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量注資救災 全球加息觸發滯脹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經過一個多星期來的搶救，日本福島核電站洩漏事故開始受控，上週末據英國BBC報導，福島第一核電事故搶修人員表示，已成功將核電站內的抽水機接上了外界電源，相信最惡劣時刻應已過去。接著下來的，是日本政府如何著手進行重建工作──日本央行在上週四宣佈，繼當天上午向金融系統注資五萬億日圓之後，會再向金融系統立即追加注資一萬億日圓，這是日本央行連續四天宣佈注資，其向金融體系注入的資金規模已達三十七萬億日圓（約合四千六百六十億美元）。

美國第二輪量寬（QE2）投入六千億美元，但是在半年之內逐步推行；日本救市，前後約一個多星期，投入已近美國二次量寬的八成資金（消息傳來，日本政府還計劃發行逾十萬億日圓震後重建債券，由日本央行直接全額買入）；日圓是完全可自由兌換及用作儲備的貨幣，日本央行大規劃注資入金融系統，其產生的「水浸」市場效應跟美國聯儲局量寬措施等同。日圓滙價在三月十七日一度攀升至七十六（兌美元），刷新了一九九五年四月創下的戰後最高水平，然而在日圓預期出現「超量供應」的情況下，這種急升只屬炒作現象，日圓根本沒有大升的條件（日本政府的債務佔GDP已達百分之二百，大地震後追加財政，惟有開動印鈔機，日圓又怎能避免貶值），隨著七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聯手干預，日圓滙價迅即回落。

事實上，不管日圓升值還是貶值，日本在地震過後進行大型重建，必須對外購買各種資源商品，在中國、印度及其他新興經濟體搶高了價格之後，增加了額外的「日本需求」，資源商品價格必定大幅飆升，從近期石油、糧食、黃金、銅的價格走勢來看，另一輪資源商品漲價潮勢所難免，通脹壓力將愈來愈大。

現在看來，一場全球性的滯脹正日益逼近，因為當前的通脹成因，主要是由成本推動，其中以中國的情況最明顯；日本經濟長期不振，日圓維持在零利率水平逾十年，然而經濟仍然奄奄一息，現在因災後重建而刺激需求，只是為了重修損毀了的建築、基建、公用事業等；對物資和各類資源商品的需求增加，如果不是因為內部增長帶動而來，原材料漲價只會推高成本，但不能傳導到最終的消費品價格上──情況一如內地，生產成本不斷上升，但企業無法加價，最後企業利潤受蠶食，經濟表現將會更差。

全球經濟目前正處於穩步復甦期，美國看來已脫離險境，相信第二輪量寬在六月結束後將不會再有第三輪，今年內美國也可能開始加息；日本適逢在這段期間發生大地震災難，受惠於全球已進入復甦初期，日本震災不會加重金融海嘯後的困境；但是，繼美國之後再加上日本「大印銀紙」，資金氾濫，勢必令通脹惡化，為了及早因應，各地加息步伐肯定會大大加快。人民銀行上週五再加存款準備金率，而且一加就達○點五個百分點，以顯示人行壓抑通脹的決心。中國以外，對阻遏物價上漲措施最激烈的是印度──印度央行在三月十七日宣佈再加息，是十二個月內第八次；此外，亞洲區內越南、泰國、南韓都採取了更激烈的加息行動；除了亞洲國家，歐羅區二月份通脹率為百分之二點四，看來歐洲央行在今年四至五月重新啟動加息事在必行。

美國開始出現復甦勢頭，對全球經濟應是好事，然而推動復甦的量化寬鬆政策的後遺症是通脹肆虐，發展中國家都以加息嚴陣以待，現在再加上日本為震後重建大量注資，結果通脹來勢可能更猛；經濟未能全面復甦而息口已持續上揚，滯脹危機加深，經濟前景也更令人擔憂。

大地震難動搖日本經濟根基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百年一遇的日本東北八點八級大地震，瞬間將宮城、仙台一帶吞噬，據報仙台若林區海邊已發現二、三百具遺骸；天災無情，人命的脆弱更顯露無遺。

一場浩劫令日本朝野旋即「政治休戰」，包括中國在內各國紛紛表示願伸出援手，希望能發揮一方有難、各方支援的地球村互助精神。

日本方面已發出警告，強度達四、五級以上的餘震，估計將持續一個月以上，或為日本國民帶來更痛苦的煎熬。日本現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排第二的中國是「世界工廠」，但不少精密零部件，主要仍是來自日本，這場史上威力最強的地震，不僅震碎了日本民眾的心，同樣令股、滙、商品價格市場陷入一場「金融大地震」，其海嘯衝擊波，將可能率先席捲大中華區，以及蔓延至歐洲。

以日本最近一次發生在九五年的阪神大地震為例，當時造成千億美元經濟損失，而這次重災區儘管與大阪這樣的工商及製造業大都市不可比擬，但其影響和震撼力，仍有過之而無不及。

重災區的宮城為日本半導體產業、汽車零部件的重鎮，目前汽車製造商豐田、日產以至SONY等，已被迫關閉部分工廠。

與九五年神戶大地震最大差異處，是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仍難與日本匹比；但目前大部分日本製造業均已將工序移至中國或東南亞，而日本國內的工廠主要製造尖端的零部件，加上經歷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不少廠商已嚴格控制庫存，部分更縮短至僅得一星期左右；目前這場海嘯及地震，究竟令工廠何時復工，以至對中國的加工廠的核心零件需求量會否造成影響，都暫難評估，不過從中日經貿關係已密不可分看，其影響絕不能輕視，內地的生產步伐甚或會因此而被打亂。

就以今年頭兩個月為例，中國對日本出口一百九十七億六千萬美元，增長百分之二十二點六；而自日本進口則有二百九十億九千萬美元，增長百分之三十三點五，足見內地依賴從日本進口加工所需的零部件之大，亦因此令中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達九十三億三千萬美元，擴大百分之六十四點五。

至於對日本經濟增長的影響，目前仍未有最終評估，相信會令日本的GDP增長減少一個百分點，但長遠影響有限。

大地震即時對日本的出口及企業生產造成衝擊，對日本的消費信心也會造成心理打擊，短期內會打亂日本政府刺激消費信心的如意算盤。

日本政府於二月份的經濟報告中，曾預告景氣回暖復甦，實際經濟增長估計由去年第四季的負增長百分之一點三，轉為今年首季約百分之二的正增長；但這個美夢，或許隨著這次大地震令道路、港灣等基建設施受破壞，進而癱瘓生產、物流等，重創日本的經濟。

以九五年一月阪神大地震為例，之前的九四年下半年起，日本自身的消費已呈減弱放緩，加上美國經濟亦放慢及圓滙高企，結果在阪神大地震後，日本經濟曾一度陷於一潭死水。

溫總經常以「多難興邦」自勉自強，日本人同樣具備逆境自強的堅韌本色，歷次有大地震或災難時，海外的日圓多會「班師回日」救亡，令圓滙不跌反升，加上待完成搜救及評估損失後，政府必將投入巨額資金作重建工作，從而帶動整體固定資產投資，重新刺激經濟活動。

所以每當有重大天災人禍時，投資市場亦有危有機，醫藥股、建材股正是災後重建中最受惠的板塊。

儘管「人定勝天」這種豪言壯語難在現實社會實現，但從日本這場歷史罕見的災難中，中港亦須從中汲取教訓，及早制訂應急機制，減少在災難來臨時造成重大損失。

曾俊華司長呈辭 挽回政府聲譽、失誤高官須去職 ......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在北京大學演講，在問答環節首次談及財政預算案風波；他表示：「今次財政預算案諮詢時發現市民沒強烈要求下，但公布後反應完全不同，參政人士、立法會也改變口徑……」， 言下之意，是財政司司長「誤信」議會內某些議員的意見，納入為預算案的內容，但預算案公布後見勢色不對頭，議員又匆匆「轉軚」反對。這些涉及幕後討價還價甚至作政治交易的運作，外界無法得知真相，但無論如何，財政預算是財政司司長一年一度的重頭戲，《公共財政條例》賦予他全權處理香港的公共收支，任何人向 他提供的意見都只屬參考，最終決定仍然是財政司司長一個人的決策；預算案贏得掌聲，榮耀歸於曾俊華司長，現在劣評如潮，又何須向外找代罪羔羊？

財政司司長決定由注資強積金戶口改為向每名十八歲以上市民派六千元，在鏡頭前接受訪問的市民無不稱快，但短暫的歡愉之後，不少理性的聲音開始出現——派錢並 非壞事，但財政預算一公布就派，是財爺「順應民心」，到了噓聲四起、人人喊打的時候才派，就變成「籠絡人心」、被市民譏為「掩口費」！可以說，特區政府因這次預算案失誤而激起的民憤，可以借派錢為市民消消氣，但其觸發的後遺症卻迅速冒現，而且來勢洶洶，令政府隨時陷入一場政治危機。

現在看來，解救危機的唯一方法，是曾俊華司長承擔政治責任，呈辭下台。司長請辭，對整個特區班子的士氣會造成嚴重衝擊，但權衡利害，請辭對當前政局的正面影響更明顯——首先，問責制的精髓是政治任命官員要承擔政治責任，在曾蔭權特首連任之後，政府擴大問責制，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希望問責制能更穩固地發展，如今因為預算案重大失誤，而政府內竟然無人需要承擔責任，試問擴大問責團隊的價值和精神何在？其次，正如我們在「社評」內多次重申，預算案作大幅修改，必會損及財政司司長和政府的公信力，以後預算案出台都沒有人會認真對待，因為議會內各黨派的傾向，才是最後決定預算案內容的主要力量；事至如此，試問曾俊華司長還怎樣完成餘下任期？曾司長兩次會見建制派議員之後，都由議員簇擁站在鏡頭前宣布各項決定，表面看來，好像是團結一致，其實「深層意義」是財政司司長被 「逼宮」，在近三十名議員合力施壓之下，曾俊華司長只能簽訂「城下之盟」，徹底打倒昨日之我，把過去經常掛在口邊的審慎理財、不希望胡亂派糖、預算案沒修改空間等，都在一夜之間推倒重來！這種戲劇性的大轉軚，令市民無法再信任曾俊華司長有能力寫好最後一份預算案（明年二、三月間公布），即使他勉強留任，已不能再發揮財政司司長的職責，下堂求去反而是最能保住個人尊嚴和維護政府信譽的方法。曾俊華司長呈辭，還可以向公眾傳達一個訊息，就是因他而起的預算案風波「到此為止」，這種急轉彎式的預算大幅修訂只屬「意外」，隨着問責官員下台，這場意外也應劃上句號，以後的預算案將重上正軌，不能在公布後輕率大改，令預算案風暴不會成為政府的長期政治包袱。

曾俊華司長向來予人的印象是一個精明幹練的公務員，轉任問責官員之後，由他主理的○五年世貿部長級 會議在香港召開，期間韓農雖組織了大型示威，但公眾秩序未受影響，期間控制得宜，沒有流血場面，示威者「得償所願」，喜劇收場，顯示曾俊華的組織能力和行政才能出眾。可是，財政司司長要帶領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要照顧七百萬港人的生計和福利，這些任務，顯然令曾俊華司長無法承擔……。事到如今，曾司長呈辭是唯一解決危機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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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誤高官須去職


林行止



曾蔭權政府以公務員心態治港，終於搞得盡失民心，大派免費午餐還天怒人怨！十八歲的「三星公民」都獲派六千元（可是，周日的「暴力抗爭」仍以無功受祿的八十後為主），加上六千元退稅，四口之家在新財政年度額外進賬達四萬八千元，這真是「皇恩浩蕩」，人民應「謝主隆恩」才對，然而，從多次民意調查看，不滿特區政府及預算案的人仍佔大多數；而看周日的示威遊行，不但人數過萬，而 且要高官落台之聲響徹雲霄、北京可聞。大派金錢竟派出如此「倒米」的場面，誰亦預料不到，反映的是特區政府已失管治威信，其所做的「好事」亦變成「壞事」！

曾俊華出掌財政司四年，從其只曉東挪西移東拉西補的理財手法看，他對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並無認識，這是何以曾氏既曾突然動用公帑收購港交所股權（是否有人利用消息從事內幕交易，迄今未見政府的調查報告），復有現在出爾反爾大灑公帑的舉措。如果他有綜觀全局掌握事物輕重的識見，好好運用這數百億元，已足平息本港各階層人民的怨氣。事實上，大把盈餘在手，政府既可考慮重建居屋、收購過海或橫跨九龍新界的隧道、額外注資公共醫療系統以改善醫生的工作環境及提供更多病床縮短「看街症」者的輪候及入院時間，還可恢復新入職公務員長俸制以吸引社會精英當公務員……；而「先行一步」在最低工資未實施前宣布為體恤低下階層政府撥款為之「買通脹保險」（指數順應），上述種種，所費不多亦非毫無回報，而且足以爭取中產及無產者的認同，有助政府及財政司提升民望，但一觸及和工商界有利益衝突的事，財政司司長便掉頭而去。一般人對唐英年的工作能力評價 不高，然而，他在財政司司長任內，大膽地創造性地取消遺產稅及葡萄酒稅，俱為本港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利益；反觀曾俊華，說其一事無成，諒無人不同意。

在三月一日的拙文，筆者認為曾俊華為承擔政治責任，必須請辭，以免令整個政治任命團隊蒙羞；看一周來的發展，他當然不同意筆者的看法。可是，他以「打倒昨日之我」的政策，說成吸取了「寶貴及正面的經驗，讓我學習如何建立共識」。真是不敢相信這是出自這個國際都會的財經第一把手之口；作為財政司司長，其任務是作出正確的決策而不是吸取教訓累積經驗（這是見習公務員要做的事），何況他事前曾展開長達三個月至半年（且曾「上山下鄉」）的諮詢。曾俊華在會見建制派議員後「派糖」手法改轅易轍，顯示的是他承認錯誤的勇氣（在可能引致「憲政危機」之下他有不改過的餘地嗎!?），但他認錯後應馬上呈辭，這是對建制負責的唯 一辦法，他的戀棧權位（為了繼續為港人服務？但民調已顯示大部分港人不要他的服務），令政府日後更難維護建制的聲譽—梁錦松因「偷步買車」而求去、李國寶 因涉嫌在華爾街進行內幕交易而請辭，俱為「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令政府聲譽保持不墜之舉。曾俊華真是太差勁。他把他自己和財政司數百官員精心炮製的預算案視為未有定案的諮詢文件，民意一反對便作原則性修改。曾俊華還有不辭職的理由嗎!?

