全可以不管匯率波動，不干預外匯市場）。

然而，1971年以來的國際浮動匯率體系表明：浮動匯率體制下，上述邏輯關係完全顛倒過來，除了美國以外，其他國家都是匯率波動反過來影響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影響中央銀行的貨幣供應量。原因很簡單，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曾經允許匯率完全是由市場決定，政府完全不管匯率，外匯市場從來沒有弗裏德曼所想象的自動均衡機制。日本可以說是最典型的例子。浮動匯率時代，並不是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決定日元和美元的匯率，反而是日元和美元的匯率動蕩反過來決定日本的貨幣供應量。這麽多年來，日本的貨幣政策主要受制于日元和美元的貨幣波動。因爲日本出口商、進口商非常害怕匯率變動，日本國內的經濟狀況非常害怕匯率變動，日本中央銀行不可能放任匯率動蕩不管，不可能允許匯率像大白菜價格一樣放任不管。新世紀以來，日本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增加量，四分之三是干預外匯市場買回來的美元。浮動匯率條件下，日本中央銀行其實沒有什麽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歷史經驗推翻了所謂搞浮動匯率可以擁有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理論。

最根本的問題是：浮動匯率是一個全球貨幣供應量自動增加的內在機制，浮動匯率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全球經濟體系的貨幣供應量。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有幾個重要現象沒有得到真正有說服力的解釋：第一、爲什麽國際儲備貨幣增加量或增長速度遠遠超越真實GDP的增長速度？第二、爲什麽衍生金融交易特別是外匯市場的衍生金融交易發展如此迅猛？交易量早就是龐大的天文數字？它們與人類真實財富的創造究竟有什麽關係、有什麽幫助？第三、爲什麽金融危機如此頻繁的發生？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最近我看了英國《金融時報》有名的專欄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新著《Fixing Global Finance》。他關注的主要事實也是過去三十多年來，全球金融危機如此高頻率的爆發。他也希望找到其中的根本原因。因爲找不到根本原因，我們就無法談論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點就是：浮動匯率體系是一個國際貨幣供應量無限增加的內在機制。這個重要論點是我最先提出來的。


六、匯率波動是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

站在全球角度來審查全球的貨幣制度安排，最好的制度就是主要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固定。11月底我去美國參加重建佈雷頓森林體系國際會議，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有沒有可能像1944年那樣，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坐下來談一個協定，把全球的匯率穩定下來。連美國也深深感覺到，現在這樣的匯率波動給美國經濟也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雖然浮動匯率對美國的傷害相比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傷害要小很多，但也不容忽視。美國學術界有許多人認爲：全球匯率動蕩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美國現在學術界和政界有一些人有很強烈的想法：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匯率最好穩定。

美國和歐洲的經濟開放度相比中國而言是很低的，美國對外貿易占它GDP比例很少超過20%，歐洲連12%都沒有，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超過GDP的60%，最高達到70%。美元和歐元的匯率波動對美歐經濟也有影響，但是沒有中國感受這麽厲害。

現在美國和歐洲有這麽一股強烈的呼聲，就是能不能像1936年和1944年那樣再把全球匯率穩定下來。看起來目前做不到，爲什麽呢？是因爲主要大國的政治家現在沒有意願。歐元區自己要擴大，美國現在沒有時間坐下來談，也不願意認真談。既然美歐沒有意願來穩定全球匯率體系，面向長遠，中國不可能坐等，必須自己另起爐竈，自己尋找參與國際貨幣體系重建或改革的路子。


七、中國必須加速建立一個龐大的人民幣貨幣區

從長遠看，中國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到底應該怎麽辦？人民幣匯率跟美元固定，相當長時期內是最佳辦法，但不是一個永久性的解決方案。

中國應該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站在一個全球貨幣體系和全球貨幣區相互競爭的角度來討論中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中國應該加速推進大中華貨幣區和東南亞貨幣區，應該努力建立一個龐大的人民幣貨幣區。第一步必須要先形成一個大中華貨幣區，第二步是建立一個東南亞貨幣區。具體而言，就是大中華地區和東南亞這些國家的貨幣和人民幣固定，人民幣再跟美元固定。條件成熟的時候，澳大利亞以及東亞國家（譬如韓國），中亞一些國家甚至都可以參加進來。隨著這些貨幣區的貨幣供應量、流動量不斷擴大，那麽人民幣就會成爲世界第三大貨幣區，到那時，對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國就具有非常大的發言權。

