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範單位悄悄搬家 兩個政府隨你認同

練乙錚



台灣的三合一選舉選過了，結果十分好，過程尤其漂亮，選後勝負雙方領導人的政治風度更是恰到好處。筆者先談選舉在華人社會中的影響，然後具體按結果看涵義。

是次選舉上周成為全球華人社會的新聞焦點，大陸也到處「瘋傳」。結果，北京中宣部急了，選前幾天，禁止大陸記者出發赴台，已抵當地的，投票日不得作現場採訪。控制媒體活動不夠，還要阻擋遊客視野。據世新網10日報道，由於前往台北觀選的大陸人太多，中共之前已下禁令，選前一周內，陸客不得跟團抵埔，有些已經赴台的，投票日之前更須提早隨團折返，故上周台灣專做陸客生意的導遊，幾乎無團可帶。

如此非禮勿視以護陸人弱小心靈，不愧乃「負責任政府」所為，優勝寓言中的大和尚敦促小和尚不可注目「魔鬼」。


香港大陸 反「被示範」

香港這邊，赴台觀選的遊人比往年更踴躍，以致某著名旅行社竟適時拋出「雙觀團」吸客（路線包括觀選、觀光），殺行家一個措手不及。一次選舉，兩種反應，河井之間，南轅北轍。不過，港人也別高興得太早。我們本乃一國兩制的對台「示範單位」，但今年明顯出現範式轉移，台灣反客為主，清楚成為新的政制示範單位，而且是島外華人民眾用飛機票「選」出來的，香港和大陸反而「被示範」了。

何以致此？在香港，道理很簡單，是真假問題；歷次特首假選舉，人們看慣看悶了，不如過海去看真的。在大陸，是軟硬實力問題。大陸放幾個飛彈便可把小台灣炸平，十四億人每人吐一口痰就足把區區兩千三百萬台人淹死；此兩句憤青話沒錯，不過，論政治軟實力，台灣四両卻可撥大陸千斤。同樣的軟硬實力問題，賈誼兩千兩百年前便在他的《過秦論》評論過：「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上篇末句）。春秋之筆，扼要深刻。

筆者身在海外，未克到台參觀新的「示範單位」開張，倒是留意到這次選舉的一個側面：投票那天，台灣政府組織十萬人「維安」，保證了一千三百多萬實際投票者安全行使公民權利（千三萬是人口的57%，有投票權人數的77%）。

試想，換了在大陸，若同一個百分比的民眾同一天站出來試圖表達對國家最關鍵意見的話，共產黨會調動多少軍隊「維穩」？用什麼武器？死多少人？後果是什麼？「維安」與「維穩」，字面無大分別，卻隱然代表兩個不同世界。

其實，台灣這次選舉很「安」，沒出一點亂子，比上兩次都好，證明社會進步了，民主更加成熟了。相比，北京前幾天連買一個蘋果手機也引起「群眾性事件」，上了世界新聞。這點分別很值得大陸當局深思。

說老實，六十多年了，分別豈止這一點？比民生，比政制，比文化，比教育，比自由，比人權，台灣除了一般人的國族主義心態不如對方那麼發達之外，沒多少方面不優於大陸。在全球華人社會裏，是次選舉無疑已把上述各種對比聚焦，催生一個前所未有的民間「九二共識」。

大家知道，「九二共識」有兩個不同官方版本，大陸指的是「一個中國」；台灣方面，國民黨的理解比大陸多四個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台灣的表述當然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民進黨的滑稽說法是：所謂「九二共識」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國民黨的版本，在這次台灣大選中起作用，大陸雖然絕不喜歡，也勉強容忍。


中國模式vs台灣經驗

不過，筆者說的民間「九二共識」，與兩種官方說法都不同，既不必政治正確，也毋須狹義解讀：一個中國，明擺着兩個政權，任你月旦，隨你愛憎。歷史因素決定，華人今天分居陸台港澳，餘的遍布世界每一角落，國籍身份不易改變，日常生活接受所在地政權管治安排，不在話下，但在資訊高度流通的今天，人們卻可跨越政權界限去思想，憑認識決定好惡，按價值選擇效忠。「兩個政府，隨你認同」。

無疑，前往台灣觀選的陸客港人，不少是帶着貪新鮮、看熱鬧的心態前往的，但在鬧哄哄的氛圍之下，這些人總會有一點政治感覺，當中尤其知識人，總會想到「哪裏才是我的精神家園」這個纏繞國人六十多年的大問題。回想七十年代初，海外華人包括一些台灣留學生最先組團到大陸參觀，為的就是尋求上述問題的答案。當時找到的解答，就是「中國大陸」，以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救中國。幾年之後，這個認識破滅了。

十多年來，由於大陸經濟急速發展，不少人改宗所謂的「中國模式」，認為強力的一黨專政加國家資本主義才是真正救國之路。不過，這個信仰近年露出危機：一黨專政之下，制度性腐敗日益明顯，國企後面多的是官二代家族利益；社會矛盾惡化，「群體性事件」和維穩費用以幾何級數增長，土改黨變掠地黨；道德出現滑坡，掌權的各級黨員幹部帶頭。於是，人們多了一重疑慮：產值增幅固然重要，但更大的問題是，大陸社會往何處去？高增幅能否把一個愈來愈腐敗的社會帶到國人心中的理想國？

於是想起：「進步」原是一個向量，速度之外還有方向；方向錯了，速度愈高愈要命。而且，大陸經濟增長超高速無以為繼，人們於是明白，所謂「中國速度」，還是深受西方影響，西方超熱，大陸超速，西方不振，大陸便失色，拚了命也好不過印度多少。再往前看，如何是好？台灣經驗，適時提供另一答案。


精神家園 四處尋找

台灣的故事，如果只看到七八十年代，那是和大陸到目前為止差不多的，但到了八十年代，故事出現政治拐點，五千年文明古國民主化了。其後發展，大家清楚，要點是：台灣經驗是一個近乎完整的立國經驗。政治上，從極權到民主、從專制到自由；經濟上，從落後到富足，從漁農到包含大量高科技。兩者都可謂「達道」。重要、但還未符人民要求的，就是廉政；馬英九上台，這方面跨出一步，他連任，當會再走一步。廉政這一項搞好了，台灣經驗便可上升為完整的「台灣模式」、「台灣範式」。

台灣在國際上沒有話語權，在全球華人當中的政治比重也很低，但一個內容豐富的「台灣論述」正在積聚力量，吸引着全世界大小角落裏正在徬徨焦慮地尋找精神家園的華人；這次到台灣觀選的陸人港客，便是這個論述的吸收者、傳播者。

在民間「九二共識」之下，愈來愈多人會接受「台灣論述」為中國發展道路。這是很好的傾向，最能引導兩岸良性政治競爭，慢慢促進大陸當權左派最怕最恨的和平演變。


版圖更易 各取所需

談談是次台灣三合一選舉的具體結果。「三合一」，這次指選總統副總統、區域立委、不分區立委（政黨票）。主要事實如選票數目等，讀者大概已從其他渠道知道了，故筆者只提供幾點概括。

是次選舉，沒有一方不贏，各方最起碼目標大體上都達到了；這包括藍綠兩大陣營，以及其次的台聯與親民黨。國民黨依然「全面執政」，即保住總統和立法院的過半數席位，大處不失。

民進黨繼續走出陳水扁陰影，大選得票率和得票數與2004年最高點及2008年最低點比較，復元超過一半；最明顯的收穫則在立法院議席，從選前的二十四席（19%）復原到四十席（35%），比起該黨最高紀錄即2004年的39%，僅一步之遙（國民黨則從八十一席（77%）掉到六十四席（57%），失去三分二大多數，一些重要的憲政議題無法阻擋）。

版圖方面，一直以來，藍綠勢力以濁水溪為界（濁水溪是台灣第一長河，於島上中部橫向西流），濁水溪以南是綠營票倉，以北是藍營天下。這次民進黨選立委，不僅跨過了濁水溪，在台北、宜蘭、澎湖等地插了綠旗，還回過頭來固本，把高雄市九個立委席當中國民黨本來佔的六席壓為兩席。蔡英文雖然輸了總統位，但她帶領民進黨走向復元並淡化該黨深綠色彩，功不可沒。

宋楚瑜這次參選總統，目的不可能是勝出，而是借勢讓黨友取得立委席，避免橘營徹底泡沫化，結果他如願了，親民黨得了立委三席。已經泡沫化的台聯，也取得相同戰果，起死回生，立委從零席增到三席。或者可以這樣說：和選前比，國民黨全贏了卻退了；民進黨和親民黨輸了卻進了；台聯淨贏了。藍綠支持者的數量差別，這次壓縮到5%以下，大大低於2000年之時的20%。


「民主之父」 調整格局

台灣選後的黨派陣勢對民主政治而言相當理想。兩個大黨分別代表藍綠陣營，凝聚社會上兩派民眾的主流意見，但兩營裏頭各有一個小黨，對大黨虎視眈眈，起着陣營內部競爭作用（台灣還有十個八個超小黨，但都進不了立法院，無影響力）。2004年立法院大幅削減一半議席、每個區域立委選區採單議席單票最多數決之後，兩個小黨很快泡沫化，今年大有可能雙雙歸零。

於是「台灣民主之父」李登輝又出手，先是三十年恩怨情仇擱一邊，大手拉抬宋楚瑜，公開讚他有才幹、應該出來做點事，順利把他抬過參選總統門檻，讓他曝光機會大增，分化藍營之餘，還強化宋的黨友選立委時的「衫尾效應」。然後，在最後關頭，阿輝伯以風燭殘年術後剛癒之身，奮力替蔡站台催谷綠票，賺得這場選戰開局以來最多眼淚。結果，兩個小黨都保住政黨票的5%法定下限，都能在立法院正式成立黨團，台聯的得票率還高至接近10%。縱觀二十年歷史，可說台灣目下政黨競爭格局是李登輝一手打造出來的。

由於藍綠實力進一步拉近，中間選民票愈形重要，兩大黨的政綱亦必向中道趨同，鐵票失色，台灣政治有望更加理性化。看來，這個新的政制「示範單位」只會愈來愈好。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即將舉行的「選舉」，因此愈發難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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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


那一晚，我慶幸自己在這片土地上


上個禮拜到了台灣看總統選舉。周六晚，也即是大選結果公布的那一夜，身邊不少朋友走了去藍營慶祝馬英九當選，感受勝選的喜悅，我卻選擇了去綠營。

我相信，大多數香港人因為種種原因包括感情因素，都喜歡見到馬英九連任，但對不起，當我聽到他勝選演說中那一句「把危機轉變為商機」時，真的覺得十分刺耳，也可以想像，為何不少有理想的八九十後，總是投向綠營。

在綠營聚集了等候結果公布群眾的廣場上，人們沒有因為從電視直播的點票中，逐漸看到蔡英文大勢已去，而紛紛鳥獸散，反而繼續堅定的站着，等待着小英露面的一刻。因為大家知道自己到來這裏的理由，不是為了知道她會贏，不是為了要錦上添花，而是為了要有所堅持，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有所堅持。


最後一里路

那一晚，下着大雨，打傘的人很少，以免妨礙別人，於是全身只有濕透，眼鏡片也一片模糊，但我卻聽到蔡英文在這樣的淒風苦雨下，說出我聽過其中一篇最動人的演說﹕

「我知道此刻大家的心情。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原本期待勝利，但是，現實不盡如人意。但是，我要跟大家說，我們要堅強，我們一定要堅強，我們一定要比誰都堅強。我們是民進黨，我們過去在面對挫折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倒下過。以前不會，我知道，這一次也一定不會。」

「我要請大家回想一下，4年前，我們曾經是這麼的絕望，我們所要挑戰的山頂，曾經被認為是遙不可及。但是，我們咬着牙，整個黨團結在一起，在這4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這一次，我們已經接近山頂，我們還差一里路。」

「各位，你們真的不要懷憂喪志。台灣不能沒有反對的聲音，台灣不能沒有制衡的力量。未來這4年，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以執政者的角色，來實踐我們的理想；但是，這並不代表，在野就沒有力量。」

「我相信，只要大家繼續站在我們身後，給我們支持，給我們鞭策，我們一定還有未來！下一次，我們一定可以走完最後一里路！」

「最後，蔡英文也要以個人的身分，感謝大家一路相伴。這4年，是很美好的旅程，我們一起並肩作戰，在我的心中，你們不止是投票給我的人，你們是我最好的伙伴。」

「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心裏都很難過，如果你心裏真的很難過，就讓它發泄出來。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氣。你可以悲傷，但是不要放棄。因為明天起來，我們要像過去4年一樣的勇敢，心裏充滿着希望。因為，我們必須勇敢地扛起這個國家的責任，我們必須樂觀地，繼續為台灣這塊土地打拼。」

那一夜，我想起很多，想起香港民主運動的過去，想起香港民主運動的將來。

那一晚，我慶幸自己在這片土地上。


我們沒有那一份重量

這樣的一篇演說，老實說，我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寫得出，但問題是，在香港能否有人讀得出來，那又是另一回事。

我的意思和重點不是在於質疑我們那些特首候選人的演說能力（當然這其實是值得存疑的），而是在於，這樣的演說，背後有着歷史的重量、制度的光環、信念的力量，以及實踐的感召。

正如最近一段網上熱爆的短片所言﹕

「台灣擁有18,090,000個總統選委，香港只有1200個特首選委」；

「馬英九代表了6,891,139個台灣人民，同時蔡英文代表了6,093,578個反對聲音」；

「他們熱愛的早已不是個人崇拜，而是實踐的公平理念的政府」。
（http://vimeo.com/35091574）

沒有這樣制度上的光環，沒有那有血有汗、讓人尊重的過去，沒有那份歷史使命感的傳承，我們唐梁兩位特首候選人，即使有文膽可以幫忙寫出這樣的演講稿，又能夠把這樣有氣魄的文字，字字鏗鏘、理直氣壯的說出嗎？

或許現在某些建制派特首候選人是受到某些勢力打壓，但若然有朝一日他輸了小圈子選舉，又或者拿不到150個提名，因而入不到閘，他能夠理直氣壯的說出﹕

「各位，你們真的不要懷憂喪志。香港不能沒有反對的聲音，香港不能沒有制衡的力量」；

「在面對挫折的時候，從來沒有倒下過。以前不會，我知道，這一次也一定不會」；

「感謝大家一路相伴，這4年，是很美好的旅程，我們一起並肩作戰，在我的心中，你們不止是投票給我的人，你們是我最好的伙伴。明天起來，我們要像過去4年一樣的勇敢，心裏充滿着希望」。

你說能夠嗎﹖


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世間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天各一方，咫尺天涯，而是他們在排隊投票選總統，而我們卻在排隊攞form認購新股、買iPhone。而這就是海峽兩岸的距離，也是中國若然要統一，所要跨過的距離。