不少人說，曾蔭權一反其前任董建華招聘各界專才進入政府服務的先例，選才唯公務員，如今政治任命的團隊（副手助理不計）幾乎清一色由公務員出任；公務員當然有許多優點，但缺點是缺乏遠見亦無視野且與「非我族類」格格不入，這也許是未滿約便離任的前醫管局行政總裁及前西九行政總裁分別以家庭及健康說「早退」的深層原因（倫敦傳來未經當事人證實的消息，說謝卓飛患的是一種新發現心理病「物業恐懼症」〔Estatephobia〕）。香港當然可以成為一個洋專才不多的國際都會，但能吸引洋人幹才來港服務，似乎更能體現香港是個吸納百川有容乃大與時俱進的大都會！

行政長官曾蔭權是勤奮好學嫻熟建制運作的長才（英國賜予他極高榮譽並非無緣無故的），可惜並非天生政客，出此重任，確有力不從心之感；近日在電視上看他赴教堂閉目虔誠祈禱，鏡頭一轉便見他赴京開會。從唯心的、有上帝的、一切上主自有安排的形而上環境，突然進入唯物的、沒有上帝的、人定勝天的形而下境界，無牽無掛的人尚且很易迷失，要作重大決策的人便更易陷入無所適應的徬徨。這也許正是曾氏的難處，令他無復當年的決斷。無論如何，北京歸來之後，是行政長官考慮重整重組（reshuffle）「內閣」讓他的政府跳出「看守政府」陰影的時候了。

穩樓市無方 壓通脹無效 看不見未來的預算案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不少回應剛發表的財政預算的評論都用上「缺乏驚喜」、欠新意、口惠而實不至等負面評語，財政司司長雖然動用了五、六百億元提供紓困和惠民措施，可是民間反應似乎是貶多褒少。

曾俊華司長在昨天傍晚發出的一封電郵中，指「今年預算案以穩定樓市、打擊通脹和投資未來為主題」，但顯然預算案在針對上述三大議題上都未能提出令人覺得是針對要害、切實可行的建議。

先說穩定樓市。政府在去年推出了五輪措施為樓市降溫，最新一招是調高短期轉手印花稅，針對短線炒家，措施出台之後樓價顯著下調，「初見成效」，但很快樓市又再蠢蠢欲動；昨天在預算案公布後即有三個樓盤開售，價格仍然「硬淨」，二手市場更出現封盤反價情況，如此反應，顯然是物業市場認為政府的穩定樓市措施不到位且似有若無，於是繼續在高位「買賣如常」！調高短期轉手印花稅確有降溫作用，然而在熱錢囤積不去的情況下，投資者仍然鍾情本地物業，這是長線看好香港經濟和樓市的反映，唯一能夠令樓市「健康發展」的方法，是循理順供求入手，特別是增加土地供應；但曾俊華司長在預算案內只提出在勾地表內撥出四幅住宅地作公開拍賣或招標，除此之外，是以招標形式出售五幅住宅地，但僅能提供共三千個中小型單位。以這種有限度的土地供應，試問怎能紓緩居高不下的樓價和滿足市民的置業需求？政府在鐵路沿線有大量土地可供興建住宅，為何不乘樓市熾熱期推出應市？而且，連物業發展商也主動要求恢復定期賣地，為何政府依舊無動於中、堅守勾地表制度而不為所動？唯一解釋，是現屆政府一直以收緊供應、從賣地收取可觀政費作為施政目標，故此不願在賣地制度上作過度「進取」的改革—過去七年政府平均每年從賣地中得到約三百多億元收益，就可知政府不敢改動賣地制度的「苦衷」。從目前樓市不為所動的現實看來，以調高短期轉手印花稅遏抑樓市的效用已告消失，樓價將繼續拾級而上，直至政府願意推出更有力的措施為止。

在打擊通脹方面，曾俊華司長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寬免差餉、電費補貼、公屋免租兩個月、額外發放一個月綜援、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等，都是「舊招」，對市民尤其低收入階層來說，這些措施都有一定紓困作用，不能因為「無新意」而否定其功用。今年預算案的「新招」，主要是預留二百四十億元向合資格人士強積金戶口一次過注入六千元，以及發行五十億至一百億港元的「通脹掛鈎債券」。向強積金注資其意本善，可以幫助受薪階層儲錢防老，但此措施跟抗通脹又有何關係？強積金是市民退休後才能動用的資產，是長遠的財務安排，通脹上升則是當前人人都要面對（低收入階層承受壓力更大）的社會問題，以長期措施回應短期訴求，是典型的「政策錯配」，也是財政司司長動用了二百四十億元卻沒有贏得掌聲的原因。曾俊華司長對香港通脹問題也許有錯誤解讀，令預算案的抗通脹新政變得「唔湯唔水」，發行「通脹掛鈎債券」是另一例子。在香港承受通脹壓力最大的，是低收入階層而不是有餘錢投資的投資者，政府何需為投資者操心？而且，由政府發通脹掛鈎債券，等如由政府為投資者包底，保證買債券的本金不被通脹蠶食；那麼，政府憑什麼本領可以確保投資跑贏通脹？不足之數，是否需要由公帑補貼？從上任之初提出搞伊斯蘭債券（至今未見任何成績），到昨天推出通脹掛鈎債券，看來財政司司長對金融產品頗為外行，有關建議大多文不對題；以債券抗通脹效用成疑，倒不如直接資助低收入階層的交通和食物開支。

從穩定樓市和打擊通脹的措施來看，預算案提出的對策都是難令市民「收貨」的。


歸納昨天各界對財政預算案的批評，不在其措施不足，而在其不能針對當前的關鍵問題，結果是公帑花了，但沒有人覺得自己受惠；很明顯，曾俊華司長對香港民心和社會需要都作了錯誤判斷，因而藥石亂投；令人奇怪的是，曾司長每年制訂預算案都大張旗鼓四出諮詢，為何竟會落得如斯下場？是否證明諮詢工作多此一舉？

香港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為百分之四至五，通脹壓力增加，但全年平均維持在百分之四點五，大致跟經濟增長幅度相若，而失業率現在已降至百分之三點八——從宏觀經濟形勢看，香港狀況其實不差，為何港人仍然怨聲載道？我們的看法如下——香港的失業率雖然近三年一直呈下降趨勢，但正如本周三的「社評」分析，本地的職位增長主要是低收入崗位，大批基層勞工只支取偏低工資，低收入階層的入息中位數不升反跌，一旦遇上現在百物騰貴，他們的收入便不足以維持生計。至於中產階層，他們在過去三年經濟復蘇期的薪金平均加幅僅維持在百分之三點五之間（部分行業如金融業是例外，其他行業皆乏善足陳），低息環境有助他們減輕按揭負擔，惟○八金融海嘯之後熱錢流竄、興風作浪，本地物業被炒個熱火朝天，對於尚未上車成為業主的中產來說，樓價如脫韁之馬令他們的置業夢無法實現，而剛公布的預算案又沒有在樓市問題上做任何工夫，中產不滿之聲自然愈來愈大。中小企商人和在大陸設廠的廠家，日子也不好過——競爭激烈加上租金壓力還有稍後要應付最低工資，很多中小企可能無法立足；內地的生產成本上升、中國政府主導產業升級，令大批港商面臨結業倒閉，他們中間很多乾脆結束在大陸的生意，把資金調回香港從事「炒業」。曾俊華司長說他今年的預算案以穩定樓市、打擊通脹和投資未來為主題，以此劃分，中產階層最關注的是樓價，基層市民則受困於通脹，而中小企及商界則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主動為他們營造更優良的營商環境，提供更多機會；可是，三個階層在今年預算案內都找不出到位及適時的措施。

在穩定樓市和打擊通脹方面，財政司司長的對策都未能符合市民期望，在「投資未來」方面又如何？預算案的「發展經濟」部分，開列的清一色都是過去提過的深化區域合作、四大支柱、六大產業等，很可惜，自曾俊華司長上任後的三年多時間，除了金融業一枝獨秀，其他產業都拿不出一張亮麗的成績單，所謂「促進經濟多元化」仍然流於空談！在產業發展方面，政府向來不願介入制訂產業政策，開拓新產業的工作主要留給私人企業，這種以市場為主導的方向正確，但是，在經營環境上如何配合、提供具競爭力的條件，這方面政府仍可扮演積極角色。工業總會在預算案公布後發表回應聲明，指預算案「口惠而實不至」，忽視了加強香港競爭力和推動經濟多元化，其中特別提出政府拒絕全面檢討稅制——以稅務優惠方式推動高增值和新興產業，吸引更多外國企業來港，這是全球化之下各國互相競爭的慣用招數，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似乎從未認真考慮研究。事實上，即使在香港的強項金融業方面，隨着內地金融市場逐步開放、走向國際化，香港在產品多元發展上，顯然已落後於其他市場（債券和衍生工具發展停滯不前），財政司司長如果要「投資未來」，就應該投入更多資源擴大金融市場的規模；又如加強香港的航空樞紐地位，籌建第三條跑道的規劃事不宜遲，不應一拖再拖，這些對未來香港發展事關重要的基建，也應乘財政充裕之際積極落實其事。很可惜，以「投資未來」為主題之一的預算案，卻不能令香港人看到未來會走向何方。

金融資本當道市場波動愈大周期愈短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港股連升八周及兩個月後，上周開始見頂回落，出現調整。本周復市，大市未能升破二萬三千八百點的阻力，即反覆回落，先後跌破十天和二十天平均線，技術走勢轉弱。昨日二萬三千點的關口一度失守，尾市反覆回穩，跌幅收窄，恒指收報二三○九六點，成交金額回升至一千三百五十九億，顯示好淡力量爭持激烈，勢均力敵。如果所料不差，十一月的港股應該會有頗大的波幅。

今次的升浪，由八月三十一日的低位二○三七二點起步，於十月十四日見最高位二三八六六點，升幅接近三千五百點，主要是炒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的預期，如今下周聯儲局舉行議息會議在即，快見真章，不管規模如何，大戶先行沽貨獲利，鎖定利潤，正合投資╱投機之道，調整實屬理所當然。

後市的去向，取決於幾個因素。

第一，是QE2的規模，現在看來，QE2的規模一定要超出市場預期，投資市場尤其是股市才會繼續飆升，否則過去兩個月的資產價格上升，基本上已反映了QE2的效應，再升亦缺乏借口。其實，今次聯儲局對量化寬鬆措施規模的制定，也頗有博弈的味道。為了窺探市場預期，聯儲局本周已率先通過紐約聯儲銀行向債商摸底，要求債商預測聯儲局未來半年的買債規模，以及對債息的影響。很明顯，聯儲局的目的是要知己知彼，充分掌握市場的預期，然後出奇制勝，達致理想的效果，最主要是避免市場出現劇烈的震盪。但市場的意見卻莫衷一是，預測的規模相差頗大，由二千五百億至二萬億美元不等。不過，無論規模如何，美國財政部已表明，都要以不可破壞八萬五千億美國國債市場為大前提，難怪美國債王格羅斯直斥QE2是個龐茲騙局，聯儲局帶頭買入國債，令債價上升，造成高回報的假象，使這個買債遊戲可以不斷延續下去。然而，我們早前已經指出，QE2規模再大，也不會刺激信貸，帶動投資，因為美國已經陷入典型的流動性陷阱，就算購買萬億美元資產，在失業率高企和個人及家庭債務深重的情況下，貨幣也不會流向公眾口袋。

但美元流動性大量增加，卻會輸出通脹，一如九十年代日本實行量化寬鬆時期日圓流向全球一樣，過剩的美元也會流向全世界各地尤其是新興市場，造成資產泡沫。

十一月G20會議將會召開，但現時已有不少新興市場嚴陣以待，採取防禦措施對抗熱錢流入。巴西已經通過徵稅，限制熱錢流入；南韓則考慮對外匯交易徵收「杜賓稅」（Tobin Tax）和徵收資本流動稅及限制衍生工具倉位；連日本也提前議息和率先公布五萬億日圓買債計劃的細節，十一月的議息會議更提前十一日於四至五日舉行，以便就聯儲局的決定作出應對措施。如果其他國家債息不變，美元投資便會相對變得吸引，對美元有利。不過，香港金融市場對外全面開放，完全沒有管制，如果其他國家關門，熱錢必定大量流入香港，資產價格肯定會大幅上揚。

最後，美國國會的中期選舉，也會左右大局。根據美國的最新民意調查，有百分之四十六支持執政民主黨，百分之六十對奧巴馬未來兩年感到樂觀，但有百分之四十六表示選票將投給共和黨；看來民主黨在參眾兩院佔大多數的優勢很大機會失去，共和黨重新抬頭，奧巴馬未來施政肯定更加舉步維艱。過去奧巴馬的金融改革已經對華爾街的既得利益者作出重大讓步，成效大打折扣，新保守主義一旦回朝，金融資本主義當道的局面勢必長期持續，意味著實體經濟不會改善，下一個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必定捲土重來。

無論如何，不管QE2規模開大開小，可以肯定的是，未來金融市場的波動將會愈來愈大，周期則會愈來愈短。善泳者溺，投資成敗得失，端看個人的眼光、膽識 和造化了。

量化寬鬆規模再大也屬徒勞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G20財長會議上周結束後，各國同意避免競相將貨幣貶值，所謂貨幣戰可說暫時偃旗息鼓。但市場的焦點已轉向集中在下周舉行的聯儲局議息會議上，因為根據聯儲局主席貝南奇近期的口風，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已如箭在弦，事在必行，問題只是量化寬鬆的規模而已。

上次的量化寬鬆規模是一萬億美元左右，效果差強人意。雖然二○○九年第三季美國經濟已恢復增長百分之一點六，第四季更錄得百分之五的增幅，但踏入二○一○年，增長步伐卻放緩下來，繼首季增長了百分之三點七後，第二季增幅已下跌至百分之一點七。最嚴重的是，失業率長期高企之下，幾近百分之十，而這亦只是表面的官方數字，根本未能反映真實情況，因為如果連同失業超過一年已失去信心再找工作的工人計算，美國今年九月的實際失業率其實高達百分之二十二點五。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超逾五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失業，肯定是政治危機。十一月美國國會大選在即，為保江山，奧巴馬一定要大力刺激經濟，所以十一月的聯儲局議息會議政治味道甚濃，貝南奇的量化寬鬆政策，管不管用也罷，都必須為政治服務。

QE2要達致預期效果，規模一定要超乎市場的預期，否則效果隨時適得其反。根據路透社早前對十六個債商的調查，逾半估計規模將達五千億美元以上，更有五家估計超越一萬億美元。最大膽的估計，是高盛的預測，認為聯儲局將會在未來分階段購入二萬億至四萬億美元國債或其他資產。高盛根據什麼計算出這個規模，本報投資者日記的專欄作者畢老林昨日有詳盡分析，大家不妨細心閱讀。但不管怎樣，QE2的規模一定要超出市場預期，投資市場尤其是股市才會繼續飆升，如果只是「符合預期」甚或「低於預期」，便不能排除「好消息出貨」效應推低大市的可能。

其實，誰都知道QE2不管規模如何，極其量都只能有短暫的效果，不會根治美國以至全球當前的經濟困局，只是將金融海嘯的後遺症人為地拖延下去，代價卻是不菲，包括輸出通脹，引發全球資產價泡沫危機；掀動新一輪的貨幣戰爭，導致各國爭相貶值，甚至觸發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加劇世界各地的貧富懸殊情況，激化社會政治危機。但對美國而言，卻亦可能得不償失，未來面臨的通縮風險，極有可能大於通脹風險，教美國自食其果，最終走上日本的老路。

說到底，金融海嘯暴露的深層次矛盾，即美國整個國家、企業和家庭都過度借貸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企圖以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來解決金融海嘯遺留下來的問題，只是治標不治本。未來幾年，美國的公眾、家庭、企業都要持續減債，他們減債時，銀行的存款便會減少，未償還貸款額亦會跟隨下降，導致銀行的總資產不斷收縮。量化寬鬆政策只會將聯儲局釋放出來的流動性變相成為儲備貨幣，銀行和金融機構為規避風險，寧願將更多的儲備存放在央行，也不願冒險積極放貸，解釋了信貸增長何以長期一蹶不振。由於公眾缺乏借貸意欲，銀行又不願放貸，量化寬鬆政策根本沒有令貨幣流向公眾口袋，要「谷」高通脹，實在談何容易。

