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收水」港樓市乾塘？ 北水強弩之末？

黃元山



香港樓按加息，並非因為銀行水緊，而是反映內地政府「收水」，一般內地企業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融資緊張，被迫轉戰香港。香港在發展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同時，打通了中港兩地的金融連線，使內地企業可以透過「內保外貸」方式，用內地企業的資產作為抵押，透過相關香港企業拿到貸款以作融資，甚至去買房地產。在內地積極收水以控制資金過剩時，香港金融市場提供的廉價貸款，彷彿成了內地企業的太平門。不少內地房產商利用新興的「點心債券」，趁市場憧憬人民幣升值，成功以低息集資。內地一直擔心的金融安全，噩夢彷彿成真，香港不但沒有成為防火牆，反而成為內地貨幣緊縮政策的缺口。中央政府當然關注此問題，故香港金管局也不斷就本港的貸款增長發出警告。內地堵塞政策漏洞有前科，之前不少房地產商透過銀行的理財產品，從信託機構獲得融資，變相繞過銀行監管機構的緊縮政策，這個缺口去年開始已經被堵塞。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央是有決心和有能力，去堵塞香港的「滲水」缺口。內地開始缺水，內地的離岸資金可能就要班資回朝。

資金逆轉勢惹波動

傳統智慧相信，如果美國加息，資金會流走，香港樓市便會回軟；但美國不加息，香港樓市是否就可以一直向上？這是假設聯繫滙率，令香港的貨幣政策只會受美國的貨幣和利率政策影響，但從「內地收緊貨幣政策，反倒拉高香港的按息」這個例子，清楚看到香港的貨幣和利息，同樣受內地的貨幣政策影響。資金不一定流回美國才會影響香港的樓市，如果資金流回內地，對香港的影響同意深遠。香港大幅提高印花稅後，內地資金集中在一手樓市操作，進一步扭曲了一手和二手市場的關係，一旦資金流逆轉，應會引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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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幾天的報紙頭版，都是關於香港一手樓盤如何好賣，當中自然是以內地買家為主導。但有趣的是，打開內頁，卻有不少關於內地商人和企業融資緊絀的報道。只看頭版，讀者可能仍然有「內地人的錢永遠都用不完」這個錯覺。不過，一手樓盤就算有多好賣，亦只有幾百個、幾千個單位，整體的成交已經不斷的萎縮；特別是自從樓宇特別印花稅（SSD）實施後，二手樓供應減少，把投資/投機者推向一手市場，卻使整體成交明顯減少，造成所謂的「乾升」現象。而「乾升」，亦增加了市場波動性的風險。

收水措施陸續有來

當然，我不會低估內地資金的充裕程度，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樓市，已變成一個全國十多億人的市場，只要其中幾個百分點的富人南下來香港買房子，已經很厲害；而且，在過去十年，民間已經製造了不少財富，有不少人擁有充裕的儲備。不過，我們也不應低估內地資金本身的槓桿成份（一個蓋幾隻鑊），用畢菲特的說法，即是「水退的時候便知道誰沒有穿泳褲。」所以，近期有不少關於內地資金緊張的報道，如有溫州生意人要付10厘的一個月短期借貸利息，甚至有說年利率高達240厘；而且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明顯拉高，隔日拆借利息達5厘。銀行體系的資金短絀，可能是比較短暫性，但中小企和個人的借貸融資緊張，卻不容忽視。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內地的通脹甚麼時候到頂，任志剛預期可能有機會見6%，如果是真的，內地收水手段便陸續有來，現在已開始有聲音出來「叫救命」，警告中央可能「過份調控」。無論中央會否「過份調控」，內地收水是一個必然趨勢。上個禮拜我寫過，內地收水，香港樓市有機會受影響，因為內地企業在香港借貸，搶貴了香港的按息，由H+0.5厘，到現在的H+1.5厘，雖然H沒有變，但按息加1厘已經使供房負擔比率增加10%。另外，內地在香港由「放水」變「吸水」，無論中央會否斷了這條「吸水」的太平門，內地企業融資將會繼續緊張。

仇富敗象、樓市敗象

羅耕

仇富敗象



有欄被殺，讀者已在盤算誰是下個清算目標。在下同樣口沒遮攔、同樣罵過地產，自然做足心理準備隨時被剷。言論自由需要捍衛，捍衛自會有所犧牲。菲律賓的人質被挾持期間，假使有團友一早拼死與槍手搏鬥，最終死的可能沒有八個那麼多。


政治結局見真章

不過，人性正是怕死怕事，所以才有溫水煮蛙。陳氏所指敗象紛呈最終崩壞之革命結局，正是槍手人質互相發難而同歸於盡的結局。陳氏謂封口不評是為要避免「反革命」，看來消極。然而，這與在下常常指經濟若爛透救市必無效如出一轍，看似消極，其實僅順應自然矣。

好一句「敗象紛呈」。幾許以前在下曾拋出「政治→經濟→社會→政治…」之循環影響，當經濟問題散落每個社會角落後，最終將演化為政治問題。政治，是一小撮人的玩意；經濟，多些人玩；而社會，則所有人。

當一小撮人出了問題而蔓延至所有人後，所有人自會「解決」那一小撮人：軟著陸者，是改革；硬著陸者，則革命。海嘯過後，經濟問題勉強壓住，但社會問題顯露無遺。仇富只是敗象，最終的政治結局才是真章。


百姓不會好過

仇富源於富者之財來之不義且為富不仁。古語云有土斯有財，斂財最有效之法乃是透過地產，但偏偏地產是眾行業中幾近最污穢的：美國槓桿垃圾（MBS）、大陸有圈地貪污、本港有官商勾結，加之樓市周期偏長，此等頹風敗象一般可以維持十數廿年，方才泡沫爆破而止。這段頗長的時艱，百姓不易渡過，長期的鬱結將為改革或革命埋下種子。

是改革還是革命？若地產泡沫可以早點爆破，則政治泡沫還有機會「洩而不爆」。但若地產泡沫一味強谷而不爆（一如某些派系指樓價易升難跌），則在「爆破守恒定律」（Conservation of Bubble Explosion, by G. Law）下，泡沫只會在另處爆破，即是政界。

看來一場風暴已在醞釀，不管地產還是政治，百姓都不會好過，已有人奉勸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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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敗象



仇富敗象源於樓市泡沫，有泡沫自然會狂升，有狂升自然會暴跌，盡皆自然現象。有人提議在下搞大陸樓價拼圖。然則，假的數據拼來幹啥？正如原料有毒，任你怎搞，出來的奶粉還是有毒；此乃是「巧婦難為毒米炊」。為免拼假圖，還是只談本港樓市算吧。

近日已有人預料中港樓市將會「大跌」，只差是明年、後年還是大後年。不少人將樓市大跌歸因於美國加息，但從歷史看來，息口與樓市無必然關係。1997年美國加過息嗎？1997年僅加四分之一厘；反而前前後後的1995年尾及1998年尾都是減息周期。1981年秋季，本港樓價見頂「大跌」，但君可知道美國於1981年5月起已大幅減息。可見樓價要「跌」根本毋須加息。

正如仇富只是敗象表徵，制度缺憾才是根本一樣，加息或僅是樓價大「跌」的觸發點矣。沒有好的經濟，樓價根本不應暴升；不應升而暴升，結果就是跌回下來。問跌的原因本屬多餘：既然升也無因，何故跌要有原因？知道會「跌」已很足夠，什麼理由藉口，不重要了。

本港而言，今次不會跌返沙士水平，但跌返2006年年初水平，則不難預見。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 哀陳雲被河蟹......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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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陳雲被河蟹，超渡地產商殺靈業障，陳雲：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jyRtdVbLpg&feature=player_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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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10-09-06

代Cult2：八十前狂踩地產商博炒



風吹草動，人皆見之，惟解說風為何怎麼吹、雨這樣灑，對人民是好是壞，卻是評論人職責。從前市面上以評論為主打的雜誌報章可多了，及至九十年代，電台節目曾經出現「兩支咪」的盛況，甚麼都敢說。今天《頭條新聞》盛傳要換主持，文筆辛辣的陳雲被停掉報章裏的每周政論。香港人，你還需不需要評論？


寧罵美國莫得罪地產商

陳雲，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寫作數十年，近年以「文化評論員」身份撰寫政論文章，風格以狠辣見稱，「其實『文化評論員』這稱號是報紙給我的，起初我在《信報》寫了多年懷舊雜文，後來他們找我寫政論。」讀者都知，他不以評論人自居，因他修佛道兩家，會在文中自稱「貧道」。對於雜文與評論的分別，陳雲說寫雜文多一些個人性情，政論則少一點個人語調。

