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

張五常



雷公老弟鼎鳴七月十九日在《信報》發表《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是做過功課才動筆的文章。該文指出神州大地學術腐敗成風：抄襲、冒牌、研究弄虛作假、論文槍手生意滔滔。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報導，問題是如果這些「腐敗」行為一律清理得一乾二淨，中國的學術會搞起來嗎？賭搞不起來我敢賭身家。


關鍵在學術氣氛

鼎鳴老弟是把問題本末倒置了。學術發展的氣氛能成功地搞起來，上述的「腐敗」不打自散。學術氣氛搞不起，管制得怎樣嚴謹也不會有作為。印名頭，數文章，論學報，大學的君子們不是為了好奇心而做學問，不是為了興趣而追求，只是為米折腰，或為米出術！這樣，在國際學報上發表無數文章，篇篇不「腐敗」，寫得規格井然，但味同嚼蠟，沒有令人驚喜的新意，缺少了啟發力，傳世的機會是零，有什麼意思呢？

在學問爭取的歷程上我比鼎鳴老弟早出十多年，享受過大約十年的西方學術的黃金時代。越戰開始後不久一切都在變，變得快，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先進如美國，學術氣氛是明顯地減弱了。想當年，無論在母校洛杉磯加大，或長灘大學，或芝加哥大學的幾個學院，或七十年代初期的西雅圖華大，同事之間坐下來談的一定是學問上的話題，學生進入教授的辦公室一定是要研討學問。這情況跟我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遇到的是兩回事。神州大地的現代學術發展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受到的外間影響是壞影響！

當年在美國，銜頭不重要。我自己差一點因為要多付五十美元而不拿博士文憑。一張紙要來作什麼？當時《佃農理論》寫好了，沒有誰管我是不是「博士」。芝加哥大學邀請我到那裡時，作為系主任的夏保加說得清楚：有沒有博士不重要。當時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個重心人物——戴維德——不是博士，學士不是唸經濟的，只發表過幾頁紙的文章。我拜服戴老是遠在到芝大之前：一九六三年初聽到老師阿爾欽介紹戴老的綑綁銷售的口述傳統，著了迷，啟發了我三年後動筆的佃農理論。一九六八在芝大，科學院的院長基爾．莊遜對我說：有沒有文章發表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有深度，以口述表達出來也是可以的。

想當年，從來沒有人問及我求學時的考試成績：找大學教職主要是教授或同事們的口頭推薦。也是作學生時，選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種科目有較佳出路。選自己有興趣的，也選教授的學問斤兩。這一切後來逐漸轉變，七十年代後期轉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麼學術云云不知從何說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學術氣氛像今天的，我不會選走學術的路。


學者追求抽象回報

我說的學術——鼎鳴老弟關心的學術——主要是思想的發展。通常是抽象、軟性的學問，產出的作品一般沒有直接的市場價值。學生出錢求學是學怎樣思想。薪酬不足道，學者的回報主要是好奇心的滿足感，同事之間的互相欣賞，以及有機會傳世的驕傲。這裡說的思想是概念、理論、假說、驗證，要講深度，論新意，重啟發。大學是為了這些學問而設的：本科教基礎，研究院學創作。不限於實證科學。當年讀歷史，讀藝術，有道的老師教概念，教理論，所有學系都歸納在哲學的範疇內。知識理論與邏輯、倫理等皆屬哲學系的教材。當年大家知道哲學系最難讀，也最受尊敬。今天，一個哲學大師是不容易找到飯吃的！人浮於事，為米折腰，換來的是沒有誰再純從興趣來處理那些沒有直接市場價值的思想作品。我不懷疑鼎鳴老弟對今天的味同嚼蠟的所謂國際名學報的文章比我重視得多，但老實說，如果當年的學報題材與趣味像今天這樣，經濟學不會有我這個人。是他們遺棄了我，還是我遺棄了他們呢？是二者的合併吧。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中，參與的朋友傳來兩項使老人家開心的信息。其一是諾斯三番幾次對人說，經濟學他從我那裡學得最多。是陳年舊事，記不起是他教我多還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當年的經濟學像今天這樣，地球上不會有諾斯這個人，更勿論他的諾貝爾獎了。當年在華大，諾斯與巴澤爾從來不問我有沒有文章發表，也不問我教什麼，只是每隔幾天問我在想什麼。他們站在旁邊不斷地拍掌，鼓勵我寫下些今天還有人讀，還常被引用的文章。如果當年我要受學報編輯或評審員的氣，這些文章不會寫出來。說得清楚一點，我當年的英語文章是同事們拍掌拍出來的，所以今天還傳世。


中國奇蹟在古文化復興

芝大研討會傳來的另一個信息，是一位參與的朋友說，聽到的評語是新制度經濟學推我這個老人家為首。是賣不到錢的學問！是相對的，我跑出主要因為沒有幾個人真的跑——沒有幾個重視真實世界的局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發。說過了，回港任職後轉用中文動筆是對的選擇，可以寫得多，寫得快，可以更為自由地發揮，有了思想發展的大概才有系統地回頭整理。後者是今天老人家的工作了。

今天回顧，我的中語文章比英語的約多四十倍，更為粗略的估計，學問思想的貢獻約三倍。幾位知情的朋友認為，只要神州繼續再起，有朝一日中文在國際上受到重視，找老人家的抗衡對手老外要回到斯密那頭去。一九八一年我不是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嗎？以中文動筆不是有先見之明嗎？以中文動筆不算是學術是香港的有趣發明，但也只不過是為米折腰的無聊玩意罷了。說不出一句有啟發性的話，用什麼語文動筆也同樣無聊。腐敗要怎樣算才對呢？

歷來欣賞中國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國詩人的想像力，驚嘆中國的古文化。論思想，孔夫子那個時代了不起。後來學而優則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這制度對工業發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帶來的悲劇起於鴉片戰爭之前。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代價或成本無疑龐大。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使舉世嘩然。歷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們要向前看。

說過了，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古文化可以在凋謝之後回頭再起。這樣看，中國最大的奇蹟不是經濟發展，而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古文化正在復興。關鍵問題是：如果中國的學術像今天那樣，搞不上去，正在復興的文化早晚會再倒下來。歷史的經驗說，文化的興起要靠經濟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經濟發展不會持續。學術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命脈所在。


學術桃花源絕不仁慈

對教育與研究的資助，北京是慷慨的。困難是中國的學術思想發展的成績有很大的一個問號。雷鼎鳴指出的腐敗現象，是失敗的效果，不是原因。遠的不易考查，我認為北京的朋友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英國及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制度，選幾間有大成的學府為範。這些年中國引進西方的經濟制度或政策頻頻失誤——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成主要是靠自己想出來的制度或政策。學術上，引進西方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數文章、論學報的準則是錯誤的選擇。我認為早一段時期西方的學術制度，擇其善者而效之是明智的。就算完全不考慮西方曾經有過的上佳學術制度，發明自己的總比今天抄過來的為上吧。

回頭說上文提到的上世紀中葉西方的學術桃花源，可不是個仁慈的地方。當時的學術有英雄，也有敗將，而好些學府之內勾心鬥角的行為時有所聞。學術競爭也有代價。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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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


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


今年二月八日拙作《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曾指出，以ＧＤＰ而論，香港經濟佔中國經濟的比重愈來愈微不足道，這個趨勢難以逆轉。

我多年來一向認為，香港經濟要向前發展，必須同時做到兩件事，一是融入中國經濟，二是要不斷搜尋及發揮香港「無可替代」的相對優勢。香港相對於內地，有什麼獨特性及優勢？各行各業要自己找出答案。

近年內地、香港及國際的媒體有不少關於內地學術腐敗的報道及議論，可再次提醒我們，香港的優勢之一正是它的學術界比內地純潔得多，這項優勢必須延續。內地出現了什麼樣的學術腐敗及造假？它們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們可先從最近已成公共議題的汪暉「抄襲門」事件說起。


學者抄襲普遍

汪暉是內地新左派的思想領袖，當過《讀書》主編，現任清華人文學院教授，成名作是在一九八八年答辯、一九九○年出版及後來多次再版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

今年三月十日及二十五日，南京大學的王彬彬教授先後在《文藝研究》及《南方周末》刊登長文，指出《反抗絕望》中有十二處四千多字的內容，涉嫌抄襲了四位海內外學者的五本著作。

王彬彬文章刊後，「汪粉」（汪的支持者）及以「打假」為己任的網民互相對陣，爭吵不已。有幾位學者願意替汪說話，但認為，他大有問題的亦不在少數。汪從前的博士論文委員會成員嚴家炎如此評價：「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來的地方，確實證明王暉與他人有多處文字基本上相同，卻完全沒有注明出處，前後也沒有說明交代，用了一段跟別人幾乎不差幾個字的文字，你說這個部分是抄襲或變相抄襲，我覺得可以說。」美國兩位著名學者，威斯康辛大學的林毓生及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對此事意見一致，林在六月六日《南方都市報》評論周刊的訪問文章中表示震驚，同意嚴家炎對事件的評估，並嚴厲批評抄襲是侵害別人知識產權的失德行為。

林毓生與余英時都認為，清華的文學院院長及校長「有政治及道德責任盡速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若不成立，院長與校長都應下台！我問過清華的朋友，他們都未聞有為此事成立了什麼委員會。

汪暉自己並無出面申辯，但在媒體上可看到其擁護者的一些辯解，卻使人哭笑不得。例如，有人引開話題，反而批評王彬彬多管閒事，沉迷於要充當「引注規範」的「糾察員」。有人又質疑西方學術界的學術規範（指引用別人成果時要說明出處），認為它會成為思想大師的羈絆。

林毓生更發現，有人認為「抄襲幫助他（汪）節省了時間，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理論建樹上，他借抄襲才變成有世界水平的學者」。這類不值一駁的奇談怪論，在神州大地俯拾即是。


ＣＥＯ虛假學歷

學術腐敗的另一形式是虛報資歷。近日被揭發的微軟中國前ＣＥＯ「十億打工皇帝」唐駿，他的博士學位原來不是加州理工所頒，而是由「文憑工廠」野雞大學所發。

我自己便認識一位仁兄，此人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看來樣樣光芒耀目，但幾乎全部虛假。此君回到中國後，神通廣大，在某些機構工作一段時間後，真身暴露，卻居然又能轉到別處，繼續其行騙生涯。最近在網上發現他竟當上了一所大學商學院的院長，而且在媒體中頗為活躍，不到你不服！

但虛報資歷的行為，嚴重性卻又遠遠不及偽造科學資料。偽造資料會誤導其他研究人員，把科學研究引入歪路，浪費資源，拖慢經濟發展。

據今年一月十二日國際科學界兩大頂尖刊物之一的《自然》（Nature）報道，武漢大學及清華大學兩項獨立的調查都發現，大約三分之一被訪內地研究者都承認，曾經抄襲或偽造過學術資料。

去年底英國一份結晶體的學術刊物便決定撤回井崗山大學一些研究人員在該刊出版過的七十篇論文，因為發現資料都是虛假的。這所以革命聖地為名的大學，其聲譽所受的打擊嚴重程度可想而知，但校方只是開除了其中兩位學者，其他作者的收場如何，仍未知曉。

事實上，從《自然》及其他國際期刊對中國學術腐敗的多次報道看來，中國的大學對「打假」的責任，通常都是敷衍了事。

中國「打假」不力，其他國家又如何？近年幾次國際上有名的「打假」行動中，我們可看到麻省理工、東京大學及首爾國立大學等著名學府都能迅速成立調查委員會，明快果斷地找出真相，毋縱毋枉地把事情處理好。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打假」是○二年貝爾實驗室對德籍青年物理學家桑恩（Jan Hendrich Schon）的調查。

桑恩一九九七年在德國康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g）取得博士學位後，便到貝爾實驗室工作，研究納米科技。在短短幾年內，他在頂尖期刊出過近百篇論文。

在二○○一年，他的速度是每八天出一篇，而且是在最權威的刊物。他迅速冒起，連奪大獎，被視作可獲諾獎的神童，在超導體，分子半導體都被認為有突破性的發現。可惜，他的實驗結果原來都是子虛烏有。他名聲鵲起後，別人想複製他的結果，但無人成功，慢慢他便露出馬腳，促使貝爾實驗室徹查此事。


外國嚴打抄襲偽造

貝爾實驗室當時有財政困難，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早日要出科學成果的壓力，桑恩事件若屬實，實驗室的形象會大受打擊。但實驗室卻選擇勇敢地調查，這位明星學者在二○○二年分別致函給刊登過桑恩論文的期刊，告知它們資料都是虛假的。它的高級副總裁寫道：「我們對科學的榮譽操守極為重視。」二○○二年《科學》決定撤回了桑恩的八篇論文。二○○三年《自然》也撤回了七篇。但最值得鼓掌的，卻是桑恩的母校。

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自然》的社論報道，康斯頓大學決定褫奪桑恩的博士學位，並在聲明中說：「他濫用了這張進入學術世界的入場券（指博士學位），而且所用方法是如此存心不良及不負責任，他放棄了對學術的獻身，博士學位的尊嚴受到危害，……科學在公眾眼中的公信力被破壞。」洋人對學術腐敗立場如此鮮明，中國學術界卻是首鼠兩端，一部分人甚至要把它合理化，要學術規範走所謂「中國模式」，這如何對得起堅持學術操守的研究人員？

為什麼學術界對學術腐敗必須採用十分嚴厲的態度？這問題有經濟學的解釋。學術界大部分的基礎研究成果都只是對公眾可能有貢獻，對個別的公司作用有限，所以公司不大願意出錢負擔學術研究的費用，學界中人的收入回報與其付出的代價及時間相比，其實十分菲薄。

支持他們工作的動力，是來自其求真精神及發現新事物的樂趣。若有害群之馬出現，殃及池魚，使自己辛苦得來的學術成果受到社會廣泛質疑，他們必不高興。所以一見學術腐敗浮現，正直的學者都要與其劃清界線。嚴厲懲處，正是提高學術腐敗的機會成本的方法。

基於上述原因，西方一流學府對學者的要求極高。他們要想獲得終身教職，便必要過五關斬六將，文章要在權威刊物出版，接受審稿人大量吹毛求疵、甚至無理的質疑。經過這種洗禮，他們對學術純潔性的執往往十分強烈，抄襲偽造等行為，死也不肯做。


香港學術界可為內地借鑑

但是，中國的學術腐敗為何如此普遍？學術是非的觀念在一部分人中又如此薄弱？除了學界的晉升體制不發達、被發現「造假」後又無懲罰外，其激勵機制亦大有問題。內地大學往往用獎金或房屋等方法鼓勵學者投稿。

清華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們若能在《自然》或《科學》出一篇文章，可有五十萬元獎金。小兒今年有一篇論文在《自然》刊登，他聽到內地五十萬獎金後羨慕不已，這已是他當學生幾年的收入了。上述武漢大學的研究也有發現，在內地偽造論文的生意，在去年市值約十億元。

造些假資料，包裝成一篇驚世巨著，有望可得大額獎金，總會有人肯鋌而走險。但如此一來，國際上的權威刊物卻要常常把內地學術腐敗拿來當話題，加以防範，中國學術界又情何以堪？

科技水平對一國的國力影響重大，而學術腐敗肯定拖慢科技發展。中國如何才能擺脫學術腐敗的羈絆？《自然》的編輯們認為，法律懲處作用不大，因為法律界中人根本不懂學術問題。互聯網使「造假」容易暴露出來，但網民科學知識不足，常會在不同陣營互相指責，做不到毋枉毋縱，最好的解決方法，還是倚靠學術界本身建立機制。

在這方面，香港倒可以做到重大貢獻，香港學界遠為潔淨，而且對建立現代學術規範經驗豐富，我未聽過外國期刊會對來自香港的論文抱有特別戒心。

香港學者與內地學者交流頻密，回內地幫助建立實驗室的人如過江之鯽。香港學術界的規範，在中港兩地學術界的長期來往中，應可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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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


學術腐敗與貪污腐敗


上周二張五常在本報發表大作《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內中有不少篇幅論及我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記憶所及，五常老兄性喜作離群之馬，極少評論別人在報刊的文章，此次破例出手，使人驚喜。但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學術發展思茲念茲，無法放下不顧所致。

張五常文章中觸及拙作的主要部分，似乎是認為我相信，沒有學術腐敗，中國的學術研究便可搞上去。我沒有這種「本末倒置」的觀點。就算中國的學者全部都童叟無欺，當然不等於學術風氣便可大盛。我認為學術腐敗與學術沉淪有一種辯證的因果互動關係。一個地方的學術氣氛若果濃厚，抄襲造假受到鄙視，機會成本增加，腐敗行為的確會減少。例轉過來，若學術腐敗成風，大家忙於欺騙，學術發展卻不可能不受掣肘。

學術腐敗不但是漠視知識產權及欺詐的失德行為，對社會的經濟發展亦十分不利，但卻是極難根治的問題。科技學術水平高如麻省理工，十多年前便爆出過生物學家諾獎得主巴迪摩爾（David Baltimore，當過洛克菲勒大學及加州理工的校長）的實驗室，有一名博士後僱員造假，其後麻省理工調查得當，巴迪摩爾本人終於洗清嫌疑。


學生作弊非絕無僅有

有在大學教過書的人都知道，學生作弊絕非絕無僅有。據說，普林斯頓採用榮譽制，學生考試不用找人監考，而學生自動不會作弊。但此乃是學林異數，其他名校也不敢仿效，更遑論入學標準遠低的州立大學。

是否多作道德教育便能杜絕學術腐敗？這是天曉得之事。中國人發明了考試制度，考科舉的學子無不要飽讀聖賢書，但他們沒有人作弊嗎？多年前，我在芝加哥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見過一塊一兩方呎的絲絹，密密麻麻的用娟秀字體把《孟子》全部抄下。

據博物館解說，此布原本暗縫於某科舉考生衣服之內，以便其「出貓」。當年，我正修讀宋史專家先師克拉奇（Edward Kracke, Jr.）的中國科舉制度課，克師有天上課時突然拿出他珍藏多年的一塊古董「貓布」（不記得是宋代還是明代的），我告訴他自然歷史博物館也有，他聽後連忙追問，失望之情溢於言表，以為是罕有的收藏在海外也可容易找到，市場價值大跌也！學術腐敗，古已有之。利之所在，聖人倫理教化之言似無效力。

