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籌股還是梁籌股？ 小圈圈都是貓與犬？

練乙錚



上周政府披露梁候選西九涉嫌造馬資料，旋即有人揭發曾特首可能與廣播商交換利益，此與前不久揭出的唐候選搞私宅深挖洞一起看，小圈子的事，一件比一 件黑，令人想起《紅樓夢》第六十六回裏，冷二郎柳湘蓮的那句話：「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

當然，三個醜聞主角都非貓狗輩，兩個多月前，除了曾是特首，其餘兩人，一個是政務司司長，一個是行政會議召集人，合起來就是本地最高權力三巨頭；如果香港是個小小的「獨立王國」，那麼曾、唐、梁就分別是國家主席、總理、黨的總書記。

利字當頭，在北京蔭庇、本地當權派維護之下，特區政府最高層不僅勾心鬥角，而且全都腐化了。統治香港的小圈子好像深不可測，個個擺出來道貌岸然，說穿了其實 就是這麼回事。今回，很多人要看北京如何解套、看曾如何挽晚節於不保、看唐如何可從酒窖底扒回地面、看梁如何憑口才優勢連消帶打出重圍，但筆者則把視線移 開一點，要看梁營裏的中堅群（特別是那幾個地產商以外的專業人、前高官，香港價值的「捍衞者」）如何替心水候選人緩頰，看社會上的一些抬轎士如何顧左右而 言他、渾身解數轉彎彎。

閒話休提。筆者今天分幾點簡單分析唐梁爭霸背後的政治大環境，從目前混局總結一些負面管治經驗，並展望不同人任特首的下屆政府施政特點及香港前途。


中央權鬥 延伸香港

一、 香港的政治局面，因當權派爭位惡鬥急轉直下，掉進1967年左派暴動事件平息以來最黑暗的日子。2012和1967相差四十五年，兩次亂事發生的具體情況 不同，背後的機制則一：都源自一貫受中共直接控制的本地組織，都發生在中共中央內部發生激烈權鬥、高層一元化領導出現危機之際【註】。

看似偶然巧合，後面卻有共同邏輯。香港大陸血脈相通，經濟互補有無，除了諸如最近發生的一些與自由行相關的摩擦之外，一般利大於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以 來，尤其如此。但是，政治方面的情況卻大不一樣。大陸那一制的黨內高層一開鬥，便產生龐大震盪脈衝，這些政治電脈衝通過條條黨線直接導入香港，以致無論是 九七之前或之後，香港這一制都無法有效絕緣。事實上，九七回歸以來，在港的明暗黨線大量增加，形成兩制之間的超導體，加上沒有了港英政府充當電阻，而從前依附港英的本地資本家已與黨線完全熔合，故兩制之間的政治「短路」更易形成。

大家今天見到的本地亂局，在以後的日子裏，每當中央發生權鬥之 時，都會換個面目重複出現。常聽有人指責泛民「反中亂港」，但香港人一再親身經歷的，卻是「中亂港翻」。中央的質量能量比香港大千百倍，本地人何可亂中？ 倒是中央內部若因各種原因爭權爭亂了，輕易可以把整個香港社會翻轉。此乃西諺說的：不是尾巴搖狗，是狗搖尾巴。上面說的兩次由中及港亂局背後的共同邏輯， 即是這種狗搖尾巴的事例也。


看看文件 豈可治港

二、北京硬把一些毫無管治經驗及政治歷練的親信放進行政會議， 希望培養成才當特首，一錯再錯。2002年特區政府換屆，筆者時任中策組高顧，已向當局提出此做法有大問題，因為會分裂行政會議，各「準特首」輕則貌合神 離，重則互挖牆角，甚至和政府暗裏抬槓，在任特首顧此失彼，難以為政。離開中策組之後，筆者更多次在本報文章中指出此種做法的謬誤，結果是，前有董建華， 後有梁振英，管治人才培養不來，當權派的分裂卻由行政會議開始。

尤有甚者，行會重點作用之一，是「挑剔」各政策局提交予特首的政策提議；擔 此角色人物，少不免要與制定政策背後的主要力量即各資深公務員產生矛盾。我們看到，以前的董氏、當今的梁氏，都與公務員不咬弦，甚或有嫌隙、難以合作；這 種負面關係的成因很具體，不是一句漂亮話「大家為香港」便可取消。

進一步說，假如廁身治港權力金字塔頂層的各名「準特首」，分別代表市場裏的不同板塊利益，則彼此之間的矛盾已不限於角色衝突和個人性格差異，而成為赤裸裸的利益角力了。如此，特區管治焉能不敗不壞？從來以為黨中央英明神武，現在通過活生生事例證明英明有限。

而且，筆者敢打賭，同樣錯誤，中央不會只犯兩次；下一屆北京屬意的特首候選人，無論到時是普選還是假選，如果不是出身公務員，一樣會來自行會，因為中央以為 行會是個小黨校，學員試着看看文件講講意見，幾年便可治港，卻看不到行會成員身份複雜，更不明白香港管治體制的內部運作邏輯。


動用儲備 旨在維穩

三、 由於兩個候選人都醜聞纏身，任何一個上得台來，管治威信都接近零，施政因此很困難，不利於解決深層的政、經、社會問題。好處大概是，沒有威信的特首無法替北京推行令港人反感的政策，如二十三條具體立法等（單是這一點，便足以說明今天當權兩派大打出手而北京毫無表情未加阻止，不是不願為也，而是不能為也。中央在打架，本地敵對的當權派趁機分化、惡鬥，是目前亂象的唯一合理解釋）。


無威信特首上台的另一政策後果，是不得不推行福利民粹主義收買人 心。今日的亂局出現之前，前港英政府中策組首顧Leo Goodstadt曾在本報撰文，表示不能明白為何特區政府坐擁龐大儲備而不肯動用。對此，筆者給的解釋很簡單：養兵一日、用於一時；什麼時候一個共產黨員或深紅候選人未獲民意授權而上台管治香港，什麼時候中共就會容許甚或鼓勵台上特首動用大量儲備，為安定局面搞派錢。

換句話說，今後，龐大儲備的一個新的大用處就是支付政治維穩費。梁上台，勢必以儲備大搞維穩；不料唐也因醜聞失去民意支持，故若他上台，也會一樣大搞福利民粹。如此動用儲備是壞是好，大家見仁見智。

梁或唐上台，對宏觀經濟及股票市場都有不同影響。

唐代表以保守既得利益為要事的本地最大財團板塊；若他上台，則香港經濟運作模式及板塊狀況變化不會大，地產霸權繼續當道，股照炒、馬照跑仍將是最真實寫照； 梁營後面的板塊受強壓是意中事，但對全局的影響不大。反過來說，若梁當選，香港經濟生態很可能急變，因為他代表的板塊有了機會反客為主當一哥，一定大刀闊 斧改變現狀；若此派財力不足，支持他的中資機構一定盡力趁機上位，恒指進一步染紅。

最大板塊受壓，可能減少在港投資，一方面既是被迫，但不排除乘勢順水推舟，進一步作策略性收縮，導致整個經濟下滑，逼令梁只當一屆特首便下台。這些經濟影響，也一定反映到股票市場。筆者提議市場設立兩個新的指數，分別跟蹤唐籌股及梁籌股股價，儘量讓股市客觀反映板塊利益的變化讓投資者知道。


資本主義 須予制衡

四、筆 者從不一味反對大財團。運作良好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企業及財團之大，主要反映其長期業績優異，是大浪淘沙的結果。就算是在八十年來最大金融危機當中，美 國的高科技產業依然傲視全球，英特爾、蘋果等的表現不必說，就是多年來好像從熱門新聞中消失了的百年老店IBM，砍掉不賺錢的次科技部門及品牌之後，搖身 一變，早成為世界第一的尖端電腦技術服務公司，研發和生產大型超級電腦反而不是其主要利潤來源。

問題是，資本主義既然以圖利為生存、發展及獲利手段，政治體制監督無效或出了問題的話，資產階級必然越軌運作搞官商勾結，財團愈大出軌就愈嚴重；這一點，早在幾百年前、阿當斯密等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就已清楚指出。

可幸西方社會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逐步意識到自由民主政制（liberal democracy）是監督資本主義的最有效政制，而要維護此一政制的制衡作用、免使自身墮落成資本家的附庸，則要靠法治、憲政、傳媒、輿論、教育、公民 社會和公民意識。如此環環相扣一條龍的體制，說是一種價值，客觀而言更是一種根本需要；缺少一環，資本主義的破壞力就不能有效控制，社會就要遭殃。

毛派、左派攻擊民主派「親西方」，其實是沒有了解到這主要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資本主義沒有有效制衡便會出軌，古今中外皆然。美國2007年發生金融危 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對金融業的規管出問題；近年大陸官僚資本權力全面決堤，也正正是由於行了資本主義道路多年，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十分強大，但政治體制問 題則還未開始解決。

香港這次「選舉」，如果還有一點價值的話，就是清楚讓市民知道，小圈子候選人講什麼好聽的話都是假，關鍵第一步是民主普選，否則這個城市以後不管是誰家天下，醜聞都會接踵而來。

冬學期完結，臨行匆匆，希望月後再有機會和讀者筆談。


註：中共內部高層權鬥，年來特別是最近與重慶有關的，異常劇烈，大家或可參看極左派網站如《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四月網（前anti-CNN.com）》等透露出來的消息、風向。

曾鈺成動得了利益集團的奶酪嗎？

練乙錚



當權兩派為奪特首大位，海陸空手段盡出，導致兩敗俱傷，現時大概沒人幻信諸如「為普選熱身」、「為民主演習」、「由阿爺分餅仔」等等的遊戲論了。筆者說過，這是一齣真做的假戲、一場失控的格鬥：兩個殊死交戰的候選人後面，橫向是龐大的板塊利益，縱看是不同的黨線條條；板線交融，結成兩塊堅硬的對立體。

筆者這個「板線論」提出之後，月來出現新形勢，有利進一步建構此觀點，提高分析力。為此，本文從曾鈺成上週的若干講話談起。

橫空出世、石破天驚，曾主席此時進入選舉視野，最矚目的兩句開頭話，一是承認唐梁代表不同利益集團，二是指出建制陣營已嚴重分裂。兩句話都說對了九成，準確概括出現在大家都看到的大量表象；餘下一成，是關鍵是本質。先談「分裂」的性質，再看曾有沒有本事動那些利益集團的奶酪。


如果青天補不好…

當權派本來就是拼湊成軍，根本沒有在思想、利益等方面統一過；內裏有階級矛盾、財團矛盾、新老愛國矛盾、真誠為港與愛國為糖之間的矛盾。參與其中，有的是年輕人天真愛國，有的是因為那理想餘熱，有的是為了金權利益。因為最後這個因素最重，重得不成比例，所以這次特首大位戰，大家看到的是資本家掛帥親征，而不是工運人、教師、黨工等在台上對擂，與全世界各地的選舉都不一樣。

平常此派成員槍口對外，好像很團結，是因為有泛民這個「外敵」；這次特首「選舉」，泛民構不成威脅，於是馬上演出「同室」操戈。現時兩個候選人的矛盾，代表財團板塊之間的世紀大碰撞，不是地表上出現「裂痕」那麼簡單。

孰令致之？本來，若按《基本法》起草原意，九七之後十年、回歸浪漫告一段落之際，便應實行普選；那麼，在香港的社會特別是傳媒環境之下，一切背後有什麼見不得光的候選人必然知難而退，明顯代表某一財團的人物，肯定也不會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板塊利益之爭，得以控制在市場和法律範圍內解決，不會湧進政治層面而破堤氾濫，今天遇到的問題因此根本不可能出現。就算2007年普選受2005年「董震盪」影響而延後，若今年是普選的話，問題依然簡單。

不過，北京第二次不智，在公務員治港的相對公平遊戲階段結束之時，竟把選特首這個政治核心事放到市民不能監督、無以置喙的小圈子裏解決，各財團上上下下遂如狂獸脫羈，一放而莫能收。鑄成今天局面，不僅當權派本身實力削弱，整個社會亦復撕裂（大小商家為利益要表態，傳媒也歸邊），害人害己，乃北京自作的孽、對港人作的孽。

古書裏說：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觸不周山，西天裂，地不載，天下危；跟着的演義，便是女媧煉石補天。在這個古神話的香港版裏，共工與顓頊就是梁與唐，天下就是當權派的天下，女媧就自然是曾鈺成了。且看曾主席可拿什麼五色石去補那個天，補得好補不好。


如果單挑何俊仁…

如果曾主席有辦法勸退唐與梁，由他一人代表當權派參選的話，問題就簡單。曾單挑何，若是真普選，曾未必勝，但這是小圈子「選舉」，曾必勝無疑；上任後，運用手中權力與資源，暫時擺平梁唐板塊，掩蓋一下「裂痕」，完全有可能做到。問題是勸不勸得退。

在京官眼中，唐梁的誠信問題，小意思耳。黨的道德觀認為，對黨的事業忠誠盡責，便是最高的道德，其他，諸如玩玩女人、貪點小污，都不必太計較，何況只是在自己家裏深挖洞、藏點酒，又或者是替政府義務勞動當個評判時給熟客一小點便宜？毛澤東對那些斤斤計較私人道德行為的黨員特別討厭，常常稱之為「小資產階級謹小慎微的君子」【註】。在這種「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觀念浸淫之下升官的中共幹部，怎會因為雞毛蒜皮小事對天大的政治工作叫停呢？

大家看看最近中聯辦官員如何回答傳媒提出有關候選人誠信的問題，就可以明白曾主席的一個難處：「由選民決定罷」（「選民」，指的當然是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裏，唐梁的支持者當然不會認為「小過失」是大問題，除非是在對方候選人身上找出的）。

況且，二人勸得退，還有中聯辦肯不肯的問題。因為，萬一，這次小圈子選舉變成曾何對決，曾勝出而鍾民調得出來的結果，卻是何泛民獲得多數市民支持，然則黨的臉往哪裏丟？中聯辦如何向北京交代（其實此非萬一：曾主席在一般市民心中的聲望不高）？


如果勸退唐英年…

假如曾主席只勸得退唐，並取而代之，則問題更複雜。此時，唐後面的板和線，絕不會因而罷休，必先把票盡量過繼予曾，繼而動員部分梁營中人把票投給曾（不是那麼難的事）。結果是，除非梁營坐以待斃，否則一定與曾的支持者（包括唐營原班人馬）拚個死去活來。於是，當權派現存的板塊矛盾絲毫不能減少之餘，又增加了左派陣營中的新老愛國互片；本來未入戰圈的曾主席後面的黨線，結果也牽扯進去，在港的整個地下黨內部，自此將無寧日，而當權派的整體實力也會因而削弱。根正不鬥苗紅，這種兩敗俱傷，是本地左派陣營乃至北京都無法接受的。

按目前揭發出來的誠信問題資料看，梁因疑點好處歸「被告」，故唐的麻煩比較大，但他一方面可以辯說：法治社會不能搞株連，而他不能搞大義滅親把妻子的不法行為主動供出（已有唐營人士這樣公開替他緩頰），另一方面則由政府中的支持者出手，揭發更多梁的誠信問題。

政府掌握的材料多的是，關鍵時刻要整一個人特別是商界人，並不困難。如此魚死網破，當權派包括政府的總體聲譽必江河日下，直接影響以後可能出現的普選結果。但為了爭得大位，對候選人而言，這些算什麼？