今年年初，陳雲推出政論文集《走出政府總部》，當時剛經歷反高鐵一役，結果大賣，出版一周已翻印。其實陳雲寫政論已有多年，從前的評論卻不敢結集出書，「因為怕沒有銷路，事件過了，就沒有人要讀了。」這書大賣，他說感到意外，卻沒有高興，「可能是多了人把這書當通識來讀吧，社會氣氛壞，這些書才會大賣的。」他說從不愛寫政論，寫只是出於社會責任，「近期我一直在測試報社及商界的底線，結果今次試出來了。」測試結果，是被報館通知「改版」不用再寫，連撰寫了11年的副刊專欄《我私故我在》一同停掉。

「政治沒底線，但商界是有底線的。你批評共產黨、美國不緊要，但你把地產商批評得厲害，就有後果了。」他說：「其實因為我已不想再寫政評，所以連續四篇大罵地產商，第一篇寫《香港地產行政區》，第二篇《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講為何要有公屋商場，這兩篇都被人罵得好厲害！第三篇講物業空置稅，這在全中國只有我跟張五常敢提，這政策是為了不讓富人囤積居奇，逼富人把物業租出，因為香港有五分一物業是空置的；最後一篇是《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哈哈，那些地產佬捐了這麼多錢，竟然被我這個修佛的說會下地獄，這篇踩到上面，他們果然忍不了！」他突然正色的補上一句：「我講得出這句說話，其實是有法力的！」說時眼神帶一點狡黠，我忍不住笑，他也大笑。


政論削弱社會鬥爭

問陳雲怎為之好的評論文章？他說：「能帶到一些新見解，另外要有社會公義，啟發民智。」今年年初，他就社運人士被告襲警寫出的《如何毀滅一隊警隊》堪稱經典，他寫到：「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文章被瘋狂轉載，有前警員馬上撰文回應，黃毓民更拿此文章，在立法會質問李少光，「但李少光也不敢說我錯，他只是說文章偏激，哈哈。這文章其實幫了政府，我想警方不會再用嚴厲法例控告社運人士了，他們不敢了。」

但另一方面，他又擔心市民因為讀評論出了氣，疏導了民怨：「評論文章幫助政府恢復理性，但壓抑了社會鬥爭活動。因此我不想再寫政論，政論其實會削弱社會鬥爭，有時這是反進步的，因為評論理性，會令大家都沉溺在分析中，但真正的鬥爭動力只源於人們的非理性、衝動，評論就阻止這衝動了。」

你寧願社會谷到爆？「對，所有文明都是源於此的。」但有人谷到爆就會去幼椎園殺小朋友，「他們殺完小朋友就會殺警察了，嘿嘿。」我不服，評論不是有教化作用嗎？「本來是可以的，如果社會裏有反對黨、商界聽了會改，這是有作用的。有時，評論也能取代社會運動。」陳雲決絕的說，今後他也不寫政論了，「因為我知道沒有用，我情願看它谷爆。」

問陳雲年少時愛讀誰的政評，他笑著搖搖頭。李敖呢？「讀很多，但不喜歡他，他私德一直不好。」對於李敖年輕時批評每個極權國家，但晚年向中共示好，陳雲說：「晚節不保。」

香港自由，理應出到好的評論人，陳雲：「本來是，但到了九十年代停頓了，大傳媒用資本把聲音壟斷了，現在越來越少人寫評論。本來這個城市七百萬人很多人識字，人口又密集，很適合發展小報，但在香港小報沒法生存。」他不只寫政論有一手，中文造詣亦高，曾著《中文解毒》，奪香港電台舉辦的「2008年度香港書獎」。


香港評論市場患癌

吳志森，1982年大學畢業，先當文字記者，四年後加入TVB做《新聞透視》記者。1995年離開，回歸前進入商台做兼職時評節目主持，大班被斬期間由他頂上，與林旭華拍檔做《風波裡的茶杯》。近幾年除了《自由風自由Phone》，更與曾志豪做全港最出位的時事節目《頭條新聞》。

「港台是公共廣播服務機構，應當以社會利益為依歸，不應受地產商、政府壓力。」吳志森：「以上是理論，但實際當然沒有這麼順利，若我們講豪宅跳層事件，《頭條新聞》也真的講過，我們應該甚麼也可以說，但實際上漸漸有一個無形及有形的審查存在。」就算是港台，自我審查都比從前多，「當你做了一件事，董建華卻說：『你低趣味！』之後你會不會怯一怯？這是人之常情，我常說，自我審查是無色無味無臭的，做了也不會大鑼大鼓，只有你私下知道。因此有權力的人，請你不要公開指指點點，如果我們說錯了，你指出錯誤就好。只要你說這種方式不對，就已經有壓力了。」至於無形壓力，他說就是員工會揣上意。

「做這一行，土壤相當重要。我記得當毓民、大班還好厲害時，講激進講罵人當然是他們最厲害！感覺就像他們把樹幹撐得闊大了，我們在下面行走，有很大空間！現在他們不在，空間窄了，竟然有人跟我說：『喂，你是最敢言的！』嘩，不是嘛？我這麼溫和也算最敢言，證明空間好細。」他說從前百花齊放，中左右都有，很正常，如今批評者會招來「後果」，「我覺得評論市場生了癌，我是悲觀的。」他坦言：「一個一個被郁，爭在未飛你，這是遲早問題，你會不會怯呢？我也不是不志在，我小朋友還小，我也需要工作呀。到了一個階段若被人全面飛起，那怎辦？我難免會這樣想。」


樣衰累事

在傳媒工作近三十年，明知故問也要問，問他回歸後審查壓力是否越來越大，他說：「英國佬聰明好多，他們怎會全部滿意傳媒言行？但在英國傳統上，媒體是第四權，要提出意見也不會公然提出吧。」盛聞《頭條新聞》出事，是因為《太后與小豪子》這出位節目的極出位環節，森哥：「我沒好樣，扮女人更醜樣，但就是這樣令有些人如坐針氈。」三年前加入《頭條新聞》的他說：「這節目是只有港台才做得出來的，我這樣說，定有人不同意：『亞視也有一個《香港亂》！』但他們不敢說曾蔭權，中共就更加是碰也不敢碰。《頭條新聞》廿一年了，由1989年做到現在，換了幾代都有水準，不簡單！」只有港台甚麼都敢碰，全因港台是公共廣播，不用理會商業考慮，只要市民喜歡，就可用盡一切諷刺手法。

作為《頭條新聞》觀眾，我一直覺得節目幕後製作人員頗有怒火，森哥：「哈哈，他們很平和，但心中有火，路見不平，他們對香港社會很有心。」採訪當日，報道說他們獲續約三個月，森哥更正：「其實今次只有十集，哪有三個月？1至4月還停播，據我記憶往年沒停這麼久的。」我翻查紀錄，《頭條新聞》在2009年12月4日後放了一個月寒假，2月13日就續播，何解今次要停4個月？「本來節目寒暑兩假都停，但今次播兩個月就停，而且一停4個月，這很奇怪，官方解釋只是說節目編排。記者常問我是不是過了這兩個月就被換走，誰知道呢？所以我會很珍惜每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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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跡，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著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跡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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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平抑租價 徵收物業空置稅



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地使用，在於避免閒置及方便交易，務求土地發揮生產力及增值力。傳統農業社會則注重產權穩定及繼承長久，保存宗族及村社，避免人口遷徙，成語所謂安土重遷。是故，由王朝中國直至民國，國人的地權都是子孫永享的永業地權，與英國往昔為了驅趕農民入城及避免土地閒置的租借地權不同。

英國佔領香港之後，取消清朝的永業地權，全港都是租借地；大陸成立共產政權之後，取消國人的永業地權，土地悉數歸公，開發改革之後，借用香港的土地概念，行使租借地權的概念。經歷殖民統治及共產統治的意外衝擊，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可謂連根拔起，國人走入以土地之短期用值而非土地長久用值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房產閒置 浪費生產力

於文化而言，這是災難性的打擊；於經濟發展而言，這是意外收穫。然則，文化重於經濟，經濟生產力上有意外收穫，補償不了文化的永久喪失。幾乎可以斷言，中國將成為美帝國主義的文化奴隸。此是後話了。迫切要談的，是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之後的高地價政策並未發揮資本主義鼓吹的土地使用效率，以致香港物業炒賣便利，但閒置的新建樓房、鬧市舖位及廢棄公共建築物甚多。

