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要預備好二〇一二年的大變局

陳雲



二〇一二，中共隨時倒台，中國隨時崩潰。二〇一二年乃變天之年，餘勢延續而爆發之年。累積了一、二十年的變勢，今年肇端，明年爆發餘勢，身處大變局，香港人保住香港的自治權，無懼中國崩潰。

1.中國隨時崩潰：不要為中國哭泣，中國錯過了所有機會，只得走向崩潰。種種跡象顯示，中共走向拉丁美洲化：國土沉淪、人民流竄、產業凋敝、財政枯竭、資本逃逸、官員後代外逃美國尋求庇護（美國政府統計，中共部級以上官員的兒子輩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的佔74.5%，孫輩則達到91%或以上。）中共時日無多，無任何正面的趨勢顯示它可以長期存在（中共不會民主轉型、地方自治受到虐殺、愛國資本家集團不會出現、民間社會無法健全發展）。中國將在無任何先兆之下，一下子全國陷入衰退、通脹及動亂，也可以拖延三數年。拖得愈久，亂局愈殘。中國人的愛國心、仁愛心、天下一家之心與民間宗族組織，經歷中共六十年的敗德敗政，消耗殆盡，大亂之後的中國無法收拾。中共及民主中國的過渡期很長，期間腥風血雨，血流成河。中國已是地獄，香港人要識得自保。

2.美國的外交轉向：奧巴馬靜待變局，尊重當地人民意願，不再支持親美的獨裁者（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崩潰的例子）。中共購買美債續命，正是親美的獨裁者。美國返回亞洲，佈局準備呼應中國民意，迎接中共倒台。

3.環繞華人世界的中、美、台、港政府同時換屆，北韓因金正日逝世而提早交接權力。換屆將引致政治路線改變，政府行為走向極端，但根基不穩，反應能力難料，最容易出事。中國出現弱勢領導層，無法應付內外變局。一有大變局，這群中國官長無法應付。六四屠殺之後的危機，也是靠元老鄧小平應付的，現代這群領導層，都是阿斗，沒一個經歷過考驗。面對美國在南海的挑釁，中共陷入迷局。

4.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潮流方興未艾：熱潮將席捲中國。人民要求民主，甚於生命（利比亞的人民苦戰卡達菲的政府軍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二十世紀末的一波民主趨勢，令東歐、蘇聯倒台，乃至顏色革命，令蘇聯的前衛星國倒戈。二十一世紀初的民主趨勢，二〇一〇年的阿拉伯之春乃大勢之始，其餘勢將波及一切極權國家：緬甸、中國、越南、北韓、古巴、委內瑞拉，將全部變天

5.歐盟重整；歐元區的財政統一或會員二級制。這也是歐洲一體化（歐盟、歐元）累積十幾年之後的大變局。

6.資本主義重整：中國之崩潰，將令廉價信貸的鏈條斷裂（美債+寬鬆美元+廉價借貸+跨國投資+金融詐騙），美元升值，美股轉穩，全球化資本主義有機會獲得調整（向跨國流動資金徵收稅款、加強監管衍生金融工具、公民自主投資公積金或國家承擔責任等）

7.新的救贖、新的希望：尊重公義、妥協和多元價值觀的公民社會冒起。公義制度、心靈平靜、儉樸飲食、仁愛生活、農業復興、手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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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我的判斷是基於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善意已經被中共耗盡，中共犯了眾怒，只要中國內部出現動亂，牆倒眾人推，中共崩潰，中國瓦解。

2.現在於政壇指指點點的中共、港共人物，將來就成為階下之囚，或流亡境外尋求庇護的可憐人。

3.全世界的義人，中、港、台的人民，他們受中共的氣，受夠了，也被中共欺騙夠了。這股怒氣，隨時爆發。

4.中共倒台之後，普通話教中文、簡體字、北方蠻夷，就成為過街老鼠。

5.各人有不同的準備方法。中共真的倒台，香港略有動盪，靠國際介入，也可以維持治安和秩序，沒問題的。

國民虛偽， 政府放心

陳雲



少年時代，醉心黃老之學，兵家、法家之流，也略有涉獵。如今重執教鞭，偶爾學子問起，興之所至，也會傳一些黃老道術，助其修心應世。數月前，課餘，有學生問，港府回歸之後推行國民教育之內容，明知違反西方通行道德，也不合中國之儒道傳統，坊間惡評如潮，師生機械應付，何以政府依然故我，而且不斷加碼推進？我不假思索，講出六個字： 「二心之民易治」。此句雖有韓非子之筆法，但並非出自《韓子》。