如果勸退梁振英…

又假如曾主席只勸得退梁，又或者梁被爆出更多黑材料，不得不退（經證實在公事當中謀取私人金錢或其他利益，罪名當然比在私人住宅裏深挖洞來得重），則當權派面對的問題有是另外一種。如前所述，一方被勸退，不表示其背後勢力偃旗息鼓；梁退之後，其支持者勢必力攻唐的最大弱點，不是誠信出問題而是他代表着最大資產階級集團。

攻這一點，梁營有優勢，因為一直以來梁就以各種姿態討好中下層，試圖「代表」草根。梁用此策略，不見得會影響小圈子的投票結果，卻必然加深階級矛盾。當權派裏，草根鬥資本鬥得兩敗俱傷，削弱整派實力，亦是北京不能接受的。


上述分析顯示，無論曾主席出馬勸退哪一個，實質的和解作用都很小，強力反彈卻很可能，結果不是原來的問題惡化，便是引致新的矛盾，對當權派整體的代價都很大，北京很難同意。「裂痕」難修補，因為不是區區「裂痕」那麼簡單，而是反映當權派內部的一個犬牙交錯劈鑿不開的恐怖平衡。曾主席要當女媧煉石補當權派之天，難！

本來，在一個公平公開的特首普選裏，以曾主席的人脈關係、性格和政見，參選得勝的話，足可發揮重要的橋樑作用，消弭社會上過了頭的對抗意識。但是，在一個由板塊利益寡頭壟斷的小圈子選舉裏，他卻是一點力量也沒有。一向很深的板塊之間的敵意，因為這次假選舉而加深加固，想清楚便知必然。曾主席曾經大力反對2012雙普選；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如果背「線」不夠肥…

或者曾主席認為，上述困難都可以克服，只要黨願意。若有此想法，則他此刻要深思的，既不應是一己人生規劃得失，也不是當上首長以後能否勝任（只要有某些德性，當好領導並不那麼難，看美國前總統列根便知），更不是如何精算他能取得多少進場票、表決票，而是要確定他背後的線的實力，是否足夠震懾兩大板塊停止惡鬥。果若是，則筆者願給他一個善意提點：不必妄想。

道理很簡單，說白一點：線分肥瘦。香港回歸十多年，曾主席不曾當過大官發過財，如此兩袖清風，背後的一定是瘦線；往上供奉得少，線能夠發下來的政治資源便少，怎似兩大財團板塊後面的肥線？

明眼人知道，線與線之間，一向都是地盤之爭，在北京的黨內最大戶分得的地盤最肥。財團板塊後面的線，少不了都是太子黨級的、國企黨委書記級的，堪可謂門當戶對。曾主席背後的線上的，大不了是德高望重但勢弱權輕之輩，怎麼去收編人家人強馬壯的肥線待他管？歸根到底，是奶酪可以動線，線動不了奶酪。這點曾主席想想便清楚。

四十年來筆者對曾鈺成這位「城中最後一個馬列主義者」有慣性好感，總希望他的努力有一天得到回報，但今回曾主席當不了女媧補不了當權派的天，卻是肯定的了。


註：見1929年12月毛發表的文章〈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至於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繫，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這種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這段文字的引用，在文革達到高峰，今天在大陸的官文裏還是隨處可見，因為對貪官污幹來說，真是太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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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梁爭霸搞合縱連橫 媒體圍觀竟吶喊抬轎



唐梁之爭，最近多了一個看點：彼此都用了一直以來專門對付民主派的話語攻擊對方。梁營的一位有名勢支持者寫博，直言唐是英殖美帝走狗；唐則對梁的「扶貧委員會愈扶愈貧」說極為反感，指梁乃為批評而批評。後者是弱勢防守之下的反撲，令人想起特區政府官員在立會應付質詢時的窘態，蹩腳而無力；前者則是文革式往死裏整的主動割喉出擊，又或者是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時用的那種喊殺標語。

當權派之間對罵，在大陸司空見慣（特別是在獲證實的小道消息裏），在香港則是史無前例。由此可以窺見，所謂「君子之爭」，肯定並非如坊間一些想像那麽簡單，港人若只看表面，把希望寄託某某人身上，到頭來必然後悔；學者、論者，還有傳媒，單憑聽其言而埋其堆，到頭來肯定要喪失公信力。

誠然，在民主國家裏，媒體公開表態支持某候選人是常有的事，但這裏當權派搞的是黑箱作業，背後誰在發功發什麼功，大家都不知道，故不可同日而語。小圈子裏的事，可以圍觀，能看清一點點真相便了，何必急於表態、插手、嘗試影響結果，甚或無中生有替之填上種種「民主色彩」？

有關真相不易得，評論界於此事的責任，不外試圖讓大家看清楚這個小圈子內鬥的本質及其後果。筆者有關梁唐的評論，以這個為原則，今天這篇文章，提出一個「合縱連橫」架構分析唐梁之爭，本意也是如此。


一進一變差異突顯

七十年代與中共組織沾過邊的社運過來人都知道，每一個「白區」左傾政治團體無論大小，內裏少數兩三個最有影響力的積極人後面都有一條「線」，這些線都和共產黨直接有關，不盡相同且互不重疊，而線的份量，則系乎團體的重要性。線和線之間，利益、任務、對具體工作的觀點和意見，經常不一致，引致這些團體本身的領導層裏產生各種可大可小的「路線鬥爭」。

上述的線及其牽動的鬥爭都十分隱蔽，團體內其餘少數核心人不甚了了，其他人更不知原委，甚至不察有事發生。這些內鬥可以很殘酷，大家不看司徒華的自傳，不知道香港小小一個左派群眾團體裏，都算是「自己人」、「圍內人」了，但在自上而下、自內地而本地的黨線支配下，派系鬥爭竟如斯劇烈，以至一些人最後給「掃地出門」，彼此之間的怨恨，五十年不變。

這種現象，和「黨的一元化領導」並不矛盾；一元化領導是鬥爭的階段性結果，鬥爭是達致一元化領導的過程。受中共控制的本地當權派一分為二，衍化出唐梁兩大陣營，由不同乃至相左的的黨線主導，內因由來已久。黨線已成為主導梁唐鬥爭的縱軸。

三十年前按此縱向結構分析左傾政治團體的動向，大體夠用，但三十年後今天有錢財考量，便必須加上橫軸，尤其因為唐梁兩大陣營後面都是大資本家、屬於不同板塊的大財團。唐代表的板塊，乃本地一線資本家及其利益體系，覆蓋之廣，自不待言。梁背後的板塊，則以本地二線資本家為主，地產色彩相對更濃，公私一腳踢，總體霸權實力卻稍次。這個狀況反映在梁唐二人的心態、策略和口號上，至為明顯。

唐要維護其最大板塊既得利益，採取守勢為主，進一步擴大覆蓋面，令其更加綿密。梁的二線板塊，未得利益比既得利益多，因此採取攻勢，務求突破現狀、變天（阿二變一哥）；梁營要達此目的，不取得管治權就根本不必想。是板塊利益之爭，二人的脾性和外貌給人的印象其實並不重要。此境況下，唐的面貌自然較保守，口號是「穩中求進」，以穩為主，進多進少，關係不大；梁的面貌則必然強調進取，「穩中求變」的口號裏，以變為主，不變天不達標。一字之差，道盡二人背後兩大板塊慾望和利益！

此外，我們還可留意到，唐板塊因為有更多的利益要保守，故與曾政府這個最大的政經現狀維護者耦合之處較多，而曾派繼位之路既絕，把政治籌碼讓渡給唐，順理成章。反觀梁板塊，為求打破現狀，必與曾政權建立的決策有較多矛盾，故梁本人近年多次不惜以行會首要成員身份批評曾政府，逐步公開與曾派對立；此非有利陣勢，加上板塊實力較弱，故梁營要找支撐，只得高姿態乞靈民粹，於是梁比唐更積極說話討好各界：討好中產，討好下層，討好知識界，乃至討好處於現體制邊緣的那部分社福界，其不惜一改過去反建居屋的論調，便是最好例證（梁背後的地產商，在董政府年代反建居屋最力。筆者當年乃房委會委員並任職中央政策組，對此事知之甚詳）。


縱橫交錯權財交織

唐梁背後的板塊利益，是主導二者爭霸的橫軸。

有關此點，港人必須清醒：無論是唐營說的「進」還是梁營說的「變」，首先都指板塊而言，以板塊利益為依歸；若以為他們在在關心香港社會整體進步和變革，那就是給糊弄了。如果我們眼見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事事遷就權與貴，並不以最大多數市民利益為依歸，那麼我們怎能相信後面是赤裸裸板塊利益的梁唐，所說的「進」和「變」，是市民大眾心中渴求的那種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進步和變革呢？不排除在輿論壓力下，兩個陣營為求得體好看，現階段猛開期票，上位後稍施恩惠意思意思；但若社福界有些人飲鴆止渴，聽了某營一些好話便為之背書，則是無意中給利用了。

縱橫軸之外，我們還要留意縱線控制與橫向板塊的有機關係。

曾蔭權既無祖蔭也無資格代表任何板塊，只能乖乖接受黨的縱向領導，主僕關係很簡單；但唐梁有龐大板塊財力撐腰，與京官關係絕非一般的主僕關係，而是大體對等的錢權關係：錢因權生，權因錢活，兩者正好交易。大陸今天幾乎無官不貪，以至溫總最近提出黨國道德滑坡的嚴重警告（見本報1月12日丁望先生文章），可見今天的黨員幹部，並不是什麼「特殊材料造成的」，而處理香港事務的位子，對京官而言，都是肥缺。

據此二點，筆者斷言，曾政府之後不出數年，縱線與板塊因錢權互利關係，將更加如膠似漆，縱有灰暗交易而廉署亦莫奈之何。板塊之間的鬥爭固然你死我活，線與線之間的利益矛盾亦將不遑多讓，各方宜多加分析。梁營的橫向板塊實力較次，但在縱線的某些方面明顯佔優；梁本人的黨色彩濃厚，剛毅木訥黨性強，與其背後黨線的關係易深化，較能調動那部分黨組織自上而下輸送各類資源，補其橫向板塊實力之不足。

在這個縱橫軸框架之下，大家可以問很多也許沒有人想過的經濟政治問題。例如，李鵬在港家族集團勢力，和本地哪些家族財團拉幫結派呢？其派系的黨線伸到唐梁兩陣營的哪一個裏起支持作用呢？又例如，若梁當特首，梁因上述與黨關係，其背後黨線會否更明顯控制特區政府，甚或加倍高調在香港活動呢？果若是，則屆時港人與特區政府之間的矛盾，將更大程度更直接轉化為港人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


煲呔民望接近清盤

如此，目下逐漸升溫的港人厭內仇內心態會否更加強烈？不從上述縱橫框架分析這些大問題，難以看清本地特首「選舉」的深層性質、廬山面目，以及誰勝誰負對香港未來的政經影響。目前坊間流行的各種關於特首「選舉」的論調，每每流於皮相，蓋由乎此。

例如，「小圈子遊戲論」只道出真相的一小半，茶餘飯後用作談資未嘗不可，論實質卻未免空泛。此論忽視大陸黨內鬥爭的殘酷現實及其在港的必然伸延、忽視京官權力與本地資本的進化關係，把集團之間你死我活的利益拚搏，漫畫化為一幅「排排坐、阿爺分餅仔」的純潔童漫，以至當權派為掩真相也很受得落。

又例如，「民望決定論」破綻甚多，且對何為「民望」沒有起碼分析。京官挑特首，當然重視民意或民望，但絕對不是現時所指的「即日鮮」、「五時花、十時變」的民間情緒。筆者說過，北京要的特首民望，是長年累月積集起來的堅實的能力聲望，此等聲望轉化成政治本錢，可以用來替北京做港人不喜歡的事（如推二十三條或限制學術自由）；做事過程中，特首必須以他的這種民望支付成本逐步消耗盡淨。曾蔭權是一個最佳例子。

當初，曾的民望高而質堅實，是幾十年來當公務員埋頭苦幹累積來的，港人清楚而北京正覺合用，讓他當特首有原因；其後他玩手段百般阻撓民主進程，替北京幹出成績，民望因此拾級而下（還有其他原因），現在接近清盤，大體符合北京理性期望。

這種真民望，唐勉強可說有一丁半點，梁則半點沒有（筆者曾把他比作沒有開過車而非常善於指東點西的教車師傅）；如此，北京二選一，會是基於每周每月大不同的情緒民望差距麽？就算此等民望是真民望，北京會任由港人表達而按之挑選特首麼？有朝一日，港人鍾意一個有民望的民主派怎麼辦？覆水難收，北京豈會搞「你寫單，我照辦」？有人提倡網上投票顯示民意，立即被罵「違反基本法」。僅此一點，便知梁唐之爭，絕不會輕浮得按港人民意情緒決勝負。

2017年若是真普選，按「六四黃金律」，當權派參選人的對手，必是瞄準泛民那六成選票的實力派；這個人多半不是泛民政黨某一頭面人物，而更可能是一位相對開明、民主派肯接受、有長年做實事、有魄力的企業家、高官或專業人士。如此，當權派將有大敵，故今年斷不會打內耗戰，加劇板塊對決。


可以圍觀不可投入

但後二者都在進行中，故2017年一定是假普選，當權派根本不必搞「演習」。既非「演習」，到底是什麼？大家看看：唐梁二營開戰，負面攻擊從扒桃色糞到彼此侮辱（梁公開說對方蠢；唐的文膽一再咬着對方背後一名金主稱他「高個子」惡意挖苦），從揭對方一把手的瘡疤到互揭對方政策弊端，笑裏藏刀棍棍到肉愈發迅猛。道理和事實俱在，說明梁唐今年打的是真仗，即黨線加板塊之間的利益對決。

董政府曾經明益一方，一些原先大力支持他的二線資本家撈不到油水很不滿。曾政府治下，儘管政治上搞親疏有別，但公務員式的處事方法，還勉強可在財團板塊之間維穩。若下一個是唐政府，則二線資本家不但翻天無望，板塊還必然被壓縮，直接影響其黨線利益（後面必然拖帶某些國企陸企）；如此，梁營怎按捺得住，乖乖像幼兒園小孩兒般排排坐、吃果果？都說梁先生年輕，來日方長，何必那麼猴急？殊不知，他等得（N屆不嫌多），背後的黨線和板塊勢力也等不得。

這是一場動真格的假選舉。動真格，所以才那麼好看，值得市民圍觀、媒體報道。是假選舉，所以才那麼難看，論者只宜客觀分析兩營爭霸，不宜美化事件，更犯不着真情歸邊公開替某方吶喊抬轎。

示範單位悄悄搬家 兩個政府隨你認同

練乙錚



台灣的三合一選舉選過了，結果十分好，過程尤其漂亮，選後勝負雙方領導人的政治風度更是恰到好處。筆者先談選舉在華人社會中的影響，然後具體按結果看涵義。

是次選舉上周成為全球華人社會的新聞焦點，大陸也到處「瘋傳」。結果，北京中宣部急了，選前幾天，禁止大陸記者出發赴台，已抵當地的，投票日不得作現場採訪。控制媒體活動不夠，還要阻擋遊客視野。據世新網10日報道，由於前往台北觀選的大陸人太多，中共之前已下禁令，選前一周內，陸客不得跟團抵埔，有些已經赴台的，投票日之前更須提早隨團折返，故上周台灣專做陸客生意的導遊，幾乎無團可帶。