然而，作為全球流動量最大的貨幣，美元流動性無限增加，最終卻必然推高通脹和造成資產泡沫，因為部分流動性會進入實體經濟，但更大部分卻會流向虛擬經濟，最終轉化成為惡性通脹。必須指出的是，由於當前世界製造業普遍產能過剩，供過於求，消費性通脹的程度其實有限；反而相對匱乏的資源性資產，包括土地、能源、金銀等貴金屬，卻勢必因游資過剩而價格暴漲，出現資產性通脹，最終形成泡沫。

可以預期，量化寬鬆政策長期持續，房地產價格定必居高不下，股市大幅飆升，金、銀及商品價格迭創新高。如何取捨，投資者宜量力而為，自行決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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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老林



聯儲局一周後議息，市場對次輪量寬（QE2）規模多大，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揭盅如果只有5000億美元，那便跟「無事發生」沒有多大分別，皆因資產價格跑在QE2之前，buy on rumors，sell on facts，5000億美元曾幾何時是「天文數字」，但今時今日，點夠撐起個市？

怎樣才夠、有無數計？這個問法，就好像在說聯儲局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頂住資產市場，未免與事實不符，但在銀紙（美元）供應愈來愈多價值貶個不停下，QE（不管多少輪）一個毋庸置疑的效果，就是逼人投身股海以至實物，竭盡所能避免購買力受到摧殘。

聯邦基金利率 -6.8%？

老畢沒有未卜先知之能，但市場上叻人甚多，高盛就計過條數，認為次輪量寬一經啟動，聯儲局將分階段購入總值2萬億至4萬億美元的國債和其他資產。這個估算準確與否，有待事實證明；更值得注意的是，高盛根據什麼得出這個結果。

該行認為，目前0-0.25厘的聯邦基金利率，跟聯儲局用作制訂利率水平的「泰勒法則」（the Taylor Rule）揭示的聯邦基金利率水平高了700點子（7厘）。以0.2厘為當前聯邦基金利率的參考水平，高盛的話等於說，按照「泰勒法則」（利率處於哪一水平，視乎實際通脹率和失業率各自偏離目標多遠），聯邦基金利率的「適當」水平應為負6.8厘（0.2％-7％= -6.8％）。由於名義（nominal）利率已降無可降（實際上也不可能處於負數），聯儲局得通過非傳統手段（主要是購買國債和按揭抵押證券），以達到等同於把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負6.8厘的寬鬆政策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700點子的利率差距中，聯儲局首輪量寬（QE1）加上其他刺激經濟措施，已經成功「填補」了當中約400點子（根據高盛的計算，QE1佔130點子、政府財政刺激措施佔240點子、聯儲局承諾維持超低利率一段長時間佔餘下的30點子，合共400點子）。換句話說，假設奧巴馬政府不再推出新的財政措施，刺激經濟的責任由聯儲局一力承擔，央行購買資產的規模，便必須足以填補上述700點子中尚未「處理」的300點子（700點子－400點子＝300點子），意味聯儲局購買資產的規模，必須產生等同於減息3厘的政策效果。

高盛如何得出聯儲局在次輪（或更多）量寬中須購入2萬億至4萬億美元資產的結論，相信是投資者最感興趣的問題。條數是這樣計的：每1萬億美元等同於減息75點子（0.75厘），要達到聯邦基金利率再下調3厘之效，聯儲局須購入合共4萬億美元資產（每1萬億美元相當於75點子，屈指一算，4萬億美元便等於300點子了）。

不過，QE說到底都不是常規貨幣政策，執行起來涉及的成本高於傳統減息手段，例如聯儲局資產負債表不斷擴大，一旦按市值入賬（mark-to-market），不排除錄得數額不菲的虧損。如此一來，央行在跟國會周旋時，難免陷入窘境，嚴重處足以影響聯儲局的獨立性；至於貨幣基礎一再擴大，為通脹於未來急劇惡化埋下伏筆，更不待言。考慮到這一點，高盛為新一輪QE的實際規模打了一個「折頭」；雖則中間落墨，但聯儲局在新一輪量寬中購入的資產，規模仍不會少於2萬億美元。

美國本土股票互惠基金雖不斷錄得資金淨流出（持續了多少個月，老畢已記不起，總之有一蹶不振之象），但從新興市場股債盛況以至破紀錄的資金流入可見，散戶並非對銀紙貶值購買力每下愈況無動於中，而是一窩蜂地從美國和其他成熟市場，湧到經濟前景更佳投資回報更豐厚兼且滙率具上升潛力的新興市場，亞洲就多得美國唔少。

然而，正如前述，今天對企業估值舉足輕重的，已不再是公司盈利，而是投資者discount了多大規模的QE。毒會上癮酒會上癮，量化寬鬆政策雖非為推高資產市場而設，但今日股債商品已形同上了酒癮毒癮的人，QE「劑量」稍有不足，市場恐怕立時就潰不成軍。

就如企業派成績表，「符合預期」、「勝於預期」、「不如預期」，對股市的影響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但願不是所有人都像高盛這般「計數」，discount了最少2萬億、最多4萬億美元的QE，否則股市就凶多吉少了。

「關愛基金」要關愛什麼人？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今年施政報告內建議設立「關愛基金」，目的在鼓勵商界參與扶貧工作，由政府和商界各出資五十億元。但建議公布後除了個別大財團響應，社會一般反應未見熱烈，日前恒隆集團董事長陳啟宗更表明不會向基金捐款，並直言不擬捐款的原因，是不明款項會如何運用，正點出了設立關愛基金的問題：基金定位不清、目標不明，難免令人質疑基金能發揮多大及多持久的功效。總數達一百億元的「關愛基金」一半是由公帑支付，市民應關注基金的運作，以免最終淪為另一筆冤枉賬。

首先要提出的疑問，是當局設立「關愛基金」的目的和動機。倘若設立基金目的只是鼓勵商界參與扶貧工作，則是否意味現在商界普遍缺乏參與慈善或公益活動的熱誠？這顯然與事實不符。若認為商界雖有參與慈善工作，但力度未足、或未能聚焦在扶貧方面，因而需要設立龐大的基金推動有關活動，則不禁要問，當局是否有必要投放五十億元？

這個數目不算小。當局設立的創新科技基金資本為五十億元；常設用作社會服務計劃的獎基金，現存資本約為八十億元。二○○三年政府設立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開設時資本更只得三億元，而今年財政預算案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注資，也僅為數三十億元。如果政府是拋磚引玉推動商界參與，只須向商界稍作姿態示範，是否可收同樣效果？若設「關愛基金」的動機是藉以化解社會部分怨氣，以五十億元的承擔，又是否過於慷納稅人之慨？當局有需要向公眾釐清基金何所為而設。

「關愛基金」定位不清，是因為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指出，香港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政府亦大幅資助各種社會服務，這些措施已可協助市民應付基本生活需要，基層市民都已受惠。事實上本財政年度社會福利開支預算近四百億元，而由獎基金資助的計劃，預計支出也達十億元。既然行政長官認為目前社會福利服務已照顧到有需要的人，為何要再大費周章投放五十億元作扶貧工作？相反若當局意識到目前社會服務未能全面照顧有需要的社群，是否應更積極檢討有關政策和資源，而非單是設立基金，就當完成了把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工作？行政長官指「關愛基金」可為「基層市民提供綜援計劃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援」，究竟是何所指？

行政長官又表示，讓民間、商界參與扶貧，可以「引入新思維，令措施更具彈性、更加到位」，此說更令市民一頭霧水。究竟這群未能在綜援下得到支援的人屬什麼類別？是否所謂的「三無人士」(即無交稅、無領取綜援等福利津貼，及無居住公屋或自置物業人士)？

「關愛基金」針對的受益人狀況和處境如何？面對的是什麼問題？需要的是什麼援助？當局似乎未有掌握，更未見有任何策略和目標，如此便擬承擔五十億元資金，是否過於草率？這也是須向公眾交代的問題。

行政長官提出由政務司司長出任「關愛基金」主席，也引來了不小風波。過往政府設立的基金如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多會委任非官方人士出任，除讓更多社會人士可參與公職，也可引入社會不同背景人士的知識和經驗，令相關措施更「到位」。行政長官既然希望「關愛基金」能引入新思維，能採取更具彈性的措施，但政務司司長處於建制內，所作的決定和行為受制於現行政策和制度，由政務司司長出任基金主席，又是否有違行政長官的原意？政務司司長是否應專注處理政府內部的政策執行、協調和統籌，確保基金所支援的計劃不會與現行政策出現衝突或與現行服務重疊，而不是再設另一個架構提供服務。

社會上貧富懸殊的問題，除行政長官所提及，是經濟和人口結構轉型的結果，很大程度在於體制的不公，以及大財團的營商手法所致。政府應當切實做的，是維持市場和社會的公平及秩序，建設一個更理想的營商環境；政府並無責任改善財團的形象，更無必要投放五十億元公帑協助財團「洗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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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拒撐關愛基金暗諷政府獨裁如蘇哈托 陳啟宗：我點捐是我的事



下屆特首跑馬仔的戰情愈來愈激烈，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領導的關愛基金自推出以來，一呼百應，惟與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熟絡的恒隆地產（101）主席陳啟宗卻大唱反調，以「不知錢點用」為由，不支持首個官商合作、規模高達10 0 億元的慈善基金，並說： 「錢是我的，我點捐是我的事，你唔好叫我點捐」。

政府消息人士回應說，毋須以過多的政治眼光看待事情。

陳啟宗出席恒隆系股東會後表示，他支持照顧社會弱勢社群，惟上市公司及他個人也不打算向關愛基金捐款。他解釋，公司屬於股東，並不屬於管理層，故此就算要捐錢，也應該由私人自行捐款。他及由家族控制的晨興不時捐錢，並自由選擇捐款對象，惟他不願透露歷年捐款總額。他說，關愛基金推出後，社會投向慈善機構的捐款難免被攤薄。


指「畀面」捐錢如交稅

另外，陳啟宗婉轉地把十五年前由獨裁者蘇哈托控制的印尼政府與今時今日的特區政府相提並論。他說，在1995 年，他主講題為「亞洲慈善事業」的講座，當年印尼由蘇哈托當政，每隔二至三年便向大企業募捐，反覆告訴企業「社會不和諧」， 「政府保持良好營商環境愈來愈困難」，並促請企業在未來三年把數個百分點的盈利撥給政府，人人須出一分力。

陳啟宗說，當年印尼商界甚少捐款，因為不知蘇哈托何時再致電，又不知道對方「胃口究竟有多大。」他說，十五年前，他不能想像香港會演變至今時今日的局面。


不願猜測基金背後目的

政府公布關愛基金以來，由李嘉誠出任主席的長和系、由李兆基主理的恒地（012）、由郭氏掌舵的新鴻基地產（016）及由劉鑾雄控制的華置（127）不約而同解囊支持，共捐款15 億元，佔政府商界募捐50 億元目標的30%。陳啟宗說，政府叫到， 「邊個夠膽不遵從」，只有「好戇居的人」才會，他就是一個戇居的人，惟他表示，因「畀面」而捐款與繳稅無異。

他說，關愛基金怎樣運用捐款、「由邊個管」仍屬未知之數。他與家族成員將按照本身的計劃進行慈善工作，達致發財立品。

他形容： 「錢是我的，我點捐是我的事，你唔好叫我點捐；正如錢是你的，我也不會逼你點捐。你可以勸我點捐，但不能逼我點捐。」被問及會否向發起關愛基金的特首曾蔭權陳明利害，陳啟宗說，特首沒有與他接觸，他也不願猜測政府成立關愛基金的目的；不過， 「我同你講的說話，向任何人都講同一番說話」。

關愛基金由下屆特首熱門人選唐英年領導，外界關注恒隆為何「踩場」，惟陳啟宗說： 「並非是否畀面的問題，而是原則的問題。」他說，香港成功之道在於自由開放，稅制又簡單。

對於外界一直視陳啟宗為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的親密戰友；不過，陳啟宗說： 「現在言以過早，可能還有第三者。」陳啟宗以「誠哥」來稱呼長和系主席李嘉誠，並稱「誠哥」願意捐出三分之一身家實在難能可貴；而邵逸夫、已故包玉剛、李兆基、鄭裕彤亦都樂善好施。恒隆地產2010 年度年報顯示，期內公司捐款420 0 萬元，按年增長3.2 倍。

給我一筆錢 不如許我一塊地、施政報告雜評......

辛思維


給我一筆錢 不如許我一塊地



昨天，特首公布施政報告，全城焦點當然還是放在地產相關的措施身上。一如預期，政府提出了一個先租後買的「置安心」計劃，助市民儲首期。雖然新計劃避過政府害怕的「居屋」一詞，不過，資助置業的本質沒變。但結果是，大部分市民仍反應冷淡，質疑其成效。事實上，樓價高企只不過是高地價政策下的副產品，政府左手收錢，右手資助置業，實在有點多此一舉。若有心助市民安居，倒不如大膽改變高地價政策，讓市民及各行各業免受高樓價、高租金之苦，不但解決置業問題，連最低工資、貧富懸殊等問題也能一併改善。

改變需要有勇氣，不過顯然目前的特區政府在勇氣方面仍有所欠奉，所以近期推出的各項措施往往未能刺中要害，無法改變高樓價問題。今次施政報告，曾特首提出要以「民生優先」，並將房屋政策及貧富差距問題的闡述排在前列位置。不過，各項政策中無不充斥著派錢意味，但對於問題的核心似乎仍搔不著癢處。


苦了小市民小商家

尤其近期在全球量寬的情況下，貨幣的價值大降，所以派錢，尤其是延遲到數年後才真正落袋的錢，到時在通脹之下，價值還剩下多少，不禁令小市民大表失望。事實上，多年來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只不過養肥了一眾地產商，樓價及租金被大幅托高，不但令小市民受苦，連一眾零售業及飲食業商家也深受其害。

樓價上升，商舖租金亦飛漲。昨天，就有消息傳出，卓悅（653）以月租250 萬元承租旺角通菜街一個地舖。早前，該集團已經以月租100 萬元，租下旺角西洋菜街另一個單位。當企業付出如此高昂的租金後，自然需要在工資支出方面多多節省。所以早前，大家樂（341）主席陳裕光就威脅說，若最低工資升至33 元，集團將發盈警。但眾所周知，盈警的主要原因其實在於租金不能降，工資只不過是藉口。

雖然政府在今次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增加土地供應。不過，若高地價政策不變，樓價始終難降。就以近期政府推出的多幅土地為例，幾乎每次的拍賣價都創出新高。發展商買到貴地，將來又怎會願意以低價出售，樓價勢難下降。

與前特首董建華提出的「八萬五」不同，今次政府提出的兩萬個單位的目標，並沒有政府參建的居屋，完全依靠私人發展商。但事實上，香港房地產發展資金門檻要求高，多年來已形成幾個寡頭的地產商，彼此之間的競爭不大，甚至共同托市。所以就算供應增加，發展商「企硬」不降價，政府及市民也無計可施。