大中華、東南亞地區最有條件成立一個貨幣區，無論是貿易整合程度，還是經濟整合程度，以及臺灣、香港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都超過了歐美地區。如果能夠迅速形成一個龐大的以人民幣爲基礎的貨幣區，如果人民幣貨幣區成爲了世界第三大貨幣區，即使美國和歐盟不願意坐下來談國際貨幣協定，中國也有條件可以不再和美元挂鈎，外匯儲備不再過多依賴美元，那時如果沒有別的更好的選擇，也可以有條件跟他們實行完全的浮動匯率，因爲人民幣貨幣區內部的貿易已經不依賴美元或歐元，區域內的國家都可以減少對美元或歐元的依賴，國內貨幣政策受匯率動蕩的影響也較低。長遠來看，中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一定要站在這個高度去考量。

伯南克：除了印鈔票，他還能做什麽？

向松祚


人們習慣將美聯儲比喻爲引領世界經濟大船的導航船。今天，這艘導航船終於駛入了人類從未涉足的水域。海域茫茫，深不可測，充滿了人類智慧難以理解和推測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世界經濟大船能否順利通過如此詭異的大海？還是將要沈入海底、繼續蒙受巨大而驚人的損失？所有人心中都是一團迷霧。


一、史無前例的“零利率”政策

2008年12月18日，美聯儲宣佈將聯邦基金利率調低到0-0.25%的水平區間，此乃著名的中央銀行“零利率”政策。自美聯儲1913年開張營業以來，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此前，只有日本中央銀行1990年代曾經長期實施過“零利率”貨幣政策，以刺激股市房市泡沫崩潰之後、持續萎靡不振的經濟，然而沒有奏效。美聯儲首次實施“零利率”政策，震動了全世界。它至少說明如下幾個重大問題：

（1） 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體系流動性緊張局面依然極端嚴重並且依然在加速蔓延。美聯儲大幅度降低聯邦基金利率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降低商業銀行的貸款成本，從而鼓勵商業銀行向其他金融機構拆解資金，尤其是向實體經濟部門的企業或公司發放貸款。聯邦基金利率是商業銀行同業之間相互拆借資金的基準利率。正常情況下，美聯儲通過降低基準利率，向同業拆借市場注入更多資金，就可以降低商業銀行的資金成本，從而刺激商業銀行向公司和個人貸款。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聯儲已經將基準利率從5.25%一路降低到1%。然而，美國經濟體系流動性緊張局面絲毫未有緩解的迹象，迫使美聯儲孤注一擲，乾脆實施“零利率”政策。由此可知，美國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依然沒有任何緩和的迹象，形勢還正在向更壞的方向發展。見底回升（流動性緊張局面何時開始緩解）尚需很長時間。估計至少還要1年時間才能真正見底。復蘇時間自然要等待更長時間。

（2） 美國金融體系風聲鶴唳，信用萎縮和信用崩盤的程度超乎人們的想象。目前所有金融機構力求自保，拼命保住現金、盡力抛售資産回收現金、盡可能收回過去發放的貸款，對新發放貸款則是慎之又慎。儘管美聯儲一路降低基準利率，然而，美國商業銀行存放在美聯儲的超額儲備資金卻一路急升，從今年六月的5000多億美元增加到目前的8000多億美元。也就是說，美國商業銀行體系不是沒有資金，而是信心的完全喪失，迫使幾乎所有金融機構“惜貸”。商業銀行寧可將資金存放到中央銀行保險，也不願意拆借給其他金融機構、更不願意貸款給公司和個人，因爲借款人說不定明天就關門大吉了。

（3） 美國金融危機早就向實體經濟部門蔓延，早已經對實體經濟部門造成了沈重打擊。目前更大的危險是：實體經濟部門大量公司面臨經營困難、甚至大面積虧損、破産倒閉，相應地，實體經濟部門的許多公司包括許多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司（譬如通用電氣）都面臨融資困難的巨大壓力。儘管美聯儲一再降低基準利率，然而，衡量美國金融市場信用寬鬆程度最重要的“利差”指標卻一路攀升。所謂“利差”就是公司債券收益率和美國國債收益率（後者最接近美聯儲基準利率）之間的差額。目前，“利差”維持在歷史最高水準。