學術造假及打假的博弈是千古之爭，今天仍然繼續，但技術水平卻與時並進。以前學生考試作弊，主要通過在易於隱藏的小字條或手掌上寫上提示，或目必斜視「觀摩」別人的答案，科技含量不高。但今天電子儀器體積細小功能宏大，上課的筆記或課本，可輕易藏於「計算機」或電話之中，監考人員往往疲於奔命，考試中途學生上廁所也不能不伴隨左右。

考試以外，論文作業亦可輕易在國際市場購買。不同的老師自有不同方法對付，其中近來開始流行的一招，便是購入軟件，通過言文對照，看看交來的「論文」是否抄襲所得。此種軟件，據說已為美國的「教育測驗所」（ＥＴＳ）所用，監察尤其來自東亞考生在ＧＲＥ等國際大試中有無抄襲。


補習社成學術造假溫床

廣義地看，香港的教育制度及以提供「貼士」為本業的「補習社」實是助長學術造假的溫床。考試中若有考題要學生分析某某事件，不少學生若一早便有「貼士」，其實也只是在死記背誦別人提供的「標準」答案，並非自己的見地。這也是抄襲的一種，一代一代人的創意便是這樣被消磨掉。

最嚴重的學術腐敗，應該是偽造實驗結果或數據。此事誤導他人走冤枉路，害人不淺。但此種造假，其實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及才智。作弊者起碼要懂得怎樣使到自己用虛假證據所構建的結論被人重視，否則學術期刊不會刊登。他們若然知道腐敗之路走不通，改把精力放在真正學術之上，成就或會不錯。學術腐敗最大的社會代價，可能便是才智及精力的誤用及浪費。

學術腐敗與貪污腐敗有什麼異同之處？二者的定義及範圍便頗有不同。學術腐敗一般泛指抄襲剽竊別人的知識成果，或在學術問題上造假行騙。貪污腐敗是指有人以權謀私。更精準的定義是，社會或組織委託某人（例如官員）按既定的規則配置資源，但此人卻利用給予他的權力，違反了規則，使到自己或他所偏幫的人得到利益。


貪污腐敗可成「潤滑劑」

我想不出學術腐敗能為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但貪污腐敗很多時卻的確可成「潤滑劑」，使資源配置效率更高。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房價及租金被嚴重壓抑，表面上住屋便宜，但建屋卻是必然賠本，所以房屋供應嚴重短缺，很多情況等待十多年，也因無法分配到住房而結不了婚，苦不堪言。

當年我到廣州遊歷，喜歡晚間到海珠橋附近岸邊觀看市民生活。在極度昏暗的路燈下，可見一張一張長，每張都被兩對情侶共用，大家背對燈光，旁人看不清樣貌，便可作種種只適宜室內的活動。

面對此種困境，最想得到住房的人很可能要走後門，賄賂官員早日分配到房子。他們付出賄款，其實是等於用更高的價格取得房子，這樣做是部分、但不完美地恢復價格機制的配置功能。讀經濟的人都會知道，通過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在一般條件下，可達巴列圖效率（Pareto efficient），這比起官員把資源隨機胡亂配置，效果好得多。

不過，貪污腐敗與學術腐敗一樣，長遠的影響力也是十分負面的。貪污腐敗必涉及濫權，但權力對絕大部分人而言，卻絕非唾手可得。要獲得權力要先學懂怎樣「上位」，而所用方法通常與奉承賄賂有關，把精力才智用在此道，對社會生產無甚貢獻，是社會的巨大浪費。當掌權人通過過去的投資而得到權力後，他們必會捍著自己的權力基礎。

正如學術腐敗一樣，貪污腐敗也會造成浪費及不公，必須遏止。治標不如治本，什麼事最能動搖貪污腐敗的基礎？

有人認為是完善的法制。加強執法及懲罰，的確可產生一些效果，香港的廉署便是成功例子。但嚴格來說，這也只是治標之法，執法時偶有疏忽，利之所在，貪污腐化恐怕也會春風吹又生，貪官又會熙來攘往，無處不在。

道德教化如何？對投下巨大資源取得權力的貪官而言，這恐怕是陳義過高，對牛彈琴。更不可靠的是，道德標準往往會隨制度而起變化。舉個例子，現代工業社會不喜歡裙帶關係，靠關係走後門不會被認為是道德高尚之事，這種習慣與工業社會的發展格格不入也。

但自農業社會脫胎出來的內地社會，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仍被不少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符合倫理之事。如果有正直的掌權人拒絕理會鄉里親朋所走的後門，不一定會得到稱讚，有時反而會被定性為不念親情、冷血無情，罵他的人可能還自覺義正辭嚴。


助長權貴資本主義

最能動搖貪污腐敗基礎的是競爭的自由市場機制。二十年前，在內地買一輛名廠鳳凰牌自行車要五百多元，但卻要走後門。今天，一輛不錯的自行車二百元左右便隨便買到。要不要走後門付賄款？絕對不需要。若有人提此要求，跑到另一與他競爭的商店購買便可。在完全的自由市場機制下，不是貪官不貪，是沒有人肯賄賂他們。市場機制削弱了官員的壟斷權力，從而也使貪污失去基礎。阿頓勳爵（Lord Acton）的「權力導致腐敗」論，今天仍是至理明言。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過去的成功，與資源配置逐步市場化及相互競爭的民營企業湧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見去年秋天我在本報刊出的關於中國建國六十年的系列文章）。國企佔用社會大部分資源，但產量卻長期不及民企。

中國政府一直容許國企的存在，但今天國企與民企的利益衝突漸漸變得尖銳，阻礙著改革，也拖慢經濟增長。一些要捍衛著舊有制度的所謂新「左派」卻大力鼓吹政府應多干預市場。

內地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對「國進民退」深以為憂。市場干預製造了新的權力，會助長「權貴資本主義」，腐敗行為只會更為普遍。吳敬璉的觀點，與我二十多年來對貪污腐敗研究的結論頗為接近。

重刊《朝鮮必放說》

張五常



二○○八年九月九日，我在這裏發表《朝鮮必放說》，寫道：「兩年之內朝鮮會推行開放改革，走市場經濟。」最近兩三個月朝鮮的開放漸趨明顯，今天看是起步了。

我們要為朝鮮之放喝彩，要站起來為他們拍掌打氣。這是道義之談，而他們先要有錢我們才能多賺他們的錢，則是區區在下的道義經濟觀了。這也是斯密一七七六之見。問題是，如果中國不懂得怎樣應對，堅持引進西方的愚蠢勞工法例，提升最低工資，加上人民幣處理失當，會遇到不容易解決的麻煩。朝鮮的經濟競爭潛力是說不得笑的。


製造業潛力驚人

不要小看人口只二千三百萬的朝鮮。那是香港七十年代人口的四倍，而當時的香港有好幾項製造品雄視地球，把鬼子佬氣得瓜瓜跳。單從製造業的潛力看，朝鮮不止香港當年的四倍！提供如下數點讓讀者考慮吧。

一、朝鮮這個民族極宜從事製造業：吃得苦，有驚人的幹勁與耐力。

二、朝鮮政府的組織力強。

三、人口與台灣相若，但天然資源遠勝台灣。

四、中國改革的經驗會教他們很多——節省十年時間看來容易。

五、縱觀今天的國際形勢，朝鮮懂得怎樣做外資湧進在所必然——單是來自南韓與中國的外資就應接不暇了。


茲謹附錄二○○八年九月九日發表的《朝鮮必放說》的全文如下，一字不改。


朝鮮必放說

朝鮮者，北韓也，北朝鮮也。

話說今年四月，到西安的交通大學授課，記不起為什麼我對同學們說：「兩年之內朝鮮會推行開放改革，走市場經濟。」停了一下我又說：「寫進你們的筆記吧，這類推斷我通常對。」後來忙於高斯的中國研討會議，又要為北京的奧運熱鬧一下，沒有給讀者表達自己的朝鮮之見。這時動筆是九月了。希望讀者能放我一馬，我說的兩年從今天算起吧。

今天早上託一位同學搜查一些朝鮮資料，告訴她我對朝鮮兩年必放之見，她認為太冒險了。她說朝鮮施行共產政制六十年，頑固而又穩定，怎會那麼容易開放呢？也說得是。我對朝鮮所知甚少。去年鳳凰衛視的劉芳說過一些她造訪朝鮮時的所見所聞，今早同學在網上查得的一些瑣碎資料。推斷不改，因為我的依憑主要是朝鮮之外的局限轉變。這些轉變對朝鮮開放改革非常有利，對朝鮮不放非常不利。朝鮮本身的資料倒是次要的。

首先要說的，是我認為金正日是個有本領的人。大家知道朝鮮人民的生活苦，知道那裏有新聞封鎖，知道外人到那裏見到的皆挑選出來——換言之，我們不會羨慕朝鮮人民的生活。然而，所有報道，是外人見到的地方清潔、有秩序，而人民對金氏父子，起碼在言論上，存著尊敬之心。不要認為在專政下這些賣門面的示範可以容易地做到。昔日龐大的中國，解放幾年就露出馬腳，今天細小的古巴給遊客罵個半死。換言之，外人見到的朝鮮的清潔與秩序，不可能全是門面工夫。一個有秩序的國家，搞經濟改革是遠為方便的。

提到上述，不是要高舉金正日之能（雖然很不簡單），而是我認為如果朝鮮要放，此君領導的成功機會很不錯。


工作幹勁自成一家

走市場經濟，朝鮮的先天條件是上選的。首先是朝鮮人，不管是南是北，工作的幹勁自成一家，工業的投資者夢寐以求，何況他們的工資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看今天南韓的產品質量就知道朝鮮這個民族善於工業發展。十多年前，南韓的冒牌貨質量比中國的高出相當多。當然不鼓勵冒牌貨，但論到工業產出的能耐，以冒牌貨衡量是最可靠的法門。

次說人口、地理。朝鮮的人口約二千三百萬，與台灣相若，但土地面積卻是台灣的三點四倍。緯度與北京打平，但因為有東西兩岸，氣候比北京溫和得多。山多，人均農地少，但從面積比率看，朝鮮的礦藏冠於亞洲。資料說那裏的礦藏主要由中國開採，簽了長期合約，條文說什麼我不知道。農產品不少從中國進口。朝鮮連接著中國的東北部，後者的文化根底與經濟發展皆有可觀。

轉談目前朝鮮的產權結構。我不知細節，但千萬不要小看土地沒有私產的國家。正因為土地沒有私產，在重要的地權結構上一片空白，改革起來特別容易。印度就沒有這種方便了。不是說土地私產不好，但如果私產安排得一團糟，既得利益各持己見，加上不倫不類的民主政制，大事改革難於登天。

曾經說過，越南在改革初期下面沒有頑固的利益抗拒，仿效中國來得容易。要順便一提的，是近來越南出現的急速通脹困難，基本上是重複著中國九十年代初期的經驗：權力借貸把貪污伸延到銀行去。不知越南有沒有另一個朱鎔基呢？我也曾指出，要仿傚中國的改革，地球上只有三個國家容易：越南、朝鮮、古巴。這三者中，朝鮮的條件最優勝。


中國改革提供經驗

最後要談的——最重要的——是局限的轉變了。首先是訊息局限的轉變。中國改革有成是極為重要的示範。不是為自己說話，但若干年前朝鮮管理經濟的常讀我的中語文章。不知他們有沒有繼續讀下去。如果他們要讀，這幾年我寫的關於中國的經濟分析，尤其是不久前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免費的訊息提供，我認為重要。再者，目前中國遇到的困難，越南遇到的困難，印度遇到的困難，都是重要的訊息資料，可供參考。天下間不會有更相宜的事吧。人家走過的路，不收費讓你參考，你連怎樣取捨也不懂就無話可說了。二十七年前我強調，因為有連接著的香港的示範，中國對制度運作的訊息費用是大大地減少了。今天我說，有連接著的中國的改革示範，朝鮮也當然佔了先機，也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第二項重要的局限轉變，是一九九六年我發表《缺糧說》時推斷會發生的：地球窮國一起農轉工，糧價早晚會大幅提升。這提升近幾年開始了。這是人均農地不足的朝鮮不能不面對的現實。這是說，如果朝鮮不跟著大勢走，趕開發工業，後果不堪設想。但在國際競爭下，要大事工業發展，朝鮮不開放改革不可能有成效。國營企業的不濟中國經驗的實例數以萬計！

經濟實力可達三個香港

最後一項——第三項——重要的局限轉變，是地球上的經濟這裏那裏都出現了問題。中國本來是投資勝地，但去年起貨幣與外匯的處理，加上新勞動合同法的引進，神州勝地不常也。要轉移目標的廠家無數。幾個月前，一位投資身經百戰的老人家見到中國的形勢急轉直下，找我問計。想了好一陣，我說：「整個地球或大或小都有問題，下注中國還算不錯，因為中國的困難是內部政策的事，原則上是比較容易修正的。」再多想一陣，我說：「除非朝鮮開放改革而又懂得怎樣做。」不是說朝鮮改革會對中國不利，而是朝鮮本身會是個好去處。

不要小看朝鮮是小國，人口只二千多萬。這人口是香港七十年代的四倍，而當時的香港，無論成衣、玩具、手錶等約五大類產品的出口，冠於地球。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不久前我說過，如果中國不行差踏錯，二十年後，經濟實力會等於十個日本。這裏我說，如果朝鮮開放改革，懂得充分利用外間的經驗訊息，可以節省不少時間，那麼從改革算起，二十年後，他們的經濟實力有機會達到三個香港。

從金融危機看人民幣困境、中國策動人民幣大貶值

張五常



五常按︰二○○九年十月十七日我在昆明以《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為題講話，內容不少在其他文章發表過，事後讀報，一般沒有誤解，可能因為講得夠清晰。細想之下，這清晰應該源自我把題材的先後安排改變了，於是要憑記憶把這次講話寫下來，作為將要出版的《貨幣戰略論》的壓軸文章。

正要動筆，三位朋友不約而同地傳來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十月二十三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欄，題為《中國格格不入》（The Chinese Disconnect，《信報》按內容翻為《中國策動人民幣大貶值》）。克大師之文措辭刻薄，態度輕浮，顛倒是非，敵意明確，看不出是學者之筆，而其中所謂經濟分析我沒有半點同意。因為克大師之文與區區在下的昆明之說息息相關，遂決定把二者混合起來瀟灑一番。君子和而不同，讀者不要向今天盛行的經濟學者罵戰那方面想。

雷曼兄弟事發一年多了，但經濟學行內還沒有明確地解釋發生了些什麼事。事實上，半個世紀以來，我沒有見過學者之間吵得那麼厲害，互相對罵無日無之。我隔岸觀火，對資料與實情的掌握當然比不上美國的行家君子。然而，我們的蘇東坡曾經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在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這話題上，我遠看廬山，可能有旁觀者清的方便了。

我認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起自他們的貨幣制度與金融制度一起出現了問題。美國的貨幣是無錨的，學術上的稱呼是「法幣」制度，fiat money 是也。這是說貨幣或鈔票的本身沒有實物本位或外幣本位的支持。歷久以來，在這制度下，穩定物價的調控主要是調控貨幣量，有幾種方法，都不容易。一九六三年，我的師兄Alan Meltzer 提出單以調控銀根（monetary base，有幾部分，其中大家最熟知的是鈔票的發行量）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幣量是包括鈔票之外的支票及其他銀行存款了。那所謂K、L、M的計算方法本科生知道，他們不知道的是要按哪一量作為幣量調控這個話題，有了數十年的大爭議。師兄一九六三的貢獻，是有說服力地指出，單是調控銀根，貨幣量就會得到適當的操控，因而可以穩定物價。然而，需要的調整時日通常要六個月至十多個月才見效果，所以不管怎樣算幣量，幣量的調控與物價的反應是有著不容易處理的困難。貨幣理論的大爭議起自六十年代，到一九八二我離開美國時還是爭論不休，雖然那時行內一般同意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貨幣觀是勝出了的。

大致上，師兄的鴻文發表後幾年，歐洲與美國都接納他提出的以調控銀根的方法來調控幣量，從而調控物價。問題是一九九五師兄訪港，在雅谷跟我進午餐時，對我坦言感到困擾。那是因為美國的貨幣量——不管用哪種算法——相當急速地上升了好幾年，但通脹卻沒有出現。他當時提出的解釋，是美元奇怪地強勁，而強勁的貨幣是不容易有通脹的。我當時的看法跟師兄的差不多。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美國顯示的軍力舉世無匹，蘇聯解體，各國爭持美元作為儲備，而這樣促成的美國幣量上升是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換言之，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困難，是當一種貨幣在大量國際化、電匯神速的情況下，調控物價的變動我們不知以哪種幣量算才對。


調控利率埋下禍根

可能是這原因，格林斯潘一九九○年起轉用調控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美國的經濟。他對多方面的經濟數據掌握得充分，於該年七月把聯儲局的利率下調，二十六個月內一連下調了十八次，跟是調上七次，調落三次，調上一次，調落三次，調上六次，調落十三次，調上十四次——二○○六年二月退休。

雖然聯儲調控的利率不是市民跟銀行借錢的利率，但有直接的關係。讀者可能記得我說過幾次，這樣把利率轆上轆落早晚會轆出禍來。市場的利率應該由投資的回報率決定，而投資的回報率與市場的利率打平是均衡。利息是一個重要的價，刻意地把利率轆上轆落是價格管制，會擾亂市場的運作功能。當然，市場的投資者會看著利率的升升降降而作出一個平均利率的預期。事實上，為了賺錢，市場的金融機構利用各種富於想像力的工具，包括國家債券的買賣，來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幾年甚至多年利率不變的合約安排。問題是，如果市場一般對聯儲利率調控的預期大幅地猜錯了，災難不容易避免。

災難終於出現。二○○六年二月格林斯潘調高利率第十四次後退休，伯南克接掌聯儲，再調高利率三次，然後堅持不下，直至二○○七年的秋天次貸出事才把利率下調。當時大家知道，美國的房價上升了很多，那裡的居民很多以幾年不變的利率購買了房子。這使我推斷，次貸出事起於利率轆上轆落終於使市場的利率預期大幅地出錯，闖大禍。當時我立刻通知了一位北京朋友，但恐怕市場對這樣的觀點敏感，沒有寫出來。