選後翌日，我出席了當地一個由台、中、港兩岸三地民間NGO所舉辦的圓桌座談會，席上不少台灣朋友都擔心，台灣會否變成香港第二，因為要看大陸臉色，而最終被和諧掉；相反，我默默坐在一旁，卻只是慚愧的想着，香港能否終有一天成為台灣第二，由民眾一人一票選出我們的特首。


小豬的正義

上周二晚，我獨個兒走到位於松江路的蔡英文台北市競選部看看，卻給我碰上不期而遇的一幕——一位失明人士，行行重行行，跌跌撞撞的走到來總部，如此千辛萬苦，我原以為他要來找民進黨幫忙，又或者作些什麼控訴，不料，他卻只是默默放低一個小豬撲滿，裏面裝滿硬幣。他態度十分謙卑，說希望這些小錢能幫到小英。

這是很動人的一幕。

一位綠營的朋友對我透露，在「三隻小豬運動」中，他們最後總共收到近14萬隻小豬撲滿，近2億捐款，佔總體5至6億捐款中的超過三分之一。到了選舉後期，因為捐款已經差不多達標，因此一些中小企超過100萬的捐款，小英都婉拒。

蔡英文說過﹕「小額募款不是小錢，而是來自土地，代表正義。比任何一筆大錢都更有價值。」

如今民意支持度最高的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有報道指他計劃親自落區籌募競選開支，向市民爭取贊助支持，不知道最後又有否成事？當然，他也可以搞個「三隻小狼運動」，但在你我都無份投票的情况下，你估又會有多少人真的願意捐款？

至於唐英年，當然那就更不消提。或許，他可以找鄉議局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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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然

港男在台中


一個港男向我道別，說是在台中找到了工作，也找到了女友，打算離開香港去那兒長居。

我跟這個港男相識接近十年，十年來，看他跟不同的女人離離合合，從不許下承諾，從不規劃明天，很奇怪他會為一個感情尚未深厚的女友放棄熟悉的生活環境和人際網絡。港男向我描述台中的美好生活：六百呎的屋，租金加水電煤氣上網費的開支，約港幣兩千元；搭公車，首八公里零收費。收入雖然比香港少了，但民生必須的費用大幅縮減，在香港從來不敢設想結婚生子的他，突然發現，只要兢兢業業工作，他可以向女友許下承諾，有可能擁有踏實平和的生活。一個港男到了台中，突然發現，他的人生之中，也可以有成家立室、結婚生子、養兒育女這一回事！他以為那些事情與他無關，卻突然發現與他有關。

我聽了不知說甚麼好，很唏噓也很難過。我為香港人今天的命運難過。是誰，剝奪了香港人的希望？那麼平凡、平庸、卑微的希望？不少適婚年齡的港男，被視作不負責任、沒有承擔的一群，試問，生活在一個連基本民生都越來越缺乏保障的社會裏，誰敢規劃未來？許多人結了婚，一生都在為住房拼命打工，不敢生育，甚至不敢生病……

一個吊兒郎當的港男，到了台中，突然發現，他其實嚮往細水長流的感情和生活。在那兒，他能找到希望，也能找到真正的自己，那是愛情的必需品。

改革的石頭

時寒冰



1.潮流

當開放、民主成爲潮流，老村長決定改革。
於是，開會。班子成員都聚齊了。老村長講改革，下面的人動情地啃著羊腿，口水流到地上，一片泥濘。開會就是聚到一起海吃海喝，沒有誰願意錯過這個機會，當然，也沒有誰真正關心改革。
“不改革就死，還吃你媽那個X！”
村長雷霆般地怒吼，一下子劈倒了所有的人。衆皆鴉雀無聲。
村長說：“這是最後一隻羊了，咱們村已經被折騰幹了，所有人都得出去要飯。”
班長成員一下子感受到了危機：“小村大棋局，我們怎麽辦？”
村長說：“改革，改革才能有錢，才能有羊腿啃，才能有更肥更白嫩的羊腿啃。”
班子成員打了雞血一般：“改革！”
當無羊腿可啃的時候，權貴們也開始支援改革。


2.石頭

改革是新鮮事兒，從哪開始？
老村子帶著班子成員，走到河邊，突然脫得精光。老村長的肌肉在陽光下煜煜生輝。
“脫！”老村長擲地有聲，“不脫光改個毬？”
於是，每個人都赤條條的，宛如一群被剝光的蝦米。
村長說：“改革就好像過河，當你不知道深淺的時候，就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大家摸著石頭，果然順利過了河。
班子成員都被這種神奇的智慧傾倒。
其實，不摸石頭也能過河——只要真的想過河，摸著石頭過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方式而已。而且，摸著石頭過河有個最大的弊端：當水深摸不到石頭的時候，人就會失去方向。


3.讓利

改革到了操作階段，老村長發現了問題——所有人都想著自己如何在改革中獲利，而不願意作出任何讓步。
老村長說：“不讓百姓得利的改革必然失敗，不讓百姓得利的改革你有個毛的好處。”
於是，大家在痛苦萬狀中，設計改革方案。
農民有了地，有了農具，有了喂豬養羊的權利。
村子裏漸漸熱鬧起來。不再只有幹部的嚎叫，豬也開始哼哼唧唧，羊也開始咩咩地叫……
小村從原始社會中，漸漸復蘇，有了生機。


4.逐利

小村開始復蘇的時候，村委會成員都坐不住了。
“改革，我日的改革，我們的好處呢？”
旁邊馬上有人接上“狗日的改革”、“豬日的改革”相呼應……
幹部們開始偷偷地利用村委會的地，雇人爲自己喂豬、養羊，當起了資本家。還不時地把村民家的豬、養搶到自己的豬圈、羊圈裏。小村治安隊由村委會管著，農民永遠告不贏。
村委會成員雖然享受改革好處的時間晚一些，但起點很高，借助手中的權力，很快成爲最富裕的一群人。
老村長看不慣：“改革還很脆弱，一旦老百姓意識到改革是剝奪他們而不是讓他們得到好處。改革就會停止。還要再等等……”
老村長說完這句話沒多久就去世了，去世前指定自己的兒子接班任新村長，並制定自己的孫子任下下任村長。
村委會舉行了盛大的葬禮，前面擺放著老村長曾經摸過的一塊石頭。河水早下去了，石頭上尿迹斑斑。


5.摸石頭

老村長的兒子走馬上任。
新村長說：“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改革，老村長是俺爹，也是改革的爹，俺爹走了……”
村委會成員都盯著新村長，像一群被提著脖子的鴨。
新村長突然意識到說漏了，“俺爹走了，他摸過的石頭還在，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改革！”
新村長帶著班子成員，走到昔日老村長摸石頭的地方，擺上豬頭香爐，跪地叩拜。那些石頭已被奉爲聖物。
新村長說：“我們也要摸著石頭過河。”
於是，班子成員自動地脫得精光——這個動作他們平常在做業務的時候已經練得非常嫺熟，在新村長的帶領下，虔誠地摸著石頭，但都在河這邊慢慢遛，再沒有人過河。
原本打算跟著過河的狗，也只能在河邊慢慢遛，步伐與幹部們出奇地一致。
連狗都明白，改革的方向變了。


6.國進民退

小村的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爲了保持增長，樹砍光了，河水污染了，天空變黑了……村委會成員紛紛到其他村子買房，把家屬和錢都送去。
小村空了。
新村長很悲憤：“經濟發展這麽好，爲什麽大家反而越沒有安全感？”
“怕被清算。”
衆皆異口同聲。
於是，小村開始強化集權，自已成立公司把農民的糧、豬、養、農具都收起來，用壟斷的力量把村民慢慢擠幹、榨幹。農民空了，赤條條的，一如當初村長帶領班子成員脫光時的狀態，只不過，這不是演戲，而是真的。
這個時候，改革已經成爲一種幌子。
爲了增強安全感，防止孩子們鬧事，班子成員決定把村裏唯一的小學遷到十裏之外的一個小山溝裏。假如這些孩子對村委會有什麽不良的想法，步行到村子裏天也黑透了，累也累個半死了。


7.再摸石頭

改革不能沒有民主。
新村長是有見識的人。於是，決定選舉。小村人激動萬分。
但候選人公佈出來，只有新村長的兒子也就是老村長的孫子，這一個人。
選舉沒有在村民中進行，小村村委會集體選舉老村長的孫子成爲新的村長，得票率高達100%。這就是小村長。
小村長帶著大家去摸石頭，這個時候，摸石頭已經成爲一種宗教儀式。摸石頭已經被看作是否堅持改革的標誌。
大家穿著西服，摸著石頭原地踏步，動作極具尿感。旁邊的狗看著人們重復著這個無聊的動作，困惑地翹起腿撒尿——似乎在給幹部們做示範，光有動作而不尿，太不實惠了。狗的尿落在石頭上，嘩啦嘩啦地響。
這個時候的改革，已經成爲一種幌子。無論局內人還是局外人，都在當作一場戲在演、在看。


8.改革經驗

小村的班子成員，經常外出訪問，這些村子以爲幹部們的幸福生活就代表了小村的真實水平，於是，取經的絡繹不絕。
小村長開始總結改革經驗。
小村決定建一個很大很大的廟，把村長曾經摸過的石頭恭恭敬敬地擺放在廟裏。
小村長說：“小村的經驗，就是這些石頭，老村長摸著它們，順利地過了河。大家摸吧，這就是改革的符號。”這個時候的改革，已經只剩下了符號。
於是，來參觀的人都懷著崇敬的心情激動地摸著石頭，所有的石頭都被摸得精光，活像一個個驢蛋。
摸到後來，幹部們開始覺得太枯燥。有不規矩的幹部，順便摸一把旁邊的女服務員，有好事者質問他的時候，丫說看花眼了，以爲那也是石頭，並且以爲是老村長親自摸過的石頭，以至於後來摸真石頭的越來越少了，摸人的越來越多。於是，有人看見了商機，在小村建了個“天上人間”（字是倒著寫的，正看是“間人上天”），專門弄好看的軟石頭讓幹部們摸，方便他們總結改革經驗和部署下一步的改革。改革的熱情再次被點燃。


9.廟

村民們回到了從前，而小村再也回不到從前，那個潔淨的小村，已經被污染籠罩，不再適合人居住。
村民們總結說：“還是老村長在的時候好，老村長如果活著該多好！”於是，大家深切懷念老村長，湊出僅有的錢，給老村長建了一個廟，廟裏塑了一個很大的像，每天燒香跪拜，虔誠得讓人流淚……後來，村民們把村長摸過的石頭也搬到廟裏——幹部們已經不摸這個改摸活物了。
廟裏香火旺盛，不久後，小村長把廟收歸村裏，派專人收門票，又增加了一份收入。

美債降級下的金融亂局與中國經濟的終極歸屬

聰聰



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正在慘烈下跌，在在顯示出華爾街正在迫宮美聯儲盡快施行新一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如果美聯儲推出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能從中獲益最大的肯定是華爾街，其次才是美國政府。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是研究大蕭條的，對大蕭條，對通貨緊縮有畏懼感。所以，伯南克對通脹的承受力遠遠超過通縮，對通縮的恐懼感遠遠超過通脹。

定量寬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令長債孳息率維持在極低水平，以維持債權國對美債的信心，藉由加碼發行國債以換取經濟復甦中所需的龐大資金。

第一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兩房債券危機問題。

第二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美國國債問題。

第三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州政府、市政府等地方債務問題。

可是，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必定反對、仇恨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所以，華爾街看準時機在適當時候出擊，人為地為美國政府製造話語權。

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把美國主權債務評級由AAA下調至AA+的配合下，華爾街大規模做空資本市場、商品市場，並從中獲利。

當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哀鴻遍地的時候，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就會從反對、仇恨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到呼喚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以扭轉局面。這個時候，美聯儲才會回應全球人民的呼喚，果斷地出台新一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則重新走好。

美聯儲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究竟是折中方案，即QE2.5，或者是規模更大的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即QE3？這將取決於四個條件：

其一是歐元國的債務問題成為焦點，危機繼續蔓延，避免撼動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隨著西班牙和意大利債券孳息率，以及德法兩國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不斷上升，美元的強大影響力仍舊維持。

其二是美國州政府、市政府等地方債的孳息率上升，讓美聯儲可以相對便宜的買入地方債。隨著標準普爾正在調降與美國長期國債相關機構評級，比如房地美與房利美，並透露他們很快將披露美國信用評級的下調將對地方與州政府造成何種影響的情況下，這個條件目前部份成立。

其三是美元指數處於低點以上，以避免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動搖了美元的霸主地位。這個條件目前只是部份成立。

其四是中國的貨幣政策由緊縮重新變為寬鬆，以便加大中國市場的泡沫，在未來的日子引爆，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在高鐵事故、賴昌星回國的情況下，中國央行不會立即調整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但在華爾街大規模做空資本市場、商品市場，造成全球經濟有機會出現「二次探底」的情況下，中國央行有機會在短期內調整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

需要留意的是，美國每次遇到危機時，必定會狙擊其他經濟體，而美債則成為全球其中一個避風港(當然包括黃金！)，吸引避險資金流入，幫助自己走向復甦。

好一個自損一千，殺敵十萬的戰略性博弈思維！

世事的發展往往非常諷刺，美債評級被下調，投資者為了避險，惟有爭相買入美債！不過，與2008年9月份發生的全球金融海嘯不同的是，黃金價格已經脫離了美元的影響，獨立走出上漲行情，成為全球投資者重要的避風港。

可以預見的是，歐元國的債務問題將繼續存在，且只會越來越嚴重，而日本及中國將相繼成為下一個被華爾街狙擊的目標。

如果中國政府在全球經濟有機會出現「二次探底」的情況下，重新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並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製造更大的市場泡沫的話，屆時美國將在美聯儲施行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之後，在中東製造事端，藉以哄抬油價。

中國在面對成本大戰(原材料價格及勞動成本上升)、匯率大戰(人民幣被迫升值的壓力)及貿易大戰(入口關稅及配額)等困難下，又會有大量製造業企業倒閉。外資在只要在這個時候集中撤資，中國的房價會突然陷入快速跌勢之中。由於中國的財政政策已經用盡，所以政府只能任由這個所謂的經濟支柱倒下。

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時，美元將快速升值，而中國大量的優質企業和優質資產將被大量收購。這個過程一旦完成，美元又會快速步入貶值軌道，美國的債務問題將大大減低，而美國將成為第一個真正步入經濟復甦的國家。

中國的致命問題是，政府投資主導經濟。中國超發的貨幣，基本上被用於規模大得驚人的投資，這些專案一旦展開，又需要更多貨幣來維持，否則，就將産生爛尾工程。於是，貨幣越來越多，物價越來越高。民衆財富被悄悄的持續的轉移、稀釋，購買力進一步降低，而物價的快速上揚，進一步抑制了民衆的消費能力。在國富民窮的情況下，滯脹必成，泡沫必破，而硬著陸將成為中國經濟的終極歸屬。(估計在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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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時代的恐慌、不可思議的高鐵應急燈