物業的交換價值、投資價值充分照顧到了，但使用價值卻忽略了，而由於香港地少人多，物業價格高昂卻又使用不足，大大削弱香港的生產力及競爭力。為了促進物業的使用，開始向商舖及新建樓宇徵收物業空置稅，慢慢推廣到其他物業，是一個可考慮的政策。

我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三日在《蘋果日報》論壇主張港府應該徵收物業空置稅。當時政府正擱置大量居屋單位之出售、卻又不將之租出，某些地產商長年持有空置的新建樓宇單位，善價而沽，一等十年也有的。當年的呼籲，得不到輿論半點回應，是意料中事。

可以說，哪個政黨或評論人敢膽提出物業空置稅，保證在香港無運行。因為物業空置稅之於地產財閥，正如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之於僱主一樣，是真正達致公平博弈的手段，威力非同小可，絕非什麼九招十二式、什麼最低工資可比的。

二○○一年之後，我幾乎每年都在報章提一下物業空置稅，這次也不例外，不過，這次要強調的，是此稅項只是租客與業主之間公平博弈的手段，不一定損害業主或發展商的利益，而且對香港的生產力整體有益。香港政府是否全民政府、共和政府，還是地產商的政府、私利政府，從對物業空置稅的態度、對公平競爭法和工人集體談判權的態度，很容易看得出來。

土地是有限的天然資源，其價值有如農產品、食水和石油，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容忍這些天然資源被人長期囤積居奇、坐地起價的，香港政府長期囤積土地（也是閒置土地的行為）和閒置物業的行為是例外了，因為港府主政的公務員缺乏民主制衡，他們不單只怠惰，而且追逐私利（self-interest）。


租客在業權上失勢

租客對於業主，在業權和資訊上都是失勢的，假若租戶的需求高而業主有聯合叫價的共識，租戶便要被迫繳交高租金，而業主是可以長期閒置物業，吊高來賣，除了損失閒置期間的租金收入之外，是不須額外付出成本的。只要聯合叫價的共識夠強而日後索取的預期租金夠高，業主是會長期吊高來賣的。至於市值租金，由於租務的交易不夠多，而且租金的換值（索取的租金）經常高於租客的用值（願意或能夠支付的租金），市值租金是受到業主一方擺布的，不能真正代表租客的支付能力。


使用價值與投資價值並重

物業首先的價值是使用價值，其次才是投資價值。然而，香港的物業過分重視後者而忽視前者，令致社會蒙受損失。為了避免物業長期閒置而浪費生產力，為了刺激租務交易而使到市值租金可以反映租客的真實支付能力，也為了租賃者在租金的談判博弈之中得回足夠的議價能力，很多政府都引入物業空置稅。

舉例說，如果物業空置稅釐定於房價的百分之零點一，按月徵收，一間市值一百萬元的物業，空置稅就是一千元。如果業主將之出租，即使是三數月的短期租約，租出去就毋須交稅，即使只是一千元一個月的低租金，也避免交稅一千元，假若空置，則要交稅一千元。實際的例子，假若有物業空置稅的額外成本支出，領匯不敢空置公屋商場單位過久，而租客也可聯手等待租金下跌至可以承受的水平，彼此公平博弈，真正的市值租金便出來了。

物業空置稅對於業主及投資者不一定是壞事，租務市場激活了，租客多了選擇，業主的叫價能力無疑削弱了，但租出及收回物業卻方便了，閒置期間的收益可以保證，而且可以藉著較常更換租客而獲得高租金，而所謂高租金，並非業主聯合叫價而得到的、超乎租客支付能力的租金，而是有生產力的租客可以真實有能力支付的租金。這樣便可以保證租客的業務穩定，不會經常倒閉，有利於長期的租務收益。當然，如果商舖業主是短炒為主的，當然希望租金可以維持在超高的水平而出賣物業，而這個超高的租金水平是業主用聯合叫價扯高的、不合理的。

故此，物業空置稅可以平抑炒賣行為。對於長期持有物業的業主及長期租用住所或商舖的租客，物業空置稅是有利的。這也是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採用此稅的原因。而假若租務市場活躍而博弈公平，市民是毋須急於置業的，甚至根本毋須置業的。很多歐洲人都是這樣的，這對人口的流動性及創意深有助力。

若由於租務市場不平等而大部分人為了安頓生計而被迫購買物業，眾生傷透腦筋，將大大削弱該社會的專業水平及創新能力—我們正目睹兩者在香港急速下跌。

當然，地產投機者可以舉出一百個市場原則來反駁此稅，政府更可以舉出一千個技術理由來推諉此稅。然而，我期待的，正如我每年提出此稅的言論時一樣，是全港輿論對此鴉雀無聲。

撰寫施政報告要用新思維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政改方案通過後，本港有關政制的爭拗暫時告一段落，行政長官曾蔭權應該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在餘下不足兩年的任期裏，集中力量，做好一個有政治家抱負的行政長官應有的工作。今年的施政報告，曾蔭權承諾會搞好經濟、改善民生。但如果特區政府仍然抱殘守缺，沿用過去殖民地政府管治時期的舊有思維，以不變應萬變，迷信「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哲學，便不僅無法解決社會長期存在並且日趨惡化的深層次矛盾，更可能因施政措施不符合公眾期望，出現嚴重落差，因而再度激化社會矛盾，重新引發政治爭拗，教社會內耗不絕，沒完沒了。

經濟方面，金融海嘯後，本港經濟於去年底恢復增長，今年上半年更明顯復蘇，本地生產總值第二季按年增長百分之六點五，上半年按年實質增長百分之七點二。可是，這些表面看來令人鼓舞的數字，卻掩蓋不了一個鐵一般的事實，就是回歸十三年以來，自從亞洲金融風暴戳破本港以地產金融為核心的泡沫後，本港經濟其實一直停滯不前。十三年來，按照前任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兼亞太區經濟首席分析師謝國忠博士的研究，本港人均的名義GDP上升了百分之十幾，但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卻下跌了兩成。基於本港的生活用品大多來自內地，生活成本取決於人民幣，用人民幣衡量，本港經濟實質上已出現倒退，難怪絕大部分港人的生活質素都大不如前，社會普遍瀰漫怨氣，實在不難明白。

現時本港經濟的表面繁榮，源於特殊的外在經濟因素，包括在全球量化寬鬆政策下流動性充斥，大量游資湧入香港，以及中央政策大力挺港，而非內部的經濟動力。特首去年雖然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為本港經濟增添動力，但成效如何，有目共睹。只要中央政策逆轉，例如為支持上海於二○二○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而擴大QFII的額度至五千億美元，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本港股市市值已有一半屬中資股，其實等於是中國股市的國際版）便會受到根本動搖。倘若內地取消徵收奢侈品的入口稅，香港的購物天堂地位也會灰飛煙滅。尖沙咀及銅鑼灣的舖價，還可以是現有的水平嗎？

民生方面，貧富懸殊惡化已是不爭的事實。現時全港有近八十五萬人入息遠低於綜援水平，按年增加一成八；今年第二季失業率雖然只有百分之四點六，但長期失業人數眾多，逾五萬人失業超過半年，較○八年激增近九成，失業一年或以上者，也增加百分之七十一至二萬四千四百人；在職貧窮人口亦急升百分之二十九，達五十萬人。以家庭中位收入計，一九九七年是一萬九千元，現時已下跌至一萬八千元，即使不計通脹因素，也在在說明港人生活今不如昔。

早前日本國際著名大師大前研一來港演說，指出香港潛在兩大危機，其一是高樓價嚴重戕害民生，其二是內地樓市爆破及內地投資者大量撤資，將會戳破本港的地產泡沫。鑑於目前本港樓市總值已為本地生產總值四倍，一旦崩潰，後果不堪設想。

要搞好經濟，香港一定要打破對地產的迷戀，以全新思維，重整本港經濟結構，發展新的經濟動力，創造就業，為全民福祉謀。中央最近已為深圳重新定位，重點發展前海合作區，去年四月《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又已簽定，香港一定要把握機遇，著力發展服務業，把香港變成大珠三角的商業樞紐。

要改善民生，過去派米式的扶貧政策已經沒有意義，治標不治本。香港應該善用二萬二千億元的外匯儲備，增加資源，同時開展社會資源分配的大辯論，在房屋、醫療、福利、教育、退休保障等各個政策上作出長遠規劃，以民為本，共同建構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