我可沒有想到，我認為是嚴重的其實是低估了。我要到雷曼兄弟出事後，才知道通過那些所謂衍生工具，借貸與抵押的比率竟然遠高於一；才知道保險的安排把金融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才知道這種複雜無比的金融體制，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評級機構維護著。無錨的貨幣制度失敗，在於有關當局逼著要用調整利率的方法來調控經濟。金融制度的失敗，在於貪婪的眾君子把它弄得複雜無比，就是經濟專家也搞不清楚如何運作。君不見，金融風暴事發後，美國數百位經濟學者簽名說是偉大的金融制度。那不是複雜難明的證據嗎？


美元未見大弱勢皆因人民幣

美國的經濟前途怎樣了？復甦的機會是有的，但重振雄風的機會，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這兩點，經濟學者一般同意，但彼此之間的理由可不一樣。我自己對雄風不再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可以大手挽救的政策，看來沒有機會引進。撤銷最低工資會解困，但政治不容許，而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因為三年前定了下來，美國的最低工資還提升了百分之十一。搞起通脹會有大助，好些美國學者知道，但從伯南克的言論猜測，政治上也不容許。其二是財政赤字的問題。目前美國的財赤只是近於紀錄，但各方面的估計，說未來的財赤會破紀錄很多倍！有不同的估計，但所有估計都高得發神經。

佛利民當年認為財赤不是好事，但如果國家負擔得起，對經濟不會有大影響。他可能沒有想到今天美國面對的未來財赤會是那麼龐大的吧。未來的龐大財赤，會使市民擔心抽稅會增加，或債券之價會下跌，使聯儲無從約束利率上升，或政府負債的利息增加，早晚要在稅收打主意，或美元會暴跌，導致通脹與利率上升。無論哪一項，市民採取防守策略在所必然，沒有一項防守對經濟是有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 ，九十四歲的大師森穆遜（Paul Samuelson）在《紐約時報》為文，重複了他不久前說過的觀點。主要提到兩方面。一方面他認為他的孫子那一代會見到中國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於美國，成為地球上的經濟一哥；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出十年美元的國際幣值會暴跌，導致災難。我不認為中國當上地球上的經濟一哥是好事：這幾年北京已經未富先驕，樹大招風可免則免吧。客觀地看，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多出那麼多，物價調整後的實質總國民收入超過美國指日可待，但人均收入超過美國則遙遙無期矣。北京的朋友要客氣地指出「人均無期」這一點。在美元可能暴跌這話題上，森前輩似乎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元在今天還沒有呈現大弱勢，主要因為人民幣鈎著美元！

後者的經濟邏輯是簡單的，用不著多說。我的本領是可以提出證據。有經濟觸覺的人，如果跟蹤人民幣的國際匯率轉變，會察覺到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幣從單鈎美元轉鈎一籃子外幣之初，該籃子內的美元含量應該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比重其後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近年來，我的觀察是人民幣再加重以美元為錨的成分，有時甚至全鉤美元。有重要的經濟原因，過後再說，但絕對不是因為什麼陰謀或什麼「格格不入」。是的，我認為人民幣加重鈎著美元是幫著美國一個大忙，克魯格曼的惡意言論是淺見。他在專欄的最後說：「一個大國向鄰國行乞的行為不能被容忍，必定要對中國的貨幣做點事。」說得瀟灑，但要對人民幣做點什麼事，才有利於美國呢？此君在國際貿易的分析上拿得諾貝爾獎，堪稱奇蹟！


中國超美源於生產力增長

克魯格曼認為美元下跌對美國的經濟有利，因為可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不知是何方神聖的經濟學了。彈性系數與貿易逆差這個話題是本科三年級的學問，而美元暴跌會使美國債券之價暴跌，等於美國利率暴升。與債券之價下跌是同一回事的利率上升，聯儲局無技可施，房價不知會跌到哪裡去。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經驗——債券孳息高逾十九厘的經驗——怎會這麼快就忘記了？

在同一文內，克氏提出一些其他美國經濟學者的看法：因為中國購買外地的資產，促成美國的樓市泡沫，帶來金融危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些年外資湧進中國，比中國投資到美國去的錢，多出很多，北京可沒有哭出來。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行乞的炎黃子孫能投資一點錢而把美國的經濟搞垮，將來的歷史學者怎會不嘩然大叫，心臟病發呢？

這裡順便一提。不久前一位哈佛教授認為北京蠢，購買了那麼多美國債券。這可能又是克魯格曼認為中國擾亂美國經濟的原因。我不會為北京朋友的智商辯護，但他們多買美債是源於不好寫出來的政治壓力，神州大地一些擔瓜賣菜的人也知道。蠢到死！

我要再說一次今年三月三日我回應貝加（Gary Becker）指責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的謬誤。人民幣從一九九四至二○○五這十一個年頭緊鈎美元，不可能有操控匯率的空間。其後人民幣轉鈎一籃子外幣，是美國的議員逼出來。不知是誰在操控了？不知世事的大師們，少說幾句不是較好嗎？要向克魯格曼指出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幣兌美元的黑市匯率是十一元七角兌一美元，今天沒有黑市，白市是六元八角兌一。這反映著些什麼？反映著這些年中國的生產力增長，遠超美國的。雖然伊拉克之戰對美國不利，但人民幣兌美元的大強勢始於二○○三年初，在伊戰之前。除非是蠢才，沒有誰不希望美國的經濟繼續強勁，但事實是在地球一體化這個嚴重關頭上，美國的經濟結構的確是出現了不少問題。他們不應該嚮往著昔日的雄風，漠視了落後之邦的人也有頭有腦，有手有腳。這一點，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爾摩我跟佛利民解釋得清楚。今天回想，佛老當時也有點輕敵。但我深信，如果佛老還健在，他會支持我的看法。


撤銷外管人民幣自由浮動

回頭說人民幣的困境（是的，人民幣也在困境中），是在目前的形勢下，還要鈎著美元或不要大幅地提升兌美元的匯率。這不是要向美國行乞，而是因為中國的工業產出外銷主要還是用美元結算。說過了，基本上中國的產出不是與先進之邦競爭，而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後者競爭大致上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如果中國的產出外銷以美元結算，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會讓其他發展中國家把中國殺下馬來。千夫指著罵中國，只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哥。所謂樹大招風也。

要脫離使用美元結算是重要的。方法多多，但只有一種費用最低，麻煩最少。這是撤銷還餘下來的不成氣候的外匯管制，把人民幣自由外放，從而使中國的廠家可以方便地跟外商以人民幣結算。這簡單的處理有複雜的一面。解釋過多次，撤銷匯管給中國帶來的利益數之不盡，這裡不再說。這裡要說的一個重要的複雜點，是撤銷匯管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人家要搞你，或聯手來搞你，有得搞。這就是自二○○三年起我堅持人民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的其中一個原因。周小川先生的經驗應該教訓了大家，以任何外幣為錨，或以一籃子外幣為錨，皆非善策。中國的央行要選貨幣以外的實物為錨，然後讓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我建議的下錨制度說過無數次了，這裡只再說其中一點︰依我的建議，央行是完全不需要有實物儲備的。轉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人民幣之錨，對央行的君子們只有一個不利之處。那就是他們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的權力會大減。但貨幣政策是不應該用作調控經濟的。每次我聽到周小川先生說他的貨幣政策是多目標的，必搖頭興嘆。貨幣的基本用場是什麼我解釋過多次，而高明如格林斯潘，少目標也闖大禍。

放開匯管，採用我建議的下錨之法，聰明的發展中國家會知道怎樣做才能發揮他們的比較優勢條件。這對中國有利。先進之邦呢？他們會考慮作為人民幣之錨的一籃子物品來選擇他們的策略。北京不用管這些。富有的老大哥們要怎樣做是他們的選擇。

我很欣賞森穆遜十月二十四日說的兩句話︰「當一個工資低、可以學習的民族能仿傚先進之邦的科技時，他們會仿傚。這是為什麼保護主義像疱疹毒素，我們一定要預防染上。」這才是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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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Krugman


中國策動人民幣大貶值


掌管貨幣的高級政策官員的講話通常都充滿了暗號，因此，當聯儲局主席貝南奇最近談及亞洲、全球經濟不平衡和金融危機時，他沒有特別批評中國可恥的匯率政策。

但是他根本不用這樣做：所有人都明白背後的意思。中國的惡劣行為正對其他國家經濟造成愈來愈大的威脅。唯一的問題是，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會怎樣應對。


人民幣非供求決定

一些背景資料：人民幣與英鎊等其他貨幣不同，其價值並非由供求來決定，中國政府透過在外市場買賣人民幣來釐定目標匯率。這個政策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中國限制了私人投資者把資金出入中國的能力。

有關政策不一定是錯的，尤其是對於一個仍然貧窮的國家來說，因為其金融資體系很容易會因大量熱錢流入而受到衝擊。事實上，在九十年代亞洲爆發金融風暴時，這個政策令中國受惠不少。不過，關鍵問題是人民幣的目標價值是否合理。

直到約2001年，你可以說，人民幣的價值是合理的：中國整體貿易當時沒有過分失衡，但其後人民幣與美元掛鈎的政策變得愈來愈奇怪。首先，美元匯價下跌，尤其是兌歐羅，因此，把人民幣與美元掛鈎的政策令中國基本上是讓人民幣兌其他所有貨幣貶值。另一方面，中國出口業的生產力大升，配合人民幣貶值，令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變得極為便宜。

結果，中國貿易出現龐大盈餘。如果根據實際供求情況，人民幣本來是會勁升的，但中國政府不讓其上升，透過大舉拋售人民幣來壓低匯價，並藉此買入大量的外國資產，當中大部分是美元資產，目前總值大約2.1萬億美元。

很多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都相信，中國瘋狂購買資產的行為造成了樓市泡沫，為全球金融危機奠下基礎。但即使美元下跌，中國堅決繼續讓人民幣與美元掛鈎，這種做法在目前可能會帶來更多的損害。


美元下跌屬好事

雖然外界有很多關於美元下跌的末日說法，但美元下跌其實是自然且是好事。美國需要較弱的美元來降低貿易赤字，而且現在也幾乎如他們所願，在危機高峰期投入美國政府債券尋求資金避難所的投資者，已開始把資金轉到其他地方。

但是，中國一直把人民幣與美元掛鈎，這意味一個有龐大貿易盈餘，而且正迅速復蘇的國家，一個貨幣價值應該上升的國家，事實上，正在策動一次大貨幣貶值。

在全球經濟仍因整體需求不足而深陷困境之際，這樣做特別糟糕。中國透過疲弱貨幣政策，從其他國家抽走了本來已經不足的需求，令幾乎所有其他地方的經濟增長都受到損害。最大受害者應該是其他貧窮國家的工人。

在正常時候，我會第一個反駁中國正在偷走其他人的工作的講法，但現在這是事實。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美國官員在處理中國問題上一直非常小心，上周財政部向國會遞交的一份報告中對此表示「關注」，但說中國並沒有──重覆沒有操控貨幣。他們是在開玩笑，是吧？


瑞士拋售本地貨幣

問題是，現在這種謹慎態度並不合理。如果中國做出華爾街和華盛頓害怕的事，開始拋售一些美元儲備，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其實將有助美國經濟，提高美國產品的競爭力。

事實上，部分國家特別是瑞士，一直嘗試透過拋售本土貨幣來支持經濟。基於外交理由，美國不能這樣做；但如果中國決定代美國出手，美國應該給他們一張感謝卡。

在經濟仍然嚴峻的情況下，強國的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政策是不可以容忍的。中國的貨幣問題一定要處理。

國家六十有感

張五常



不少讀者期望我寫這篇文章，應該寫。不易寫，但應該寫。中國是個古國，其歷史複雜無比，文化的演進沒有歐洲十五世紀之後的閃閃生光，但純而厚，是好於學問的人的一個好去處，我是著了迷的。歷史說，解放立國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慶祝，顯然因爲六十年是一個甲子。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能拼出六十個不同的組合，六十年是一個迴圈。爲何有這樣組合的安排我可沒有考究，但中國的傳統是以六十爲大壽。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對一個國家久不久應該發一下神經，你不能不承認中國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奧運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覽會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開電視看看吧。

建國六十年，剛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用，不妥不妥；後三十開放改革，很好很好。後者，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結語中，有所感慨而揮筆直下：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爲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麽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爲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復——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我是個生存在上述的整個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歲，懂事的。不斷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對歷史有研究。在美國讀本科第二年時，我寫了一篇關於鴉片戰爭的前前後後的長文，當時的經濟歷史教授Warren Scoville給予高評價。今天我想，如果沒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國會有很好的後三十年嗎？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動工三十年後的改革，中國今天會更有成就嗎？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價的，這代價高，值得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我只能說，從歷史規劃下來的局限看，中國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的艱巨工程帶來的奇迹。這樣的成就當然要付代價，很大的代價，至於這代價是否值得，見仁見智，是主觀的判斷了。比較客觀地問，如果中國選走另一條路，這大代價會否低一點？今天的人恐怕沒有答案；將來的歷史學者總要提出這個問題。

讓我從乾隆皇帝說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記不起正確年份，當時英國的皇帝派一個欽差大臣訪中國，要求發展貿易。乾隆接待了他，寫了一封歷史有名的信給他帶回英國皇帝。該信的大意是說：「我們中國什麽都有，對西洋鬼子的産品毫無興趣，而作爲中國皇帝，我的責任是搞好中國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與我何干哉？」這是當時中國閉關自守的意識，百多年後，八國聯軍的年代還是差不多，但八國聯軍之際，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西方了。

我們當然不懷疑古時的絲綢之路打通了一點與歐洲的聯繫，也不懷疑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比哥倫布早上大半個世紀的偉大探索。然而，無論怎樣看，中國曾經有數千年的閉關自守的日子。康熙謝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公行，容許行商與老外貿易，只是爲了應酬一下，說不上有發展外貿的意圖。康熙是個好皇帝，但他對西方科學的興趣只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圓明園的故事與後來的悲劇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結果。中國打開門戶是鬼子佬用槍炮攻開的。鴉片戰爭之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與英國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讀過。他們要中國的絲茶，但中國只要他們的銀兩，銀兩不夠，他們在印度找到中國人愛吸的鴉片。

一個聰明的民族，關起門來發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觀，但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很不相同。中國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衆君子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體會，稱得上是及格的寥寥無幾。中國的學子沒有幾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沒有幾個聽過蘇東坡。今天，在鋼琴上彈莫札特彈得像樣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計，但我賭你找不到幾個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響中國，只是近幾年西方的孩子們搶著學起中文來了。後者是大好形勢，反映著西方的衆君子終於察覺到地球上還有另一個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這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學西，有貶意說是崇洋媚外，但其實是清末民初以還，早一點說是乾隆皇帝之後，西方的科學與工業産出比中國的先進得太多，把炎黃子孫嚇破了膽。讀得出幾個英文字的誇誇其談，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時，護照是五千四百多號，即是說從盤古初開到一九五七，從香港正規外出的只有五千多個。急起直追，進入洛杉磯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請作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好奇地跑到圖書館去研讀一下中國的藝術文化，客觀地衡量，知道那所謂落後的中國，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響了梵高、高庚、畢卡索等西方天才大師，可惜深入的影響卻說不上。我對中西雙方的文化一視同仁地重視，是從那時開始的。東歸東，西歸西，二者混合不來，是老生常談，但不對。

今天看，中國走現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雖然還有好一段要走，但回頭看，我們的確走過了千山萬水。乾隆之後炎黃子孫的經歷滿是血淚。抄襲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幾年凡是抄襲西方的經濟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說真的，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千山萬水，炎黃子孫今天大可披襟岸幘。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既然那麽聰明，那麽吃得苦、有幹勁，爲什麽要花上兩百年的時間才走出那漫長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閉關自守的日子裏，中國的傳統是以風俗倫理管治，高舉儒家學說，重視三從四德。學而優則仕，蘇東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倫理判案。沒有司法制度，傳統上中國沒有律師這門專業。也因爲讀書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阿基米德（西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個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個牛頓（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學而優則仕，好學的讀古書，談詩詞，習書畫，騰不出一個科學發展的空間。

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不要嘲笑三從四德。從一個以農業及手工藝爲主的經濟社會看，這種管治制度可取。無可置疑，中國的傳統農業與手工藝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專家卜賽（賽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學研究中國的農業幾年，拍案叫絕，認爲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說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因爲這種治法成本低，遠低於司法制度。從一個不論科學、不靠科技産出的社會看，以一個靠家庭的農作與手工藝而爲生計的社會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倫理治國的一個大麻煩，最頭痛的，是沒有彈性，修改不易。今天我們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倫理修改極難，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經濟的需要轉變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帶來災難。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與戴維德（Aaron Director）研討過，得到的結論，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沒有修改的彈性。我們當時比較的是英國的普通法與歐洲的大陸法，認爲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較高，但比大陸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棄道德倫理的準則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難上加難。

三從四德的家庭傳統，跟道德治國合得來，在重視農業、手工藝甚至商業而言，這樣的管治制度因爲成本低，可取。困難的出現，是人口上升，不靠工業的發展不足以糊口。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的經濟學有重農主義，也有重商主義，但沒有重工主義。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發表他的《國富論》，以專業分工合作的制針工廠起筆，明顯地是重視工業發展的思維。說來湊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時代。想當時，中國以家庭爲産出單位，但歐洲的工廠運作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業的發展要讓家庭産出轉到工廠去，歐洲早就跑過了這一程。中國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見到工廠形式的出現。這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跑進沒有親屬同事的工廠操作。這樣，以家庭産出的傳統開始瓦解，成本較低的倫理管治逼著要轉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談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國的家族傳統的意識還在神州存在。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認爲中國的家族觀念或禮教沒有可取之處。是的，我不認爲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錢求學是好品味的風俗。但我希望讀者明白，從以家族爲基礎的道德倫理的管治制度，轉到近于六親不認的管治制度，是多麽困難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樣的一個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樣的一個小國，上述的轉變遠爲容易，或衝擊比較小，但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這裏不同那裏，口音不一，就是連吃，地區之間也大異其趣，需要的轉變難於登天。二戰期間，我在廣西某農村住了一年，知道村與村之間不論婚嫁，口音不同，更談不上搞什麽合作産出了。那只不過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萬，其中一千三百萬是外來的。