郎咸平



溫州動車追尾是如此的讓人痛心。近期高鐵意外頻發，是天災，還是人禍？我們到底有沒有必要搞高鐵？之前我們說過了經濟爲何恐慌，通脹我們慌，房價我們慌，現在，鐵道部引以爲豪的高鐵給我們製造了更大的恐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鐵道部是這麽說的，這位“鐵老大”認爲，包括以前的新聞發言人，包括現在的鐵道部的領導，在接受記者提問的時候都會說，要解決春運難問題，我們就要加大運力，提高運速，而如果我們想把這個運輸能力提上去的話，我們就必須搞高鐵，也就是要更快地到。比如過去是50個小時到，現在5個小時到，這樣不就解決問題了嗎？但問題在於，我們鐵道部的同志完全搞錯了。增加運力是什麽意思？是要增加火車發車的密度。比如說上海到南京的路線，原來是兩種動車，一個是250公里每小時，一個是160公里每小時。注意，這兩個數位非常重要，各位想想看，如果一條鐵路，它的火車都是跑250公里每小時的話呢，它就可以一趟接一趟地跑，不需要等候。可是如果這個鐵路一會兒是300公里的，一會兒是100公里的，如果再加上更慢的貨車的話，那是不是就要排隊等了?那這個密度肯定就稀鬆了。

就拿日本、德國的鐵路來說吧，它們的速度不是最快的，德國高鐵的水平大部分是我們動車的水平，基本達不到350公里每小時的，大概也就一兩百公里吧。但是，它們運輸的密度是我們高鐵的30倍，而且非常穩定。因此現在的問題是什麽？如果說德國高鐵的密度是我們的30倍，那就說明我們還有往上走的空間。也就是說，我們真正的問題是管理的問題、軟體的問題，而不是硬體的問題。而且我們目前絕對有能力讓人人都能買到票，完全解決運輸的問題。這些鐵道部門的同志們完全不曉得什麽叫做鐵路經濟學。鐵路經濟學要的是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不是追求更快，而是講究密。而在達到密之前，每一列火車跑的速度必須是一樣的，這樣才能一列接一列地跑，才能密，才能達到30倍的運力。當然，其實對於我們來講，不要說30倍，只要增加3倍我們就能解決很多問題。

還有這個所謂的能達到350公里每小時的高鐵，各位不要被這個宣傳誤導了，各位曉不曉得，整個從南京到上海，能跑到350公里時速的路段只有12公里，其他路段不是曲度太大，就是地質不穩，速度根本快不起來的，只能在100到250公里之間運行，所以它的速度和動車是一樣的。從上海到無錫，一列高鐵叫G7003，全程要1小時7分鐘，但是D307只要58分鐘，你看到沒有，動車還比較快些，這樣的話，你這個高鐵還有什麽意思呢？這不是資源的浪費嗎？這種大量的浪費，誰來負責？而且，這也完全違背了我上面闡述的鐵路經濟學，因爲你沒有密度嘛。

所以說，我們的鐵路部門根本就沒有搞清楚我們提速的目的。我們提速的最終目的是什麽？是爲了提高運輸效率。效率沒有提高，你光是解決速度有什麽用呢？對於我們鐵路部門來說什麽是效率，效率實際上就是把千百萬人在春運的時候運回家。我們應該關切的是，讓這列火車盡可能多地把人運回家，而不是讓一部分人盡可能快地回家。更搞笑的是，在這種運力緊張的時候，我們又充分發揮了我們的創造力，搞了個超級豪華軟臥，我們老百姓需要這個東西嗎？還有一些人吹噓說，這是我們的自主知識産權，是有市場的。我發現啊，我們自我感覺實在不是一般的良好。

請各位想一想，現在我們國家不是把大量資源投放在解決鐵路運力的密度上，就是我剛才講的，不是增加綠皮火車的運力，而是把大量資源投到一些毫不實際的高鐵和動車上。

現在更可怕的是什麽？我們産生了高鐵崇拜，叫做高鐵“大躍進”，這個高鐵“大躍進”本身，真是太可怕了。我舉個例子，在我們“十二五”規劃當中，在2020年之前要興建的高鐵是畫實線的，2020年之後呢，考慮要建高鐵的，或重新規劃的畫虛線，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很多的虛線現在都變成了實線，比如說鄭渝高鐵、昌吉贛高鐵，還有贛州到深圳的高鐵等等，它們應該都是畫虛線的，結果現在的計劃是要在2013年通車！還有，新疆也規劃了3000公里高鐵，它竟然也需要高鐵！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還有從昆明到拉薩的高鐵，昆明段也在興建，各位，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麽？是老百姓致富，是要讓老百姓更富裕，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是用那麽多錢和精力搞個高鐵。

如果是爲了老百姓致富的話，搞些綠皮車的建設完全夠用了，搞高鐵的話，可不是爲了老百姓更富裕，而是爲了旅遊的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的建議是什麽呢？取消動車，取消高鐵。當然不是完全取消了，只是不要再大舉興建這些東西了，這些都是好看的好玩的，我們統統不要，我們希望鐵道部門能夠讓綠皮火車增加密度，固定時速的密度，能夠像日本、德國一樣，增加幾十倍的運力，這不但不需要多加錢，相反還可以降低成本，然後票價還可以下降，讓老百姓真的能夠又快又便宜地回家過年。

現在每年需要我們鐵路輸送的是2.3億人，對不對？大概總收入是240億，那你拿出120億來，讓老百姓票價減一半可不可以？學生票價可以減一半，農民工爲什麽不可以呢？你這個暴利爲什麽不能拿來回饋給我們老百姓呢？我們今天的要求是什麽？是要求鐵路拿出一半的收入，讓老百姓票價減半，同時我們還要求，不要搞高鐵“大躍進”，要回歸過去的淳樸，要藏富於民。如何藏富呢？增加綠皮火車的密度。這是我們的建議。要知道，高鐵規劃就是兩三萬億，而每年春運2.3億人次，其收入才240億，這就意味著投在高鐵的這三萬億的資金，能讓我們的春運免費100年。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還有必要搞高鐵嗎？現在有句口號，叫“高鐵開啓幸福時代”，那我的呼籲就是“綠皮車讓民衆回歸幸福時代”。

各位知道讓我們鐵道部官員感到驕傲的是什麽嗎？是我們高鐵的長度全世界排第一，我們高鐵的速度全世界排第一。但是各位曉不曉得，我們這個高鐵的成本爲什麽這麽高？如果你問相關人士的話，他們基本都會說，不是我們收費高，而是成本高。爲什麽成本高？因爲有技術轉讓費。

他們自己吹牛說我們掌握高鐵的關鍵技術。各位知道這些人是如何定義掌握關鍵技術的嗎？非常可笑的，他們認爲，超過15%以上的技術是我們的，就算我們掌握了關鍵技術，雖然85%是向別人買來的，只要自己占15%，就算我們的自主知識産權。那各位曉不曉得，我們爲此要交多少錢？我告訴你，每一列高鐵列車，我們大概要交2.5億元人民幣，在這之外還有8000萬歐元的技術轉讓費。這是什麽？這是典型的“我們得面子，外資得實惠”。

像這種鐵路“大躍進”的瘋狂之後，鐵道部不小心吐露了我們的負債比例，是56%。怎麽得出來的？我們做了一個計算，全國鐵路的年收入大概3778億元人民幣，盈虧剛好平衡，不賺錢。但是如果建高鐵的話，至少需要2萬億，那麽一年利息支出大概就是500億，我請問，你還這個利息的錢從哪里來？即使我們把慢車和快車都停掉，全部“被”高鐵，“被”動車，大概收入也只能增加5%，也就是200億，這200億還不夠交500億的利息支出，這還不算本金。那你這筆賬是怎麽算的？最後由誰來買單？說到底還不是慢慢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麽？就是大量資源轉到政府手中，轉到外資手中，我們老百姓呢，就更貧窮，消費能力更低，內需更拉不動。在經濟學裏面有一個詞叫適當的發展模式，就是Properly。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我們的基礎建設千萬不能超前，爲什麽？因爲它佔用了大量寶貴的社會資源，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拿這個資源用來創新、創業，讓企業創造利潤，讓老百姓更富裕，做到藏富於民。等到我們老百姓真正需要用到高速公路的時候，需要用到高鐵的時候再建。因爲這個東西非常貴，一下就幾萬億，如果我們把整個社會資源都用到超前的高鐵，超前的高速公路上的話，我們如何藏富於民？要知道，一旦花了就沒有了，大量的資源流失之後，企業利潤下降，老百姓消費下降，經濟隨之下滑。這叫什麽？越建設，越發展，老百姓越貧窮。這是一種“失當”，而不是“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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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花園


不可思議的高鐵應急燈



一場百年不遇（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的大雷電，驚醒了中國的高鐵夢。

整個事件過程中，讓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事故發生後，車廂裏竟然是漆黑一片，沒有應急照明燈！

記得上兩個禮拜和幾個博友飯聚，有人還問我中國的高鐵有什麼新看法。我當時的看法是三點：第一，中國高鐵短期內必然將出一次大事故，事故過後，中國高鐵將再受一次打擊；第二，中國主動放棄在巴西的高鐵計畫，說明高層也知道自己的技術不過關；第三，劉志軍真是禍國殃民，私自把客運專線變成高鐵，尾大不掉。

溫州鐵路事故，由於是發生在中國技術標準最高的鐵路（該段是I級，是最高級別），暴露出背後的很多系統性問題。如果說，2008年膠濟鐵路死亡70人，是因為那條鐵路是臨時線，還可以理解，那這次溫州鐵路事故真是不可原諒了。

雷電令列車停下，停下的列車無法發出信號，提示後面的列車，這些都是很低級的技術問題，竟然發生在技術最先進的動車上，只能說明，問題是系統性的，而不是個別事件。

京滬、和其他高鐵的安全，真是令人擔心！

為什麼列車發生事故後，後備照明系統沒有啟動？難道沒有裝應急燈？為什麼玻璃砸不開，讓人無法逃生？

這些事情雖小，但正反映了，高鐵的設計者，在安全問題上，是如何的漫不經心！

溫州事故的死難者，主要是因為高架橋的緣故，從高處墜落，這說明高架橋的設計，是何等的危險。京滬高鐵一半路段是高架橋，還要趕工，趕及黨慶獻禮，何等兒戲。

以前曾經提過，鐵道部從來對廣深港線不感興趣，那時還以為是因為一些發展戰略的原因，現在想來，非常簡單，高鐵香港段很難撈錢，鐵道部自然不感興趣了！連鐵道部長都可以在招標上撈8億，那麼，那些機電系統，信號系統，其中上上下下的腐敗可想而之。

鐵道部第一時間把出事的車廂就地掩埋了，把上海鐵路局長撤了（估計過一段時間又會在異地任職，新的上海鐵路局長早前就是因為膠濟鐵路被處分的，現在又上來了），這些都很難挽回聲譽。

應該做的是全面的審查，甚至所有高鐵停開，人命關天，不應該是這樣糊弄過關的。

請給我們一個“中國夢”

郎咸平



去年有人出了一個報告，說中國有1/3的GDP是隱性收入，數位高達9.26萬億。你能想象到的灰色收入可能都在裏面。“夜總會小姐唱個歌也能創收好幾倍”，我們是這麽看問題的，你知道嗎？各位想想看，一個社會如果成了這樣，你不感到痛心嗎？所以9.26萬億已經不是灰色收入的問題了，而是說整個社會在改變。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出來了。這個隱性收入代表的是什麽？是整個社會的階級固化。《人民日報》去年登了一篇文章，我覺得寫得非常好，也非常讓人痛心。說的是在封建時代，整個社會是上下流動的。六部官員哪里來的？貧窮子弟十載寒窗，考上秀才、舉人，進士及第之後一步步升上來做官的。這個歷史傳統到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今天辛辛苦苦念完北大、清華、復旦出來，薪水一個月兩千塊，還比不上夜總會小姐。這對於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顛覆有多大，你知道嗎？過去是透過所謂寒窗苦讀來出人頭地，今天靠什麽？投機倒把。今天的問題，我覺得最基本的根源不是人心變得壞了，而是整個社會階級固化的結果。我們的年輕人再沒有出頭的機會了。我請問你，80後、90後，你們大學畢業的時候你想做什麽？你找到的工作，兩三千塊一個月，而且搞不好還要做一輩子。當你對整個社會的階級固化感到絕望的時候，前面說的現象自然而然就産生了。你會發現灰色收入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搞不好你就沒有房子、沒有車子，老婆都娶不到。那灰色收入怎麽來呢？那就是晚上經常到夜總會，上電視非誠勿擾，等等。灰色收入是階級固化的一個必然結果。

如何解決階級固化？一定要給老百姓機會。爲什麽很多人願意去美國留學，甚至願意留在美國，爲什麽？你覺得美國好嗎？美國不會比中國精彩，我就非常不願意到美國生活。但是美國有一點值得我們學習，那就是美國政府可以非常驕傲地告訴任何人美國夢。像奧巴馬這樣父母離異的黑人也然當上了美國總統。他任命了一個商務部長駱家輝，是第三代移民，父母是從在餐館洗盤子開始的。還有朱棣文，也是留學到了美國之後留下來的，最後成了能源部長。你知道這是什麽意思嗎？奧巴馬你什麽身份？朱棣文、駱家輝你什麽身份？完全沒有家庭背景。你們憑什麽成功啊，就是因爲美國社會給了每一個人美國夢。什麽叫美國夢？不是給你更多的薪水，不是給你一個灰色收入的空間，而是什麽呢？給每一個人希望。你只有給每個人希望，每個人才有創業的機會，才有這種激情能夠把每一份事做好，因爲他有一個夢，他認爲幾十年之後他可以變成奧巴馬，他可以變成朱棣文、駱家輝。你覺得今天我們中國有這種機會嗎？年輕的朋友，你們去公務員團隊做事，你覺得你可以到朱棣文、駱家輝的水平嗎？有這種可能嗎？沒可能。

所以我想通過灰色收入告訴我們老百姓一句話，灰色收入跟這一切的問題所象徵的是我們缺乏中國夢。如何改變社會的結構？讓這個社會每一個老百姓都有個立足點的平等？在這個立足點平等之上，每個人憑著個人的聰明才智，爭取到你所能爭取到的最高境界？其實這並不難，只是我們目前的政策推動都不朝這個方向走。我們沒有給這個社會建立起一個好的價值觀。