政府以高地價增加收入，有助支持公共開支，不過卻同時製造了不少社會問題，貧富懸殊及仇富心理，絕對與此脫不了關係。所以政府在賺取高收入的同時，卻又要安撫沸騰的民怨，大灑金錢進行扶貧。昨天，恆地（012）主席李兆基，以及新地（016）與郭氏基金，就分別表示願意各撥款4 億元，響應政府提出的關愛基金。


左手賺錢右手派錢

政府及地產商左手賺到盡，右手又進行派錢，期望可以平息民怨。但若然一早不推高樓價，製造極端的貧富懸殊及仇富心理，又何需多此一舉呢？人人都說香港稅率低，但難道這就不是一個變相的超高稅務，而且專向普通老百姓徵收。所以解決問題的根本，還是應從地價著手。

高樓價之下，買不起樓的人固然悲哀，但買得起的人，也不見得有多自在。除了要將一大部分的收入用作供樓，使生活質素下降外，在發展商大幅「發水」之下，不少人也只能被迫耗巨資，買入這些實用面積只有約三四百方呎的單位。目前，政府還繼續呼籲發展商興建細單位，以滿足小市民「上車」的需求。

但事實上，香港人居住的環境已經夠細小了，還要細到什麼程度呢？

難怪有內地北方的朋友告訴辛思維，來到香港感覺很多人，尤其是男孩子都不夠「大氣」、豪邁。試想想一個每天困在狹小空間內生活的人，與一個每天騎馬在草原上馳騁的人相比，又何來「大氣」呢？相信在樓價愈來愈貴的情況下，人均居住面積只會愈縮愈小，難怪愈來愈多人鬱出精神病來。政府若要助港人置業，與其降低面積倒不如降低呎價。

面對高樓價問題，目前全港最幸福的，相信只有那些可以分到丁屋的新界原居民，只有他們的居住權益沒有受到剝削，得到一片足以令其有尊嚴地生活的土地。

若然你仍感到不滿，怪只怪自己投錯胎，所以要置業的話只能積極投資，賺取資本。在地產霸權現實不變之下，你可以選擇買地產股，分享其利潤。當然，另一個選擇就是杯葛地產股，藐視其行為。如何抉擇，還是由閣下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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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曉風


「置安心計劃」首期亂計數



有關特首周三發表的《施政報告》，當中最大迴響之部分，非「置安心」（全名「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莫屬，昨日本港多份報章都幾乎以此作頭條，探討計劃是否真能有效幫助一眾無殼蝸牛成功「上車」。

「置安心」當真能令無力置業的港人美夢成真？雖然曾蔭權豪言，「置安心」為「優化版居屋」，實情卻是單位要等四年後才「限量投產」，既誠意欠奉，更何況「魔鬼藏在細節裏」，老紀按當局如意算盤一計，發現申請人下場或要賣身當房奴（名副其實是「當奴」），又或只能月入2 萬，卻要每日粗茶淡飯。總之，置業好夢難成真，安心大計必成空。


「租金回贈」只夠小部分首期

老紀雖然數口不精，但對於「加、減、乘、除」此等基本數學尚能應付自如，要了解「置安心計劃」是否真能幫助港人置業，算術正好能大派用場。

根據當局公布，合乎「置安心」申請資格者，個人每月入息上限為2.3 萬元，同時個人資產不多於30 萬，而「家庭」申請人，月入息上限則是3.9 萬元，及不得擁有60 萬元以上資產。此外，申請人及相關住客，須在過去十年內，未曾擁有物業及未享有其他房屋資助。整個計劃的最大「賣點」，就是可以同時幫助申請人儲錢，令申請人在五年後能有能力支付買樓首期。

按當局計算，收取市值租金的「置安心」單位租金為9000 元，住戶在五年後，可獲24 萬的「租金回贈」以作首期本金，再加上住戶原有的30 萬元資產，即已擁有54 萬元的資金。然而，區區54 萬又如何足夠置業？原來，當局的計劃中，尚包括住戶在該五年間須自行另作儲蓄，儲蓄更要多達45萬元（幾乎恍如是房貸版關愛配對基金），令住戶能在五年後，才能擁有99 萬元，以繳付價值280 萬元單位的三成首期，而之後住戶再供款20 年，便能供滿物業。

當然，當局的如意算盤如能在現實中敲響，自能惠及市民，難怪特首亦忍不住大讚，計劃是「風險低、選擇多、幫你儲錢」，又在立法會內揚言計劃有十二個「不用數」的好處，惟現實卻又豈會盡如人意？

須知道，以個人申請人為例，就算月入達上限2.3 萬元，要在5 年間儲下45 萬，那每月便要儲蓄7500 元，再扣除9000元的租金（共1.65 萬），2.3 萬的月入一下子便只餘下6500元。此僅有的6500 元，更要再扣去月供保險費、每日上班必要交通費開支及供養父母之家用，之後已是所餘無幾，相信申請人屆時連每日三餐，都只能吃粗茶淡飯，遑論在該五年有閒錢去消遣娛樂；至於旅遊與結婚，更只會是奢望。如此之生活，實與賣身當房奴無異。

更何況，申請人在5 年後能有足夠資金置業，大前提是本身已有30 萬元資產或儲蓄（如未及此數目，屆時每月的儲蓄額便只得相對遞增，每少10 萬元，每月便要多儲1600 元），但老紀翻查資料，發現能「達標」者似乎少之又少。


等「上車」長過輪公屋

根據中信嘉華銀行聯同中大在06 年底進行的調查，當時訪問了逾五百位月入2.5 萬元的中產在職人士。結果發現，當中48%人會把20%的收入（即5000 元）儲起來，而儲起40%（即10000 元）者，則只有13.7%。

本來，由06 年底月儲5000 元，至今確可儲得逾20 萬元，然而由於08 年底出現金融海嘯，不少人荷包縮水，甚至有人慘吃「無情雞」失去工作，須靠積蓄度日，都影響了儲蓄大計。而公民力量在過去一周的調查，訪問五百名三十八歲以下青年，超過八成透露自己的月入是低於1.4 萬元。換言之，收入已不及「置安心」交租及儲蓄要1.65 萬的「最低要求」。

計劃明明推銷能助人上車，卻原來要私下再狂儲錢，把逾七成收入用作應付買樓，明顯「貨不對辦」，而計劃講金不成，講心亦是誠意欠奉，因為計劃下首批的單位，數量只有一千個，數目本身已如杯水車薪，更離譜是要多等四年，至2014 才能落成供應市場，較輪候公屋只須排隊三年更長，根本解決不到現時迫在眉睫的社會需要，而這些單位，選址更在相對偏遠的青衣。

至於特首多番強調，置安心計劃的單位是「實而不華」，既無會所亦無停車場，但觀乎現時當局的估計，售價可達300 萬，可以想像在二手市場中，將相對缺乏吸引力，故雖然當局指單位可自由買賣，但隨時淪為有價無市。

對於置安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永達直言，政府算盤太如意，若希望五年後能購買250 至300 萬元物業，首期金額實在相當大， 「和當年居屋只需5%首期很不同，對青年買樓一族的壓力遠較居屋高，月入無3 萬元都唔使諗上會」，他更狠評，特首形容是優化居屋，是言過其實，而單位落成期亦太遠，呼籲當局應在明年底便要把單位推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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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曉風


「發水樓」似禁非禁



「好打得」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昨日終於「發惡」，公布政府嚴打「發水樓」的詳情，嚴格規定新樓最多只可以「發水」一成，而豪裝的大廈大堂，亦將不會再獲樓面豁免，似乎令一眾被發展商「欺壓」多時的市民看到曙光，並為已遍布全港的「發水樓」正式寫上句號。

不過，原來魔鬼不單藏在細節裏，更會藏在時間中！由於政策將在明年4 月1日愚人節才正式實施，本身為工程師的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踢爆，指政策存在兩大漏洞，令發展商隨時在未來十年仍可繼續大賣「發水樓」。至於日前公布的九龍城區重建「樓換樓」計劃，根本只是「樓換籌」方案，獲安置的居民，極大機會要自己貼錢，才可搬到啟德。

這一幕，老紀昨日一直歷歷在目：林鄭昨天在公布打擊「發水樓」措施的記者會上， 「義正詞嚴」地表示： 「我個人從來都不認為，為什麼香港的住宅樓宇要有尊貴的入口，這些雲石大堂、水晶燈……如果發展商認為想要尊貴入口，他要用自己的樓面面積。有人認為政府現時仲辣過專業團體的建議，這個是正確的。」短短數句，已令老紀真的相信，當局今次要當老虎，出狠招來對付「發水樓」。

然而，政策當中，卻藏有後著，皆因這個疑似能維護無數小業主的「偉大」政策，將在明年4 月1 日愚人節才生效，而所謂生效，就是發展商在明年4 月起交予屋宇署的建築圖則，才受新措施的限制。

禁發水「寬限期」長達十年對於這個長達五個半月的變相「寬限期」，黎廣德認為可令發展商有足夠時間在死線前「入則」。他更直言，現時措施中存有兩大漏洞， 「做一個建築圖則，佔不到多少成本，現時並沒規定要全資擁有整個地盤才可『入則』，所以重建的樓，就算未收完樓、未成熟重建的樓，都可以入定則。」他形容，新措施猶如提供誘因予發展商要加速入則。

至於第二個漏洞，則是雖獲屋宇署批出的建築圖則，有效期只得兩年，但如果發展商在期滿時作出少許修訂，重新審批後，又可再獲兩年有效期，若按此循環，圖則儼如能一直生效， 「基本上是一旦入則，永世保存，要鑽空子，地產商一定叻過你政府，除非當局利用行政權『封後門』，講明圖則兩年後會失效，否則根本不能完全阻止發水樓出現。」老紀仍記得，特首日前仍正氣凜然為市民抱不平，直斥發水樓「對市民不公道」，又指發水樓令市民遷怒於政府及他本人，同樣不公道。但觀乎這個重點打擊發水樓的「辣招」，卻原來亦只徒具老虎面具，內裏實如病貓，難怪市民動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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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政治重於社福的百億關愛基金



除了房屋政策，處理貧富差距是今年施政報告另一主題；行政長官提出的各項應對措施之中，引起最多人討論的是成立一個由政府和商界各出五十億、合計共一百億元的「 關愛基金」，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出任基金的主席，基金目標是「 為基層市民提供綜援計劃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援」。

據本報報道，本地的大地產商已響應政府「 號召」先後答應捐資，相信要在商界籌足五十億元絕無困難。

鼓勵商人在賺錢之餘慷慨捐輸，回饋社會，一方面可以體現社會各階層同舟共濟、合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商人顯示願意負起社會責任、在依法繳稅之餘額外承擔的體現，是值得鼓勵的義舉；本地商人捐錢作慈善和福利事業，「 古已有之」，早年的東華三院和保良局都是成功例子，它們提供的服務遍及教育、社區和老人，只是近年新興的社福團體太多、議會內又出現了一批「 為民請命」的代議士，他們的聲音已蓋過了這些歷史悠久兼有服務業績、主要由商界出資營辦的社福機構。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內分析了本地出現貧富差距的原因（第五十至五十二段），但沒有指出貧富差距如何演化成為近年的階級對立甚至所謂「 仇富」情緒；很明顯，「 仇富」的原因不在商人吝嗇於捐獻行善（東華和保良局是最佳例子），而在於本地經濟處於轉型期令貧富差距拉大，基層市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而政府政策卻經常予市民「 偏幫大財團」的印象。也許是為了紓緩日趨緊張的階級矛盾，行政長官才高調地在施政報告內提出成立官商共同出資的關愛基金，以顯示由政府帶頭、商界踴躍支持、官民商「 三方協作共同承擔的理念」。

商界出資行善，既可洗脫他們的「 負面」形象，又可令基層市民受惠，誰曰不宜？但仔細分析，這種重政治宣傳而缺乏實質內容的「 義舉」，可以收「 暫息民怨」的短期功效，但對於如何解決因貧富差距愈益嚴重而滋生的「 仇富」心結，卻未必有任何實效。

施政報告提出成立關愛基金，但完全沒有任何具體方案規劃；成立一個坐擁一百億元的基金，斷無可能事前沒有任何構想；行政長官只在施政報告內宣布有關決定而相關詳情欠奉，顯然是在短時間內拍板、來不及規劃的反映。事實上，行政長官也承認「 香港有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如何運用這筆額外的一百億元基金去協助基層市民而又要用得其所，其實並不容易。更根本的問題，是政府到底有沒有需要成立這個百億元基金？

香港的民間志願社福機構數不在少，它們各自有獨特的服務對象，而且多年來積累的經驗，令它們對服務對象（主要是基層市民）的需求瞭如指掌，政府為何不與它們溝通協調，撥款透過這些社福機構向各式有特別需要的基層市民提供協助？

民間社福機構很多都靠商界捐款，現在行政長官高調要求商界捐獻「 關愛基金」，反而會削弱商界對民間社福機構的捐助，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昨天公開表達了她對此感到憂慮（擔心關愛基金影響中小社福團體的收入」，反映出這些財力不足的社福機構擔心政府「與民爭利」，搶走了商界願意提供的資源。

民間機構可以做的，為何政府還要插上一手？官辦的關愛基金日後如果以政府機構的編制和辦事方式營運，層層審批，耗用太多行政開支，倒不如把一百億元注入各家社福機構，或鼓勵現有社福團體提供新服務，然後由政府提供資助，以避免太多無謂的開支。

成立百億元的基金或許可在短期內紓緩社會對立情緒，但正如我們指出，貧富兩極化將會令層市民、尤其低收入階層長期處於貧困狀態，政府必須提出相應的長期措施應對。協助基層市民改善生活，應為他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但政府在最低工資之外又準備行最低工時，卻是弄巧反拙、幫不了忙反而害了工人的劣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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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天開始，投資移民計劃將剔除房地產項目，政府同時把投資移民的門檻金額即時由650 萬元，調升至1000 萬元。

政府將定期檢討，三年後再研究是否需要調整。政府消息人士認為，這一項改動對樓市影響不大，主要是心理影響居多。

有地產代理預料，修訂主要是影響內地客鍾情的九龍站上蓋物業銷售情況，但對於阻遏內地資金流入本港樓市，並沒有作用。


今天生效門檻上調至千萬

政府在2003 年10 月推出投資移民計劃，只要投資650 萬元在本港的房地產或金融產品，便可申請；計劃推出至今，先後約有八千二百名申請人及一萬五千五百位名受養人獲准來港定居，為香港帶來近580 億元投資。

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政府注意到計劃下投資在房地產的資金有上升的趨勢，單單今年首九個月，有關資金佔計劃總投資額的42%，較過往的三成為多。

曾蔭權強調，「雖然近年計劃下的房地產投資只佔市場總成交金額約1%，但考慮到市民大眾的關注，政府決定暫時將房地產於計劃下的投資資產類別中剔除，由10 月14 日起生效。」除了剔除房地產外，政府同時調高投資移民所需的金額至1000 萬元。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作出此兩項改動後，香港的投資移民仍具吸引力。他指出，過往成功申請的投資移民人士，平均個人資產有2000 萬元，即使作出調整亦普遍不會影響他們申請的機會。同時，政府相信即使在改動後申請數量減少，但投資總額相對將增加，而且申請人始終需要買樓或租住樓宇以作住宿用途，相信整體注入香港資金亦將有所增加。

