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綜合政」蔓延與安檢事故

林行止



香港大學百年校慶剛拉開序幕便觸霉頭，引起軒然大波，顯然是相關各方事前完全預料不到的「意外」；十多天來，因李克強副總理到港大演說而起的許多疑問，廣受市民關注，而對校方失策、警力逾份和高官回應態度惡劣的指責此起彼伏，毫無平息迹象。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午就警方在處理此事中涉嫌濫權、打壓示威和窒礙新聞記者採訪等過失，召開特別會議，由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與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回答議員和傳媒代表的提問。其實，不用兩位高官大費唇舌，見慣世面的港人多能理解政要訪港，負責安檢的警隊任務艱巨，既吃力亦難討好，不過，在一般情況下，市民對安檢引起的種種不便，都能包容，何以這次特別敏感？不論提問的理據與事實多麼充分，昨天出席的議員、官員都只在一些具體枝節上繞圈子，試圖減少人們對學生疑遭禁錮和「圈死」示威人士及採訪記者的「誤解」。很多人心目中那個「何以至此」的關鍵問題，卻未觸及。

筆者反覆檢視、思量事件的經過，得出此為「曾氏綜合政」有以致之。以「案情重組」方式推敲，回看當天（八月十八日）陸佑堂內冠蓋雲集，現身的港大門生故舊卻不算多，財勢耀眼的城中豪富，則個個亮相。盛會的兩位主講嘉賓，一是來自北京的李副總理，一是香港前總督現任蘇格蘭阿巴甸大學校監衞奕信；李克強高踞台中央的校監高椅，衞奕信坐在第二排靠邊的普通座位。禮堂周圍，警備森嚴，如臨大敵；校園內外，處處安檢。是日香港大學似是處於高危狀態！

校長徐立之致詞，提到出自《禮記．大學篇》的校訓：「明德格物」，據原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那正是港大立命的根本。

百年嘉慶，云乎「明德」，滿座高朋，兩文三語，一派莊嚴，加上護駕警力之刁斗森嚴，交織情景，透過影音和文字，傳到千家萬戶，它給港人的印象竟然不是優、良、中、可，而是「劣」！對於一些曾立港大門牆的新舊師生，反響與反感更大，他們認為校方「因『勢利』導」，眼裏只有權貴與富豪，忽略學生意願，傷害學生的感受。主賓席位的破格安排，固然失禮，無能或故意展露兩位主講者的權位高低，更失高等學府的身份！

本該坐在校監椅子上的行政長官，就在李副總理身旁；看過曾氏一個箭步飛身逢迎陳佐洱、記得他以行政長官身份上京與京官「會談」時手執紙筆低首「聽訓」疾書的影像，港人對他在大陸幹部尤其是權力來源官員面前的過份謙卑、自動矮化（不僅他個人，而且是他領導下的香港）等等，早已心中有數。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治港成績不理想，可是在拿捏「一國兩制」的分寸上，遠比曾蔭權高明；昔日他以地方官身份與中央接觸，從無露出奴顏婢膝，中聯辦近在咫尺，他也一直有保持適度距離的知覺，避免這裏還有「太上皇」的疑惑。在曾蔭權治下，香港經濟好轉，公職人員的工作效率亦未倒退，曾氏本人既有回應輿情的良好習慣，亦有唱rap娛人自「愚」的勇氣，本當比木訥深沉好自用的董氏更能贏得市民好感，可是結果適得其反，市民對他少有好感；問題不是他沒管治之術，而是他沒首長風範，把「忠則盡命」表面化，還把握一切機會向其接觸到的京官傾情表達，哪裏見到「共」幫人、「中」字號便如中蠱，額頭發燒、骨頭發軟，矮了一截，那使港人打從心裏感到難過難堪，對他少了敬重；而長於政治老 於世故的「老共」看在心裏，也未必瞧得起曾蔭權和他領導的特區。特區政府和香港人的尊嚴，可說是毀於曾氏的誠惶誠恐與「謙卑」。


曾氏自毀長城的另一「罪證」是甫上場便公然表示「做好這份工」，還指出他的施政會朝「親疏有別」的路向走。當政治任命的行政長官而視之為「打工」，再賣力，亦沒有領袖胸襟，哪來令人景從的權威？從政首要大公，怎能「親疏有別」？這不僅不應存之心底，他還宣之於口並見諸行動，這究竟是哪一方的邪門魔道!?香港的選舉和權力結構，原就不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作為香港之首，不事持衡之政而事「親疏有別」之務，體統缺陷更見殘缺。由於曾氏在港府財金系統「發迹」，與富商巨賈甚為投緣，這一切，看在市民眼裏便成鄙夷；當政府領導人不受市民尊重，行事便多阻滯，甚至好事變壞事。這種「惡性循環」，筆者姑且名之為「曾氏綜合政」！

這次港大事件，警方過分緊張，為社會製造諸多不便，要不是「曾氏綜合政」傾向於過猶不及，警隊所承受的壓力不是那麼大，市民會有那麼多麻煩？昨有議員質詢警務處處長對恰當警力的專業判斷，可見仍有議員未能洞悉「綜合政」的其中一項徵狀正是不管專業多「威」都要在老闆—權力來源—面前低頭！

港大一直是港人引以為傲的學府，縱使出過不少奸商市儈，但心智高尚、腦子清醒、學有專精的「倖存者」仍屬大多數；八月十八日的情景，讓人感到樹人百年的大本營已遭「曾氏綜合政」攻陷，此「政」雖非無可救藥但不易根治，該「政」徵狀如重權貴、尊豪富、敬老闆以致忽略本份、棄守本位、埋沒自尊等等，已經一應俱全；珍惜港大傳統的人，心危「綜合政」的傳染性之餘，能不羞？能不怒？

請問王主任 怎做孖士打

林行止



王光亞以港澳辦主任的京官身份，對着一班香港北訪的大學生，批評特區政府公務員；他們的缺點，王氏如數家珍，有「執行強、規劃弱」、「不知道怎樣當波士（Boss）、不知道怎樣做孖士打（Master）」，如此這般，港政了無起色，香港可能由繁盛走向衰落，他遂下結論：「成也英國、敗也英國」，與在「一國兩制」下京官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以至直接干預無關！？

對香港公務員的評價，意味王主任不僅同意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論者的看法，更與末督彭定康同調，在問及對曾蔭權當行政長官的看法時，他答得巧妙：「曾蔭權是個勤勤謹謹規行矩步的公務員（Consummate civil servant）」。香港公務員有辦事能力而乏政治識見與手段既然是「眾所周知」的事，何以北京仍要把他們之中的幹員捧上行政長官的高位？（別說他是北京親挑的「港人代表」在自由意志下選出吧！）如果公務員治港把香港搞得一團糟，北京難道不必承擔責任？

在英國治下，公務員的身份是「為市民服務的公僕」，這是「當官」者都清楚知道的，君不見昔日香港政府的公函，大小官員的署名前，都有略嫌造作但實實在在的寫上Your Obedient Servant（你的忠僕）的稱謂。

香港回歸了，港人「當家做主」是寫進《基本法》的嚴肅承諾，而非一句可當耳邊風的順口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有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內地公務員被比擬為「老闆」（Boss）為「主子」（Master），難道便沒可能成為特區官場的新文化？以王光亞主任所言，香港公務員是否要從市民的公僕，而且是順從忠誠的公僕，搖身一變而成為當家的主子、話事的老闆？

五十年不變的文化衝擊第一波，從意識上把香港人搞得昏頭轉向。

假如行政長官不敢質詢京官的話，公務員工會和港人亦應敦促他上書，澄清香港公務員的身份是否已從公僕變為主子。這是一個重要而又根本的觀念改變，影響深遠，實情如何，應大白於港人之前，不可含糊、不能苟且。

按照現行體制，公務員能夠做到「執行強」的話，香港人便於願已足，不會再把「規劃弱」的責任和罪名也往他們身上推。自從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出所謂高官問責制，由行政長官任命、經中央確認的三位司長、十二位局長及其後於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二○○八年加上的副局長，都是獨立並凌駕於公務員隊伍的官員，他們受命於行政長官、聽命於行政長官的指示、隨行政長官任期短長定去留，既領取遠比公務員優厚的薪給，亦不受公務員系統的規囿。這樣的領導班子、陣容堂堂、架勢赫赫，其將負起主導行政、主催未來規劃的工作，他們的責任，遠遠超逾公務員的工作範疇。

不過，話得說回來，經歷中英談判到《基本法》擬就，港人最初理解的「行政主導」，的確是落在行政長官統領的公務員隊伍身上，假若「理論結合實踐」，實情確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下，王光亞對公務員的批評才中的、才不算「離譜」。可是，自從董建華自創政治任命，部門首長的權位在現今的「常秘」之上，那是在傳統管治機器上挖出空間以「加建閣樓」，在許多公務員和論者看來，董氏的方策不可行，惟此議卻得到中央認可、贊成，沒被視為政治架構的僭建物，公務員在主導政策上的角色一退千里、偃旗息鼓，做回如今已不會亦不願宣諸於口的「你的忠僕」，香港從此由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或行政長官及其司局長主導），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港澳辦主任把香港公務員的身份與政治任命官員的角色混為一談，那是無心之失還是指桑罵槐？筆者不擬亂猜，反正他的這番話，聽在部分港人耳裏，是極不得體、極為失禮，真是大錯特錯，尤其是當着莘莘學子面前的批評，猶如家族企業的族長當着職員面前申斥接班的後輩，後者情何以堪，王主任可要好好想一想！王光亞主任曾在英國精英大學ＬＳＥ深造，說過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好像他要好好研讀，令港人好生欣慰；其上任後不久便訪港，又比他的前任樂於面對群眾，使人錯覺地憧憬他會在處理香港 事務上較前主任廖暉通達高明，豈料一出手便露底，一次講話便暴露了這位京官與香港人文風景的差距與疏離。

王光亞以特區香港「頂頭上司」身份 的發言，行政長官以次的政治任命官員以至公務員，怎能唾面自乾，若無其事地像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女士那樣以「有則改之無則嘉勉」輕鬆打發，相信很多官員都做不到。其實除了「西環發功」，港人早已隱約感到京官亦在香港管治方面添煩添亂，不過萬料不到王光亞那樣的口不擇言、那麼的不顧身份和不留情面。真難想像當年英國外交部的香港課主管會對香港留學生或學生訪客說出近似的話！事實上，給卡在頭頂的京官對着自己轄下的年青公民狠狠踩上一腳，公務員也好、行政長官也 罷，太難堪了；上司既然如此看不過眼，有志氣者便當「另謀高就」，尚好曾蔭權志在退休後繼續發光發熱，遂吞下這杯苦茶；不過，京官在不合適場合發不客氣之言，卻使不滿特區政府施政的港人亦生同情心！王光亞要是通透香港的情和理，大可在內部向公務員之首提出他的意見並責成他們應怎樣做，耳提面命，引導香港官 員可以循哪個方向多加用心。隨便公開說短論長，即使擊中要害、有益有建設，亦會令人反感，何況他是有的亂放矢！

寄語王光亞主任，京港沒有互相尊重的基礎，怎能共謀香港福祉？回歸以來，因內生因素而起的亂事不少，但亂源起於港澳辦，還是第一次公然示眾！

曾俊華司長呈辭 挽回政府聲譽、失誤高官須去職 ......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在北京大學演講，在問答環節首次談及財政預算案風波；他表示：「今次財政預算案諮詢時發現市民沒強烈要求下，但公布後反應完全不同，參政人士、立法會也改變口徑……」， 言下之意，是財政司司長「誤信」議會內某些議員的意見，納入為預算案的內容，但預算案公布後見勢色不對頭，議員又匆匆「轉軚」反對。這些涉及幕後討價還價甚至作政治交易的運作，外界無法得知真相，但無論如何，財政預算是財政司司長一年一度的重頭戲，《公共財政條例》賦予他全權處理香港的公共收支，任何人向 他提供的意見都只屬參考，最終決定仍然是財政司司長一個人的決策；預算案贏得掌聲，榮耀歸於曾俊華司長，現在劣評如潮，又何須向外找代罪羔羊？

財政司司長決定由注資強積金戶口改為向每名十八歲以上市民派六千元，在鏡頭前接受訪問的市民無不稱快，但短暫的歡愉之後，不少理性的聲音開始出現——派錢並 非壞事，但財政預算一公布就派，是財爺「順應民心」，到了噓聲四起、人人喊打的時候才派，就變成「籠絡人心」、被市民譏為「掩口費」！可以說，特區政府因這次預算案失誤而激起的民憤，可以借派錢為市民消消氣，但其觸發的後遺症卻迅速冒現，而且來勢洶洶，令政府隨時陷入一場政治危機。

現在看來，解救危機的唯一方法，是曾俊華司長承擔政治責任，呈辭下台。司長請辭，對整個特區班子的士氣會造成嚴重衝擊，但權衡利害，請辭對當前政局的正面影響更明顯——首先，問責制的精髓是政治任命官員要承擔政治責任，在曾蔭權特首連任之後，政府擴大問責制，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希望問責制能更穩固地發展，如今因為預算案重大失誤，而政府內竟然無人需要承擔責任，試問擴大問責團隊的價值和精神何在？其次，正如我們在「社評」內多次重申，預算案作大幅修改，必會損及財政司司長和政府的公信力，以後預算案出台都沒有人會認真對待，因為議會內各黨派的傾向，才是最後決定預算案內容的主要力量；事至如此，試問曾俊華司長還怎樣完成餘下任期？曾司長兩次會見建制派議員之後，都由議員簇擁站在鏡頭前宣布各項決定，表面看來，好像是團結一致，其實「深層意義」是財政司司長被 「逼宮」，在近三十名議員合力施壓之下，曾俊華司長只能簽訂「城下之盟」，徹底打倒昨日之我，把過去經常掛在口邊的審慎理財、不希望胡亂派糖、預算案沒修改空間等，都在一夜之間推倒重來！這種戲劇性的大轉軚，令市民無法再信任曾俊華司長有能力寫好最後一份預算案（明年二、三月間公布），即使他勉強留任，已不能再發揮財政司司長的職責，下堂求去反而是最能保住個人尊嚴和維護政府信譽的方法。曾俊華司長呈辭，還可以向公眾傳達一個訊息，就是因他而起的預算案風波「到此為止」，這種急轉彎式的預算大幅修訂只屬「意外」，隨着問責官員下台，這場意外也應劃上句號，以後的預算案將重上正軌，不能在公布後輕率大改，令預算案風暴不會成為政府的長期政治包袱。

曾俊華司長向來予人的印象是一個精明幹練的公務員，轉任問責官員之後，由他主理的○五年世貿部長級 會議在香港召開，期間韓農雖組織了大型示威，但公眾秩序未受影響，期間控制得宜，沒有流血場面，示威者「得償所願」，喜劇收場，顯示曾俊華的組織能力和行政才能出眾。可是，財政司司長要帶領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要照顧七百萬港人的生計和福利，這些任務，顯然令曾俊華司長無法承擔……。事到如今，曾司長呈辭是唯一解決危機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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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誤高官須去職


林行止



曾蔭權政府以公務員心態治港，終於搞得盡失民心，大派免費午餐還天怒人怨！十八歲的「三星公民」都獲派六千元（可是，周日的「暴力抗爭」仍以無功受祿的八十後為主），加上六千元退稅，四口之家在新財政年度額外進賬達四萬八千元，這真是「皇恩浩蕩」，人民應「謝主隆恩」才對，然而，從多次民意調查看，不滿特區政府及預算案的人仍佔大多數；而看周日的示威遊行，不但人數過萬，而 且要高官落台之聲響徹雲霄、北京可聞。大派金錢竟派出如此「倒米」的場面，誰亦預料不到，反映的是特區政府已失管治威信，其所做的「好事」亦變成「壞事」！

曾俊華出掌財政司四年，從其只曉東挪西移東拉西補的理財手法看，他對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並無認識，這是何以曾氏既曾突然動用公帑收購港交所股權（是否有人利用消息從事內幕交易，迄今未見政府的調查報告），復有現在出爾反爾大灑公帑的舉措。如果他有綜觀全局掌握事物輕重的識見，好好運用這數百億元，已足平息本港各階層人民的怨氣。事實上，大把盈餘在手，政府既可考慮重建居屋、收購過海或橫跨九龍新界的隧道、額外注資公共醫療系統以改善醫生的工作環境及提供更多病床縮短「看街症」者的輪候及入院時間，還可恢復新入職公務員長俸制以吸引社會精英當公務員……；而「先行一步」在最低工資未實施前宣布為體恤低下階層政府撥款為之「買通脹保險」（指數順應），上述種種，所費不多亦非毫無回報，而且足以爭取中產及無產者的認同，有助政府及財政司提升民望，但一觸及和工商界有利益衝突的事，財政司司長便掉頭而去。一般人對唐英年的工作能力評價 不高，然而，他在財政司司長任內，大膽地創造性地取消遺產稅及葡萄酒稅，俱為本港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利益；反觀曾俊華，說其一事無成，諒無人不同意。

在三月一日的拙文，筆者認為曾俊華為承擔政治責任，必須請辭，以免令整個政治任命團隊蒙羞；看一周來的發展，他當然不同意筆者的看法。可是，他以「打倒昨日之我」的政策，說成吸取了「寶貴及正面的經驗，讓我學習如何建立共識」。真是不敢相信這是出自這個國際都會的財經第一把手之口；作為財政司司長，其任務是作出正確的決策而不是吸取教訓累積經驗（這是見習公務員要做的事），何況他事前曾展開長達三個月至半年（且曾「上山下鄉」）的諮詢。曾俊華在會見建制派議員後「派糖」手法改轅易轍，顯示的是他承認錯誤的勇氣（在可能引致「憲政危機」之下他有不改過的餘地嗎!?），但他認錯後應馬上呈辭，這是對建制負責的唯 一辦法，他的戀棧權位（為了繼續為港人服務？但民調已顯示大部分港人不要他的服務），令政府日後更難維護建制的聲譽—梁錦松因「偷步買車」而求去、李國寶 因涉嫌在華爾街進行內幕交易而請辭，俱為「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令政府聲譽保持不墜之舉。曾俊華真是太差勁。他把他自己和財政司數百官員精心炮製的預算案視為未有定案的諮詢文件，民意一反對便作原則性修改。曾俊華還有不辭職的理由嗎!?