老百姓不再感覺到有中國夢了。中國夢有多重要，你知道嗎？我們每年稅增長20%以上，這些錢如果能用在刀刃上的話，就能夠幫助老百姓完成中國夢，你知道嗎？我們浪費這麽多錢做了什麽了？我們用在各地大規模的低效率的基礎建設上，搞的各地財政是連年赤字，甚至還不起錢都有可能。你沒有替老百姓創造一個中國夢，低效率的浪費掉錢了。各位，我尤其想告訴我們官員，你知道最讓我痛心什麽嗎？投資的失誤。這種投資的浪費，是千億、萬億的浪費。如果當初肯聽我郎咸平一句話，四萬億你不要投給什麽基礎建設，你給我們所有民營企業三年免稅多好，想想看，他們負擔了全中國90%的雇傭量啊。你三年免稅了，赤字怎麽辦呢？財政窟窿怎麽辦呢？我告訴你，國有企業不准搞房地産，像什麽中糧，你不搞糧食你搞什麽房地産，不務正業。這些國有企業不准做這種旁門左道的事，你所有利潤全部上交，不准買地皮，全部補充財政窟窿。三年免稅，各位曉得能創造多少財富嗎？這個免稅你曉得有什麽用處嗎？這是中國夢的一部分啊。

你的財政收入投到正確地方之後，大家發現投資企業能夠賺大錢，很多人就願意在這方面發展，而不會說投資環境那麽惡化，又不賺錢，乾脆炒樓、炒股算了，是不是？各位想一想，這樣子是不是對的呢？今天我們這一切問題，是我們缺乏中國夢。灰色收入等等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靠什麽解決？這需要靠一個更優良的稅收的使用來解決，給每一位朋友創造個中國夢。

中國「收水」港樓市乾塘？ 北水強弩之末？

黃元山



香港樓按加息，並非因為銀行水緊，而是反映內地政府「收水」，一般內地企業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融資緊張，被迫轉戰香港。香港在發展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同時，打通了中港兩地的金融連線，使內地企業可以透過「內保外貸」方式，用內地企業的資產作為抵押，透過相關香港企業拿到貸款以作融資，甚至去買房地產。在內地積極收水以控制資金過剩時，香港金融市場提供的廉價貸款，彷彿成了內地企業的太平門。不少內地房產商利用新興的「點心債券」，趁市場憧憬人民幣升值，成功以低息集資。內地一直擔心的金融安全，噩夢彷彿成真，香港不但沒有成為防火牆，反而成為內地貨幣緊縮政策的缺口。中央政府當然關注此問題，故香港金管局也不斷就本港的貸款增長發出警告。內地堵塞政策漏洞有前科，之前不少房地產商透過銀行的理財產品，從信託機構獲得融資，變相繞過銀行監管機構的緊縮政策，這個缺口去年開始已經被堵塞。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央是有決心和有能力，去堵塞香港的「滲水」缺口。內地開始缺水，內地的離岸資金可能就要班資回朝。

資金逆轉勢惹波動

傳統智慧相信，如果美國加息，資金會流走，香港樓市便會回軟；但美國不加息，香港樓市是否就可以一直向上？這是假設聯繫滙率，令香港的貨幣政策只會受美國的貨幣和利率政策影響，但從「內地收緊貨幣政策，反倒拉高香港的按息」這個例子，清楚看到香港的貨幣和利息，同樣受內地的貨幣政策影響。資金不一定流回美國才會影響香港的樓市，如果資金流回內地，對香港的影響同意深遠。香港大幅提高印花稅後，內地資金集中在一手樓市操作，進一步扭曲了一手和二手市場的關係，一旦資金流逆轉，應會引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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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幾天的報紙頭版，都是關於香港一手樓盤如何好賣，當中自然是以內地買家為主導。但有趣的是，打開內頁，卻有不少關於內地商人和企業融資緊絀的報道。只看頭版，讀者可能仍然有「內地人的錢永遠都用不完」這個錯覺。不過，一手樓盤就算有多好賣，亦只有幾百個、幾千個單位，整體的成交已經不斷的萎縮；特別是自從樓宇特別印花稅（SSD）實施後，二手樓供應減少，把投資/投機者推向一手市場，卻使整體成交明顯減少，造成所謂的「乾升」現象。而「乾升」，亦增加了市場波動性的風險。

收水措施陸續有來

當然，我不會低估內地資金的充裕程度，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樓市，已變成一個全國十多億人的市場，只要其中幾個百分點的富人南下來香港買房子，已經很厲害；而且，在過去十年，民間已經製造了不少財富，有不少人擁有充裕的儲備。不過，我們也不應低估內地資金本身的槓桿成份（一個蓋幾隻鑊），用畢菲特的說法，即是「水退的時候便知道誰沒有穿泳褲。」所以，近期有不少關於內地資金緊張的報道，如有溫州生意人要付10厘的一個月短期借貸利息，甚至有說年利率高達240厘；而且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明顯拉高，隔日拆借利息達5厘。銀行體系的資金短絀，可能是比較短暫性，但中小企和個人的借貸融資緊張，卻不容忽視。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內地的通脹甚麼時候到頂，任志剛預期可能有機會見6%，如果是真的，內地收水手段便陸續有來，現在已開始有聲音出來「叫救命」，警告中央可能「過份調控」。無論中央會否「過份調控」，內地收水是一個必然趨勢。上個禮拜我寫過，內地收水，香港樓市有機會受影響，因為內地企業在香港借貸，搶貴了香港的按息，由H+0.5厘，到現在的H+1.5厘，雖然H沒有變，但按息加1厘已經使供房負擔比率增加10%。另外，內地在香港由「放水」變「吸水」，無論中央會否斷了這條「吸水」的太平門，內地企業融資將會繼續緊張。

民之傷，民之淚

時寒冰



行政對菜價的強力打壓，終於産生明顯效果：菜價暴跌，菜農哭天無淚，一些青菜被迫丟棄。有關部門表態幫助農民賣菜，但他們解決這一問題時的能力，顯然不及當初打壓價格時生猛。

我詢問了家鄉的情況：化肥比去年上漲20%多，種地成本大大增加。所有菜農全部虧得血本無歸。今年嚴重乾旱，我家裏的那點土地已經澆了幾次水，且不說這些成本有多少，這仍不能阻止糧食減産的大趨勢。我父母的估計是，今年要減産30%以上，澆水少的，減産會更多。在我的故鄉，一個最直觀的結果是，往年賣糧食的，今年都不敢賣了。

但是，物價上漲無火如荼。農民的收入低，根本無法維持。在我的故鄉，60歲以下的人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他們必須通過這種方式來維持基本的生活。

母親對我說：“如果不是你們兄妹三個都有工作，我和你爸都去打工了。”

……

不知道該如何表達我的心情！

即使到了這個時刻，當我坐下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刻，我仍不能控制自己的悲傷……不能自抑……
我的父母親已是60歲以上的人……

在我的故鄉，那麽多如同我父母親一樣的人，在外打工，甚至逃荒要飯。在經歷幾十年的發展後，那塊生我養我的土地，依然在親歷苦難。我無意對歌舞升平的氛圍添堵，只是想說，在一個遙遠的我很熟悉的地方，那裏的情況與電視畫面中的情景，是有天壤之別的。

在中國，基層的農民很難有話語權，他們的利益訴求無人問津。鮮有人代表他們說話，包括那些被冠以農民代表的人。農民被高度邊緣化。沒有人有求于農民，因爲，權力是衍生而來，與他們無關，因此，權力持有者無需討好農民，最多給他們來一點生動的表演，安撫一下他們悲涼而無助的內心。

由於至少制度性保障，糧價、菜價上漲，中間商、距離權力最近的人，獲利豐厚，農民只是賺取最微薄的一點；當糧價、菜價下跌，中間商、距離權力最近的人，消失得無影無蹤，農民受損最重。

民之傷正在於此。

農民所遭遇的問題，不僅僅是民生問題，當他們雖勤勞一生而心無所歸之時，糧食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當民生話題不斷引起一些人越來越強烈的反感時，我不得不從一種很理性但也很冰冷的角度去談這個問題。

我想說的是，一切因都將收穫對應的果。

蔑視民生的結果必然是被民生所蔑視。

如果說，2010年三季度後的糧價、菜價快速上漲，經過這次組合拳的打壓還能有效的話，那麽，在下一個時間點，幾近用盡的行政力量，又將如何應對更瘋狂的物價上漲呢？

中國3月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餘額已經高達驚人的75.81萬億元，這是一切物價上漲的根源。

如果不對貨幣的供應量加以控制，任何對物價的所謂打壓，只能是以犧牲一部分民衆的利益來滿足另一部分民衆的利益，而不能真正做到公平。打壓菜價如此，加息亦如此。2008年上半年6萬家規模以上企業倒閉的情景正在被複製。靠高利貸維持運轉的民營企業在加速走向困境，至於那些靠借美元債務維持的企業，更是在快速走向不歸之路。

儘管，都知道抑制貨幣迅猛的供應是唯一有效的選擇，除此之外的一切手段都不可能産生實質性效果，但龐大的政府主導的投資已經全面鋪開，貨幣供應又怎麽可能受到抑制呢？

當75.81萬億元的數位公佈出來，我第一次感動了強烈的震撼，同時，升起對貨幣高速貶值的本能的厭惡。

我擔憂的不是個人購買力的下降，而是我們這個龐大經濟體未來的命運，因爲，以上所有的這一切因素和大家都懂的因素，都在指向一個方向，一個結局。這是作爲趨勢研究者比較痛苦之處。提前看到了結果，而無任何改變之力。很多人說我悲觀，可是，如果您也看到了趨勢的演變，就會知道，我已經是何等的樂觀！

中國能夠實現自我救贖的唯一路徑是藏富於民，只有藏富於民，民衆才有足夠的消費能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內需屢拉不動的根本問題，消化過剩的産能。只有藏富於民，才能彌補保障缺位留下的巨大缺口。只有藏富於民，中國才能真正具有實現自我修復和抵禦未來危機的能力，才能真正保持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和諧。這也是近年來我一直苦苦呼籲的原因之一。

但現在，我越來越覺得無話可說了。

有關部門還在爲個稅免征額的問題討論，在討論中把時間繼續後移。個稅起征點的提高對民衆不是一種施捨，而是權力者自己實現自我救贖的修補性方式。

在物價持續飛漲，繼房價之後，房租又連續上漲的現象讓無數人心神難安的情況下，有關部門還在盯著工薪階層一點可憐的工資不放手，他們在個稅起征點上的吝嗇和冷血，讓我感到難以遏制的憤怒。我在《中國怎麽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一書中寫過：“1981年職工平均工資約爲每月60元，而起征點爲800元，大約爲月工資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時的比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法，把起征點定爲24600元以上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於淪入兩年不到起征點標準就顯得過低的困局。”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把個稅起征點正式由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而2006年1月1日時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爲29.88萬億，現在已經是75.81萬億元！民衆都能切身感受得到，現在3000元的購買力遠比不上2006年1月1日時的1600元！

而當下，竟然還在爲3000點的所謂起征點提高而苦苦討論。有關部門擔心由於個稅起征點的提高（確切表述應爲免征額的提高），影響了對社會保障的投入，這是最可笑的一個藉口。把財富直接留到民衆手中，是沒有任何損耗的，而徵稅再用到社會保障的過程中的巨大損耗，哪里會有直接藏富於民、惠及民生更有效率？

雖然，我越來越覺得無話可說，越來越不願意講話，但與很多人一樣，我的心不是靜止的，我的血也不是冰冷的。有關部門不要把民生當作一種施捨，這不僅是一種可恥的無知狀態下的情緒錯位，更可能將自己推向絕境從而喪失解決問題的僅存的爲數不多的機會。

民之傷，不僅僅是民之淚。

願蒼天垂憐弱者！

---該日誌已被ZF隱藏

經濟過熱 中國2013年硬着陸

Nouriel Roubini



最近我先後兩次踏足中國，恰逢政府啟動十二五計畫，以重新調整其長期增長模式。而這兩次訪問，使我更加深信，中國的短期和中期經濟狀況之間，存在著可能影響穩定的潛在衝突性因素。

中國經濟目前已經過熱，但再過一段時間，當前的過度投資，將引發其國內乃至全球的通貨緊縮；一旦不斷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無以為繼─這很可能在2013 年發生─中國經濟的發展就可能嚴重放緩。

可見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應當關注的不是如何確保在當前實現軟著陸，而是經濟發展可能在五年計劃後半段，出現嚴重受阻的問題。

雖然新計畫也像上一個五年計劃那樣，宣稱要增大消費佔GDP 的比例。但對政府來說，政治阻力最小的做法依然是維持現狀。公開發布的新計畫細節也顯示：經濟的增長依然要仰仗投資（包括興建公共住房）來支撐，而不是以實施更迅速的貨幣升值，面向家庭的大規模財政轉移支付，稅收和/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解除戶口制度限制以及放寬財政管制的方式來實現。

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都是靠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和弱勢貨幣來實現增長，並因此催生了極高的企業和家庭儲蓄率，以及對淨進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設施，房地產以及來料加工和出口部門的生產能力）的依賴。

當淨出口金額從2008 至2009 年度的佔GDP11%，下降到5%的時候，中國領導人的應對措施，就是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 的比例從42%拉高到47%。

憑藉著爆發性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得以擺脫了2009 年日本，德國和亞洲新興國家所遭遇的嚴重經濟衰退。但固定資產投資佔國內GDP 的比例，也因此進一步上升到2010 至2010 年度的近50%。

這就暴露出一個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擁有足夠的發展速度，足以在將50% 的GDP 重新投資的情況下，最終避免遭遇巨大的產能過剩，和令人憂心的不良貸款問題。中國內部到處充斥著在實物資本，基礎設施和不動產方面的過量投資。在一個訪問者眼中，證據就是那些光鮮靚麗卻旅客寥寥的機場和高速列車，通往偏僻之地的高速公路，數千座高大的中心城鎮和地方政府建築，空無一人的新城區，以及被迫關閉以避免引發全球價格下跌的嶄新鋁冶煉廠。

商業和高級住宅方面的投資早已過剩，汽車的產能即便在最近的銷售熱潮中也已經過量了，鋼鐵，水泥和其他製造部門的產能過剩問題也在不斷惡化。在短期內，這場投資繁榮將刺激通貨膨脹，這是源自于其高度資源密集型的增長特點。但過剩的產能將無法避免地帶來嚴重的通貨緊縮壓力，而製造業和房地產部門則首當其衝。

中國大概會在2013 年後遭遇一場硬著陸。事實上所有與過度投資有關的歷史場景─包括在1990 年代的東亞地區所發生的一切─都會以一場金融危機和或長期的低增長來謝幕。如果要避免這一命運的話，中國需要降低儲蓄率，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削減淨出口佔GDP 的比例，並刺激消費所佔的比重。

但問題是中國人之所以樂於儲蓄而不願消費，是有其結構性原因的。而要扭轉這一過度投資的誘因，可能需要整整20 年的改革。

對於高儲蓄率的傳統解釋（缺乏社會安全網，有限的公共服務，人口老化，消費信貸的不發達），只是這一迷局的其中一部分。中國大陸地區的消費者並不比香港，新加坡和臺灣等地的同胞更傾向于儲蓄─他們都同樣會將大概30%的可支配收入存起來。但最大的區別在於家庭部門佔中國GDP 的比例小於50%，因此也只給消費留下了一個很小的空間。

人民幣弱勢保護出口

中國實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將大量收入從政治上處於弱勢的家庭轉移到了強勢的大企業手裏;弱勢的人民幣使進口商品變得昂貴，降低了家庭購買力，卻保護了那些出口型國企並增加了出口商的利潤。

面向家庭的低存款利率和面向企業和開發商的低貸款利率，意味着千家萬戶的巨額儲蓄實際上的是在賠錢，而國企的貸款成本卻是負數。這就產生了一個強大的過度投資誘因並意味著從家庭向國企的大規模轉移支付─倘若這些企業以市場利率貸款的話，肯定是要虧損的。

此外，對工人的壓榨，也導致工資上升的幅度，遠遠低於生產力的增長速度。

如果要放寬對家庭收入的限制的話，中國必須讓人民幣更快地升值，放開利率管制，並大幅增加工資。更重要的是，中國要麼必須將其國企私有化，讓這些企業的利潤能轉化為家庭收入，要麼像這些企業徵收更高的稅收並將這些財政收入轉移給家庭。事實上，除家庭儲蓄之外，企業部門（大部分為國企）的儲蓄─或者說保留利潤─已經佔到了GDP 的25%。

但增加家庭佔總收入比例的舉措，將產生極大的破壞效應，因為這會導致一大批國企，出口企業和地方政府破產，而這些又是在政治上很有權勢的部門。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中國只能在這個五年計劃中，繼續增加投資。

繼續沿著這條投資導向的道路走下去，將使已經暴露出來的製造業，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產能飽和現象進一步惡化，並將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無法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加劇未來的經濟放緩。但直到領導層在2012 至2013 年換屆之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都將繼續在罔顧巨額未來成本的情況下維持一個高增長率。

作者為魯賓尼全球經濟研究院（www.roubini.com）主席， 同時也是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以及CnisisEconomics 一書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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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hina becoming Japan in the 1980s?