上文提及，國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黃子孫付出了大代價。代價不論，我的直覺是沒有這前三十中國不會有今天。代價是成本，但經濟原則說，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頻頻爲以往的代價惋惜。另一方面，單看今天北京要慶祝的六十年，我們會低估了中國人的成就，或誇張了昔日的代價。爲寫此文，我決定向歷史多走幾步，細說從前，用上的解釋是自己的以社會費用的轉變爲基礎的制度理論。這理論是三十年前我爲推斷中國會走的路而想出來，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觀察而改進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討，值得欣賞。中國的青年呢？昔日的代價他們沒有付出，但新的機會就在眼前。他們要學我當年，見到有爭取知識的機會就站起來大博一手。爭取將來當然是今天中國青年應走的路，而在走這路的同時，他們也要學我當年，不斷地探討中國的舊文化，與西方的比較一下，從而體會到學問這回事是沒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學西曾經是悲劇，但上蒼有眼，昔日的悲劇今天變爲喜劇了。是的，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孩子們占了先機，因爲中西兼通，將來的天下他們會是主角。這也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孔子雲：「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開放改革，無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順」要怎樣解才對呢？鄭康成雲：「耳順，聞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雲：「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翻過來，我的解釋，是耳順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適從，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斷。謹以此爲北京的朋友賀。

閉關自守也無妨！

張五常



　　去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提名時，說如果他獲任總統，會杜絕中國的玩具進口美國。據說不安全是原因。後來他認說錯，有歉意。（想深一層，美國本土的玩具工業早就移師中國及工資較低的國家，去如黃鶴，沒有什麼可以「保」的）。最近九月十一日美國宣布對中國輪胎徵收懲罰性的進口稅，三年加三次，每次加得厲害，得到奧巴馬批准。奧氏之前，布殊執政時，美國的壓力團體多次提出對中國貨進口徵收懲罰稅，據說有六項通過有關當局，皆被布殊否決。


中國切勿報復

　　有一個嚴重問題。這次在懲罰中國輪胎進口的言論中，沒有提到像玩具那樣，被指有危險成分。中國製造的輪胎顯然被認為是安全的，只是價格相宜，導致美國的輪胎工人失業，所以要懲而罰之。既不危險，也非傾銷，只是價格過低。這樣，將來反對中國製造品廉價進口的聲浪會不絕於耳，奧巴馬不容易厚此薄彼，輪胎的命運會成為保護主義捲土重來的先驅。不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選擇。

　　重罰中國輪胎進口，美國還存在的輪胎製造商會得益，但沒有誰會在那裡興建輪胎工廠。這是因為懲罰關稅這回事，既可來，也可去，設廠造輪胎是蠢行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呢？大量產出輪胎，廉價輸美，也會同樣地遇到懲罰關稅，所以也不會那樣傻，見到自己的國家還沒有被點名就趕去設廠產出輪胎了。如此類推，明智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會選擇不走廉價輸出美國的路，轉而謀求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互相貿易，地球一體化會變為地球兩體化。

　　上述是我持有的水晶球的看法，可能想像力過高，但邏輯是對的。中國可以報復（retaliate）嗎？當然可以，而縱觀今天中國持有的籌碼，容易。我反對。曾經說過，無論外間怎樣懲罰中國貨進口，北京的朋友不要採取任何報復行動。協商不成，他們要懲罰，一笑置之是上策。何況今天遇上金融危機，此報復也，將會導致保護主義地球化，對中國半點好處也沒有。是的，協商不成，北京的朋友要逆來順受。尤其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就是被迫要閉關自守，有得守，守得雲開見月明。

　　我要從史密斯的《國富論》起筆的製針工廠說起，向北京的朋友解釋一下簡單的分析。史前輩的製針工廠，因為工人分工合作，每人的平均產量，比獨自操作的產量高出數百倍。我曾經指出，因為專業而分工合作，其產量可以容易地上升逾萬倍。這是史前輩指出的「國富」的主要原因。他跟翻來覆去地指出，要鼓勵專業分工產出，市場貿易不可或缺，因為沒有市場無從專業。這就帶來史前輩的一個重要格言：「專業產出的限度是由市場的廣闊度決定的（Specialization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市場大利專業分工

　　這裏我要用一些真實的數據來示範市場廣闊度對生產成本的重要決定性。二○○一年為了寫《供應的行為》的第三章──《生產的成本》，我要求一家印製商提供印製書籍的成本數字，由花千樹的葉海旋核對，說明一分也不能錯。是一本三十二開內文一百九十二頁的平裝書，以港幣算，時間是二○○一年七月。眾所周知，印製書籍是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我獲得的數據，印製五百本的平均成本是每本五十七元二毫九分，八千本的平均成本是七元五毫三分。資料顯示，開頭平均成本跌得急，到了八千本就跌得遠為輕微。當時我算過，考慮到倉庫的租金，無限量的不急銷售，以香港而言，每次印製八千本最數。

　　在香港要出書過癮一下的君子們知道，因為市場小，要銷售五百本不容易。二○○一年的市價，內文一百九十二頁的書每本約四十五元，批發六折，是二十七元。沒有算進編輯、設計費用，五百本的平均成本五十七元多，要過癮不能不入肉傷身。要真的過癮，二千本（印製成本平均約十七元）是起碼的要求了。

　　市場銷量夠大是利用專業分工產出而減低成本的主要法門，也因為這法門的存在，基於私有產權的經濟就可以誇誇其談了。印製書籍是量愈大產出平均成本愈低的一個好例子，可能有點誇張，但我們不難想出更誇張的其他實例。權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所謂私產）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這是科斯定律。但有私產，市場的銷量不足，算你是絕頂天才也只能大嘆倒楣了。

　　神州大地的人口比香港的高出二百倍。要出書過癮一下嗎？國內今天的書價比香港的大約低一半，成本也大約低一半，銷售二千本當然遠不及香港那麼困難。書籍如是，其他產品也如是。外間多購中國貨是擴大市場，有助，但自己既然有那麼大的市場，他們要保護什麼的，讓他們保到夠算了。不容易明白，美國在消費指數一蹶不振的今天，他們會推出保護主義。難道輪胎之價大幅提升，那裡的市民會多購汽車嗎？是湛深的學問，我不懂。


懲罰稅換作配額制

　　美國推出保護主義，對中國當然不利。但此不利也，在發展得有頭有勢的神州大地來說，因為本身的市場夠大，用不哭出來。報復還擊，怎樣算我也算不出對中國本身有好效果。中國的勞苦大眾拼搏了那麼多年，站穩了腳，讓他們享受一下外間的名牌貴貨不是很好嗎？索性取消所有進口關稅吧！是站起來表演一下真功夫的時候了。

　　我曾經指出，中國要大事發展的是內供，而不是內需。只要內供發展得好—主要是撤銷所有約束內供的管制—內需的威力會隨之而來。外需無疑有助，但今天看已經不是炎黃子孫的生存命脈了。一個人口不多的小國，要靠出口換飯吃，或靠開賭，或靠旅遊，或靠碰中了些什麼天然礦物。但中國不是小國，人口多而又吃得苦，市場大得驚人，而工業的確是發展起來了。人家要保護，中國在不利中可以穩守，而長此下去，最大的輸家一定是推出保護的那一方，因為在保護中市民是買貴了貨，資源的使用也被誤導了。日本保護農產品的經驗是災難性的。

　　我感到惋惜的，是美國懲罰中國的輪胎進口，在過渡期間中國的輪胎製造商會受到損害。中國自動提升出口稅會打上交叉，也會與目前的出口稅制有衝突。自動約束出口量是配額制度，麻煩多多，紡織品的前車可不鑑乎？然而，輪胎出口配額會減少甚至彌補製造商的財政損失，而更重要是會大幅提升出口輪胎的質量。如果美國可以接受這配額而放棄懲罰稅，對中國來說是比較上算的。我可以保證，如果懲罰稅換作配額制，而商務部懂得容許配額以市價自由轉讓，中國產出的輪胎的質量會冠絕天下。這是價格理論的推斷，其準確性與牛頓推斷樹上的蘋果會掉到地上相若。

通脹何害？

張五常


　　前文論及，通貨膨脹含意著物價上升，但物價上升不一定含意著通貨膨脹。這裡先談說過的。貨幣的用途是協助市場貿易及協助財富累積。這是說貨幣的主要用途是作為一個計算單位（unit of account），不應該牽涉到其他方面去。如果有通脹或通縮的物價變動——不是前文提到的一次過的變動——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功能一定會受到影響。貨幣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通脹或通縮會擾亂貨幣的運作，使交易費用增加，嚴重的擾亂可以是災難。昔日國民黨在大陸時的經驗，是市場拒用信不過的關金、銀圓券、金圓券等國家貨幣，轉為使用港元、美元、黃金白銀，甚至以物品換物品的途徑成交。這是悲劇。

　　無錨貨幣（fiat money）是指貨幣沒有用上一些有價值的實物作為貨幣的本位。這制度今天盛行，很頭痛，因為要頻頻調控貨幣的發行量，經驗說很難持久地調控得恰當。我多次建議採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此法也，今天的一些先進國家不容易改用。中國可以，為什麼不採用我不知道。


傳統貨幣政策失靈

　　在無錨制度下，調控貨幣量的困難是愈來愈嚴重了。有三個相關的原因。其一是在無錨制度下，今天沒有誰可以肯定貨幣量要怎樣算才對！其二是地球一體化，一個國家的貨幣如果大量外流，其行蹤與用場皆無定案，幣值可以變幻莫測，對這個國家的物價變動的影響難以捉摸。其三是無錨制度需要的幣量調控遠甚於有錨的，導致的經濟波動需要頻頻採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管理貨幣對操控經濟的權力於是大升。今天，貨幣政策再不限於穩定物價，而是涉及經濟整體的多方面。貨幣政策再不限於維護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用場，而是變為經濟政策了。權力大升，有誰不喜歡權力呢？我們今天聽到的美國聯儲及中國央行的言論，有理由相信他們忘記了貨幣的存在是為了什麼。

　　更頭痛是從目前美國的金融危機衡量，傳統的貨幣政策觀失靈。去年雷曼兄弟事發後，美國的聯儲局反應快，夠狠。我當時給他們的大手放寬銀根八個月時間生效，是佛利民的六個月時間表加一點。今天十一個多月過去了，效果使人失望。我不懷疑堅持下去早晚會有明顯的效果，但時間差那麼遠，佛老如果還健在不知會怎樣想。

　　貨幣政策一方面要穩定物價，另一方面要調控經濟，價格理論的邏輯說是不容易兩全其美的。我建議的下錨制度（解釋過多次）可以解決這些困難——我也相信有朝一日會被採用。然而，貨幣政策的權力擴散得那麼大，政治遊戲變得那麼複雜，好些國家的經濟結構因而改變了，要回頭可真不易。希望還在中國。如果北京採用以實物為錨的貨幣制度，有很大機會帶動其他發展中國家跟隨，地球一體化會有一個新面目。

　　上述可視為我要向讀者淺談通脹何害的引言。首先，大家要記著兩個不可能錯的經濟原則。一、物品與物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及其變動，是通過市場引導資源使用的重要法則。這是市場經濟的本質重點，歷史的經驗說是經濟效率不可或缺的，而價格管制——即干預市場的相對價格——是犯了經濟運作的大忌。二、市場是為了減低社會的交易費用而存在，然而，市場的交易還是費用不菲的。物品換物品也是市場，二戰時我在廣西的農村遇到過，牽涉到的麻煩不難想像。作為計算單位來協助交易的貨幣有數千年的歷史，其減低交易費用的功能不言而喻。

　　今天的社會，沒有貨幣一定出現災難。有貨幣，但有急劇的通脹，也屬災難。通脹是貨幣本身貶值，處理不當會嚴重地擾亂了市場物品的相對價格。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近於廢除貨幣的功能。這類通脹在國民黨時期的神州出現過好些年，貨幣品種轉來轉去，但因為官員腐敗怎樣也壓不住。惡性通脹的基本困難，是市民花錢的速度（velocity）太高，錢一到手就立刻花掉。最嚴重的情況，是市場無從決定一個可靠的高利率來約束這立刻花錢的行為。到了這一點，貨幣的功能全廢，物品換物品的情況會普遍地出現。


大陸通脹對農民有利？

　　佛利民當年認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年率對社會的經濟有助，但再高就不應該接受了。我同意通縮不妥，因為會減少消費與投資，而工資是易加不易減的。說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有助，不僅是給需求增加一點活力，可能更重要是給工資的調整多了一點空間。佛老可沒有察覺到中國九十年代後期的經驗。那時的神州通縮達百分之三，加上產品及服務質量的急升，真實的通縮率應達兩位數字，而樓價下降了四分之三，但經濟增長保八，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左右。這個奇蹟的主要解釋，是當時中國市場的合約選擇——尤其是員工合約——有西方見不到的彈性。走計劃經濟路線的朱鎔基，知道市場可以處理的他一律不管。二○○七年十月讀到新《勞動合同法》，我立刻破口大罵。懂經濟的學者不會支持該法，而我罵個不停，是因為認為如果該法嚴厲執行，大幅地增加了合約選擇的約束，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會毀於一旦。

　　上述含意著一個頗為重要的張氏定律：凡是市場的合約選擇較為自由——尤其是生產要素的租用或僱用合約較為自由——通脹或通縮的波幅可以較大而對經濟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這定律可以倒轉過來：通脹或通縮對經濟的不良影響，是與市場合約的自由度負面聯繫的。這是價格理論的伸延了。

　　佛利民認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對經濟有助，是指美國而言，不一定適用於中國。我沒有作過深入的調查及分析，不敢武斷。我說過，年多前中國的百分之八的通脹不嚴重：一則我喜見農產品之價上升是主要的通脹因素，二則我認為原料進口價的大升大跌，不應該算進中國本身的通脹或通縮率。

　　還有另一點我舉棋不定。這就是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某程度的通脹對農民實質收入的增長會高於城市的居民，從而加速收窄這二者的差距。這是因為農民的土地分配大約以人頭算，在住房與食品這兩方面農民佔了甜頭，而流動人口的結構含意的，是通脹會加快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我喜歡為農民說話，但舉棋不定，因為通脹過高會給經濟整體帶來不容易處理的麻煩。我只能說，個人認為，中國應該接受的通脹率，可以安全地比佛利民說的高出兩個百分點。這不是說中國應該搞起通脹，而是如果有此需要中國的通脹容忍度可以比美國的高一點。


調控利率禍起蕭墻

　　上文提到的惡性通脹當然不可以接受。但遠不及惡性的、百分之十左右的通脹率，有害嗎？我不要在這裡重複同學們可以在書本讀到的答案，而是要申述書本奇怪地忽略了的重要話題。篇幅所限，只能略說。

　　我認為非惡性但相當高的通脹帶來的最大麻煩，是利率的處理。通脹是說貨幣會隨著時間貶值，市場的利息率一定要提升。利息是購買消費或投資的時間提前之價。如果幣值隨時間下降，這個價的提升理所當然。但利率要怎樣提升才對呢？正確的做法是由市場處理。然而，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一個市民借錢的利率一般高於貸款出去或存款於銀行的利率。這差距往往相當大，導致市民不願意或不能以貸款出去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的財富，轉向以改變消費或投資來保護自己。這改變是違反了有效率資源使用的基本原則。同學們不要忘記，利息是一個價，一個把時間提前之價。通脹無可避免地會影響這個價。如果交易費用不存在，借錢的利率與貸款（或存款）的利率永遠相等，通脹為禍不大。但交易費用存在，二者有了不能漠視的分離。通脹率愈高，貨幣作為計算單位的交易費用也愈高，借錢與貸款的利率分離跟愈大。這樣，通脹就會導致一種近於價格管制的效果，而又因為有很大的一般性，可以嚴重地損害了有效率的資源使用。這也是價格理論的伸延。

　　不讓市場調整通脹下的利率，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聯儲或央行調控利率，屬貨幣政策，頭痛問題是增加了的。我說過，美國次貸出事的一個起因，是聯儲局不斷地把利率轆上轆落。不是他們喜歡這樣做，而是不知道怎樣以有形之手操控利率持久不變。費沙的分析半點不錯：利息率與投資的回報率相等是市場均衡的規律。今天國際上的貨幣政策是把這重要的規律漠視了。

美國金融難關已過乎？

張五常



讓我繼續評論蕭老弟傳來的美國幾位大師對金融危機之見吧。歷來不評論他家之見，但分析這次金融危機不能不這樣做。我手頭上沒有一手資料，要靠讀到的他家之言。不是無法取得一手資料，而是在地球的另一邊寫專欄，不能花太多時間。我察覺到，雖然美國的大師們提供的資料一般可靠，但不一定對，而有時他們彼此之間用上的資料有出入。這次金融危機傳來的訊息相當混亂，事實與道理究竟爲何恐怕一百年後還有爭議。我姑妄讀之，姑妄論之，讀者就姑妄考慮吧。

先說Martin Feldstein（此君早應獲經濟學諾貝爾獎）八月七日的文章。這位列根時代的政府首席經濟顧問今天老當益壯，觀察力強。他說目前美國有超過三百萬間樓房「斷供」超過九十天，比一年前上升了近一倍，而今年五、六月間的樓房出售，有三分之一是被迫放棄或被拍賣的。這些屬天文數字，而強制性或無可奈何的賤賣對市場樓價的不良影響歷來明顯。Feldstein指出，奧巴馬內閣推出的協助政策，目前只協助著大約二十萬戶，與需要協助的三百萬戶相去甚遠。

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的不利含意。其一，最近我們聽到美國的樓市有復蘇迹象，某些地區甚至有搶購的行爲，但Feldstein教授提供的資料顯示，這升市是脆弱的。曇花一現的上升可以因爲某些瑣事而回復跌勢，而樓價再下跌則頭痛萬分。君不見，中國今天的經濟復蘇無疑是地球上最強勁的，但幾天前央行說有點過熱，要微調，股市立刻出現跌勢，央行要趕著安撫一下。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央行應該一言不說，靜靜地收回一部分鈔票就是了。（另一方面，縱觀天下大勢，目前的中國還是寧要通脹，不要通縮。）

其二，據說美國的樓價平均下降了大約百分之四十。以香港及國內而言，這樣的跌幅司空見慣，沒有什麽大不了。香港的樓價暴跌一半以上出現過無數次，而國內在九十年代後期，跌幅達四分之三，但經濟增長還能保八。美國的情況大爲不同。這是因爲在格林斯潘時期，他們以低息甚至免首期的方法來鼓勵市民購買房子，不是學香港那樣由政府廉價提供居屋，而是以「次貸」從事，促成樓價大升，種下了今天的毒資産。不少美國市民購進房子後，見到升了值，算進自己的退休大計。Feldstein在另一文章（七月二十五日）指出，二○○五至二○○七年，美國市民的儲蓄率不到收入的百分之一，而今天則升爲百分之六點九！這可見樓價對美國市民有遠比中國爲甚的一般重要性。這樣看，鼓勵居者有其屋是蠢政策。