（4） 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其他公司和個人，全部致力於“資金避險”。因此，短期美國國債（三個月期的美國國庫券）收益率早就是“零收益率”水平，假若扣除手續費和交易佣金，短期國債收益率已經是負數。長期國債（譬如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一直在2%水平以下。上述兩個指標充分說明美國金融體系的資金融通功能已經遭受空前打擊，信用市場嚴重萎縮，企業融資陷入全面困難。


二、美聯儲下一步還可能做什麽

事實上，自2007年8月6日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尤其是今年9月15日鮑爾森放任雷曼兄弟公司破産、瞬間觸發全球金融海嘯以來，美國政府和全球各國政府採取幾乎所有的挽救措施，然而至今收效甚微。一年多年，各國採取的措施如下。

（1）國家領導人頻繁喊話或表態或承諾，希望挽回市場信心。

（2）中央銀行連續頻繁降息。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英國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等全球所有中央銀行都多次大幅度降息。

（3）中央銀行增加再貸款（以國債抵押）或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4）中央銀行降低再貸款的抵押資産標準。正常情況下，中央銀行給商業銀行貸款，抵押物必須是國債或最高信用級別的其他債券。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情急之下，許多中央銀行尤其是美聯儲大幅度降低抵押物標準，連按揭抵押貸款債券資産也接受，目的都是爲了給商業銀行注入資金。

（5）財政部或中央銀行直接貸款或擔保貸款挽救個別金融機構（譬如美國財政部聯手美聯儲爲十多家最大的金融機構增加資本金）。

（6）財政部接管金融機構（譬如 “兩房”和AIG）。

（7）財政部擔保貸款或擔保銀行損失（譬如美國財政部聯手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共同爲花旗銀行高達3060億美元的不良資産承擔損失）。

（8）財政部直接出資購買不良資産。譬如鮑爾森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原本是準備拿去購買住房抵押貸款形成的不良資産的，後來情急之下，挪作他用。拿去拯救信用卡貸款、汽車貸款、學生貸款和給大型金融機構增加資本金了。

（9）政府財政部注資購買金融企業股份（譬如美國財政部給10數家大型金融機構注資）。

（10）政府擔保所有銀行債務或存款（以歐洲最典型）或提高存款保險上限。

（11）中央銀行提供無擔保信用貸款。

（12）中央銀行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給企業貸款（極端措施）。即中央銀行不僅是中央銀行，而且直接承擔商業銀行的功能，直接向公司發放貸款。

縱觀上述措施，全球政府可以說使出了“渾身解數”和“十八般武器”。不幸的是，所有舉措目前收效不大，市場仍在觀望。

下一步，美聯儲可能採取的措施如下：

（1） 直接大幅度向商業銀行增加儲備金，以此鼓勵商業銀行向公司和個人發放貸款。基準利率已經降低到“零利率”水平，無可再將。怎麽辦？美聯儲可以採取所謂“數量擴張”手段，即乾脆直接給商業銀行增加儲備資金。商業銀行只要需要錢，需要多少美聯儲就給多少，無需支付利息（“零利息”）。

（2） 繼續大量購買商業票據，直接向公司（企業）注入資金。美聯儲已經購買了大量商業票據，在目前美國商業票據市場極度萎縮、企業融資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美聯儲將繼續大規模購買商業票據（企業發放的融資票據），以維持美國企業融資市場的正常運轉。

（3） 大量購買住房貸款抵押資産，直接向住房貸款市場注入資金。一個月前，美聯儲已經宣佈，將購買6000億美元由“兩房”（即房地美和房貸美）發行的住房抵押貸款債券，以支援住房貸款市場。目前美國房價仍然持續下降，新房開工率持續走低，抵押貸款違約率持續攀升。美聯儲將加大購買住房抵押貸款資産或相關債券，不僅從“兩房”購買，而且還可能從另外18家地區性住房抵押貸款公司購買。

（4） 大量購買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産。目前困擾美國金融體系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商業銀行賬面上的不良資産堆積如山，而且價格持續下降，商業銀行隨著資産價格下滑，就要不斷提取資産損失，導致一個接一個機構資不抵債乃至尋求破産保護或乾脆破産。爲了避免此種情形繼續惡化，美聯儲可能直接出手購買商業銀行賬面上的不良資産，一方面支援資産價格，另一方面緩解商業銀行資不抵債的壓力。