不少人說，曾蔭權一反其前任董建華招聘各界專才進入政府服務的先例，選才唯公務員，如今政治任命的團隊（副手助理不計）幾乎清一色由公務員出任；公務員當然有許多優點，但缺點是缺乏遠見亦無視野且與「非我族類」格格不入，這也許是未滿約便離任的前醫管局行政總裁及前西九行政總裁分別以家庭及健康說「早退」的深層原因（倫敦傳來未經當事人證實的消息，說謝卓飛患的是一種新發現心理病「物業恐懼症」〔Estatephobia〕）。香港當然可以成為一個洋專才不多的國際都會，但能吸引洋人幹才來港服務，似乎更能體現香港是個吸納百川有容乃大與時俱進的大都會！

行政長官曾蔭權是勤奮好學嫻熟建制運作的長才（英國賜予他極高榮譽並非無緣無故的），可惜並非天生政客，出此重任，確有力不從心之感；近日在電視上看他赴教堂閉目虔誠祈禱，鏡頭一轉便見他赴京開會。從唯心的、有上帝的、一切上主自有安排的形而上環境，突然進入唯物的、沒有上帝的、人定勝天的形而下境界，無牽無掛的人尚且很易迷失，要作重大決策的人便更易陷入無所適應的徬徨。這也許正是曾氏的難處，令他無復當年的決斷。無論如何，北京歸來之後，是行政長官考慮重整重組（reshuffle）「內閣」讓他的政府跳出「看守政府」陰影的時候了。

阿拉伯世界無寧日 油價波動炒家開顏

林行止


一、

中東和北非諸國人民試圖以和平手段或武力抗爭方式推翻專制獨裁的統治者，令崇尚自由民主者人心大振；可是，這些國家窮困、沒有做好治國準備的影子機制和政客，同時缺乏實行民主政制的社會基礎，成功的「人民革命」不過是由另一批殘暴貪婪的政客上台執政而已，如此的政權轉移，有份參與其間的人民是無法分享「革命果實」的。

埃及是一個現成例子。人民上街軍隊袖手最終和平地把統治者趕跑，政權「暫時」由軍人接掌，但軍人執政團第一要務是以強硬手段迫使採取工業行動的工人復工；在打倒穆巴拉克的示威中，工人的其中一項訴求是加薪和改善工作條件，強人總統「退休」（接近軍人執政團的人均稱穆巴拉克為退休總統，要獲應得的禮遇；現在有關外國政府凍結其財產之說，因此不能入信）後，紡織廠（埃及主要工業，百分之四十八工人受僱於紗廠）、化工、藥物、機場、鐵路、蘇彝士運河、國營銀行以至國營媒介（要求辭退對政府唯命是從的總編輯）的僱員繼續罷工，令軍方的「和平過渡」危危乎，過渡政府於是宣布罷工非法並出動坦克包圍工廠……工人最終略有所得，若干被指貪腐舞弊的國企主管亦被調職，但工人已失去罷工的合法權利！這與一般人以為成功的「人民革命」會為廣大人民帶來自由民主的期盼相去甚遠。

西方國家政治領袖認為阿拉伯世界缺乏建立民主政制的社會基礎，「阿拉伯例外」（Arab exception）是西方政府為了經濟利益（能源供應）與這些國家封建專制統治者稱兄道弟的自欺欺人藉口。英相卡梅倫周二在科威特國家議會上發表演說，坦言過去「英國注重經濟利益尤甚於協助這些國家推動西方式民主」，換句話說，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看在能源份上，長期不惜採用雙重道德標準，真是虛偽透頂。卡梅倫毋忘抨擊政敵︰「工黨的貝理雅和白高敦政府與卡達菲政府建立了友好關係，在短短四五年間，已有一百五十多家英國企業（主要與能源有關）在利比亞開業。」但卡梅倫的保守黨政府會否自由民主掛帥？他說得模稜兩可，他說他的政府會從人權及自由入手，試圖把這些阿拉伯國家帶進「西方民主世界」。筆者認為卡梅倫肯定不會成功。

二、

中東北非的亂局，經英相卡梅倫「佔據道德高地」的發言，恐怕會有更多變數。有哪位民主國家領袖願再赤裸裸地與獨裁者打交道？答案是否定的；而目前最封建保守和人民最少自由的國家，為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能源大國沙地阿拉伯，西方國家會否施壓使其步向民主之途，筆者並不樂觀。然而，由於沙國老王阿杜拉已八十六，儲君蘇丹王子亦六十，看來該國政局將有巨變（阿杜拉的父親法德王○五年去世，他有妻妾二十、兒子三十五〔在生的十九名〕，人人有權有勢，令該國政局十分複雜難測），這雖然不等於石油供應會出問題，但油價因此波動愈甚，則可預期。

利比亞「出事」後，油價突漲，這與該國封鎖港口及油產萎縮近百分之十（正常日產量一百八十萬桶〔每日出口量一百二十萬桶〕，約為全球產量百分之二）有關，不過，令投機者雀躍的是，據《時代周刊》二十二日的消息，據說卡達菲已下令隨時炸毀通往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油管，此說已令歐洲國家特別是曾為利比亞宗主國的意大利起恐慌（意大利股市應聲一天內跌百分之三點六，跌幅全球之冠）。值得注意的是，卡達菲的一名兒子領導配備精良、員役精銳的第三十二旅有條件這樣做。卡達菲口口聲聲說若反對派不投降，他會逐屋清剿並不惜把利比亞變成四分五裂多方混戰的索馬里，雖是情急下的危言，但由於他有「勤王之師」又掌握巨額外滙儲存，此種可能性不容抹煞。利比亞會否亂成一團，姑且勿論，但其油產無復舊觀且不能如常出口，已是不爭的現實，這予投機者有更多上下其手的藉口，不在話下。

油價上升，一方面對通脹有火上加油作用，以現代化社會的動力來自石油，其價上升必然是百物騰貴；一方面則使經濟衰退（專家指出，油價標升至一百三十元水平，經濟會明顯放緩）突然再度降臨的可能性上升……。如果沙地阿拉伯亦出「狀況」令產量下降、出口減少令油價標升，世界經濟便大難臨頭。目前世界每日耗油八千七百五十萬桶，沙地日產量八百四十萬桶（出口量六百五十萬桶），沙地的石油供應有舉足輕重影響，是彰彰明甚的。

三、

沒有卡達菲，利比亞必然「七國咁亂」。

利比亞流傳這樣的「笑話」︰「在一場掮鼠短跑賽事中，第一號和第二號選手皆因老鼠咬穿布袋四處鼠竄而失去參選資格，第三號選手一起步便不斷大力搖動、拍打布袋，令老鼠暈頭轉向，無暇無力咬袋逃亡，這名選手連人帶鼠抵達終點，獲得冠軍。冠軍的名字叫卡達菲！」非常明顯，卡達菲便用這種不斷在各部族間製造矛盾和麻煩令他們疲於奔命無法團結一致「對抗中央」的手法，成功地統治了四十一年！

老於謀略的卡達菲，當然已挑中了接班人，那便是數天前上電視宣布會與反對派周旋到底的次子賽義夫（Saif Al-Islam Alqadhafi）。賽義夫能否擺平他的異母兄弟的權爭以至他是否有治國能力，筆者可說完全無知，筆者只知道他於二○○二年進入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於○七年以《民主公民社會在環球管治機制的角色︰從「軟實力」到集體決策？》（文前作者聲明論文為他獨力完成︰《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Democratis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from「Soft Power」to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文長近五百頁，筆者未必讀得懂亦沒時間讀（論文可於ＬＳＥ網站下載），惟從簡介上知道論文的主旨在分析建立更多宣揚民主和公義的世界性機構的困難，同時探討形成集體決策機制的可能性。論文還分析了聯合國、布烈頓森林機制及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達成決策過程的制度。

英國《衞報》二十一日的特稿，報道賽義夫在倫敦讀書時，還兼作乃父的政治信使，利比亞放棄核武計劃及與英美復交，便由他一手促成；他且是蘇格蘭以末期癌症為由釋放炸機犯的中間人。賽義夫主持的「卡達菲國際慈善基金會」捐了一百五十萬鎊給倫敦經濟學院（包括首期三十萬鎊；該校正為這筆捐款頭痛），而他在倫敦的生活不算奢華，亦無權貴子弟必有的桃色新聞；但他交官結貴，影響力甚於該國駐英大使。賽義夫這種背景，是他獲乃父委任負責調查此次騷亂成因特別委員會主席的原因。

從他這幾天來在電視上的表現，賽義夫在英美的師長同學朋友都與他劃清界線，「半島電視」亦認為他不能公正地調查事件。看卡達菲的理直氣壯且有「與汝偕亡」的意氣，加上他的數名掌握實權的兒子均義無反顧追隨乃父「站在叛民的對立面」，看來利比亞麻煩未了，而油價的波動亦將日甚一日！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林行止


一、

如果北非及中東（ＭＥＮＡ地區）、阿拉伯與非阿拉伯（伊朗）國家風起雲湧要求執政者落台的街頭示威活動，是受突尼斯和埃及獨裁者被「人民革命」逼宮後交出權力「和平演變」的影響，這些民眾也許會因為對當權者的反應作出錯誤估計而吃盡苦頭！史丹福政治科學系教授占士．費西隆去年十一月定稿的〈自我強制的民主〉（J. Fearon:〈Self-Enforcing Democracy〉, Center on Institutions &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14）開宗明義指出，當控制軍隊的當權者在大選中落敗時，他們選擇以武力奪回政權的機會大於一切……何況尚未落台而軍權在握的當權者！

事實上是，突尼斯和埃及的軍方雖與文人政府同鼻子出氣，但當人民的矛頭直指執政者時，早已成為「獨立王國」的軍方為保本身權位和利益，便掉轉槍頭，「站在人民的一邊」；如此這般，國家避免一場血腥浩劫，他們的政經利益亦安然無恙。然而，人民能否分享「革命果實」，塵埃落定後自有分曉。

無論如何，和平轉換政權的表象所起的示範作用，令那些被獨裁者壓榨多年的各國人民拉標語上街，可惜，這些國家都是軍政合體而且獨裁者大都做好把權位傳給後代的部署，他們怎肯一見反政府群眾上街便交出權力；更有甚的是，這些專制獨裁者莫不與美國建立了利害交纏的「友好」關係，有的國家如巴林甚至是美國國務卿口中的「走向民主政治的榜樣」（去年十二月希拉莉．克林頓訪問該國時，公開說她對巴林已走上民主康莊大道留下深刻印象）。巴林位居波斯灣要衝，夾在伊朗與沙地阿拉伯之間，是中東石油出口（約佔世界石油供應百分之四十）必經的港口，巴林政權一旦易手，不僅會使石油供應失序，並可能打亂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布局（美國在中東「維和」的第五艦隊總部及基地均設於該國）；更重要的是，百分之八十二巴林人是回教徒，而其中約七成是什葉派信徒，但皇族及統治層則屬遜尼派，即少數遜尼派統治多數什葉派；由於遜尼派槍桿子在手，因此長期來與什葉派「相安無事」，不過，如果改朝換代，什葉派當權，新政府遂有與同為什葉派當權的伊朗政府結盟的可能，即使在美國虎視眈眈下不能公開示好，亦會暗底下互通款曲，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便潛存危機；在巴林皇室仍緊握軍權及擺出一副與人為善姿態後，美國便不理會遑論支持上街爭取民主打倒封建皇朝的群眾，聲言「不干預他國內政」了。巴林人口不足七十四萬（中情局○九年統計），上街人數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之間，比例不可說不大，但美國就是置若罔聞，視「人民力量」如無睹，其雙重政治道德標準，昭然若揭。

二、

利比亞是另一個絕不向「人民革命」低頭的國家，為免步其左鄰突尼斯及右里埃及相繼被推翻的覆轍，利比亞那位被「維基解密」形容為垂垂老去迷戀其烏克蘭金髮性感妖冶（voluptuous blond）護士的強人卡達菲上校＊，以絕不手軟的血腥手段進行鎮壓，據報已死了五六百人；他的一名兒子還上電視宣稱「會戰至最後一枚子彈」（until the last bullet），擺出絕不與反對派妥協的姿態；另一方面，當局除答應倍增公務員薪金，還承諾會進行連串憲政（包括改國旗和國歌）及經濟改革。迄截稿時，利比亞局勢並無緩和之象，美國只是「哀悼傷亡」而非嚴詞譴責！

本與自由世界為敵的利比亞，○三年九月突然「放下屠刀」，放棄「核計劃」，自此與英美等國家恢復邦交，由於油藏甚豐，因此可說很快便「打成一片」；其油產直銷歐洲諸國，英法等則批准對其售武（去周末英國政府宣布與利比亞簽署的八份售武合約失效），而幾乎所有西方油公司都與利比亞有合作開採或提煉石油的計劃，看在能源份上，西方國家在利比亞已下了重注。

以當前的形勢，利比亞局勢可能真的一如卡達菲之子的預言︰「已處於內戰邊緣」；內戰指的是種族為爭奪石油資源之戰。利比亞油藏最富在東部（以最先「出事」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為中心），卡達菲的部族Qatatfa位於南部，他於一九六九年掌權後，政策向南部傾斜，東部雖然賺最多外滙卻只有不成比例的回報（當地的公共建設以至教育醫療等均不及其他地區）。利比亞由於人口不算多（約六百五十萬）而幅員甚廣（一百七十七萬平方公里），向來有引入外勞尤其是僱傭兵的傳統，此次政府與「街頭戰士」槍來炮往，據說便是僱傭兵各為其主大打出手。利比亞政府軍以巴基斯坦、孟加拉及查德（Chad）人為僱傭兵；示威組織者（地下民主派）的僱傭兵則來自埃及、突尼斯、蘇丹、巴勒斯坦、敍利亞及土耳其；據查德電台二十日的消息，僱傭兵的月薪在一萬二千至三萬美元之間……。

三、

北非和中東政局亂成一團，不論當政者落台與否，該區的政治將不可能如過去三四十年般穩定，這即是說，獨裁者投入西方讓西方國家公司獲得源源不絕的石油供應，而統治階層則視國家財富為私產的「美好日子」，將須作出調整；那些仍保住權位的專制者，相信會逐步釋出權力，讓較多人分享財富，藉以平息人民的怨氣。不過，這種發展意味為長期操控該區政局的美國增添困難，以過去擺平獨夫便功德圓滿，今後則要平衡各方利益，困難大增，不難理解。肯薩斯州Washburn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去年底發表的論文〈以外交組合理論看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L. Ali Khan:〈A Portfolio Theory of Foreign Affairs-U.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ssrn.com），以組合投資理論剖析外交關係，別出心裁；作者指出全球不同國族不同語言以至不同教派的五十七個回教國家，教美國外交人員疲於奔命，而且經常出「狀況」，如今ＭＥＮＡ加進「民主成分」，看來更難纏。這種情勢對看中該區能源業蘊藏的國家如中國較有利，以在局勢混亂中較易找到切入點！

中東北非的亂局特別是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會否傳染給中國？有意把之帶進中國的，肯定大有人在（請閱southasiaanaysis.org二十一日編號四三四二的特稿），而內地亦確有老（踢派出所的門要求釋放被捕青年）中（目睹警察公然捉人指無法治）青（公開對着鏡頭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大膽地做出一些當局不願見的事，可見民怨甚深。不過，以中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制度，在當前的情形下，當局為了「維穩」炒起Ａ股（見昨天本報穆真的〈神州最前線〉 ）的可能性大於出現自發性且有威脅性的「人民革命」！

＊一九六九年卡達菲上尉發動不流血政變奪權後，二十七歲的他把自己升為上校，同時取消國會，讓人民通過層層的議會和委員會，管治國家，實施他發明的「人民直接民主」（其實由卡達菲分而治之）；由於打破舊體制廢除舊建制，利比亞既沒有總統、總理，亦沒有將軍，這即是說，上校是最高的軍階。

號稱「北非狂人」的卡達菲，七十年代政權穩定後，在利比亞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綠皮書》（共三章，分別寫成於七四、七八及八○年，然後編成一書，英文版不足九十頁，○五年再刷），此書的內容，筆者認為不過是「食飯前要洗手」的濫觴，並沒有太多「可以一學」的東西；而卡達菲認為傳統教育剝奪人的自由選舉、創造性及優越性，因此必須全面取締，倒與我國文化大革命時的主張同；與老共相同的還有「民族主義是推動歷史的動力」。

南北韓炮來炮往 美元黃金買家多

林行止



一、今年三月下旬，南韓巡邏艦「天安號」於主權未明的黃海執勤時，被「不明物體」但其後國際調查團確認為北韓魚雷擊沉導致四十六名南韓官兵死亡後，一度劍拔弩張的朝鮮半島局勢很快便歸於平靜。這種發展顯示「列強」不希望此時此刻為南北韓的紛爭而大動干戈，釀成大戰，因此各自安撫自己的盟友，勸服南北韓勿再生事。在繼後的日子，南韓固然若無其事地埋首經濟發展，北韓且擺出一副追隨中國經改開放政策的姿態，五月上旬北韓領袖金正日訪問中國(大連、天津、北京)，隨行的有於年初才成立的國家發展銀行及大豐國際投資集團的總裁(一為金正日的妹夫一為長年親信)，其責任是處理主要來自中國的外援(據說主要用於基建的百億元[美元．下同]，五月的訪問再獲六千萬元緊急援助)；兩國的關係好到不得了，金正日還在北京公開表示會開發數個經濟特區，「我們有廉宜的勞工和自然資源，歡迎中國企業來投資」。朝鮮半島頓呈一片欣欣向榮景象。

可是，經濟改革尚在言文階段，北韓經濟已困態畢露。自從右傾的李明博於二○○七年當選總統後，南北韓關係開始淡化，本已百孔千瘡的北韓經濟，在南韓截斷一切經援後，更是慘不堪言，全靠與中國的貿易(佔其外貿額九成)「養命」；金正日為此於去年底推行貨幣改革，幣值大貶，其非技術工人平均月薪二千五百圜，在黑市換不到一美元！結果誘發惡性通脹及社會動盪，改革遂被腰斬負責人丟官，北韓經濟陷入寒冬。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對北韓「伸出援手」，答應巨額經援，當然附帶不少諸如開闢特區讓中國國企投資及與中國合作開發其「三百多種已知及無數未知的礦藏」的條件..。北韓當局顯示了會採納中國模式(開發特區、興建基建、制訂保護產權法例及極具吸引力的低稅政策)把經濟搞上去的決心，遂令因為「天安艦事件」而緊張的朝鮮半島又呈祥和共創財富的氣象。

可是，突然之間，北韓於去周對外展示了寧邊核設施擁有一千部用以提煉可作核發電或核武器的濃縮鈾的離心機(北韓官員對來訪的史丹福大學教授、前任美國洛斯拉莫斯核實驗室主管赫加[S. Hecker]說他們共有二千部離心機)，而且「設備現代化不遜美國」，意味北韓有能力隨時製造核彈。消息去周末公開後，在美國引起強烈反彈，防長、副防長和三軍聯席會議參謀長都發表了對北韓充滿敵意的強硬談話，令朝鮮半島局勢頓然充滿火藥味。美國目前在南韓有二萬八千五百多名駐軍，其在南韓境內的核武雖於一九九一年和蘇聯簽訂限制核擴散條約時已撤走，昨天美國已稱考慮「核武重回南韓」，不過，美國早在亞洲部署充滿核子牙的重兵，若對北韓用核武，南韓美軍有否核武不是問題。

二、在北韓突然又變成「高危國家」(very dangerous country)的情形下，北韓於昨天中午竟然向有邊界主權爭議惟向來由南韓管轄的延坪島一帶發射百多發炮彈，昨天黃昏的消息指一名南韓士兵「陣亡」、重傷四名及輕傷十名，由於民居中彈著火，居民的傷亡及財物損失尚未及計算；至於南韓邊防軍還以數十枚炮彈對北韓造成的破壞，截稿時尚無消息。