其三，可能最重要，是在目前美國的經濟不景下，我們看不到那裏的經濟實力可以支援樓價的大幅回升。推高樓價的政策有的是，但說到底，樓價升後穩企要有經濟實力的支援。在這樣的情況下，搞起通脹是我可以想到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先後次序的約束。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國的經濟復蘇要靠房産市場的復蘇。不知格老怎樣想，我認爲搞起樓價會替毒資産減「毒」，此關一過，經濟復蘇可以預期。以通脹搞起樓價不是實質性的，但對重要的減毒會見效。我認爲美國今天面對的困難是不可以先搞起經濟然後讓經濟推動樓價。我曾提出的微觀方案——例如撤銷最低工資——政治上不可行。縱觀上述，餘下來的辦法就是先搞起通脹。後患當然有，善後不易，但博得過。既然沒有其他選擇，非博不可。

轉談盧卡斯（Robert Lucas）八月八日的文章，是爲回擊七月十八日《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對宏觀經濟學的大肆批評而寫的。盧兄是古往今來最傑出的宏觀經濟學者。然而，宏觀經濟今天有兩個主流，他可能誤中副車。傳統的主流是凱因斯學派的，那環繞著「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的政府花錢會使國民收入以乘數上升之說。近來哈佛的Robert Barro及其它學者罵過多次了。這傳統有一個賣點：街上的人往往認爲他們明白。我沒有機會讀到《經濟學人》對宏觀經濟學及經濟學整體的批評，但認爲盧卡斯不應該爲傳統的宏觀辯護，也不應該爲這些日子大家讀到的好些經濟言論辯護。他應該爲自己及一小撮可取的分析辯護。

雖然我對盧卡斯的智慧歷來欣賞，但對美國目前的經濟我可沒有他看得那麽樂觀。他不是很樂觀，但認爲劣境已受到控制，難關已過也。我認爲難關未過，也認爲再出現大災難的機會雖然不高，但仍然存在。盧兄提出的一個要點我不同意：他認爲經濟學無從預測金融資産的價值忽然暴跌。他舉出Eugene Fama（芝大同事，此君也早應獲經濟學諾貝爾獎）多年前提出的「市場效率假說」（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這個大名鼎鼎的假說有頗大的爭議性，說資産之價是通過市場利用所有有關訊息而厘定的。有點套套邏輯（tautology）的味道，因爲理所當然，邏輯上有「定義」性，但驗證起來倒要講點真功夫。問題是，這次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那裏的市場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金融制度是怎麽一回事！最具關鍵性的訊息，市場的參與者不知道，「效率假說」無從引進這訊息，於是定義性地對，但以之作投資指引則非失靈不可。

我堅信經濟學可以解釋任何因爲人爲而産生的現象，也即是說在原則上金融資産價值的暴跌可以推測。不是可以推測而讓經濟學者大發其達的那種，而是如果我們能事前詳盡而清楚地知道美國金融制度的結構及其運作，我們可以在事前推斷那些局限條件的轉變會導致怎麽樣的效果。不容易，但原則上可以推得萬無一失。實際上，除了碰巧，沒有誰可以因爲這種推斷而大發其達，因爲可能的局限轉變太多，事前沒有誰拿得准，所以沒有誰敢賭身家。然而，事發後我們可以追溯事前的局限轉變作解釋，可以調查驗證。這解釋也算是推斷，因爲同樣的制度，在同樣局限的轉變下，歷史必會重演。

這就帶來我最後要談的Kenneth E. Scott與John B. 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約七月二十發表）。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後者是史坦福的經濟教授。他們的文章題目是《爲什麽毒資産那麽難清理？》。兩位大師雙管齊下，他們的論點是美國的金融制度複雜無比，要清理必須大幅增加其透明度。這點我早就意識到，但細讀該文我還是感到天旋地轉。大致上去年雷曼兄弟事發後我的猜測沒有錯：借貸與抵押的比率（我稱爲浮沙指數）太高，衍生工具與保險合約縱橫織合，糾纏在一起，是以爲難。

讀者不妨找該文細讀，讀得精神錯亂可不要怪我。這裏要說的，是美國的曾經被認爲是偉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應該保留。然而，拆除然後重建會損害很多金融專才的利益，而在這大事改革的過程中可能出現不少麻煩。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場的自由演進，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劃，而是二者混合的驚世敗筆。我恐怕將來美國的經濟史學家要爲之而感到此恨綿綿無盡期。

我敢說，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個法律學者與一個經濟學者聯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中國教育、保護主義、美元、通脹、美債

張五常


這兩年中國本身的發展其實不好，但金融風暴對中國的禍害，雖然明顯，卻沒有先進之邦那麽大。這使西方的經濟學者紛紛對中國在國際上的等級排列改觀。森穆遜認爲在不太長遠的將來，領導世界經濟美國可能要退居次要的位置，在中國之後，於是建議他認爲屬一等的奧巴馬人馬作點準備。這點我不同意：中國的學術與知識水平跟美國還相差甚遠，要趕上遙遙無期。歷史的經驗說，學術水平不足是無從領導世界的。差一點可以，差太多不成。昔日小小的英國，雄視地球逾百年，學術水平了不起是主要原因。這些年我對中國的高級教育發展很失望。

森穆遜提到，在國際貿易收支失衡的情況下，美國很可能走上保護主義的路。我認爲如果奧巴馬的政策成員真的有森氏說的水平，保護主義是不會出現的。這是因爲今天的世界與二十年前的很不相同：開放而又滿是廉價勞工的發展中國家無數，在産品的成本上這些國家與先進之邦出現了一個差距很大的斷層，「保護」對成本高的國家會帶來災難性的發展。好比如果禁止或約束中國的玩具進口美國，進口商會轉到印度等地方購買，就是對所有國家封殺也不容易找到投資者在美國設廠製造玩具。這是說，今天，保護主義的有效施行是要全面性的：國際要全面，製造品也要全面。這樣一來，美國的物價大幅上升不會被消費者接受。

我認爲先進之邦是做夢做得太久了。工會的勢力沒有明顯地減弱，而美國還打算今年七月再提升最低工資。二十年來，我眼白白地見到美國的電視、音響、冰箱、電腦、鋼琴、成衣、洗衣機等，逐步在國際市場上消失。這幾年輪到汽車，飛機的不吉日子恐怕不會太遠吧。長此下去，先進之邦的學術高士與科技專材也會大量外流。解散工會及撤銷最低工資是政治上行不通的好路向，但我還是認爲先進之邦真的要考慮在製造業這方面他們需要這樣做。

森氏最關心的一點，我有同感的，是美元的前景不妥。如果美元暴跌，中國會首當其衝地受害。北京的朋友要怎樣應對我寫過了，不再說。我認爲目前美元還算穩定，主要是因爲美國的通脹搞不上去。

佛利民的貨幣理論奇怪地遇到一個大麻煩。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發後，聯儲局反應快，膽夠大，把銀根（monetary base）推得垂直上升，其升幅之高，之快，是從來沒有見過的——相近的也沒有。但幣量的升幅不怎麽樣，而消費的升幅是更慢了。看不到有什麽「流動性陷阱」，只是銀行不大願意借錢，借貸利率跌得少。我曾經以訊息費用作解釋。這是說，金融危機出現後，銀行變爲驚弓之鳥，借錢倍加謹慎，在此同時，顧客還錢的本領的訊息困難及抵押品的市值的訊息困難是增加了。這解釋有經濟內容，但在細節上的變化不容易拿得准。很不幸，目前的聯儲局走上了商業借貸的路。逼於無奈，但長此下去會是災難性。

我認爲百分之八左右的通脹率，對美國目前的經濟困境會有很大的幫助。最近的資料顯示，通脹推不上去。另一方面，銀根升得那麽高，長此下去，急劇的通脹早晚會出現。聯儲局能否及時約束是重要的考驗了。今天我認爲，通脹對銀根暴升的反應沙石愈多，到通脹明顯地出現時，能成功地及時約束愈困難。我們因而不能排除惡性通脹，甚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有機會在美國出現。這會是很大的不幸，因爲美元與美國債券一定會暴跌。

幾天前，聯儲前副主席Alan S. Blinder教授發表文章，認爲未來兩年美國不會有通脹，甚至可能有通縮。他聰明地以不同性質的美國債券的孳息利率作比較，認爲市場的通脹預期是很低的。然而，追查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經驗，大家會知道市場的通脹預期可以在幾天之內甚至一夜之間急變，而孳息率的高企甚至上升可以相當持久地與貨幣量的收縮及通脹率的下降脫節的。當年在美國債券市場上輸錢的經濟學者無數。另一方面，美元可以因爲週邊的因素而大跌，而這大跌會促使美國的通脹急升。無錨貨幣（fiat money）是非常頭痛的貨幣制度。在時間上通脹的調控很難拿得准，何況這次金融危機的性質是以前沒有遇到過的。是的，在最近一片對美國審慎樂觀的聲浪中，我不敢看好。那裏的情況變得太複雜，太混亂。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的經濟制度開始惡化。

今年一月六日我發表《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指出有宏觀派，有貨幣派，也有區區在下的微觀派。跟著一月十三日我給貨幣派六個月的時間發揮。今天六個月的期限快到了。看來佛老的貨幣觀是要修改一下的。

通用汽車的悲劇

張五常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發表《奧巴馬與通用汽車》，說曾經是美國光輝的通用汽車可能是奧巴馬上任作總統後第一件要處理的頭痛大事。這個總統不易做，要處理的頭痛事項多得很。通用汽車呢？最近有了定案。選擇不多，但在幾個可能的結局中，這次定下來的應該是最差的選擇。

　　通用汽車出現了難以解救的財政問題有好幾年的歷史了。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工會勢力大，工資太高，通用累積了多年的租值被蠶食殆盡，不容易經得起經濟波動的風風雨雨。另一方面，這些年發展中國家冒升得快，工資低很多很多，而這些國家產出的汽車質量直線上升，快得近於離奇。


國有化斷無前途

　　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發帶來金融震撼，算是價高的耐用品的汽車首當其衝地受損，通用守不住是意中事。最明確的適當處理，美國的學者專家不少支持的，是讓通用申請破產，重組債務，因而可以有力地說服工會讓步。沒有走這一，換來的是政府資助二百億美元。不容易明白這個選擇。知情的專家認為這資助只是擔沙填海，購買幾個月的時間，可以起死回生的機會近於零。

　　通用終於破產了。債主先分，資不抵債，股票的持有者所獲是零。報道說，債主分股權，美國政府佔百分之六十，加拿大政府佔百分之十五，工會佔百分之十五，餘下來是通用債券的持有者，佔百分之十。報道又說，美國政府打算再投入三百億美元於通用，希望有生機，之後或有機會把股權再在市場出售，有朝一日可以擺脫通用成為國營企業的困境。

　　作為外人，也不是汽車專家，我看不到這是解拆的好方法。首先是政府再投入三百億，要怎樣放進去呢？政府之外的股權持有者多半不願意再注資。工會大幅地讓步有助，但成功機會不大。由政府獨自注資，沒有抵押納稅人會吵起來。於是，一個可能的結局是不出錢注資的放棄股權。這樣，整間通用可能成為國有。

　　其次，我不認為在今天的情況下通用的股票可以在市場有價。今天沒有，可見的將來也不會有。通用要回復到有錢賺的時光才可以考慮把股票試之於市。再其次，就算工會大幅讓步，有錢賺的日子遙遙無期。這是因為購買汽車的消費者，不少會因為通用是國營而選購其他牌子。這是中國的經驗，前車可不鑑乎？

　　一個基本的困難，是美國從來沒有嘗試過國營企業，不知道目前通用汽車走上的路沒有生機。三十多年前英國戴卓爾夫人與國企鬥法的經歷可見經傳，但我認為中國的經驗最具說服力。讓我大略地說說吧。

　　國企要在一個市場經濟持久地生存要有兩個條件。其一是要有政府授予壟斷權的保護；其二是產品或服務的性質不重於變化。在中國，石油、通訊、火車等是例子。沒有壟斷保護，在競爭下國企容易虧蝕，而變化多的產品或服務，國企與私營競爭一般經不起三招兩式。

　　汽車這個行業，在福特產出 Model-T 的初期，是代步工具，但求耐用可靠，成本相宜。後來這大有名堂的品牌，因為變化跟不上潮流而差不多使福特破產。今天的汽車行業是另一回事：購買汽車的人視之為一種消費品，重視款式，講究品味，考慮舒適，研究功能，而多多少少「派頭」總要顧及一下。四十年前日本開始發難，為了爭取市場他們逐步把汽車造得應有盡有。到了今天，坐進一部檔次高的，你會察覺機關無數：音響與空調的講究，冰箱與影視的和諧，座位與按摩的舒適，導航與提示的巧妙，等等，二十年前皆無法想像。


國企無從解決的困難

　　變化多而又需要年年更新的產品，或者是些什麼名牌貨式，以國企從事不可以在市場生存，是經驗的規律。這是個很不容易解釋的現象。一般人的想法，是需要不斷地精益求精的產品，政府作老闆無法辦到。可能對，應該對，但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問題不簡單，因為今天不少善於產出高檔消費品的企業，是上市公司，老闆是數之不盡的股票持有者，其形式是「公有」，與國企屬「公有」沒有兩樣。但為什麼國企與非國企的操作表現會有那麼大的差別呢？

　　九十年代中期，為了中國的發展，這問題我想了很久。無疑是監管與消費者的意向訊息出現了困難，但為什麼國企不能解決呢？答案有幾方面，有不重要與重要之分。有關，但不大重要的，是國企的彈性不夠：經理與員工的薪酬通常有硬性的方程式，炒魷比較困難，工會對抗較易，消費者的意欲轉變知得及接受得比較慢。這些都對，但原則上國企的設計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國企無從解決的困難，最重要的，只一項，那就是沒有足夠的股民可以在市場把國企的股票沽得叫救命！缺少了這一項，國企的監管衡量與前景預期就缺少了市場懲罰作為最有效能的約束準則。四十多年前佛利民對我說：「一個人最不願意做的是什麼？是認錯。市場不會要求任何人認錯，但決策錯了，市價下跌，或要虧蝕，是市場給錯誤決策的懲罰。市場是一個不要求認錯但會懲罰錯失的地方。」

國有化後通用難監管

　　九十年代中、後期，北京的朋友考慮要把某些國企的小部分股權供之於市，問我意見。我回應說：「如果民間持有某國企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權，國企可能稱不上是國企。但國家究竟持有股權多少不是重心問題。重心問題是民間持有的那部分，足不足夠可以隨時把國企的股價在市場沽得七零八落！」　　回頭說美國的通用汽車，轉為國企已成定局。很明顯地，在可見的將來通用不會有股價的波動作為一個可靠的監管或衡量操作表現的準則。賺錢不一定做得對，虧蝕不一定代表失敗。連年虧蝕的私營企業有股價急升的實例，而賺錢企業的股價可以跌得頭破血流。股價是由市場對企業的前景預期決定的。企業本身的操作如何，產品的銷售前景如何，不可能沒有識者知道，而這些識者的行動會導致市場的股價作出很快的反應。不一定對，但市場的運作就是這樣。市場傳達訊息；市場懲罰失敗。你改不改？

　　沒有股價變動的指引，是通用汽車難以監管的核心困難。要不斷地虧蝕一段長時期是大家的意中事。這就帶來另一個尷尬問題。作為一間製造企業，今天的通用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間龐大國企。不止此也。通用曾經是美國的光輝，是美國經濟歷史炫耀地球的一個主角。如今收歸國有，政府怎可以讓他們擁有的通用倒閉關門呢？政府不斷資助，虧蝕綿綿無盡期，政府的顏面要怎樣看才對？

金融救災大點兵

張五常


　　經一事，長一智。對經濟學問有興趣的可以從目前的金融危機學得很多。不是有趣的學問，而又因為「毒資產」很特殊，歷史沒有出現過，對一般理論的貢獻應該不是那麼大。然而，從開始研究經濟到今天的剛好五十年中，我沒有見過一項經濟話題像今天那麼熱鬧，引進了那麼多的經濟大師們吵得天翻地覆。美國的次貸事發是二○○七的夏天，震撼地球的金融危機卻始於二○○八年九月十五日的雷曼兄弟，距今只七個月。消息多，爭議也多，橫眉冷對我也感到有點天旋地轉了。要停下來，衡量一下紛爭頻頻的各方君子的言論，粗枝大葉地以事實發展略作印證。嚴格來說作不得準：今天發生的不幸，一百年後還會有學者提出新意見。我想，昔日稼軒沙場秋點兵，也作不得準，但點點何妨哉？

浮沙指數與毒資產

　　幾天前到浙江大學講話，聽眾據說逾四千，講後提問者眾，一般有水平，反映浙大名不虛傳了。提問的同學太多，答不到舉起的手的二十分之一吧。離場後，太太交給我一位同學寫在廢紙上的問題，問得好。同學的名字是 Stanley，不知是何方神聖，只能在這裡回應，希望他能讀到。他問：

　　「不知張教授是否了解莫瑞．羅斯巴德（Murry Rothbard）這個人？此君乃奧地利學派的最後一位集大成者。他在《通貨膨脹真相》一書中成功預言了這次金融海嘯發生的必然性。他認為由借錢達成的虛假繁榮（也即是你所說的浮沙指數太高）是不可能持久的，必然向理性回歸。那麼請問張教授，危機後的政府救市是不是在某種程度阻礙了經濟向理性回歸？你怎麼看？」

　　我沒有讀過羅斯巴德的論著。作研究生時我對奧國學派有偏愛，而我歷來高舉的耶魯大學的費沙也算是這學派的。依稀記得，費沙也曾指出借貸過多會闖大禍（此君論著甚多，走馬看花也不易）。但七、八十年前的費沙時代，我說的浮沙指數（借貸與抵押的比率）一般低於一，沒有浮沙，或甚少，不會出現今天的金融困境。浮沙指數高於一——尤其是遠高於一——主要是金融行業的衍生工具帶出來的。浮沙指數低於一不會有「毒資產」。我不知道羅斯巴德所說的虛假繁榮是否也想到浮沙指數遠高於一那方面去。應該不會吧。