愛國教育，就是要人民虛偽，三心兩意，鑑貌辨色，見好就收，見壞就退。虛偽之人最容易統治。當一個地區的人口膨脹而政府不隨之改革，就無法以正道統治，只能用奸邪之術。人口學是根本的文化政治，當中國人口超逾八億，香港人口超逾三百萬，便到達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可以負載的臨界點。此後，若政府不思進取，社會也怠惰因循，就只會見到文化沉淪，見到遍地的虛偽和犬儒。有許多的冷嘲熱諷，卻無論說功夫與動員能力。

不論忠奸、順逆，一心者難治。忠君愛國之民，與桀驁不馴之民，同樣難治。一心一意的愛國者，會要求政府與他們一樣愛國，捍衛國格，而當他們發現政府不符期望，丟失國格，便會成為逆民。一心一意的叛逆者，不消說了，只會處心積慮，務求推翻政府，重立國體。只有虛偽之民，才會有私利而無公心，容許政府首鼠兩端，上下其手。獨裁政府能夠長久，都不全是笨蛋，都略有治術，就是用半吊子的愛國教育，令人民生其二心，既不愛國，也不叛逆，而是懂得鑑貌辨色，投其所好，如陰謀家一樣地進退自如。政府帶頭虛偽，人民也覺得是本該如此。認真，你就輸了。

現代科技也為愛國教育添柴加火。各種電子廣播，各種電腦機器， 令人民左顧右盼， 沉迷在一心多用的multi-tasking 之中，足以勞累其心，磨蝕其志。通勤公車上，白領和學生都在掌中的小熒幕上忙碌，大老闆見了就很放心。於集權政府而言，專心一志讀書報的人，思想獨立，固然可怕；專心一志耕田或開動機械的人也可怕，因為純然的體力勞動者也是心志沉靜的，是故工農從來都是革命之源。服務業的人口多了，最好統治，因為服務業的人很多是心意繁雜而舉止虛偽的。香港政治沒有完成憲政民主，而社會就轉型到服務業，高地價政策驅趕小企業主、小販、自僱勞動者，成為大集團的服務員，中小學的門口如旺角的歌舞廳一樣掛滿彩色招徠畫報，老師和學生都被訓練為高喊「歡迎光臨」的人，官商勾結的霸權階級看見，就很安心了。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 哀陳雲被河蟹......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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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陳雲被河蟹，超渡地產商殺靈業障，陳雲：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jyRtdVbLpg&feature=player_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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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10-09-06

代Cult2：八十前狂踩地產商博炒



風吹草動，人皆見之，惟解說風為何怎麼吹、雨這樣灑，對人民是好是壞，卻是評論人職責。從前市面上以評論為主打的雜誌報章可多了，及至九十年代，電台節目曾經出現「兩支咪」的盛況，甚麼都敢說。今天《頭條新聞》盛傳要換主持，文筆辛辣的陳雲被停掉報章裏的每周政論。香港人，你還需不需要評論？


寧罵美國莫得罪地產商

陳雲，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寫作數十年，近年以「文化評論員」身份撰寫政論文章，風格以狠辣見稱，「其實『文化評論員』這稱號是報紙給我的，起初我在《信報》寫了多年懷舊雜文，後來他們找我寫政論。」讀者都知，他不以評論人自居，因他修佛道兩家，會在文中自稱「貧道」。對於雜文與評論的分別，陳雲說寫雜文多一些個人性情，政論則少一點個人語調。

今年年初，陳雲推出政論文集《走出政府總部》，當時剛經歷反高鐵一役，結果大賣，出版一周已翻印。其實陳雲寫政論已有多年，從前的評論卻不敢結集出書，「因為怕沒有銷路，事件過了，就沒有人要讀了。」這書大賣，他說感到意外，卻沒有高興，「可能是多了人把這書當通識來讀吧，社會氣氛壞，這些書才會大賣的。」他說從不愛寫政論，寫只是出於社會責任，「近期我一直在測試報社及商界的底線，結果今次試出來了。」測試結果，是被報館通知「改版」不用再寫，連撰寫了11年的副刊專欄《我私故我在》一同停掉。

「政治沒底線，但商界是有底線的。你批評共產黨、美國不緊要，但你把地產商批評得厲害，就有後果了。」他說：「其實因為我已不想再寫政評，所以連續四篇大罵地產商，第一篇寫《香港地產行政區》，第二篇《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講為何要有公屋商場，這兩篇都被人罵得好厲害！第三篇講物業空置稅，這在全中國只有我跟張五常敢提，這政策是為了不讓富人囤積居奇，逼富人把物業租出，因為香港有五分一物業是空置的；最後一篇是《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哈哈，那些地產佬捐了這麼多錢，竟然被我這個修佛的說會下地獄，這篇踩到上面，他們果然忍不了！」他突然正色的補上一句：「我講得出這句說話，其實是有法力的！」說時眼神帶一點狡黠，我忍不住笑，他也大笑。