如此非禮勿視以護陸人弱小心靈，不愧乃「負責任政府」所為，優勝寓言中的大和尚敦促小和尚不可注目「魔鬼」。


香港大陸 反「被示範」

香港這邊，赴台觀選的遊人比往年更踴躍，以致某著名旅行社竟適時拋出「雙觀團」吸客（路線包括觀選、觀光），殺行家一個措手不及。一次選舉，兩種反應，河井之間，南轅北轍。不過，港人也別高興得太早。我們本乃一國兩制的對台「示範單位」，但今年明顯出現範式轉移，台灣反客為主，清楚成為新的政制示範單位，而且是島外華人民眾用飛機票「選」出來的，香港和大陸反而「被示範」了。

何以致此？在香港，道理很簡單，是真假問題；歷次特首假選舉，人們看慣看悶了，不如過海去看真的。在大陸，是軟硬實力問題。大陸放幾個飛彈便可把小台灣炸平，十四億人每人吐一口痰就足把區區兩千三百萬台人淹死；此兩句憤青話沒錯，不過，論政治軟實力，台灣四両卻可撥大陸千斤。同樣的軟硬實力問題，賈誼兩千兩百年前便在他的《過秦論》評論過：「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上篇末句）。春秋之筆，扼要深刻。

筆者身在海外，未克到台參觀新的「示範單位」開張，倒是留意到這次選舉的一個側面：投票那天，台灣政府組織十萬人「維安」，保證了一千三百多萬實際投票者安全行使公民權利（千三萬是人口的57%，有投票權人數的77%）。

試想，換了在大陸，若同一個百分比的民眾同一天站出來試圖表達對國家最關鍵意見的話，共產黨會調動多少軍隊「維穩」？用什麼武器？死多少人？後果是什麼？「維安」與「維穩」，字面無大分別，卻隱然代表兩個不同世界。

其實，台灣這次選舉很「安」，沒出一點亂子，比上兩次都好，證明社會進步了，民主更加成熟了。相比，北京前幾天連買一個蘋果手機也引起「群眾性事件」，上了世界新聞。這點分別很值得大陸當局深思。

說老實，六十多年了，分別豈止這一點？比民生，比政制，比文化，比教育，比自由，比人權，台灣除了一般人的國族主義心態不如對方那麼發達之外，沒多少方面不優於大陸。在全球華人社會裏，是次選舉無疑已把上述各種對比聚焦，催生一個前所未有的民間「九二共識」。

大家知道，「九二共識」有兩個不同官方版本，大陸指的是「一個中國」；台灣方面，國民黨的理解比大陸多四個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台灣的表述當然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民進黨的滑稽說法是：所謂「九二共識」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國民黨的版本，在這次台灣大選中起作用，大陸雖然絕不喜歡，也勉強容忍。


中國模式vs台灣經驗

不過，筆者說的民間「九二共識」，與兩種官方說法都不同，既不必政治正確，也毋須狹義解讀：一個中國，明擺着兩個政權，任你月旦，隨你愛憎。歷史因素決定，華人今天分居陸台港澳，餘的遍布世界每一角落，國籍身份不易改變，日常生活接受所在地政權管治安排，不在話下，但在資訊高度流通的今天，人們卻可跨越政權界限去思想，憑認識決定好惡，按價值選擇效忠。「兩個政府，隨你認同」。

無疑，前往台灣觀選的陸客港人，不少是帶着貪新鮮、看熱鬧的心態前往的，但在鬧哄哄的氛圍之下，這些人總會有一點政治感覺，當中尤其知識人，總會想到「哪裏才是我的精神家園」這個纏繞國人六十多年的大問題。回想七十年代初，海外華人包括一些台灣留學生最先組團到大陸參觀，為的就是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當時找到的解答，就是「中國大陸」，以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救中國。幾年之後，這個認識破滅了。

十多年來，由於大陸經濟急速發展，不少人改宗所謂的「中國模式」，認為強力的一黨專政加國家資本主義才是真正救國之路。不過，這個信仰近年露出危機：一黨專政之下，制度性腐敗日益明顯，國企後面多的是官二代家族利益；社會矛盾惡化，「群體性事件」和維穩費用以幾何級數增長，土改黨變掠地黨；道德出現滑坡，掌權的各級黨員幹部帶頭。於是，人們多了一重疑慮：產值增幅固然重要，但更大的問題是，大陸社會往何處去？高增幅能否把一個愈來愈腐敗的社會帶到國人心中的理想國？

於是想起：「進步」原是一個向量，速度之外還有方向；方向錯了，速度愈高愈要命。而且，大陸經濟增長超高速無以為繼，人們於是明白，所謂「中國速度」，還是深受西方影響，西方超熱，大陸超速，西方不振，大陸便失色，拚了命也好不過印度多少。再往前看，如何是好？台灣經驗，適時提供另一答案。


精神家園 四處尋找

台灣的故事，如果只看到七八十年代，那是和大陸到目前為止差不多的，但到了八十年代，故事出現政治拐點，五千年文明古國民主化了。其後發展，大家清楚，要點是：台灣經驗是一個近乎完整的立國經驗。政治上，從極權到民主、從專制到自由；經濟上，從落後到富足，從漁農到包含大量高科技。兩者都可謂「達道」。重要、但還未符人民要求的，就是廉政；馬英九上台，這方面跨出一步，他連任，當會再走一步。廉政這一項搞好了，台灣經驗便可上升為完整的「台灣模式」、「台灣範式」。

台灣在國際上沒有話語權，在全球華人當中的政治比重也很低，但一個內容豐富的「台灣論述」正在積聚力量，吸引着全世界大小角落裏正在徬徨焦慮地尋找精神家園的華人；這次到台灣觀選的陸人港客，便是這個論述的吸收者、傳播者。

在民間「九二共識」之下，愈來愈多人會接受「台灣論述」為中國發展道路。這是很好的傾向，最能引導兩岸良性政治競爭，慢慢促進大陸當權左派最怕最恨的和平演變。


版圖更易 各取所需

談談是次台灣三合一選舉的具體結果。「三合一」，這次指選總統副總統、區域立委、不分區立委（政黨票）。主要事實如選票數目等，讀者大概已從其他渠道知道了，故筆者只提供幾點概括。

是次選舉，沒有一方不贏，各方最起碼目標大體上都達到了；這包括藍綠兩大陣營，以及其次的台聯與親民黨。國民黨依然「全面執政」，即保住總統和立法院的過半數席位，大處不失。

民進黨繼續走出陳水扁陰影，大選得票率和得票數與2004年最高點及2008年最低點比較，復元超過一半；最明顯的收穫則在立法院議席，從選前的二十四席（19%）復原到四十席（35%），比起該黨最高紀錄即2004年的39%，僅一步之遙（國民黨則從八十一席（77%）掉到六十四席（57%），失去三分二大多數，一些重要的憲政議題無法阻擋）。

版圖方面，一直以來，藍綠勢力以濁水溪為界（濁水溪是台灣第一長河，於島上中部橫向西流），濁水溪以南是綠營票倉，以北是藍營天下。這次民進黨選立委，不僅跨過了濁水溪，在台北、宜蘭、澎湖等地插了綠旗，還回過頭來固本，把高雄市九個立委席當中國民黨本來佔的六席壓為兩席。蔡英文雖然輸了總統位，但她帶領民進黨走向復元並淡化該黨深綠色彩，功不可沒。

宋楚瑜這次參選總統，目的不可能是勝出，而是借勢讓黨友取得立委席，避免橘營徹底泡沫化，結果他如願了，親民黨得了立委三席。已經泡沫化的台聯，也取得相同戰果，起死回生，立委從零席增到三席。或者可以這樣說：和選前比，國民黨全贏了卻退了；民進黨和親民黨輸了卻進了；台聯淨贏了。藍綠支持者的數量差別，這次壓縮到5%以下，大大低於2000年之時的20%。


「民主之父」 調整格局

台灣選後的黨派陣勢對民主政治而言相當理想。兩個大黨分別代表藍綠陣營，凝聚社會上兩派民眾的主流意見，但兩營裏頭各有一個小黨，對大黨虎視眈眈，起着陣營內部競爭作用（台灣還有十個八個超小黨，但都進不了立法院，無影響力）。2004年立法院大幅削減一半議席、每個區域立委選區採單議席單票最多數決之後，兩個小黨很快泡沫化，今年大有可能雙雙歸零。

於是「台灣民主之父」李登輝又出手，先是三十年恩怨情仇擱一邊，大手拉抬宋楚瑜，公開讚他有才幹、應該出來做點事，順利把他抬過參選總統門檻，讓他曝光機會大增，分化藍營之餘，還強化宋的黨友選立委時的「衫尾效應」。然後，在最後關頭，阿輝伯以風燭殘年術後剛癒之身，奮力替蔡站台催谷綠票，賺得這場選戰開局以來最多眼淚。結果，兩個小黨都保住政黨票的5%法定下限，都能在立法院正式成立黨團，台聯的得票率還高至接近10%。縱觀二十年歷史，可說台灣目下政黨競爭格局是李登輝一手打造出來的。

由於藍綠實力進一步拉近，中間選民票愈形重要，兩大黨的政綱亦必向中道趨同，鐵票失色，台灣政治有望更加理性化。看來，這個新的政制「示範單位」只會愈來愈好。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即將舉行的「選舉」，因此愈發難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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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


那一晚，我慶幸自己在這片土地上


上個禮拜到了台灣看總統選舉。周六晚，也即是大選結果公布的那一夜，身邊不少朋友走了去藍營慶祝馬英九當選，感受勝選的喜悅，我卻選擇了去綠營。

我相信，大多數香港人因為種種原因包括感情因素，都喜歡見到馬英九連任，但對不起，當我聽到他勝選演說中那一句「把危機轉變為商機」時，真的覺得十分刺耳，也可以想像，為何不少有理想的八九十後，總是投向綠營。

在綠營聚集了等候結果公布群眾的廣場上，人們沒有因為從電視直播的點票中，逐漸看到蔡英文大勢已去，而紛紛鳥獸散，反而繼續堅定的站着，等待着小英露面的一刻。因為大家知道自己到來這裏的理由，不是為了知道她會贏，不是為了要錦上添花，而是為了要有所堅持，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有所堅持。


最後一里路

那一晚，下着大雨，打傘的人很少，以免妨礙別人，於是全身只有濕透，眼鏡片也一片模糊，但我卻聽到蔡英文在這樣的淒風苦雨下，說出我聽過其中一篇最動人的演說﹕

「我知道此刻大家的心情。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原本期待勝利，但是，現實不盡如人意。但是，我要跟大家說，我們要堅強，我們一定要堅強，我們一定要比誰都堅強。我們是民進黨，我們過去在面對挫折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倒下過。以前不會，我知道，這一次也一定不會。」

「我要請大家回想一下，4年前，我們曾經是這麼的絕望，我們所要挑戰的山頂，曾經被認為是遙不可及。但是，我們咬着牙，整個黨團結在一起，在這4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這一次，我們已經接近山頂，我們還差一里路。」

「各位，你們真的不要懷憂喪志。台灣不能沒有反對的聲音，台灣不能沒有制衡的力量。未來這4年，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以執政者的角色，來實踐我們的理想；但是，這並不代表，在野就沒有力量。」

「我相信，只要大家繼續站在我們身後，給我們支持，給我們鞭策，我們一定還有未來！下一次，我們一定可以走完最後一里路！」

「最後，蔡英文也要以個人的身分，感謝大家一路相伴。這4年，是很美好的旅程，我們一起並肩作戰，在我的心中，你們不止是投票給我的人，你們是我最好的伙伴。」

「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心裏都很難過，如果你心裏真的很難過，就讓它發泄出來。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氣。你可以悲傷，但是不要放棄。因為明天起來，我們要像過去4年一樣的勇敢，心裏充滿着希望。因為，我們必須勇敢地扛起這個國家的責任，我們必須樂觀地，繼續為台灣這塊土地打拼。」

那一夜，我想起很多，想起香港民主運動的過去，想起香港民主運動的將來。

那一晚，我慶幸自己在這片土地上。


我們沒有那一份重量

這樣的一篇演說，老實說，我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寫得出，但問題是，在香港能否有人讀得出來，那又是另一回事。

我的意思和重點不是在於質疑我們那些特首候選人的演說能力（當然這其實是值得存疑的），而是在於，這樣的演說，背後有着歷史的重量、制度的光環、信念的力量，以及實踐的感召。

正如最近一段網上熱爆的短片所言﹕

「台灣擁有18,090,000個總統選委，香港只有1200個特首選委」；

「馬英九代表了6,891,139個台灣人民，同時蔡英文代表了6,093,578個反對聲音」；

「他們熱愛的早已不是個人崇拜，而是實踐的公平理念的政府」。
（http://vimeo.com/35091574）

沒有這樣制度上的光環，沒有那有血有汗、讓人尊重的過去，沒有那份歷史使命感的傳承，我們唐梁兩位特首候選人，即使有文膽可以幫忙寫出這樣的演講稿，又能夠把這樣有氣魄的文字，字字鏗鏘、理直氣壯的說出嗎？

或許現在某些建制派特首候選人是受到某些勢力打壓，但若然有朝一日他輸了小圈子選舉，又或者拿不到150個提名，因而入不到閘，他能夠理直氣壯的說出﹕

「各位，你們真的不要懷憂喪志。香港不能沒有反對的聲音，香港不能沒有制衡的力量」；

「在面對挫折的時候，從來沒有倒下過。以前不會，我知道，這一次也一定不會」；

「感謝大家一路相伴，這4年，是很美好的旅程，我們一起並肩作戰，在我的心中，你們不止是投票給我的人，你們是我最好的伙伴。明天起來，我們要像過去4年一樣的勇敢，心裏充滿着希望」。

你說能夠嗎﹖


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世間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天各一方，咫尺天涯，而是他們在排隊投票選總統，而我們卻在排隊攞form認購新股、買iPhone。而這就是海峽兩岸的距離，也是中國若然要統一，所要跨過的距離。

選後翌日，我出席了當地一個由台、中、港兩岸三地民間NGO所舉辦的圓桌座談會，席上不少台灣朋友都擔心，台灣會否變成香港第二，因為要看大陸臉色，而最終被和諧掉；相反，我默默坐在一旁，卻只是慚愧的想着，香港能否終有一天成為台灣第二，由民眾一人一票選出我們的特首。


小豬的正義

上周二晚，我獨個兒走到位於松江路的蔡英文台北市競選部看看，卻給我碰上不期而遇的一幕——一位失明人士，行行重行行，跌跌撞撞的走到來總部，如此千辛萬苦，我原以為他要來找民進黨幫忙，又或者作些什麼控訴，不料，他卻只是默默放低一個小豬撲滿，裏面裝滿硬幣。他態度十分謙卑，說希望這些小錢能幫到小英。

這是很動人的一幕。

一位綠營的朋友對我透露，在「三隻小豬運動」中，他們最後總共收到近14萬隻小豬撲滿，近2億捐款，佔總體5至6億捐款中的超過三分之一。到了選舉後期，因為捐款已經差不多達標，因此一些中小企超過100萬的捐款，小英都婉拒。

蔡英文說過﹕「小額募款不是小錢，而是來自土地，代表正義。比任何一筆大錢都更有價值。」

如今民意支持度最高的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有報道指他計劃親自落區籌募競選開支，向市民爭取贊助支持，不知道最後又有否成事？當然，他也可以搞個「三隻小狼運動」，但在你我都無份投票的情况下，你估又會有多少人真的願意捐款？