新加坡的投資移民門檻是1400 萬元，澳洲是1000 萬元，加拿大是600 萬元，但可投資類別較窄；英國是850 萬元。

今次剔除房地產作為投資類別，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除了要回應社會聲音，也因為外國的投資移民計劃大多數都不包括房地產，新加坡明年亦將剔除房地產作為投資移民項目。他指出，2003 年推出此項計劃涵蓋房地產是因為當時的經濟環境差而特意把投資類別擴闊。

歷來共吸納580 億資金日後申請來港的移民，可以投資股票、基金、債券及包含投資成份的保險等。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由2003 年推出投資移民計劃以來，一共吸納了580 億元資金，這金額遠低於一天約900 億元的香港股市交易，相信今次改變計劃，不會影響股票等其他投資市場。

修改計劃後，政府將提供過渡安排。凡新遞交的申請所涉不少於650 萬元的投資（包括房地產）在生效日前六個月內完成，有關申請人亦符合其他資格，有關申請仍可獲批准。至於任何於生效日或以後完成交易的房地產投資，則不被接納為新申請的獲許投資資產。

劉曉波獲和平獎對中國是當頭棒喝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昨天宣布向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是繼達賴喇嘛後第二位中國人獲得是項榮譽。諾貝爾委員會指，向劉曉波頒發和平獎項，是表揚他長期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諾貝爾委員會一方面肯定中國多年來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就，令數億人口擺脫貧窮，人民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也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卻又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國人權問題，指中國政府違反眾多本身已簽署、又承諾恪守的國際人權公約，漠視本身所訂立的憲法，包括第三十五條有關保障人民言論、集會、出版和示威的自由等。委員會相信維護人權與促進和平關係密切，認為向劉曉波頒發和平獎是符合諾貝爾的遺囑所表達的精神。事件無疑反映國際社會對內地和海外中國維權人士的認同，以及不滿中國政府在保障人權方面的倒退和缺陷。

劉曉波曾參與八九民運，期間與侯德建、高新、周舵在天安門廣場以絕食聲援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因而得「天安門四君子」的稱號。

「六四」後，劉曉波經常發表文章，抨擊時政、關注民間維權，更呼籲當局為六四平反和進行民主憲政改革。二○○八年十二月，在《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和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周年之際，劉曉波參與起草和發起《零八憲章》，旨在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呼籲改善大陸人權狀況。《零八憲章》提出「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劉曉波其後被捕，並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中國當局多年來對民間異見人士的無情打壓，暴露出對管治缺乏信心。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央政府要處理國內千頭萬緒的問題，確實不容易，而且在多年「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發展思維，製造出龐大的利益集團，並演化出社會上各種尖銳的矛盾。當局無法應付，於是選擇以高壓手法壓制來自民間的反對聲音。

但如果一直以高壓手段掩飾社會不滿，企圖塑造一個海市蜃樓的和諧社會假象，無疑於掩耳盜鈴，只是自欺欺人；人民無從在這種制度下發揮最大潛力，國家也難以真正健康和諧發展。

劉曉波的遭遇在中國只是冰山一角，而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反映國際社會對中國民間維權工作的肯定和鼓勵。中共一直對外國就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批評反應甚為強烈：昨天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和平獎結果，立即觸動了中國政府的神經，外交部隨即反應：發言人馬朝旭稱，由於劉曉波是受中國司法機關制裁的罪犯，將獎項頒發給劉是違背了和平獎的宗旨，並將損害中挪關係云云。

中國當局的反應，顯露出積累已久的心結，認為是西方國家以本身的文化價值強加於中國，並且以人權話題炮製輿論「妖魔化」中國，挑起民間社會對政府的不滿及挑戰中共政權，目的只是壓抑中國日漸強大和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這種觀念其實正是中國當局的思想盲點，也是中國與世界接軌的一大心理障礙。

近年中國政府意識到單靠經濟力量不足以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影響力，因而銳意增強國家「軟實力」，於是致力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例如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等文化機構，並且積極舉辦如奧運、世博等國際盛事，試圖向世界宣傳和展示中國在經濟、人文、科技領域的成就。但自由、平等、人權等基本權利，是現代社會人文發展的基礎，也是普世核心價值，如果當局漠視這些基本精神，縱使有更富麗堂皇的外表，也只是徒具形式，外界只會看到中國橫蠻高壓的一面，並且無法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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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社評

和平非暴力抗爭20年 劉曉波獲獎實至名歸



仍在囚的內地異見人士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對他20 年來堅持和平非暴力抗爭的肯定；是對所有爭取中國民主自由運動人士的肯定；亦清楚告訴國人，透過和平非暴力抗爭來建立一個更民主、更自由、更尊重人權的中國，是會得到世人的認同。這對中國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積極意義。我們呼籲北京盡快釋放所有良心犯，不再以言入罪。

劉曉波是近年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六四事件後一度被關押，90 年代兩度入獄，其間堅持呼籲平反六四、保障人權，多次撰文批評中共獨裁。後來，他更發起《零八憲章》簽署運動，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要求推動民主改革，三權分立，落實言論自由等。去年聖誕日，劉曉波被內地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入獄11 年。

劉曉波被判刑時曾發表《我的自辯》，當中提及他的抗爭理念。他說：

「20 年裏，我所表達的中國政治改革的觀點，一直是漸進、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

「言論自由早已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文字獄卻是千夫所指……只有從制度上根絕文字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才能落實到每一位國民身上。」

以和平、漸進式改革來推動中國前進，是劉曉波的信念；落實言論自由，是他的理想。劉曉波不是光說，而是身體力行。六四事件後的20 年來，他一直堅持拿起筆桿，犯顏進諫，其決心與毅力，令人欽佩。這次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對他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肯定。對此，劉曉波受之無愧。

中國民主運動，劉曉波並非孤身上路。儘管當局以「牢獄囚禁」來鎮懾異見人士，對於爭取基本國民權益的維權人士也絕不手軟，但隨內地不公義事情一波接一波的出現，我們看到了一批又一批維權人士勇於挺身而出，捍衛憲法賦予國人的權利。今次劉曉波獲得和平獎，是對這人的肯定與鼓勵。在此，我們再次呼籲內地應盡快釋放所有良心犯，不再以言入罪。

其實，民主、人權與自由的概念不是西方獨有的東西。溫家寶總理上月底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專訪時，也談到中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不可抵擋」。

溫家寶說，他有信心未來的中國領導人會比前任更佳， 「長江後浪推前浪，人民和人民的力量，將決定國家和歷史的未來」。他說「言論自由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已被寫入中國憲法， 「只有在人民的監督和批評下，政府才會做得更好，才是真正的人民公僕」。

除了溫總之外，內地學者早已指出中國必須走上政治改革之路。最近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發表了《走向社會重建之路》報告，指出中國當今社會矛盾的根源，就是因為權力、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均呈現失衡。「權力」與「資本」疊加成為「權力市場經濟」，形成壟斷性既得利益集團。要制衡權力失衡，必須發展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例如「建立公民參與機制，推動『公民社會』建設」。

溫家寶的言論、清華學者的報告，以及劉曉波的精神，一脈相承。中國領導人應該知道，民主自由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可以發揮積極作用。民主自由不單是世界潮流、人心所向，更是防止中國貪污腐化繼續蔓延的重要手段。

經濟上中國真的崛起了。我們盼望內地能在自由人權等領域，也能盡快改革出成績來。我們深信只有如此，中國經濟方能持久發展下去，否則當局只會等同把自己桎梏於火山口之上，故此希望中共在狠批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的同時，也能看到劉曉波倡議的改革，其實亦有利於紓緩內地眾多的社會矛盾。

撰寫施政報告要用新思維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政改方案通過後，本港有關政制的爭拗暫時告一段落，行政長官曾蔭權應該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在餘下不足兩年的任期裏，集中力量，做好一個有政治家抱負的行政長官應有的工作。今年的施政報告，曾蔭權承諾會搞好經濟、改善民生。但如果特區政府仍然抱殘守缺，沿用過去殖民地政府管治時期的舊有思維，以不變應萬變，迷信「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哲學，便不僅無法解決社會長期存在並且日趨惡化的深層次矛盾，更可能因施政措施不符合公眾期望，出現嚴重落差，因而再度激化社會矛盾，重新引發政治爭拗，教社會內耗不絕，沒完沒了。

經濟方面，金融海嘯後，本港經濟於去年底恢復增長，今年上半年更明顯復蘇，本地生產總值第二季按年增長百分之六點五，上半年按年實質增長百分之七點二。可是，這些表面看來令人鼓舞的數字，卻掩蓋不了一個鐵一般的事實，就是回歸十三年以來，自從亞洲金融風暴戳破本港以地產金融為核心的泡沫後，本港經濟其實一直停滯不前。十三年來，按照前任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兼亞太區經濟首席分析師謝國忠博士的研究，本港人均的名義GDP上升了百分之十幾，但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卻下跌了兩成。基於本港的生活用品大多來自內地，生活成本取決於人民幣，用人民幣衡量，本港經濟實質上已出現倒退，難怪絕大部分港人的生活質素都大不如前，社會普遍瀰漫怨氣，實在不難明白。

現時本港經濟的表面繁榮，源於特殊的外在經濟因素，包括在全球量化寬鬆政策下流動性充斥，大量游資湧入香港，以及中央政策大力挺港，而非內部的經濟動力。特首去年雖然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為本港經濟增添動力，但成效如何，有目共睹。只要中央政策逆轉，例如為支持上海於二○二○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而擴大QFII的額度至五千億美元，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本港股市市值已有一半屬中資股，其實等於是中國股市的國際版）便會受到根本動搖。倘若內地取消徵收奢侈品的入口稅，香港的購物天堂地位也會灰飛煙滅。尖沙咀及銅鑼灣的舖價，還可以是現有的水平嗎？

民生方面，貧富懸殊惡化已是不爭的事實。現時全港有近八十五萬人入息遠低於綜援水平，按年增加一成八；今年第二季失業率雖然只有百分之四點六，但長期失業人數眾多，逾五萬人失業超過半年，較○八年激增近九成，失業一年或以上者，也增加百分之七十一至二萬四千四百人；在職貧窮人口亦急升百分之二十九，達五十萬人。以家庭中位收入計，一九九七年是一萬九千元，現時已下跌至一萬八千元，即使不計通脹因素，也在在說明港人生活今不如昔。

早前日本國際著名大師大前研一來港演說，指出香港潛在兩大危機，其一是高樓價嚴重戕害民生，其二是內地樓市爆破及內地投資者大量撤資，將會戳破本港的地產泡沫。鑑於目前本港樓市總值已為本地生產總值四倍，一旦崩潰，後果不堪設想。

要搞好經濟，香港一定要打破對地產的迷戀，以全新思維，重整本港經濟結構，發展新的經濟動力，創造就業，為全民福祉謀。中央最近已為深圳重新定位，重點發展前海合作區，去年四月《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又已簽定，香港一定要把握機遇，著力發展服務業，把香港變成大珠三角的商業樞紐。

要改善民生，過去派米式的扶貧政策已經沒有意義，治標不治本。香港應該善用二萬二千億元的外匯儲備，增加資源，同時開展社會資源分配的大辯論，在房屋、醫療、福利、教育、退休保障等各個政策上作出長遠規劃，以民為本，共同建構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

最低工資的政治角力、 控制工資立法的缺陷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政府及商界過去對最低工資一直有所保留，原因是本地勞工市場向以靈活而彈性甚高見稱，而過去即使沒有最低工資法例，香港工人也並非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在八十年代開始，本地失業率更長期偏低，九十年代則出現勞工不足而需引入外勞，政府即使沒有就最低工資立法，也毋須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

我們向來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理由在過去已反覆申述，本報作者雷鼎鳴教授和獅子山學會的成員，也同樣對最低工資立法抱懷疑態度，他們引述外國例子再輔之以實證及理論，均清楚指出最低工資立法往往會對最基層的低薪工人造成打擊，好心做壞事，原意為保障低薪工人的法例，反過來會令他們最先受害，因為無法承受最低工資水平的企業，必會炒掉一批低薪員工或以機器代替人手以保持競爭力，在這個淘汰過程中，低薪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甚低，經常會成為犧牲品。為了彌補此一「漏洞」，工會組織在通過最低工資立法之後，下一個目標必會轉移至爭取工人集體談判權，一旦成事（機會甚高，因為唯有靠集體談判權才能集合大批低薪工人跟資方議價），本地勞工市場將會「面目全非」！不過，在群情洶湧及基層勞工的薪金長期停滯不前的現實下，為最低工資立法已成為政治正確的議題，反對者只會被指為涼薄、不顧工人死活或只顧資本家利益的反動分子，議員和輿論對理性的討論已不感興趣。事實上，從政府決定立法開始，最低工資的爭論即迅速變質為勞資對峙，支持立法的一方在法例仍未通過前，即開始了連串抗爭行動；可以想見，法例通過之後，在時薪水平的問題上仍會繼續爭議，「和諧」的勞資關係已難再維持。

到底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水平？香港從未實行過最低工資法例，按早期政府的構想，法例推行初期，最低工資水平應由低至高—所謂「低」的定義，是指資方願意接受的水平，但從工會的角度而言，資方即使接受但工人無法以最低工資水平過活，又如何說得上「合理」？目前工商界提出的最低工資水平在二十三至二十八元之間，工會則要求三十三元，最後如何定奪，必會引發連番爭議；但我們認為，工會和草根派議員應該跟資方團體平心靜氣對話談判，了解僱主特別是中小企的勞工成本結構—正如低薪工人議價能力最低，中小企在最低工資法例下也是最容易受到打擊的一群，有線電視新聞曾經訪問一家以社會企業方式營辦的餐廳，東主明言她無法承受時薪三十三元的最低工資，一旦法例以此「訂價」，她唯有以削減員工作為控制成本的方法。

時薪水平之外，檢討最低工資的時限也成為另一爭議點；草根派議員認為應一年一檢，政府則建議兩年一次；以外國經驗為鑑，最低工資檢討年限並無定制，香港人最熟悉的美國，並沒有訂明檢討的時限，克林頓總統任內曾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惟上一次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中國政府則規定各地方最少每兩年調整最低工資一次，但內地通過新勞動法規限最低工資之後隨即遇上零八金融海嘯，該法變相受到凍結，未知現在還是否「如期」兩年一次調整？其他實施每年一檢的發達國有澳洲、法國等。檢討的時限雖然不同，但各國在檢討時都以考慮工人的需要、失業和低收入人士的就業及持續就業能力、生活開支、社會保障水平、通脹率、經濟發展、本地經濟在全球化市場中的競爭力、營商成本及僱主支付工資的能力等等；很明顯，草根派議員以維護工人利益為重，替工人力爭最佳待遇，但工資水平始終離不開當地的經濟環境、營商條件等因素。雖然政府有所保留，但以香港的現實衡量，目前綜援的水平也許是最低工資最「可靠」的參考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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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劃一的法定最低工資率，去消除不同工資水平的「差異」，顯然會為僱傭關係帶來新的問題和爭論，亦令香港勞動力市場隱伏更大的不穩定性。事實上，控制工資價格，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立法與政策。

對為勞工界出頭的政客來說，條例獲得通過，當然雀躍萬分，並視為一場爭取資源公平分配的勝仗。但客觀分析，立法的缺陷，對勞工中弱勢社群的傷害也不容忽視，尤其最低工資對「反貧」的效果，不僅無效，甚至適得其反。然而，如今《最低工資條例》既然通過了，「米已成炊」，我們認為，真正關心香港發展和窮人福祉的人，必須對政策的缺陷有所警惕。