香港的一切苦難來自對房地産的迷戀

謝國忠



　　香港夢想內地客會來買樓，加上不負責任的低利率，令其樓市充滿泡沫；高樓價是影響香港競爭力的根本障礙。

　　1997年房地産泡沫破滅後，香港經濟便停滯了。過去13年裏，香港人均的名義GDP（即未經通脹調整）上升了百分之十幾。但因港幣兌人民幣的匯率跌了五分之一，而香港的生活用品大多來自內地，生活成本其實由人民幣決定，因此，說香港經濟“停滯”其實已算客氣。事實上，若都用人民幣衡量，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香港人的生活標準降的比日本人多。

　　此外，若沒有中央的支援，香港的經濟表現還要差許多。例如，香港實行零關稅，內地客人去香港購買奢侈品，這是香港經濟的一大亮點。但是，大陸其實完全可以取消奢侈品的進口關稅，因爲大陸並沒有相應的競爭行業。大陸的高關稅僅是幫助把需求導向了香港。

　　香港股市是另一個經濟亮點。它其實只是中國股市的國際板。上海其實可以很輕鬆地搶它的生意，只要把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提高到5000億美元。沒有中央的支援，很難想象香港的經濟會是今天的樣子。

　　香港所有的苦難，可歸咎於它對房地産的迷戀。經過1997年的泡沫破滅，照理說，香港應當能夠永遠戒掉對房地産的癡迷。日本就是這樣的。然而事實恰好相反。香港人最新的夢想，似乎就是等一個土土的大陸佬來敲他的門，掏出幾百萬美元來買他的公寓，然後他的下半輩子就有著落了。這樣的夢想，加上低利率，支援著香港樓價，令其比1997年的高峰期僅低了十分之一。

　　“香港的房地産是無價的，”當地一名炒房老手告訴我， “這就像一個宋朝花瓶或畢卡索的畫，內地有13億人等著收藏它們，你說標什麽價好呢？”

　　內地人提著成袋的現金到香港買樓，這樣聳人聽聞的故事在香港時有耳聞，但支援這個城市泡沫的真正原因是債務。這是老生常談了。相比其經濟增速，香港的債務上升速度是前者的三倍。事實上，香港私人部門的杠杆率甚至比1997年更高。經過1997年的崩盤，還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把杠杆率拉的如此之高，這也算是香港特色。

　　香港金融業完全不負責任的行爲助長了泡沫。普通的按揭貸款與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挂鈎，還不到1％。只要利率提高至3％，許多借款人就會陷入麻煩。難道這樣的金融産品比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要強？香港政府如何能容忍這樣的金融産品？一旦泡沫破裂，香港政府又將被迫通過限制供應來支撐樓價。每經過一輪這樣的周期，香港經濟就會變得更小。

　　另一方面，內地城市則在不斷追求規模最大化。目前的樓市泡沫爲地方政府提供了融資，讓其最大化地促進發展。當泡沫破裂，它們會任由房價下跌，吸引新的資金接盤。

　　相反，每經過一輪周期，內地城市就變得更大。廣州和深圳的人口都將超過2000萬。北京和上海會是前者的兩倍。香港的人口僅700萬，要在中國的超級大城市中脫穎而出何其難矣。

　　香港20世紀90年代的房地産泡沫，部分原因是人們對未來充滿樂觀。名義GDP和工資以兩位數的增速上升，樓價上升更快。人們說，樓價比收入上升領先了若干年，應該提前用收入買樓，這也能自圓其說。相比之下，目前的泡沫是一場鬧劇。未來10年，工資不會迅速上升，香港的根本挑戰是來自北部的競爭壓力。過去10年，儘管香港經濟停滯，上海快速增長，但香港的平均工資仍然是上海的2.5倍。

　　如前所述，香港的競爭對手已不再是上海，而是像廣州和深圳這樣的鄰居。香港如果不改變增長戰略，它有可能失去在粵語世界的領先地位。

　　高樓價是影響香港競爭力的根本障礙。它的住宅市值可能超過GDP的4倍，而僅僅一半人口擁有自己的住宅，其餘居住在政府的“公屋”，或政府補貼帶福利性質的“居屋”。香港經濟以房地産爲中心，在全世界獨此一家。

　　中央對香港的政策優惠，其實以抑制上海爲代價。但這樣的政策能持續多久？上海人口僅占全國的1.6％，而上繳的財政收入是全國各省份中最多的。另一方面，香港貢獻的財政收入是零。忽視最能幹的兒子，補貼最懶的兒子，這樣的局面能持續多久？

　　香港必須以地産政策平衡數量和價格，保持相關性。首先，政府應該制止瘋狂的按揭産品，否則下一次衰退到來時，政府會吃盡苦頭。對於高風險的抵押貸款，應要求銀行作出更高的撥備。

　　其次，香港政府目前的主要收入來自賣地，應考慮物業稅，以此取代前者。稅率可以從百分之二開始，最終達到百分之五。這樣一來，政府可降低支援地價的動力。考慮到香港人口老化，福利開支上升，這樣的政策無可避免。

　　第三，香港目前的商業集中在維多利亞港周圍的狹小地帶，政府應規劃替代性的更大的商業中心。新址可考慮設在大嶼山。香港投資建設港珠澳大橋要花一筆鉅款，若無戰略擴張，花這筆鉅資不值當。

　　香港人夢想把房地産賣給內地投資客，到頭來這可能也就是一場夢而已。人口老化，經濟不振，仰仗中央，香港正痛苦地滑向邊緣化。該醒醒了。

「標準工時」會否僵化勞動市場？

雷鼎鳴



立法會在通過政改的同一天也通過了一個沒有約束力的動議，促請政府立法制訂「標準工時」。這是一個很無聊的動議，對勞工沒有好處，對香港經濟卻人為地製造負面影響，反映出香港議會對經濟的認識十分膚淺。

所謂「標準工時」，是指通過立法，規定僱主不得強迫僱員每周工作超過某某時數（例如四十小時），若然超過，則僱主必須派發超時薪酬（例如等於標準時薪的一點五倍）。「標準工時」在發達國家相當普遍，其原意主要有二：一、保障勞工權益，使他們不用太辛勞；二、因為僱員每人的工作時間可能縮短，僱主或要多聘人手，失業率可望下降。


未必真正減少工時

經濟學文獻中，有大量關於「標準工時」的研究，篇幅所限，本文只通過文獻中對美國、法國及日本經驗的分析，總結出幾個結果：

一、假如勞工市場自我調節靈活，「標準工時」便既不會減少僱員的工作時間，也不會帶來額外的就業機會。

二、倘若勞工市場已被扭曲，例如有最低工資存在，工資不能自由調節，那麼「標準工時」更會推高失業率。

三、在市場被扭曲的條件下，「標準工時」可引致長時間的經濟下滑。

四、人民的退休年齡可能被「標準工時」推後，一生中的工作總時數不一定縮短。

由上述的結果可見，「標準工時」最好的後果便是對勞工及經濟都無甚影響，最壞的後果便是僵化了勞動市場，引致工人的損失及生產下跌。這是好心做壞事的另一典型。

「標準工時」能否減少僱員工作的時間，從而使原有工作可被多一些人分擔？這個目標不易達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可以用以下例子說明問題。假設在「標準工時」立法前，一個員工每周工作五十小時，每小時薪金十一元，即每周收入為五百五十元。再假設立了法後，「標準工時」是每周四十小時，超時工作時薪要增百分之五十。僱主的對策十分簡單，只要把標準時薪從十一元降至十元便可。減薪後，在標準的四十小時內僱員可得四百元，若他肯多工作十小時，可再得一百五十元（超時工作每小時十五元），總薪金仍是五百五十元，與沒有法例時一樣。僱主僱員都沒有損失。

以上例子假設了僱主僱員的合約不按市場力量自由調整。調整的方式很多，減薪、取消花紅、雙糧、福利樣樣皆可。但假如市場出現僵性，部分僱員薪酬不能下調，僱主不願付出昂貴的超時工資，超時工作的確有可能減少。但實際情況如何？我們先參考美國的經驗。


就業下降

美國一九三八年推出「公平勞工標準法」，這是羅斯福總統「新政」的一部分。根據該法，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後，「標準工時」法定為四十四小時，兩年後減至四十小時。在法例實施初期，根據經濟學者 Costa 的計算，在批發與零售兩個行業內，超時工作的員工減少了百分之十八，這說明「標準工時」曾一度起作用，有可能把僱員的工作時間減少。