就在七萬多名南韓軍隊將進行年度演習之際，北韓為什麼突然發難，特別是在其領導人未完成交班的時刻如此肆無忌憚地發動軍事挑釁，頗為費解。金正日性格多變，人所共知，卻無法解釋此事。筆者的揣測是︱第一、北韓領導人交班可能出了大問題，金正日遂製造重大事端以分散內部政治鬥爭的壓力；不過，這是「例牌」解讀，此處未必合用。第二、在向世人「推介」其現代化核設施之後，也許金正日認定身家厚重的南韓不敢挑戰其核武，因此以常規炮彈顯顯無後顧之憂的威風以進一步鞏固其在國內的地位。不過，最重要的是第三點，筆者懷疑金正日對中國的經濟興盛，深感不是滋味，遂發狠心有意挑起事端把中國拖落水︱北韓是中國的戰略性緩衝區，「唇亡齒寒」，北韓一旦解體，「敵人便在中國門前」，中國為公為私，很易再次捲入朝鮮半島戰火..，一場地區性戰事，必會拖慢甚至拖垮中國經濟！

「 第三點」的猜想，是記得數月前俄羅斯總統在中、日為釣魚島問題鬧得不可開交時突訪日本的「北方四島」的聯想。梅德韋傑夫在此敏感時刻赴此荒島宣示主權，目的只有一個，便是藉此迫使日本不得不誓死保衛尖閣群島！為什麼？如果日本不強硬地表明對釣魚島的主權訴求，豈非南北連失兩「島」，這教菅直人首相如何面對國人?!俄國人對中國的繁榮難免酸溜溜，中日對著幹如果引致火併，亦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這也許正是「俄酋」所樂見。

三、朝鮮半島風雲驟變，對積弱的世界經濟有什麼影響？非常明顯，當前西方經濟正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危險境界，美國財赤高危美鈔愈印愈多，歐洲繼希臘之後，待救的有愛爾蘭和病情開始惡化快要召救護車的葡萄牙、西班牙以至意大利；中國則正在設法抑壓蠢蠢欲升的通貨膨脹..。至於我們香港，卻巧逢政府出重手試圖整頓樓市(這與當年在亞洲金融危機下推出「八萬五」的環境相近)。在這種環境下，北韓炮轟，南韓還擊，朝鮮半島炮聲隆隆，投資者趨吉避凶，賣貨換進多點有避難作用其實只是廢紙一張的美元，勢所必然；股市因此受冷待，理所當然。由於以中國為首的亞洲經濟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昨午開始亞洲政經前景突趨不明朗，世界經濟受創，自不可免。

然而，這種消極影響很快會成過去。經驗告訴大家，北韓搞事，除非打成核戰，不然其影響都很短暫。南韓便在北韓不斷滋事的情形下經濟持續五十年大幅增長，「天安艦事件」不能阻遏南韓經濟向前，正是眼前近例。事實上，中國對北韓可說戒心甚重，○六年十月十一日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華德隆(A. Waldron)在www.Strategycent er.Net 上的文章，便指出北京中央黨校教授Zhang Liangku 對他說北韓製造核彈目的在對付中國；今次北韓主動發炮，搞不好肯定拖累中國，因此，筆者相信此次北韓經濟肯定受害最深，一來中國對其援助會更謹慎更有保留或附加更多條件；二來西方國家對其經濟制裁必會升級。如果沒有分散國內政治鬥爭的作用，昨天的互相炮轟不致引起「全面韓戰」，吃大虧的肯定只是北韓！

利率、黃金、股市......

林行止


利率跌無可跌 金價高不算高



雖然現在「不會倒閉」的發行者（各級政府)取消「指數順應」的可能不大，但政府在無法可想無計可施時，什麼事都做得出（Government will do anything)。為防範萬一，在美國政府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令美元弱勢持續下，國際貨幣戰呼之欲出（或已經不宣而戰)，這表現在各國均「量化寬鬆」（QE，由於已是第二輪寬鬆，因此稱QE2)；而「量化寬鬆」只是「學名」，實際上是各國都設法調降利率（日本人昨天把央行基準利率降至百分之零點一至零之間；七十年代瑞士曾出現負利率，即存款不但沒有利息還要支付保管費給銀行)、增印鈔票，於逼降匯價之餘，俱寄望商界、投資者及消費者受「免利息」的誘惑而入市（投資及消費)。可是，當前政經前景不明朗、「生意難做」，受「金融海嘯」衝擊驚魂甫定的銀行不敢貿然放貸，生意人不想投資，企業坐擁巨資以策安全，這意味資金只停泊於K（存款)未進入市場（L)；由於利率日低早成雞肋，更多資金在擔憂鈔票太多利率太低最終會刺激惡性通脹之下，「實物」有價是必然的，而此中比較大眾化的黃金，今年來已有從商品「進化」為通貨（貨幣)之勢。這等於說，黃金已成為「貨幣金屬」（Monetary metal)，其價因而迭創新高 - 新世紀以來已漲了三倍！

不過，所謂「新高」，是未考慮通脹因素的說法，因為以其於一九八○年一月創下盎斯美元價八百五十元的價位，考慮這二十年的累計通脹率，現價應在二千元以上才「合理」；以前天收市約一千三百五十元計，遠較二十年前「便宜」，僅此一端，「金甲蟲」便看金價應企於二千元水平；而現在看萬元盎斯的人不在少數（萬元金價是這樣「推算」出來的：道瓊斯指數在八十年代初突破一千點，其後反反覆覆，至今已在萬點以上；如今金價已破千元大關，「長此下去」，金價達萬元水平不足為奇)。當然，這與當年道指突破萬點有人著書立說預測道指破三萬五千點一樣，不必認真對待。

金價近來節節上揚的理由，本欄曾反覆論述，如今黃金炙手可熱，不妨再說。

歸納起來，促成黃金搶手的因素，不外下述二項：

第一、通脹預期，認同通脹必至而通脹令貨幣購買力下挫之說，相信通脹愈來愈甚者會增購黃金以求自保；

第二、亞洲、拉美、中東等地新興國家近年賺了不少外匯，除了民間購金（在落後地區黃金是傳統的保值媒介)，她們的央行亦爭相增加黃金儲備，即使到了現在，先進國家央行的黃金╱外比率仍大於新興國家，後者購金便更積極。

不過，雖然預期盎斯金價見二千甚至見一萬元者大有人在，但投資者應注意的是，金價對利率高下極度敏感，現在利率已「貼地」，這等於說未來升易跌不易，對金價來說，這是頗為不利的訊息；持有黃金，沒有利息收入之外，還可能要付「倉租」（或保管費)，如今利率偏低，鼓勵投機者入市，是金價上升的一項因素，利率形勢一旦逆轉，金價有可能掉頭而下..。

對於認同黃金有抗通脹作用的投資者，投資組合中有一定比重黃金，永遠是正確的決定；目前政府公布的通脹（消費者物價指數)雖然似有若無，但期貨市場傳達的訊息完全是另一回事。

以彭博剛傳來的數據，無論棕櫚油、棉花、小麥、銅、糧食指數等俱大幅提升，這使人不期然想起這句名言︰「謊言、天大謊言和政府統計數據！」消費者物價指數看不出通脹已近，但期貨市場指出惡性通脹已在門外。在這種情形下，應根據哪項數據作投資決策的參考，決心做自己資金主人的投資者必然知道如何選擇才對自己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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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老林


一個股市淡友黃金好友的「獨白」



聯儲局量寬，其實是一個銅幣的兩面，QE 背後就是dollar debasement，市場上所有資產都因為盛傳美國即將推出第二輪QE 而升個不亦樂乎；那就是說，資產估值跟經濟好壞、盈利興衰、現金流變動以至任何基本因素皆無關，推高資產價值最大的動力來自dollar debasement。

隨著投資者預期美國經濟一有風吹草動，增長動力減弱，聯儲局便會以QE 力挽狂瀾，股市預先反映這個因素，意味聯儲局每一輪QE 所創造出來的流動性，都要比上一輪多，否則便無法支持早就將QE 預期反映在價格內的估值水平。換句話說，量寬力度只要稍低於市場想像，股市升勢便無以為繼。

從第一輪QE 可見，聯儲局創造出來的流動性並未令經濟顯著受惠，美國失業率仍然接近10％，GDP 增長率在第二季回落至只有1.7％，真正得益的只有資產市場。

以下是一條方程式，可供大家參考：more QE = moremisallocation of resou rces = more need for QE = moredollar debasement。

金價近期升得的確有點過分，但歸根結柢，黃金「泡沫」是誰製造出來的？

「長期」便在眼前 美債不宜久持

林行止



一、

以鑄造「中美利加」一詞而廣為象牙塔外讀者熟悉的英國史學家富格遜，去月中旬在美國的彼德遜學社發表題為〈金融危機與帝國崩潰〉的演說（可於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同名網站免費下載）；這位對金融史研究有成的哈佛教授，認為希臘瀕臨破產，展示的不僅僅是「歐豬四國」（Pigs，並未「從俗」加入愛爾蘭而成Piigs）經濟脆弱金融風雨飄搖，而且暴露了發達富國（developed world）已處於經濟危機邊緣。正如投行貝思登倒閉是金融海嘯的先兆，希臘實際上破產預示西方金融世界進入了難以挽救的死局。這種泛泛之論並無新意，但富格遜認為迄今為止獲投資者視為最可靠的美國政府債券，其「安全性」與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相若，便屬石破天驚之言，此說意味美債極之脆弱，稍有「意外」（比如大債主出其不意拋售）便全盤落索。值得大家特別注意的是，歷史上金融危機的出現都是突如其來，絕非「循序漸進」（gradual），是沒有循環軌跡可尋的。

公共財政危機浮現，富格遜認為與政府的可信性有正比關係，作為債務人，債務發行國國家政治不安定政府不可靠，意味當局不易從徵新稅或提高舊稅稅率上增加歲入，支付債券利息遲早出現困難，在這種情形下，再向市場發新債集資的手續費和孳息，同樣高得令發行者難以負擔。希臘國債孳息高達十四五厘，傳達了投資市場看淡希臘政經前景並預期其無力支付利息遑論贖回本金的訊息，從此角度看，希臘宣布破產（歐盟無可選擇出手打救是另一回事），是理當如此的。

南歐小國希臘有事，何以不只禍延「歐豬」而是富國亦受波及？道理很簡單，此為所謂「富國」莫不因為長年（起碼是過去三十餘年）「先使未來沒有的錢」而負巨債，實際上已成債主臨門的窮國。富格遜引述國際清結銀行（ＢＩＳ）及國際貨幣基金會（ＩＭＦ）的資料，顯示經「循環調整」（cyclically-adjusted）後希臘的資產負債表是負ＧＤＰ百分之六，而英國和美國分別達負百分之六點八及負百分之七點三，財政狀況比希臘還不如，她們所以尚未「出事」，皆因政治穩定其貨幣仍為市場接受，意味其政府信譽尚未破產有以致之。

如何把債務減降至ＩＭＦ認為安全水平的ＧＤＰ百分之六十（ＩＭＦ的目標年是二○三○），辦法眾所周知，這是裁削公共開支或加稅（雙管齊下當然最有效），但在當前及可見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下，減公共開支和加稅均會引起「受害者」強力反抗—前者會驅使受薪階級上街，後者固會令走私更猖獗，同時使富裕階級千方百計避稅逃稅以至一走了之落籍稅務「天堂」，結果增加歲入的希望落空。


二、

在「先使未來錢」哲學的影響下，美國人成為「大花筒」，但富格遜看出另一項刺激美國人不顧一切不事儲蓄盡情消費的原因，此為七十年代通脹肆虐打破了「節儉是美德」的傳統（這是尼克遜總統片面取消金本位種下的禍根）。非常明顯，通脹尤其是惡性通脹吃掉債權人的半生積蓄（大家還記得債券有「資金充公證書」的代號嗎？）而債務人坐享其成盡得其惠（還債時資金的購買力比借入時大降），這種切膚教訓，促使人們不再儲蓄，消費者不惜借完再借、按上加按，用「未來沒有的錢」，行街購物至死方休……。按照常理，遏制這種花錢如流水風氣的辦法，莫如釜底抽薪，把利率提高至通脹率之上（如此儲蓄及債券才有實際收入），這種人人知道的道理，何以債務國不行之？答案亦是人所共知，因為這樣做使最大債務人—政府不勝負荷，而利率「偏低」有鼓勵投資炒熱金融市場營造「金錢幻覺」、產生「財富效應」刺激消費促進投資令政府歲入上升的作用，因此負利率不變，等於政府鼓勵人民消費。

美國財政部五月初呈交國會的報告，顯示現年度政府總負債十三萬六千億（美元．下同），「如無意外」，至二○一五年將達十九萬六千億（期內負債ＧＤＰ比率由百分之九十三增至百分之一百零二）；而私人（包括退休基金）及主權投資者（包括中國及日本等）去年持有的美債為七萬五千億，預期今年增至九萬一千億，在這種情形下，債權人的資金真是「凍過水」（危危乎）！目前美國支付國債孳息的數額約為ＧＤＰ百分之八，國際清結銀行估計至二○四○年達百分之二十，這等於是年聯邦政府的全部稅收都用為支付孳息！如此看來，除了大減政府開支，美國並無他法度過財政難關，但美國當前失業率近百分之十，加上醫療改革額外開銷以千億計，而海外還有兩場沒完沒了的熱戰，在這種條件下，美國政府如何削減公共開支？


三、

美國能否通過加稅以實庫房？理論可行惟實際上不可行。一九七四年提出「拉發曲線」而受知於列根總統的經濟學家拉發（A. Laffer），六月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加稅導致明年經濟崩潰〉，看似危言聳聽，細看有其道理；他認為在加稅聲中，「無法走動」的資本家莫不爭相把利潤提前兌現，而這包括「產量及收入」。換句話說，股東利益掛帥的資本家會設法把公司「淘空」以迎明年加稅，結果是今年經濟增長與利潤有可觀增長，令「雙底衰退」消失，但明年麻煩重重—拉發預期「雙底衰退」無可避免！

歷史上，惡性通脹證實足以「消滅債務」，但美國一旦有對通脹放任不理的的實際行動，外國債權人—美國國債約一半落在外人之手—又怎會坐以待蝕。富格遜指出十九世紀以至二十世紀初期不少國際金融危機皆因「外國債權人拋售債券而觸發」，當債權人意識到惡性通脹將臨所持債券可能變成廢紙而下長痛不如短痛的決心賣掉這些債券時，一場「與汝偕亡」的金融戰爭便不可免。滅債本來還可通過戰爭達致，但世界最大負債國美國已有兩個炎炎的火頭，開闢新戰場恐有心無力……。發動貿易戰又如何？經驗告訴大家，這是眾敗俱傷之局，但無路可走的美國最後也許會作出「何伯遜選擇」，美國會否以五月份中國出口大幅增長為藉口逼人民幣升值，中國若不「就範」，美國鋌而走險（採納《紐約時報》克魯明的意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不過，美國會怎樣做，本周四財長蓋特納在國會「作證」時可見端倪，而月底國會辯論應否讓商務部援引傾銷法以對付中國貨時見真章。

凱恩斯在七八十年前寫下的那句人人朗朗上口的名言「長期而言我們都一命嗚呼」（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長期」也許便在眼前；當然，「一命嗚呼」的是西方金融制度！

面對這種混亂、不樂觀而一切似乎莫知所從的情況，投資者重回重商主義之路，棄「紙金」持黃金似為不錯的主意，然而金價似乎持續升得太久太高，獲利回吐潮隨時出現，在這種情形下，筆者可以肯定提供給讀者參考的意見是，美國國債不宜持有，至於什麼是較佳的投資項目，假日之後周四和大家討論。

權衡輕重明智取捨 勞工集約尚未可棄 ── 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的反思

林行止



一、

全球規模最大的電子代工工廠（Contract Manufacturer）—富士康深圳龍華廠，佔地三千八百八十五多畝、員工約四十二萬（分為有約三十萬人及約十二萬人兩個「科學園」），連月發生員工跳樓自殺事件，至上周三已錄得「十三跳十條命」；二十四及二十五日本報「偵查報道」發表了二篇一組有關長文，對這間被稱為「血汗工廠」的「內幕」，有相當詳盡但不算客觀深入的報道，這絕非記者不力，而是管理層不肯接受訪問使然。富士康在內地有多家分廠，在今年之前，其北京、廊坊及昆山等廠均有員工上吊、猝死事故，這類消息所以未能見諸傳媒，據說是管理層取得當地政府的「合作」，對外封鎖消息，同時「私下了斷」，向「非正常死亡」員工的家屬作出相當慷慨等於變相「掩口費」的賠償，遂令自殺事件無聲無息；直至龍華廠員工跳之不歇，成為轟動全國的悲劇，事件才鬧大。不過，據昨天本報「特稿」，中央及地方政府雖「三令五申」要做好善後及防範工作，與此同時，對內地媒體下達「限制令」，有關報道只能據新華社的發稿，等於真相未白，「富士康深層次矛盾未解決」。

工廠搞出人命，譴責資方、同情勞方，是一般人的即時反應，亦是論者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為弱者伸冤的最佳題材；可是，熱血沸騰的心若無冷靜的腦袋配合，不僅看不到關鍵所在，亦無法寫出令人信服和對事件的了解（遑論解決）有幫助的評論！

富士康科技集團為台灣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鴻海創辦於一九七四年，如今仍為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的創辦人郭台銘，看中內地對外開放歡迎外資特別優待台資的大趨勢，又有大量廉價勞工及相對廉宜的土地，早於一九八八年便在深圳設廠，其後生意愈做愈大，九一年在台灣證交所上市後，除在日本及美國成立研發中心，復於英國、美國、捷克、匈牙利、墨西哥、巴西、印度及越南等地設廠，惟規模均不及內地的工廠；至二○○九年，鴻海的營收達六百一十八億（美元．下同）、淨收入十億七千四百萬。鴻海能夠成為iPod、iPad、iPhone、英特爾裝配板、戴爾、惠普電腦及任天堂多種電子遊戲機等世界名廠的主要代工廠，絕不簡單。郭台銘的國際視野和魄力，華人社會中罕見，其掌握的電子科技，更是少有其匹。

台灣電子業早執世界牛耳，現在全球百分之五十晶片、百分之七十電腦顯示板及百分之九十手提電腦便產自台灣；台灣蕞爾小島，產能這麼大，皆拜台商內地設廠之功。以富士康為例，如今在國內僱用員工總數八十餘萬，○八年其內地廠出口額達五百五十六億，約佔同年中國出口總額百分之三點九！