政論削弱社會鬥爭

問陳雲怎為之好的評論文章？他說：「能帶到一些新見解，另外要有社會公義，啟發民智。」今年年初，他就社運人士被告襲警寫出的《如何毀滅一隊警隊》堪稱經典，他寫到：「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文章被瘋狂轉載，有前警員馬上撰文回應，黃毓民更拿此文章，在立法會質問李少光，「但李少光也不敢說我錯，他只是說文章偏激，哈哈。這文章其實幫了政府，我想警方不會再用嚴厲法例控告社運人士了，他們不敢了。」

但另一方面，他又擔心市民因為讀評論出了氣，疏導了民怨：「評論文章幫助政府恢復理性，但壓抑了社會鬥爭活動。因此我不想再寫政論，政論其實會削弱社會鬥爭，有時這是反進步的，因為評論理性，會令大家都沉溺在分析中，但真正的鬥爭動力只源於人們的非理性、衝動，評論就阻止這衝動了。」

你寧願社會谷到爆？「對，所有文明都是源於此的。」但有人谷到爆就會去幼椎園殺小朋友，「他們殺完小朋友就會殺警察了，嘿嘿。」我不服，評論不是有教化作用嗎？「本來是可以的，如果社會裏有反對黨、商界聽了會改，這是有作用的。有時，評論也能取代社會運動。」陳雲決絕的說，今後他也不寫政論了，「因為我知道沒有用，我情願看它谷爆。」

問陳雲年少時愛讀誰的政評，他笑著搖搖頭。李敖呢？「讀很多，但不喜歡他，他私德一直不好。」對於李敖年輕時批評每個極權國家，但晚年向中共示好，陳雲說：「晚節不保。」

香港自由，理應出到好的評論人，陳雲：「本來是，但到了九十年代停頓了，大傳媒用資本把聲音壟斷了，現在越來越少人寫評論。本來這個城市七百萬人很多人識字，人口又密集，很適合發展小報，但在香港小報沒法生存。」他不只寫政論有一手，中文造詣亦高，曾著《中文解毒》，奪香港電台舉辦的「2008年度香港書獎」。


香港評論市場患癌

吳志森，1982年大學畢業，先當文字記者，四年後加入TVB做《新聞透視》記者。1995年離開，回歸前進入商台做兼職時評節目主持，大班被斬期間由他頂上，與林旭華拍檔做《風波裡的茶杯》。近幾年除了《自由風自由Phone》，更與曾志豪做全港最出位的時事節目《頭條新聞》。

「港台是公共廣播服務機構，應當以社會利益為依歸，不應受地產商、政府壓力。」吳志森：「以上是理論，但實際當然沒有這麼順利，若我們講豪宅跳層事件，《頭條新聞》也真的講過，我們應該甚麼也可以說，但實際上漸漸有一個無形及有形的審查存在。」就算是港台，自我審查都比從前多，「當你做了一件事，董建華卻說：『你低趣味！』之後你會不會怯一怯？這是人之常情，我常說，自我審查是無色無味無臭的，做了也不會大鑼大鼓，只有你私下知道。因此有權力的人，請你不要公開指指點點，如果我們說錯了，你指出錯誤就好。只要你說這種方式不對，就已經有壓力了。」至於無形壓力，他說就是員工會揣上意。

「做這一行，土壤相當重要。我記得當毓民、大班還好厲害時，講激進講罵人當然是他們最厲害！感覺就像他們把樹幹撐得闊大了，我們在下面行走，有很大空間！現在他們不在，空間窄了，竟然有人跟我說：『喂，你是最敢言的！』嘩，不是嘛？我這麼溫和也算最敢言，證明空間好細。」他說從前百花齊放，中左右都有，很正常，如今批評者會招來「後果」，「我覺得評論市場生了癌，我是悲觀的。」他坦言：「一個一個被郁，爭在未飛你，這是遲早問題，你會不會怯呢？我也不是不志在，我小朋友還小，我也需要工作呀。到了一個階段若被人全面飛起，那怎辦？我難免會這樣想。」


樣衰累事

在傳媒工作近三十年，明知故問也要問，問他回歸後審查壓力是否越來越大，他說：「英國佬聰明好多，他們怎會全部滿意傳媒言行？但在英國傳統上，媒體是第四權，要提出意見也不會公然提出吧。」盛聞《頭條新聞》出事，是因為《太后與小豪子》這出位節目的極出位環節，森哥：「我沒好樣，扮女人更醜樣，但就是這樣令有些人如坐針氈。」三年前加入《頭條新聞》的他說：「這節目是只有港台才做得出來的，我這樣說，定有人不同意：『亞視也有一個《香港亂》！』但他們不敢說曾蔭權，中共就更加是碰也不敢碰。《頭條新聞》廿一年了，由1989年做到現在，換了幾代都有水準，不簡單！」只有港台甚麼都敢碰，全因港台是公共廣播，不用理會商業考慮，只要市民喜歡，就可用盡一切諷刺手法。