至於唐英年，當然那就更不消提。或許，他可以找鄉議局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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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然

港男在台中


一個港男向我道別，說是在台中找到了工作，也找到了女友，打算離開香港去那兒長居。

我跟這個港男相識接近十年，十年來，看他跟不同的女人離離合合，從不許下承諾，從不規劃明天，很奇怪他會為一個感情尚未深厚的女友放棄熟悉的生活環境和人際網絡。港男向我描述台中的美好生活：六百呎的屋，租金加水電煤氣上網費的開支，約港幣兩千元；搭公車，首八公里零收費。收入雖然比香港少了，但民生必須的費用大幅縮減，在香港從來不敢設想結婚生子的他，突然發現，只要兢兢業業工作，他可以向女友許下承諾，有可能擁有踏實平和的生活。一個港男到了台中，突然發現，他的人生之中，也可以有成家立室、結婚生子、養兒育女這一回事！他以為那些事情與他無關，卻突然發現與他有關。

我聽了不知說甚麼好，很唏噓也很難過。我為香港人今天的命運難過。是誰，剝奪了香港人的希望？那麼平凡、平庸、卑微的希望？不少適婚年齡的港男，被視作不負責任、沒有承擔的一群，試問，生活在一個連基本民生都越來越缺乏保障的社會裏，誰敢規劃未來？許多人結了婚，一生都在為住房拼命打工，不敢生育，甚至不敢生病……

一個吊兒郎當的港男，到了台中，突然發現，他其實嚮往細水長流的感情和生活。在那兒，他能找到希望，也能找到真正的自己，那是愛情的必需品。

三看烏坎 三問港人來

練乙錚



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的群眾運動有特殊意義，香港人尤其有責關注。筆者今天試提供分析此運動的三個參照點，並膽敢向有關港人提出三問。

事件的第一參照點是發生在1871年法國的巴黎公社。知道一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讀者，都會馬上看到二者之間的共同處。首先，當年的巴黎和今天的烏坎的原來地方政權，包括官僚機關和武裝力量，一下子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當地群眾建立的臨時自治政權或組織。巴黎公社的臨時政權維持了六十多天，最後被凡爾賽政府（其時法國敗於普魯士之後的流亡中央政府）的軍隊武裝鎮壓，死人以萬計，悲劇收場。烏坎村的自治組織成立於本月初；其時，村幹部、公安怯於群眾運動聲勢，一個不剩落荒而逃，文件等物品都來不及收拾，村政府的辦公樓現在空空如也，上了封條由群眾把守。


巴黎烏坎 難作比擬

其二，群眾為填補地方權力真空而設的臨時自治組織，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不同者，巴黎公社誕生之前，法國由復辟的拿破崙三世統治；此君原來與他的叔父拿破崙一世一樣，有鋪皇帝癮，起先通過普選上台，當了三年總統便策動政變，修改政體稱皇，故巴黎公社臨時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還原而已，而且發生在法國戰敗、皇權式微之際，本身不算太震撼。烏坎則不同，它的民主選舉是在整個中國大陸六十餘年一黨專政、黨勢大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出現的，對中共而言，說是晴天霹靂也不為過（近年買好中共專制政權「模式」者，大概不會說「預?」）。

事件的第二個參考點，可試從中共黨史上找。1931年中共在山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過那時中共已經得到蘇聯的幫助，瑞金政權遂有毛有翼，具備完整的政府功能，還發行自己的鈔票，而且存在了三年，烏坎實不可與之同日而語。瑞金政權成立之前，有「井岡山的鬥爭」，是黨直接領導的、非常成熟的武裝鬥爭，長時間與國民黨短兵相接，「段數」已經很高，烏坎亦無可比擬。


古老悲劇 當地重演

再之前，中共在湖南、江西一帶發起「秋收起義」（黨史上亦稱「秋收暴動」）；但因為同樣是武裝鬥爭，起義之後還準備攻打長沙，而且地域規模大得多，烏坎也不能比。如果撇除暴力與非暴力這個不同點（烏坎乃非暴力），光從性質與規模看，黨史上提供最接近的參考點大概是1927年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不錯，也是在陸豐及附近地區發生，也是農民造反。

陸豐在汕尾海濱，旁有海豐，兩地一般合稱海陸豐。彭湃是海豐人，大地主家庭出身，辛亥革命後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習政治經濟，本是一位基督徒，五四之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決意組織自己家鄉的農民運動；因為熟悉農村，工作得心應手，於1927年創立了「海陸豐蘇維埃工農兵政府」，堅持了一年多，是黨史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比瑞金蘇維埃還要早，連毛澤東也佩服，稱他為「農運之王」。

讀者可以看到，中國農民八十年前的悲劇，今天在海陸豐重演，同樣是土地問題，同樣是錢權勾結；不同者，是舊時農民跟共產黨起來造反，現在是農民自己起來造共產黨的反。革命者得天下之後腐化墮落，最後成為革命對象，中國的二十六史，從湯武革命起，大抵就是如此周而復始。及至中共，一個以農民運動起家的皇朝，再一次從搞土地改革墮落到搞土地掠奪，從根基底部動搖了自己政權的歷史合法性。烏坎事件一葉知秋，向大家提示：中國歷史似乎並未走出毛澤東滿懷自信以為已經走出的「歷史周期律」。

烏坎的第三個參照點應該從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自發群眾運動裏找；最明顯的，當是八九天安門事件。論起因，兩個事件很相似，都是貪官太多，民眾要反官倒。論訴求，天安門運動要求新聞出版自由及政治民主，並以法律形式保障；烏坎要求地方政府接受民眾監督，不能隻手遮天，官員應由公開公正的普選產生。這兩個運動的訴求都差不多，其實都是憲法已經明文保障的。不過，在不少方面，包括群眾的自治程度這方面，烏坎不僅繼承了天安門，甚或已經超越：

論持久，烏坎事件由開始至今三個月，已超過八九天安門事件；後者由當年4月中旬胡耀邦去世起，到六四屠城止，還不到兩個月。

論參與者成分，天安門多年輕學生、工人投入，烏坎則是以所有宗族、家庭為單位，不論男女老幼社群行業，都成為發動機，完全沒有內部阻力，結果是一個全體市民參與的總動員。


中央政府 多月無聲

論發生場所，天安門運動是廣場運動；廣場運動有其優點，就是可以很快把運動訴求聚焦，但缺點是要佔領，非常不方便，而且一旦佔久了，當局要驅散參與者，藉口很多，美國華爾街及各地發生的「佔領運動」，便是好例子。烏坎，則是名副其實的社會運動，在社會每一角落、每條街上、每個單位、每戶人家裏就地發生，超越廣場，包括廣場，不必佔領，已然佔領。這個運動形態，是烏坎社會現實政經矛盾深廣度決定的，有其體制普遍性；運動蔓延到各地的話，一樣會以此形式出現。

論原動力，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由抽象理想驅動的，烏坎運動則源於具體利益被掠奪。要解決由抽象價值驅動的運動並防止重演，統治者只需擊破運動，進而重設民眾頭腦裏的觀念便可（看來中共在這方面做得不錯）；但是，因具體利益被掠奪而引起的運動，卻只能通過利益還原才能解決，而且不能只在一地還原，因為別的有同樣問題的地方，遲早會群起效法，進入運動狀態以取得利益還原。也就是說，體制問題須體制解決。而大陸農村現時發生的，是由黨員帶頭的體制性掠奪，要體制本身去解決，困難得多。

烏坎民眾呼籲中央政府出頭，但奇怪得很：中央政府三個月來在此重要事件上無半點公開表示！中央怎麼解決呢？上頭知道下面的地方政權都敗壞了，就算解決得烏坎的問題，烏坎就馬上成為星星之火，向全國四周燃燒、向上方燃燒。因此，中央一定要求地方就地解決。


斷水斷糧 全球罕見

不過，汕尾與烏坎地方政府出什麼招，大家早可猜想到：一、事發後馬上和村代表會面，隨即聲稱「問題基本解決」——再鬧，就是你心懷不軌（做了）；二、把運動的中堅打成壞分子，抓一批、殺幾個（做了）；三、指控《南周》和一些境外媒體別有用心，是受敵對勢力指使（做了）；四、試圖切斷出事地點與外界接觸，封網、割線、阻外人進入（做了）；五、準備鎮壓——斷水、斷糧（做了）。

最後一點，猶如天安門的坦克，也是共和國的第一次。用集體餓死、渴死為手段，對付有正當訴求的自己人民，除了今天的中共黨官，筆者還想不起近代世界上有哪個政權曾這樣做過。怎麼辦呢？現在中間?墨由省政府出頭，也不外玩兩面手法，懲處一兩個市級當政官員、抓起運動的帶頭人，把火種撲滅，同時增強全國各地的專政維穩機器。能否奏一時之效，大家就看此黨的造化。


烏坎勢危 應予聲援

烏坎土地問題，肇於當地黨官胡作非為，倒賣土地與香港地產開發商聯手獲利。弄到如此局面，筆者認為港人是有責任的。為此，筆者膽敢提出三問。

香港地產開發商和大陸各地官員勾結，瓜分國內人民土地，恐怕不限於烏坎。那些江蘇姑爺珠海姑爺，二三十年來在大陸風光得很，地產項目發展快如閃電，還常常慨歎香港公務員項目審批速度慢，環保團體阻住地球轉，拖慢「香港發展」。試問，當年大陸人民的維權意識薄弱甚或根本無有，這些財雄勢大的地產姑爺們有沒有像在烏坎的一樣，於全國各地與各級黨政要員打龍通，掠奪土地予取予攜，一天等於香港二十年？此第一問。

美國自1977年起，有國內法規範國民及美國企業在外國的商業行為；如有在外國以任何利益為手段行賄當地官員者，如同在國內犯法，可以刑事起訴，最高罰款二千五百萬美元及入獄二十年（American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1998年，OECD（發達國經合組織）當中的二十九國通過了協議，同意各自推動類似的國內立法。英國去年修訂並通過了了它的Bribery Act，其中第六章便是有關這方面的規範。現在，G7國家除了加拿大，都有類似的法律了。

大陸黨政貪官多如牛毛，港商肆無忌憚與其勾結，直接損害大陸人民利益，實在不可饒恕。故筆者認為，香港也應進行同樣的立法工作，並於立法之後嚴格執行。若有港商、港企在此法之下獲罪，港人更應杯葛他們的公司股票及產品。此立法工作能否展開、能否順利進行，端視本地商界在大陸有頭有面的大人物（特別是那些如同擁有內地政治通行證的港區全國或地方人大、政協）能否不為私利、多為國家，與立會衷誠合作。特區政府、立法會及有關方面的官員、政黨、團體、個人願意嗎？此第二問。

筆者希望烏坎運動和平發展，但一來擔心中央黨政分裂無作為，地方黨政官員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進行圍堵，最後血腥鎮壓；二來擔心中央未表態，也許只是山雨欲來。回想六四前夕，中央分裂了，一度無作為，之後主殺派得勢，馬上下令共軍屠城。此刻政治局常委可能正在鬥得不可開交；筆者留意到溫家寶近日取消了接見兩位重要外賓的消息。

港人有深切責任在此時發聲，以助免除烏坎民眾的可能一劫。立會各議員應不分黨派，共推一個議案，譴責汕尾當局對烏坎實施的野蠻斷水斷糧行為，並要求中央及各級黨政機關保證不用暴力及其他非法行為對付烏坎市民、作秋後算賬。四名角逐特首大位者，亦應立即發表聲明，向中央政府作同樣呼籲。代表港人發聲支援烏坎民眾，這些人願意嗎？此第三問。

天安門之後二十二年，無良黨官狼性依舊，甚或因國勢上升、專政資源強化而大大膨脹了。耶誕在即，舉世歡騰無暇顧及之際，烏坎人民卻危在旦夕。港人應該再次有所行動，面北發聲。

失控的格鬥，真做的假戲？

練乙錚


特首「選舉」進入最後階段，筆者一不偏幫，二不猜測結果。大集團在玩小圈子遊戲，不應偏幫；結果不由港人話事，「天命」難測，筆者沒這個本領，也沒有所謂的「內幕消息」。本文只提供一些基本觀點，分析唐、梁之爭的涵義，給讀者參考。

本地評論界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央有其他大問題要處理，香港的事不過芝麻綠豆，當權派內部為了誰當特首吵吵架又如何？反正都是「自己人」；而且，2017年搞普選，這次「假戲真做」演習一下，對中央來說，也無不可。此說太兒戲，而且不符「國情」。

就看層次最低的區會選舉，中共在港的政治機器八年前已開始部署，投入人力物力不知幾何，更有西環負責協調；現在「選」特首這個層級最高的特區官員，有可能任由「香港人」分兩派廝殺自定勝負嗎？筆者認為不可能。何也？


「支持」某方 實為「套戥」

首先，大家留意到，這次梁、唐對砍，不少一、二線資本家及一些「打工皇帝」先後表態，有些更不惜公開歸邊助陣帶頭衝。這種表現與民主國家的情況大異其趣，包含重要資訊可資解讀。民主國家的大資本家也常在重要選舉活動中下注，但他們的動作都比較間接、低調，這當然與一些法律限制有關，故以私人名義作出的大筆政治捐款，只給智庫和草根組織，而且他們往往同時支持交戰雙方，其個人立場僅可從捐款比例看出端倪，有時甚至根本看不出。

除此之外，他們或是不公開自己的一票誰屬（如Bill Gates），或是只作非正式被動公開（如Warren Buffet），但無論如何，一定不會抬轎，更不會像香港現時看到的那樣搖旗吶喊豁出去。他們這種低調做法，一個原因是要作「政治套戥」，但更重要的是，多數票在中下階層手裏，大資本家的高調支持，特別是對主張自由經濟的候選人而言，很可能是「死亡之吻」。

香港的這次特首「選舉」則不同，票不在平民手裏，加上雙方背後都是大資本家，一方代表傳統勢力，另一方則地產利益色彩至為明顯，故資本家大膽落場肉搏，並無上述「死亡之吻」禁忌。

不過，如果2017年是一場有各派代表公平入場參與、票在市民大眾手裏的真普選，則筆者敢斷言，本地大資本家一定向西方看齊，降調收聲玩套戥。如此，這次「選舉」的所謂「實習」作用，從何談起？但如果2017年不是真普選，則現在又何必多此一舉搞「實習」？


階級矛盾 勢必加深

再者，民主國家資產階級那種低調做法的另一社會效果是，大資本家及其財團之間，彼此不會因短兵相接而加深矛盾、變成世仇，影響企業運作。香港這次特首「選舉」淪落為資本集團之間互片，已造成當權派的大問題。

眾所周知，此派本來便有一大內部矛盾，即資本家和傳統草根左派之間的階級矛盾；不過，在「愛國愛黨」口號及大陸走資的情況下，此矛盾有所緩和。現在，大資本家之間因派系利益徹底分裂勢不兩立，而兩個山頭之中，一方是資本勢力主體，另外較弱一方則喊出民粹口號以作招徠；後者如此劃線，勢必加強當權派內原有的階級矛盾意識。

當權派內部裂痕這樣加深了，整體上還不至於影響北京在這次特首「選舉」中的利益（因為泛民根本無法在特定小圈子遊戲中構成威脅），但卻直接削弱當權派於2017年真假普選前夕的向心力，不利抗擊泛民。若到時當權派因內部分裂而形勢不妙，中央才出重手干預選舉「平亂」，則一齣宣傳已久的「真」戲，勢必比今年的假戲更假，從而給中間選民一個極壞印象：共產黨說話原來不算數。