二、

管理工人數十萬廠區有若小城鎮的工廠，不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效率大師」泰勒（F. Taylor）的管理方法及福特車廠創辦人亨利．福特（H. Ford）發明的裝配線是不行的。前者根據工人的生理狀況及技術條件，制訂「效率最高的操作方法」，當工人為機器，是所謂科學化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這種視工人如士兵即必須遵守嚴格規律、絕對聽從上級命令、因此有令個性甚至人性受抑制之弊的方法，卻能有效地大幅提高工人的工作潛能；後者的流水作業式裝配線是阿當．史密斯極力鼓吹的「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實踐，意味工廠工作零碎化、制式化，但工人很易熟能生巧……。泰勒加福特，大大刺激生產力、降低成本，使產品符合一定標準，達致薄利多銷的目的，這對消費者大為有利，當然有力地促進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迅速發展，奠下了美國在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的龍頭地位！可是，這種單調、重複的工序，以及工人在精細分工之下真正成為複雜生產過程的「一枚螺絲釘」（或「他們操作的機器的工具」〔the tools of their tools〕），對工人的生理及心理造成重大負面衝擊。

二十世紀初葉才發現的馬克思早期（一八四四年）的「讀書札記」《巴黎手稿》（《經濟及哲學手稿》；一九三二年出德文版，五九年出俄文版，八十年代出英文本）已注意到這種他稱之為「疏離」（Alienation）的問題，由於工人成為「零件」，長期於毫無「人性」的工作空間、在鐵面無私即不會考慮工人福祉只顧公司利益的管工和經理的監督及鞭策下，重複做同一工序的工作，加上與小店主小工匠不同，工人不能控制工作時間、無法改變工作環境，勞方與資方便無可避免「站在對立面」。左丁山昨天在他的《蘋果日報》專欄，借用一位香港廠家之口，點出了台灣（及韓國）工廠「軍事化」的原委，他寫道：「韓、台工廠（的）高層、中層管理人，幾乎全部服過兵役，對軍事化紀律、管理比較熟悉……。」然而，軍事化管理似有必要，因為農民工「對工廠生產技術、規矩、規律、秩序等，所知甚少，要由頭教起，同時要慎防有人做無間道，涉及偷竊、抄襲等事件，故此一般工廠都管得好（甚）嚴……」。此說大有道理，「軍事化管理」，以內地現階段的經濟情況及社會條件，似有必要。在這種情形下，工人與社會「疏離」進而引出種種不滿現實行為，是自然的發展。

三、

說來有點可悲，現在內地工廠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竟然與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特別是英國工人的際遇相仿。馬克思的《資本論》（據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本）第八章〈工作日〉有這樣的描述：「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於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正常的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處於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過早死亡，它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又說「過度勞動使倫敦的麵包工人不斷喪生，可是倫敦的勞動市場總是擠滿來自德國和其它地方的人，等去麵包房送死……」。二百多年前歐洲工人的悲慘命運，如今竟在奉老馬為神明的內地重現！

非常明顯，這些年來，資本主義由於實行政黨輪替政治制度而不得不經常「自我完善」，如今西方國家的工人福利已相當不錯，即使是富士康，除支付比最低工資高的薪給（加班工人月入在二千元人民幣水平），還提供膳（每天消耗三噸豬肉、三噸雞肉、六萬隻雞蛋及二十噸白米）宿、有不少文康設施及文娛活動（天下當然沒有免費午餐，但在不算差的薪給上有這些不另收費的物質及精神「享受」，員工似不應抱怨）；國際市場激烈競爭而邊際利潤率只約百分之二（大老闆郭台銘○九年的淨值，據《福布斯》統計，為二十億，比本港的中型地產商尚不如！），事發後「加薪百分之二十」，在筆者看來，是廠方顯示了最大的悔意與誠意。有關當局如果還不滿意，要富士康提高工資增加福利，那麼，在稅收上便要作讓步，若不如此，富士康可能會在國際市場上失去價格競爭力。

跳樓自殺事件成為全國以至全球焦點，鴻海自然是千夫所指的「無良資本家」，富士康也許隱藏多目的的慷慨撫恤金為十一萬元人民幣（本報報道指有五十萬元的個案），約為普通工人十年薪金總和，因此市（網）上傳出一些想不開的工人為報父母養育之恩而自殺，而信者居然不少。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第一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內地還有「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雷鋒式人物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第二、這是否意味富士康大幅削減撫恤金便會打消「問題工人」的自殺念頭？答案是當然不可能。事實上，與全國平均自殺率比較，富士康的情況並未「達標」。據世衛組織統計，一九九九年（最新資料）中國每十萬人口有二十七點八人自殺（男十三、女十四點八），富士康在這方面是，套用一句股市術語，「大落後」！

北京政府對內地工廠面對的問題，肯定比外人清楚百倍，這從新華社五月二十八日一則英文電訊〈自殺突顯調整增長模式的迫切性〉可見，它從正反兩面的事實，評估勞工集約工業的利弊，最後在不牽涉任何意識形態之下，只能空泛地表示惟創新發明能取代之。在目前的條件下，這有可能嗎？答案已寫在牆上。

與英國工業革命初期資本家被詛咒為吸血魔王一樣，小說家慈悲為懷，對工廠僱用女工童工，更極盡醜化之能事；可是，他們可有想到若非資本家設廠「創造就業」，這些婦孺若非面對無炊廚房便成為小偷或街邊乞丐，你以為哪種方式較有利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及經濟發展……。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意味當前中國亦面對同樣的難題，而在創新發明未普及化之前，在言論及新聞自由只是憲法條文的中國，政府禁制內地傳媒報道渲染富士康「醜聞」，是無法可想下的理性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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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聰

->依本人所見，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暗示了中國的經濟火車頭已經不行了！
(可參考一下同類公司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的毛利率變化。)
->加上產能過剩及房地產泡沫，中國的未來真是危機重重！

印鈔不能根治困難 由奢入儉和諧難保 調控數字北京優為

林行止



經過十四小時的馬拉松會議，繼希臘之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意減赤的前提下，歐盟終於定出一項為期三年的「特別目的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集資共達七千五百億（歐羅．下同；約合七萬七千億港元）以「挽救歐羅」；這筆無中生有（當然要開動印鈔機）的巨款，分為「穩定機制」（六百億，加ＩＭＦ三百億）、「緊急援助貸款」（bailout loan，四千四百億，加ＩＭＦ二千二百億）。有此「大水喉射住」，歐羅應可暫趨喘定，最低限度，問題國家的債權人不必急於拋售，歐羅跌勢及相關債券孳息升勢應受遏制，這意味歐羅風暴在短期內不致擴散以至禍延世界金融體制。

為了使市場不致「資金不夠用」，美國聯儲局即時宣布重新啟動二○○八年因「金融海嘯」而設立的「美元交換機制」（dollar swap programme），通過歐盟、加拿大、英倫和瑞士央行（本文見報時日本央行可能已加入），向全球合資格貸款戶供應美元。由於不少融資項目以美元進行，聯儲局此舉使這些項目不會因為美元短缺而令成本上升。

需要用希臘財務危機前積弱已久的美元維持強勢歐羅，真是意想不到的怪事！

英國並未加入歐盟體制，對此本可置身事外；可是，作為歐盟成員，受里斯本條約「突發特殊事件」（exceptional occurences）條款規範，英國責無旁貸，必須攤分「穩定機制」項下的約一百三十億英鎊，對財赤纍纍的英國，何異百上加斤。

歐洲財政風暴暫成過去，「喜訊」傳來，亞歐股市應聲「強力反彈」，料執筆時尚未開市的美股亦「不甘後人」，有可觀升幅。這種反彈將如煙火，很快歸於平靜……。在這種情形下，投資者投機者應如何「上下其手」，筆者無可奉告，因為這些「援助」資金全部是印鈔機印出，並無任何實質支持，因此隨時風流雲散……。還是那句老話，應看好有實際需求的各類政府不能憑空生產的商品期貨！


印鈔不能根治困難，卻有治標效應，針對希臘財政危機，歐盟「同心合力」，在ＩＭＦ贊助及美國「鼓勵」下，推出近八萬億港元的「特別目的工具」，肯定可令希臘安度危機，亦足令西班牙、葡萄牙的潛在危機隱而不發，如此一來，希臘的債權人便不致張皇失措、盲目拋售，其他高負債國的債權人亦有望轉「危」為「安」，有時間待機轉移財富，一場風暴總算歸於平息；進一步看，歐盟此舉還深具政治意義，因為若不如此大手筆，一擲「萬金」，不僅歐羅就此煙消雲散，歐盟亦面臨分崩離析之局—歐盟作為與美國和中國鼎立的政治實體的希望從此幻滅！

「特別目的工具」令歐羅和歐盟「屹立不倒」，然而，歐洲眾負債纍纍國家從今而後因為要勒緊褲帶過日子，恐怕會陷入社會不安、政局動盪之局，「由奢入儉難」是普世真理，要人民省吃儉用，他們不起而抗議，便不能彰顯其人權！投資者在短期內似不宜沾手歐盟市場，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投資者不應在不明朗前景下投資，當然，對投機者來說則屬上下其手的上佳環境，但能否準確拿捏時機，便要看各人的造化。

希臘陷入目前的困局，雖說是長年「先使未來沒有的錢」的必然結果，事到如今，希臘人民惟有緊縮開支才能度過難關，這是他們應付的代價；可是，站在希臘人民尤其是勞工階級的立場，上述種種不過是廢話連篇的「馬後炮」而已，他們多年辛勞工作（這是他們的感覺，在外人看來，特別在加入歐盟這個富裕集團後，希臘人愈來愈懶散提不起工作幹勁，因為他們知道萬一「有事」歐盟隨時會伸援手），目的無非圖個提早退休、免費醫療及優渥的失業救濟……，這些早已成為希臘人民的「基本權利」，如今歐盟挽救希臘，使其免於破產的先決條件，不僅要希臘政府立法減薪減福利加稅，而且還得在今年九月開始把退休年齡由六十一歲提升至六十五歲，今年十二月起公共（免費）醫療只能用已沒有專利權的（廉價）藥物（generic drugs）……。如果希臘政府要如期收到歐盟的「支票」，只有在這些限期內立法使之付諸實行，以表示有貫徹削減開支的「誠意」。要無條件接受這種種「苛刻」（其實是基本）條件，從希臘人的角度看，豈非等同其內政受外國（歐盟）干預，國內反政府的活動必會加劇，街頭有示威人群，國會內反對之聲嘹亮，希臘政府不易為，有關政策難落實！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加於希臘的「枷鎖」，看在其他債務大國—西、葡之外，尚有負債達ＧＤＰ百分之一百一十五（其中二成今年年底到期）的意大利—眼裏，又有什麼「感想」？當然，要避免「希臘悲劇」，肯定只有「量入為出」一途，但你以為近十多年來借歐盟的「洪福」過慣「少做工夫多歎世界」生活方式的歐洲人尤其是南歐人有什麼反應？

歐陸已變成一個只宜旅遊不宜投資的地區。可以一提的是，債務問題嚴重的均屬南歐國家；南歐所以經濟比不上、中北歐，根本原因在土壤有欠肥沃，因此可說其貧其苦是地理因素造成的歷史問題。


歐洲金融大混亂對其他經濟體系有什麼影響？消極影響肯定有，而對中國的衝擊比對美國為大。

摩根士丹利紐約二名經濟研究員在昨天發給客戶的電郵中修訂其二個月前對美國ＧＤＰ增長預測，由今年增百分之三點二及明年百分之二點五，分別提升至百分之三點五及百分之三（幅度各約百分之十），並指如果不受希臘財危影響，數字必然更高。支持他們提高ＧＤＰ增長預測的理由是四月就業人數增加二十九萬多（四年來最高），勞工部修訂的統計，顯示今年前四個月「資方每個月都增聘員工」；而希臘財危令「聯儲局鴿派」稍佔上風，意味經濟增長雖甚可觀但「收緊銀根」（加息）可能「順延」至年底才作定奪……。這種事實與筆者較早前認為經濟底子佳股市隨時反彈的看法相同。不過，周一「逼倉」盤對升市起了火上加油作用，短線客趁機獲利回吐令大市向下調整可能性大；然而這無礙大市「健康」發展，而筆者看好資源企業的意見不變。

對中國來說，希臘財危的負面衝擊，彰彰明甚，希臘以至南歐諸國若相繼採取緊縮財政措施，對中國出口當有一定影響；然而，由於中國貨多屬價格具競爭性的民生日用品，非到「無以糊口」關頭，消費不會大減，因此，這方面有影響但影響不大。

歐盟為挽救希臘大注資，市上「流動性」急增，料有更多資金投入「政府無法生產」的商品期貨，五穀、能源及建材這些因中、印兩個人口大國大事經濟建設需求甚殷的物品，價格看升，不在話下，這對中國政府最關注的通貨膨脹率有一定上升壓力。昨天有關當局公布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比去年同月增百分之二點八；其中食物漲百分之五點九、物業漲百分之十二點八，特別引人關注。

中國政府關心人民的生活，通脹率一旦突破百分之三（政府的目標），恐會導致社會不和諧，因此當局必會設法「降溫」。糧食產銷進口，全歸國企統籌，政府調控其價格，反掌之事，偏高的糧價因此肯定不會再升；至於物業價格高下的根本因素在土地供應多寡，有意打擊炒風、抑壓樓價的政府，已於五月初宣布今年用於住宅開發（或再開發）的土地供應為十八萬公頃，比去年增一點三五倍，供應驟增，樓價無法不下調；加上陸續推出多種限制投機倒賣物業的行政措施，內地樓市掉頭而下之局已成，這當可稍紓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升勢；當然，當局手上還有加息及匯價升值（十日央行在貨幣政策季度報告中稱將「參照一籃子貨幣」管理人民幣，似為行將升值的訊號）這二項「殺」；而到了無法可想，中國政府還可以「微調」統計數字……。

和絕對自由市場不同，中國政府肯定有辦法有能力令統計數據符合最高決策層定下的目標。

經濟能否成功轉型 思想自由先決條件

林行止



一、

所有互聯網活動核心、搜尋器巨擘谷歌，因為遭受懷疑中國政府為幕後黑手的「黑客」攻擊，於去周二威脅退出中國市場；去周末有內地網站透露谷歌總公司已決定關閉其中國網站（Google.cn），但馬上為谷歌否認，也許這是該公司對與中國政府就有關事件談判仍存一線希望，因而自留迴旋餘地。寫稿時見澳洲《悉尼先驅早報》（news.smh.com）消息，指谷歌中國的員工已恢復工作，「業務如常運作」！

本報理財投資版昨天刊〈谷歌愈來愈惹火〉短文，認為「跟內地審查官員發生爭執對企業形象大有幫助」，去周谷歌與中國「對著幹」，「宣傳效應特別大」，如上引《早報》報道屬實，谷歌的確已收宣傳之效。事實上是，與中國鬧翻等於退出中國市場，谷歌未來的經濟損失不可估量。谷歌是商業機構，以追求利潤為標的，雙方達成協議非不可能。龐然大物的谷歌市值近二千億（美元．下同），去年在中國的營業額在三億至六億之間，以後者計，仍不及其總營收的百分之五，棄之固然可惜卻無害整體利潤，只是因此失去互聯網滲透率仍低（上網率為人口約百分之二十二）意味市場潛力大的中國市場，不僅谷歌前景看淡，其競爭對手肯定受惠，這意味股價此跌彼升，對谷歌股東大為不利，就此角度看，谷歌退出中國市場，何異金融自殺！

美國政府對「谷歌事件」的強烈反應，頗出意外，然而，結合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後的連串事故，又覺得這種反應很自然。溫總理「拒見」奧巴馬，令中、美（其實是西方世界）的政治關係不再那麼「和諧」，加上十八日《倫敦時報》有題為〈中國試圖攻擊印度電腦〉（與題目稍為不同的是，內文僅指「黑客」極可能〔fairly sure〕源自中國）的報道，原來「黑客」去年十二月中旬已發動攻擊，對象包括美、英及印度的大企業，目標則為軍火、金融及科技情報。美國、印度、谷歌及不少西方傳媒認定「黑客」攻擊等於侵犯了「互聯網自由」，而這是奧巴馬總統去秋訪問中國時一再強調的「人權的核心問題」；這種背景，令美國府會公開支持谷歌的聲明以至美國國務院聲言快將向中國正式發出外交照會「要求中方解釋黑客襲擊（谷歌網站）事件」。商業糾紛罕見地迅速提升至外交層次，令因匯價、貿易以至對台售武等事件蒙上陰影的中美關係，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


二、

根據媒體報道，中國「黑客」對外設法盜取西方企業的「商業情報」及歐美多國的「國家機密」，對內則「入侵」網絡的「加密系統」，黃世澤昨天在《蘋果日報》指出谷歌的Gmail是少數採用美國最高國防級數256 bits AES加密電郵系統，成為中國國安人員偷取異見人士電郵的最大障礙，這是何以中方要「攻擊」這類網絡以突破此「障礙」，一旦成功，「不但異見人士有難，更可能危及谷歌本身的運作，以至美國國家安全受威脅……」。但《早報》的消息是否中方與谷歌各讓一步，這對「異見人士」有否影響？

互聯網的普及，大大增加中國的經濟負擔，因為她一方面千方百計進入外國互聯網，一方面又全力阻遏若干敏感字眼及網址為中國網民所見（長長的清單可於www.businesspundit.com/what-china-censoos online見之），肯定為此投入大量經濟資源（包括硬體、軟件及尖端科技人才），如此大費周章，目的無非在「知彼」及剝奪內地人民獲取資訊的自由。關心中國發展並希望中國會趁此千古未遇契機從此富強的人，對此不免心存憂慮。

自由對一國的政經發展極為重要。哈佛退休經濟學教授、佐治華盛頓大學退休歷史學教授蘭德思的《國家窮富之源》（D. Landes:《The Wealth and Poor of Nations》, 1998），對此有很具說服力的陳述。歐洲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十八╱十九世紀英國以至二十世紀美國工業化、民主化，可視為人類心靈的自由化運動，經濟上政治上因此取得史上未之前見的成功。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同時限制資訊流通及控制思想自由，均為經濟失敗的元素。換句話說，思想的自由與不自由，決定了國家的窮富。

現在談自由的重要，中國當然嗤之以鼻，因為開放三十多年國人只有很少甚至沒有自由，但經濟成就已傲視全球；不過，發展至今，中國經濟欲再上層樓，已不能單靠勞工密集工業而必須以服務業掛帥。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增長已從硬體建設提升至軟體層次。穩定的政治制度能產生一流的硬體建設，蘇聯和中國皆然，但軟體建構能否成功，端視資訊開放程度而定，而這與思想自由有必然關係，因為惟有如此，才能不斷吸納最新資訊並有所創新。

中國近來在國內國外的表現，都予人以財大氣粗（以數據看，也許說未富先驕較恰當）的觀感，事實上，中國只是人多取勝，若以人均計，中國現在和百餘年前一九○○年的美國不相伯仲，當年美國農村人口佔總人口四成、人均五千元弱……。雖然北京領導人經常在國際場合指出中國仍是新興市場，是發展中國家，但從近年的種種事象看，這些顯然是故作謙遜及避免承擔更多國際義務的話。