作為《頭條新聞》觀眾，我一直覺得節目幕後製作人員頗有怒火，森哥：「哈哈，他們很平和，但心中有火，路見不平，他們對香港社會很有心。」採訪當日，報道說他們獲續約三個月，森哥更正：「其實今次只有十集，哪有三個月？1至4月還停播，據我記憶往年沒停這麼久的。」我翻查紀錄，《頭條新聞》在2009年12月4日後放了一個月寒假，2月13日就續播，何解今次要停4個月？「本來節目寒暑兩假都停，但今次播兩個月就停，而且一停4個月，這很奇怪，官方解釋只是說節目編排。記者常問我是不是過了這兩個月就被換走，誰知道呢？所以我會很珍惜每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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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兩種租值，分隔香港兩個世界



復建居屋與否、是否擴大興建公屋、是否設立公屋流轉制度甚至高級租住公屋、是否資助市民置業、是否長期補貼地租，不只是經濟學的單一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的通盤考慮，可以奠定香港統治格局。是否殺雞取卵，哀鴻遍地，是否長治久安，歌舞昇平，端賴乎此。


港英的社會改造方略

羅湖邊界是硬邊界，此乃一國兩制之源，也是香港政治經濟學的第一原則。一九五○年，羅湖關禁，共產中國不容許香港人口自由往返大陸，羅湖的邊界不再是軟邊界，而是硬邊界，貧窮人口、戰亂流民都不能輸送大陸，而要港府自己處理。此刻港英正式擴大政府，積極統治香港。

至今，羅湖邊界仍是硬邊界，香港的貧困人口不能北移大陸，因此香港不能如紐約倫敦一般，採取一元的自由經濟政策，將貧困人口輸送往租值低廉的腹地，而必須採取二元的經濟政策，在本土範圍創造租值低廉的後園。

所謂二元經濟，就是一方面容許資本家自由營業，另方面政府規劃及干預市場，在民生範疇劃定界限（工廠大廈、公屋商場、鄉郊農地等），約束資本擴張，照顧貧民在香港本土的生計，但又不能使之依賴福利，而要隱蔽的放權讓利，將之鍛煉為本土經濟的生力軍。這是自由主義與福利社會主義的巧妙結合，也是英國政術在香港的本土實踐。

巧妙進行而不令自由市場名聲蒙污的經濟干預手段，就是隱晦的地價補貼。香港的地價是生計和營商的最大開支，以地價補貼當作福利，還是直接給予社會福利，是港英施政的核心策略。

港英時代寬鬆管理的公屋、公屋商場、居屋、工廠大廈、暫淮的山邊寮屋和山寨工場、街頭的大牌檔、地攤和流動小販，全都是政府補貼地價的地方。港英的地價補貼，穩固了香港的底層，並且催生中層。

除了補貼生計、協助營生之外，福利地租還肩負在香港推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政治工作，穩定低下階層的民生與民心，並且輔助及提拔當中的聰明勤奮者進入基層中產，快速壯大中產階級，締造欖核型的社會（中產最多而貧富在兩頭），令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將大陸來的難民改造為文明的香港市民。這是香港的文化奇跡，光照現代中國。


地價補貼 促進整體生產力

市價的地租（私人樓宇及市值租金），區別出資產階級及高級中產階級。補貼的地租，維繫著基層中產和底下階層。地租補貼與否，營造了香港的兩個世界。地價補貼均衡了社會財富，給予勞苦階層信心與希望。干預工作以隱晦的地價補貼進行，政府在名義上，還可以贏得低稅、復又低福利的政治奇跡和國際口碑。這是港英的統治秘技。

港英與特區政府的最大政術差異，在於土地的價格分歧政策。港英放棄部分地權收益，給予平民的地價補貼，甚至默許地權侵佔，令低下階層避開福利領取者的尷尬與無助，建立白手興家的自尊心，並且鍛煉無懼官府管制、敢於與官權周旋的市民勇氣，鍛造出上一代香港人的生猛面貌。直接福利令市民喪氣，而且涉及大量的官僚編制和行政開支。

犧牲地價收入，卻省回直接福利開支，並鼓勵平民自力更生，滋長企業家精神和市民勇氣，這是港英基於經驗主義的實際政術。

特區政府缺乏政治智慧，只好高舉條條框框的官僚唯理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不顧香港隱秘的福利社會主義傳統，凡事依循財閥授意的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施政準繩，於是收回前朝的種種地價補貼，不容地權侵佔，停建居屋、緩建公屋、趕絕街頭攤販及山邊寮屋、「活化」工廠大廈及居屋二手市場、加緊收地重建，將原本多元批出的官家土地產權和租地，施以同質化（homogenized），便利投入私營地產炒賣或產權上市託管（如公屋商場託管予領匯），食環署也在公共街市徵收市值租金，賣地收益或市值地租充實庫房，成為官僚養肥自己、擴張權力的政費。