Let's talk about a boring topic today – China's inflation.

Even if you have only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economic news, you have probably noticed that the topic of rising prices in China has come up again and again in the media. Indeed, for the past year, it has been a grave concern for Beijing to tame inflation in the country .

The latest economic data released last week didn’t ease the concer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surged 5.4 percent in March from a year ago – higher than the 4.9 percent in February and market consensus of 5.2 percent – indicating a worsening trend.

So it comes as a remarkably contrarian voice when somebody suggests that China could be heading toward deflation, instead of inflation. Especially if it comes from the prescient Dr Nouriel Roubini, you'd better take heed.

In his usual alarmist manner, Dr Roubini, nicknamed Dr Doom, said in his article “China’s Bad Growth Bet” that China’s “current overinvestment will prove deflationary both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over time. He is predicting this will happen most likely after 2013 and China is “poised for a sharp slowdown”.

His rationale is simple –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s unsustainable and will backfire eventually. China always has a high level of investment but it got even high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China struggled to maintain its near double-digit GDP growth rate after the crisis, it boosted it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to fill the void from collapsing trades. The share of fixed investment in GDP has risen to nearly 50 percent this year from just 42 percent before the crisis. As Roubini rightly pointed out, no country, even China, would be productive enough to reinvest half of its GDP without facing enormous overcapacity and non-performing loan problems. Such worry is not groundless. In fact, we can find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 now and Japan in the 1980s.

As a result of heavy lending and inflated asset prices,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a large share of GDP in Japan during the 1980s. The figure was 31 percent in 1988-1990, already a pretty high figure, but China’s figure is still much higher.

Both China and Japan have relied on export-led growth. With the strong surplus in the external accounts, their currencies should normally appreciate. But for whatever reason, both governments have tried to hold down their currencies by explicit or implicit interventions. The result is massiv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and asset bubbles due to the liquidity injected into the system through currency interventions.

Bank loans were also pivotal in driving investment booms in both countries. Bank lending was growing faster than nominal GDP growth for both of them. What made things worse was that lending decisions were not based solely on commercial merits. In 1980s Japan, you had zaiteku, which means “raising profit by utilizing capital for securities investments, real estate and the like”. Intercompany loans between related companies allowed companies that otherwise would not have easy access to bank credit to borrow money cheaply. As re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ran out, money flowed into real estate and other asset markets, fuelling bubbles.

A similar scenario is starting to surface in China.

Some would argue that China’s GDP is still growing strongly so we should not get caught up in the scaremongering tactics of those doomsayers. The strong growth of GDP, however,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why an eventual collapse seems inevitable. As investment now accounts for nearly half of China’s GDP, the repercussions could be huge when those investments turn sour. China’s obsession with GDP may prove fatal when people realize the money that has been spent during the boom years went into building bridges to nothingness or ghost town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Perhaps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ears the most is not the country will turn into Japan in the 1980s but rather into itself in the 1980s. Driven by market-liberalizing policies, China enjoyed strong economic growth in that decade. But high inflation, like current one, plagued the whole country. Inflation spiked to nearly 20 percent in 1988 and 1989 before dramatically falling to 2.1 percent in 1990. Well, we all know what happened in 1989, don't we?

Jacky Wong is a Hong Kong-based analyst. He has worked at global investment banks and hedge funds in various roles including derivatives trading and equity research.

2011，我們的日子還會這麽難嗎？

郎咸平



2011年年初，我推出了新書《郎咸平說：我們的日子爲什麽這麽難》，上市之後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反響很大。《人物》 雜誌從讀者中徵集到了一些問題，希望我的回答能解決更多讀者心中的疑惑。


《人物》：您曾說過，中國人全球工資最低。但當有人建議給大家發工資時，便有專家說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這兩者之間有關係嗎？現在超量的貨幣有否體現在個人收入的增加上？

我：那些專家是照搬教科書上的理論：每年經濟産出就這麽多，比方說就100斤大米，而工資如果是100塊，那麽米價就在一塊錢一斤，這樣，工資如果漲到了200塊，大米還是那麽多，所以物價是兩塊錢一斤。這個理論放在歐美基本上是對的，因爲那些國家工資占GDP的比重非常高，這樣你漲工資等於沒漲，因爲東西還是那麽多，越漲工資，錢越不值錢，這樣會有通貨膨脹。
這理論的前提條件是什麽？國民經濟的大部分産出都被工資消費掉了。但是，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低的，就算老百姓工資翻一番，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力也不及政府舉債投資的五分之一，也不如天量信貸的十分之一。你想想看，我們的産能過剩這麽嚴重，各行各業都是嚴重的供過於求，而且什麽都漲，就是工資不漲，按照這些專家的理論，怎麽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呢？可是現實又如何呢？去年我提出警惕滯脹這個觀點的時候，還有某個經濟學家和我辯論，可是，現在連他自己都修改了自己的觀點。


《人物》：您特別主張藏富於民，您認爲主要應該通過何種路徑來實現藏富於民？

我：我最近提出一個“馬車理論”。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是國民經濟的兩匹馬，政府拿著稅收這條鞭子在駕車。現在情況是，國企不去拉車反而在車上增加負擔。政府不去養馬，反而用越來越重的鞭子加重負擔。2009年，財政收入和國企利潤占了GDP的35%。企業各種稅負有20多種，占稅前利潤的70%，全世界最重。以個人養老金爲例，薪水的8%要上交到個人養老金賬戶，同時企業要再交20%到社會統籌賬戶，這麽高的繳款比例卻並不是因爲真的給老百姓養老了，而是因爲養老金既有歷史漏洞，又有統籌和管理成本過高、投資收益過低這一系列問題。換句話說，稅收本來是再分配的過程，可是我們的稅收卻是收上來就完了，不是真正給老百姓花錢，不是公平地再分配給老百姓。藏富於民就是要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讓國企不再利用壟斷地位與民爭利。


《人物》：當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便會突出。您曾說窮苦人群開始絕望了。您認爲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是否會形成政治風險？應該怎樣避免這種風險？

我：我看到社會上更多的是無奈而不是絕望。

我最擔心的不是什麽政治風險，而是老百姓過得幸不幸福。央視每年進行“經濟生活大調查”，有一題是您對目前生活的感覺：很幸福、比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選擇很幸福的比率一直是4%左右。選擇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斷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今年達到38%。調查顯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對收入和住房不滿意。

順應民意就不會有政治風險。比方說2006年的結果顯示老百姓最關注的是醫療。隨後我國進行了醫療改革，現在連普通農民都能報銷60%的醫藥費。儘管還有很多問題，但是老百姓對這方面的滿意度至少提高了一點。


《人物》：金融危機使西方人極大地克制自己的消費行爲，而在中國似乎影響不大，2008-2009年的餐飲娛樂業並不蕭條，這是爲什麽？還能說中國人工資低嗎？

我：美國老百姓不是克制消費，而是因爲過去濫用消費信貸、過度透支，現在失業率還居高不下，當然消費不振。金融危機是怎麽來的呢？就是本來一個人買不起房子，但是銀行借給你錢讓你買。因爲房價一直在上升，過了兩年之後，房價升值這部分銀行還給你辦理再貸款，升值這部分就變成消費貸款給你繼續揮霍。

中國情況與此完全不同，中國目前正在走向M型社會，窮人富人同時增多，中産缺失。餐飲娛樂行業不蕭條很正常，因爲有錢人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但是普通百姓的娛樂並不見得有多麽繁榮。以電影院爲例。我國每10萬人擁有的銀幕數是0.41塊，美國是12.7塊，差距達30倍。 M型社會下層工資低是客觀事實，餐飲娛樂蕭條不蕭條和他們沒有直接關係。你判斷中國餐飲娛樂行業不要只看到北京上海，你去三四線城市和小縣城看看小飯店幾點打烊就知道了，那裏住著的才是大多數的中國人。


《人物》：由於文化傳統和投資渠道有限的影響，中國的個人儲蓄不斷增加，這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産生怎樣的影響？是否需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通過拓寬投資渠道嗎？在中國大陸能否出現切實保證個人投資利益的投資渠道？投資現在的股市會有很大風險嗎？

我：我很同情我們老百姓，在中國我也不知道建議他們幹什麽。投資黃金，現在漲得離譜；炒外匯風險很大；投資股票，到處是內幕交易；辦企業，稅負超過稅前利潤的70%。投資房地産，現在政府天天在限制。現在想想美國老百姓活得真簡單，買基金或者存入自己401k養老金賬戶就行了，政府負責他保值，替你看管錢。我們到頭來是政府提供不了一個好的投資環境。

個人儲蓄增加實際上是個僞命題。個人儲蓄的增長速度遠遠比不上企業和政府。從1992到2007，家庭儲蓄占GDP比率一直在20%，增長率爲0。企業儲蓄占GDP比例從11%增加到23%。政府儲蓄從GDP4%到8%。增加的儲蓄是企業和政府的。

即便如此，還有專家抱怨我們存款過多，說要鼓勵消費。這完全不理解我們老百姓的日子有多苦，而且因爲社保、醫改、教改和房改都沒能切實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所以老百姓越窮越不敢花錢，這個已經被尼爾森公司的調查資料證實了。所以，我請這些專家和政府不要再打老百姓那點儲蓄的主意了！儲蓄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因此無從談起怎麽解決，問題在於怎麽藏富於民。


《人物》：謝國忠說未來十年會進入通脹時代，您是怎麽認爲的？如果真的進入十年通脹，將會是怎樣的情景？

我：中國當前的問題不是通脹這麽簡單，是滯漲。我早在幾年前就指出過這個問題，所以才大聲疾呼反對四萬億。滯漲是說，經濟高增長已經不可能了，通貨膨脹同時出現。要治理通脹就要收緊流動性，加息、提高準備金率，控制貸款等，無疑這會更加打擊經濟。如果要提振經濟，就要放寬流動性，通脹壓力又會增大。


《人物》：您對目前的“公務員熱”怎麽看？大學畢業就做“蟻族”是因爲社會提供的就業機會太少還是報酬太低？

我：根本原因是社會上年輕人沒有機會。公務員熱是因爲他提供了一條穩定的就業渠道。這和超女、超男的火爆是同樣的原因，選秀爲年輕人提供了成名的機會。


《人物》：央行年內6次增加存款準備金利率，這是最有效的手段嗎？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遏制通貨膨脹的方法嗎？

我：這是最典型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提高準備金率是爲了收回資本金，但是同時我們卻大放信貸：2010年前11個月新增貸款7.45萬億，2007和2008年的總和才8.4萬億。另一方面是地方債，最保守估計7.6萬億。這麽多錢放出來，收點幾千億的流動性能起到遏制通脹的作用嗎？


《人物》：有種共識，認爲中國房地産行業如此增長與地方政府的支援密不可分。僅僅是爲了追求GDP、地方稅收增長、官場業績？還是由於腐敗？或者說其中哪種原因更爲重要？

我：你知不知道買房的人對社會有多大貢獻？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1.6萬億，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嗎？按照陝西神木縣全民醫保的標準40萬人，每年報銷1.5到1.8億元，以1.8計算每年只需5850億就能實現全民醫保。按照規定把土地出讓金的10%用來建保障房，每平米1500元高標準建造，可以建1億平米。2009年我國住宅竣工面積不過5.77億平米。這樣還剩下八千億元，你可以讓全國的高中和大學教育都免費。 換言之，每年的土地出讓金足夠讓老百姓享受免費醫療、廉租房、十二年免費中小學教育和大學免費。

問題在於，我們把房地産收上來的錢幹什麽用了，沒有人知道。這不是房地産的錯，也不是買房人的錯，是我們的財政體系不問責，不透明，不公平。現在又要開徵房産稅，似乎就是把房價問題都歸咎于買房的這些人，但是你仔細想想這究竟是誰的責任呢？


《人物》：重慶對高檔住宅開徵房産稅，您對這一舉措有何看法？

我：2009年徵收了1.6萬億土地出讓金，占地方收入的一半。仍然想征房産稅，沒有道理啊。我們一直沒搞懂，房産稅的本質是讓房子增值，而不是用來遏制房價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重慶模式並不只是對高檔住宅開徵房産稅這麽簡單！這背後需要一系列的系統工程，如果沒有這個系統工程，而只有房産稅，那麽就是錯誤的。這個系統工程首先大規模建保障房，低價出租保證居者有其屋。而且要設計得很巧妙，這些房子將來要賣也只能賣給政府，這樣“寬進嚴出”才能保證真正有需要的人入住。


《人物》：當年的“分稅制”使中央財政極大增長，爲之後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很大的保障。現在地方財政減少使得地方政府又採用大量政府融資的方式來保證地方經濟的發展，但是這又會産生極大的風險。如何改變這種與分稅制之前相反的中央地方財政狀況？靠轉移支付能行嗎？還是再取消分稅制？