但上述情況在市場適應了法例後有所變化。《公平勞工標準法》從開始到現在，其實並非對所有僱員都適用，其覆蓋面屢有改變。例如，在一九七○年只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僱員有資格在超時工作期間取得超時補薪，但在一九八九年，這比例上升至百分之八十四。如果「標準工時」真的能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那麼，在覆蓋面更廣的一九八九年，超時工作的人數應該更少。但據經濟學者 Trejo 的研究，一九八九年超時工作員工的比例及超時工作的平均時數都比一九七○年有所上升。推廣了「標準工時」，並未能創造空間，使到更多的工人得到職位（Trejo 的計量研究遠比上述來得仔細，篇幅所限，不贅）。

眾所周知，法國的勞工條例多如牛毛，最低工資定位極高，其政府在二○○六年初眼見勞動市場僵化嚴重，希望引進新的條例稍為增加靈活性，卻慘遭挫敗，使全球觀察者大開眼界。在如此縛手縛腳的環境下，減低「標準工時」會帶來什麼影響？

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法國政府把「標準工時」由每周四十小時下調至三十九小時（二○○○年又再減至三十五小時），最低工資又同時提高百分之五。Grepon 與 Kramarz 二○○二年發表過一篇論文，有一些發現頗為有趣。在一九八一年三月新法宣布前，有一部分員工每周工作超過四十小時，即早已超時工作，但亦有另一批員工每周工作「不足」，只有三十五至三十九小時。兩種僱員面對的宏觀經濟環境基本一致，不同的只是有人超時工作有人工作不足，這是很可以好好利用的「控制實驗」（control experiment）的條件，有助分辨出「標準工時」的影響。

「標準工時」縮短後，原本有超時工作的員工就業率應聲下降了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幅度顯著高於每周只工作三十五至三十九小時的員工。對僱主而言，「標準工時」降至每周三十九小時後，僱用要超時補薪的員工更加昂貴，所以需要減少僱用他們，但本來工作便低於三十九小時的，卻不受法例影響。至於正在領取最低工資的員工，因薪金再無調整空間，「標準工時」下調後，他們的就業受到的打擊亦最沉重。這正好說明，最低工資加上「標準工時」，對勞工的就業傷害最大。


令經濟缺乏動力

「標準工時」對總體經濟有什麼影響？按照經濟增長理論，決定經濟總產值或人民總收入的要素有三，即勞動的投入量（包括勞動質量與數量）、資本投入量（廠房、土地、機器等等）及生產效率（科技或管理水平等等）。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假如勞動力投入減少，經濟自然受損，此理彰彰明甚。但正如上文所說，如果市場調整靈活，「標準工時」不一定對工作時數或就業率有顯著影響，只有在扭曲的市場中，降低「標準工時」才會減少勞動力的總投入量，從而打擊國民收入。歐洲與日本勞動市場遠比美國的僵化，我們可用日本經驗說明「標準工時」對經濟產值帶來的後果。

一九八八年日本修訂法例，把「標準工時」在幾年內從四十八小時改為四十小時。一九八八年日本人實際上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是四十四小時，到了一九九三年降至四十小時，在同一時間內，日本增加了三天法定假期，政府周六的辦公時間，從如常工作逐步變作不用工作。到了二○○○年，日本平均的工作時間已跌到三十八至三十九小時，人均勞動力的投入量在九十年代下降了超過百分之十。

這是巨大的跌幅。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及著名日本經濟學家林文夫（Fumio Hayashi）對此有重要的實證分析。他們認為，日本九十年代的嚴重衰退，根本與銀行信貸系統無關，而是因為勞動力投入大幅減低。在這段時間內，向銀行借錢並無特別困難。在九十年代，資本雖有積累，但剛好被勞動力的下降完全抵消掉。至於生產效率，亦從八十年代平均每年百分之二點四的增長率降至九十年代似有若無的百分之零點二。日本經濟幾乎全無增長動力可言。若無「標準工時」，日本經濟不會下沉得這麼久！

現在回到香港。港人工作時間的中位數現在是每周四十八小時，即一半人高於四十八，一半低於。我與我的同事在求學時期每周工作超過九十個小時是等閒之極的事，現在則在大多早晚都會工作，一般都會超過每周六七十個小時。對我們來說，四十八小時可算有點疏懶，但我們倒也不用以自己的習慣要求別人，四十八小時在國際標準上已是頗為勤奮。港人是否都生有勞碌命，政府若不立法限制，將來永遠都是工作狂？


立法多此一舉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將來的工作時數並無必然的理由比現在的短。在長遠的歷史中，經過一段時間後，生產效率通常有所進步，這便帶來兩種相反的效果。第一，人民生產力進步了，每小時能生產的價值便會上升，若放棄部分工作時間追求閒暇，便會失去較多的收入。閒暇時間的機會成本上升了，所以他們更願意把時間放在工作上，多賺錢改善生活。第二，生產力提高後，大家收入增加，但這樣一來，對閒暇的訴求亦會更大，沒有這麼願意長時間工作，希望能多點時間享受人生。這兩種效應互相抵消，所以理論上我們不知將來的工作時間會否增加還是減少。但從過去實際世界經驗看來，減少的機會較大。例如，美國一八九○年時，製造業勞工每周工作五十五至六十小時，英國勞工在一八五○年時每周六十小時，現在都已大幅下降。我相信就算政府不立法搞「標準工時」，港人將來的工作時數也會自然調整下降。

香港若要多此一舉，強行立法規管工作時數，後果又如何？我曾在一個人數眾多的理財講座中講解如何準備退休，當時我舉了一個例，假設了五十五歲退休便要怎樣怎樣。聽眾大多數是中年人，聽我提到五十五歲才退休，反應很大，紛紛表示還要捱這麼久，太悽慘了。我原以為五十五歲很年輕，他們的反應我頗感意外。但由此可見，工作辛勞的港人為了補償自己，尚有一招可用，即提早退休。

反過來看，若有「標準工時」，年輕時工作較舒適，但賺錢不夠，他們也可延遲退休。每周工作的時數短了，但工作的年數卻增長。這個選擇本應由港人自行決定，不用政府或立法會多管閒事。

最低工資的政治角力、 控制工資立法的缺陷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政府及商界過去對最低工資一直有所保留，原因是本地勞工市場向以靈活而彈性甚高見稱，而過去即使沒有最低工資法例，香港工人也並非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在八十年代開始，本地失業率更長期偏低，九十年代則出現勞工不足而需引入外勞，政府即使沒有就最低工資立法，也毋須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

我們向來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理由在過去已反覆申述，本報作者雷鼎鳴教授和獅子山學會的成員，也同樣對最低工資立法抱懷疑態度，他們引述外國例子再輔之以實證及理論，均清楚指出最低工資立法往往會對最基層的低薪工人造成打擊，好心做壞事，原意為保障低薪工人的法例，反過來會令他們最先受害，因為無法承受最低工資水平的企業，必會炒掉一批低薪員工或以機器代替人手以保持競爭力，在這個淘汰過程中，低薪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甚低，經常會成為犧牲品。為了彌補此一「漏洞」，工會組織在通過最低工資立法之後，下一個目標必會轉移至爭取工人集體談判權，一旦成事（機會甚高，因為唯有靠集體談判權才能集合大批低薪工人跟資方議價），本地勞工市場將會「面目全非」！不過，在群情洶湧及基層勞工的薪金長期停滯不前的現實下，為最低工資立法已成為政治正確的議題，反對者只會被指為涼薄、不顧工人死活或只顧資本家利益的反動分子，議員和輿論對理性的討論已不感興趣。事實上，從政府決定立法開始，最低工資的爭論即迅速變質為勞資對峙，支持立法的一方在法例仍未通過前，即開始了連串抗爭行動；可以想見，法例通過之後，在時薪水平的問題上仍會繼續爭議，「和諧」的勞資關係已難再維持。

到底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水平？香港從未實行過最低工資法例，按早期政府的構想，法例推行初期，最低工資水平應由低至高—所謂「低」的定義，是指資方願意接受的水平，但從工會的角度而言，資方即使接受但工人無法以最低工資水平過活，又如何說得上「合理」？目前工商界提出的最低工資水平在二十三至二十八元之間，工會則要求三十三元，最後如何定奪，必會引發連番爭議；但我們認為，工會和草根派議員應該跟資方團體平心靜氣對話談判，了解僱主特別是中小企的勞工成本結構—正如低薪工人議價能力最低，中小企在最低工資法例下也是最容易受到打擊的一群，有線電視新聞曾經訪問一家以社會企業方式營辦的餐廳，東主明言她無法承受時薪三十三元的最低工資，一旦法例以此「訂價」，她唯有以削減員工作為控制成本的方法。