最低工資立法對勞工不利的一面，早已有不少經濟學家作出了論證和分析。概括地說，法例對那些在勞動力市場有「討價還價」能力的人，相對有保障；但那些在勞動力市場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人，法例不僅沒有保障，反而構成損害。對後一類人，只要採用簡單的「目視」方法，就很容易識別出來，包括那些殘疾、年老和沒有技能的勞工。

對最低工資法例的施行，我們不妨看看美國的一些「經驗」。由於工資率是以價格衡量，僱主可以透過「非價格因素」來節約因提高工資率所額外付出的成本，最簡單的方法，是要求工人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工時(工作環境劣質化)，或索性以「件工」或「時薪」的合約安排，來逃避法律的限制(經濟學家W. J. Wessels的分析)；法定最低工資制亦不利於年輕人的在職培訓(L. Leighton 及J. Mincer)，益發令年輕人更難進入勞動力市場；對就業水平也有消極影響(M. Eccles 及R. B. Freeman)。換言之，強制劃一以消除「差異」，對弱勢者反會造成傷害。

事實上，對弱勢貧困的人來說，工作機會減少，意味生活境況更困難。可以說，如果法定最低工資輕易觸發削減就業數量的機制，而勞動力市場缺乏「討價還價」能力的人「首當其衝」，甚至在經濟好景時，就業機會也受到褫奪，從這個角度看，最低工資的「反貧窮」效果和作用如何，實已不言而喻(見D.O. Parsons的論著)。

對於這些最低工資制度的不良陷阱，我們如何避免、或者把損害減至最低，實在考驗政府官員和政客的智慧。但由最低工資所引發勞動力市場新的問題，顯然會陸續出現。按照時間表，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將於八月底向特首提交最低工資水平的建議 - 如今勞工代表已「磨拳擦掌」，要爭取時薪三十三元 - 接著，最快明年初可以落實；很明顯，法定工資率愈高，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的各種反應也會更大。

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的福利，沒有人會反對；解決貧困問題，使有需要援手的人得到「雪中送炭」，更是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過程中合情合理的優先政策。但以立法手段，並輕視在勞動力市場缺乏「討價還價」能力者的利益，機械式提高工資率的最低限額，這確實是一個帶有多種缺陷的解決問題方案。透過控制工資價格來「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只是一個最偷懶、最便宜的「政策選擇」，甚或會成為政客爭取「選票」的有效工具。

如果真心真意為貧困的人、低技能的勞動工人提供發展和生活出路，不僅要考慮工資率，更必須考慮就業機會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種種限制因素，而就業機會和消除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限制因素，必須僱傭雙方在利益矛盾中各自讓步和合作，才能有效實現，而這也應是香港進入「法定最低工資」歷史新階段後，為解決陸續而來種種勞工市場新問題的基本方針 。

人民幣匯率升 股樓跌的啟示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人民銀行在上月十九日宣布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經過近半個月時間，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由六點八二七五，上升至六點七七二○，上升五點五五個基點，升值百分之○點八，期間並多次刷新○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匯改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匯率上升，意味著匯價偏強、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增加，其結果應是A股和內地物業市場受惠而漲升；但是，這次匯改之後的人民幣升值卻是另一番景象—除了匯改當日A股曾上升之外，其後九個交易日都下跌，最大跌幅曾達到百分之十點○七，至於樓市的命運亦如是，房地產商的新盤繼續減價，全國最大發展商萬科的個別樓盤甚至下跌二成；人民幣升值而人民幣資產不升反跌，到底反映了什麼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應該是熱錢持續流出中國。

另一個奇怪現象，是過去人民幣升值意味著經濟會趨於升溫（資產價格上漲），政府要想辦法冷卻經濟，但這次在人民幣匯改之後匯價雖然向上，但領導人反而公開暗示要研究推出另一輪刺激經濟措施——溫家寶總理在本月初往湖南長沙進行調研，並主持召開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他表示「國內外經濟環境極為複雜，必須堅持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在溫總理湖南行之前的七月一日，中國政府公布了六月份PMI（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百分之五十二點一，比上月回落一點八個百分點，是連續兩個月回落，與此同時，反映中小企業採購情況的匯豐PMI也同樣持續回落。PMI是每月最先公布的重要宏觀經濟指標，反映企業的生產經營活躍程度，指數不斷回落，顯示工業生產持續收縮，是經濟放緩的跡象；溫家寶總理強調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顯然是針對經濟放緩、有所感而發的呼籲！

中國經濟在今年第一季的表現仍相當強勁，但踏入四月份開始轉勢，除了PMI指數，國內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汽車銷售、用電量等均告回落，一至五月份貿易順差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九點九；內地經濟學界和投資界都認為，這是經濟增長見頂的徵兆，「經濟下滑」、「二次探底」之說甚囂塵上，不少評論更預測中國政府將會推出另一輪的刺激措施。

增長回軟、熱錢流走，帶來的結果之一是內地炒風在不同領域都在收斂，早前曾經被炒作而價格大升的綠豆，近期急跌近三成，其他如大蒜、玉米等一度成為炒作對象的農產品，價格在最近也紛紛回軟，說明了過去借游資而興風作浪，以氣候、供求等為藉口而令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的局面，也因為經濟氣候轉變而歸於沉寂。

對於熱錢流入中國的問題，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鄧先宏接受《人民日報》訪問（見七月五日人民網）時曾經透露，熱錢違規流入主要集中在傳統的貿易和投資領域，例如加工貿易通過高報工繳費、虛增可收匯額度、轉移定價等方式；服務貿易則以運輸費、諮詢費等名義，都可以開闢熱錢流入或流出的渠道；而熱錢進入內地之後，目標主要是進入股市和樓市，成為炒作的主要「水源」。

中國目前仍然實行外匯管制，按理熱錢流入和流出都會受到監控，但現實卻是國際熱錢可以突破各種限制大量入境，足以左右內地的股市和樓市，而人民幣匯價在當前一輪上升潮中卻未能帶動股市樓市上升，顯示熱錢流走的現象頗為嚴重。事實上，近期內地資金「外逃」的另一影響，是貨幣市場利率跳升，市場短期資金緊張，上月初一年期央行票據發行率上升八個基點，至二厘零九六，都是資金趨緊的明顯證據。內地市場目前隱藏各種不明朗因素，對港股自然產生不利影響，這是投資者必須注意的。

德國領導無方 歐羅前景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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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十八日突然宣布打擊「無貨沽空」（naked short-sell）交易，針對沒有持有優先債券的投機者買入的「沽空掉期」；據外電報道，德國試圖把禁令推廣到整個歐洲，總理默克爾夫人更提出若干建議，希望可以控制各式沽空的「毀滅性」金融市場活動。但是，禁止沽空的禁令只會影響極少數量的掉期合約，數據顯示，在歐羅區總額達五點五萬億美元的主權債券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是由信用違約掉期提供保護，而在德國市場上，信用違約掉期交易佔全球交易總量的比例也微不足道；換言之，德國突然針對沽空活動的用意，旨在警告炒家，顯示德國政府決心維持金融秩序的強勢，不容投機者以沽空方法進一步令歐羅受壓；如果歐羅區持續動盪最終出事，德國作為歐羅區龍頭，自然首當其衝承受最大衝擊。

在應付歐羅危機上，德國表現相當不濟，默克爾夫人的政府從最初堅決不肯出資拯救希臘，延誤了及時控制風險蔓延的時機，到了危機擴大，又無法統籌推動歐洲各國合力救援，令金融市場對歐羅成員國能夠自救的信心一再受挫；這次德國宣布禁止無貨沽空，同樣是在沒有尋求其他國家支持下獨自行動；事實卻是，大多數信用違約掉期交易都在紐約和倫敦進行，德國監管當局根本無法監管這些在離岸市場進行的交易；很明顯，德國此舉僅為解決表面問題，無法觸及歐羅危機的深層次導因，歐羅在周二急挫，一再證明德國政府應對危機不但笨拙而且無能。

就在德國公布宣布沽空禁令之前一天，歐羅區各國財長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會議，會後的聲明向市場傳達了抑制債務危機蔓延、共同捍衛歐羅的決心；聲明特別強調，歐羅仍然是「可靠」的貨幣。這種官樣文章，對安撫市場情緒作用有限。

至今為止，全球投資者對歐羅的擔憂主要在三方面：一是七千五百億歐羅的歐洲穩定機制表面上實力雄厚，但應付一個希臘還可以（約需三千多億歐羅），能否同時應付萄葡牙、西班牙等比希臘要大得多的債務炸彈，仍然是一大疑問。二是歐洲央行果斷出手購買歐羅區國家債券，此舉雖然可解債務危機燃眉之急，但同時會引起嚴重通脹，得不償失。三是歐羅區國家為了降低公共債務而收緊開支，推行財政緊縮政策，令剛看見苗頭的經濟復蘇受挫。為了增強市場信心，歐羅區成員國紛紛表態願意「團結一致」，外電引述法國經濟部長拉加德在十七日《法蘭西晚報》的訪問，特別強調歐盟為了防止希臘債務危機升級而制訂了一個路線圖，包括：成立歐洲穩定基金，隨時援助任何一個可能面對衝擊的歐羅區國家；其次是加強《穩定與增長公約》，鞏固歐羅區各國的財政，回到遵守赤字規限在GDP百分之三的紀律原則；最後是加快金融監管改革。眾所周知，法國是歐羅區另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但因財力不足，法國在拯救希臘債務危機過程左閃右避，不願承擔出錢的責任，引來德國強烈不滿；現在法國提出的路線圖表面上頭頭是道，但連法德兩個大國都同床異夢，要整個歐羅區同心同德嚴守財政紀律，確是難若登天。
由於歐羅匯價不斷下挫，中國在連續四個月減持美債之後，在三月份開始重新增持；對一直決心擺脫受美元支配的中國來說，歐羅一沉不起，令中國必須重新持有美元資產避險。中國管理外儲備以收益、流動性和安全性三大因素作考慮，結果美債仍然是首選，對中國來說，這其實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不過，內地的經濟專家力陳美國國債抵禦通脹風險的能力有限，長期趨勢應是外儲和實物資產「兩條腿走路」，按照此一思路，中國政府和企業很快就會掀起另一波海外收購潮，以購買實物保值以應對當前的金融變局。

歐羅曾是中國寄望能跟美元抗衡的國際貨幣，如今好夢成空，走人民幣國際化之路成了中國唯一的希望。

利之所在 中港樓市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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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冷熱財庫」專欄昨天以〈大國總理、小城財爺、高樓價同束手〉為題，比較中港兩地「話事人」最近不約而同宣稱壓抑樓市，但都有不知從何入手之嘆。過去政府要冷卻樓市只會在香港發生，內地要為經濟降溫，通常都針對菜籃子，管制肉價菜價米價，從來沒有聽過要打壓樓價！內地跟香港看齊，要向樓市過熱現象開刀，反映出中國近幾年富裕階層不斷壯大，他們對置業改善居住環境有強烈需求，把中港兩地要同時冷卻樓市的現象相提並論，可做的文章甚多。

但是，說政府對高樓價束手無策則明顯跟事實不符，不要說事事都可以管的中國政府，即使號稱大市場、小政府的特區建制，政府一樣擁有不同手段足可把樓市調控得貼貼伏伏，問題只在於決心，及經濟結構是否令政府願意對樓市痛下殺手。以香港為例，董建華先生年代提出的八萬五房屋政策一度令樓市土崩瓦解，即使港英時期政府也先後在按揭成數、調整印花稅以至由政府興建居屋及各種方法津貼市民買樓上成功令樓市降溫；但由始至終，香港政府都不願（也不會）對樓市作過度壓抑，因為房地產市場的收益是本地公共財政主要來源，過去如此，今天亦然，這是我們在今年預算案公布時政府煞有介事聲稱要為樓市降溫、但因利之所在我們認為政府僅會喊口號而不會做實事的根本原因。真要令樓價回落，特區政府可以從土地和物業供應入手，也可以從徵稅、按揭以至在買賣手續上施加各種規限，務求令供應增加、轉手成本上升，樓市投機客衡量成本效益和風險之後，自會因應收歛。問題是，特區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

同樣道理，總理溫家寶聲言對蝸居感同身受，一再向人民保證會管好樓市，但房地產涉及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其他如銀行、稅收部門等都因樓市壯旺而成為得益者，它們是否真心願意協助中央政府整頓樓市？即將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會議現在盛傳會成為內地調控樓市的分水嶺，即政府會在兩會期間再次加強力度，嚴厲整頓樓市，但成效如何，沒有人可以提供肯定答案。

中國政府調控樓市始於零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國務院推出「加強房地產市場引導和調控的八條措施」（即所謂國八條），但市場觀望一段短時間後，樓價繼續上升，國八條形同虛設。到了零六年五月十七日，國務院再推出國六條，以穩定樓價為目的，加強中小住宅和廉租屋的供應，但結果仍然無效，地方政府繼續高價賣地、招商引資，而銀行系統則向大型發展商繼續提供巨額放貸；結果，樓價不跌反升。

眼見樓市一浪高於一浪，而中東杜拜的地產泡沫終於在去年爆發，國務院於是在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及今年的一月十日再推出國四條和國十一條，從過去要鼓勵、促進房地產發展，改為以調控政策為主，強調要「壓房價、抑投機」，首次提出要實施差別化的住房稅收政策和信貸政策，並要規範中央企業在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國務院對整治樓市的決心不可謂不大，而且出台政策一次比一次嚴厲，但為何樓市愈壓愈升？是因為政策太溫和？還是地方政府、發展商、參與物業市場的央企及眾多利益團體陽奉陰違，抵制政府的調控措施，令內地樓市始終無法冷卻下來？

兩會期間，不少政協和人大委員準備以提案方式要求政府進一步壓抑樓市，有民意掙腰，政府自然可以放手推出更嚴厲的措施，其中國土部據說會加強與證監會、銀監會的協調，對準房企土地融資環節，聯手加以對付。我們一直認為，以房地產作為政費主要來源的模式，即使在香港也衍生出諸多後遺症，如果全國都效法香港，其對內地民生、金融系統以至社會穩定都會造成無可估量的風險，對此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觀；我們向來認為內房股風險大，原因正在於此。

封殺民間聲音 貪官豈會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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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毒奶粉案的賠償官司仍未審結，但三聚氰胺又再捲土重來；陝西渭南樂康公司的奶粉本周被查出含三聚氰胺，其中十噸奶粉被銷往廣東，此案雖然已經逮捕了三名犯罪嫌疑人，但案中有案：購買了毒奶粉的一家廣東食品企業把問題奶粉交付作三聚氰胺項目檢驗後，竟然及格，而負責檢查的，是陝西省渭南市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所。由此可見，毒奶粉從生產、銷售以至檢驗等整個流程，都失去了有效的質檢監督，中間多少個政府部門應該負責？為何零八年三鹿毒奶事件之後，政府三令五申要抓好奶品和食品安全，但聽者藐藐，現在毒奶又再出現，連最後把關的質檢單位也隻眼開隻眼閉，對有毒食物視若無睹，把人民的安全健康視作兒戲，情況實在令人痛心。