（5） 大量購買其他金融機構（美國所謂的“灰色銀行體系”，包括各種互助資金、對沖基金、私募基金、保險公司等等）的不良資産。理由與第（4）類似。

（6） 大量購買公司債券資産。隨著金融危機不斷深化，實體經濟慘遭重創（譬如三大汽車公司岌岌可危）。美國多數公司都通過大量發行公司債券融資，隨著收入和利潤大幅度下降，公司債券違約率正在迅猛上升。公司債券的融資功能基本喪失（沒有人膽敢再大量購買公司債，哪怕是最優秀的公司發行的債券）。爲了緩解公司債違約的壓力，儘量維持公司債券市場運轉，美聯儲可能大舉入市購買公司債。

（7） 直接入市購買股票托市。

（8） 直接購買實物資産（譬如直接到房地産市場大量購買住房）。早在今年年初，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曾經擔任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的羅果夫就建議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直接去市場買房子，以避免住房市場價格持續下降。


三、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

（1） 美聯儲“零利率”政策，本質上說明貨幣政策對於刺激經濟的效果已經喪失。日本1990年代的經驗充分說明這一點。因此，美聯儲“零利率”貨幣政策標誌著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已經黔驢技窮。美國下一步刺激經濟的重心將轉向財政手段。當選總統奧巴馬已經如此宣佈了。

（2） 美聯儲“零利率”政策及其隨後將要採取的各種“數量刺激措施”，本質上就是全速開動印鈔機，無限量印製鈔票（實際上當然連印鈔機也不用，只要記賬就行了）。全球基礎貨幣供應量（因爲美元是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必將急速上漲。挽救此次金融危機的極端措施，將必然導致未來更加嚴重的金融市場泡沫和通貨膨脹危險。

（3） 長期而言，美元對重要貨幣的匯率將持續貶值，儘管短期可能會有技術性反彈。

（4） 長期而言，美國國債價格將急劇下降，國債收益率將持續攀升。只要經濟企穩回升，長期國債收益率就可能急升，因爲那時通貨膨脹預期將死灰復燃而且一發不可收拾。

（5） 隨著美元泛濫，人民幣匯率存在升值的巨大壓力。日元最近升值讓日本出口企業苦不堪言(譬如著名的本田汽車公司CEO疾呼政府要穩定日元匯率或將日元匯率大幅度貶值，否則本田將沒有生路)。中國出口企業的日子將更加難過。

（6） 未來全球通貨膨脹將極端嚴重。除非美國能夠將金融體系徹底改革。除非美國能夠帶頭努力穩定全球匯率體系。除非美國開始約束美元的無限制發行。

（7） 美聯儲的“零利率”政策是美國努力轉嫁金融危機風險和損失的最極端措施。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本來，美國那些肆意妄爲的金融機構就應該破産，華爾街多年瘋狂積累的財富就應該被蒸發掉（因爲那本來就是虛擬財富或者是使用金融手段去分享世界人民尤其中國人民創造的真實財富）。然而，美聯儲的“零利率”政策本質上仍然是用未來更大的泡沫來挽救今天的泡沫的破滅，全世界人民將繼續爲美聯儲肆無忌憚的貨幣政策買單。


四、中國怎麽辦？

（1） 應該選擇目前高位出售美國國債，轉而購買其他實物資産（譬如石油、礦產、森林、土地、科技專利乃至高端人才）。至少不能再追加購買美國國債了。未來國債的收益和購買力將隨著美元泛濫和全球通脹而急劇貶值。中國外匯儲備資産的投資必須採取分散策略。否則未來損失不可估量。我們不能再猶豫不決或聽任美國人忽悠了。

（2） 必須高度警惕美國、歐洲的貿易保護主義。匯率動蕩尤其是美元急速貶值必將誘發全球規模的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和歐洲已經對中國下手了（譬如美國貿易代表已經向世界貿易組織全面控告中國的貿易政策），中國必須要有妥善應對策略。

（3） 中國必須加快建立“大中華貨幣區”和“東南亞貨幣區”，努力擺脫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結算對美元的依賴。爭取用20-30年時間，形成亞洲和全球的“人民幣貨幣區”。到那時，美元、歐元、人民幣三足鼎立，我們就具有非常重要的話語權。

（4） 中國必須加大力度迅速發展人民幣債券市場。極大力度提升上海和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迅速擺脫老是將大量外匯儲備投資美元的被動做法。

（5） 真正確立內需爲主的經濟增長長遠戰略，尤其是要制定一整套長期政策和具體措施，徹底解決農村人口收入增長和中西部開放的重大戰略問題。此乃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大戰略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