《Marketwatch》昨天發表在二○○三年預見美元危機的經濟學家鄧肯（R. Duncun）有關中國的評論，似甚中肯，北京領導人不可掉以輕心。鄧肯認為中國「工廠導向」（Factory-geared）經濟已告一段落，近年來的寬鬆信貸令工業產量遠遠超過世界需求，意味工業設備空置率會大幅上升；而由於工薪低微，要藉內部消費補出口不足，絕不可能……。公營部門經濟仍舉足輕重，經濟發展短期並無問題，只是公營企業的盈利不能樂觀，而且這種情況無法長期維持。現在是中國大力發展服務業的適當時刻，但這須要有思想自由的環境……。

高鐵......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政府應來一次高鐵後大檢討


高鐵撥款經二十四個小時辯論後，最終成功獲得通過，但對政府來說，這只是高鐵工程的第一關，日後在清拆菜園村、工程啟動以至控制開支等各方面，相信泛民政黨和關注高鐵的團體仍然會密切監控，稍有差池，隨時會釀出另一場風波。

立法會的辯論雖然冗長，但高鐵項目造價達六百六十九億元，金額達每年財政預算的四分之一，也是回歸以來耗資最高的單一項目工程，代議士從嚴審議、尋根究柢，是不可推卸的份內責任；政府縱有足夠票數通過高鐵撥款，但經過這次馬拉松辯論及反高鐵群眾的衝擊，在日後施工及項目監管上自然不敢鬆懈，這是議會和群眾監察的積極後果，而香港的基建上馬雖然因此經常被拖延，但反覆論證、不斷受各界拷問的過程，保證了政府不會也不敢馬虎從事，對經常「嘲諷」香港搞基建進度太慢的內地政府來說，香港經驗其實有相當值得學習的一面。

香港過去因大型基建工程而觸發爭議屢見不鮮，當年興建地鐵也因為收樓收地而引起多場嚴重衝突，新機場計劃則因中英爭拗而在選址、融資等方面僵持，工程曾經幾近停頓；但這次高鐵風波的性質跟過去截然不同，除了「傳統上」議員質疑政府諮詢工作做得不足、透明度低，很多文件並沒有向公眾公開之外，一批反高鐵人士其實並不贊成高鐵上馬，他們質疑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質疑從中向發展商輸送了多少利益？他們也質疑把香港融入全國高鐵的四橫四縱網絡內，到底是否真的能給香港人帶來機會？還是行政長官只為了討好中央政府，不惜投入巨資（廣深港高鐵全長一百四十二公里，香港段約二十六公里，但每公里造價近二十六億元），卻沒有考慮其他成本較低的方案。更重要的是，這次高鐵撥款能夠通過，皆因功能組別議員「全力支持」，反映出沒有充分民意授權的議員可以逆民意而行，當前政治體制之不合理暴露無遺，功能組別成為眾矢之的，稍後政府在政改檢討時面對要求取消功能組別的呼聲將愈來愈烈。

可以說，高鐵一役徹底暴露了群眾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對基建振興經濟的懷疑，對政制的不合理不公平的聲討，以至在當前這種政府有權但沒有民意基礎、立法會議員代表民意但在當前建制下形同虛設，而且對新一代群眾的脈搏完全隔膜，令高鐵的街頭抗爭成為了一場對建制人物徹底不信任、對現行制度完全不認同的運動；泛民議員在阻撓高鐵撥款上雖然和議會外抗爭的群眾同聲同氣，但這批街頭戰士並不接受政黨「指揮」，他們自成一系，有強烈反建制的意識；政府面對這群新生代、過去從未交過手（在皇后碼頭和天星事件只是零星行動，反高鐵是首次流形成聲勢浩大的群體）的抗爭群眾，到底會如何因應？政府日後施政應作什麼調整以應對不斷蔓延的反政府和反建制情緒，成為了這次高鐵抗爭暫告一段落之後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

過去的「傳統智慧」，是認為經濟好轉、失業率改善，市面消費暢旺之時，民情就會平伏，社會矛盾也就可以消弭於無形，而在經濟短暫陷入困境之時，政府「派糖」紓緩民困，社會的不滿聲音就可以稍稍平息；從過去自金融海嘯之後一年多的發展來看，這套模式似有漸失效用之勢，政府大量派糖的措施出台反而引起一波又一波爭議，行政長官要求全力救經濟、提出以十大基建促進經濟發展，更遇上了重重阻滯，而為了救樓市而造成樓價蠢蠢欲動向上攀升，又引起置業者不滿……。高鐵風波，確實反映了香港積累已久、糾纏不清的多重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如果行政長官不來一次徹底檢討，香港的抗爭活動將會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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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只有犯錯的政府沒有犯錯的人民


高鐵撥款風波暫告一段落之後，我們原希望政府能夠來一次徹底檢討，針對有關高鐵的諮詢程序，以及引起反對者質疑的種種「擔憂」（例如以西九為終站帶旺該區房地產），組織一輪官民對話和解，務求令反對高鐵的激進人士了解政府要推動高鐵上馬的原因；結果，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以強硬的語氣，指上周六「部分反高鐵示威者不負責任衝擊立法會，違背香港社會核心價值及法治精神……，示威者應該反思。」示威者在上周六衝擊立法會，與警方激烈對峙，場面一片混亂，但鏡頭所見，示威者都是赤手空拳之輩，與執勤警員拉拉扯扯，氣氛火爆，但看不見有暴力行為或襲擊；示威者應該明白，香港人對於暴力行為絕不接受，如果任何示威者拿起武器襲警或效法外國擲汽油彈，民意肯定會徹底逆轉，由同情變為譴責，屆時，不管示威者打著什麼旗號、提出什麼訴求，他們已經無法得到港人認同和支持，這點搞社會運動的「硬道理」，在反高鐵人士當中似乎已有共識，故此上周六的立法會場外抗爭是「激烈」而非「暴力」，以警隊當天出動的人力和裝備，應付這種純肢體衝突的抗爭活動應是綽綽有餘的。

那麼，上周六的示威者有哪些地方違背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很多人都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法治和人權，《基本法》賦予港人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反高鐵一役，雖然是香港近年少見的激烈街頭運動，但比起外國的反政府活動，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自從全球化深入各國導致很多國家貧富懸殊愈趨嚴重，以反發展、反消費及抗拒大財團和跨國企業為訴求的一股力量漸漸冒升，經常在電視新聞見到的反全球化、反G8峰會、反世貿示威等，都來自這股一脈相承的反建制勢力，他們組織的示威和抗爭經常演變成暴力衝突，甚至不時導致傷亡，但各國政府都束手無策，只能在示威現場盡量控制場面，減少衝突，政府的基本態度仍然是容忍和克制，不會以大規模逮捕或拘控的方式嚴刑對付。這並非反映外國政府特別仁慈、容忍度特別高，而是他們明白這些街頭抗爭活動背後有深刻的社會和政經矛盾，不是靠成功「鎮壓」現場的活動就可以斬草除根，把問題解決；相反，如果政府愈施壓，走上街頭的示威者只會更理直氣壯，鬥志更加高昂。

以香港的情況來看，我們很難相信反高鐵或其他反發展的人士可以聚合策動一場大型暴動；香港人應該記得，我們也說過了幾遍，本地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爆發的暴動，都分別有國共兩黨在幕後支持，其餘沒有一次群眾性的「聚眾鬧事」可以動搖香港的穩定和秩序；明乎此，行政長官應該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爭取與反高鐵人士對話溝通，聽取他們的訴求，以包容化解矛盾，而不是把事件扯上違背香港核心價值。

事實上，反高鐵人士並沒有統一的訴求，公民黨和公共專業聯盟不反對興建高鐵，但他們針對高鐵總站選址、造價、財務資料不透明等技術因素，反對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方案，這些反對意見，屬於具體而微的範疇，政府雖然不接納，但公眾還「聽」得明白；以一批八十後為主力的反高鐵群眾，他們提出的訴求就較為抽象，現在集中焦點在保衛菜園村，但過去大型工程都涉及收地拆遷，是否日後凡有這種事情發生，八十後都要作激烈抗爭？他們還有沒有其他更深層的理念？如果「逢拆遷必反」，我們認為不會得到主流民意支持。

世界上只有犯錯的政府，才會有「官逼民反」；掌權的人要謙卑，因為權力不能濫用；我們認為特首高調譴責反高鐵人士解決不了問題，只會令社會裂痕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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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議事方式長期扭曲　群眾抗命陸續爆發


一、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經過四天共約二十四小時、從開始便知道結果的辯論後，通過了撥款六百六十九億元以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高鐵」）的議案。會內反對的泛民派二十一席鬥不過支持的保皇派三十一席，最後憤憤然拉隊離場，缺席有關賠償撥款議案的投票以示抗議。

現行議會架構是經過挖空心思的設計，目的就是在於保證保皇派成功保皇，反對派「反對無效」早已寫在牆上，這種只足以阻撓拖慢而不足以改變政府施為的策略性布局，積極地看是讓政府行事更有「效率」，不過，亦因此而促使反對派不得不在議會之外進行抗爭，社會安定因而經常受到衝擊。

近月異軍突起、以公義為旗幟、洋溢本土意識的「八十後」少壯派加入反建制行列，明顯增添了社運的生氣；這一代「熱血青年」的出現，正好填補七八十年代社運大軍老成凋謝的缺陷。「八十前」曾為力保九七後「一切不變」而奔走呼號，如今香港回歸十多年，社會尚算平穩、自由基本可保、經濟隨國際變化而浮動的條件未變，「八十前」的幾代人可說是驚魂甫定，大多滿足於「不變」的生活環境，願為港人出面爭取政治權利的「泛民」只屬異數和少數。「八十後」這股新生（興）力量的政治理念和社會意識未必與泛民一致，惟在不少議題上兩者同調，頓時令反建制熱度升溫、聲勢膨脹，香港社會與京、港政府鼓吹的「和諧」便愈行愈遠。

「八十後」反建制，是很自然的發展，因為這一代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他們大都受過良好教育，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了解有失公道的選舉制度，其產生的政府有時為了維護贊助者和既得利益階層（以香港為例，包括大財團〔主要是地產商〕及中國政府）的利益，不惜犧牲其他階層的福祉，遂對政府施政抱持懷疑態度，他們的抗爭，由於議會議事之門被堵塞（進入議會注定敗於保皇派之手），於是只有「上街」一途。換句話說，近日令中聯辦「震怒」（「驚都未驚過」何來「震驚」！）及警方如臨大敵（據警方數字，應付周六約一千七百人的靜坐抗議，警方出動一千二百餘名警察！）的連串社會抗議活動，都是現行議會特殊架構的副產品；如果因此造成社會不安甚至影響人民正常生活，該徹底檢討的便是這種旨在排斥民意以遂官意的議會制度。換句話說，這種「設計」一日不改善，民間抗爭活動便沒完沒了。


二、

「八十後」以上街靜坐抗爭形式反對興建「高鐵」引起「社會不安」的情況，大可視為「成長的陣痛」，大型建設引起的激烈抗議屢見不鮮，不僅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更可視為健康社會的抗衡；沒有自由的專制獨裁社會，哪來「公民抗命」這回事？我們充其量只能看到家園被毀、哀哀無告的個別事件，苦主的處境很難得到大規模的群眾關懷，助長有權有勢者為所欲為的橫行。去周本報有作者歷數英國希斯羅及日本成田機場的修建均曾遭遇「異見者」的長期抗爭，顯示反「高鐵」活動是本港經濟升級的必經過程。希斯羅和成田保障了倫敦和東京作為地區性空運樞紐的地位，但願「高鐵」的建成會使香港在大中華地區的經濟地位得以進一步鞏固。果如是，「一人一萬公帑」的昂貴興建費才不致白花。

在電視直播看立法會內外就撥款議案的爭持，筆者以為支持與反對陣營中，態度真誠者佔多數，他們做足家課、有備而來；除了個別傀儡小丑，反對派的所謂「拉布策略」，雖是在處處受制、無計可施之下的下策，然而，他們的反覆提問卻非無的放矢，故有引起公眾以至國際輿論關注的積極效應。這次「馬拉松」會議還令筆者對公務員重拾一點信心，因為出席的政府官員，他們嚴肅回應質詢，一絲不茍，鄭汝樺局長備受反對議員的「煎熬」而能自始至終保持不徐不疾的應對，那份修養足為出席立法會官員的榜樣。

立法會外「八十後」的抗爭與維持秩序的前線警員，亦是克盡本分、各盡其責。警方四條漢子高調擒拿港大學生陳巧文歸案一役兇神惡煞的氣勢，也許旨在平息中聯辦的「餘怒」，周六所見，警方無復當日兇狠，相當克制，只採取了防止局勢失控、維持交通不致癱瘓的必要步驟和手法；雖然示威者對警力過度有微言，而警方則認為有示威者的言行溢出規範，但是所謂衝破圍截的混亂，不算嚴重。示威者聲大卻未「夾惡」，未有予人以粗鄙橫蠻的印象—他們聲嘶力竭地喊出反「高鐵」市民的訴求，而聲聲「讓路」，無論出諸有心或無意，則觸動很多香港老中青，同情「八十後」抓不住合理期望，看不到公道前景，可是建制派卻置若罔聞，與他們「同氣」的反對派則「力」有未逮，有廣泛民意支持的一群無力，只懂應聲的當權，畸形的議事架構與病態的取決程序將令議會外的抗爭活動一浪接一浪！

科技躍進生活改善 管治不善麻煩在前

林行止



一、

受「金融海嘯」的衝擊，認為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不好過的人，相信不在少數；不過，筆者要指出的是，天才型的科技人員期內帶給人類無限希望，ipod、iphone、Google和Prius（豐田的「環保車」）的發明和普及化，均為空前成就，會在可見的將來大大提高人的生活質素……，像筆者這種至今不會（想）使用iphone的人已不多（美國的數字為人口約百分之五），意味社會不因一小撮「落後分子」拒絕進步而停滯不前。筆者不用此人手一機的通訊工具，是堅信二百多年前法國「商而優則學」（成功商人當上政治經濟學教授，與英國李嘉圖的「炒而優則學」隔海輝映）的賽伊（J-B Say. 1767-1832）的名言「供應創造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或現代版的「Built it and the demand will come」，這便是著名的「賽伊定律」；就此角度，筆者不是盲目的凱恩斯信徒）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沒有手機便沒有那麼多「來電」！對於腦子非常忙碌的人來說，不受這種突如其來的干擾似乎更為重要。

在享用新科技發明令人們生活在前人不敢想像的「奇妙世界」的同時，我們亦慘受無能管治（市場因此濫用自由種下禍根）引發的「危機」的傷害，以香港而言，最終目的在保障投資者利益的監管機構，在雷曼兄弟倒閉事件招致成千上萬苦主上街而賠償問題拖拖拉拉至今尚未徹底解決上，顯示貫徹此政策的過程中漏洞百出；可是，主其事者既獲特區政府最高榮譽且已貴為中國最高級金融智囊，你說老百姓（遑論苦主）怎會服氣？地產發展商的巧取豪奪（虛報樓面面積的發水樓是香港的最大特色）已令資本家蒙上污名，去年且有足以令香港被冠上弄虛作假之都的亂點層次鬧劇，令以法例嚴明見稱的政府不知所措……。這些醜聞不僅看出特區政府的管治大有改進餘地，亦反映了北京只圖短期利用香港（當前的「急務」是利用香港制度及人才協助人民幣成為流通全球的硬貨幣）而置香港長期利益於不顧！值得一提的是，行政長官親口說出他夾在北京與港人之間不易辦事（這雖是實情卻可能是國家機密）之後，爭取普選及反對一些不公平現象的示威群眾已把矛頭直指中聯辦，意味中國政府的權威受到直接挑戰。這種變化的後果可大可小，如何發展大家不可掉以輕心。


二、

過去十年，中國取得了重大經濟成就，僅成為美國這個「最大債仔」的最大債權人這一項，便足以令國人特別是領導層自豪；顯而易見，隨著經濟國力日強，中國在國際事務的「話事權」相應增強，其在國際政壇的地位亦如旭日初升。可是，在「第一個十年」的最後階段，中國人財大氣粗的根性令領導人沉不住氣（也許是為撫平國內的愛國激情），不少表現令不致被愛國主義蒙蔽理性的人戚戚然。香港記協抗議新疆公安當局指在前線採訪的香港記者「搞事」予以扣禁一事竟然不了了之、於哥本哈根氣象大會上溫家寶總理對美國總統的冷落（以至間接嚴斥美國）、在英國及歐盟的「哀求」下帶毒品入境的英國人如期行刑、在美國等十餘國代表抗議下重判劉曉波，還有領導人要求香港向黃賭毒貪俱全的澳門學習……。上舉犖犖數端，說明中國經濟走向世界但在道德文化上（且別說意識形態）與當今世界主流格格不相容。事實上，儘管統籌中國經濟部門發出未來經濟仍會高速增長的「預測」，但非投資銀行僱用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未來十年中國經濟面對不少在自由市場很難克服的問題（用政治手段克服則會造成重大經濟浪費）。用血汗換回來的增長畢竟有時而盡，所持美元外儲則是美國政府可從心所欲印刷之物，而缺水缺糧的隱患會製造出不可勝數的麻煩，還有當局有意在「泡沫」未形成前把之戳破，但太子黨控制的企業怎會聽從，結果必會形成摧毀性泡沫……。歸根結底，愈來愈自由的市場是不可能再根據有形之手而順利運作！過早展現財大氣粗的意氣，稍後要自食其果。

中國經濟欲再上層樓，從出賣勞力升級至以腦力取勝，是必經之途，惟這種演進過程需要先進世界的緊密合作及引進聰明才智之士為己用（美國核爆由匈牙利裔科學家領軍，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假日翻G. Gilder的舊作《經濟學及科技的量子革命》〔《Microcosm - The Quantum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1990〕，「電腦晶片」〔computer-on-a chip〕的發明者為移民美國的匈牙利、意大利、以色列和日本科學家重現腦際），在哥本哈根的表演後，你以為西方社會在國際事務上還會和中國推心置腹攜手合作嗎？而劉曉波文字獄必令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產生戒懼心！無法借助外來力量的自力更生，必會拖慢中國的前進速度。


三、

國際層次同樣有不少事象令人失望，事前對「金融海嘯」無知無覺，意味宏觀（總體）經濟學那一堆一堆連數學家亦難明的計量程式不過是足不出戶經濟學家想當然的數學遊戲，這絕非筆者偏頗之詞，看看象牙塔學者平素長篇累牘暢論金融制度的大作，以為一切都在規劃、控制之中，哪知「海嘯」突然掩至，把華爾街及世界金融業殺個片甲不留（只有極少數金融機構不必動用納稅人的錢而能度過難關）；至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府無法有效地管理「法定紙幣制度」的運作，「學而優則仕」的格林斯平、森瑪斯、貝南奇，華爾街大炒家魯賓、保爾森、蓋特納等，雖然大眾以為他們有呼風喚雨之能，但危機一現，便只能得過且過，不惜定出遺禍後代的策略；他們雖然見多識廣，卻對現實問題不管用，高高在上一無所知憑選票上台的政客便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制定錯誤的政策！