時薪水平之外，檢討最低工資的時限也成為另一爭議點；草根派議員認為應一年一檢，政府則建議兩年一次；以外國經驗為鑑，最低工資檢討年限並無定制，香港人最熟悉的美國，並沒有訂明檢討的時限，克林頓總統任內曾調高最低工資水平，惟上一次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中國政府則規定各地方最少每兩年調整最低工資一次，但內地通過新勞動法規限最低工資之後隨即遇上零八金融海嘯，該法變相受到凍結，未知現在還是否「如期」兩年一次調整？其他實施每年一檢的發達國有澳洲、法國等。檢討的時限雖然不同，但各國在檢討時都以考慮工人的需要、失業和低收入人士的就業及持續就業能力、生活開支、社會保障水平、通脹率、經濟發展、本地經濟在全球化市場中的競爭力、營商成本及僱主支付工資的能力等等；很明顯，草根派議員以維護工人利益為重，替工人力爭最佳待遇，但工資水平始終離不開當地的經濟環境、營商條件等因素。雖然政府有所保留，但以香港的現實衡量，目前綜援的水平也許是最低工資最「可靠」的參考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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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劃一的法定最低工資率，去消除不同工資水平的「差異」，顯然會為僱傭關係帶來新的問題和爭論，亦令香港勞動力市場隱伏更大的不穩定性。事實上，控制工資價格，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立法與政策。

對為勞工界出頭的政客來說，條例獲得通過，當然雀躍萬分，並視為一場爭取資源公平分配的勝仗。但客觀分析，立法的缺陷，對勞工中弱勢社群的傷害也不容忽視，尤其最低工資對「反貧」的效果，不僅無效，甚至適得其反。然而，如今《最低工資條例》既然通過了，「米已成炊」，我們認為，真正關心香港發展和窮人福祉的人，必須對政策的缺陷有所警惕。

最低工資立法對勞工不利的一面，早已有不少經濟學家作出了論證和分析。概括地說，法例對那些在勞動力市場有「討價還價」能力的人，相對有保障；但那些在勞動力市場沒有「討價還價」能力的人，法例不僅沒有保障，反而構成損害。對後一類人，只要採用簡單的「目視」方法，就很容易識別出來，包括那些殘疾、年老和沒有技能的勞工。

對最低工資法例的施行，我們不妨看看美國的一些「經驗」。由於工資率是以價格衡量，僱主可以透過「非價格因素」來節約因提高工資率所額外付出的成本，最簡單的方法，是要求工人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工時(工作環境劣質化)，或索性以「件工」或「時薪」的合約安排，來逃避法律的限制(經濟學家W. J. Wessels的分析)；法定最低工資制亦不利於年輕人的在職培訓(L. Leighton 及J. Mincer)，益發令年輕人更難進入勞動力市場；對就業水平也有消極影響(M. Eccles 及R. B. Freeman)。換言之，強制劃一以消除「差異」，對弱勢者反會造成傷害。

事實上，對弱勢貧困的人來說，工作機會減少，意味生活境況更困難。可以說，如果法定最低工資輕易觸發削減就業數量的機制，而勞動力市場缺乏「討價還價」能力的人「首當其衝」，甚至在經濟好景時，就業機會也受到褫奪，從這個角度看，最低工資的「反貧窮」效果和作用如何，實已不言而喻(見D.O. Parsons的論著)。

對於這些最低工資制度的不良陷阱，我們如何避免、或者把損害減至最低，實在考驗政府官員和政客的智慧。但由最低工資所引發勞動力市場新的問題，顯然會陸續出現。按照時間表，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將於八月底向特首提交最低工資水平的建議 - 如今勞工代表已「磨拳擦掌」，要爭取時薪三十三元 - 接著，最快明年初可以落實；很明顯，法定工資率愈高，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的各種反應也會更大。

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的福利，沒有人會反對；解決貧困問題，使有需要援手的人得到「雪中送炭」，更是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過程中合情合理的優先政策。但以立法手段，並輕視在勞動力市場缺乏「討價還價」能力者的利益，機械式提高工資率的最低限額，這確實是一個帶有多種缺陷的解決問題方案。透過控制工資價格來「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只是一個最偷懶、最便宜的「政策選擇」，甚或會成為政客爭取「選票」的有效工具。

如果真心真意為貧困的人、低技能的勞動工人提供發展和生活出路，不僅要考慮工資率，更必須考慮就業機會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種種限制因素，而就業機會和消除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限制因素，必須僱傭雙方在利益矛盾中各自讓步和合作，才能有效實現，而這也應是香港進入「法定最低工資」歷史新階段後，為解決陸續而來種種勞工市場新問題的基本方針 。

香港地產行政區

陳雲



土地的產權是國之大政，假若高地價政策延續長久，則其政治也將因之定型。閱讀的記憶所及，以賣地來充當政府的開發費用，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策略，用意是將土地的使用權交由市場價格決定，政府依靠賣地的收入來提供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配合商業發展，這是一個官商合作的開發模式。

賣地予商人開發意味官商合謀、官商共治的政治。當然，殖民地准許的開發商人都是英資的或親英的，配合帝國政府在殖民地的利益，開發商人的地位猶如封建領地的諸侯。

回歸前夕，香港的地產財閥由英資慢慢轉為港資；回歸之後，港資地產財閥進駐行政會議、功能組別及政府的諮詢組織。香港的政治是地產封建主義，難怪商人眷戀功能組別，也有政客提出上議院制。


敗家與賣地

也有一些殖民地的開發策略，是不採用英國模式的，例如德國很早就知道地產炒賣會腐蝕生產力，而且引致各式各樣的詐騙，於是在中國的民初時期霸佔及經營膠州灣一帶，便立法不准炒賣土地，要將民間財力直接用到實業之上。平均地權和約束地價是德國的國政，一貫如此，也將國政伸延到殖民地之上。王朝中國及民國的大政，也是平均地權和約束地價。

中國二零零零年之後走向高地價政策和地產炒賣，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在回歸之後延續，並且愈演愈烈，也可視之為是中國政治在香港的伸延，或者兩者的合流。

很多產業園區的開發都是依循賣地招商的模式，然而，這只是限於實業發展，例如工業、航運等，政府將土地託管與開發商人，有促進生產力的效率。

然而，將公家土地賣予地產商，由地產發展商包銷樓宇並包辦管理，發展商不是直接營運生產性質的實業而是轉賣或出租樓房物業，而這些土地只是用作消費性質的住宅用途，此等地產政治，就有變賣國家最後資產以推高私人消費和金融買賣的意味。

香港在工業北移和產業空洞化之後走向嚴酷的高地價政策，美國在經濟衰退之前大興房地產及其衍生的金融詐騙，中國大陸在產業轉型失敗之後出現賣地炒賣房產的地產狂潮，都是共有的現象。個人敗家之後便是賣田賣屋，一國敗家之後便是賣地。


港府地產套利術

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工業及資金北移之危機，前港英政府想出高地價政策一招，利用房產價格長期上漲的預期，將港商在內地賺取的利潤用樓宇投資回收返港，於是不需境外徵稅（也無法這樣做），樓房投資也可吸納國際游資、大陸的流失資金（flee capital）和南洋的避難資金。買房需要借貸，大量資金以房產的方式寄存於香港，有利銀行發展金融業務。

港府的配套措施有六項﹕一是限制土地供應製造市場緊張；二是以填海換取豪宅地皮拍賣，將海港兩岸的美景私有化，善價而沽，以豪宅價位帶領整體樓價上揚；三是以聯繫率固定幣值；四是銀行專以樓宇物業來抵押商業貸款；五是容許樓宇貸款採用無限個人責任，無法供樓的買主要個人負債，不可交回物業便脫身（即是不能如分期付款買機器一樣）。六是默許地產商出盡哄騙之術，詐騙消費者。六法齊下，樓價穩步上升。

由於房產也涉及建築、裝修、家居消費等業務，在游資充足、貸款便宜的年代，可以帶動社會經濟。


間接徵市民稅項

政府不必加稅，靠賣地就可應付公僕加薪、大型基建及不斷改善的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維持治安良好，公共服務完善，令富豪世家、專業人士和跨國人員在此地安居。填海破壞香港海山美景，地產壟斷令地租騰貴，小商戶難以立足。