取消地價補貼 摧毀社會基礎

英國殖民者是赤裸裸的逐利者，他們在香港向中下階層放權讓利，自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學考慮。首先，在香港建立二元經濟，必須二元租值。上元的經濟是高增值、容許資本自由競爭的事業，下元的經濟是低增值的、限制資本競爭的事業，卻可以鍛煉企業家精神，並鍛煉香港市民的下一代。舉個例，兒童親歷家長艱苦經營小商店，往後在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將會集合江湖商技與正規管理於一身，靈活而不失體統，這正是香港目前中年一代幹練的經理人的精神面貌。

香港的最大資源，在於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地價補貼及灰色地權，鍛煉底下階層的才智，使之往上層輸送幹練精明的管理人和創意人。

下層的穩健生計，培養了工人和小企業主的高昂士氣，令往日香港的都市服務業者講究誠信而又富有人情味，吸引富人及人才來旅遊、投資、置業和工作。基層的誠信服務和整體社會安樂，令上層的高增值服務可以進行，節省交易成本，大企業主不必耗費太多精力及時間於防貪、防騙及保安之上。

此外，地租補貼令低下階層安居樂業，是民主的替代物，或高壓統治的軟墊。撤除補貼，拆走軟墊，結果不是激化民主訴求，就是滋生民粹，助長暴民、刁民，而港府的一群「聰明笨伯」正為自己堆火藥、埋炸彈。


民主抗爭成唯一寄望

收回前朝的地價補貼，勢將擊潰前朝辛苦建立的、有文化尊嚴的市民階級。小企業主失去地價補貼，紛紛結業，香港的下一代失去鍛煉企業精神之基地；貧民驅逐出市區，流放到偏遠的衛星市鎮，接受政府不斷污名化的直接社會福利補貼。政府一邊是秉持縱容大資本肆虐的新自由主義，擴大財閥的經濟壟斷；另一邊，官僚取得賣地及地產衍生的龐大收入之後，包攬公共服務及福利事業，以官僚唯理主義，凡事管制，擴大官僚的社會專政。

結果，香港弄得貧富懸殊，中產向下流動，而貧民變成財閥的工奴或依賴政府援助和接受政府管制的被動市民，催生啞鈴型的兩極社會，官僚則變成凡事包攬、剛愎自用之劣吏。

新自由主義加上官僚唯理主義，是官商勾結的絕技，卻將香港推入絕境。若北京及港府不及時解套，激烈的民主抗爭將是基層的唯一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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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平抑租價 徵收物業空置稅



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地使用，在於避免閒置及方便交易，務求土地發揮生產力及增值力。傳統農業社會則注重產權穩定及繼承長久，保存宗族及村社，避免人口遷徙，成語所謂安土重遷。是故，由王朝中國直至民國，國人的地權都是子孫永享的永業地權，與英國往昔為了驅趕農民入城及避免土地閒置的租借地權不同。

英國佔領香港之後，取消清朝的永業地權，全港都是租借地；大陸成立共產政權之後，取消國人的永業地權，土地悉數歸公，開發改革之後，借用香港的土地概念，行使租借地權的概念。經歷殖民統治及共產統治的意外衝擊，整個中國文化的基礎可謂連根拔起，國人走入以土地之短期用值而非土地長久用值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房產閒置 浪費生產力

於文化而言，這是災難性的打擊；於經濟發展而言，這是意外收穫。然則，文化重於經濟，經濟生產力上有意外收穫，補償不了文化的永久喪失。幾乎可以斷言，中國將成為美帝國主義的文化奴隸。此是後話了。迫切要談的，是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之後的高地價政策並未發揮資本主義鼓吹的土地使用效率，以致香港物業炒賣便利，但閒置的新建樓房、鬧市舖位及廢棄公共建築物甚多。

物業的交換價值、投資價值充分照顧到了，但使用價值卻忽略了，而由於香港地少人多，物業價格高昂卻又使用不足，大大削弱香港的生產力及競爭力。為了促進物業的使用，開始向商舖及新建樓宇徵收物業空置稅，慢慢推廣到其他物業，是一個可考慮的政策。

我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三日在《蘋果日報》論壇主張港府應該徵收物業空置稅。當時政府正擱置大量居屋單位之出售、卻又不將之租出，某些地產商長年持有空置的新建樓宇單位，善價而沽，一等十年也有的。當年的呼籲，得不到輿論半點回應，是意料中事。

可以說，哪個政黨或評論人敢膽提出物業空置稅，保證在香港無運行。因為物業空置稅之於地產財閥，正如工人的集體談判權之於僱主一樣，是真正達致公平博弈的手段，威力非同小可，絕非什麼九招十二式、什麼最低工資可比的。