降溫會議無成 中美矛盾加深、吹水會

林行止


一、

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擾攘十二天後，終於在當地時間周六晚不圓滿結束，在多國領袖已先後離去之下，大會通過了中國、巴西、印度、南非和美國提出的動議；雖然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分別說這是一份「有意義的協議」及這是「重要的開始」（不這樣說如何體面地落台），但《紐約時報》有關報道稱此為「含混不清的結局」（murky end），很多細節都含糊不清，比如在二○五○年廢氣（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一九九○年少百分之八十，只是「強烈的意願」且「不知從何入手」，更無具體貫徹的機制，亦乏監督機構；至於期內氣溫上升限制在攝氏二度以下，卻是「被認可的科學觀點」而非正式目標（即使成為正式目標，亦缺乏強制落實的機制），已招來環保組織及非洲國家的抨擊（據說這種溫度會使更廣泛非洲地區沙漠化）……。

這份成為協議的動議，由上述五國—雖然主辦國丹麥為歐盟國家，但並無歐盟國家參與—提出，而在其達成過程有一段顯示世界日益分化的插曲。去周五晚，中國、印度及巴西三國領袖閉門開會（private meeting），奧巴馬聞訊突然離開常規多邊會議，闖入（barged in）這個「私人聚會」（隨後而至的是南非總統），聲稱他不想這些「重要國家」作「沒有美國參與的秘密談判」，又對著溫家寶總理說：「總理先生，你不是說要和我見面嗎？」就這樣，三國會議變成五國會議，而其達成的動議，翌日成為大會的協議。由於協議沒有法律約束力，因此留下「明年墨西哥城會議再談具體方案」的尾巴。

目前各國對如何減排廢氣存有重大分歧，以人均計，中國和印度排廢僅在百名之後，但總體看則名列前茅（近年中、印經濟都突飛猛進），發達國家堅持減排目標應著眼於總體且要成立國際監察組織以監察減排進度（一如對伊朗核設施的檢查），由於這類國際組織多由西方國家把持（這與出錢多寡有關），政治意識有別於西方國家的中國當然「提高警惕」，予以反對，以免未來陷入不遵守國際條約或內政被干涉的窘局，而且堅持排廢應從人均入手；中、美一開始便針鋒相對，而令情況更壞的則是大會甫召開美國即宣布對台售武，擊中中國「要害」，在眾目睽睽的國際場合，中國對美國便愈不客氣。此外，中、美的「心病」還有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夫人提出一項一千億美元的協助發展中國家減排的援助計劃，有論者認為這是對這些窮國的賄款，以交換她們不要和中國及印度站在一起而認同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減排計劃。

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加上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溫家寶縱然盡力表現泱泱大國總理的風度，但財大氣粗根性隱含的意氣仍於有意無意間流露，英國《衛報》指奧巴馬抵埠後不久參與一次二十國集團國家領袖的臨時（unscheduled）會議，「溫總理選擇不參加，只派副部長何亞非與會」。大財主故意「冷落」大債仔，令與會的歐美領袖「興烚烚」（seething，十分氣憤）；而奧巴馬和克林頓夫人的數次發言，只換來「疏落的掌聲」，美國傳媒亦視之為中國「幕後發功」所致。在環保問題上，中國獲得七十七國集團（發展中國家）的擁戴，美國則有先進國家的支持，相持不下，各不退讓。看看上述這些表面現象，氣候變化會議加深了中、美的矛盾，彰彰明甚。


二、

從經濟學角度看環保問題，可以應用「高斯定理」（Coase Theorem）解決；可是，實際上似乎不可行。請看現在排廢最嚴重的是美國和中國（及印度），非洲國家則微不足道；以高斯的理論，欲達減排標的，各國必須集資給中、美，以交換她們減排；非洲廢氣不足為患，因此不必資助。這與政治現實風馬牛。

政治現實當然不容許這樣做。換句話說，解決溫室效應問題應以政治而非經濟手段。

另一位諾獎得主布肯南早期的重要著作（與屠洛克合寫）︰《憲政民主的邏輯基礎》（J. Buchanan和G. Tullock: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提出個人處事三大方向（原則），惟引入政府事務亦可行。布肯南指出解決困難，可循此三個方向進行—一、個人行動，這裏可指國家各自制定減排政策；二、有關各方自願簽訂契約（Voluntary Contractual Agreements），召開聯合國大會等於與會國自願簽訂協議；三、採取強制性行動，意味聯合國通過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在討論減排廢氣問題上，各國顯然互不信任，因此第一種方法不可行；召開一百九十三國參加的會議，顯然要達成「第二種方法」即達成共同遵守的協議，可是，當今之世，如果缺乏「第三種方法」即沒有國際機構強力執行及監督協議，一切終歸徒然。

哥本哈根會議連「第二種方法」都無法達致，說大會無所成，諒不為過……。行政長官曾蔭權選擇做「環保逃犯」，可算有先見之明！


三、

哥本哈根大會「人多聲雜」，創下國際會議製造廢氣及噪音的紀錄。各國領袖（一萬五千多人加上五千多名傳媒工作人員）與會，令該市出租汽車尤其是只有二百餘架司機駕駛的轎車供不應求，不得不向德國和瑞典求助，這等於有千餘部大型轎車從國外開入哥本哈根，當然噴了不少廢氣；至於大官們一共乘搭一百四十餘架專機而來（大部分必須停泊在遠離首都甚且瑞典的機場）製造的廢氣與噪音，當然更成為環保分子抗議的一項主題。

為了應付數以萬計理直氣壯—為了我們的後代而上街抗議—的示威者，哥本哈根市政府特別定做了足以囚禁四千餘名被扣留者的三百六十個「鐵籠」，成為別開生面的臨時監獄；而為了樹立健康形象，該市政府發出不少勸告遊客「挺住，不要嫖妓」（be sustainable, don't buy sex）的單張（讀者如有更佳譯法，請示），令性工作者大怒，代表該市一千四百多名註冊妓女的工會召開會員大會，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她們支持氣候大會，決定向任何與會者提供免費性服務，而這種「免費性交易」稱為「廢氣約會」（carbon dating），為這次嘈吵不休毫無具體結果的勞民傷財會議平添幾分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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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純恩


吹水會


在丹麥召開的地球氣候會議，各國領袖雲集，結果變了一個吵架大會。

雖說口口聲聲「全球一體化」，但「全球」怎麼可能「一體化」。

不要說全球，就是同一個國家，地方與地方，沒事的時候還可以和睦相處，一旦有事，特別是事關自身利益，就不會再像一家人那麼抱成一團了。

全世界那麼多國家，各有不同的自身利益，富國有自己的資源不用，跑去窮國開發，窮國為富國提供所需，結果落得一個破壞環境的罪名，於是窮國又要富國補貼：你們富人的命不是矜貴嗎？地球出了事，你們比我們害怕對不對？要救地球，你們先拿錢來。

但是，富國就像所有的有錢佬一樣，又怎會心甘情願拿錢出來呢？於是又用了種種理由來推搪，推搪不過，再討價還價，爭來拗去，結果吵成一團。

看到這種情形想起中國一句老話：「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這句話，本來是有點貶意的，說人只關心自己不關心別人。

但是，如果世事真的可以做到「人人自掃門前雪」，那已經很不錯了。「自掃門前雪」就是先把自己做好。現在的世界問題，是許多人自己的「門前雪」還沒掃，就管人家的「瓦上霜」。事情於是就亂了。

我們常說，「環保從自己做起」，這其實就是要你先把「門前雪」掃乾淨，人人都把「門前雪」掃乾淨了，環境也就很乾淨。別人的「瓦上霜」，你不用管，等別人自己掃好了「門前雪」，他自會清理「瓦上霜」的。

你看看各國領袖，聚在一起，個個豪言壯語，再看看他們家，有幾個是掃乾淨「門前雪」後再出來發表偉論的？

所以，這個甚麼「地球氣候會議」，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吹水會議。

長債孳息上揚 糧價躍躍欲升

林行止



一、

杜拜獲阿布扎比的「支援杜拜財政基金」注資百億（美元．下同），令周一到期的四十一億伊斯蘭債券（sukuk）不致「作廢」，餘款的指定用途為融資至明年四月底「杜拜世界」的未完成工程；杜拜的債權人稍鬆一口氣，杜拜亦因此暫時不會出現大規模的「爛尾樓」。非常明顯，阿布扎比政府此舉令債權人有時間與杜拜政府慢商還債時間表，絕不意味杜拜的債務問題已解決。

筆者的預感是，杜拜債務危機的終局，為阿布扎比以低價收購杜拜的主要公共工程，這當然是在公開公平的市場情況下進行；但誰有興趣在這個遙遠海灣小國的硬體建設上投下巨資？答案是恐怕不多，結果阿布扎比扮演「白武士」，出面以比成本價低得多的價錢「收拾殘局」。在這件事上，有重大虧損的肯定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渣打和匯豐！

杜拜金融危機並非孤立事件，歐盟多國亦陷入財政左支右絀的困難。大體而言，這些「先進」國家所以出現財困，原因不外二點。其一當然是政府先花未來沒有的錢，而且數目龐大，以至於現在尾大不掉，危機隱伏；其一則為她們還有歐盟規範財赤與ＧＤＰ比率的指引（馬城條約）要遵守，這等於那些赤字纍纍的國家，今後必須撙節開支、提高稅率，雙管齊下才能收收入增加支出萎縮之效。在民選國家，這樣子的財金政策可不是鬧著玩的，事情稍一失控，執政黨便得提前大選。

歐盟成員中希臘的財困最嚴重，昨天其總理宣布要在未來四個財政年度內，把財赤從佔ＧＤＰ百分之十二點七壓縮至百分之三，要達此標的，凍結公務員薪金及加徵關稅，雖為對症下藥之策，卻會引起受害者強力反彈（公務員考慮罷工）；愛爾蘭已於去周宣布史無前例（unprecedented）裁減公務員薪酬及失業救濟金，一場反政府示威正在醞釀中。與此同時，西班牙政府承諾明年度的財政預算會削減百分之四的政府開支。值得留意的還有奧地利去周宣布把其第六大銀行（Hypo Aple-adria）國有化（這是「金融海嘯」以來第二家收歸國有的銀行），該行有太多東歐國家的物業按揭……。

上述這些「勒緊褲帶」行為及把問題銀行國有化，除會引起民怨沸騰、民心恐慌，製造社會不和諧甚至「政權易手」之外，對金融市場影響非常深廣，昨天歐洲股市全線下挫而歐羅比積弱的美元更弱（兌美元創兩個半月來的新低）；其對國際債券市場亦有負面衝擊，考慮杜拜的「賴債驚魂」及歐洲出現財困國家日多，長期債券孳息已明顯飆升，債權人認為只有「高息」才可以補償「賴債」的風險（寫稿時紐約市場十年期債券孳息升至三厘六一、三十年的更高企四厘五五）。市場活動顯示，作為債券「大持有者」，中國現在只對期限五年內的債券有興趣……。如果聯儲局不再增印鈔票，長債孳息肯定「步步高」。從債券孳息走向看，明年通貨膨脹變本加厲似不可避免。


二、

天時不正令農作物歉收，在供不應求的情形下，各糧食進口國如印度還大肆囤積以備不時之需，該國農業部長周一指出，糧倉囤滿糧食時，飢民的騷動很快便能平息，但若糧倉存量不足，騷動便可能導致大危機！

即使沒有反常天災—應旱的地區有水災而雨季時節出現乾旱—令農作物產量驟減的衝擊，世界糧食供應亦明顯地落於需求增長之後。聯合國糧農組織（ＦＡＯ）指出在未來四十年，世界糧食要增產百分之七十才能滿足市場需求，這是根據世界人口從目前的六十八億增至二○五○年的九十一億推算出來的。人口增長能否受到有效控制？答案是不樂觀，比如在印度（印度人口很快超逾中國）推行節育，成功希望甚低；而中國早就冒小孩長大後沒有兄弟姊妹之險貫徹一孩政策，在人口控制上已無法再進一步收緊，那意味聯合國預期的人口增長有望達標（期間若爆發核戰什麼都不必談）。解決人口增速甚於糧食增幅的辦法，第一當然是開山填海開闢耕地，第二則是再來一次綠色革命大幅提高耕地產量。但這些辦法都是知易行難。

人口增長之外，生活改善令大量農民「吃得飽飽」，對糧食需求自然上升，「國際五穀議會」（International Grains Council）估計二○○九╱一○年度世界的五穀消耗增百分之一點四，然而，五穀產量跌百分之一點八……。五穀供不應求加上定價貨幣美元愈來愈不值錢—購買力下降，能購得的東西愈來愈少—五穀價錢看升，似為投資界的共識。

在這種情形下，未來三五年應是投資農作物的最適時刻。為什麼只看三五年？這是因為筆者不認為各國政府會坐視糧價天天上漲而不設法抑制，因為糧荒會激發民變；另一方面，聯合國估計目前全球有飢民八億至十億人，糧食問題不解決，世界肯定大亂；此外，筆者相信轉基因（genetically modified）的耕作技術進一步改進會使耕地增產百分之七至十，這當有望紓解五穀不足的困擾。

然而，由於沙漠化情況嚴重，擴大耕地不易達標；而全面引入轉基因耕作，環保分子會全力反對，必會拖慢進展，因此藉此增產並不容易。還有，最令人喪氣的是過去二三十年，各國俱集中力量發展工業，農業投資大大不足，高盛十一月的報告指出，在一九八○至二○○六年間，西方國家直接支援農業發展的撥款減百分之七十五；迫切需要糧食的發展中國家○五年在這方面的投資不足公共開支的百分之五。結果是先進國家的單位耕地糧食增產在百分之一至二之間，而發展中國家更無寸進。在這種情形下，要令農產速增簡直不可能。

綜上所述，糧價短期上升趨勢已不易逆轉！

海外本土皆受惠於美元貶值、一千成金價新支持位

林行止



過往一段長時期，每當美元匯價疲態畢呈時，美國政要都會站出來「出口術」，為美元打氣，若和淡友補倉的行動相配合，美元便會應聲反彈，但「藥力」一過，又回到下降軌道……。奧巴馬政府登台之初，仍玩這套戲法，可是，二三個月前，財長蓋特納支持強美元已不太熱衷，除不採取任何有助其強勢的舉措之外，連口惠亦靳而不與；到了本月初，奧巴馬總統提出所謂「後泡沫增長模式」時，明確指出美國應集中全力促進出口，經濟才會興旺；他似乎欲以德國為師，因為他說德國在強勢工會之下出口業仍一枝獨秀。「德國能美國何以不能？」奧巴馬認為迄今為止，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負債驅動」（debt-driven），即增長全靠財赤貿赤而來，由於雙赤的消極後遺症早已發作，目前正在惡化中，他因此以為改弦更張已刻不容緩。這即是說，美國的經濟增長應該由出口帶動才健康。奧巴馬沒有說出口的是，要促進出口業蓬勃興盛，首要條件是弱美元！

這種背景正是筆者認為美元頹勢將持續的原因；事實上，看淡美元已是大多數論者的共識。

非常明顯，目前美元仍離見底甚遠，因為美國經濟雖然在第三季已錄得百分之三點五的增長，但失業率仍高企、受薪階級收入毫無寸進，而消費者依然無心（或無力）消費，要改變這種種令人民無法提高物質生活的經濟狀況，增加出口也許是不二途徑。

然而，在經濟窘態畢呈之下，美股卻熱火朝天，升勢甚勁，自從三月創新低以來，迄去月底，標準普爾五百工業股指數已攀升百分之五十強，究竟是什麼令股市與經濟發展背馳？答案主要是美元偏軟已久累積的貶值效應發揮作用。據標準普爾的資料，其五百工業股指數成分公司中，於二○○六年，有二百三十八家收入主要來自海外，是年它們的海外營收佔總額百分之四十三點六，○八年增至百分之四十七點九（二百五十三家公司的業績），今年料將過半；其中不少企業的國內市場佔有率已無法向上突破，因為市場已飽和，而且消費意欲轉弱，因此，海外收入多寡，決定了公司盈利增長—和股價—的高低。

美企在海外市場表現遠遠勝於本土，揆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新興市場如中國、印度甚至若干南美國家，在西方遍吹淡風之下經濟仍有可觀的增長，加上中國鼓勵內部消費，對美國貨需求殷切；一方面則為拓銷是美企的專長，它們在海外市場因此很快佔有相當份額的市場佔有率。市場優勢加上美元匯價持續貶值，令這些美企的美元利潤大幅增長（舉例而言，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美企在內地所賺人民幣便可兌成較多美元，等於其以美元結算的盈利有所增加），這當然是一項令美股快速回升卻似未受股民廣泛注意的變化。

不過，美企海外營收及利潤大增，本土工商業受惠有限，因為美企就地設廠，賣的只是美國牌子而不是美國製造的貨物。美國出口業在「金融海嘯」後一蹶不振，今年八月（最新數據）仍比○八年同期低百分之二十強。統計數字清楚展示，美企在海外賣的不是美國貨，這與奧巴馬所說的出口不同。換句話說，美國既在海外設廠開分公司幹出良好成績之餘，美國政府還要設法刺激「美國製造」物品的出口；事實上，惟有促進出口，美國本土企業才會增聘人手，如此就業人數才會提升。

通用汽車是成功開拓中國市場的美國大企業之一，其在中國製造的汽車銷量增幅已超過本土業績。本年一至九月，通用在中國賣出一百三十萬輛汽車（僅九月便達十八萬一千輛），本土同期雖然賣出一百五十萬輛（九月僅賣出十五萬六千多輛），但較去年急挫百分之三十六點四。非常明顯，通用在中國市場幹出輝煌成績，管理層及股東均受其益，但由於「零件製造及裝配工序」均在中國，通用汽車在中國熱賣，美國經濟可說無所得益。這種情況是何以美國經濟「牛皮」而股市卻現「牛市」的一項不可忽視因素。

美企已在海外生根、茁長，現在奧巴馬把促進本土貨出口定為貿易策略，其將全力以赴，不在話下；美元匯價持續偏軟而政府袖手不理，是不難預期的。

以目前美國經濟的結構，匯價貶值既會令美企海外盈利有業績外的增長，又可促進出口，如此「多功能」，美元還會不續跌嗎？據恒生銀行昨天公布的《香港經濟回顧與展望》，今年前三季度本港出口額比去年同期依次挫百分之二十一點九、十二點九及十四點三，「跌勢靠穩」，是否港隨美匯貶值有以致之？如果港元偏弱有助已大不如前的出口業，則美元續跌對本港出口當有幫助。

美企於海外設廠，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都會提供比當地更優惠的薪津福利，這對提高本地工人的收入和福利有幫助。以內地為例，如果國企和民企不仿效美企，人民會普遍崇美並視「打美國工」為優差，便如過去港人多以在外國公司做事「為榮」，因為工作條件遠勝本地公司因而被視為「高等華人」。筆者相信中國政府會採取必要措施，以免出現外企與內企的待遇愈拉愈遠，同時防範另一種形式的「喪權辱國」現象出現。換句話說，外國直接投資的一項積極副作用是促進內地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合理化，這雖然會影響企業（不論官民）的邊際利潤，卻會提高受薪者的物質生活且可平民怨，未始不是好事。