但是，此法可回收境外利潤及吸取外資，提早套取稅款，充實府庫，徵稅又多來自富豪和中產階級，再以公屋、教育和醫療補貼勞工階級的基本生活，只要地價平穩上升，外來資金源源流入，大家相安無事。高地價政策的政治經濟協作，是香港實存的社會合約。

港府假手地產商人，間接向市民徵巨稅。香港地產商的角色，與羅馬帝國時期的稅收包銷商（tax collector）近似。帝王將轄區（通常是新征服的郡縣）收稅之權外判予商人，商人向帝王承包固定的稅款之後，多收的稅金歸己所有，於是向庶民連哄帶騙，上下其手。

英國舊時亦一度將某些稅收外判（tax farming），由諸侯代理，此法在香港發揚光大。特別是新開發區和大型屋苑及商場，地產商兼營商場及物業管理，用私人的嚴厲方法規管居民的生活及商場的公共空間，輔助政府規訓（discipline）市民，令香港人日漸習慣於過度管理的公共生活，形成順民甚至奴民的性格，加上中產階級動輒背負三十年的樓宇借貸，更不敢亂說亂動，只能默默工作。香港的中產，可提供中產的專業服務，卻無中產的階級覺醒和文化修養。

地產影響香港的政治與文化深遠，香港在牌面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際是地產行政區。

懷念董伯伯、托高樓價非政府應為之

余錦賢



懷念董伯伯

前天路過中環，見梁家傑及公民黨成員在大街上「嗌咪」，申訴「無殼蝸牛」之苦，號召「苦主」周日上街遊行。與此同時，房委會小組開會，大部份委員要求再建居屋，協助年輕人「上車」，樓市風暴一觸即發，令筆者想起九七年的光景。

想當年，為「無殼蝸牛」力撐的是李永達及民主黨黨員，他們要求政府壓抑樓價，用盡各種方法「冷卻」樓市；時任特首的董建華則全力推動八萬五房策，大量供應住宅單位，跟民主派議員互相唱和，希望馴服瘋狂飆升的樓市。現在政府經常以市民供樓負擔能力衡量樓市，在九七年六月，供樓比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五點五，是歷史高峰，即一個家庭收入一百元，要用八十五元供樓，問你怕未？老董當年的八萬五，除了本報力排眾議認為不可行之外，大部份政客包括民主派都拍掌叫好，認為對市民有利。

其後樓市土崩瓦解的慘痛記憶，毋須在這裏重溫，老董八萬五成為眾矢之的，「德政」變成「惡政」，推倒樓市成為市民倒董的一大原因。誰對誰錯留待歷史評說，但最令人不齒的，是民主派、包括力無殼蝸牛的李永達也加入聲討老董八萬五的行列，混水摸魚，大撈政治油水；這些政治小丑充斥香港政壇，想不到十多年後又再蠢蠢欲動；誰說歷不會重演！

老實說，香港樓市放任不理，難，因為炒家和利益集團太多；但要打壓冷卻，更難，因為有老董的教訓在前。說起董先生，現在很多人忽然都說懷念他，看現在的樓市、科技發展（因高錕獲諾獎而掀起短暫的「科技熱」）、保育環保、經濟轉型，無一不是在董治年代提倡但卻遭政黨奚落的政策，不少事後孔明都說：都是董先生有先見之明！

要壓樓市，幾時輪到梁家傑，請董先生出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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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聰



本港樓市的需求

或許再從另些角度，看看住戶這「求」方面的因素與樓價之關係。住戶數目若多，原因不外二個：一是人口增多，二是每戶人數減少使戶數增多。本港的人口趨勢，大家心中有數。從港府不斷呼籲市民生育而人口不斷老化可見，將來人口本身很難成為推動樓市需求的因素。

另一因素、即每戶人數又如何？最近每戶已跌至平均不足三人，似乎2004年以前的節節下跌不會無止境地跌下去吧？！還有，本港已置業的住戶比例已逾一半，比例自1990年代中起已慢下來，2000年起更只橫行。這多少解釋了為何樓價自1994年起橫行至今。在貧富懸殊冠絕全球之下，業主比例還可再升多少？

上述因素，絕對可作長遠的樓價展望。由資金驅使的樓價周期上落，則另作別話。在2月的拙文中已曾指出，最能影響明天樓價的不單是呈統計顯著的GDP或空置率，而是昨天的樓價。換言之，樓價走勢是極具動量（momentum）的，升開很容易再升，跌開亦很容易再跌。如今，樓價的周期因素還多了一項，就是來歷不明的外來資金。


托高樓價非政府應為之

雖然無實據，但說外來資金中大陸佔大多數不會與實況相去太遠。大陸資金之所以大量湧入，投資移民博取本港身分證固然是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中央瘋狂救市後資金苦無出路，買貴了當地股樓之後自然買到來「較便宜」的港樓。然而，這似乎並非好事。

短期來說，樓價飆升帶動百物騰貴，自然影響民生。長遠而言，本港的樓市周期似要跟隨大陸的經濟及樓市周期；惜中央政策幾乎測無可測，何時逆轉實難以得知。

港官指樓市並非供應不足，沒有說錯。只是行政長官不按環球政府慣常做法，不為過熱而降溫（起碼是口頭降溫），反而在言論上不斷煽風點火之餘火上加油，為恐樓價不「爆升」至「天乜天物」之價。

可以預見的後果是，本想等待樓價回落而上車的準業主將急不及待而貴價買入。然而，愈貴愈買從來是炒家而非用家之策，當買入甚或安居後，樓價才來跟隨大陸樓市泡沫爆破而暴跌，這些上車人士很容易成為負資產的生力軍。

如「八萬五」般「隊」樓價，固然絕不可取。但過猶不及，有意無意、半推半就將樓價托高，亦非政府所應為之，尤其是號稱奉行市場經濟的香港（內地還可原諒）。不少人皆會問：為何不可真正地按市場需求而賣地？為何這麼多荒廢廠廈不改變用途？為何要偏幫地產及相關行業而犧牲其他行業的利益？（單是貴租已甚具殺傷力，傷及的不只商戶，還有住戶。）為何連規定列出地毯面積這般簡單的市場透明度也做不到？

這些問題我們早有答案，但或許永遠得不到正視。

維護資本主義 提高利得稅率

林行止

　　面對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嘯，各國政府都手足無措，官員、學者和論者，只能從故紙堆中找尋舊藥方，加上一些時髦的流行名詞，制訂成換湯不換藥的政策；這七八十年來，經濟學雖說「有長足進展」，一九六九年後且年年有經濟學者獲諾貝爾獎，可是宏觀理論並無突破，這正是理論解釋不了實際問題令市場對相關政策信心缺缺的底因。不過，話雖如此，各國政府的「振興經濟方案」，大都集中財力刺激「總合需求」，仍然有板有眼。

　　香港特區政府的因應之道，有待快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不過，當局近月來提出的「急救」方法，不僅難以生效，甚且極為反智，長此下去，「埃及妖后的嫁粧」很快便會消耗殆盡。

　　政府官員的才具遜於商界精英（精通經濟學的陳家強和讀飽書的曾俊華，也許受官僚系統的掣肘、也許閱世未深、也許學不能致用，面對橫逆，一樣一籌莫展），早是資本主義社會大眾的共識；然而，處於經濟危局之中，特區政府官員卻有膽量站出來指導（「勸諭」）商界應怎樣做；同理，市場經濟制度下消費者是社會中最精明的群體，可是，官員在無法可想之下，竟然對消費者指手畫腳，要他們「盡情消費」！

　　以當前的經濟環境，官員和市民已成為二個界限分明的階級。公務員即使「凍薪」（政治任命特別是上任時大言炎炎說接受任命與優薪厚酬絕對無關的副局級官員應帶頭減薪！），年度的職級遞增仍令大部分「你的公僕」年年有不同程度的加薪，加上福利周全被解僱絕無僅有，等於免卻失業及保障退休後物質生活無缺的後顧之憂，為公為私，他們大有資格趁到處都見「大出血」的現在盡情消費。完全不具備這些優勢亦即面對凍薪減薪（或減工時變相減薪）甚且失業威脅的市民，不少自置物業而未完成供款的且可能有負資產負累，還有投資虧蝕及儲蓄（包括公積金）負收入的情況極普遍，他們又怎能聽信官員之言努力消費？面對經濟逆境，市民應千方百計儲蓄，可惜儲蓄只能產生「利潤幻覺」。上述種種，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和不公平的一面，對熱愛資本主義制度的小百姓而言，這是無可奈何的。