二○○一年之後，我幾乎每年都在報章提一下物業空置稅，這次也不例外，不過，這次要強調的，是此稅項只是租客與業主之間公平博弈的手段，不一定損害業主或發展商的利益，而且對香港的生產力整體有益。香港政府是否全民政府、共和政府，還是地產商的政府、私利政府，從對物業空置稅的態度、對公平競爭法和工人集體談判權的態度，很容易看得出來。

土地是有限的天然資源，其價值有如農產品、食水和石油，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容忍這些天然資源被人長期囤積居奇、坐地起價的，香港政府長期囤積土地（也是閒置土地的行為）和閒置物業的行為是例外了，因為港府主政的公務員缺乏民主制衡，他們不單只怠惰，而且追逐私利（self-interest）。


租客在業權上失勢

租客對於業主，在業權和資訊上都是失勢的，假若租戶的需求高而業主有聯合叫價的共識，租戶便要被迫繳交高租金，而業主是可以長期閒置物業，吊高來賣，除了損失閒置期間的租金收入之外，是不須額外付出成本的。只要聯合叫價的共識夠強而日後索取的預期租金夠高，業主是會長期吊高來賣的。至於市值租金，由於租務的交易不夠多，而且租金的換值（索取的租金）經常高於租客的用值（願意或能夠支付的租金），市值租金是受到業主一方擺布的，不能真正代表租客的支付能力。


使用價值與投資價值並重

物業首先的價值是使用價值，其次才是投資價值。然而，香港的物業過分重視後者而忽視前者，令致社會蒙受損失。為了避免物業長期閒置而浪費生產力，為了刺激租務交易而使到市值租金可以反映租客的真實支付能力，也為了租賃者在租金的談判博弈之中得回足夠的議價能力，很多政府都引入物業空置稅。

舉例說，如果物業空置稅釐定於房價的百分之零點一，按月徵收，一間市值一百萬元的物業，空置稅就是一千元。如果業主將之出租，即使是三數月的短期租約，租出去就毋須交稅，即使只是一千元一個月的低租金，也避免交稅一千元，假若空置，則要交稅一千元。實際的例子，假若有物業空置稅的額外成本支出，領匯不敢空置公屋商場單位過久，而租客也可聯手等待租金下跌至可以承受的水平，彼此公平博弈，真正的市值租金便出來了。

物業空置稅對於業主及投資者不一定是壞事，租務市場激活了，租客多了選擇，業主的叫價能力無疑削弱了，但租出及收回物業卻方便了，閒置期間的收益可以保證，而且可以藉著較常更換租客而獲得高租金，而所謂高租金，並非業主聯合叫價而得到的、超乎租客支付能力的租金，而是有生產力的租客可以真實有能力支付的租金。這樣便可以保證租客的業務穩定，不會經常倒閉，有利於長期的租務收益。當然，如果商舖業主是短炒為主的，當然希望租金可以維持在超高的水平而出賣物業，而這個超高的租金水平是業主用聯合叫價扯高的、不合理的。

故此，物業空置稅可以平抑炒賣行為。對於長期持有物業的業主及長期租用住所或商舖的租客，物業空置稅是有利的。這也是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採用此稅的原因。而假若租務市場活躍而博弈公平，市民是毋須急於置業的，甚至根本毋須置業的。很多歐洲人都是這樣的，這對人口的流動性及創意深有助力。

若由於租務市場不平等而大部分人為了安頓生計而被迫購買物業，眾生傷透腦筋，將大大削弱該社會的專業水平及創新能力—我們正目睹兩者在香港急速下跌。

當然，地產投機者可以舉出一百個市場原則來反駁此稅，政府更可以舉出一千個技術理由來推諉此稅。然而，我期待的，正如我每年提出此稅的言論時一樣，是全港輿論對此鴉雀無聲。

香港地產行政區

陳雲



土地的產權是國之大政，假若高地價政策延續長久，則其政治也將因之定型。閱讀的記憶所及，以賣地來充當政府的開發費用，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策略，用意是將土地的使用權交由市場價格決定，政府依靠賣地的收入來提供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配合商業發展，這是一個官商合作的開發模式。

賣地予商人開發意味官商合謀、官商共治的政治。當然，殖民地准許的開發商人都是英資的或親英的，配合帝國政府在殖民地的利益，開發商人的地位猶如封建領地的諸侯。

回歸前夕，香港的地產財閥由英資慢慢轉為港資；回歸之後，港資地產財閥進駐行政會議、功能組別及政府的諮詢組織。香港的政治是地產封建主義，難怪商人眷戀功能組別，也有政客提出上議院制。