　　以我之見，只要浮沙指數不高於一，借貸總量不管如何龐大，不會出現今天的金融危機。歷史的經驗，是破產或負資產可以一時間出現數以萬計，導致經濟不景，但一般而言，除非在政策上政府不斷犯錯（例如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經濟復甦指日可待。今天美國不少專家說，那裡的毒資產是無底深潭。我的闡釋，是此潭也，浮沙指數有多高就有多深。

毒資產如何處理

　　政府救市要怎樣救呢？毒資產要怎樣處理才對？一個方法是用納稅人的錢把毒資產全部買過來，或放在一間「毒銀行」。此法難行，其中一個理由是在公平上說不通。花納稅人的錢會大幅增加赤字財政，納稅人早晚要付午餐費用。這裡不平之處，是搞出毒資產的金融「天才」曾經享受多年高薪，花紅天文數字。美國一些學者的看法，是這些專才或機構要負責，政府不要挽救，就是銀行也不要挽救。我的看法是銀行擠提是太大的一件事，不公平也要保一下。

　　另一個方法是財長蓋特納不久前建議的，政府補貼市民把毒資產買下來。這一手，在技術上財長的想法不錯，但大多數經濟學者反對，認為毒資產雖然可以脫離銀行，但毒性依舊，還存在經濟體制中，於事無補。

　　餘下來的辦法是把毒資產減毒。減毒之法，是要把美國的房地產及其他資產的市值再推上去，過了關，清理了那些我認為是劣制度促成的金融衍生工具，再作打算。沒有誰這樣說也沒有誰這樣看，但我認為應該這樣看，也要想盡辦法這樣做。

取消工會及最低工資

　　最簡單的方法，我曾經打趣說是微觀派的，是美國取消工會及最低工資！政治上當然行不通，但學問則是經濟學的第一課。不管金融災難龐大如何，美國的生產力沒有變。依照盤古初開的經濟分析，國民的總收入可分兩大部分：其一是工資；其二是租值。工資下調，資產的租值必然上升，於是，毒資產會大減其毒，甚至變為不毒。這是書生之見，一士諤諤，寂寞無人見。不識時務嗎？卻又不然。幾天前蕭滿章傳來一篇美國教授 Lee Ohanian 最近發表的重要文章，其要點是三十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主要起因是當時的胡佛總統被工會形勢所迫而讓工資提升，導致無從解決的工資高於市值的困境。

　　我個人肯定取消工會與最低工資必有神效，不始自今天，而是來自九十年代中國的經驗，我說過好幾次了。那時中國的通縮嚴峻——算進當時物品質量的急升非常嚴峻——而房地產之價一般下跌了四分之三。但中國的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增長率大致上保八。多方考慮，考慮良久，我認為中國九十年代出現的史無先例的奇蹟，起於兩點。其一是中國的縣競爭制度一九九四開始形成，其二是當時勞資雙方的合約（沒有寫下來也是合約）絕對自由：老闆說炒就炒，工人話走就走，工資形式變化多。主要是中國九十年代的經驗，使我不同意佛利民與蒙代爾等貨幣大師的理論中的某些觀點。

　　第二個解毒之法是大手地把貨幣量提升。這方面，雷曼兄弟事發後，聯儲主席伯南克做得好，夠勇。上文提到的 Ohanian 教授也看到其中玄機：工資下調有困難，貨幣政策的效應增加。這是重點，我在《伯南克別無選擇》一文內解釋過了。從目前美國的情況看，貨幣政策開始生效，但遠不及讓工資自由下調來得高明，因為前者無可避免地會帶來不容易處理的通貨膨脹。說無可避免，因為貨幣量的大幅提升，對通脹調校得準歷史沒有出現過。

　　第三個方法是財政政策，也即是美國政府正在推出的大手花錢刺激消費。對於解毒，此法收效必然甚微，而對於增加就業，經驗說遠不及減稅。我沒有讀過全部名家言論，但在讀到的諸多名家中，贊成政府大手花錢的只有克魯明一個。為什麼政府大手花錢會是那麼容易被採用呢？答案是官員或議員或壓力團體或利益團體一律有著數。

諾獎經濟學家齊反蓋特納

　　也是幾天前，Wallace Chan 從加拿大傳來一篇短文，作者 Paul Tharp 報道一項調查結果，說五十多個經濟學諾獎得主表達意見，比率九對一認為財長蓋特納處理毒資產的方法是劣！諾貝爾獎不一定靈光，但這些獲獎者我認識不少，沒有一個是蠢才。該報道引用其中三君子聯名寫下的我欣賞：「相信大政府可以幫助今天的美國，是希望超於經驗的凱旋。」

　　回頭再看浙大同學提出的問題，我曾經在雷曼兄弟事發後指出過一點：在浮沙指數那麼高的金融制度下，闖大禍是早晚的事。另一方面，美國的不幸經驗教我兩點之前沒有想過的。其一是借貸量升得很高，但貨幣量沒有相應地提升，通脹不會因為借貸的提升而增加。其二是幸或不幸，這借貸的提升看來是協助了伊拉克之戰的財政困難。伊戰的費用，物價調整後，高於三十多年前越戰的約一倍，但當年因為財政「擠迫」而出現的麻煩，伊戰看不到。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美國地大物博，只有地球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但地球的頂級知識人才卻佔了八成，得天獨厚是無庸置疑的。我們不容易相信美國的眾多大師們解決不了目前的困難——解決不了可能是說他們的政治制度有不足之處。

金融中心上海將遠勝香港

張五常


　　不久前北京公布二○二○年上海將推出國際金融中心。二十一世紀看天下大勢，上海是地球上搞金融中心的最佳地點。其實，上海要推出金融中心不需要等十一年：只要解除外匯管制，搞好人民幣，不出兩年上海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了。外間的金融機構，或大或小地早就群集上海，而陸家嘴的商業大廈，不讓華爾街，還在建造。從建築物那方面看，陸家嘴超越華爾街指日可待（地球最高的商廈正在那裡興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要搞好人民幣，要放開外匯管制。

陸家嘴要鬥華爾街

　　國際金融中心大鬥法，陸家嘴要鬥的是華爾街，不是香港中環。不久前北京公布二○二○這個時間表，香港的關心人士說不怕不怕，香港不是與上海競爭，只是互相協助。胡說：互助當然；競爭也當然。上海人做生意是不會手下留情的。至於香港認為人才比上海多，商業法律比上海好，等等，我不同意。加上地理，我認為有一面倒的形勢，上海應該勝來容易。關鍵是中國的央行對人民幣的處理是否到家。分點說說吧。

　　（一）說過了，雖然時間一樣，上海的太陽比香港早出一個小時。重要的。太陽早出可以早開市，先拔頭籌。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早出一個小時，後者的股市搞不起。上海推出金融中心，香港及其他地方的股票及金融交易，可以在上海先開市。

　　（二）長三角的工業發展勝於珠三角，國際名牌雲集於前者。另一方面，十多年來，無論空運、海運、陸運、通訊等發展，到今天，長三角達到的水平，盡屬一流，不亞於世界任何地方。

　　（三）金融人才也是上海勝。這方面，我的判斷是經驗之談。香港土生土長的商業及金融人才，不少是我教過的學生，而今天在四十五歲以下的，不是我教過就是我的學生教過，應該達八成吧。他們的水平我知道。不是說香港的學生不夠好，不少好得很，但國內人多，淘汰下來能在上海打江山的一般優越。想想吧：中國的人口是香港的二百倍，能打進名校的是很小的一個百分率，其中選修經濟或商科的很多。今天國內有不少學子令我見而生畏。可以這樣看吧：初出道而又算是良材美質的青年，上海的月薪約五千，香港則要二萬。十年前我們可以說國內優質學子的英語水平比不上香港的，今天我們只能說在發音方面香港的還佔優，鬥識字多則國內的略勝。但國內的懂普通話，中語文筆高出相當多，以電腦打簡體字往往快得離奇。還有，在浙江一帶的中年工商業人才，甚眾，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一群。

港元沒有自己面目

　　（四）高級的金融人才，今天當然是香港勝。這些專才大可移師上海。看另一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這些專才的命運使我想到杜牧寫《金谷園》，落花猶似墜樓人也。正因為這個不幸的發展，陸家嘴與華爾街大比併，前者有機會勝出。那所謂金融衍生工具這個行業，看來日暮黃昏。動不動年入數百萬美元的金融工作，不容易繼續下去了。有理由相信，美國目前的困境過後，他們會把金融行業管得緊。大家不搞複雜無比的金融運作，上海佔了甜頭。

　　（五）搞金融中心，你道上海勝香港最重要是哪一點呢？我賭你猜不中。這是嚴格地說，港元沒有自己的面目。美元或轉人民幣，港元算不上是可以獨當一面的貨幣。多年以來，港元在國際上打出一點名堂，算是了不起，但要搞出一個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自己的貨幣可以獨當一面非常重要。

　　回顧歷史，英鎊曾經雄視地球，今天還清楚地有自己的面目。倫敦是世界級的金融中心，有其因也。美元的成功故事不用說，面目得來不易，帶起華爾街。七十年代日圓呼之欲出，一時間東京紅得發紫，可惜政策出了大錯，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了。歐洲採用歐羅之前有三幾隻貨幣有看頭，但國際上不成大器。今天的歐羅有面目，但金融中心沒有國籍名堂。再者，金融危機出現後，歐羅能否保得住是問題，因為不同的國家需要有不同的貨幣政策。當年佛利民反對蒙代爾的歐羅建議就是為了這一點。

香港要轉用人民幣

　　要搞起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貨幣有自己的面目重要。這是說貨幣需要是一隻名牌，有公信力，容易被各方接受為結算單位。弱幣不成，強幣較好，但太強也不成。與物價水平衡量，幣值穩定重要；國家本身的生產力可靠也重要。人民幣有十三多億人口的可靠生產力支持，過了一個難關，而如果依照我多次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物價當然穩定，所有難關都過了。這裡要說的，是不久前周小川先生提到凱恩斯三十年代建議的以三十種物品為貨幣之錨，與我建議的方法不同，施行會有困難。我建議的要點，是為錨的一籃子物品要化為任何人可以大約地在市場自由成交的物價指數。這是重點，我解釋過多次了。

　　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我發表《是港元轉人民幣的時候了》。今天看，港方不接受是大錯：外匯儲備與銀行輸多了多少是一回事，香港市民這幾年買貴米是另一回事。最近轉人民幣之聲再起，曾特首說要等到人民幣自由兌換才可轉。不對。在鈔票局的制度下，轉人民幣要有足夠的人民幣儲備，不多，而就算是不少北京沒有理由不支持。自由兌換搞國際金融中心需要，搞鈔票局不需要。一九八三彭勵治考慮鈔票局時，我參與研討，是過來人了。

　　目前看，如果上海推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要比得上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要作為一個重要的金融輔助中心的機會還好。爭取這機會，香港要轉用人民幣！單是轉而不轉用不足夠。這是因為一旦人民幣成功地殺出國際市場——這是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重要的衡量準則——港幣還是依然故我，單從金融那方面看，上海與香港之別，會有點像今天的香港與澳門之別了。

關鍵在北京央行

　　（六）最後要說的是司法或法治的問題。不能否認，從司法的整體看，香港遠勝國內，而國內急起直追也要長時日。問題是從金融本身的法治看，範圍小很多，我有理由相信上海可以做得好。這一點，讀者要細讀我去年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上海是一個城市，是一個地方，不是一個國家。依照中國的經濟制度，作為一個地方，上海搞金融中心會有很大的政策及金融法例的自主權，加上央行的協助，做得有成果北京多半不會插手。這些年我對上海幹部的本領打高分。批評永遠容易，但上海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可能是無能之輩的作品。

　　陸家嘴能否與華爾街一較高下，或起碼達到地球的第二金融重鎮，關鍵問題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的央行。人民幣是央行處理的，面目如何，牌子如何，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如何。其他條件上海一律足夠。這幾年我擔心央行可能擔心得太多了。

湯姆遜的金融災難分析

張五常



　　周小川先生的魄力了不起。最近他一連發表了三篇文章，都有份量，其中一篇——《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提出以一種超主權的貨幣來作為國際的儲備貨幣，有替代美元之意。（SDR 何物有機會再談；周先生的建議有局部替代美元的間接效果。）話題吵得熱鬧，要求我分析的讀者及機構無數。

　　我認為周小川的建議有思考、有道理，但我反對。理由簡單明確：在今天推出周小川的建議，有不小機會導致美元大跌（原因不淺）；如果美元大跌，有不小機會導致中國出現災難性的發展（原因也不淺）。另一方面，在今天舉世皆或大或小出現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對美國經濟不利的，地球人類半點好處也沒有。

經濟思維多新意

　　本文發表的時間是公元二○○九年四月三日，地點是香港《信報》。立此存照：我願意出錢打賭，一博一，周小川的建議如果成功地推出，中國會是天下第一輸家。要跟讀者博一手，賭一元吧——希望賭不成。

　　正要為文分析為何我反對周小川的建議，蕭滿章傳來一篇 Earl A. Thompson（湯姆遜）三月二十二日於《American Thinker》發表的文章，題為《What President Obama Should Know About Recessions》，是雷曼兄弟事發之後我讀到的西方學者分析金融危機最具含金量的了。不一定對——問題太複雜，對或錯不容易判斷——但有新意，值得大家考慮。

　　湯姆遜何許人也？經濟本科出自我的母校（UCLA），哈佛博士，回到母校任教職。此君就是我提過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在會議中反對我的佃農理論最激烈的人。後來改變了，認為我對，大讚我的價格理論。大家很熟，當年爭論他和我誰是功力較高的經濟學者，互不相讓，大家終於同意誰的乒乓球勝出誰的經濟學問較高。我一連大勝十多局。當時每局二十一分，最後幾局他無法過十。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的經濟學問比他高明是那樣決定了的（一笑）！

　　其實我和他之間經濟學誰高誰低很難說。我認為他是天才，艾智仁認為他是天才，據說布坎南也認為他是天才。此君的困難是不賣帳，不討好，不留情面，口不擇言。我認為這樣的品性有其可愛之處，朋友一般不那樣看。他的經濟思維往往近於發神經，偶爾妙絕，一律創新！這裡我要談的文章也是新意無處不在，一時間我竟然找不到發神經之處。看來湯姆遜也老了。讓我分點說。

財政政策不如減稅

　　（一）湯姆遜認為通脹對目前美國的困境有助。這與我三月二十日發表的《伯南克別無選擇》說的差不多。可幸以美國時間算我比他早三天，否則讀者可能認為我抄他的。他不可能抄我：此君高傲無比，打死也不會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吧。通脹這方面我說得比他大膽，認為美國聯儲局不妨定下一個通脹率目標，刻意地把通脹推上去。另一方面，他可能比我樂觀，對通脹的控制看得比我容易。

　　（二）湯姆遜認為聯儲局去年暑期犯了一項大錯：銀行存進聯儲局的儲備，聯儲局給利息。這導致算是銀根（monetary base）的儲備上升，誤導市場以為貨幣量會上升，其實適得其反！我真的沒有聽過這一點，實情如何我沒有資料，但邏輯上我找不到錯處。

　　（三）湯姆遜指出，去年美國的K（市場的鈔票加支票戶口）上升是假現象。這是因為市民見形勢不對頭，把存在金融機構的資產轉到銀行去。這也是我沒有聽過的，也不擔保是實情，但也找不到邏輯有錯。

　　（四）這點更重要。湯姆遜指出，雖然銀根與K皆升，但去年開頭十個月，市場的鈔票量（即J）沒有升過，有好幾個月是下跌了，要到最後兩個月才轉為急升。我認為這點重要。通常大家對貨幣量的衡量，是看銀根，看K、L，甚至M。美國這次不幸的經驗提示，可能最重要是看J——市場的鈔票量。

　　（五）湯姆遜指出，美國的無數研究得到的結論，是在不景或蕭條下，推出凱恩斯學派的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效果甚微，而減稅的效果甚大。這是因為財政花錢只能把資源的使用轉移（crowding out），此長彼消，得不償失也。我去年十一月八日發表的《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的第八點，正好是指出crowding out這一劣。我當時不反對「四萬億」，是因為（甲）北京投資的是提前及加速既定的項目，與（乙）因為新勞動法導致失業人多，項目趕工可以協助。如果當時讀到湯姆遜這篇文章，我會大聲疾呼，提出大手減稅。我完全沒有理由懷疑湯姆遜的減稅遠勝財政花錢之說，因為這些日子不少很有份量的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乘數效應的估計使人心寒。不知北京的朋友能否在今天轉一下？

建議炒掉伯南克

　　湯姆遜沒有分析我著重的美國金融制度出錯的問題，也沒有討論我這個微觀派掌門關心的美國工會與最低工資的問題。他的文章頗長，一半的文字用於申述他對三十年代大蕭條的看法，既有新意，也有水平。央行的朋友不要錯過這篇文章。

　　我老了，湯姆遜不可能不跟我老起來。昔日的學術爭議吵到乒乓球桌上去，今天給我溫馨的回憶。四十多年過去，昔日在經濟話題上是分歧的多，同意的少，但今天讀湯姆遜，思故人，我不由得感到在學問的進取上，他可能勝於我。他是個純真的學者，不斷地追求，我也是。你追我追，四十多年後大家相比一下，不是很有意思嗎？

　　話得說回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道在文章的最後湯姆遜建議奧巴馬總統做什麼？他建議奧巴馬立刻炒伯南克魷魚！因為上述，湯姆遜認為伯南克犯錯，罪不可赦！我曾經大讚伯南克，雖然在三月十七發表的《無錨貨幣與金融之災》一文內，我指出伯南克二○○六年二月接掌聯儲後犯錯。但我也指出，雷曼兄弟出事後我看不到伯南克有半步差池。湯姆遜也沒有指出伯氏在這後期犯錯，也顯然認為最近聯儲大手購入美國債券的決定——即大手增加貨幣量的決定——是對的。跟我一樣，他也看到美國的經濟出現了一絲曙光。