為了「隆重其事」，中央電視台昨天宣布，根據《食品安全法》規定，國務院最近設立食品安全委員會，由副總理李克強當主任；成立如此高規格的委員會，目的是要打擊危害人民健康的有害食品，但上一次三鹿毒奶案發生後，溫家寶總理也曾經親自過問，並撤了一批負責食品安全和質檢的高官，但結果如何！毒奶依然禁之不絕，可見官大未必就能解決問題，關鍵仍是整個質檢安全體制要有效監督，再配合民間輿論，令奸商和貪官的所作所為無所遁形，才能夠杜絕這些草菅人命的製造有毒食品勾當。

很可惜，中國政府並沒有視民間的監督力量為夥伴，相反對勇於揭露、追究以及為苦主請命的維權人士，官方卻待之以拘留、審訊和判刑，而加諸他們頭上的，則是「莫須有」式的指控；犯事的官員可免於刑責，揭露真相的平民百姓反而遭殃，試問民間監督力量又怎能茁壯發達，貪官污吏又怎會自動收歛？上一次為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奔走、被稱為「結石寶寶之父」的趙連海在去年遭正式拘捕，「罪名」是「尋釁滋事」，但趙連海做的，其實只是把受三鹿毒奶影響的受害者和家人聯絡起來，要求對那些不負責任的企業施以懲罰，及為受害人提供經濟賠償。另一宗令人搖首嘆息的案件，是揭露四川豆腐渣工程的內地作家譚作人昨天被成都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五年；據譚作人的律師稱，法院是以譚作人發表六四事件的文章判刑，但熟悉國情的評論家都認為，六四事件已過了二十年，連協助當事人趙紫陽出版回憶錄的人士在大陸也無恙，寫六四的文章又怎會被拘判刑。事實很清楚，譚作人是因為起草「五．一二學生檔案」倡議書，呼籲民間調查四川地震遇難學生校舍的質量問題而觸怒官方並最終被判徒刑。

過去所謂打壓異見人士，是指政治上的異見份子，但結石寶寶之父和譚作人這一類異見人士，卻是以社會事故、以針對貪官，要求為事故受害人討回公道、爭取賠償為訴求，他們爭取的目標並不涉及政見，也絲毫跟煽動推翻政權無關；在國外，這些都是志願團體經常做的工作，涉及的都是為平民百姓切身利益奔走呼喚的行動，中國政府卻視他們為敵人、罪犯，除之而後快，令國家失去了一批以良心監督政府的正直之士，如此作為，試問那些真正犯罪、漠視人民性命財產的官員又怎會不拍手稱快？

正如內地網民所指，「三聚氰胺重出江湖，讓結石寶寶索償案添上悲壯的註腳」；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順義區法院第一次開審一起結石寶寶索賠案，但原定十二月九日的第二次開庭被取消，至今仍沒有再開庭的日期，這是至今為止全國唯一開庭的民事索賠案。事發至今，犯案主角三鹿集團已經不再存在，但結石寶寶事件的公道還是無影無蹤。為受害者爭權益的人沒有好下場，等於向貪官和無良企業大開綠燈；沒有民間監察，即使由最高領導人負責食品安全，有害食品還是打之不盡的。

奧巴馬為民請命 銀行業麻煩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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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宣戰姿態在上周四宣布，會制定一系列措施限制大型銀行的規模和高風險交易，包括禁止吸收存款的銀行進行坐盤交易，以及參與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除此之外，奧巴馬還下令限制銀行的融資和併購規模；此議一出，美股當天錄得自去年十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奧巴馬的建議尚待參眾兩院通過，最終建議能否全盤落實仍是未知之數，金融市場認為奧巴馬為了應付今年十一月進行的中期選舉，必須擺出為民請命、對懲治貪婪銀行家絕不手軟的姿態；金融海嘯之後，華爾街銀行家貪得無厭的嘴臉已經引起公憤，奧巴馬以鐵腕對待，肯定大快人心。美國銀行業在坐盤交易方面的利潤極高，是各大銀行的主要收益來源；高盛正好在上周四奧巴馬宣布整治銀行界同一天公布業績，顯示高盛約四成的利潤是來自坐盤交易，如果這門生意做不下去，對高盛將是沉重一擊。金融海嘯之後，為了從聯儲局取得資金，原來以投行模式營運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在零八年已轉型為金融控股公司，它們也要跟商業銀行一樣受到「新例」限制。

對銀行業來說，奧巴馬的建議影響深遠，除了利潤可能大幅下降，銀行業的擴張規模也會受到限制。根據奧巴馬的聲明，美國政府計劃把單一機構在存款市場上所佔份額不得超過一成的規定，擴展至非存款資金等其他領域，藉此限制金融機構的增長和合併。美國在九四年已通過法案限制銀行併購時不得超過儲蓄市場份額的一成，奧巴馬的建議擴大至市場短期融資等其他非儲蓄資金領域，等於限制了銀行過度舉債進行投資的能力。銀行可融資的能力大降，將會迫使銀行減低槓桿比率，撤出新興市場和商品市場等高風險之地，對全球金融市場來說，這等於少了一批可以興風作浪的大鱷，對穩定市場應該有直接幫助，但如此一來，市場活動驟然減少，過去股市風起雲湧不時帶來「發財」的機會自然也會歸於沉寂。

奧巴馬提案的幕後操盤人是聯儲局前任主席伏爾克，提案主要精粹是回歸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實行、在一九九九年廢止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部出台於大蕭條時期的法案，把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隔，旨在防範金融風險，限制銀行成為龐然大物；但是，銀行沒有規模效應，內部成本就很難降低，等於令金融業的競爭力受削，而美國在九十年代把相關法例撤銷，也是有見諸法例束縛了金融機構的發展。在國會作證的美國銀行業代表曾經多次強調，限制銀行規模於事無補，只會限制銀行的發展和競爭力，正確做法，是政府加強金融監管。但是，事實擺在眼前，監管機構對於碩大無朋的金融機構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到了金融機構出事，政府又不得不出手相助，結果令政府要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

在衡量金融業發展和民意支持兩者之間孰輕孰重之後，政客的決定很簡單，必會是取後者而棄前者；事實上，在提出新建議之前，奧巴馬在一月十四日已宣布向大型金融企業徵收「金融危機責任費」，要求對資產超過五百億美元的公司徵收相當於資產規模百分之○點一五的費用，未來十年，美國政府可從中籌集九百億美元資金。除此之外，美國眾議院在上月通過了一項長達一千二百多頁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只待參議院通過及總統簽字，這方案將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可見限制金融業和加強監管力度，已是奧巴馬政府的主流思維，在新形勢下，金融業暫時由絢爛歸於平淡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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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來一次高鐵後大檢討


高鐵撥款經二十四個小時辯論後，最終成功獲得通過，但對政府來說，這只是高鐵工程的第一關，日後在清拆菜園村、工程啟動以至控制開支等各方面，相信泛民政黨和關注高鐵的團體仍然會密切監控，稍有差池，隨時會釀出另一場風波。

立法會的辯論雖然冗長，但高鐵項目造價達六百六十九億元，金額達每年財政預算的四分之一，也是回歸以來耗資最高的單一項目工程，代議士從嚴審議、尋根究柢，是不可推卸的份內責任；政府縱有足夠票數通過高鐵撥款，但經過這次馬拉松辯論及反高鐵群眾的衝擊，在日後施工及項目監管上自然不敢鬆懈，這是議會和群眾監察的積極後果，而香港的基建上馬雖然因此經常被拖延，但反覆論證、不斷受各界拷問的過程，保證了政府不會也不敢馬虎從事，對經常「嘲諷」香港搞基建進度太慢的內地政府來說，香港經驗其實有相當值得學習的一面。

香港過去因大型基建工程而觸發爭議屢見不鮮，當年興建地鐵也因為收樓收地而引起多場嚴重衝突，新機場計劃則因中英爭拗而在選址、融資等方面僵持，工程曾經幾近停頓；但這次高鐵風波的性質跟過去截然不同，除了「傳統上」議員質疑政府諮詢工作做得不足、透明度低，很多文件並沒有向公眾公開之外，一批反高鐵人士其實並不贊成高鐵上馬，他們質疑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質疑從中向發展商輸送了多少利益？他們也質疑把香港融入全國高鐵的四橫四縱網絡內，到底是否真的能給香港人帶來機會？還是行政長官只為了討好中央政府，不惜投入巨資（廣深港高鐵全長一百四十二公里，香港段約二十六公里，但每公里造價近二十六億元），卻沒有考慮其他成本較低的方案。更重要的是，這次高鐵撥款能夠通過，皆因功能組別議員「全力支持」，反映出沒有充分民意授權的議員可以逆民意而行，當前政治體制之不合理暴露無遺，功能組別成為眾矢之的，稍後政府在政改檢討時面對要求取消功能組別的呼聲將愈來愈烈。

可以說，高鐵一役徹底暴露了群眾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對基建振興經濟的懷疑，對政制的不合理不公平的聲討，以至在當前這種政府有權但沒有民意基礎、立法會議員代表民意但在當前建制下形同虛設，而且對新一代群眾的脈搏完全隔膜，令高鐵的街頭抗爭成為了一場對建制人物徹底不信任、對現行制度完全不認同的運動；泛民議員在阻撓高鐵撥款上雖然和議會外抗爭的群眾同聲同氣，但這批街頭戰士並不接受政黨「指揮」，他們自成一系，有強烈反建制的意識；政府面對這群新生代、過去從未交過手（在皇后碼頭和天星事件只是零星行動，反高鐵是首次流形成聲勢浩大的群體）的抗爭群眾，到底會如何因應？政府日後施政應作什麼調整以應對不斷蔓延的反政府和反建制情緒，成為了這次高鐵抗爭暫告一段落之後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

過去的「傳統智慧」，是認為經濟好轉、失業率改善，市面消費暢旺之時，民情就會平伏，社會矛盾也就可以消弭於無形，而在經濟短暫陷入困境之時，政府「派糖」紓緩民困，社會的不滿聲音就可以稍稍平息；從過去自金融海嘯之後一年多的發展來看，這套模式似有漸失效用之勢，政府大量派糖的措施出台反而引起一波又一波爭議，行政長官要求全力救經濟、提出以十大基建促進經濟發展，更遇上了重重阻滯，而為了救樓市而造成樓價蠢蠢欲動向上攀升，又引起置業者不滿……。高鐵風波，確實反映了香港積累已久、糾纏不清的多重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如果行政長官不來一次徹底檢討，香港的抗爭活動將會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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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犯錯的政府沒有犯錯的人民


高鐵撥款風波暫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原希望政府能夠來一次徹底檢討，針對有關高鐵的諮詢程序，以及引起反對者質疑的種種「擔憂」（例如以西九為終站帶旺該區房地產），組織一輪官民對話和解，務求令反對高鐵的激進人士了解政府要推動高鐵上馬的原因；結果，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以強硬的語氣，指上周六「部分反高鐵示威者不負責任衝擊立法會，違背香港社會核心價值及法治精神……，示威者應該反思。」示威者在上周六衝擊立法會，與警方激烈對峙，場面一片混亂，但鏡頭所見，示威者都是赤手空拳之輩，與執勤警員拉拉扯扯，氣氛火爆，但看不見有暴力行為或襲擊；示威者應該明白，香港人對於暴力行為絕不接受，如果任何示威者拿起武器襲警或效法外國擲汽油彈，民意肯定會徹底逆轉，由同情變為譴責，屆時，不管示威者打著什麼旗號、提出什麼訴求，他們已經無法得到港人認同和支持，這點搞社會運動的「硬道理」，在反高鐵人士當中似乎已有共識，故此上周六的立法會場外抗爭是「激烈」而非「暴力」，以警隊當天出動的人力和裝備，應付這種純肢體衝突的抗爭活動應是綽綽有餘的。

那麼，上周六的示威者有哪些地方違背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很多人都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法治和人權，《基本法》賦予港人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反高鐵一役，雖然是香港近年少見的激烈街頭運動，但比起外國的反政府活動，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自從全球化深入各國導致很多國家貧富懸殊愈趨嚴重，以反發展、反消費及抗拒大財團和跨國企業為訴求的一股力量漸漸冒升，經常在電視新聞見到的反全球化、反G8峰會、反世貿示威等，都來自這股一脈相承的反建制勢力，他們組織的示威和抗爭經常演變成暴力衝突，甚至不時導致傷亡，但各國政府都束手無策，只能在示威現場盡量控制場面，減少衝突，政府的基本態度仍然是容忍和克制，不會以大規模逮捕或拘控的方式嚴刑對付。這並非反映外國政府特別仁慈、容忍度特別高，而是他們明白這些街頭抗爭活動背後有深刻的社會和政經矛盾，不是靠成功「鎮壓」現場的活動就可以斬草除根，把問題解決；相反，如果政府愈施壓，走上街頭的示威者只會更理直氣壯，鬥志更加高昂。

以香港的情況來看，我們很難相信反高鐵或其他反發展的人士可以聚合策動一場大型暴動；香港人應該記得，我們也說過了幾遍，本地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爆發的暴動，都分別有國共兩黨在幕後支持，其餘沒有一次群眾性的「聚眾鬧事」可以動搖香港的穩定和秩序；明乎此，行政長官應該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爭取與反高鐵人士對話溝通，聽取他們的訴求，以包容化解矛盾，而不是把事件扯上違背香港核心價值。

事實上，反高鐵人士並沒有統一的訴求，公民黨和公共專業聯盟不反對興建高鐵，但他們針對高鐵總站選址、造價、財務資料不透明等技術因素，反對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方案，這些反對意見，屬於具體而微的範疇，政府雖然不接納，但公眾還「聽」得明白；以一批八十後為主力的反高鐵群眾，他們提出的訴求就較為抽象，現在集中焦點在保衛菜園村，但過去大型工程都涉及收地拆遷，是否日後凡有這種事情發生，八十後都要作激烈抗爭？他們還有沒有其他更深層的理念？如果「逢拆遷必反」，我們認為不會得到主流民意支持。

世界上只有犯錯的政府，才會有「官逼民反」；掌權的人要謙卑，因為權力不能濫用；我們認為特首高調譴責反高鐵人士解決不了問題，只會令社會裂痕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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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議事方式長期扭曲　群眾抗命陸續爆發


一、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經過四天共約二十四小時、從開始便知道結果的辯論後，通過了撥款六百六十九億元以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高鐵」）的議案。會內反對的泛民派二十一席鬥不過支持的保皇派三十一席，最後憤憤然拉隊離場，缺席有關賠償撥款議案的投票以示抗議。

現行議會架構是經過挖空心思的設計，目的就是在於保證保皇派成功保皇，反對派「反對無效」早已寫在牆上，這種只足以阻撓拖慢而不足以改變政府施為的策略性布局，積極地看是讓政府行事更有「效率」，不過，亦因此而促使反對派不得不在議會之外進行抗爭，社會安定因而經常受到衝擊。

近月異軍突起、以公義為旗幟、洋溢本土意識的「八十後」少壯派加入反建制行列，明顯增添了社運的生氣；這一代「熱血青年」的出現，正好填補七八十年代社運大軍老成凋謝的缺陷。「八十前」曾為力保九七後「一切不變」而奔走呼號，如今香港回歸十多年，社會尚算平穩、自由基本可保、經濟隨國際變化而浮動的條件未變，「八十前」的幾代人可說是驚魂甫定，大多滿足於「不變」的生活環境，願為港人出面爭取政治權利的「泛民」只屬異數和少數。「八十後」這股新生（興）力量的政治理念和社會意識未必與泛民一致，惟在不少議題上兩者同調，頓時令反建制熱度升溫、聲勢膨脹，香港社會與京、港政府鼓吹的「和諧」便愈行愈遠。