我：什麽是經濟發展，靠地方融資或中央投資來保證經濟發展就是個錯誤命題。八九十年代我們基礎設施不完善，修公路鐵路、搞工業園發展外貿經濟是沒錯的。現在基礎設施已經很完善了，地方還在花大力氣修産能過剩的高鐵和機場，這條路已經走到頭了。經濟發展是靠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帶動的。比如今年經濟體有100元産出，政府拿20塊錢就足夠了，這個不是用來三公消費或者走老路，而是應該投入醫療、教育、保障房，讓窮人分享發展的好處；餘下40塊留給企業擴大再生産，多雇人，漲工資；40塊錢留給老百姓消費，這樣自然會走向內需型經濟。從長遠來看，真正能保證經濟發展的不是地方政府的低效投資和政績工程，而是企業一直有足夠的利潤進行研發和投資再生産，老百姓一直有足夠的消費能力購買這些産品。

稅的核心不是怎麽收錢，而是怎麽有效地花錢。目前問題不是取消分稅制，而是加大問責制。需要花錢了，提出預算，每一筆錢怎麽花，然後收稅。你要清楚地告訴百姓你的錢花在了哪里。只要花錢不透明，錢怎麽都不夠用，無論是分稅制或者地方債都是不是問題的本質。


《人物》：您曾說美國高盛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一大罪魁，一家投行的影響真的有那麽大嗎？您如何看待高盛現在在中國金融市場的作爲，對與他們合作的中國資本您有什麽話要說？

我：高盛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代表的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他們彼此分工、互相合作。我們揭露高盛不是爲了批評這一家公司，而是想讓大家警惕美國金融資本對我們的傷害和操控。

當然高盛是這些公司中的佼佼者。我以這次歐元危機爲例，2001年希臘希望進入歐元區，但是他達不到歐盟的兩個標準，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産總值的3%、負債率低於國內生産總值的60%。高盛爲希臘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爲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還將國家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爲抵押換取現金。高盛知道希臘將來必然會有問題。因此高盛便向德國一家銀行購買了20年期的10億歐元CDS“信用違約互換”保險。一旦希臘政府出現支付危機，出售CDS的銀行就要支付高盛10億歐元的虧空。

隨後華爾街對沖基金坐等歐元危機爆發，從中漁利。2010年2月，歐元淨空頭6.3萬手，看空力量是看多力量的5.5倍。爲什麽這些對沖基金對歐洲的情況這麽瞭解？因爲高盛知道了。

能夠把歐洲的主權國家玩弄於股掌，至少這樣的對手值得我們警惕。


《人物》：您對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也特別關注，連地溝油、垃圾處理等微觀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研究，這是基於何種考慮？

我：這些問題的本質是政府監管缺失，這些問題的根本是百姓利益受損，我做這些是因爲我想爲老百姓說話。

所謂的宏觀調控到最後都是一個個微觀問題。我一直呼籲“藏富於民”，這不僅僅是讓老百姓有錢了，還包括過一種體面的生活：吃放心食品，呼吸新鮮空氣也是我們的權利。這些都是一個學者起碼的良知。


《人物》：2011，我們的日子還會這麽難嗎？

我：答：2011是十二五開局之年，而十二五計劃第一次將”擴大內需“獨立成篇，這與我一直呼籲的”放棄保八，藏富於民“的主張是非常契合的。但是正如我在書中分析的，我們不是沒有意識到”看病，上學，買房“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實際上，我們也沒少採取措施來應對這三個問題，可是，房價卻是越調越高，老百姓對上學難和看病難的抱怨也還是不少。這背後缺失的是我們並不瞭解這些問題的本質，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此，我作爲一個學者一再給大家講解”重慶模式“，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房價太高的根源在哪里。同樣，對於醫改，我注意到有計劃在十二五期間自付醫療費不超過三成，但是我們總是有太多計劃，太多目標，當然，我希望這些美好的目標都能實現，這樣老百姓的日子才不會這麽難。

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向松祚



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之際，“中國經濟總量究竟有多大？中國經濟總量是否已經超越美國？”再次成爲全球媒體報道和辯論的焦點。一個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結論是：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越美國！

發佈此結果的是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該所高級研究員阿文德·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聲稱，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最新搜集的經濟資料，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薩勃拉曼尼亞的計算方法是所謂的購買力平價方法。他的計算結果是：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爲14.8萬億美元，而美國只有14.6萬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估算結果，也同樣超出許多人的預料。IMF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宣稱：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0年中國的GDP達到10.1萬億美元，美國則爲14.6萬億美元，意味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美國的70%。

最離奇的是：最新美國佩尤民調（Pew poll）結果顯示：竟然有47%的美國人相信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只有31%的人認爲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民衆到底是因爲讀了那些研究機構的報告産生了錯覺？還是因爲失業的壓力和痛苦産生了幻覺？還是因爲美國商店充斥著“中國製造”感到了迷惑？是非常有趣的問題，答案我卻不知道。

然而，有一點我倒是非常清楚，像彼得森那樣的智庫如此極端高估中國經濟規模，其實是“別有用心”。既然你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爲“世界老大”了，你就應該承擔更大甚至主要的國際責任，你就應該讓人民幣大幅度快速升值和浮動，你就應該馬上宣佈人民幣資本賬戶完全自由兌換，你就應該承認是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應該爲美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承擔責任，你就應該率先履行碳排放的諸多義務......是的，那所謂的國際責任清單可以無限制開列下去。與此同時，既然中國已經成爲“世界第一”，那麽美國就應該更加高度重視“中國的軍事威脅”，美國大規模擴張軍力，更深入介入亞太地區就是理所當然了。

譬如，依照彼得森研究所的購買力平價方法，中國GDP已經是14.8萬億美元，那麽人民幣均衡匯率就應該是1美元：2.67人民幣。如果接受如此均衡匯率，那麽人民幣升值就遠遠沒有到位，快速大幅度升值也就順利成章。爲什麽美國政客們高調要求人民幣升值顯得那樣“理直氣壯”？部分理由就是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來的均衡匯率。

那麽所謂的購買力評價計算方法，究竟有沒有一點兒道理呢？多年前筆者曾經撰文《購買力評價理論：真理和謬誤》，深入剖析該理論之荒唐無稽，此處無法細說。要而言之，以所謂購買力評價來評估和比較各國經濟規模，基本是武斷和誤導，可以借鑒的真理成分少得可憐。

詩人歌德說得好，理論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樹常青！任何看似高深莫測的理論和學說，如果和生活常識相距十萬八千里，那一定錯得離譜，一定是怪論。說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越美國或達到了美國的70%，我想沒有多少中國老百姓會贊同。假若中國GDP真的已經達到14.8萬億美元，那麽人均GDP就已經突破一萬美元了。即使考慮到GDP和可支配收入有很大差距，即使考慮到收入分配的嚴重失衡，那麽，人均一萬美元的GDP，意味著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怎麽著也是大幾千美元了。然而，隨便的觀察和各種官方統計資料，都難以證明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了3000美元！絕大多數農村地區一個家庭的全年收入也不過1000美元左右啊。

貨幣化的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數位，絕對無法準確量度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享受。比較好的指標是扣除物價水平後的單位時間真實工資水平。最佳指標當然還要包括生活環境之優美、安全和自由；個人發展機會之均等；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保障、文化藝術享受之豐富等等許多層面。

先說說扣除物價因素的單位時間真實工資吧，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簡直不可以道裏計。就算依照目前的市場匯率，我國2010年GDP達到了6萬億美元，我國人均GDP也不過4638美元，美國人均GDP則是48666美元，是中國10倍多。然而，我國數以億計打工者的工作時間至少是美國個人的1.5倍（許多打工者並不能按時休息周末，且每天工作時間接近和超過10小時）。如果折算爲單位時間人均GDP，美國至少是中國的16倍。

物價水平就更是讓人崩潰！凡是有中美兩國生活經驗的人或者稍微做過一點兒市場調查的人都知道：幾乎所有物價，美國皆比中國便宜！美國最繁華、最中心城市和地區的公寓和別墅，無論是絕對價格還是相對價格，都比中國要便宜得多。不要忘記，美國公寓和別墅的周邊環境，是中國那許多所謂豪華別墅完全無法比擬的。舉凡汽車、服裝、食品、教育、醫療，絕大多數相對價格甚至連絕對價格都比中國低很多很多。

譬如最好的耐克運動鞋，美國市場最多賣60-70美元，中國則至少需要900--1000元人民幣（150美元）；最好的寶馬和賓士汽車，美國市場賣10-12萬美元，中國則至少需要150萬元（22萬美元）；頂級服裝和奢侈品的價格，中國價格至少是美國的2—4倍；美國五星級酒店價格，一般城市不過200美元左右，熱鬧地區也不過500—600美元，只不過是普通民衆人均月收入的十幾分之一而已，中國五星級酒店全國均價也至少是600—700人民幣，起碼是普通百姓人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難怪那些經常往返中美兩國的人士，都是在美國市場選購一切。

因此，若是把物價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的人均真實收入和生活享受水平，起碼是中國人的數十倍！侈談什麽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越美國，外國人“別有用心”地說說也就算了。假若中國竟然有決策者和學者相信這一套，那就真的成爲“全球第一傻佬”了！是時候認真研究中美兩國的真正差距了。夜郎自大、誇誇其談、虛驕浮躁，是一個民族最危險的敵人。

最重要的是，GDP只是一國當年的最終産出規模，與該國國民擁有的真正財富不是一個概念。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是該國人民在漫長歷史過程中，所創造和積累的有形財富和無形財富之總和。有形財富包括天賦土地、礦產、自然環境、人爲創造的基礎設施（道路交通和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工廠企業、教育醫療設施（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各種學術研究機構、醫療衛生設施等等）、文化藝術設施（包括公園、博物館、藝術館、音樂廳、紀念館等等）。需要詳細編寫中美兩國的資産負債表，我們才能知道兩國財富差距究竟有多大。此處，我只想指出一些最基本的事實：

（1） 中美兩國國土總面積差距不大。然而，美國的可居住國土面積和可耕地面積至少是我國的3—4倍，人均可居住面積和可耕地面積則是我國的15—20倍。譬如我國新疆和西藏分別占國土面積的1/6和1/7，卻只居住了2000多萬和400多萬人。美國可耕地面積不僅龐大，而且土地肥沃，畝産量非常高。所以美國是全球最主要的農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對農產品價格具有最高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胡錦濤主席此次造訪的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諾伊地區，就以盛産玉米和大豆著稱。

（2） 石油、有色金屬、天然氣、水資源等許多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戰略資源，美國的儲量皆位居全球前三名，有些則高居世界第一。相反，中國許多資源都相當貧乏。2010年，當國人和全球歡呼我國GDP成爲世界第二、並大膽預測何時超越美國之時，一些冷靜客觀的美國學者就撰文指出：中國超越美國的可能性極小，原因是中國嚴重缺乏戰略性資源，尤其是石油和水資源。

（3） 美國不僅國內擁有豐富的資源，而且憑藉強大的全球軍事實力，掌控了全球絕大多數戰略性資源。伊拉克戰爭，許多國人以爲美國“輸”了。其實，憑藉伊拉克一戰，美國完成了多年的戰略夙願，那就是從根本上掌控中東政治局勢，借此牢固掌握全球石油資源。據國外戰略思想庫的分析，美國直接和間接掌握了全球石油資源的70%。相反，我國則幾乎沒有對國際資源的控制權。即使向非洲尋求能源合作的努力，也多方受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掣肘和刁難。

（4） 美國的自然環境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毀壞。美國絕大多數國土依然保留著原生狀態。筆者多次去參觀美國建國之父華盛頓和傑斐遜的故居，那原生態環境之非凡美麗，給我留下無限美好回憶的同時，也給我留下無限惆悵！反觀我國國土，可以說是“滿目瘡痍”。許多著名的風景名勝，也因爲“經濟增長和開發”之需要，被肢解得“鮮血橫流”！我國爲追求GD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污染和環境毀滅代價，何時才能夠復原呢？或許，毀滅掉的“自然”財富並不少於因此創造的“人爲”財富。

（5） 美國的城市基礎設施均比我國完善得多。現在我國以高鐵技術自豪，應該自豪。然而，客觀地說，我國所有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地鐵和公共交通系統），與美國差距很遠。你只要離開北京市內幾十公里，就能夠深刻感受到我國基礎設施建設之巨大落差！

（6） 企業資産的差距就更大。美國在軍事科技、軍事工業、航太航空、互聯網、晶片設計、新能源、生物科技等幾乎所有前沿科技領域，都佔據著絕對領先的地位。《財富》世界500強裏，美國至少佔有160家。科技創新能力方面，美國依然擁有絕對優勢。相反，我國企業幾乎沒有多少原創性技術創新。沒有人否認我國企業過去三十年取得的偉大成就。然而，以研發投入爲例，美國、歐洲、日本企業的研發開支(R&D)平均占企業銷售收入4-6%，是中國的2-3倍！客觀地說，我國今天還沒有一家真正能夠引領全球科技方向的跨國企業。

（7） 教育和基礎科學研究投入的差距簡直有十萬八千里！過去三十年裏，中國教育支出始終沒有超過GDP的2.0-2.5%，即使按GDP４0萬億人民幣計算，也只有８０００億人民幣，相當於１２１２億美元。相反，美國教育支出始終占GDP6%以上。以目前14.6萬億美元的ＧＤＰ計算，教育投入超過8500億美元，是中國的7.1倍，人均教育投入則是中國的30倍！這當然是天文數字般的差距！

（8） 全球20所最好大學裏，美國有17所，前50名大學裏，美國占39所。中國最好的三所大學（北大、清華、復旦）最好的排名也在50名之後。

（9） 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大學造就了全球90%的諾貝爾獎金得主！連印度和日本本土都造就了諾貝爾獎得主，中國建國60年一個也沒有造就出來。不是說諾貝爾獎就說明一切，中國自己也創造了“兩彈一星”和神舟飛船那樣極其偉大的成就。不過，中美教育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差距巨大，卻是不容懷疑、不容輕視的！

（10） 憑藉數百年的金融創新和強大的實體經濟，美國創造出一個真正的全球貨幣體系—美元本位制。國人其實至今也沒有深刻認識“美元本位制”或“美元霸權體系”之本質，沒有真正認識到美元霸權體系給美國帶來了怎樣巨大的利益。事實上，美元本位制給美國帶來近乎無限的利益。

恰如法國戴高樂將軍1965年對美元霸權的批評那樣：“美國享受著美元所創造的超級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s）和不流眼淚的赤字。她用一錢不值的廢紙去掠奪其他民族的資源和工廠”。

恰如英國Financial Times 的首席評論員 Martin Wolf 所說：作爲一個國家，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最大的風險投資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資本金。它具有近乎無限的融資或創造信用的能力。簡而言之，美國掌控著全球的一般購買力，這就是美國可以肆無忌憚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基本制度基礎。