論理，北京不可能看不到這個危機，看得到的話則絕不會讓其擴大（唐、梁惡鬥早已路人皆見，誰人不知就是白癡；不是有「大孖沙」老早聲明：「若某某人得勝，馬上移民」嗎？）。

再者，兩個山頭裏的人，並非都是善男信女；這次敗選的一方為免對方五年之後再度得勝而鞏固其派系的政經地盤，期間必或明或暗籠絡在野的泛民，甚或來一招「寧給外敵、不予內仇」，暗地裏與泛民交易，共推一個彼此皆可接受的候選人，以保證砍倒對方。然而，這卻是北京更不願見到的。


北京「山頭」 互鬥激烈

因此，今天香港出現兩個當權派山頭直接火拼，其影響之深遠，黨中央有可能的話，決計不會坐視。故筆者認為，今天當權派分裂為挺梁派和挺唐派，乃是北京欲控而失的結果，反映其最高層內部早已嚴重分派，甚或在其他大問題上已然分裂！

中共政治不透明，但觀幾年來各種迹象，高層貌合神離日漸明顯，政治局常委裏有吳邦國賈慶林等的黨工系，也有溫家寶等的緩和派（胡錦濤居中搞「和諧」成不了什麼派），公開各說各話，密室裏不知鬥成什麼樣子。此兩派還各有政治局常委之外的地方支持者，如重慶的「唱紅派」和廣東的「不唱紅派」。

此外，還有能量絕對不能低估的前一、兩屆諸領導人各施各法「發揮餘熱」。尤甚者，在中國大陸，三十年前，政治鬥爭是權力和意識形態之爭，今天加上派系集團家族之間的龐大經濟利益掠奪戰，矛盾更為激烈、複雜。於是，黨內外、派系、血系之間，歷史恩怨與政經利害犬牙交錯，步調要統一，比以前更難；外交部止不住軍頭對外亂開口，溫總調動不了軍方的直升機去救人，有一派要政法分家、另一派卻說要「築牢抵禦西方三權鼎立的防線」…。

這些「不方便事實」，愛國派非但不敢提，連想一下也會條件反射心生禁忌；本地大資本家則因利益所繫非常留意，卻不會公開講。

這些「不方便事實」很重要，清楚反映專制政權的一個特性，就是最高個人權力從第一代領導人起，不斷下降。第一代中的「神」隕落後，權力靠慣性還可集中。到了第二代，必搞所謂集體領導；這一階段之初，領導層還比較團結，但再往下去，必貌合神離，派系之間互相傾軋日益明顯（即今天境況），最後四分五裂。

這個規律，一如白手興家的富人，身後三代之內家族不是分崩離散各走各路就是嚴重不和大打出手，其道理也是一樣的（堪稱熱動力學第二定律的社會政治版）。因此，不是操控成癖的黨中央忽然不想全程操控特首選舉，而是在現今黨內政經利益鬥爭難分勝負之際，未能有效操控；簡而言之，就是失控。分析今年特首大位爭奪戰，筆者認為應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


失控格鬥 敗者悲涼

其實，無論唐、梁，皆早已是培養對象，不過在鄧時代，鄧的個人權力可說是絕對的，黨內不同派系就算有「心水馬」也不會明說；江時代距鄧未遠，黨依舊是一言堂，與胡溫當政特別是連任以來黨內高層公開出現不和而無人可以一錘定音的狀況很不一樣。其實，在香港特首誰當的問題上，中共高層之間早已出現不和，特別是2003年董落曾上那一幕。那事非同小可，胡的確太不給江面子。

大家想想，再之前不久，曾發生女港記向江請問欽點一事，當時龍顏大怒震盪全球，原因就是江覺得丟臉（欽點的事實不是問題，問題是港記字眼「用錯了」；倘若「欽點」換作「慧眼識英」之類的恭維話，結果當是龍顏大悅）。2003年胡的行為，難以想像可在早一代領導人執政之下發生。

家醜不外揚，為何中共內部紛爭，竟波及另一制的香港？這說法會否過分？比如美國，國內政爭止於國門，其外交政策跨黨派，一致且連貫；一黨專政的中共，這方面難道比美國還不如？世事奧妙，往往如此。筆者試再提一個觀點點，讓讀者思考。

香港資本家，從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天起，就扮演着重要角色，絕對不能小覷。三十年來，他們踏破鐵鞋跑北京，早在黨內打好大量關係，勢力和影響直伸最高層。黨內高層有的是大陸的權，香港資本家有的是外面的錢，彼此垂涎，內權外錢平等交易，才可成活。

然而，黨內高層分系分派，港資不可能不歸邊靠碼頭；反過來說，香港大資本家之間何嘗不是壁壘深嚴，黨官何嘗不需擇木而棲？三十年來這個錢權互動過程，演化出今天港人眼底下的唐、梁之爭。一派上台，另一派不會好過。甲當特首，乙要移民。那並不是一句虛話。

失控的格鬥，真做的假戲，涵義大不一樣。舉例說，若是假戲真做，梁這次參選是合作，輸了也有後福；若是失控的格鬥，則他參選如同玩命，輸的後果很慘，其支持者亦然。

特首民望拾級而下 本是黨的理性期望

練乙錚



王光亞談挑特首條件干涉特區內政，港人口誅筆伐一點沒錯；但筆者認為，王所提三點，乃給梁、唐、范三位覬覦特首大位的候點人各戴一頂高帽誇獎一下而已，並無令某方特別得益。

王說的條件一，是「愛國愛港」。港人知道，這個有點拗口的外來四字熟語意即「愛黨」，此高帽切合三人頭形，但顯然是特別送給梁振英的，因為由他戴最富隱義。條件二，「要有很高的管治能力」。三人當中，唐英年管治經驗最豐，故這頂高帽給他戴，雖然尺碼大了點。條件三，「在香港社會有比較高的認受度」，這頂高帽，現階段送給民調領先的范徐麗泰最恰當。各人一頂，無分軒輊。


從江澤民「死訊」談起

然而，王氏說的條件三，包含一層深義，關乎今天共產黨在挑特首事上如何看待、特別是如何利用本地民意，坊間一般錯讀漏讀，值得在此詳細分析。論述此點，最好從周前傳出的「江澤民死訊」談起。

港人對這位常在鏡頭面前出洋相、因而有點人性味道、乃至娛樂價值的前任黨領導，不一定無半點好感。不過，河水不混井水，井中蛙王，對河魚而言，終是異物，談不上有真感情。然而，江、胡有隙乃不爭之實，故江何時死、死了沒有，能影響下一屆特首人選，港人因此關心。一般認為，三位候點人各自背後的人脈幫派關係十分重要，唐氏既親江，江不死則唐上位。這種看法失諸粗淺。

筆者現提一個不同觀點：江、胡對特首的功用有不同理解，挑怎樣的人或哪一個上位，由是有所爭持；至於各候點人與江、胡兩派的關係深淺，倒非關鍵，反正誰當特首也須完全聽命中央，言談舉止，遠近皆在黨的視線之中，巨細無遺。

幾乎已可蓋棺論定，胡乃過渡人物，作用僅在於把政權從第一代革命領導群（毛、鄧、江等）手上，穩當傳到第二代太子黨手上。胡本身並無堪足稱道的實踐建樹，迄今重大成就只有兩個，即搞好京奧、築牢綠壩；前者是形象工程，後者乃實質維穩，一個表，一個裡。

理論方面，所提出的「建構和諧社會」口號，與近十年來日益惡化的社會矛盾完全脫節，不啻天方夜譚。其剛毅木訥形象，到頭來不過反映必須謹小慎微，似台灣當年替老蔣傳位小蔣的過渡總統嚴家淦。

江搞革命出身，手筆比胡大，他可以一聲號令破天荒讓資本家入黨；他有膽在所有高幹及家屬（包括自己家屬）與中外資本家拉幫結派成為既得利益之時，指中國社會「有可能」出現一個既得利益階層；他能駕馭黨內不同派系，若非所願，起碼不會讓諸如薄熙來等的一方勢力，把未經批准的政治運動如「唱紅歌」一直由地方搞到京畿。

兩代黨領導的格局大小，亦可從江、胡各自委任了什麼樣的香港特首看出。董建華無管治經驗而主有為，江敢委任他，而且給他相當大的活動空間；曾蔭權有管治經驗而不敢為，胡才委任他，並只准他接「柯打」，利用自己的高民望，替共產黨在香港辦一些他力所能及、卻是共產黨不能輕易辦到的「好事」（如堵五區公投之「漏」），以後少給北京添煩添亂，而已。

從另一觀點看，結論也是一樣。江、胡交替之際，正是北京眼中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之時。九十年代，大陸經濟欲飛未起，江氏對特首有期望，要求這個人能把香港搞得比港英年代更好，不但讓國人揚眉吐氣，還能繼續帶動大陸經濟騰飛；因此，他更須要找一個懂得領導、高瞻遠矚有氣魄的人，於是找了董建華。

符合代際演化律

2000年後，大陸經濟已經走上大直路（發展經濟理論有所謂「turnpike theorem」，turnpike的引申義便是「大直路」，意謂發展中地區經濟一旦走對頭，上了大直路，自會風馳電掣，「想窮都難」，起碼到達中等發展水平為止），香港對大陸經濟而言，不再那麼重要，胡氏只須挑一個格局小一點的施政特首當爛頭卒便成。

胡重視特首上台之前的施政經驗，以及民望的質和量，因為那是當政後的政治本錢；起點政治本錢愈多，之後愈能花這種本錢為共產黨在香港幹「好事」。而且，只要肯幹這等「好事」並幹出成績，哪怕民望最後跌精光，對共產黨來說也是極好的，就怕一些港英時代舊電池做滿兩任特首一「事」無成而民望高企全身而退！

換句話說，特首的起點民望重要，因為有使用價值，終點民望並不重要，因為再沒有使用價值，太高了不僅是一種浪費，甚至還可能是有害的（特首民望如此拾級而下，實際上是數理控制論應用在胡所處的主客觀條件下的揀選特首，以及操控他辦「好事」的最優方案特徵，故此方案堪稱「胡氏優選法」）。

明乎此，港人萬勿捉錯用神，以為曾蔭權民望拾級而下，足令胡氏臉上無光，反映點錯了人；此觀點完全錯誤。怕自己揀的特首不成大器、令自己臉上無光的，是江澤民，所以當年才對着不識好歹敢問欽點的女港記一再駡街。胡不怕曾的民望下跌，因為那是要他多辦「好事」的必然結果，早已算入成本；他現時怕的是曾的政治本錢損耗殆盡卻「堵漏」不成。

江、胡上述分別，完全符合古今中外專制政權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第一代是魅力領袖群，搞強人政治，以後的逐步失去特色，一蟹不如一蟹，最終只能「集體領導」。

第二代的習近平，時或說話令人則目，但不過是流露太子習氣，並非源於魅力和自信。觀其履歷，最亮點僅是受「負祖蔭」所累，文革時吃過一點黨內鬥爭的苦頭而已；這個妥協領袖，眼界胸襟難免比胡氏更低更小，受其他來頭更大的太子黨集團左右，上台後的政治行為勢必比胡更「不踰矩」。

再用「胡氏優選法」

明年初，若江已經不在，則習上台後，肯定沿用「胡氏優選法」挑香港特首，即在幾個政治及格的候點人當中，首挑民望最高、本錢最多那個；被點者須藉高民望盡力為共產黨在香港多辦「好事」，務求剛好在任內最後一刻把民望本錢有效消耗淨盡，無半點浪費；如此周而復始，五十年不變，直至「好事」做盡。期間，共產黨理性地不期望特首可於任內保持民望不大跌，因為那根本不可能。「胡氏優選法」因而是源於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期望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的中港政治版。

按此道理分析，目前已經浮出水面的幾位候點人，可得什麼結論呢？

論民望，范徐麗泰目前最高，但完全脆弱。這是因為她回歸後的民望不源於施政經驗，而僅僅來自主持立法會時的程式公正；這種公正，偏偏是她當上特首後，一天也不能維持的，因為當權少數派需要特首處事親疏有別，才能在「六四黃金律」之下保持此等少數派的實質當權地位。

如是者，范徐氏上任後的政治面目很快打回原狀，民望和親和力隨之化為烏有，其後能替共產黨辦「好事」的本錢遂等於零。她曾意有所指，提出下任特首必須推動「二十三條」立法，而自己只求當一屆特首為之「盡地一煲」，但此事她絕對辦不來，共產黨當然明白這個；這是她的致命傷。

唐英年的施政經驗量多而質低，兼乏基本政治智慧，以致近年民望從較高處滑落，不斷尋底，在關鍵的未來票源即年輕人當中，以他聲望最劣。若由他當特首，起點民望低，儘管有商界和中產擁躉，但總的來說，不比范徐氏優勝，試問又如何能有豐厚的政治本錢去花，扶正後替共產黨多辦「好事」呢？

至於梁振英，在商界有關係而無血緣，底子遠較唐氏薄弱，施政決策經驗掛零，共產黨委託他出任兩朝行會召集人自有原因，但如此「黨委」，依然不過智囊角色。打個比喻說，一個無駕照的人不知怎地當上教車師傅，坐在司機旁位指東點西好像頭頭是道，但並不等於他能開車，因為給意見和作決策，需要很不同、乃至相反的心理素質。

多年來，若梁氏願意，早可取得一官半職，累積不少決策經驗，但他通通回避，寧可誇誇其談天天出版大塊頭文章卻不幹實事，顯然信心有問題怕出錯。年來他扭盡六壬靠近民粹，試圖擺脫地產霸權利益分子色彩，但其背後最大支持依然來自地產界，洗底沒可能。論民望，他依然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一件負資產，一旦上台，社會馬上鬧翻天，遑論靠他替黨做「好事」；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有這個政治本錢。論優點，他意見多而智囊班底厚，最合當中策組首顧。

假如江澤民多坐一會……

結論是，若按民意本錢多寡定奪，北京心目中的理想特首還未浮現，最終找一個民望較高的前任或現任公務員、公職王或局長上位，遂大有可能，亦非太難。

當然，如果江澤民可以「多坐一會」，並且還能左右大局，則情況大不一樣。他依然會點一個他比較看得起、有多年決策經驗、高瞻遠矚、有魄力的人當特首，而且此人必須在起點上看起來比1997年的董建華還優秀，他才會認為有望擔起重任而不辱命。

上述三位候點人，一個也不入流。但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唐氏縱乏能力，以其施政經驗及講上海話的關係，獲點中的機會還是較高。若另有愛國愛港能人願意候點，則唐氏玩完。江決不希望再上演一齣「腳痛下台」劇；人脈關係斷不如身後名重要。

如果江澤民「不坐了」，則在此年頭時勢，最理想的特首——起點民望最高、胸無大志、卻願以一己政治本錢為黨做「好事」者，已經出現過，他就是曾蔭權。可惜，一蟹不如一蟹，似乎也是特區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退而思其次，為黨辦「好事」，一人政治本錢不夠，可集多人，即搞「集體領導」。此說近日已然出現，並據說付諸實踐；而坊間流傳的「三位一體」論、「鐵三角」論，庶幾也是這個用意。