敗家與賣地

也有一些殖民地的開發策略，是不採用英國模式的，例如德國很早就知道地產炒賣會腐蝕生產力，而且引致各式各樣的詐騙，於是在中國的民初時期霸佔及經營膠州灣一帶，便立法不准炒賣土地，要將民間財力直接用到實業之上。平均地權和約束地價是德國的國政，一貫如此，也將國政伸延到殖民地之上。王朝中國及民國的大政，也是平均地權和約束地價。

中國二零零零年之後走向高地價政策和地產炒賣，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在回歸之後延續，並且愈演愈烈，也可視之為是中國政治在香港的伸延，或者兩者的合流。

很多產業園區的開發都是依循賣地招商的模式，然而，這只是限於實業發展，例如工業、航運等，政府將土地託管與開發商人，有促進生產力的效率。

然而，將公家土地賣予地產商，由地產發展商包銷樓宇並包辦管理，發展商不是直接營運生產性質的實業而是轉賣或出租樓房物業，而這些土地只是用作消費性質的住宅用途，此等地產政治，就有變賣國家最後資產以推高私人消費和金融買賣的意味。

香港在工業北移和產業空洞化之後走向嚴酷的高地價政策，美國在經濟衰退之前大興房地產及其衍生的金融詐騙，中國大陸在產業轉型失敗之後出現賣地炒賣房產的地產狂潮，都是共有的現象。個人敗家之後便是賣田賣屋，一國敗家之後便是賣地。


港府地產套利術

上世紀八十年代，面對工業及資金北移之危機，前港英政府想出高地價政策一招，利用房產價格長期上漲的預期，將港商在內地賺取的利潤用樓宇投資回收返港，於是不需境外徵稅（也無法這樣做），樓房投資也可吸納國際游資、大陸的流失資金（flee capital）和南洋的避難資金。買房需要借貸，大量資金以房產的方式寄存於香港，有利銀行發展金融業務。

港府的配套措施有六項﹕一是限制土地供應製造市場緊張；二是以填海換取豪宅地皮拍賣，將海港兩岸的美景私有化，善價而沽，以豪宅價位帶領整體樓價上揚；三是以聯繫率固定幣值；四是銀行專以樓宇物業來抵押商業貸款；五是容許樓宇貸款採用無限個人責任，無法供樓的買主要個人負債，不可交回物業便脫身（即是不能如分期付款買機器一樣）。六是默許地產商出盡哄騙之術，詐騙消費者。六法齊下，樓價穩步上升。

由於房產也涉及建築、裝修、家居消費等業務，在游資充足、貸款便宜的年代，可以帶動社會經濟。


間接徵市民稅項

政府不必加稅，靠賣地就可應付公僕加薪、大型基建及不斷改善的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維持治安良好，公共服務完善，令富豪世家、專業人士和跨國人員在此地安居。填海破壞香港海山美景，地產壟斷令地租騰貴，小商戶難以立足。

但是，此法可回收境外利潤及吸取外資，提早套取稅款，充實府庫，徵稅又多來自富豪和中產階級，再以公屋、教育和醫療補貼勞工階級的基本生活，只要地價平穩上升，外來資金源源流入，大家相安無事。高地價政策的政治經濟協作，是香港實存的社會合約。

港府假手地產商人，間接向市民徵巨稅。香港地產商的角色，與羅馬帝國時期的稅收包銷商（tax collector）近似。帝王將轄區（通常是新征服的郡縣）收稅之權外判予商人，商人向帝王承包固定的稅款之後，多收的稅金歸己所有，於是向庶民連哄帶騙，上下其手。

英國舊時亦一度將某些稅收外判（tax farming），由諸侯代理，此法在香港發揚光大。特別是新開發區和大型屋苑及商場，地產商兼營商場及物業管理，用私人的嚴厲方法規管居民的生活及商場的公共空間，輔助政府規訓（discipline）市民，令香港人日漸習慣於過度管理的公共生活，形成順民甚至奴民的性格，加上中產階級動輒背負三十年的樓宇借貸，更不敢亂說亂動，只能默默工作。香港的中產，可提供中產的專業服務，卻無中產的階級覺醒和文化修養。

地產影響香港的政治與文化深遠，香港在牌面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際是地產行政區。

高鐵何以「爆大鑊」？

陳雲



一僕二主，左右做人難。香港歸政於中共之後，內外形勢大變，而政務官失卻英倫的政治領導，要照顧香港民意，又要順從北京上意，只能按章辦事，猶如一部不能自我陳述道理的自動化機器，於是不時爆出醜聞，小事如增加生果金和減免外傭徵費，大事如市區重建及高鐵撥款，都是鬧劇收場。

高鐵撥款鬧出大風波，是因為規劃「區域快線」多年，忽然接了中共的死命令，說要將高鐵伸延至西九龍，打亂了官僚體系的辦事程序。命令既然來自「阿爺」，一眾官員又無政治領導，只好敷衍塞責，「累鬥累」，爆出大鑊，貴客自理也。