　　希望有機會湯姆遜能到中國來，讓我帶他暢遊神州。不知要在哪裡才能找到乒乓球桌呢？

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

張五常



　　美國聯儲局處理金融災難的困境，過了第一關。如果伯南克不行差踏錯，今天算起不出六個月會見到起死回生的曙光。做得對會帶來另一些麻煩，換得過，也有拆解的方法。

　　我說的第一關，是聯邦儲備局成功地把貨幣量推上去，導致通脹明顯地出現了。五個月前看不到那麼容易，但今天他們做到了。先從所謂銀根（monetary base，大致上是鈔票加銀行的儲備）的增幅看吧。從二○○八年一月到二○○九年一月這一年間，上升了逾一倍，而從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這三個月中，上升了百分之五十。這些是美國史無先例的增幅。更重要是貨幣量終於有了回應：以最可靠的K（即民間持有的鈔票加支票戶口存款）算，最近六個月以年率百分之二十三上升。

　　轉到物價指數那方面，去年的十一、十二月有通縮，但今年一月份的通脹率是百分之零點四，化為年率是百分之四點九。更重要的是一向在時間上領前的批發物價指數，一月份的升幅達百分之零點八，化為年率是百分之十。是高升幅，看來還要上升，也應該再上升。

通脹代價可以接受

　　上述的資料來自兩位作者（David Rose 與 Lawrence White，據說後者是我的師弟）三月十五日發表的文章。這兩位作者，跟好些其他經濟學者一樣，反對通脹的出現，勸告伯南克約束貨幣的增長率。我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金融之災搞得一團糟，代價是要付出的，問題是選付哪一種。我認為在美國面對的多種局限下，以通脹作為付出的代價最相宜。每年百分之十至十五的通脹可以接受，兩年這樣雲開見月明，跟的通脹調控有不同的方法，今天算起大約六個月後要動工——通脹下調需要長時日，操之過急會有苦不堪言的效果。

　　今年一月六日我發表《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指出有政府大手花錢刺激經濟的宏觀派，有大手放寬銀根的貨幣派，也有我主張撤銷最低工資及工會的微觀派。該文結語的一句話說：「宏觀派效能短暫；貨幣派運作維艱；微觀派政治不容！」跟著一月十三日發表《金融困境再剖析》 時，我寫道：「目前看，是如果六個月內美國的經濟復甦而跟沒有急速通脹，以佛利民為掌門的貨幣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個多月前出招，九個月時間足夠。六個月之後才有復甦跡象而跟沒有急速通脹，以凱恩斯為掌門的宏觀派功力最高。要是這兩派不靈，或有急速通脹，微觀派有機會勝了擂台。只是有機會，因為還有其他方面要考慮的。」

八千億刺激消費是劣著

　　一月六日我說貨幣派運作維艱，因為當時的信貸推不上去，而如果信貸推得上去，通脹多半會出現。當時我不便言明，貨幣派如果能解開金融之災的困局，通脹既無可避免，也有這樣的需要。洗濕個頭，有成果，聯儲局不妨乾脆地定下一個通脹率為目標，刻意地把物價趕上去！我擔心的，是當美國的通脹率接近雙位數字時，伯南克會受不了輿論及國會的反對，腳軟起來，臨陣退縮。其實他別無選擇：大膽地把通脹率提升是正著。

　　這樣說，因為在我理解的目前的美國困境中，通脹會帶來三方面的可取效果。其一是那裡的最低工資高企，通脹會減低這法定工資的實質，對就業有助。其二是通脹是一種間接稅。跟大家知道的直接稅不同，以通脹作為間接稅會增加消費，直接稅會削弱消費，而通脹的間接稅也可以減輕美國的赤字財政。最重要是第三點：通脹帶動資產（包括房產）的價格上升，可以把毒資產變為不毒。後者出現是雨過天晴，美國的金融制度要大修一番了。起自美國的金融災難是經濟的奇難怪症，歷史沒有出現過。除非拜我這個微觀派的掌門為師，否則搞起通脹是我可以想到的可靠治方。

　　我從來不懷疑，如果聯儲局要提升市場的貨幣量，他們可以做到。但三個月前看不是那麼容易。伯南克名不虛傳。今天看，美國國會通過的八千億美元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是劣，是大錯。既然貨幣政策有成果，而通脹是不能不接受的、在美國的局限下的最低代價，其他代價可以不付就不要付。我是個不相信財赤多少無所謂的人。這些日子美國的冤枉錢實在花得太多了！戰爭不論，通用汽車與ＡＩＧ的攤大手掌令人髮指。

中國開始闖小禍

　　最近美國的貨幣資料顯示，我早就說的沒有錯：地球上沒有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這回事。去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明，信奉凱恩斯，多次堅持有流動性陷阱，政府花再多的錢也認為不夠。看來在學問的判斷上此君一鋪輸清光！我對自己怎樣打分呢？重讀十多篇發表過的關於金融之災的文章，大致上滿意。主要因為彈弓手出得高明（一笑），我一家獨贏了。

　　回頭說通脹，其不良效應老生常談，但在金融之災下不足道。有三項不是老生常談的說不得笑。其一是美國的強迫養老金（social security）制度會遇到壓力。解之不難：既然政府打算花那麼多錢刺激消費，不花，留下來協助養老金用不那麼多。餘下的兩項遠為頭痛：通脹升得急美元會跌得急；長期債券之價也會跌得急，促成長線利率大升。後二者有解救之方嗎？有，絕對有，一招可解。這裡我要賣個關子，不說，考考美國的經濟大師們的功力如何。

　　寫完了伯南克，轉寫我們的溫家寶先生吧。去年十二月二日我發表《亂花錢必闖大禍》，今天是開始闖小禍了。早些時（去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一文內，我指出花錢於既定要做的項目中，提早及加速，無可厚非，是發展中國家比較數之處。但跟地方政府建議要花的是另外十八萬億。我不知北京會否批准或批准了多少。中國是那麼大而人口又是那麼多的國家，監管花錢談何容易哉？

　　這裡我只談一項。因為新勞動法的引進，回鄉歸故里的人實在多。為了安撫而補貼我不反對，但出現的問題一大籮。補貼購置機械，無良的供應商與幹部聯手，提供近於廢物的劣品，而較佳的有些農民獲得後轉賣出去。補貼灌溉以每畝算，報大數之風不脛而走，上了年紀的農民對我說當年的大躍進今天捲土重來了。今時不同往日。往日的人民公社報大收成之數，政府的徵收增加，餓死農民無數。今時國家有了錢，報大數有錢分，但據說地方幹部上下其手，農民分得的不多。

廠房租金成指標

　　我在去年十月八日發表《保零也艱難》，是回應林毅夫說保八以上容易之極。當然是我對。該文發表於北京公布四萬億之前三個星期，今天看，沒有這四萬億負增長可以肯定（一年二萬億是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今天看，連地方政府花錢，加起來遠不止四萬億，保八也不容易。保零應該可以，但我不敢打賭。

　　我認為溫家寶不應該保任何一個數字，而事實上他今天說保八不易。中國的經濟有看頭，舉世皆知，雖然面對金融災難，人民幣的處理失誤及新勞動法出錯，經濟實力還算好。這些日子我只重視一個數字，其他皆次要。那是工業區的廠房租金，下降了一半以上，到目前還沒有回升的跡象。沿海城市的樓價是回暖了，但廠房租金還是一蹶不振。廠房租金不回升，不管成功地保什麼，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會好到哪裡去。我認為，無論北京怎樣花錢鼓勵內需，廠房的租金是不會上升的。廠房租金上升是要回鄉的農民再回到工業去。

因為上述種種，加上美國看來有轉機，溫家寶先生要開始煞花錢之掣，不要煞得太急，但要增加慎重與監管，因而花得慢一點是正著。

美國出現蕭條的機會怎樣看？

張五常



此題不是我的發明，而是從哈佛教授Robert Barro三月五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What Are the Odds of a Depression?》翻過來的。這位元教授來頭不少，三十多年前認識他，不熟；十多年前在香港跟他進晚餐，才知道他是一九六三年我作研究生時的一位同班同學Steve Barro的弟弟。哥哥非常聰明，屬天才人物，不知爲何不繼續攻讀經濟。哥哥是天才，弟弟也是天才吧。

這裏要談的弟弟寫的文章，是與另一位學者合作的較長文章的節略版。原文早寫一個月，金融之災演變得快，作者的結論看來是錯了。文章簡單清楚，可讀。這裏先談該文的內容，再談目前的形勢，然後分析與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相比的不利與有利的兩方面。結論如何讀者自己判斷好了。

何謂不景？何謂衰退？何謂蕭條？何謂大蕭條？這些話題歷來不清楚。Barro一文的可取之處，是武斷地提供了些明確的定義。可能不是他的發明，但此前我沒有聽到過。他的定義，是國民收入下降不到百分之十是不景或衰退（recession），百分之十以上是蕭條（depression），而國民收入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上則是大蕭條了——great depression是也。Barro之見，是世界大戰不論，稱得上是大蕭條的只有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在美國出現過。這百分之二十五的宏觀經濟暴跌顯然不是什麽「環比」、「同比」之類，而是從對上的一個高位跌下來的百分率。

Barro 的分析，不講理由，也不談理論，只是單看股市暴跌與蕭條及大蕭條的關連。作者說得清楚：不一定有關連，但說沒有關連也不對。他追查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三十三個國家，股市暴跌共二百五十一次，發覺在九十七次的蕭條中七十一次與股市暴跌在時間上吻合。大蕭條只有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那一次。我找到的資料說，當時美國的股市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的一千零三十九日下跌了百分之八十九。今天美國的股市從二○○七年十月起五百一十五天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今天比當年跌得急，也即是來得比較惡了。讀者要知道，那所謂發展中國家的股市，大上大落如吃家常便飯，跟先進之邦是不同的，原因何在這裏不談。

Barro的結論，是單從股市與蕭條的關連衡量，算概率，目前的美國有百分之二十的機會進入蕭條（depression），而進入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二。這判斷看來是錯了的：不是Barro之過，而是這次金融災難帶來的效果天天不同。資料或訊息改來改去，幾天前的數位，是美國去年第四季的國民收入比去年第三季的下跌了百分之六點二。我的感受，是與去年第一季相比，美國今年第一季的國民收入會下降百分之十二左右。若如是，美國目前已經進入Barro界定的蕭條了。這裏要言明，我憑感受的推斷，用於神州歷來準確，因爲我感受著中國經濟脈博的跳動，用之於美國恐怕不靈光。

我也不認爲Barro給蕭條下的定義一定可靠。以他的定義衡量，日本今天是冠於地球的重災區——其國民收入下跌倍於美國——但一位懂經濟的朋友最近旅遊日本，認爲市面不差。如果我們接受Barro的定義——讀者可以想出更簡單可取的嗎？——又假設我讀到的資料或資料可靠，那麽美國會否進入蕭條再不是問題，會否進入大蕭條才是。

我沒有資格回答這「大蕭條」出現機會的問題，但可將大略知道的，把今天的情況與上世紀三十年代（尤其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的情況比較一下，讓讀者自己衡量。主要是從美國的角度看。分十點說吧。

（一）昔日的大蕭條與今天的金融災難，二者起筆皆財富暴跌，導致人民對收入前景的惡性預期，帶來消費與投資收縮。以下跌的百分率衡量，今天看來比昔日嚴重。股市下跌差不多，樓市我沒有資料比較，但金融市場的什麽衍生工具、保險合約等出現的災難，昔日是沒有的。這也是說，對美國經濟最重要的專業人士的退休安排，今天傷得比昔日嚴重。

（二）今天的災難起于金融制度出現了問題，而那些頭痛萬分的所謂「毒資産」，昔日沒有。主要是這一點，不少專家開始認爲今天的形勢比昔日惡劣。

（三）前後二者都沒有世界大戰，但今天美國有伊拉克及阿富汗之戰，費用高，財政赤字的負擔增加不少。以國民收入的百分率算，今天預期的財赤比昔日高。

（四）國際上，昔日的直接或間接貨幣本位制導致通縮的國際傳染。今天這樣的傳染不嚴重，然而，因爲上述的毒資産是國際化的，輸得叫救命的國家無數。二者相比，我寧要通縮傳染，不要毒資産。

（五）昔日美國的銀行出現大擠提，觸發骨牌效應。經一事，長一智；今天，銀行擠提是及時約束著。

（六）國際貿易大幅下降，今如昔，但昔日觸發了保護主義，棋差一著，闖大禍。今天，到目前還沒有那麽蠢。

（七）昔日美國提升最低工資及大幅提升有錢人的稅率，皆蠢政策。今天沒有提升最低工資，但對有錢人還是打算開刀的，雖然看來不會像昔日那麽厲害。

（八）政府大手花錢鼓勵消費，今昔都有；我不知道在比率上哪個時期較爲誇張。這方面，經一事卻不長一智：這種花錢昔日沒有好效果，美國今天再大手嘗試。

（九）與昔日相比，上帝今天給美國的最大祝福，是聯儲主席伯南克做得好。雷曼兄弟事發前我沒有注意此君的貨幣策略，但事發後到目前我找不到他有半步行差踏錯。前些時他反對在他權力之外的政府挽救通用汽車，今天看是好判斷。最近他反對國家接管銀行，我也認爲是對的。美國沒有管治國營企業的經驗，一下子把銀行國企化可以是大災難。除非有可靠的杜絕擠提之法，我不同意今天九十二歲但思想還是清晰鋒利的美國貨幣史大師Anna Schwartz之見，她認爲不要挽救咎由自取的銀行。

伯南克的政策觀顯示著他是個上乘的經濟學者。他果斷，行動快，夠勇。毒資産帶來的一個大麻煩，是聯儲局大手放寬銀根後，銀行不願貸款，冰凍著一個困局。伯南克通過購買企業債券的方法大手推出貨幣，是正著。換言之，Friedman與Schwartz合作的經典巨著——《美國貨幣史》——其中解釋得清楚的大蕭條歸咎于聯儲局頻頻出錯，今天有伯南克一夫當關。不久前讀到Schwartz不滿意伯南克的政策處理，我不同意：是非常艱巨的貨幣政策工程，伯南克處理得好，可惜聯儲的政策與財政部的政策似乎不太融洽。

（十）與昔日的大蕭條相比，今天還有較爲樂觀的另一面。那就是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都有了看頭，而毒資産這回事，這些國家中毒比較輕。占了地球上過半人口，只要保護主義不擡頭，産出力早就有看頭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與投資，在供與求這兩方面可以發揮很大的穩定作用。

人民幣匯率的科學觀

張五常

　　美國新財長蓋特納不久前指責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要逼使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不是新聞，這老話題吵了五年多了。經濟學怎樣看呢？可以很複雜。讓我分十點說，從淺入深，到最後相當深，讀者要小心細想了。

　　（一）人民幣兌美元貶值是中國貨減價輸出，對美國的消費者當然有利。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顧客要求商店加價這回事，所以要求人民幣升值不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要求。格林斯平在任時曾經說，中國貨廉價在美國出售協助了美國的通脹率持久偏低。

強勢已去

　　（二）美國對中國有貿易逆差也不是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姑勿論逆差的本身是害還是利，經濟學者跟街上人的看法有別，美國的專家不可能不知道，因為彈性系數有決定性，人民幣升值很可能會導致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兩年前我說多半會有這樣的反效果，推中了。今天形勢有變︰中國的出口急跌，外資撤離，貿易順差正在下降，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出現貿易逆差的機會是高的。幾個月前我對朋友說人民幣的強勢已去，跟寫了出來。如果人民幣的強勢再現（最近沒有跟進），那只能是因為在地球金融遇難的情況下，多了外客選持人民幣作避難所。如果因為避難所的需求而促使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工業發展的禍害是無妄之災。

保護主義

　　（三）六個月前，一些不懂經濟的鼓吹人民幣升值，說會協助解除通脹云云。他們不知道當時中國的通縮之勢已成。其時也，我說中國將會出現通縮，跟去年九月十二日（雷曼兄弟事發之前）大聲疾呼，發表了《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如果當時北京依我說的，一手減息二至三厘，今天的情況會較好——不會好很多，但會較好。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北京在該文發表那天（雷曼事發前三天）減息二厘半，今天的情況會好相當多。

　　（四）為了維護及增加國民的就業機會無疑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很不幸，人民幣升值是幫不到忙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美國的最低工資（連福利算）比中國的高出十五倍，人民幣升得發神經也不容易有小助。要求人民幣升值來維護美國的最低工資是下策。其二更嚴重。美國的最低工資比印度、越南等地的高出三十倍以上。壓制中國貨，美國的進口商當然轉到無數其他廉價勞力的發展中國家購買（這幾年已經出現了）。中國的競爭對手不是美國，而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禁止中國貨，容許其他的，於情於理說不通，而美國進口的產品質量會下降。再推遠一點，如果美國禁止所有廉價勞力之邦的產品進口，美國的製造商也不會向玩具之類打主意。設廠的人不傻，知道靠國家保護而投資於製造自己毫無成本優勢的產品，容易中計：政府一旦撤銷保護，血本無歸也。

　　（五）保護主義的一個大麻煩是容易惹來報復（retaliation）。這是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一個致命傷，二十多年前英國的希克斯（John Hicks）向我解釋得很有說服力。今天的形勢，是保護主義想也不應該想，而就算美國大手提升中國貨的進口稅（懲罰也），我也不會支持北京還擊或報復。我以為與其強迫人民幣升值，美國倒不如要求中國取消進口稅。這一，信奉經濟學的不容易反對。我不是個 optimal tariff 的信仰者。

廉價勞力

　　（六）一九九一年在瑞典與佛利民相聚，我對他說世界將有大變，因為會多了二十億廉價勞動人口參與國際產出競爭。那時中國開放了，印度的開放意識明顯；蘇聯瓦解，東歐呼之欲出；其他要跑出來的落後國家無數。這轉變促成了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一個大時代。起於神州，中國當然佔了先機。抗拒這大潮流的轉變不可能不受損，而這些年我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可不是要與美國競爭，而是與多個發展中國家的競爭無可避免。

　　（七）對中國來說，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與美元兌人民幣貶值是兩回事。後者，美國獨自貶值不會影響人民幣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的率。是的，人民幣與發展中國家貨幣的率均衡點是經濟學上的一個大難題，此前沒有誰分析過。從中國的立場看，我們當然希望其他發展中國家能富裕起來，因為在窮人身上賺錢難於登天。然而，如果違反了比較優勢定理（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而讓這些競爭者先得甜頭，他們早晚會闖禍，中國本身更不好過。我會回頭再解釋。