昨天「投資者日記」談印度儲備銀行（央行）買金，問「一千（美元盎斯價）會不會成為金價一個新支持位？」畢老林應心中有數，只是沒說出來罷了；對筆者來說，「長期而言」，盎斯黃金一千元（美元．下同）應是「新支持位」，即是長期的底價，何以強調「長期」，皆因有太多因素足以左右金價升跌，惟這些升升跌跌都環繞千元而行。

論者都說印度人嗜金（和銀）如命！這大概是從印度婦女無論在節日或日常應酬都喜歡穿金戴銀得出的結論；印度婦女這種裝扮，以印度人的價值觀，可收炫耀性之效，正因為既能炫耀又有保值作用，金銀及金銀飾物遂成印度市場搶手貨，印度民間藏金最豐的傳言亦因此而起。至於印度政府對黃金亦甚重視，因為黃金曾把印度救出險境；在最近這次大手購金之前，印度儲備銀行（RBI）存金量微不足道，這並不意味它排斥不生利息的黃金，只是其外匯儲備近年才有可觀進賬。換句話說，自從九十年代以還近十多年，印度政府並無太多外匯可以分散投資。

一九九一年印度面臨歷史上最嚴峻的國際收支平衡賬赤字危機，無法支付到期外債，結果被迫把庫存六十七噸黃金按給瑞士聯合銀行（一九九八年與瑞士銀行合併為UBS〔仍稱瑞士聯合銀行〕）及英倫銀行，借進六億零五百億美元應急。六億美元，現在看來，真是盞盞之數，但以九一年一月印度外儲備只有十二億水平至六月且降至六億左右的情況看，六億卻非小數目。一如大家了解，印度於九十年代中期「棄社從資」亦即經濟政策從左而右，經濟漸有起色，配合在這段期內大興的電腦軟件業為印度強項，其經濟進入高增長期，至今年六月，印度央行外儲已累增至二千八百五十五億；由於央行對約二十年前「賣金度日」的記憶猶新，這些年來陸續購金，惟數量有限，至六月底黃金只佔外儲的百分之三點七，此次購進二百噸後，儲金比率增至百分之六左右。

有一點應說清楚的是，國基金這次平均售金價每盎斯一千零四十五元，總值六十七億，但印度支付的不是全部美元，而是等值的一籃子貨幣（其組合與國基金的特別提款權〔SDR〕的構成相同）。無論如何，印度央行此舉被市場視作「減持美元」，亦被解釋為為未來可能因美元大貶值而引致的金融危機作好準備。市場觀察家認為繼印度之後，另一個會大購黃金的國家是在財經事務上向來以印度為師的斯里蘭卡，其未公布的購金數額也許不太顯眼，但若以其外匯衡量則必然是大比例。

國際貨幣基金會十八個月前宣布「售金意向」，論者以為會對金價帶來負面衝擊，誰知此「利淡」消息很快便被市場消化，不但如此，各國央行且反其道而行，紛紛從「長期淨賣金變成長期淨買金」，它們這樣做的原因十分顯然，便是人同此心地看淡美元前景，因此美其名地說把以美元為主的儲備多元化，實際上便是拋美元換黃金或其他貨幣。

增持黃金不僅僅限於西方（或資本主義）國家，俄羅斯亦這樣做。雖然俄羅斯的國家稀有金屬及寶石局（Gokhran）年初宣布年內會售二十至二十五噸黃金以填補財赤，但俄羅斯央行買金活動並未停止，今年迄九月底已增購黃金七十噸，官方的文傳電訊社（Interfax）十月初發出央行會在年內再向Gokhran購金二十五噸的消息。可是，上述的交易完成後，黃金仍然只佔其總外儲約百分之五。近十年來，不管印度還是俄羅斯，美元外匯快速增長，這令黃金儲存的比例相應下降，在弱美元已成美國國策的現在（請看奧巴馬總統東行前對路透社的有關談話），它們必會加速把外儲多元化，而增持黃金是多數央行的共識。近年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增長全球之冠，其黃金儲存增幅遠遠落後，至今只在百分之三水平。一方面是對美元的失望，一方面是大勢所趨，料中國會在市場或向國基金購金！

短期金價（所有報價商品）的去從，誰也說不準，惟看美國已放棄強美元政策，包括黃金白銀石油天然氣的百物價格皆升而美元看跌之局，短期內不易逆變。

昨天英國宣布將興建十座核能發電廠（在二○一八至二○二三年全部投產），反映了北海油田產量將盡，建核電站正是未雨綢繆之策。值得注意的是，筆者相信世界油產高峰已過，雖然近來有不少反對之聲，惟此信念不變，揆諸現實，筆者的看法相信無誤。昨天英國《報》指出美國政府某些高官「鼓勵」國際能源機構（IEA）在石油開採上報喜不報憂，為該機構將於今天公布能源數據的可信性投下陰影。《報》指出，IEA預測石油產能數字的確一年數變，二○○五年，它預期世界石油日產量在二○三○年可達一億二千萬桶，其後不斷向下修訂至一億零五百萬桶；但IEA的「內鬼」認為日產量能夠保持在九千五百萬桶左右已是極限……。和其他「熱炒」商品價格大幅波動一樣，油價亦如坐過山車，但由於油產已見頂，即使目前經濟增長似有若無，對能源需求稍為放緩，但看淡油價仍非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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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老林



上星期最具震撼性的新聞，自然是印度購入IMF二百噸黃金，以及股神「孤注一擲」，全購鐵路營運商伯靈頓北方（Burlington Northern）。過去幾日，圍繞這兩件事的分析鋪天蓋地，觀點角度雖不同，但印度買金、巴郡買鐵路，歸根結柢都是對美元投不信任票，相信已為大多數論者認同。

《金融時報》上周末在社論中提及印度吸金一事，值得一引。該報認為，中央銀行增持的黃金雖多，但在亞洲國家天文數字的外匯儲備中佔比微不足道。以印度為例，新購的IMF黃金總值67億美元，影響金價綽綽有餘，但跟印度2770億美元外儲相比，形同泥牛入海，在改變資產結構方面並無實質意義。

《金時》提出這個數字，旨在說明亞洲國家外儲增長趨勢若不逆轉，央行增持黃金對解決全球經貿失衡將毫無幫助，吸金不過是對坐擁巨額經常賬盈餘的國家無心消費、赤字龐大國家無意增加儲蓄的一種消極回應。

從宏觀經濟和全球福祉的角度出發，《金時》的話大有道理，但對唯利是圖的投資者來說，央行吸金是否有助糾正經貿失衡，並非他們念茲在茲的問題，反而該報在社論中承認，印度高調接下IMF的黃金，對金價產生重大刺激作用，更有留意價值。

試想，中國若決心把持金量從目前水平增加一倍，黃金佔中國外儲比重依然不足4％，較印度更加微不足道，對改變儲備資產結構實質意義更小，但這個吸納量已相當於全球金礦年產量近半，其他新興大國一旦起而效法，印度在每盎斯1000美元以上水平接下 IMF半數待售黃金，「一千」會不會就此成為金價一個新的支持位？

錢多金少

林行止



迄十月底，「地上黃金」（指不計蘊藏的存世黃金），以盎斯千美元計，約合四萬億元（美元．下同）；這究竟多還是少？看看下述的數據然後自己作判斷—直至九月底，全球流通的美元約八萬億、全球貨幣供應（各國貨幣總和）在三十萬億水平，世界股市總值（當然未計甫開業便暴漲的深圳創業板股市）大概四十萬億、世界債券總值在八十萬億左右，而全球衍生工具總金額更達八百萬億！「金甲蟲」（黃金好友）因此認為金價可以進一步看好，理由是只要有小部分資金流出這些「紙市場」進入金市，黃金便會因為供應相應渺小而價格必會上揚。這種推理可以接受，問題是不知何時發生？這即是說，黃金供應相對紙幣微不足道可以肯定，不能肯定的是不知其價何時會飛升。

「金甲蟲」又找到另一項看好黃金的元素，同樣言之成理。資料顯示至九月底（第三季結），七國集團國家央行儲備中平均黃金的比重為百分之三十五，包括在二十國集團內的其餘十三國，黃金平均只佔其總儲備的百分之三點五，而過去五年，她們的外匯儲備一共增加了二萬二千億（中國和印度佔去大部分）。黃金好友因此認為—也許可說是「一廂情願」地認為，在外儲備持續增長加上美元價令人大大失望的情形下，七國以外的大國料會繼續增持黃金，假定她們的目標是黃金佔總儲備百分之十，便要購進三億七千五百萬盎斯黃金，那已等於二成「地上黃金」；如果她們要向七國集團看齊，把黃金存量提高至總儲備的百分之三十五，需要的黃金便達十三萬盎斯，約為百分之三十五的「地上黃金」。

上述統計，肯定許多央行持金量不足，但她們會否增持？何時增持？則無人敢予肯定。

另一方面，黃金淡友肯定有相反且同樣持之有故的觀點……。筆者的看法是，在美元泛濫（聯儲局聖路易分局剛發表的統計顯示，季節性調備貨幣基礎﹝Adjusted Monetary Base﹞，即在市面流通的紙幣及硬幣於截至十月二十一日的二周後急增百分之四點二，達一萬九千六百億；從八月十二日開始的增長年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六點六）即紙幣愈來愈多—遠比經濟增長高—的情形下，部分資金見勢頭不對逃進金市的可能性不能抹煞。

利率跌至凱恩斯所說的等於要「食息者和收租人安樂死」（euthanasia of the rentier）的極低（低無可低只會上升）水平，意味政府不希望人民儲蓄、鼓勵消費進而刺激投資，最後會達致全民就業（這便是凱恩斯財政政策的藥方）的「最適境界」；然而，經驗告訴我們，現實有時會聽經濟學家的話辦事，更多時則置若罔聞，走無形之手引導的路！現在低息政策是否有效？筆者的理解是，投資市場走勢反映了投資者不安於「安樂死」，他們要為資金找出路（即使出意外亦要死得轟轟烈烈），此為股市金市期市匯市近來都熱火朝天炒得翻江倒海的原因；但負資產消費者無力消費、有財力消費的人則擔心可能為第二波海嘯所傷，因此撙節開支，不肯放膽購物，如此一來，需求不足，加上銀行剛剛死裏逃生，痛定思痛，對放款加倍小心，企業投資因而趑趄不前，失業率遂無好轉之跡象，結果是利息雖低借貸市場卻供求兩閒，令各國政府全力刺激市場後經濟前景仍搖搖擺擺、去從未定。

這種大趨勢當然更令「金甲蟲」振振有詞！

畢非德、索羅斯

林行止



人棄我取乘虛而入 賺錢之道平平無奇

　　美國財經作家查理．莫理士的《三智者》（原名等見二十一日本欄），短小精悍，文本只有一百八十頁，作者記者出身，蒐集資料極豐，加以文筆洗練流暢，可讀性高；本書分四章，除索羅斯、畢非德和伏爾克各一章外，尚有一章〈經濟學、市場及現實〉，有益有建設性，特向各位推薦。

　　這三位財經界殿堂級人物的「事功」，世人皆知，在香港投資界亦家喻戶曉；他們的共通特點是信念堅定、貫徹始終和有奉獻精神，因此被莫理士稱為「高尚的完人」。

　　香港讀者最有興趣的，相信是畢非德，因此便先從他的「投資史」說起吧。有關畢非德特別是六歲便知道且身體力行賺錢並真的有所斬獲的「童年故事」，過去多年本地傳媒當然包括本報已作過很詳盡的報道，於茲不贅。

　　畢非德是賺錢天才，高中畢業時已積聚了五千元（美元．下同），約合今日五萬三千元（大學畢業則有財富二萬元）；畢業後他考上賓州大學的商學院華爾頓（當時尚未升格為研究院），上課一周他便會默誦商學教授所寫的教科書、因而經常指出教授錯誤引述自己的著作；得學士學位後，他考不上哈佛，進哥倫比亞商學院，上格拉罕的課，這位格拉罕便是大名鼎鼎的證券分析之父Benjamin Graham（1894﹝生於倫敦﹞-1976）。

　　畢非德熟讀格拉罕─篤德（David Dodd, 1895-1988）合寫的那本經典《證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九三四年初版；加十位名家評論的第六次修訂版○八年出版；現今仍有不少學府採用為教科書），對其中的個案分析瞭如指掌，因此獲格拉罕垂青。畢非德是該學系歷史上唯一一位在證券分析科得Ａ加的學生！

　　畢非德的父親是股票經紀（後當了四屆國會議員），他畢業後在父親經紀行任職，但他對經紀業全無好感，以經紀對股票本身所知甚少只會鼓如簧之舌全力向客戶推銷股票，由於收入與買賣頻度掛，經紀因此叫甲購入叫乙沽出，在一買一賣間賺取佣金；他對這種生涯興趣不大，但在經紀行工作約一年期間，他還是建立了不錯的客戶網，期內晚間在俄瑪哈大學教授投資課程，他對學生有關個別股票的提問，有問必答且對答如流，情況頗似今日電視電台財經演員的答客問，只是他們有電腦可查而當年畢非德全憑熟讀近萬頁的穆（Moody's）證券分析的資料；期間他和乃師格拉罕保持書信往來，就投資問題互相切磋。

　　一九五四年，格拉罕的證券公司給他「一份工作」，他馬上接受並帶同二年前結婚又再懷孕的妻子及大約一歲大的嬰兒赴紐約。在最初二三個月，畢非德在資料室讀完公司的全部投資檔案，不久後被格拉罕指派參與洽商一宗收購；畢非德的工作令格拉罕十分滿意，公司賺了大錢，他自己亦購進一些有關公司股票，當收購消息公布時，股價飆升二倍半，畢非德利用「內幕消息」─當年尚未立法禁止─賺了一大筆……。當一九五六年格拉罕退休時，畢非德二十六歲，他決定回老家謀發展，其時他已有購買力等於現在的百萬身家。

　　畢非德決心在股市大展拳腳，以活學活用他從格拉罕身上學到的投資知識，而投資資金不是自掏腰包而是向親友籌措。他很快獲外父（俄瑪哈大學商學系主任）的退休金二萬五千元，還有姨母、華爾頓老同學及妺夫等紛紛加入，他們成為他的合夥人（在家中辦公，六○年正式成為畢非德合夥人公司並租辦公室），畢非德的傳奇創富投資歷程由是開始。

　　和一般投資機構不同，畢非德自定的規則是他不收取管理費，盈利最初的百分之四悉歸合夥人分享（保證他們的收益與當時銀行利息差不多），以後的利潤，畢非德與其股東（合夥人）各得其半；最重要和與眾不同的是，如有虧損，畢非德承擔四分之一，這在投資界是首創且至今可能仍然「只此一家」。眾所周知，基金經理都是「輸打贏要」的，這種安排，意味虧損時畢非德有切膚之痛，因此會更小心地作出投資決策，其所作投資亦比不必分擔虧損之責即利用ＯＰＭ的投資經理更穩健。股東的「代價」是不要過問他的投資細節，他亦聲明不會公開投資詳情，只會在年報中詳細解釋；而股東僅在年結期的一段時間可以套現（把以當時市值的股票賣回給畢非德或新加入的合夥人）。畢非德在這家合夥人公司的投資只一百元，他自己的資金全作固定收益投資，目標是有年入一萬二千元以養妻活兒！

　　畢非德的投資業績已成為歷史，不必細表。歸納其成功「秘訣」，不外下述二項。

　　第一、人棄我取（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and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當然，「取」的大前提是必須做大量研究工作，不然「取」得的極可能是垃圾。深入研究之外，在投資前，畢非德還會設法和公司負責人見面（談生意固佳，閑聊亦無妨）；這位負責人如對公司運作熟悉和對所業極具信心，其公司便是長線投資的對象。

　　第二、乘虛而入。當一家公司遭逢困難時，只要其本業健康及有一流的管理層，便不妨趁低吸納。畢非德在美國運通有員工涉嫌做假惹上官非被罰巨款股價大瀉（巧逢肯尼地總統遇刺人心惶惶大市急挫）時對該公司發生興趣，因為他看中其「旅行支票」業務而大量吸納。水門事件令《華爾頓郵報》聲名大噪但在實際業務層面為共和黨人杯葛股價頹疲時入股……；成為《華盛頓郵報》大股東不僅為畢非德帶來重大金錢收益，在其發行人格拉罕夫人（Mrs. Katharine Graham；與 B. Graham 無關）的引介下，畢非德打通華盛頓的政商人脈，令他清楚華盛頓「幕後運作」的來龍去脈，令其投資事業如虎添翼！

　　畢非德是格拉罕價值投資的信徒，對其理論有所發揚及補充，對此原則他奉為圭臬，堅定不移；他的成功，絕非來自交遊廣闊、消息靈通，而是精研有關資訊。畢非德ＥＱ不高，人際關係不佳，年輕時終日埋首穆的股票資料，甚至有「討厭鬼」（Nerdy）之別名；不過，筆者以為此名之得，多少與他過度節儉有關，他這種個性，一方面固然是他生長於大蕭條期養成的習慣，一方面則為上中學時便懂得複式利息（Componud Interest）神奇累積功能的「厲害」，應用到日常生活，他便極度知慳識儉，他從省下的錢的複式增值上獲得的快樂遠比「即時消費」的享受高，其「孤寒」是大有道理的。


堅信市場無效率 泡沫常現機會多

　　佐治．索羅斯（G. Soros, 1930-）在股票、證券、期貨尤其是外市場翻江倒海三十年，於二○○○年宣布從他手創的量子基金退休，自此全職行善；迄今為止，他的捐款已達六十億元（美元．下同），約佔其財富三分之一強。

　　這三十年內，他不僅為基金帶來以百倍計盈利，且因「打敗」英倫銀行而揚名立萬，成為萬人「敬仰」的投機界傳奇人物。在一九六九年至二○○○年，量子基金平均年回報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一，在這段期內，一萬元投資變為四千三百萬元！當然，除了索羅斯和少數核心投資者，很少人能從一而終。換句話說，能夠獲得這種驚人回報的投資者，寥寥可數。

　　和畢非德不同＊，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s Management）代量子基金投資，收取百分之一管理費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潤；由於索羅斯是基金管理公司的「絕對大股東」（dominant owner），量子基金賺大錢等於他發大財。