菜園村是最弱一環

二○○六年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提交立法會的高鐵方案，基於運輸效率原則，極力提倡與西鐵共融的「公用通道」，即使不必興建高速鐵路的專用路軌，只須將目前的西鐵接駁到深圳福田便可。豈料到了二○○七年七月，廖秀冬局長離任之後，曾蔭權政府隨即提出專用通道的方案，主張興建接駁西九的專用通道。遽然改換方案，便要急就章，匆匆上馬，假如特首不予領導和關顧，只好放棄精細的諮詢和人事周旋，依照機械原則辦事了。

假如高鐵計劃不是碰觸到菜園村村民的生存空間和生活方式權利，不會爆發強大的示威抗爭。碰觸到這個文化地雷，是官員始料不及之事。石崗菜園村鄰近有許多平整妥當的貨倉地和停車場地，屬於一二原居民地主所有，而菜園村則大部分屬於官地，村民不是原居民，只是臨時容忍在上面建屋及耕種。依照機械的官僚盤算，收回菜園村，用警察防暴隊掃蕩貧民，賠償所費無幾，頂多補貼搬遷費，送他們上樓住公屋而已。若果向地主徵收倉地，地主「獅子大開口」，官員便要向財政司司長解釋了。


貧民的生存環境大變

官員不曾意識到，目前的貧民處境大不如前，而社會對生態保育、貧民居住權和生活自主權的維護，也有巨大變化。頗多人已經參透城居之困局，不會被政府誘騙「上樓」，寧願居住鄉村菜園，自得其樂。這些新的因素令青年發起保育社運，令撥款一拖再拖，耗費時日，政府的數據推算建築成本每日增加五百萬元。埋單計數，真不如當初向地主付出巨款，買了毫無生態價值、又不影響平民生計的水泥地皮好了。

香港的銅臭社會有一句話，說「用錢解決得了的問題，便不是問題了」。恰好，清拆菜園村，牽涉貧民的生存權利和文化權利，這些就是用錢解決不了的新問題。許多無聊的市井小人，見了菜園村的抗爭，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放棄貧民的本來位置，忽然將他們的腦袋換上了地產財閥的腦袋，說菜園村不願意搬遷的人，只是希冀勒詐多點賠償而已。這是某些愚蠢平民的精神自瀆，以為放棄自我，變成地產商他們，就是他們的一分子了。人家從未當你是一分子呢，何須自作多情？到政府拆你屋的時候，便知味道了。

以前，港英政府清拆山邊的寮屋，居民安置上樓，當時的公屋位於市區，又臨近工廠大廈，容易尋找工作，公屋的商舖物價低廉，管理鬆懈，萬一失業，借助公屋的人流，隨時可以售賣工廠貨尾或熟食零食為生。隨住工業北移、商舖領匯化及管理嚴苛化，現在的公屋只是睡房住宅區，而且遠離市區，交通費用高昂。貧民也是識得計數的，每戶賠償六十萬元，要放棄鄉村的家園，豈會願意？這與市區重建局用收地條例強逼舊區的小業主交出業權，然後轉手圖利一樣，貧民看在眼裏，恨在心裏。


特首懶理 一拍兩散

菜園村內有社工、教師和傳教人員等，這些都是有知識、有餘閑的人，不易應付，假使當初由民政官員詳細勘察和刺探民情，便知阻力重重，不如多付費用，向倉地的幾個業主購買私人土地便算，這是用錢一定解決得來的，只需花多些心思，向財政司司長和立法會解釋而已。假如解釋得體，立法會議員斷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質問官員為何不去清拆貧民在官地上的家園，反而用高價去向地主購買水泥地皮。

反正高鐵註定是大花筒，官員用心盤算，捨難取易，便不會向菜園村開刀，那麼一切高鐵的抗爭便失了菜園村的感性火頭了。然而，站在官員的位置，既然北京忽然改發命令，要在香港境內修建高鐵，打亂當初談好的區域快線部署，沮喪之餘，特首曾蔭權又闊佬懶理，不加強人手和研究，施展政治手腕調解，為何自己要拼命完善工作呢？倒不如按章工作，即使出了事端，非戰之罪也，袖手旁觀可矣。

明乎此，高鐵諮詢之笨拙粗疏，地政官員闖入菜園村民居之魯莽無禮，乃至立法會財務會議一再延遲，官員依然不去修訂議案，堅持以原來的粗糙議案付諸最後表決，這些都可以理解了。

換了你是官員，大概也會這樣做。既為公僕，卻不知要侍奉誰哪個主人，不如侍奉自己，就自己方便好了。鬧出大事，一拍兩散，將高鐵抗爭、本土認同、鄉民和舊區居民的生存權利之爭與政制改革之爭一並捆綁，民生民族民權炒做一碟，「三民主義」反攻大陸，回贈北京，由北京來收拾殘局，使北大人自食其果，豈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