民粹竟源於專制 扭軚不因為官蠢

練乙錚



小別一載，筆者2月回到香港，適逢預算案發表，應邀在港大的一個研討會上提出一些意見，主要批評預算案背後的經濟學理據嚴重不足【註1】，還未及整理成文，特區政府便已改弦更張，未雨綢繆變成派錢為綱，超額盈餘哪怕變成赤字預算也在所不惜。

觀特區政府一貫理財方針及當下本地經濟穩步上行形勢，一份好的預算案並無必要大事派錢，能夠有效支持政府既定工作計劃之餘，只須承諾設計一些精準方案有效扶助赤貧便可【註2】。曾政府餘日無多，既無選舉連任之各種顧慮，亦沒有義務為下屆政府鋪路（大家記得「政改方案不得超越2012」），故工作上實可我行我素，據既定原則辦事。

政府智囊未掌政治脈搏

不過，政府竟然急轉彎，不僅大手釋出幾百億元公帑，還放棄了幾十年來一套行之有效、寫進《基本法》的審慎理財哲學。如此變臉，不可能是個別官員低能所致，因為政府一切重大決策（如額外派錢幾百億），都必須經過行政會議討論，才可公佈；若罵曾俊華蠢，則以梁振英為召集人的整個行政會議也一樣蠢。

況且，二曾乃政務官出身，「久煉成精」，政策遠見一般欠奉，但在絕大多數情況底下，行事章法不會亂套如此；按曾特首剛愎性格，亦當不致於在此階段在本地某方民粹力量面前低頭。為求方便，現在大家的批評矛頭儘可直指主事官員，甚或提出下台要求亦無不可，但事件後面必有其他原因半路殺出，非個別港官包括二曾所能抗拒，以致完全打亂其陣腳。

預算案急轉彎，只可能是忽然出現北京政治干預的結果；而未能事先摸清北京政治脈搏、照顧其政治需要，從而寫出一份一開始便讓「阿爺」安枕無憂的預算案，則是特區政府裡專責政治分析的一眾智囊的又一重大失誤。北京現階段對香港的政治要求很簡單，就是要如同在國內一樣，「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階段」。

去年12月，北非、中東出現的茉莉花革命，中共馬上警覺，在全國各地及網絡空間布下重重反革命天羅地網，嚴防社會大小規模騷亂。但是，她公開對外宣傳的，如常是「黨政軍民上下一條心」那一套；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三番四次對中國可能出現茉莉花革命之說嗤之以鼻，可謂最典型的色厲內荏、內張外弛。

問題是，中國大陸社會矛盾深重的形勢，從未在一些深信中共宣傳的特區政府官員、當權派智囊意識中出現——他們信的是，祖國經濟蒸蒸日上，黨的管治固若金湯，哪來茉莉花革命的影子？而香港方面，金融局面早已回穩，經濟重納升軌，失業率低於4%，股樓市俱旺，泛民兄弟鬩牆，當權派日子好過，哪有什麼「臨界點」？故「洋紫荊革命」一詞在香港出現後，特區當權派上上下下依然「定過抬油」。

不過，北京要的政治安全係數極高，在大陸她有把握鎮住茉莉花革命，卻不能阻擋港人當中出現「洋紫荊革命」的意識或行為；香港社會運動若能牽動大陸民意（這點少不免），中共維穩便加倍困難。在大城市及沿海地區，改革開放政策的受惠者最集中，中共的社會管理軟硬體配置也最森嚴，「茉莉花」的確難開，但在一些二三線城市或鄉鎮、幹部貪污霸地等行為特別嚴重的地方，近年來成千上萬人參加的群眾性騷亂事件為數不少，偶一不慎，難保不會發生泛地區性的星火燎原！

這點，特區政府的政治智囊想也不敢想，遑論按此訂定預算案中的社會安全係數，但中共高層面對危機卻十分清醒。於是，太監不急皇帝急。

香港傳家寶成維穩犧牲品

持平而論，前周公佈的預算案可批評之處的確很多，但比起之前多份預算案，卻並不特別壞。派錢項目不算少，那筆每人6000元注入強積金之數，雖非馬上可用，但港人當中，除了部分等錢濟燃眉之急的低下階層，只要願意，不少是可從每月收入之中相應減少6000元（或一部分）儲蓄，從而增加消費的；對這些人而言，錢進左袋還是右袋，分別不大。

原先出現的有關反對聲音，一是因為此筆公帑發放無原則，並非著力扶貧；二是強積金的管理太貴太差，而特區政府一再強迫市民接受指定基金服務，難保沒有利益輸送。同樣，各界對整份預算案負面反應相當強烈，但並非反映港人普遍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只不過在世界多個不民主國家出現茉莉花革命的氛圍之下，港人縱非低下階層，也對港式不民主產生的政府領導人事事毋須向市民負責愈發厭倦、反感而已。

泛民上週申請遊行，也只是向警方提出三千民眾參加的估算，當局問要不要提高，泛民反而認為不必；就算後來事情鬧大了，星期天的遊行也不過萬人左右，在香港算是「濕濕碎」。正常情況之下，面對此等程度的反對聲浪，二曾可能作出微調，卻斷無馬上投降之理。因此，令曾政府這份預算案一週之內頹然而倒的唯一可信原因，便是北京以維穩為綱下了聖旨，特區政府於是也得立即奉命維穩，數千人的遊行活動也必須盡力阻擋，免得香港的河水犯了大陸的井水。

一國兩制之下，維穩方法大不一樣。在大陸，中共採用的，主要是打記者、封網站、抓維權人士、罵外國傳媒；在香港，中共知道內地的一套行不通，中央要特區政府協助維穩，主要靠特區政府派糖。不過，這一派，香港的保守理財哲學從此顛覆；香港這一制的一件傳家寶，成了大陸社會需要高壓維穩的犧牲品。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一直以來，不少人認為香港不應搞民主，理由是民主政治會引致經濟民粹主義，最終令特區政府放棄審慎理財原則，長遠對香港整體不利。現實是，今天，審慎理財原則是在不民主的特區政府手上葬送掉的，歸根到底，是出於大陸專政體制的維穩需要。

然而，大陸的維穩需要有多大？是否不斷增長？答案可從是屆人大已發表的數據得知。今年的大陸政府預算案中，維穩費總額首度超過軍費，而其13.8%的增幅，不僅大大高於大陸去年民間總消費增幅和GDP增幅，也比軍費增幅高出一個多百分點。換句話說，對中共而言，大陸社會內憂已經大於外患。可以推斷，大陸專制政府愈發需要維穩，香港特區政府便愈得多派錢，勢將成為民粹主義政客的提款機。此點對政治經濟學而言有特殊意義，是對「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觀察，有理論創新潛力。

中央政策組應考慮解散

不過，特區政府有義務捍衞北京政府的面子，絕不能承認是因為協助大陸維穩，而在香港加倍派錢以消弭本地群眾運動、免給大陸維權人士推波助瀾；但另一方面，如此急轉彎，總得來一個說辭。因此，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政治學者在政府預算案急轉彎之後，提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堂：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到了「臨界點」。言下之意，派錢是香港社會本身需要使然。

不過，為什麼那些智囊在政府制訂預算案過程中沒有敲響警鐘，而只在特區政府急轉彎之後，才似是而非地事後孔明一番呢？真況是，到了臨界點的，是大陸社會——起碼是局部——而不是香港社會【註3】。這一點，智囊事先看不到，事後大言不慚掩蓋真相。

長期以來，中央政策組的經費每年5000萬元以上，扣除各顧問薪金之餘，大部分發放給一些與特區政府關係特殊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民意調查機構」，市民得到的政策，卻很多一文不值。大事情上，政府得到的民意情報，也往往是「山埃」。一些政治學者，竟看不透路人皆見的大陸社會形勢，猜不出聖上心意之急，未能及早讓特區政府體面行事；2003年「七一」如是，今年的預算案亦如是。政府民望盡失，還需要什麼政治化妝？為省公帑及稍起棄卒保車之效，中央政策組實應自覺考慮解散。

今年的預算案本是支持特首去秋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施政方針的相關財政方案，如今卻變成一個支持另一外加的政治任務的工具。都說「中國好，香港好」，但此話反過來說亦真：大陸專制維穩需求日甚，香港的一貫理財哲學因此化為烏有，長遠禍及本地街坊。事實就是如此巧妙相關。

註1：例如，政府前年於金融風暴之際拒絕發放消費券，理由是消費券不會刺激本地消費；這次她（本來）拒絕退稅，理由卻是退稅會增加本地消費，必然引起通脹，兩者恰巧是理論上的矛盾。

註2：一些批評者混淆了《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分別——缺乏遠見的是前者，而好的預算案並不特別需要政策遠見，兩者的功能不一樣。

註3：香港也有臨界點，但那是市民對政府的一國兩制管治誠信的不信任臨界點；不過，這個點，早在2003年「七一」、政府逆民意順京意那一幕便達到了。

評港澳辦關於五區公投的談話

練乙錚



有關五區公投的辯論，愈來愈有意思。前一階段，支持和反對雙方，就「到底是不是公投」、「什麼條件滿足了才算是公投」，有激烈爭議，吵得面紅耳熱，還是沒有共識。舉例說，有人認為，如果當權派不應戰，社、公兩黨參選人在無對手情況下低票當選重返立法會，則補選意義大於公投，甚或公投意義等如零；如此等等，總之意見十分分歧。特區政府立場很清晰，一早申明：這不是公投，是補選。不過，昨天港澳辦高分貝加入戰圈，正式指摘「個別社會組織」推動五區公投運動，從根本上違背基本法。港澳辦此舉，無疑替懸而未決的「是否公投」爭議一錘定音：是公投！

港澳辦說：「公投是由憲制性法律加以規定的，是一種憲制性安排，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含義；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沒有規定公投制度，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按此，在香港搞公投，當然不符基本法。港澳辦指摘社、公兩黨，正好顯示它認為這兩個黨搞的是公投，不然港澳辦用不著反對，就算反對，用的也只能是其他罪名較輕的理由，如林瑞麟說的浪費公帑等。港澳辦這個立場，剛好與特區政府及其本地支持者的看法相反，難免會讓這些人感到尷尬，甚至當權派能否派人競選，現在也成問題——怎可以參加違法活動呢？好在，港澳辦的說法站不住腳，因為它混淆了「形式」和「實質」的分別。

社、公兩黨這次搞的「所謂公投」，形式上當然不是公投，只不過是一次五區補選，港人不同觀點之間的爭拗，是想搞清楚社、公兩黨的行動，是否具備公投的一部分實質，亦即能否從補選結果中清晰得出「市民要求儘快雙普選、取消功能組別」這個政治結論。然而，就算補選的結果清楚表達這個訴求，其功效也只不過是道義上的，頂多只構成對特區政府及中央的一個輿論壓力，卻並不具法律效用，這點香港人完全清楚，實在用不著港澳辦發言人強調。而且，社、公兩黨的動作，因為形式上不是公投，並沒有違反基本法，故港澳辦的「違背基本法」指控，完全不成立。

事實上，在香港，有資格搞公投因而違反基本法的，理論上只有特區政府。人民團體便是打正旗號「搞公投」，無論搞得多徹底，也只能算是一種民意調查，談不上違法，除非（一）法律連民意調查也不容許，或者（二）特區立法會通過具體立法，不准搞大於某一規模的抽樣調查；但如果要立那樣的法，便是天大的笑話——那有政府害怕民意到了那個地步的？而且，基本法可說是香港的憲法，憲法是用來規範政府行為的，「特區沒有剩餘權力」，也僅指特區政府行為而言；政府卻不可以把人民（個人或團體）告上法庭，說後者違反憲法或基本法。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包括中國政府在內，膽敢控告人民違憲——那樣會鬧笑話。政府只能通過具體立法，闡明憲法中的人民權利界限，人民如果違法，是違背這些具體法例；然而，香港的具體立法裏頭，沒有說不可以作「形式上不是、而實質上可能是公投」的政治行為，因而是可以的，具體法律不存在「剩餘權力」問題。

此外，港澳辦還指摘「一些人…公然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這也站不住腳。首先，五區公投的議題，已由社、公兩黨定作「儘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因為沒有指明年份，並不違反人大常委會的任何決定。其次，人民團體「挑戰」憲法或立法組織的一些決定，在一個開放社會，完全是允許的，社、公兩黨作出挑戰，港澳辦完全不應用「蓄意」，「公然」等充滿敵意且暗指違法的字眼去描述這種合法行為。只有在極權社會、黨國有絕對權力的地方如中國大陸，這類字眼才勉強派得上用場，拿來香港用，大多數香港人反感，筆者亦有些反感。

最後，港澳辦還說，「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只會引發爭議，損害來之不易的良好（經濟和社會穩定）局面」。這個說法亦嫌牽強。進行有關政制的爭議，不見得會破壞良好社會局面。香港八、九十年代的中英爭拗，並沒有影響香港經濟，相反，那十多年是香港經濟發展最旺盛的時期。反過來說，中國大陸在「一言堂」年代，社會經濟發展都不是最好的。社會局面不穩定，有其他原因和議題導致，政制爭議包括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挑戰，就算涉及示威遊行，也不過是紙上談兵，並不影響經濟。香港○三年那次五十萬人大遊行一過，市民出了一口鳥氣，心情稍稍舒暢，經濟反而馬上回升了。

至於港澳辦說：「關於香港政制的發展問題，無論大家的意見、立場有多大的不同，我們都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所確定的程式辦事，而任何偏離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式的行為做法，都無助達成社會共識」，筆者倒認為是對的，但在五區公投事上，社、公兩黨並無違反基本法或人大常委會決定，反而是港澳辦發言人的指控，好幾個地方過了火位，應該考慮收回並致歉意。

劉曉波......