　　匈牙利這個東歐小國真是人才─各方面的人才輩出，納綷德國的崛興及共產蘇聯霸權橫掃東歐，迫使不少猶太人才流向海外特別是美國，舉幾個大家熟知的名字，有電腦先驅、博弈論作者之一的紐曼（John Von Neuman），原子科學家（美國成功引爆原子彈的中堅人物）特拉（E. Teller）和西拉特（Leo Szilard），《北菲諜影》的導演柯蒂斯（M. Curtiz）和落籍英國的著名小說家凱斯拉（A. Koestler）。索羅斯亦是匈牙利猶太人，他之所以能夠逃脫納粹魔掌，不致成為四十餘萬名被納粹黨徒殺害者之一，皆因其業律師的父親有點積蓄且擅長走後門，賄賂令他們一家雖然「一日三遷」但終保平安；在二戰後不久的一九四七年，十七歲的索羅斯在乃父及親友鼓勵、資助下籌得旅費前赴英國尋求發展；在倫敦，他幹過泳池救生員、餐廳侍應、油刷工人和農場雜工，公餘「如飢似渴」地閱讀，終於考入倫敦經濟學院（ＬＳＥ）。索羅斯精通數國語言、「飽讀詩書」，可是他的學業成績普通，主因是數學差勁所致，這使他要成為哲學系助教同時深造哲學的希望落空。一九五三年畢業後在金融城當套利交易員（arbitrage trader），但他感到在倫敦暮氣沉沉的經紀行工作沒有前途，遂於一九五六年移民美國。

　　英國經驗令索羅斯很快在華爾街經紀行謀得小差事，至一九六七年已升任研究部門主管，六九年設計一個組合投資並創設天鷹基金（Eagle Fund）。這段時期索羅斯的興趣集中在物業投資上（主要通過物業投資信託 REITs），物業市場隨人口增長及工業轉移而大升大跌，形成泡沫，看似包藏重大風險，唯索羅斯認為泡沫只是千變萬化的「一種有危有機的市場形態」，他指出價格泡沫的形成，是參與其中的人對價格的預期與實際市場行為的反射，當大眾看好（herd bullishness）某種商品或證券或貨幣時，其價必升，泡沫（bubbledom）於焉形成……。不同信念及根據不同理論入市的投資者對價格的預期大異其趣，他們形成的互動，便是他所創的反射（自反）理論。經過長期觀察和實際操作，索羅斯最終認為外市場具「充分反射關係」（rich mines of reflexivity），炒家和政府頻密互動，處處有陷阱處處有機會；他解釋說，政府試圖穩定其貨幣的價，以免外貿受衝擊，但每當價被固定在某一政府認可的水平時，往往成為看法及目標與政府不同的炒家的攻擊目標；索羅斯了解外市場牽涉的數目動輒以千億計，極微小的價格差亦可能帶來重大利潤，外炒賣因此是賺大錢牟巨利的最適市場。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他便專攻外買賣！

　　索羅斯最成功的外投機當然是一九九二年和英國財政部「對賭」、結果一共為他贏得近二十億元利潤那一役。一九九○年，英國加入成立於一九七九年的「歐洲率機制」（European Rates Mechanism，ＥＲＭ；由於此機制加深機制內經濟弱國的衰退，因此被戲稱為「永久衰退機器」〔Eternal Recession Machine，ＥＲＭ〕），其後因東西德合併德國選擇提升利率以挽救其貨幣，馬克價由是趨強，是年九月十三日意大利里拉貶值百分之七，英鎊亦岌岌可危，當時英國保守黨馬卓安政府寧可借進馬克（共合值一百四十三億元）以購進英鎊，希圖保其價於不墜，但未能遏阻英鎊價跌勢，至九月十六日（英國金融史上的「黑色星期三」）只好大幅提高利率─從十厘至十二厘並聲言不惜提升至十五厘，可是依然無法起阻嚇作用，英跌得更急，終於迫使英國宣布暫時退出（suspended）ＥＲＭ並貶值百分之二，這等同宣布把ＥＲＭ作廢。

　　拋空英鎊是量子基金執行董事杜魯肯米拉（S. Druckenmiller）的主意，唯獲看淡英國經濟和英鎊（他從德國財長口中得知德國絕不會支持英鎊）的索羅斯全力支持，他們為部署這場「市大屠殺」，在全球數十家銀行一共獲得一百億元的備用信貸，當英國宣布英鎊貶值時，索羅斯認為這是英國財政部承認苦英鎊價的策略終告失敗，因此乘虛而入，動用所有信貸，於世界各地拋售英鎊，令其價一日內急挫約百分之十，量子基金遂以強勢馬克購進面目全非的英鎊。事後索羅斯說他們「打敗英國政府」全靠「資訊不對稱」，即他獲知當時歐洲經濟最強的德國不會出手救助英鎊而英國政府仍在期待奇蹟出現……。就在此關節上，索羅斯自稱知道一些他人不知的資訊，因此此次大買賣可稱「內幕交易」！

　　索羅斯對哲學（是大哲波柏〔K. Popper〕的私淑弟子，奉其《開放社會》為聖經）和經濟學都有濃烈興趣，其初曾鍾情於佛利民的貨幣學派，但市場實踐令他明白芝加哥學派的「市場有效率假說」（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實用價值甚低」，行不通；簡單而言，市場若充分反映了有關資訊，有關物品或證券的價值便不會恒久持續大幅波動以至形成泡沫。索羅斯堅信外市場參與者─個人和財政部─不斷「互動」，訊息迅速「反射」，令市況瞬息萬變且變幻無窮，因此價格不是偏高便是偏低，把握市場心理和趨勢的人大有機會「火中取栗」。

　　深思好辯的索羅斯意見多多，他對當前的世界經濟前景看得甚淡。

道德風險、歐美復蘇阻力、美國悲慘的數字

黃元山



道德風險重現

金融海嘯發生前，五大獨立投資銀行，首先出現問題的是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在美國政府的穿針引線下，成功被JP摩根收購，逃脫倒閉厄運。之後，兩房（Fannie Mae / Freddie Mac，房利美及房貸美）財政不穩，亦獲得美國政府支持。此後，市場普遍認定美國政府會拯救所有比貝爾斯登大的金融機構，由於雷曼比貝爾斯登大，所以就算雷曼傳出財政亦可能出現問題，市場主流仍傾向相信美國政府會在最後一刻出手相救。


政府包底鼓勵投機

問題是，若果投資者知道政府會包底，即「賺就是自己的、輸就是政府的」，便會無視投資的風險，從而助長投資者的賭博心態，減低對風險的意識，這就是所謂「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雖然有陰謀論者認為，當時的美國財長保爾森不救雷曼是出於私心，從而壯大以前的公司高盛，但有不少證據顯示，保爾森不救雷曼是為了減少市場存在的「道德風險」，打破市場當時充斥「政府必包底」的信念。無可否認，保爾森或許低估了雷曼爆煲對市場帶來的破壞性，但他希望減少市場「道德風險」的用意，卻又確實無可厚非。一年之後，美國股票市場累積升幅顯著，「道德風險」卻又重現。美國股市上升的動力看似有二：一是對美國經濟復蘇的憧憬；二是認定美國政府會在危急的時候再次出手相救。過去我已詳細討論美國經濟復蘇能否持續，認為美國GDP上升只是經濟復蘇的假象，這裏不再重複。第二點卻比較有趣，越來越多市場人士認為，觀乎美國聯儲局主席伯南克（Ben Bernake，謔稱「直升機Ben」，揶揄他會坐在直升機上狂倒銀紙）的言行，認為他會力撐股票及一切資本市場，以減低美國步日本「迷失二十年」的通縮風險後塵。通縮是伯南克最大的敵人，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印銀紙，而印銀紙會導致股票及其他的資產價格上升，這是市場慢慢形成的共識。換言之，市場認為若資產價格下跌，政府便會出來救市包底，這同樣是「賺就是自己的、輸就是政府的」心態，是另一種形式的「道德風險」。


救市準則反覆難測

值得留意的是，雷曼爆煲的其中一個教訓是，美國政府未必會無止境和長期地縱容市場上的「道德風險」，所以單單認為「政府必定救市」而盲目炒賣股票，便存在一定的風險。而且，就算美國政府再救市，亦未必會循一條可尋的路線，即市場以為他一定會出手的時候就偏偏不出手，以控制通脹預期和美元的穩定性，所以炒「政府必定救市」，也不一定是直線上升。香港空氣污染問題是另類的「道德」「風險」，所以我義務加入了陸恭蕙創辦的Clean Air Network（CAN）健康空氣行動，關注香港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詳情可參閱http://www.hongkongcan.or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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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陽


歐美復蘇進程阻力重重

儘管最近環球股市炒經濟復蘇的熱力越來越強勁，日前公佈的美國消費信貸數據，卻告訴我們歐美經濟的復蘇進程仍阻力重重。美國7月份消費信貸急跌216億美元，創有紀錄以來最大單月跌幅，按年跌幅10.4%，跌幅比市場預期高5.5倍。從正面的態度看，美國人已連續6個月「的起心肝」減債，而減債是應對今次環球金融危機的苦口良藥，苦口是因為減債等同減少消費，而減少消費幾乎等同減少企業盈利，因為無論如何大刀闊斧削開支，我未聽聞過有企業可以透過不斷削減開支維持長期盈利增長，何況企業減薪裁員，勢將令消費進一步收縮，跌進萬劫不復的惡性循環漩渦。從生意營運的層面看，實在很難令人相信，過去大半年環球金融市場價格大幅反彈的動力，真的是來自歐美企業盈利的持續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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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美消費信貸劇減破紀錄

　　美國消費信貸在七月急跌二百一十六億美元，為有紀錄以來最大跌幅，反映銀行及信用卡機構收緊借貸標準，以及消費者傾向還清債務下，消費開支只能緩慢復蘇。 連續下跌六個月。

　　聯儲局周二發表的報告顯示，七月份消費者信貸按年下跌百分之十點四，至二萬四千七百億美元，跌幅是市場預期的近五倍半。聯儲局亦修訂六月份信貸總額數字，跌幅由之前公布的下跌一百零三億美元擴大至減少一百五十五億美元。

　　聯儲局表示，消費信貸已連續下跌六個月，是一九九一年六月至十二月以來最長的下跌期。 　　就算美國政府於七月底開始推行「舊車換現金」換車補貼計劃，也未能阻止包括汽車信貸在內的信貸錄得破紀錄跌幅。

　　Economic Outlook Group首席全球經濟師鮑默爾表示，數據顯示，直至今年底前甚或明年初，消費開支將難以明顯推動經濟。

　　隨著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九點七的二十六年高位，加上國民收入下跌，美國家庭大幅削減開支。消費開支佔美國經濟約三分二。

　　鮑默爾指出，除非家庭消費恢復增長，否則經濟復蘇難以持續，而目前最大問題是，消費開支能否重拾增長，以支持經濟復蘇。

銀行收緊貸款

　　七月份非循環債務大跌一百五十四億美元，當中包括購買汽車及流動房屋的貸款，但聯儲局報告並無提及地產抵押的貸款。信用卡等循環債務則下跌六十一億美元。

　　FBR Capital Markets分析師瓦倫丁表示，循環信貸於明年年底前或會進一步下跌百分之二十，因為銀行進一步削減信貸額度，而且消費者以扣賬卡支付賬項。

　　聯儲局上月中發表的報告顯示，美國的銀行於第二季收緊所有貸款，並說至少明年上半年前都會維持嚴謹的貸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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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總


悲慘的數字

　　華爾街大班們要將再度推行「花紅文化」，以他們在國際金融上游說團的實力，當然並不難。歐盟政客雖然大鑼大鼓要遏制此文化，但如果華爾街得逞，豈不是人才要強渡大西洋？

　　不過，華爾街只是一小撮，中下層的美國人可真是水深火熱，8月份好像一切都穩定了，但9月份又變壞，那又如何呢？反正一切預測不是太高、就是太低，不能只看單月，要看全年如何。

　　美國失業率向10％進發，也許不必到今年年底，信用卡壞賬率早已超過10％，向11.25％進發，估計只要半年。破產人士平均每月十二萬人，8月底只是九十二萬八千人，到達一百四十萬更是毫無問題。

　　美國人出事就破產，沒有東方的「恥的文化」，walk away是真理。樓宇按揭人士遲交和收樓的比率已達12％，原因當然是失業和只能當兼職，被迫當兼差者是八百八十萬人，工時是每周三十三小時。這是法國和德國的法定工時，何以美國人一到這個工時數就朝不保夕呢？

　　有資格拿「免費食物券」的人已高達三千五百萬人，差不多是美國人口的12％，2009年增加的人數是七百萬人，條件是銀行存款不超過2000美元，每月可拿的數目只是區區290美元，可以買多少食物呢？三文治階級又如何，只能在 food kitchen 吧。

　　這數字在2005年已有二千五百萬人，如今只會更多。美國銀行界過去一年已為多少借款人調低供樓金額，但仍然「死火者」達75％，今年銀行已倒閉八十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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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以英國為例，金融業已發展到「一個對社會而言不合理的規模」，且已足以損害英國經濟穩定性；而它「佔ＧＤＰ太高比例，吸納了太多優秀的大學生」，一流人才投身投機業，意味其他重要經濟部門人才不足，對長期經濟發展不利。

昨天金管局總裁任志剛「臨別秋波」語重心長的一番話，指出金融是經濟的依附，如今經濟仍在衰退邊緣掙扎，金融交易大旺，必有問題；這使筆者想起「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老話，經濟的皮腐爛未癒，金融之毛哪能健康茁長？

中美因財失義 婚姻亮起紅燈

林行止


　　十一月中旬，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在新加坡召開，美國奧巴馬總統趁出席會議之便，順道訪問以中國為主的若干亞太國家；以中國為主，是因為中、美的經濟關係非常密切，以至被學者（在美任教的英國史學家富格遜）稱為Chimerica─筆者譯為中美利加，意在突顯中、美合則兩利的現實！

　　中美利加是中國和美國的合成字，與二國的經濟狀況形同夫婦吻合。關於中美利加和中、美如「婚姻關係」是天作之合的種切，近日筆者已有不只一次闡釋。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還，各取所需的中、美貿易互相交纏，已不可分，她們真的配合得天衣無縫—中國人民死慳死儉精打細算，致力儲蓄，美國則人人「大花筒」，不僅花光所賺，而且很少人不先使未來錢有不少且是先使未來沒有的錢，這意味美國人盡情消費，本土廠商應付不了，必須向海外購物，而中國物不善美唯價錢低廉，正中美國中下階層消費者下懷，因此中國對美國出口月月出現貿盈（順差），不問可知，美國則月月錄得貿赤（逆差）。

　　這種貿易不平衡本來不可能久持，但由於美國有辦法借進巨款以融資其貿易，因而數年來相安無事。眾所周知，在這種財務安排上，中國是借方是債權人、美國是貸方是債務人。

　　非常明顯，在中美「婚姻」關係中，中方擔當勤勞工作默默掙錢積榖防飢的丈夫，美國扮演的則為行街購物花錢如流水的妻子。中、美本來各有所求各有所得，關係如膠似漆，可是，做丈夫的由於必須藉「出口導向」貿易以令數億勞動人口有工作以期他們無飢寒之憂而達致社會和諧，因此只有採取低率策略。這即是說，人民幣價長期兌美元疲弱，唯有如此，中國貨才能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美國市場上競爭。和大多數國家不同，中國出口賺取巨額美元加上近來不斷湧入中國數額同樣龐大的美元直接投資，市場上美元「過剩」，其價必然偏弱，這意味人民幣相應強勁；這如何得了，因為人民幣強勁不利出口，中國因此不斷印刷鈔票及信用工具，從市場上吸購美元。這樣一來，市場上美元和人民幣的供求情況驟變，人民幣源源流入市場，美元則慢慢從市場上消失，結果扭轉了人民幣強美元弱的趨勢。人民幣相對美元弱勢，令中國對外特別是對美輸出又佔有優勢，其ＧＤＰ亦有可觀的增長。

　　如此這般，中國手上的美元便愈積愈多，尋且於不數年間便突破二萬億，成為美國最大的海外債權國、全球美元儲備最多的國家。可是，錢多使人愁，尤其是這些錢的購買力處於長期下跌軌中！

　　這種情況令首先提出中、美經濟關係如夫妻的富格遜，認為形勢險峻，中、美可能婚變。在刊於八月三十一日（這是攤檔擺賣最後一天的日期）《新聞周刊》的短文，他說中、美婚事已經觸礁。金融海嘯令美國消費者或失資格或自動撙節開支，他們痛定思痛，突然記起「量入為出是美德」的傳統智慧，有能力的人大都開始存點錢，令美國儲蓄率從接近零點回升，這對美國經濟當然是好事（儲蓄是投資之母！），然而，這等於美國對中國貨物需求不若過往殷切，僅二○○八年五月至○九年五月，中國貨輸美便降百分之十八，這意味中國出口業面對一點困難、不少工人因此有可能失業的威脅；這如何得了，美國進口放緩加上人民幣升值，中國貨在出口上會遇強勁對手，因此唯有繼續賣人民幣購美元，讓人民幣繼續下跌的策略因而必須持續。

　　可是，美元價長期偏軟，對持有二萬多億美元（其中包括值七千七百六十四億美元債券—比五月已減百分之三點一）的中國十分不利，因為美元頹疲等於購買力萎縮，中國（任何人）持有的美元價值相應「縮水」，北京於是向美國提出「警告」，美方敷衍卻不採取有效行動，中方只好為其美元另謀出路。中國雖沒有明確交代怎樣做，但從近月連串新聞看，環球購物廠礦農地以至在第三世界國家投資基本設施等，似為中國為手上的美元「減壓」的手段。這種做法，如果事事有精確的「經濟計算」，對中國肯定有利，但中國的海外投資不易達此標的；從另一角度看，減持美元不僅會使美國融資赤字有困難，而拋（或減持）美元並以之購買實質資產，美國又哪會高興。富格遜認為一場新冷戰因此而起！

　　中、美從合作無間「夫妻關係密切」到鬧分手，陷入冷戰之局，對相關國家經濟影響固大，於世界經濟亦有重大衝擊；一句話，中、美商貿大興帶旺了世界經濟，當中美「因財失義」不再為對手想時，世界經濟甚至政治環境必比前惡劣。

　　由於牽動多方面利益，中、美從時生齟齬到真正離婚，有漫長的路要走，既是「漫長」便多變，而變好變壞，很難測得準，因此現在斷言「會離婚」（如富格遜的題目 Chimeria is Headed for Divorce），筆者認為太武斷，而在中、美這對「錢銀冤家」吵吵鬧鬧中，人民幣亦非沒有轉強的機會，因為假如美國果如所料，走上藉惡性通脹蠶食債權人利益之路，賺取美元有如做蝕本生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人民幣作較大幅度的升值以紓解通脹壓力的可能性甚大，準此，就投資角度看，未來（當然不是漫無邊際的長期）持有人民幣是勝於持有美元的。

　　必須一提的是，大名鼎鼎、組合投資理論及有效率市場假說的始創者范瑪（E. Fama）及其合作者法蘭殊昨天在他們的聯名網站（www.dimensional.com/Famafrench）指出美元購買力萎縮引起全球投資者的憂慮，如何紓愁，他們認為「股票絕非對沖通脹的投資媒介，短期債券和財政部通脹保險債券（ＴＬＰＳ）則可保值」；不過，他們又以為美元貶值是相對其他貨幣的現象，投資者因此可考慮購進「外國證券」-美國人的「外國」，當然包括中國香港等地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