「八十後」反建制，是很自然的發展，因為這一代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他們大都受過良好教育，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了解有失公道的選舉制度，其產生的政府有時為了維護贊助者和既得利益階層（以香港為例，包括大財團〔主要是地產商〕及中國政府）的利益，不惜犧牲其他階層的福祉，遂對政府施政抱持懷疑態度，他們的抗爭，由於議會議事之門被堵塞（進入議會注定敗於保皇派之手），於是只有「上街」一途。換句話說，近日令中聯辦「震怒」（「驚都未驚過」何來「震驚」！）及警方如臨大敵（據警方數字，應付周六約一千七百人的靜坐抗議，警方出動一千二百餘名警察！）的連串社會抗議活動，都是現行議會特殊架構的副產品；如果因此造成社會不安甚至影響人民正常生活，該徹底檢討的便是這種旨在排斥民意以遂官意的議會制度。換句話說，這種「設計」一日不改善，民間抗爭活動便沒完沒了。


二、

「八十後」以上街靜坐抗爭形式反對興建「高鐵」引起「社會不安」的情況，大可視為「成長的陣痛」，大型建設引起的激烈抗議屢見不鮮，不僅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更可視為健康社會的抗衡；沒有自由的專制獨裁社會，哪來「公民抗命」這回事？我們充其量只能看到家園被毀、哀哀無告的個別事件，苦主的處境很難得到大規模的群眾關懷，助長有權有勢者為所欲為的橫行。去周本報有作者歷數英國希斯羅及日本成田機場的修建均曾遭遇「異見者」的長期抗爭，顯示反「高鐵」活動是本港經濟升級的必經過程。希斯羅和成田保障了倫敦和東京作為地區性空運樞紐的地位，但願「高鐵」的建成會使香港在大中華地區的經濟地位得以進一步鞏固。果如是，「一人一萬公帑」的昂貴興建費才不致白花。

在電視直播看立法會內外就撥款議案的爭持，筆者以為支持與反對陣營中，態度真誠者佔多數，他們做足家課、有備而來；除了個別傀儡小丑，反對派的所謂「拉布策略」，雖是在處處受制、無計可施之下的下策，然而，他們的反覆提問卻非無的放矢，故有引起公眾以至國際輿論關注的積極效應。這次「馬拉松」會議還令筆者對公務員重拾一點信心，因為出席的政府官員，他們嚴肅回應質詢，一絲不茍，鄭汝樺局長備受反對議員的「煎熬」而能自始至終保持不徐不疾的應對，那份修養足為出席立法會官員的榜樣。

立法會外「八十後」的抗爭與維持秩序的前線警員，亦是克盡本分、各盡其責。警方四條漢子高調擒拿港大學生陳巧文歸案一役兇神惡煞的氣勢，也許旨在平息中聯辦的「餘怒」，周六所見，警方無復當日兇狠，相當克制，只採取了防止局勢失控、維持交通不致癱瘓的必要步驟和手法；雖然示威者對警力過度有微言，而警方則認為有示威者的言行溢出規範，但是所謂衝破圍截的混亂，不算嚴重。示威者聲大卻未「夾惡」，未有予人以粗鄙橫蠻的印象—他們聲嘶力竭地喊出反「高鐵」市民的訴求，而聲聲「讓路」，無論出諸有心或無意，則觸動很多香港老中青，同情「八十後」抓不住合理期望，看不到公道前景，可是建制派卻置若罔聞，與他們「同氣」的反對派則「力」有未逮，有廣泛民意支持的一群無力，只懂應聲的當權，畸形的議事架構與病態的取決程序將令議會外的抗爭活動一浪接一浪！

高鐵撥款再拖延揭示的社會矛盾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立法會經過七個小時冗長的辯論，仍未能就高鐵工程撥款議案作表決，需要再次延期討論。政府這次雖然動員專業團體、工商界和建制派議員，試圖製造輿論聲勢抗衡社會上的反對聲音，但全盤敗北，仍然無法在議會上如期順利爭取議案通過，泛民的「拉布戰術」終於奏效。但事件發展到如此地步，掀起社會極大迴響，尤其是令社會開始關注對一群所謂「八十後」年青人的處境。日前有消息指行政長官曾蔭權對這個現象表示關注，還下令相關政策局急謀對策，試圖藉著改善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消弭社會潛在爆發的不穩定因素。

但當局將社會愈趨激烈的對抗情況，歸咎於所謂「八十後現象」，是對形勢的錯誤判斷。從高鐵撥款爭議過程可以看出，與其說社會矛盾由所謂「香港第四代人」——即年約二十至三十多歲的人，因對前景感到困惑而將不滿情緒藉激烈行動發洩，不如說是長期積壓著的社會不公平制度、貧富懸殊、社會權力不均等情況下，不同利益集團和弱勢社群一次白熱化的對抗表現。而這種不均現象已瀰漫整個社會，聯合國最近的報告已指出，香港在富裕地區中堅尼系數最高，反映貧富懸殊情況極為嚴重。

細看最近支持政府提出的高鐵方案的團體和人士，離不開工商、工程、建築專業組織、建制派政黨等，他們擁有強大財勢和影響力，所持的價值往往只是著眼如何進一步發展香港經濟；他們強調經濟建設，篤信為社會和個人創造財富是任何社會和政府的首要任務。至於反對方案的人士，則大多是在高鐵工程上受到直接打擊的社群，例如即將面臨整個社區遭徹底破壞的菜園村居民，或是社會上人微言輕，為生活勞碌掙扎的一群無名小人物。看他們在多次抗爭訴求中追求的都是公義、環境保育、社區內的人際關係等非物質價值。

這兩股抗衡力量中，絕大部分都是植根於香港的人士，基本上他們都是希望為香港締造更美好的未來，分別主要在他們的立場和價值取向。但兩者在經年的博弈互動上已彼此完全失去互信，而政府又不能發揮應有的協調作用，令雙方關係急轉直下。代表反對高鐵工程的一群，他們往往感覺到的是在財團、政客和政府龐大勢力下的無奈和無助，他們認為興建高鐵只是為財團製造賺取暴利的機會，是政客向北京獻媚，但同時犧牲社會弱勢社群的利益：因為財團和政客在工程上取得甜頭，但將來如果工程的成效不張，代價卻由整個社會承擔。

工商專業界別則認為社會上部分組織只為個人博取政治利益，不惜嘩眾取寵，煽動容易受操縱的群眾，為反對而反對。他們抱怨這班人處處將社會議題政治化，造成香港極大的內耗，削弱本地的競爭力，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這些工商專業團體警覺到他們的影響力可能受到威脅和衝擊，認為若向反對勢力讓步，便會造成惡性循環；為了維當前的「秩序」，他們便動員起來，試圖將反對聲音壓下去。

這種對抗的激烈程度，在香港歷史上是罕見的，而且對抗的氣氛有擴大跡象。這個現象對特區政府多年來高調鼓吹的和諧社會政策是莫大諷刺，而政府面對當前狀況，又顯得完全一籌莫展。歸根究底，事情發展到如此地步，不就是行政長官用人唯親、親疏有別的作風的必然結果。此外，政府為急於求成，處處為財團開綠燈，將政策傾斜，結果讓社會的權力失衡。

現在當局面對的矛盾，已不是搞一兩次東亞運之類的大型活動就可以化解，也不可以「派糖」、增加福利這些小恩小惠可以蒙混過關。以過往十二年半的特區政府施政成績，期望當局在短期內能解開社會的死結，實在不容樂觀。

今年嚴防泡沫 香港何懼衰退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在多國政府合力推出天文數字的拯救計劃之後，去年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終於避過一場浩劫，在急挫一段短時間之後隨即喘定，到了第四季部分國家甚至開始出現過熱，要著手降溫避免催生泡沫；在這種形勢下行政長官曾蔭權前天仍然警告香港經濟會出現雙底衰退，難怪沒有人會相信。

二零一零年的風險，是全球央行能否協調退市，保證不會因為金融政策收緊而造成「一收就死」、把經濟重新推向低谷；而隨著各國大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通脹捲土重來也成為新一年的棘手問題。

經濟大國部署退市的訊息十分明顯，而通脹壓力成為了全球退市策略的風向標。美國聯儲局在上月二十八日宣布推出針對銀行的定期存款工具提案，以支付利息的「定期存款」方式，吸引銀行把資金存入聯儲局，從而達到收緊「流動性」的目的。估計目前市場上超過準備金規定的過量儲備，可能超過一萬億美元。事實上，聯儲局在上月初已表明會測試一項用作退出寬鬆貨幣政策的工具，連番出招，反映出美國的退市工作已經提上議事日程。至於中國，溫家寶總理早前接受新華社專訪時，也提及要做好通脹預期管理，人民銀行則開始著手控制內地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國土部則推出各項壓抑房地產市場措施，防通脹防泡沫，成為了今年中國政府的主要工作。由此可見，影響本地經濟分量最重的中國和美國都在致力調控，嚴防過熱，試問香港又怎會陷入雙底衰退？

經過一輪搶救之後，全球的金融體系風險雖然暫告解除，但各國政府面對的財政風險卻愈來愈大，多國政府動用財政資金直接拯救金融機構，及投入各項刺激需求的計劃，令財政赤字大幅飆升，沉重的債務負擔將會推高長期利率，增加經濟體系內不同環節的成本負擔；此外，還債壓力令不少政府要撙節社會開支，結果會加劇主權違約風險，也會令失業情況無法改善……。二○一○年因各國財政惡化，金融風險將會轉移向財政風險。

國際政經格局，也因為金融海嘯逐步消退而生變化；○八年九月雷曼倒閉之後，全球金融市場風聲鶴唳，各經濟大國深明獨力難支，故此很快就達成一致意見，以二十國集團（Ｇ20）取代八國集團商討全球經濟合作，美國被迫讓出在IMF及世界銀行的主導地位，願意給予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議題上有更大話事權，而為了得到最大債主中國的支持，華府多次公開承諾要維持美元價值，避免中國手持的龐大美元資產出現虧損。中國由於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經濟又保持強勁增長，令她在國際政經舞台分量大增，Ｇ20「驟變」為Ｇ２，中國儼然有跟美國平起平坐之勢。但是，當風暴逐漸平息之後，美國開始重新回到處處防範中國的老路，奧巴馬政府以「改變全球經濟不平衡」為訴求，直指中國大量出口往美國的模式難以持續，中國必須刺激內需，增加進口；與此同時，美國則對中國貨加強設限，向貿易保護主義招魂，結果近半年來中美在多個貿易領域內出現磨擦，啟其端的是去年九月十二日美國對中國輸美輪胎徵懲罰性關稅；昨天美方則批准對中國鋼管徵百分之十到十六的關稅，招數層出不窮，可以預見，貿易紛爭在二零一零年將更趨頻密，中美因金融海嘯而出現的短暫蜜月期亦會告終，從美方最近在人權問題上又再高調向中國開火，一場較量很快就會登場。

對中國來說，二零一零伊始的大事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從今天開始全面啟動，這一自貿區擁有人口十九億，接近六萬億美元GDP，及四點五萬億年貿易總量；啟動之後，中國與東盟雙方有七千多種產品享受零關稅，接近產品總量的九成；中國在這個自貿區的龍頭地位，令她足以在跟歐美對抗之餘，仍然可以保持著貿易大國的地位。

人權何在？ 為劉曉波案神傷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香港人在本周可以享受一個長周末，把工作和其他雜事暫時擱在一旁，好好享受難得的假期。長假期前夕，本地和外國的金融市場都趨於平靜，買賣兩閒，大家的注意力已不在金融市場，新聞的「風眼」遂轉移到中國內地。繼周二廣州出現了全國最高價的地王之後，內地昨天又有一宗引起全球觸目的事件，就是異見人士劉曉波的審訊。

大陸經濟起飛，在世界舞台影響力與日俱增，但碰上人民自由、民主、人權等議題時，仍然予人粗暴落後，政治壓倒法治的負面形像；以劉曉波案為例，他到底被起訴什麼罪名？為何至親的太太竟然不獲准旁聽？記者採訪為何要被阻隔在數十米以外？新華網昨天突然發出一則消息，指「最高人民法院就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發布了一項規定，「明確指出，對於公開審判的案件，新聞媒體記者和公眾可以旁聽。審判場所坐席不足時，應當優先保證媒體和當事人近親屬的需要」；官方處理劉曉波案的手法歷歷在目，最高法院卻在同一天發出這樣一則「耐人尋味」的通知，到底是何原因？是否背後又有內情？

內地檢控當局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劉曉波，但眾所周知，劉的真正「罪名」，其實是參與起草「○八憲章」，但起草一份官方不容的文件，是否就等於「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港人對二十三條國安立法的陰影一直驅之不去，絕非子虛烏有，而是有大量事實和例證，令港人和海外同胞不寒而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有所謂「反革命罪」，其定罪十分含糊，幾乎全由政府拍板定案，後來國家走向法治，「反革命罪」已經取消，取而代之的「煽動顛覆罪」卻不時引用—其定義和證據雖然有了較嚴謹的規範，但以官方主導定案及控罪太濫，仍然令人無法接受。

同樣令人無法理解和不能接受的，是一大批維權律師、調查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堅持追究受有毒奶粉影響的嬰兒的「結石寶寶」維權人士竟然屬次受行政當局拘禁問話，阻撓他們追查真相和追究責任，有些甚至更被控以不同的罪名，令受害者反成被害人，試問官方宣傳要維護人權、要依法治國，又怎能取信於民，令國人信服？

在經濟繁榮背後，中國的人權仍然受踐踏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中國在冒升成為國際大國的同時必須要正視的問題；人民富裕，對於維護自身權利和自由的警覺性和主動性日高，成為了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本周一發表二○一○《社會藍皮書》，提出當前內地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今年仍然保持「多發」的趨勢，究其原因，是「民怨太深」，政府在企業改制、房屋遷拆、土地徵用、集資籌資等問題上「向群眾欠了很多債」；《社會藍皮書》又指出，據官方統計，今年一到十月份有紀錄的刑事案件高達四百多萬宗，比去年增加了一成五。當然，藍皮書內還沒有提及的，是政治性質更濃厚的爭取政治自由和權利的案件，這類案件也許數量不多，但如星星之火，處理不當的話，官方的管治權威將會遭受沉重打擊。

人權得到保障和人民能夠行使公民自由，是一個社會進步的象徵，當中國有地王、有全球前一百名首富、有國際排名前五十的超大型企業，但普羅百姓在法律面前仍得不到公平對待，草根民眾仍享受不到發展和富裕的好處時，試問民怨又怎能平息？最近中國在哥本哈根峰會後遭西方國家指為「挾持」大會，「糾合」發展中國家抗拒國際協作減排的努力，這樣的指責帶有強烈政治偏見，不足為訓，但西方國家不時挾「中國違反國際標準行事」因而是國際社會異類或搞事者，加上在人權和政治自由上中國不時成為被攻擊目標，令中國始終擺脫不了「富起來」但「強不了」的窘境。要當一個真正大國，中國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