練乙錚



談談劉曉波的一些犯罪文字


昨文談北京法院給劉曉波案寫的判決書，今天簡短介紹判決書省略了的「罪證」內容。「罪證」包括「○八憲章」和劉君發表過的六篇文章；前者廣為人知，故本文只談後者。據說劉君多年來發表文章三百多篇，北京法院挑的六篇，相信甚具代表性，大致上可分成三組：（一）分析中共本性的兩篇，即《多面的中共獨裁》和《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二）研究中共對內管治個案和對外影響的兩篇，即《對黑童奴案的繼續追問》和《中共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三）倡議公民民主責任和行動綱領的兩篇，即《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和《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

劉對中共性質的分析十分尖銳，對其管治實效批判更不留情面。《多面的中共獨裁》一文，提出一個這樣的觀點：「中共政權對於既得利益階層（官員和商人）也不完全放心，既保護縱容又防範控制，既鼓勵權貴們精英們發財致富又使所有既得利益者的資本積累都帶上深重的原罪：每個官員都以權謀私，每個生意人都行賄漏稅，每個知識分子都攀權附貴，讓富人們的每一分錢掙得不乾不淨。於是，獨裁者手中就握有了隨時可以追究任何人的把柄。…從統治高層的角度講，這是激烈權爭中要脅所有權貴們的最好利器，可以要脅官員們富人們對自己形成個人效忠。」這個看法點出中共管治的權術觀，批判意義比筆者更強烈。筆者的一貫看法是，黨有二重性，既是最高領導人藉以善治的機器，也是一張「立體貪腐關係網」；領導人面對廣大貪腐黨員幹部，只能採取另一種「賄賂」，即以容許某種程度貪污，換取黨員協助施政，帶有一種無可奈何。劉曉波並不這樣想；他認為貪腐本身也成為一件管治工具，而且好用之極。這令筆者想起白種人殖民者數百年前蓄意從歐洲向新大陸引入當地人身體無法對之產生抗體的病菌，以滅絕進行掠奪。現在，貪腐就是既得利益階層無法抗拒的病菌，統治者散播這種病菌，於是能夠翻雲覆雨，予取予攜。筆者認為，主觀上，黨的領導人當初是否如此盤算很難說，客觀上，貪腐能起這個作用則毫無疑問；而且，效果強化意識，幾個回合的作用和反饋，效果和意識便打通了。劉的這個看法正確的話，非常可怕；如果權力已變質至此，中共是沒救了，只能一天一天爛下去。

既對黨及其權力性質有此尖銳看法，劉曉波對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一些親民形象便一直抱有懷疑。二○○七年，山西「黑磚窰事件」曝光，各級政府拖拖沓沓官官相衛，長達十多年多如牛毛分布幾省的黑磚窰現象，最後竟被縮小為區區一個洪洞縣廣勝寺鎮裏一條村的一家黑磚窰的問題；最終被懲處的，是幾個地方小官，而且都不是免職就是「嚴重警告」了事，毫無刑事責任。（中共慣例，官員便是免職，通常也只是免一下子，不久便可復出；例如去年因毒奶事件被免職的原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已復出，擔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組專職副組長——見昨日本報第十頁報道。）因此，劉曉波在《對黑窰童奴案的繼續追問》一文裏，對甚具親民形象的胡溫的批判，十分不留情面：「早在九年前的一九九八年，湖南省石門縣新關鎮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陳建教已與山西、河北等多個地方的黑磚窰展開較量，解救出數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當陳建教先生經過長期的孤軍奮戰而感到無能為力時，他想到了求助於胡溫中央。二○○六年九月八日，他直接寫信給溫家寶總理，建議中央政府在全國開展一次整治『黑磚廠』的行動，全面解救被囚禁的奴工。然而，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溫家寶或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任何回音。試想，如果溫家寶對陳建教先生的上書迅速作出反應，治理黑窰、解救奴工、打擊犯罪的主腦和查處瀆職官員的行動，至少能夠提前半年多。胡溫中央如此對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在引發海內外震驚的黑窰奴工案曝光後，難道不應該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謝罪嗎？…胡溫上台以來，最愛表演的就是『親民秀』。然而，親民是臉上的和電視鏡頭的，而冷酷是骨子裏的、黑箱決策中的。因為，他們畢竟是現行寡頭獨裁集團的首腦，他們一定要把維護獨裁權力和特權結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會公益放在首位。此次『黑窰奴童』罪惡的曝光，戳穿了胡溫的問責諾言和親民神話。」儘管對黨的性質分析非常尖銳，對領導人批評不留情面，但劉曉波提倡的行動綱領，卻絕對溫和。他知道專政機器的威力，不能以卵擊石。怎可能不知道呢？他是八九六四「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目睹當年鎮壓全過程。在《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一文中，劉主張以和平手段「自下而上」漸進改良，推動社會轉變，不斷影響政權；他不主張暴力，反對掉進「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他的六點行為主張是：「一，以非暴力維權運動建設人性社會，不追求奪取政權。擴展民間社會空間和資源，壓縮官權控制社會空間，形成民權進一分、官權縮一分的漸進格局；二，非暴力維權運動不必追求宏偉的整體改造目標，而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踐行自由，通過生活細節上的思想啟蒙、言論表達和維權行動，積累民間的道義資源、組織資源和博弈經驗；三，無論政權及制度的力量多麼強大，每個個體要盡量爭取把自己當作自由人來活，即力爭過一種尊嚴的誠實生活，把良知公開在公共輿論的陽光下，讓民間看到、更要讓獨裁者看到；四，奉行寬容原則，提倡多元對話，特別是在民間出現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選擇之時，不自以為是橫加指責；五，即便那些依附官方、主張自上而下轉型的言行，只要不對民間的獨立發言及維權運動構成強制，也應該視為一種有益探討；六、直面獨裁力始終在場的常識，在支持體制內開明決策的同時，致力於以體制外立場對獨裁政權的批評和反對。」

○註筆者認為，社會要進步，不能缺少一種張力，一種前與保守之間拉扯博弈而產生的張力。在理想狀況下，這種博弈是有序而平和的，遊戲規則清楚，彼此都遵守；那便是常說的「民主遊戲」。大陸缺乏這種文明遊戲規則，國家的權力無限而任意；這種情況之下，暴力衝突很難避免，近年全國各地大量出現的「群體性事件」，便是例子。然而劉曉波並不主張走向暴力。他主張以和平手段循序漸進，爭取權益改革社會，但換來的，卻是國家對他的暴力。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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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曉風



釋放劉曉波


中共昨天開審劉曉波案。歷史相當諷剌，劉曉波等303 人發起的《08 憲章》，要求之一是廢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劉曉波的罪狀，正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老紀不解的是，公安有何法律根據去禁止劉妻劉霞旁聽，也難以相信美國駐京大使館人員為何會「慢人一步」──德、澳等西方國家使館人員都獲准旁聽，唯獨輪到美國時卻剛好派完旁聽證。

美使館人員在法院外派發聲明，表示關注事件，並指劉曉波已被囚一年，希望盡早釋放，又要求中國尊重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和權利。美突對華打人權牌，究竟是因為奧巴馬已結束訪華，毋須繼續「河蟹」，還是因為總統難免要對國會負責？（美眾議院兩個月前曾通過決議案，要求中國釋法劉曉波。）

周小川文章．蓋特納方案

練乙錚



　　美國的銀行拿了政府錢借不出去、不借出去，放在聯儲局戶口堆積如山；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J. Taylor今天在《金時》著文指出，這筆錢不動則已，一動便可能引發嚴重通脹。政治因素決定，錢易派難收，派出太多的話，不是聯儲局「公開市場運作」（ＯＭＯ，調控貨幣流通量的國債買賣機制）能一下子應付。通脹一升，美元便有貶值壓力；貶不貶值，一要看實體經濟是否同時從谷底反彈，若然，則有物務生產增長抵銷，多出的錢不形成通脹，二要看其他主要國家的貨幣流通量是否也因為政府救經濟而大增，是，則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壓力與美國相當，美元價變動便不大。

　　事態如何發展，對中國很重要，因為中國大筆外儲備主要是美元。溫總日前既當面對美國領導人說拜託拜託、勿令美元貶值，又三番四次呼籲歐、日各國政府大力刺激經濟；這些都是為了不讓美元貶值。長遠一點而言，中國也在找尋避免美元貶值辦法；人行行長周小川前日發表文章，建議世界各國逐步以ＩＭＦ的「特別提款權證」（ＳＤＲ）代替美元的儲備貨幣角色，便是可行辦法之一。那是一篇好文章，適時重提國際貨幣經濟學中有名的「特里芬矛盾」（Triffin dilemma）。(1) 特里芬是哈佛、耶魯教授，四十年代起，在美、歐及國際金管機構任職；他指出，以某國貨幣作國際通用儲備貨幣，不能同時保證該國國內貨幣政策的靈活性，以及其他國家要求的儲備貨幣購買力穩定性，而這個矛盾，往往是在危機時刻表露無遺。周的提議十分合理，但付諸實踐，起碼要等到人民幣國際化之後，因為美元的「一哥」地位，其他所有發達國五十年來皆未能動搖，這次環球金融風暴，美國經濟嚴重受損，但其他貨幣大國光景亦都好不到哪裏去，依然造不了美元的反。當世界各國與中國貿易額都大幅增加、國際上對人民幣的需求增強，而人民幣也完全國際化了，有條件成為ＳＤＲ的主要基礎貨幣了，周的提議便有「牙力」。(2)

　　上面談到，政府因挽救經濟採取貨幣寬鬆政策，令通貨流量增加，但若實體經濟回升，物務產出增加，則通脹不一定出現 (3)；反過來說，若挽救經濟方案不得其法，實體經濟沒有起色，則通脹便很快來臨。故昨日美國財長蓋特納「吸毒」方案之成敗，對美國本國及對全世界特別是中國，都同樣重要，儘管對美國人而言，影響最直接。

　　美國人對蓋特納方案有雙重擔心：第一，方案能否有效吸出銀行體系有毒資產、活化信貸市場，促使經濟復甦？第二，納稅人盤算直接利害，方案對他們劃不劃得來？對第一點，市場初步反應正面；第二點的答案，則要從蓋特納發表的文件中找。筆者詳閱之後，認為方案對納稅人而言，還算公平。「公私投資基金」（ＰＰＩＦ）由財政部用公帑（納稅人的錢）打本，接受私人資本（投資者的錢）參與，這兩份錢形成基金股本，基金再發債，吸引其他投資者投入本金成為債權人；股本加本金，用以購買銀行有毒資產，而關鍵的債權人投資，可得聯邦存款保險局（ＦＤＩＣ）保證，減低風險。公帑作為股本，正負面風險在有毒資產拍賣價（市價）中取得合理平衡；此外，納稅人便不承擔其他負面風險了。對銀行而言，若賣得「超好」價（如有毒資產其後變為廢紙，銀行卻得以脫身），其實也不是完全數，因為有毒資產若真的大幅貶值，債權人也並非血本無歸，因為還有ＦＤＩＣ保證；此時ＦＤＩＣ破財，倒霉的還是銀行，因為ＦＤＩＣ的資本不是納稅人的錢，而是銀行攤分集而成（存款保險資金由銀行合出，是美國上世紀大蕭條時代一大發明）。故總的來說，方案設計兼顧了股份投資者、債權投資者、銀行、納稅人這四方的利益和責任，市場於是「睇好」。

　　現時方案成敗，關鍵在於銀行取態。一些銀行主管坐擁有毒資產，一天不賣，一天不必徹底撇賬，能拖便拖，以免大筆撇賬有損年終花紅。為對付此種「市場失靈」，蓋特納還有板斧，那便是二月初提出的替所有主要銀行「照肺」（stress test）。據最新公布，「照肺」過關門檻定得很高，銀行資本必須健康充足，能應付今、明兩年可能出現的嚴重經濟逆境：ＧＤＰ全年下跌百分之三點三、失業率達百分之十點三、樓價再從現水平下跌百分之二十二。過不了關的銀行，須於六個月之內解決資本不足問題，否則便要強迫接受政府注資，同意出售有毒資產便是辦法之一。有此板斧在手，蓋特納「吸毒」方案當可啟動，一些銀行主管不高興，也難阻止。經濟自由被金融機構濫用，令全世界受損，現在那些機構失去一點自由，乃咎由自取，怪不得人了。

註：
1.〈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見中國人民銀行網頁。此文簡短易明，筆者推薦閱讀；
2. 現時ＳＲＤ的四種根基貨幣是歐羅、日圓、英鎊和美元，不久將來人民幣起碼可取英鎊而代之；
3. 這是貨幣量方程式 P=MV/Q 決定的。

先進國服美沙酮 落後國傷環球化

練乙錚

（一）美國救市新方案

　　美國財長蓋特納的二萬多億美元「金融穩定計劃」昨日亮相。同日，參院通過八千億美元刺激經濟方案，交由兩院聯席委員會與早前通過的眾院方案一併考慮，稍後提出協議方案給兩院投票表決。據說，聯席會議開得不錯，最終刺激方案或可順利出台。相比，蓋特納的龐大計劃只是初步浮出水面，只有輪廓，還需各界參與討論、出謀獻策幫助訂出具體內容，若再加上兩院討論所需的時間，整個過程還需幾個月。兩個方案總值接近三萬億美元，其中約一萬億美元預計來自市場投資者，用於購買銀行手頭上的「有毒」資產；餘的部分，依然十分可觀，真不知美國政府如何支付此數。如果是靠開動印鈔機，美國通脹率必急升，美元將大幅下跌，雖或有助增加美國出口，但所引起的國際反彈，奧巴馬政府未必承受得起。若靠售買國債取得資金，則須靠以後的財政政策（削減開支、提高稅率）取得盈餘，還清債務，但此舉將導致利息和稅率大幅上揚，意味往後美國人的日子不會好過。此亦兩難。

　　上述兩個方案總銀碼，和美國政府（財政部、聯儲局、聯邦存款保險局）半年來已批准的各種各樣救市救經濟方案總值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這個大巫有多大？上周《紐時》給了一個總數：八萬八千億美元。連同上述兩個方案的三萬億美元，合共約十二萬億美元，即接近美國ＧＤＰ的八成。去年美國國債總值約為ＧＤＰ的百分之六十五，若再加上相當於ＧＤＰ一點五倍的ＰＡＹＧ式社會保險負擔，則今年美國聯邦政府內外債務將達ＧＤＰ三倍，大大超出 E. Prescott（○五年經濟學諾獎得主）認為最合理的兩倍之數。

　　以史無前例龐大資金救市救經濟，成效如何，意見紛紜。十二萬億美元當中，四萬六千億美元用作投資，由美國政府買入問題企業（銀行、「兩房」、「三大」等）的部分資產；二萬四千億美元用作借款，主要借給資金短絀的金融機構；還有一萬八千億美元是用作支持銀行及按揭公司信貸保險或抵押擔保。但大家知道，股市投資過熱、地產借貸過多、金融機構濫發金融保險產品（如ＣＤＳ、迷債），正正是引致目前這個金融風暴、經濟嚴重衰退的三大元兇！若救市資金的確能起預期作用，則花掉十多萬億美元，可當作服食美沙酮；不過，也有不少人認為花這些錢，泰半是肉包子打狗，作用有限。

（二）中國出入口數字

　　中國方面的消息又如何？不妙。華北旱情嚴重，穀物大幅失收也許難免，而一月份的出入口數字，則比十二月更差，而且比預期差。出口總值和去年同期比，跌百分之十七點五，是十二月跌幅的六倍有多；入口方面，則跌了百分之四十三點一，是十二月跌幅的兩倍強，部分反映內需繼續疲弱，短期內難以取代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火車頭。

　　前有一說，認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出口的貨品，奢侈品少而必需品多，抗衰退能力強，但事實看來並非如此。筆者查閱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ＢＥＡ）最新數據，發覺各國對美國出口減速，與出口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關係很奇怪。去年十一月份與十月份比較，中國對美出口總值減少百分之十七，而西班牙、日本、德國、台灣和澳洲，對美輸出的減幅，則分別為百分之九、十二、十二、十三、十四，都比中國低；和中國減幅相若的，有瑞典、加拿大、法國、南韓。所有這些國家的出口產品平均奢侈程度，無疑都比中國高。另一方面，一眾落後國對美出口減幅，卻比中國大，如非洲、中南美、印度的減幅，分別是百分之四十二、二十八、二十三。到了十二月，上述所有國家對美國出口減幅都下降，有的還變成正增長，但中國減幅依然較大（-11%），只有加拿大和南韓比中國差（-13%，-17%）。○註為什麼會有這個看似反常的現象，筆者也說不大準，可能和率變化及聖誕節有關；另一解釋，可能是中國輸美貨品當中，很大部分是家電和玩具，這兩類出口產品的跌幅很大，然而，對美國中、下層家庭而言，這些都是可多可少的消費品，而不是必需品。

　　今年的春節在一月，去年的在二月，故數字上而言，今年二月份的中國出口數字同比跌幅，或比一月稍好。不過，美國失業率是去年十一月之後才激增，消費力下跌的影響滯後出現，故未來數月中國出口數字還是不容樂觀。