　　官員加上那些盲目為民請命的社會活動家，不斷「呼籲」僱主和僱員「共度時艱」，如何「共度」？答案是即使盈利倒退甚至出現虧損，別說不可結業、不應收縮規模，還要不減薪不裁員！業商面對逆流，自有因應困難之法，何須外行人指點江山？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重彈企業社會責任及鼓吹企業家良心的老調，雖然切中時弊、甚合大眾心意，有一定市場，可是，企業如果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家若以照顧員工生活為經商第一法則，香港實行的還是有別於中國另一制的資本主義社會嗎？

　　資本家不會「開倉派米」，即不會把過去的部分盈利在不景年頭「回饋」員工，這樣做的理由十分充分。首先是員工向來收取「合理的市場薪津」，那意味資方從未虧待員工（自由市場可貴處在員工可隨時另謀高就）；其次是，生意經營必須以成本效益為最高指導原則，如今市場需求減弱、銷量放緩、價格看跌，這種情況，等於關閉了開源之門，為求存退而求其次，企業只能進行包括凍薪減薪裁掉冗員（生意額下降等於員工過剩，以金融業而言，現在很難向客戶推銷衍生金融工具，可出售的項目減少，冗員自然出現）以減輕經營成本。可是，近月來在官方倡議下形成一股非理性的社會壓力，竟然要工商界做出有違經營之道的事，商家當然不可能言聽計從，他們因此被標籤為沒有良心的醜陋資本家，這豈是公道的論斷，這種說法只會加深社會階級鴻溝、播下不和諧的種子。個別有營商以外目的的商界人士，按照官員的指示辦事，很快便會面對競爭力下降最終被市場淘汰的結局。

　　銀行落雨收遮、資本家不景時設法削減經營成本，均為應有之義，無可厚非，更不可被非議，而他們選擇忘記不必交遺產稅及利得稅率在同級地區中最低的優惠，「鐵面無情」，是他們的權利，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色，並不過分，亦不等於他們沒有良知。市場制度是無情的，任何不想被淘汰的商家，都會根據本身利益作出最明智的決定。

　　了解這種「沒有人性」的現實，筆者認為有關當局應考慮提高利得稅率，增加稅入（只要不提高至所謂「拉發曲線的臨界點」Point X of Laffer Curve，提升稅率可收增加稅入的效果），作為補助在經濟不景時受害者的生活。現行制度對資本家尤其是物業發展商太寬容，加若干個百分點稅率，資本家會跳腳、會「上京告御狀」，卻是未雨綢繆的上法。

　　不過，話雖如此，筆者不以為加稅之議會落實，因為「十五個家族財閥控制的財產約合香港ＧＤＰ百分之八十四」（見中大教授郎咸平等在二○○○年十月號《財務經濟學學報》發表的論文），財閥富可敵國，影響深入滲透政府決策層，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提議都很難─除非北京默許─成為法例！

　　面對賣地收入年少一年及金融業、旅遊業都遭受重挫的環境，要解救受薪特別是中下受薪階級之困，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提高利得稅率，令政府有財力做好勞工福利的工作。

香港經濟會有多差?

陶冬

2008年耶誕節銷情，中環地標IFC的商場頗爲冷清。 IFC商鋪做的是本地金融白領階層和歐美遊客的生意，金融海嘯所導致購買力的下降隨處可見。與中環一水相隔的尖沙咀廣東道，則顯得熱鬧的多。LV 、GUCCI 門口竟排起長龍，那裏的顧客多操普通話。

香港的樓市已持續了一段低迷期，金融海嘯後居然爆出了一個小陽春。銅鑼灣時代廣場的食肆依然人頭湧湧，聽說逢年過節時還“一桌難求”。說是海嘯來了，說是就業在大幅惡化，不過目前的零售業市況有點讓人看不明白。

筆者對香港的判斷是：基本面健全，但週邊因素十分困難，就業、信貸勢必帶動經濟進一步惡化。這次衰退的情況應該明顯好過1997年的金融風暴後的情景，不過也不要指望香港經濟很快復蘇。

香港經濟的基本面大致良好。本地銀行涉足 “有毒資産”的金額有限，資本金並未如歐美同業那樣蒙受重創，因此金融體系基本上健全，這是筆者對香港經濟不太悲觀的最重要理由。另一個理由是本港多數企業、個人的借貸杠杆並不高。九七金融風暴令港人損失慘重，不過這也使他們在投資上變得更審慎。 高儲蓄、低借貸率，在流動性突然消失的今日，無疑是保命丸。橫掃全球金融市場的“去杠杆化”，令股市投資者蒙受損失，不過並未在本港造成樓市的骨牌效應。

但是，香港是一個小型的開放型經濟，而且金融業在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週邊經濟環境的變化、資金流向的變化、信心與預期的變化，必然影響香港的經濟。香港處在此次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的末端，許多動蕩也許尚未到來，但未必意味著一定不會到來。筆者認爲，香港的消費形勢沒有想象的那麽差，可是拖著經濟的三大領域已基本形成。

1) 信貸收縮。香港的資金環境與世界相聯，金融危機下全球銀行借貸必然會影響銀行的信貸尺度。銀行在按揭貸款上收緊標準、減少優惠，是不爭的事實，並隨時可能進一步收緊。商業貸款幾乎消失，企業資金流動性（尤其是高借貸企業）依然十分困難。貿易信貸突然抽緊，是中港出口急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2) 企業投資。儘管本土消費仍在，企業應付經濟危機的措施已全方位鋪開。不僅裁員活動會愈演愈烈，企業的設備投資和營建活動也會大幅下降，由此拉動經濟迅速回落。在今後幾個季度，ＧＤＰ的負面衝擊主要來自投資急跌。

3) 中國因素。香港經濟轉型，減低了對美國經濟的依賴，不過與中國經濟的融合則與日俱增。中國經濟正面臨著1990年以來最嚴峻的增長失速挑戰，民間投資信心突然消失。同時仳鄰的廣東省經濟也出現了結構性滑坡。哪怕北京通過財政刺激將內地經濟穩定在8%的增長範圍，此8%不同於前幾年的8%，香港受惠有限。

當這三個領域形勢進一步惡化時，本港的勞工市場必然會遭到進一步打擊，消費萎縮勢必發生。筆者認爲，目前樓市的小陽春難以持續，發展商(多爲上市公司, 需要盈利增長)在去年成交量急跌之後，今年的售樓一定會更進取，需求不景時強推樓盤會帶來供需失衡。至於租務，甲級寫字樓和豪宅可能面臨最大的壓力。

香港今天的失業率爲4.1%，但是筆者認爲全年就業狀況會持續惡化，年底時失業率可能達到7%。比起九七金融風暴最壞時的8.7%，稍微好一點，但是這個數位已足以産生社會焦慮。香港在2007年財政順差達GDP的7.6%，可是今年估計有相當GDP3.3%的赤字。惡化的財政狀況，將限制政府利用減稅和增加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的能力。

香港經濟何時可以重入上升軌道？香港此次衰退，源自週邊因素。解鈴仍需系鈴人，外部環境的好轉是香港走出困境的前提條件。從GDP 的走勢上看，預計急跌主要發生在2008年第四季至2009年第二季，之後的增長形勢會略有好轉，但是經濟的最終改善取決於以下三個條件。

首先是全球金融體系得以穩定，銀行作爲金融仲介開始重新運作。其次是中國經濟不僅趨穩，而且民間需求開始上升，廣東省經濟出現轉機。再者是香港金融市場的集資活動重新啓動，市場的風險意識和企業的盈利能力有所改善。上面第一個條件乃全球經濟復蘇的前提，中國實體經濟與本港經濟息息相關，而金融市場不僅是本港經濟的龍頭，也應該是復蘇的制高點。儘管市場可能會在今年出現穩定，筆者認爲上面三個條件均非一朝一夕可以達到，香港經濟重回2007年的旺景，恐怕至少需要若干年的時間。

對於香港經濟，真正的挑戰或許不是衰退有多深，而是復蘇要多久。這對判斷樓市的走勢、盈利的變化相當重要，筆者基本上排除了Ｖ型復蘇的可能。這場衰退對香港也不完全是壞事。危機意識下，也許香港與廣東省的經濟合作能夠有突破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