結論非常簡單：無論是有形財富，還是無形財富，中國與美國差距可謂是霄壤之別。趕超之路依然漫長。儘管從最基本的哲理上，我堅信任何國家都逃不出“盛衰迴圈”。然而，可見的未來裏，輕言美國衰落或中國取代美國確是爲時太早。相反，我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客觀冷靜去研究美國的強國之路，去虛心借鑒值得我們借鑒的一切，不僅僅是買一些波音飛機和高科技産品！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前不久在前往中國訪問的飛機上高聲宣告：歷史的垃圾箱裏，堆滿了許許多多稀奇古怪美國衰敗的預言！

讓我們記住這句話！時刻反省我們自己的問題！

朝韓局勢背後的大棋局

時寒冰



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變化，正在悄然改變著世界格局，或者是，世界格局的悄然變化，正在重新左右朝鮮半島局勢。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在朝鮮半島背後，各種力量的角逐，遠比朝韓局勢本身，更爲複雜和微妙。因此，研究朝韓局勢的發展，必須撥開表面的迷霧，找到實質。

（一）朝韓炮擊事件複盤

2010年11月23日下午2點多，朝鮮韓國在朝鮮半島西部的延坪島發生交火，朝鮮向延坪島發射了200多枚海岸炮炮彈，造成韓方十多人傷亡。延坪島位於黃海朝韓北方分界線附近，朝鮮雙方對此島歸屬一直有爭議，曾多次爆發海上軍事衝突。

11月23日當天，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發表新聞公報說，炮擊事件是由於韓方先進行軍事挑釁而引起。韓方不顧朝方屢次警告，從當天13時開始向朝鮮西海延坪島一代朝方領海進行炮擊等軍事挑釁，朝鮮軍方立即採取了堅決的軍事措施予以強有力打擊；公報還稱，朝鮮西海只存在朝方設定的海上軍事分界線，如果韓方再次侵犯朝鮮領海，那麽朝鮮將毫不猶豫地予以無情的軍事應對打擊。

那麽，這次炮擊事件是誰先挑起的呢？或者說，當時誰最想打響這一炮呢？

我們現在有必要瞭解一下當時的更多細節：

朝韓炮擊事件發生後，韓國總統李明博緊急召集了首席秘書會議，並在地下掩體召集了緊急安保長官會議。李明博指示：“務必控制摩擦不再擴大。”李明博的態度再明確不過：不希望就此與朝鮮開戰。

韓國國防部國會國防委在11月24日發佈的報告材料及韓國議員在預決委上的辯論，透露了如下細節：
1）韓國在朝鮮炮擊延坪島後13分鐘後開始反擊。

2）韓方能夠攻擊15公里之外的朝鮮海岸炮基地的戰鬥力只有6門K-9自行火炮，而6門海岸炮中有1門早就發生了故障，另有一門炮身破裂，只有4門進行了攻擊。國防部長金泰榮的解釋是“（武器配備和軍力部署）有很多不完備的地方，我感到很抱歉。現在都修好了，沒有異常了。”

顯然，韓國沒有預料到也沒有準備與朝鮮發生炮擊。

11月25日，曾因“天安”艦事件而在5月1日正式提出辭去國防長官的金泰榮，再次提出辭呈，被韓國總統李明博受理。

事情的經過漸漸水落石出：

韓國此前宣佈，將從11月22日至30日在韓國首都地區、京畿道、江原道和西海海域等全國範圍內進行護國軍演。韓軍陸、海、空軍、海軍陸戰隊，以及美空軍等將近7萬名兵力將參加了此次軍演。 延坪島位於西海（即中國所稱的黃海）韓朝北方分界線附近，朝韓雙方對此島的歸屬原本就有爭議，曾爆發海上軍事衝突，此次韓方的實彈演習，朝鮮認爲對方的炮彈打到了自己所屬海域，而韓國則說沒有打到，還差得遠呢。但朝鮮的態度非常明確，就如同朝鮮KRT電視臺播音員的表態：“如果韓國膽敢闖入朝鮮領海0.001毫米，朝鮮將毫不猶豫地進行軍事應對打擊。”

於是，炮擊事件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美國與韓國的聯合軍演，炮擊有爭議海域本身，就是一步險棋。韓國與朝鮮，其實都不敢輕易開戰，兩方誰都承擔不了戰爭的後果。但美國沒有朝韓兩國所共有的顧慮——從2003年起，朝鮮半島軍事分界線附近的駐韓美軍全部後撤到漢江以南，在朝鮮的炮擊範圍之外。美國希望以此實現在黃海的合法陳兵。

朝韓炮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海軍將“喬治·華盛頓”號（是世界上噸位最大的航母之一，排水量達9.8萬噸。該航母的甲板面積是足球場的3倍。艦上搭載90多架F-18“大黃蜂”戰鬥機、超級大黃蜂戰鬥機、E-2C早期預警機以及直升機）核動力航母戰鬥群派往黃海，與韓國“世宗大王”號宙斯盾驅逐艦等艦艇和反潛飛機共同參加軍演。

11月29日，美國海軍增派“卡爾·文森”號核動力航母戰鬥群開進西太平洋。美軍兩大航母戰鬥群同時遊弋在亞太水域，這在非戰爭時期是非常罕見的。一般而言，美國派出一艘航母戰鬥群是戰略威懾，兩艘則是備戰，三艘或以上則是作戰。

朝韓炮擊事件，給美國軍力部署黃海提供了最佳便利。

東北亞局勢在悄然但巨大地變化著……


（二）煽風點火者

我此前的文章中已經做過分析，朝鮮與韓國都打不起仗，誰開打都面臨著滅頂之災，都面臨著不可承受之重。

但有一個國家最希望這裏打仗：那就是日本。

12月14日，日本政府召開安全保障會議，批准了從2011年開始施行的5年《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預算。12月17日，日本又批准了新《防衛計劃大綱》方案。日本海上自衛隊潛艇數量將增加6艘至22艘，宙斯盾護衛艦將從4艘增至6艘。日本新《防衛計劃大綱》“將把國防重點轉向應對中國威脅” “強調加強日美同盟合作”，“加強與中國周邊國家的防務合作” ——這是日本40多年來首次轉變國防戰略方向。

日本的目標非常明確：與中國所有周邊國家聯手對抗中國。

日本的如意算盤是，在朝韓局勢緊張時煽風點火，使美國重兵駐留黃海區域，對中國形成牽制。而日本則可以繼續在釣魚島問題上做動作。事實上，日本也在按部就班地實施自己的計劃：日本政府批准將釣魚島是“固有領土”說法寫入教科書；修改防衛大綱，將釣魚島明確納入其防衛圈；日本石垣市設“釣魚島開拓日”；日本議員空中視察釣魚島；日本“沖繩人士”非法登陸釣魚島附屬島嶼；日本公開宣佈針對釣魚島“被登陸”設定反擊預案；針對釣魚島等“有事”聯合美國進行大規模“奪島”軍事演習。

中國照例像吃飽撐壞了胃的鴨子一般抗議不止，而沒有像樣的實際行動。

日本是朝韓局勢中最活躍的煽風點火者。它刻意強調朝鮮威脅論、中國威脅論，以獲取美國在軍事、經濟上，給予其佔領釣魚島的更大支援。同時，爲今後與俄羅斯談判北方四島爭取更多有利條件。日本非常清楚，在無戰事的情況下，所謂的美日同盟的意義並不大。只有當美國深深感知到威脅與壓力，或者要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時，日本才成爲最不可或缺的夥伴。抗美援朝中，美國對日本定位的改變至今讓日本人確信，只要攪混水，他們就有機可乘。

美國則是另外一種戰略意圖。

常駐黃海等區域，不僅僅是戰爭威懾，而有更大的戰略規劃：

其一，爲下一步打響貨幣戰爭、石油戰爭、糧食戰爭做準備。

其二，不斷唆使韓國以軍演的方式，挑逗朝鮮，使其把重心轉向大力提升軍力，這將加快朝鮮經濟崩潰，加速其內亂、瓦解的步伐，使整個朝鮮半島被韓國統一。

在金家王朝的獨裁統治下，朝鮮人民過著饑寒交迫的日子。據外電報道，朝鮮境內數百萬人餓死。由於經濟早已破産，朝鮮實施了貨幣改革。朝鮮規定個人換幣限額15萬，26000:1（美元）——18000:1（美元）之間，也就是，最多換8美元左右的樣子。理所當然的是，貨幣改革失敗。爲了維穩，3月12日，朝鮮槍斃了前朝鮮財政部長朴南基和另外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朝鮮國家計劃委員會副委員長。朝鮮當局給朴南基的罪名是“作爲大地主的兒子，潛入革命隊伍，蓄意置國家經濟於死地”；“推行貨幣改革，使人民生活困苦的稀世逆賊”。

朝鮮經濟基本上已經破産，只要美國聯手韓國，不斷進行軍事演習迫使朝鮮將有限的資金用到軍事上而不是民生上，將加速朝鮮政權的土崩瓦解。朝鮮對此不是毫無感覺。12月22日，韓國國防部宣佈，韓國陸軍和空軍將於12月23日將展開歷來最大規模的陸空聯合實彈射擊演訓（演習動用了6架F-15K和KF-16戰鬥機、K-1戰車、AH-1S攻擊型直升機、K-9自走炮、反戰車導彈和多管火箭發射系統等105種火力裝備）。此外，韓國海軍12月22日起也在日本海展開4天的演習。儘管朝鮮官方傳媒事前接連發表多篇措辭強硬文章，但軍方在演習後卻輕描淡寫稱“不值得”對韓國的“軍事挑釁”作出回應。

那麽，韓國爲何一再演習呢？

在延坪島炮擊事件發生後，韓國總統李明博雖然接受了國防長官金泰榮的辭呈，但其國內壓力依然非常之大，他除了通過軍演來安撫民心、軍心，其實並無更好的選擇。

那麽，朝鮮此前炮擊延坪島，在這次韓國軍演時，爲何保持克制呢？

朝鮮是一個極度貧困而又極度孤獨的國家。它需要引起美國等大國的關注，促使它們回到談判桌前，給朝鮮機會。它不能容忍被冷落、被置之不理。而且，它希望通過朝韓局勢的升級，換取中國更多的支援——從這個角度來看，朝鮮炮擊延坪島，更是出於對中國的利用、綁架或要挾。只要達到了這些目的，朝鮮一定會把握好尺度和火候，絕不敢輕易玩火。因此，12月23日韓國的軍演，朝鮮保持了克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朝鮮也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沒有必要進一步激怒韓國和美國，引火燒身。

我再次強調我的觀點，只要美國給朝鮮一個笑臉，承諾不推翻金家政權，朝鮮將立即投向西方。很多人一廂情願地把朝鮮當成自己的鐵杆同盟，這是一種意淫般的幻想。回顧近年來的歷史，有幾個接受過中國重大援助，飽受中國恩澤的國家最終不是與中國反目爲仇？爲什麽導致了這樣的結果，恰恰是我們應該反省的。

（三）朝韓炮擊與兩大目標線的確立

從我一直強調的新周期與世界大格局的角度來看，朝韓炮擊事件，發生在俄羅斯轉向以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間節點。如果沒有俄羅斯立場的變化，就不會有現在的朝韓危機。俄羅斯的華麗轉身，意味著兩大目標線被明確確立：伊朗；朝鮮和中國一線。

俄羅斯曾經試圖與中國聯手。因爲俄羅斯深知，只有與大國聯手，它才能在貨幣戰爭中爭取更大主動權。而與中國的聯手，成爲俄羅斯的戰略規劃中的首選。不幸的是，這種聯手被中斷。

舉個簡單的例子，次貸危機發生後，俄羅斯就曾經與中國親密接觸，商討聯手事宜。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其自傳《峭壁邊緣》一書的第141頁（指2010年4月1日出版的中文版）寫道：“我在北京聽到的消息卻令我自己絕難安心：俄羅斯官員已經與中國進行了頂層會晤，提議兩個國家共同賣出大量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債券，迫使美國政府動用應急權力而對兩家公司提供支援。中國人已經拒絕了這一居心叵測的計劃，但這一消息令人寢食難安——大量抛售可能導致人們對這兩家公司突然喪失信心，對資本市場造成衝擊。我一直等到回到美國後才將這一消息通知總統。”

俄羅斯與中國之間最高層的機密溝通，能夠知道的人絕對僅限於爲數不多的少數人，但卻有人在第一時間透露給了亨利·保爾森。這難免讓俄羅斯有被出賣之感。裸官之兇險由此可見一斑。此事讓美國認識到了俄羅斯的兇狠，便默讓俄羅斯抛售了所有的兩房債券、雷曼兄弟債券，俄羅斯沒有遭受損失。俄羅斯因爲此事總歸還是有所得。

但此後，俄羅斯的定位發生了最明顯的轉變。

2010年3月11日—12日，俄羅斯總理普京飛往印度進行訪問，加強對印度軍售，內容包括：俄羅斯向印度提供29架“米格-29K”戰鬥機，以及“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號航空母艦的補充協定，協定總數多達15項之多。按照目前的軍售規模，到2013年印軍第五代戰機列裝後，“戈爾什科夫”號航母將形成戰力，新購置的S-400俄制防空導彈系統成軍，新一代主戰坦克服役後，印度常規作戰和非常規作戰的武器裝備和戰力將在亞州排名首位。

而俄羅斯幾乎已經停止向中方提供先進武器。據2009年12月23日的環球時報報道，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最近訪問莫斯科後，軍售議題出現了危機。郭伯雄訪問俄羅斯爲的是提升兩國間的軍事來往、強化軍事科技合作。俄羅斯方面盛情接待，但是會談後，兩國都低調處理，而沒有達成任何協定。除了知識産權問題，俄羅斯對中國的失望，也是主因。

當俄羅斯意識到，與中國難以結成同盟的時候，便轉向了西方。當然，俄羅斯從來都是利益至上，它做任何事情，都會首先考慮到攫取利益最大化。對於俄羅斯而言，就經濟問題而言，再沒有比石油、天然氣價格更重要的了。俄羅斯有一個70美元界限，當國際油價高於70美元的時候，它的財政能夠保持盈餘，如果低於70美元，則財政會出現赤字。

這個時候，美國也特別需要俄羅斯。美國的兩大戰略目標線：伊朗；朝鮮和中國。這都與俄羅斯息息相關。這兩個地方任何地方發生危機，都必然導致油價的上漲。區別點是：目標對準伊朗這一產油國時，油價是主動上漲，而當目標對準中國和朝鮮時，油價則是被推動上漲，或者說，這個時候的油價乃是石油戰爭、糧食戰爭中的一個環節，被充分利用。中國自2009年起，輕視公共交通而大力發展私人汽車業，已經埋下了巨大隱患，只不過肉食者鄙，渾然不覺罷了。

不管怎樣，這兩大目標點的明確，對於俄羅斯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油價將上漲，俄羅斯將是毫無爭議的受益者。俄羅斯本身就有配合的衝動，當然，前提是不徹底破壞目前的戰略格局，給俄羅斯的長遠利益帶來損害。