　　半年來，各國漸漸多提保護主義，「經濟環球化」一詞則好像從國際傳媒上消失。環球化的左翼批判者大概現在才知道，國際貿易和投資，對落後國人民的福祉是如何重要。

　　註：詳見一月十三日、二月十一日 BEA NEWS 表十四。

我為什麼贊成英書中教、三語混說

練乙錚


　　中學教育的器用功能，最主要不外兩個：學好語文、學好其他科目。二者當中，語文是基礎，不容有失；其他科目，學生可按興趣和能力，或專攻幾科，其他馬馬虎虎，或一視同仁，務求取得比較完整知識面。但這些分野，只是就學生（或家長）而言，才有意思。就教師而言，努力目的只有一個，別無選擇，即把每科教得最好，意指培養學生對該科的終身興趣和尊重，同時讓他們掌握科目中的必要知識和應用能力；這無論對任何科目而言，都是一樣，教語文的老師要做到這兩點，教物理、教體育的老師亦然！這是筆者對中學教育的一個基本看法。（教育的非器用功能，如價值觀、思考能力、懷疑和批判精神等的培養，也是基本，但非本文討論範圍。）據此看法，筆者評論教學語文及最近出台的「微調」政策。

　　學好中文，天經地義；學好英文，因為對大多數學生而言有較大經濟價值，因此同樣重要，但學校不應為強化學生的中、英語文能力，不惜削弱其他科目本身教學效益。英語教學和母語教學，如果不是以各科本身教學效益立論，都是錯誤的。筆者認為，不論是「英書中教」、「中書英教」，不論學生用什麼語言或混合語言發問、討論、作答、做習題、考試，只要對教學效益有利，便是好的，可以採用。試想，老師若找到一本高質量中文課本，為什麼不可以在「英文班」或「彈性班」中選用、以英文講解？反之，即所謂的「培正模式」，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反對？筆者有多年的中中、大學教學經驗，或可與大家分享。

　　七十年代初，筆者大學畢業，回港在本地某五等（Band 5）中文中學教授預科數學，解析幾何選中文課本，微積分選英文課本，都是質量最好的，授課語言則中英並用，學生上課發問討論如八仙過海，非常活潑，任教頭一年，該班同學的大學入學試成績便破了該校歷年紀錄。又筆者九十年代在本地某大學商學院教經濟，每年都開一科經濟理論高材生課（honours course），只讓高考已修ＡＬ經濟並得Ｂ或以上成績的一年級生選讀，沒有教科書，英文教材完全自選自撰，內容相當高檔，包括一般均衡理論三大定律、博弈論、社會選擇理論如亞羅的「不可能定理」等；頭幾年都是英「書」中教，也夾雜英語，學生很投入，上課經常發問、討論，思想很活躍，期終成績十分好；可是，某年開始，大學出了新規定，不准「英書中教」，是年，筆者以全英語對白授同一課，學生上課鴉雀無聲，興趣明顯低落，期終試成績大跌。筆者是該大學首屆教學優異獎得主，該科學生悉數來自入學分數最高的商學院，而且是ＡＬ經濟科高材生，但「英書英教」依然失敗，整學期的教學慘淡收場，那是誰之過？然而，同樣的結果，特區教育官僚還要在中學加倍重複。筆者認為，中學教材是中是英，可由教師及學校按學生質素、教材質量等因素協商決定，但用什麼作課堂語言，則應由教師及學生按本身情況決定，或是純中、純英，或是半中英，都可以，一切以本科教學效果為依歸。在此問題上，不宜有各種各樣意識形態之見或門戶之爭。一個個未來愛恩斯坦、未來邱成桐，豈容教育官僚學閥扼殺？不管中貓英貓，教曉學生便是好貓！

　　選擇教學語言，不只要從技術觀點考慮師生之間的溝通能力，還要了解不同語言如何影響師生之間的親和力。這點很重要，因為老師沒有親和力，學生學習便沒勁，提不起興趣，結果拉牛上樹。面對英語很好的學生，老師用英語授課有親和力（前提當然是老師的英語不賴！），反之亦然；但很多時，不少各科術語、專有名詞、成語或慣用語等，若從原文翻成中或英語，十分拗口、生硬，學生聽了生厭，這時，中英混說（mixed mode）是最佳選擇。因此，筆者不僅贊成一些學校「英書中教」、「中書英教」，還因為考慮到香港社會特有的語言環境，也贊成教師在課堂裏外中英混說。這裏說的「中」，目前主要指廣東話；當師生都掌握好普通話之後，以普通話輔助課堂教學也可能有利師生親和。筆者在大學的一些來自內地同事，課後較少學生問津求教，原因是他們不會說廣東話，而學生不會說普通話，那是很不幸的事。

　　一些人很反對課堂裏外的中英混合對白，殊不知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在世界上所有雙語家庭、雙語國家、雙語群體裏，雙語對白都自然存在，一點問題也沒有。在香港，傳統上流社會說英語，英語中滲進中文字句，有些人視之為語言污染；另一方面，也有人討厭中文夾雜一些英語，認為是假洋鬼子陋習，這些其實都是殖民地偏見。歸根究底，語言是溝通工具、學習工具、思想工具，不應是身份地位或文化政治效忠象徵。

　　教學語言高度自由化，語文科目之外的一切科目，容許「英書中教」、「中書英教」、兩文互補、三語混說，不僅最能優化各科本身教學效率，還能完全取消中中、英中、純正英中、彈性英中等十分無謂的標籤效應。這裏筆者強調「無謂的」三個字。有關標籤等問題，篇幅所限，另文論述。

聯儲局未開機印鈔．奧巴馬望一矢雙鵰

練乙錚

　　今天先向讀者介紹兩個資料。其一是美國聯儲局至今未「開動印鈔機印銀紙」，以支付去年的各種穩定金融系統方案；其二是美國去年十一月的私人消費開支下跌，但因為消費品價格亦下調，實質消費量反而微升，無論是耐用品與否，都有這個現象。○註　　關於第一點，或需稍作解釋。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本欄指出美聯儲局「低調出重招」，採用日本用過的「量標寬鬆」法（quantitative easing），在利率接近零之時刺激信貸市場以活化經濟、避免出現通縮；日本當年的做法是開動印鈔機，美國的做法則是開始給各銀行存放在聯儲局的儲備金發放利息，吸引更多銀行提高儲備量，聯儲局得此資金，便可增加拆息市場信貸額。筆者當時不清楚聯儲局有沒有為了應付其他火頭而開動印鈔機，現在知道是沒有。翻查零七年一月至零八年十二月底的聯儲局資產負債表可知，表上各主要數據，包括貨幣發行總量，都沒有明顯變化，只是「其他資產」一項增加了，那是因為大量購入一些出問題金融機構的資產；聯儲局買入這些資產，支付方法不是「印銀紙」，而是一靠賣出部分手頭上的國債券（聯儲局以前發的債，部分自己回購，現在又賣出），二靠借用財政部存放在聯儲局的現金以及剛才提到的銀行儲備金。聯儲局還未開動印鈔機，可解釋為什麼美國赤字急升，但美元還不見大幅貶值；只是不知道這個局面能維持多久，投資者宜多留意。

　　言歸正傳，續談昨天提出的問題：要刺激經濟，到底是減稅有效，還是增加政府開支有效？

　　十多年來，有幾個有關此問題的研究，都顯示政府開支的刺激作用不大，其ＧＤＰ乘法系數約等於１，即政府每增加相當於ＧＤＰ 1% 的開支，ＧＤＰ本身只能增加 1%，這方面的乘法效應其實只是加法效應。其中一個研究，是九七年由 V. Ramey和M. Shapiro 合作的（前者是加州大學聖地耶哥校區經濟系教授，後者是密西根大學經濟系教授、前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高級經濟師），計算了美國歷次戰爭時期政府增加開支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其中尤以二次大戰的數據最有趣。美國於二次大戰期間，平均每年用在戰爭上的政府開支佔ＧＤＰ的百分比，約十四倍於奧巴馬即將宣布的刺激方案，十分龐大，但開支的總體經濟效應並不顯著，除了ＧＤＰ乘法系數約等於1之外，巨額軍費開支對私人消費幾乎沒有影響，故凱恩斯學派認為的ＧＤＰ乘法系數大於1，這個研究結果並不支持。零八年，Ramey 改善了她的統計模型，把數據再算一次，發覺政府增加直接開支，竟引致實質消費和工資下降，引發所謂的「排擠效應」（crowding-out effect；據此研究，戰爭能振興經濟的悖論可以休矣）。筆者十二月中旬介紹羅馬（奧巴馬的經濟顧問）的研究，她得出的結果，與 Ramey & Shapiro 相似。至於減稅的ＧＤＰ乘法系數，羅馬算出的值是３，即減稅的刺激作用，比政府直接開支的作用大兩倍！

　　奧巴馬的刺激方案總值約八千億美元，其中三千億是減稅，餘的四千多億是政府直接開支；羅馬和伯恩斯坦（候任副總統拜登的經濟顧問）以凱恩斯學派沿用的退稅和政府開支乘法系數，算出方案可令ＧＤＰ增加 3.7%，並能創造三百三十萬至四百一十萬個職位，但如果用羅馬本人及上述 Ramey & Shapiro 算出的乘法系數推算，則方案的刺激作用還要大，單靠三千億美元的減稅，幾乎已可達到增加三至四百萬個工作職位的政策要求。亦即是說，如果奧巴馬只滿足於挽救經濟，三千億元退稅已經差不多足夠，根本不必再增加政府直接開支。但如果他要實現一些政策理想，如開發新能源以減少美國對進口石油的倚賴，改革老大難的醫療融資問題，實現土木、電子及教育基建更新等，則非取得龐大政府直接開支金額不可。

　　就政治阻力而言，若奧巴馬採用羅馬的研究結果，設計一個只有三千億元退稅的刺激方案，則等於完全倒向共和黨的減稅政綱，他的民主黨支持者肯定反對；而且，那樣做，救得經濟來，自己的施政理念卻難實現，何苦？不如沿用凱恩斯學派的數據，拋出一個八千億元方案，此方案兩黨支持者都討好，自己的施政理念亦可獲得資金支持，何樂而不為？避開一些經濟研究中的學派爭議，奧巴馬設計了一個一石二鳥的赤字開支方案，左右逢源；對他來說，嚴重經濟危機反而是一個大幹一番事業的絕好機會。

　　註：見 S. Woodward & R. Hall 的網頁最新資料。Woodward 曾是美國聯邦政府房屋及市建部首席經濟師，Hall 則是史丹福大學教授、美國經濟學會（ＡＥＡ）候任會長。

經濟衰退何時了，貪腐知多少？

練乙錚

　　踏入新的一年，人們都會問，今年環球經濟展望如何？各國不景氣什麼時候完結？由於這次衰退源頭是美國，我們或可先看看美國方面的狀況。翻查歷史數據可知，上一世紀，美國歷次經濟衰退最長的是一九二九至三三年那次，為期四十三個月；最短則是一九八○年那次，僅持續六個月；各次平均長度是九個月。七三年石油危機引發的那一次，長達十六個月；八一年，聯儲局主席伏爾克因為要剎住美國當時高達百分之十五的通脹率，把聯邦基金利率提高至二十厘，引起的嚴重衰退亦長達十六個月。由於目前這一次衰退的起因比較複雜，不像八一年那次那樣容易處理，故也許要拖得長一點（伏爾克「戰勝」通脹之後，把利率大幅下調，經濟馬上就復元了）。上周，三藩市聯儲分局經濟師Simon Kwan發表了研究結果，認為這個衰退將是二次大戰之後最長一次，要延續十九個月；如果按ＮＢＥＲ的正式說法——衰退於零七年十二月開始的話，則復甦將於今年第三季末來臨；最困難的時期將是今後幾個月，美國失業率將達百分之九。

　　大家記得，去年十一月底，ＮＢＥＲ宣布美國衰退開始日期時，不少人大感意外，因為零八年整個上半年美國ＧＤＰ增長只是很低，但並未變負，看私人消費增幅，至年中還是相當好，七月，石油價急升，消費這個最後一道防線才崩潰了，人們隨即斷言衰退來臨，但沒料到其實早已開始。那到底是什麼回事？原來，一般人採用的衰退定義，是連續兩季ＧＤＰ呈現負增長，但這不過是一個約略準則，ＮＢＥＲ的做法遠比這個複雜，不僅看總體產出（ＧＤＰ）數字，還看總體收入（ＧＤＩ）、就業等多方面的走勢。理論上，產出和收入是同一事物的兩面，量度的東西不同，一個量度產品總值，另一個量度勞動、不動產和資本的總收益，但數值應該一樣；不過，事實上，因於不同的數據收集時間和方法不同，二者總有些微差別。從先得到的產出數字，ＮＢＥＲ至去年年中也看不出負增長，但其後得出較完整的收入數字之後，圖像才比較清晰：國內總收入已於零七年底見頂，而一大堆其他數據如工業生產、個人收入等，亦跟陸續見頂，ＧＤＰ數據反而不具說服力，遂有十一月底的「驚人」宣布！（結果是一眾過分專注ＧＤＰ數據的「二流分析員」——包括筆者在內，都大跌眼鏡……）

　　值得一提的是，「衰退何時了」這個問題，對有固定收入、職位安全者而言，並不重要，這包括公務員、公校教員、大部分大機構核心業務骨幹等。但是，對商界、投資者、眾多收入低微而職位不穩定的僱員來說，衰退早幾個月或遲幾個月完結，卻有霄壤之別。回想七三年那次美國衰退嚴重波及世界各地，香港當時主要經濟支柱是生產出口工業產品，受的打擊很大，但筆者那時在公校任教，並不感到切膚之痛；八一年那次，筆者亦因正在就讀研究院，逃過大難而毫無感覺，和這次任職財經新聞界很不一樣。因此，筆者提議政府財金、福利官員（特別是後者），要多接觸升斗市民，了解他們面對經濟危機時的苦況和徬徨心境。不少政府高官，幾十年來都未坐過的士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

　　上面介紹了美國的一個預測，其結論在該國甚有代表性。另一重災區——英國，當地專家意見又如何呢？《金時》最近做了一個相當詳盡的看法調查，昨天見報，調查對象是全英六十七位知名經濟專家（港人熟知的Charles Goodhart亦包括在內），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衰退何時終結（所用字眼十分保守：「衰退終結的苗頭何時出現？」），結果只有二十四位認為有可能在今年；認為今年衰退終結無望的，則多達三十四位，故看法太大體上比美國悲觀。至於哪一個國家或地區最先復甦，最多認為是美國（三十六位），其次是中國╱東亞（十九位），然後是歐洲大陸（七位）、新興市場（三位）、英國（三位）。認為美國最先復甦的，所列舉理由主要是衰退得最早、體制靈活、不少企業反應一步到位、政府行動快而勁；認為中國╱東亞復甦最快的理由，則是經濟基調良好，政府財政收支健全穩固。

　　無論英美，不少人還擔心的，是各種龐大刺激經濟方案的後遺症，如通脹危機、企業愈加倚賴政府危難時打救而自己平時更加為所欲為等。但筆者首先擔心的，不是後遺症，而是數以千萬億元計的財政政策開支同時帶來的官員貪污、官商勾結；此現象在公共建築工程中特別嚴重。貪腐分子如此趁火打劫，在落後國、發展中及發達國都會出現、惡化，不過在一片挽救經濟聲中，各國政府對此「小問題」，絕對顧不上，對那些壞人而言，這更是百年難得一遇的發財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