　　（八）出一試題考考讀者吧。國際廉價勞力暴升二十億，對地大物博、人材鼎盛、人均收入與財富冠於地球的美國是有利還是有害呢？我賭讀者答不出來。讓我轉用另一個較淺的例子吧：如果土地稀缺的香港受上蒼恩賜，無端端地從海中冒出五十平方公里的平坦上佳土地，香港的經濟當然成為暴發戶了。有人反對嗎？不少吧。有土地儲備的地產商會受損，地產商會會反對，高價購入樓房的會反對，政府多半也會反對——賣地的收益會大減也。於是，香港政府可能立法例，禁止那上蒼賜予的大好的五十平方公里土地作建築用途。

　　對美國而言，國際廉價勞力的激增是類同的上蒼恩賜。可惜的是，雖然國家整體會得益，但資產或財富不多的市民，或知識落後的，或歷來由最低工資、工會、社會福利照顧的，會不幸地受到損害。容許廉價勞力的產品進口等於容許廉價勞力進口，而反對後者進口在美國有多年的歷史了。國際廉價勞力的激增會促使美國的有可觀資產的人，或知識令我們羨慕的，租值大升，但政治要顧及那些遠為不幸的一群。問題是今天國際的廉價勞力排山倒海而來，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傳統的價值觀與政治觀應否大幅修改，是美國不能不面對的難題。

比較優勢

　　（九）佛利民曾經對我說，比較優勢定理是經濟學上最重要的。這定理簡單精彩，經濟學行內沒有一個不認為是真理。定理說，原則上，像美國那樣財富與人材、知識皆雄視天下的國家，遇上國際廉價勞力暴升之際，會賺取巨大的收益。然而，這定理假設的，是沒有最低工資的約束，沒有工會的左右，沒有關稅，當然也沒有什麼保護主義了。這些假設皆明確，這裡要分析的，是比較優勢定理的一個重要但少人注意的假設：該定理是基於一個物品換物品的世界，沒有貨幣，因而沒有今天大吵大鬧的匯率話題。

　　物品換物品的交易費用非常高，而貨幣的存在，主要是為了減低這些費用。問題是，當引申到國際貿易那方面去時，國與國之間的率波動，又或者受到各種因素而使率脫離了物品換物品應有的相對價格，比較優勢定理會遇到困難。張滔曾經告訴我，多年以前他的老師 Lionel Robbins 也有類同的看法。解決這率偏差帶來的困難，我想到兩個方案。其一是整個世界只有一種貨幣，但政治看來不容許。其二，從中國的角度看，人民幣轉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穩定了物價，從而希望其他發展中國家跟走，使中國與這組國家之間的率能找到一個大家善用比較優勢定理的均衡點。

　　（十）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可不是反對這升值的本身，而是這升值會給中國帶來與發展中國家競爭的不利。這裡的一個頭痛問題，蠢到死，是中國還有外管制，廠家出口不能以人民幣結算。外幣有多種，為什麼他們絕大多數要用美元結算呢？篇幅所限，讀者去問廠家們吧。

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

張五常

　　不久前蒙代爾在廣州接受訪問，說美國的金融災難幾個月後會平息，經濟復甦，而歐洲會遲三幾個月。我問他的一位朋友：「羅拔怎麼這樣樂觀了？」此君回應：「羅拔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之後，接受訪問，也是在廣州，說兩星期後災難會平息，但今天看顯然是錯了。」

　　蒙代爾是我知道的經濟大師中對目前的金融災難看得最樂觀的人。最悲觀的可能是克魯明。此君說一切都太遲了，真正的大蕭條要到二○一一年才出現。兩個極端之間，大師們各持己見。貝加初時樂觀，後來逐步調校轉悲，可能還要調校多次（一笑）。盧卡斯看好聯儲的應對，比較樂觀，不知會否調校一下。其他幾位諾獎得主的看法我拜讀過，悲喜不論，看法各各不同，沒有衝突，只是不同，加起來是一幅看不通的圖畫。

經濟學這回令人尷尬

　　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這次真的令人尷尬了。是發展了二百多年的學問，參與的天才無數，怎麼事發後好幾個月，大師們還是眾說紛紜呢？顯然是因為目前的金融災難歷來少見，也非常複雜。

　　讀到的報道加不起來，我自己也糊塗了。然而，幾個月後的今天，我還是認為自己開頭的直覺分析大致上沒有錯。有兩點。一、美國的借貸與抵押的比率──我稱為浮沙指數的──遠高於一，是太高了。究竟有多高我不清楚。二、通過衍生工具與保險安排，美國金融市場的合約縱橫織合，以致一出事牽涉到的層面甚廣。從這兩點看，今天美國的金融風暴比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嚴重，但過了七十多年，知識增加了，政府的反應遠為迅速。

　　起因與三十年代的有不同之處，但帶來的效果大致相同。這就是人民的財富一下子暴跌，使前對退休、後要養育的五、六十歲的職業有成的人士紛紛採取防守策略。可以節省的節省，可以不花的不花，而僱主們得過且過，可以減少人手就減少了。我不同意幾位美國專家的估計，他們說美國今年的失業率會高達百分之九。我認為會是兩位數字。

　　明顯地，要挽救上述的困境，我們要把人民的財富再推上去，或把人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改善。大唱好調，或高呼搶救，皆無補於事。更改預期要有事實的轉變才有說服力。從經濟學的角度衡量，政策上有三方面可以做，也可以三方面一起做。問題是哪方的效率最高。第一方面是以宏觀政策刺激投資與消費，屬凱恩斯學派，鼻祖當然是凱恩斯。第二方面是推出貨幣政策，掌門人是兩年前謝世的佛利民。第三方面是以微觀或價格理論的分析處理——這方面，經過半個世紀的勤修苦練，我熟習如流水行雲，虛無飄渺之境不見前人矣。

　　在分析上述三派政策的孰高孰低之前，我要再提出天才費沙的簡單而重要的方程式：財富等於收入除以利率（W=Y/r）。這方程式不可能錯，只是闡釋要有點功夫。財富（W）是指資產的價值，包括人本身也是資產。利率（r）有多種，這裡淺說，是指市場的大概利率。比較困難是收入（Y）的闡釋。費沙含意的是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到了佛利民則稱為固定或永久性收入（permanent income）。這是說，一個人向前看未來，他預期的收入可以有或高或低的轉變，但不管怎樣變，預期穩定了，高低不平的未來預期收入可以化為一個固定的年金收入，而財富是這年金收入除以利率。通常以人壽無限算，有壽限，方程式要略為更改，但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的觀點不變。

　　人民對收入的預期是可以轉變的，這轉變會導致財富的轉變。另一方面，財富也可以受到衝擊而轉變，而此變也，通過複雜的變化，會導致收入的轉變。篇幅所限，這裡不分析財富轉變帶來收入轉變的過程，只是指出財富與收入有互相影響的關係，費沙的方程式不會錯。目前的金融困境，是財富一下子暴跌，收入正在向下調整，要怎樣處理才可以挽救呢？

宏觀派和貨幣派

　　茲試分析上述三派的處理方法如下：

　　（一）宏觀派。這派主要是由政府花錢投資，刺激消費，加上一個乘數效應。這就是不久前北京推出的以四萬億鼓勵「內需」的方法了。無可避免的浪費不論（中國多半會有的貪污也不論），這種「宏觀」出手是可以增加就業與收入的，容易明白，今天地球紛紛採用。此派的大缺點，是人民的收入增加只是過渡性或暫時性的，transitory income是也。不是費沙的annuity income或佛利民的permanent income。以北京提出的驚世駭俗的四萬億為例，某些參與政府投資項目的機構的股價可能上升，但十三多億人口，人均三千，什麼乘數效應會多加一小點，但有誰會因為這暫時性的收入增加而去購買房子呢？台灣每人派一點錢，澳門每人派多一點錢，與北京提前及加速原定的公共項目措施相比，只是給人民一點聖誕禮物。以之救金融災難嗎？作白日夢！

　　是的，宏觀派可以增加短暫的收入，有短暫的增加就業的效應，但花錢更多也不可以把收入與財富的惡性預期扭轉過來。另一方面，如果這宏觀派之法不斷繼續，最終的效果是「非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二）貨幣派。這裡的處理手法是大手減利率及放寬銀根，是佛利民之見。說實話，這方面目前美國聯儲主席貝南奇做得好，一百分。佛老地下有知，當可告慰矣！問題是：如果六個月後美國的經濟還見不到有明顯的復甦跡象，佛老研究多年所得的一個重點恐怕要付諸流水。

　　在某些情況下，大手地放寬銀根可以增加財富，可以刺激消費，二者相加是會增加人民的收入預期的。目今所見，是信貸推不上去，是以為難。聯儲把貼現利率減至零點五，是歷史新低，而借貸儲備一個月內提升了幾倍。然而，銀行貸款的利率高企於六厘左右，信貸總額推不上去。究其因，可不是凱恩斯發明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而是訊息（或交易）費用左右。銀行不願意借出，更不願意低息借出，因為市場形勢惡劣如斯，他們無從肯定借者會還錢。別的不說，信用卡也收不到錢不是很有說服力嗎？另一方面，人民一般自身難保，大手借錢恐怕要準備申請破產了。

　　如果貨幣政策能解決美國目前的困境——原則上是可以的——有過半機會帶來另一項麻煩：通脹急升，債券大跌，而在利率大升的情況下美元可以跌得面目無光。今天我給貝南奇一百分，如果他能以貨幣政策成功地扭轉劣局而不惹來這些麻煩，我恐怕要站起來給他三鞠躬。貨幣政策的困難是適度無方。

微觀派政治不容

　　（三）微觀派（也即是價格理論派）。此派也，主張的是我提出過的鼓勵「內供」的方法，也即是鼓勵人民自己增加投資與產出。以美國為例，最重要的是取消最低工資（目前連福利算每小時約十一美元）及撤銷工會的約束競爭的權力。這裡的關鍵，是美國先要讓物價迅速下降，從而守住人民的實質財富與實質收入會繼續下跌的劣勢，穩定了基礎再上升。這是中國九十年代的經驗。然而，目前的美國，因為工會與最低工資法例的存在，物價調整的靈活性被鎖住了。撤銷工會的權力及最低工資，不僅物價易於調整，工資的下降會立刻協助就業，企業的租值會立刻上升，股市的彈起會協助樓價止跌，而財富的上升會把人民對收入的不良預期扭轉過來。再者，沒有工會及最低工資的左右，市場增加了靈活性，貨幣政策會遠為容易生效。

　　沒有最低工資法例，今天在最低工資之上還有工作的受損甚微，換來的是減少了炒魷的恐懼，睡得好一點，收入的預期會增加。因為工會而獲高薪的可能會受損：他們可能寧願賭一手不會失業。企業老闆會見到生意上升，也會見到租值重來。政府花那麼多錢救市，買斷工會的權力應該會相宜一點吧。是政治上不容易處理的困難，我不懂。

　　宏觀派效能短暫；貨幣派運作維艱；微觀派政治不容！

科技轉型談何容易！

張五常


　　要先對畢業的同學說幾句話。目前國內的大學畢業同學難找工作，網上有云，其中一些接受零工資。做得對：只要有值得學習的，接受零工資是正。希望老闆們能審時度勢，盡量提供學習機會給畢業生。

　　青年初出道，論工資不對——不僅是經濟困難的今天。為人師表數十年，我對畢業同學的建議，永遠是出道選工作不要論工資，要重自己的興趣與知識投資的機會。可惜市道好時這建議不易被接受：錢作怪也。當年我不論，今天兒子也不論，佔了先機。我和兒子的際遇比今天國內的同學好：我們不需要養家。需要養家的同學的困境我明白。辛苦一點吧。不要忘記，工作後還要自修讀書的。恨不得還年輕，可以在網上授課。利用互聯網教育實在方便。我不成了，希望有識之士能先把自己介紹一下，然後把所知或講義之類放到網上去。


零工資違勞動法嗎？

　　不是要留難北京的朋友，但要問：同學接受零工資，是不是違反了國家的勞動法例呢？說是，要禁止，千夫指不易橫眉冷對也。說因為同學自願，所以不違法，那麼任何僱主皆可要求最低工資之下的被僱者簽下自願書。若說除了工資，其他勞動法則不能自願，那麼工資的彈性開了一處口，其他法則皆可用自願的工資甚至負工資調校，化為零。

　　我知道新勞動法放寬了不少，而好些地區不執行。然而，兩個頭痛問題仍在。一、不清楚地撤銷，陰影還在，投資者不敢下注。二、員工因為此法的存在可以憑法投訴，弄得勞資雙方的關係今天是改革以來最差的。新勞動法可能對某些人有利，或對某層面的員工有利。都不肯定，肯定的是最低下階層的勞工受到損害。今天紛紛倒閉的是我認為對農轉工貢獻最大的接單工廠，這些工廠養起很多窮人，而又提供給無數沒有學識的勞苦大眾有各行各業的學習機會。苦嗎？那當然，但窮人那麼多，資源那麼少，有較好的辦法嗎？我很不同意那些自以為是學者的貶低他們認為可笑的血汗工廠，而對認為這些工廠應該被淘汰的言論，反感更大。政府憑什麼資格封自己為淘汰大師呢？

　　說實話，就是北京立刻撤銷新勞動法，短期內不會有起死回生之效。一則太遲了，二則地球經濟很不對頭。面對今天的困境，撤銷此法有助，助多助少不要斤斤計較吧。肯定有助就不要再等了。

　　說到工業轉型，要向高科技勵進，有誰不懂得說，但談何容易哉？好些年前我和瑞典的一位經濟學者詳談此事，因為該國主要靠科技生存。當時大家的結論，是高科技不可以話搞就搞。瑞典地大人少，一般國民的知識高，也有多年的科技傳統。中國沒有這些條件。


中國人想像力強

　　中國的重要資源是人，學識水平一般低下的人。但千萬不要小看這些人。我認為高科技在中國有得搞，也應該搞，但絕對不是把窮人淘汰出局那種搞法！地球上沒有什麼資源比人更可貴，而炎黃子孫這個品種，上蒼早就照顧，認為中國人多所以命賤的想法是不對的。我說過中國人聰明，吃得苦，學得快。論及科學，中國人不僅聰明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想像力強。論智商，地球上不亞於炎黃子孫的民族有的是，但論到想像力，比得起中國血統的我沒有見過。

　　不知是天生基因使然還是文化傳統所致，中國人的想像力自成一家應無疑問。不需要拿出鬼才李賀了。昔日蘇子寫《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其想像力的來去縱橫，彷彿隨意揮灑，其他文化不易讀到。寫花，杜牧說「落花猶似墜樓人」，李清照說「人比黃花瘦」。論白髮嗎？李白「高堂明鏡悲白髮」，辛棄疾「白髮空垂三千丈」。想像免不了有點誇張，但來得那麼新奇而又自然，我認識的西方文化不多見。中國的文化呢？想像是慣例。


提升產品科技水平三要素

　　想像力是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愛因斯坦這樣說過。昔日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無疑扼殺了中國的科學發展，但傳統歸傳統，今天歸今天，上蒼賜予炎黃子孫的想像本領沒有變。另一方面，我們知道這本領不會因為人窮就沒有。我自己的雙親皆出自廣東農村的破落戶，而四十年前在美國出道時，師友們不少認為我的想像力勝出幾條街。在神州大地我可沒有這種優越性。然而，論到邏輯思考與客觀辯證，中國人卻是輸了。輸出兩條街吧。邏輯推理是可以學的。中國人需要的是教育，是機會。不是說每個窮人都可以殺出重圍。成功的機會其實不高。縱觀中國的資源局限，愛莫能助，只是提供自力更生機會的社會成本是零。

　　轉談科技產出，人的質素當然也要論想像力，但遠不及科學研究那麼重要。科技產出是製造，重點是產品質量的調控。這方面我們真的比較弱。有兩點。其一是中國人不夠清潔。其二，雖然中國人的手工藝無敵天下，但奇怪地產品規格需要一致的要求，目前看中國比不上日本或韓國那麼穩定。可能是風俗習慣使然，更肯定是教育出了問題。

　　要在中國大幅提升產品的科技水平，三個要素不可或缺。其一是工人的知識水平要大幅提升。工程方面中國基本上沒有問題，設計也可以，困難在於一般工人知識不足。需要細節嚴格、精確的產品，中國人做得不夠好。認識做廠的朋友無數，很多外地的優質產品，他們不是不懂得造，而是做不到，或成本要比進口的高。

　　第二個要點，是中國目前在商標、商業秘密、發明專利等法律上還有好一段路要走。改進了很多，但還有不能漠視的不足之處。思想或知識產權的保障歷來困難，就是先進之邦也頭痛。是非常複雜的學問。七十年代初期，受美國科學研究基金的委託，幾個助手和我花了幾年時間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寫下很長的研究報告（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二十章，《產權與發明》）。當時的同事與資助基金認為是全面而又深入的，促我繼續，但題材實在太難，放棄了。今天在國內管理知識產權的朋友不妨細讀這篇長文，問題所在是說清楚了的。中國不一定要仿傚西方的知識產權法律與執行的方法，考慮要點及西方遇到的困難會有助。
工業轉型需漸進過程

　　第三個要點，是工業科技的上升一般是由他人推上去的。以西方為例，發明專利的註冊一定要詳細地公開，專利權只十七年。要持久地維護這專利，發明者要不斷地繼續研究、改進，希望再獲其他有關的發明專利，使十七年後自己的原先發明被自己的新發明替代了。然而，原先的發明早就公開了，其他競爭者也會研究，也會改進，有機會得到改進的註冊而捷足先登。

　　後浪推前浪永遠是科技發展得好的程序。這就帶來為什麼我認為在中國的資源局限下，接單工業是那麼重要了。我說過接單工業可以養起很多人，是農轉工的命脈，而每間接單工廠都是一所學校，培訓工業人材。這裡要強調的，是接單工廠一般力爭上游，希望有自己的商標，有自己的發明專利。這樣一來，上頭的科技水平較高的就逼要發憤圖強，否則會被下面的淘汰。香港昔日滿是這樣的故事。接單接單，到後來可以生存的都有自己的商標，也有自己的發明專利註冊。行業的發展也如是。老一輩的朋友應該記得，當年香港的工業以假髮、膠花等雄視地球，後來轉到玩具、手錶、成衣等工業去，讓假髮、膠花給其他工資較低的地區造。這是工業轉型的應有過程。強迫轉型，淘汰了接單工業，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千萬不要考李嘉誠先生膠花是怎樣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