於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爲了兩大目標線對俄羅斯抛媚眼，而俄羅斯則半推半就，不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於是，人們看到，俄羅斯與伊朗的關係急劇惡化。2009年，俄羅斯遲遲不根據合同交付伊朗S－300型防空系統。S－300型防空系統是俄軍最先進的防空導彈系統之一，能同時向多個目標發起攻擊，具有攔截空氣動力目標、巡航導彈和戰術彈道導彈的能力。S－300最新改進型的最大攔截距離可達120公里。2009年11月24日，憤怒的伊朗軍方高官稱，如果俄羅斯繼續不按合同約定向伊朗交付S－300型防空導彈系統，伊朗將付諸法律手段。俄羅斯推遲向伊朗交貨的過程中，與美國、以色列不斷談判，索取籌碼。

當俄羅斯得到它所需要的，伊朗便被抛棄。

2010年3月1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法國訪問時表示：“國際社會一直呼籲伊朗就其核問題採取積極配合。態度，但這一號召始終未得到回應，形勢反而出現惡化。雖然俄羅斯盡力避免對伊朗採取新的制裁，但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認爲，不得不考慮對伊朗實施制裁。”與此同時，俄羅斯與法國簽署了購買法國製造的4艘軍艦協定。隨後的4月12日，在參加華盛頓核安全峰會時，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做出制裁伊朗的表態。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早安美國”節目採訪時，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表示：“伊朗核專案必須得到近距離觀察，而制裁也應該更有效，要不然，這些制裁還會像以前一樣流於形式。”別忘了，在2010年3月以前，俄羅斯在聯合國安理會針對制裁伊朗的問題上一直是伊朗信賴的支持者。

在獲得足夠多的利益後，俄羅斯大幅度地轉向西方。2010年11月20日，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在里斯本舉行的北約峰會上表示，俄羅斯決定與北約在建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方面展開合作。11月25日，普京開始對德國進行爲期兩天的國事訪問，希望歐盟和俄羅斯能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實現“統一的歐洲大陸市場，交易總額達到數十億歐元”的遠景目標。

（四）朝韓局勢的未來

在朝韓局勢升級的過程中，中國的被動是空前的，甚至，遠不及俄羅斯處理得灑脫。朝鮮與韓國，紛紛派官員到俄羅斯，爭取俄羅斯的支援。12月17日，俄外交部就此事召見了美國和韓國特使，表達“深切關注”，強烈呼籲韓國在按計劃舉行火炮發射演習的問題上採取克制態度，以防朝鮮半島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

而中國更多的時候卻是失聲。

在朝韓炮擊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都急切地等待中國的表態，結果，中國遲遲不予明確表態，立場模糊。這不僅影響了中國的聲望，而且，給美韓軍演升級、美軍駐留黃海提供了天然理由。

其實，在朝韓炮擊發生後，中國應該在第一時間站出來表態，強烈譴責和抨擊任何破壞朝鮮半島和平的軍事挑釁行爲，表達出中國主張和平、維護地區安全的明確立場和態度。如果中國態度明確，不僅在國際社會大大得分，而且，美國進一步往黃海區域調兵及美韓軍演的理由就難以站住腳。

在這種表態之下，中國將左右主動：如果是韓國先開的炮，朝鮮無話可說；如果是朝鮮先開的炮，中國就可以對朝鮮說：“我當時沒有想到是你先打的啊，如果你先打，你一定會提前通報我，徵求我的意見，所以，我斷定是韓國先打的，所以，才在第一時間站出來譴責和抨擊，哪里想到是你狗日的先開炮的？”這樣，對朝鮮也將是一個嚴厲警告，使得朝鮮以後再不敢背著中國輕舉妄動，把中國推到前面當它的擋箭牌，而自己坐享魚利。

而後，中國應該立即派官員前往俄羅斯，在朝韓半島問題上，求得更多共識。但中國只派國務委員戴秉國去了韓國、朝鮮，而朝鮮半島問題，早已經非韓國、朝鮮所能左右。在大國博弈中，俄羅斯的力量更重要！韓國、朝鮮紛紛派官員前往俄羅斯遊說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在朝韓棋局中，至少在朝鮮、韓國心目中，中國的地位尚不及俄羅斯。可悲之至！

中國在外交方面始終是不作爲，以至於被朝鮮當猴子耍，也被國際社會看笑話。

而且，中國外交部門對朝鮮局勢一直沒有清醒的判斷。12月18日，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就當前朝鮮半島局勢闡述中方立場。張志軍表示：“當前朝鮮半島局勢千鈞一髮，高度複雜敏感，中方對此深表關切和憂慮。中方向有關方面一再指出，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流血衝突，首先遭殃的是半島雙方人民，釀成南北同胞手足相殘的民族悲劇，也勢必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殃及周邊國家。”

朝鮮局勢真的到了“手足相殘”的地步了嗎？其實，就目前而言，至少韓國和朝鮮沒有真心打仗的意思，美國也輕易不去觸碰中俄的底線，除了日本唯恐天下不亂之外，沒有任何一方真的希望朝鮮就此燃起戰火。

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背後，隱藏著各大國之間的激烈角逐。我早已經相信，中國是一個真心愛好和平的國家：中國花費鉅資在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上，僅燃放的焰火，就足以製造出數十艘航母，但在大片領土、海島都被人侵佔著的情況下，中國寧可將鉅資燒掉也沒有用到軍事和民生上，愛好和平到如此SB境界的國家，如果再被人說成什麽“中國威脅論”，真的是沒有天理了。

大國外交是智慧外交，韜光養晦到看不到光的地步，或者，對全世界大聲說著韜光養晦的國家，真的能夠沈下心來韜光養晦嗎？勾踐當年如果如此張揚，早被幹掉了。

儘管心痛，但非常無奈，根據維基解密中的內容，中國5千名高官在瑞士銀行的存款帳號被美國掌握，這相當於一大群人質。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博弈還存在嗎？至少，截至目前，朝韓半島棋局背後的博弈者：美國、朝鮮、日本、俄羅斯、韓國各取所需，唯獨中國硬生生把一盤棋下成了死棋，成爲唯一的輸家。

儘管美國屯兵黃海，絲毫不減中國增持美國國債的熱情。美國財政部12月15日發佈的最新“月度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中國10月淨增持233億美元美國國債，爲連續第四個月實施淨增持操作。截至10月底，中國持有美國國債9068億美元，自今年4月以來首次突破9000億美元水平，繼續保持美國國債全球最大單一持有國地位。今年7-9月，中國分別淨增持30億美元、217億美元和151億美元。美國沒有理由不偷著樂。

可以肯定的是，朝韓局勢的發展，意味著大格局的形成，石油、糧食等等的上漲，將變得不可避免。如果以戰爭來形容，就是貨幣戰爭、石油戰爭、糧食戰爭。當然，既然冠之以戰爭，一定有“荒”緊隨其後。對於美國而言，還有比這更有勝算、代價更小的戰爭嗎？

“中國製造”何以比國外貴？

時寒冰



出國購物，最大的感慨是，標注“MADE IN CHINA”的商品，不僅質量有保障，而且，價格比國內便宜好多。到美國時，我曾經對十幾種商品的價格與國內進行比較，發現價差最大的超過了50%。也難怪，國人爲何在國外一擲千金，大包小包往回拎了。

問題是，“MADE IN CHINA”的商品，漂洋過海，何以比國內還便宜呢？

這是一個奇怪但並不有趣的現象。畸形的現象，必有畸形的根源。

商品在出廠以前，並沒有明顯區別。區別在出廠後。

國內的商品雖然沒有遠渡重洋，但是，歷經重重運輸關卡，運輸成本外加各種亂罰款、亂收費，累加起來，比國際運輸路線更昂貴。據報道，全世界收費公路14萬公里，其中有10萬公里在中國，占了全世界70%。交通部規定40公里設一收費站，而有些地方政府規定，高等級公路每20公里甚至更短路程就可設1個收費站。收費站的密集發展擠壓了原本作爲公共産品存在的免費公路的空間，提高了商品的運輸成本。更有甚者，一些職能部門濫用權力，動輒對運輸車輛敲詐勒索，所有這些成本，都被轉嫁給了消費者。

過了公路關卡，面臨著高昂的進場費。商品無論進入商場還是超市，就面臨著上架費、月返費、廣告費、促銷費、年節費、毛利補差、條碼費、端頭費等等，另外還有促銷活動中的條幅、花籃、空飄、地貼、牆貼、燈箱、DM特別廣告、人員管理等費用。除此，還有各種暗箱操作的費用，否則，自己的商品就可能被擺放在極偏僻的位置。無孔不入的腐敗，加大了中國整個經濟體的運行成本。

由於商場、超市收取了遠高於國外同業者的費用，獲取了更高的利潤，根據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理，這些都被納入到價格當中，轉嫁給了消費者。

再一個是由誠信缺失增加的成本。國外的商家與生産廠家打交道，誠信度一般都比較高，合同一旦簽訂，大都會認真執行。這大大減少了交易成本。而生産廠家與國內的商家打交道，經常面臨著賬款拖欠，遲遲追討不回的風險。爲了避免這種損失，廠家大都會提高價格，而這些成本也基本上都轉嫁給了消費者。

除了這些原因，貨幣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或者說，是一個最根本性的因素。不妨以中美兩國的貨幣量做比較。2010年6月末，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餘額爲67.39萬億元（折合9.9萬億美元），2010年6月末，美國M2是8.6萬億美元。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比美國多出1.3萬億美元。截至今年11月，中國的M2已經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71.03萬億，比美國已高出20%多。成爲自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貨幣總量最多的國家。

這意味著，同樣的商品在中國所對應的貨幣量，遠遠大於在美國所對應的貨幣量！或者說，目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其實是被嚴重高估的，當高估的人民幣兌換成相對低估的美元等外幣去購物，就會感覺到物價極其便宜（人民幣超發的嚴重性數倍于美元）。正是匯率的扭曲，使得出國後，以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後購買的商品價格反而更便宜。由此可見，人民幣並無任何升值的空間。或者說，人民幣升值，只是一個虛幻的假像而已。

“中國製造”在國內比國外貴的現象，折射出來的其實是一系列深層次的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中國商品出口到國外，價格變得比國內便宜，與出口退稅政策不無關係。所謂出口退稅，就是指對出口貨物退還其在國內生産和流通環節實際繳納的産品稅、增值稅、營業稅和特別消費稅等，使本國産品以不含稅成本進入國際市場，與國外産品在同等條件下進行競爭，從而增強競爭能力，擴大出口創匯。

同樣一種商品，在國外是“以不含稅成本進入”市場的，而在國內，是包含著諸多稅收成本的。這使得商品進入國際市場，反而成本更低了。

出口退稅減少了我們的財政收入，而使國外的消費者得到了實惠，或者說，對國外的消費者給予了補貼。這裏面其實還隱含著一個邏輯：爲了補貼外國消費者，中國消費者需要承擔更高的稅、費。因此，美國對國民一再減稅，而且，出手大方，而中國不敢如此做。12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共和黨人達成的減稅法案獲得了美國國會參議院的投票通過，該項法案耗資8580億美元，將延長數百萬美國民衆的稅收減免措施，並將通過拉動消費來刺激美國的經濟增長。中國的消費者除了看著眼饞，只能歎息了。

外國進口商對中國的出口退稅政策了如指掌，他們會想法切分國內企業的這塊蛋糕，使得我們的企業享受到的出口退稅好處其實很有限，倒是外國人拿走了大頭。

在出口退稅政策下，國內一些企業不惜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口商品，而當面向國內市場時，願意這樣做的企業恐怕寥寥無幾。國內商品價格高於國外，就變得順理成章。

而且，由於我國常年實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戰略，每當外部發生危機，中國都會提高出口退稅標準。比如，1998年，爲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將出口退稅率提高到5%、13%、15%和17%四檔。爲了應對次貸危機，我國自2008年8月份起，連續7次上調出口退稅率，綜合退稅率從9.8%提高到逾13.5%。
出口退稅率提高了，財政收入減少了。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2009年全國共辦理出口退稅6487億元。這意味著財政收入相應的減收6487億元（已超過當年稅收新增的收入），給本來嚴峻的稅收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爲了應對龐大的投資計劃，我國不得不增發貨幣和信貸。流動性多了，就必然引發國內的物價上漲。

更重要的是，“MADE IN CHINA”的商品甚至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口，大大提升了我國商品的競爭力，導致貿易順差加大。而在現行的貨幣發行制度下，貿易順差又使得國內基礎貨幣的投放被動地加大。事實上，近年來，我國基礎貨幣的增加，一直與此密切相關。由此，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的邏輯就成立了。也因此，“MADE IN CHINA”的商品，在國內的價格就顯得比國外更貴了。

離奇的是，中國凝聚著民衆血汗的商品，換來的美元，又以購買美國國債、企業債等形式，流回了美國。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金融專家劉夢熊先生曾經撰文質問：“按國際金融交易慣例，購買債券、股票的仲介有傭金可收，傭金是百分之二點五，三萬億的百分之二點五，就是七百五十億，所得的傭金流向如何，有沒有人以權謀私，中飽私囊？”維基解密的內容再次喚醒國人痛苦的記憶。

“MADE IN CHINA”在國內比國外更貴的現象，無論如何是不正常的。中國沒有必要一直補貼國外的消費者。在全球濫發貨幣的大背景下，“資源爲王”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出口創匯的思路真的應該改改了。另：一個經濟體無論採取什麽樣的發展模式，都必須讓民衆深深受益，幸福指數大大提升。這應該是衡量一種模式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標準。

五元的選擇

陶傑



瑞士銀行預測，二○一二年之前，香港樓價還將高四成。

樓價上升，勢不可當，特區政府的什麼「壓制措施」，全屬空談。什麼七招十八式、九招三十六式，還有肉蒲團老漢推車的一百零八式，算你都出盡了，也是徒勞。

今日香港的樓市，早已成為世界經濟泡沫快車的一節車廂。美中兩國，都在瘋狂印鈔，美元貶值，掛的港幣跟著貶。大陸也通脹，但大陸的通脹是「國家機密」。美中兩國的貨幣貿易戰爭，香港的貨幣，西依附美國人的大腿，香港的市場，則北仰鼻息於大陸的鼻孔，香港房地產，怎能不狂漲？

中國也嘗到房地產的甜頭，而去年聯合國的統計，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份額貢獻，高達五成。

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有貢獻，但中國的GDP卻在房地產帶動之下增加了泡沫的比例。意思就是，如果中國手上有十元，五元投放在樓市，另外五元，放在銀行，準備投資在工廠生產實業。

以當前的樓市大熱，投資在樓市那五元，半年之後就變成了十五元，投放在經濟實業那五元，半年之後，最多只漲到五元半，而且還隨時因為其他種種原因：官僚、關卡、法例、拒不賄賂，那五元縮成四元，還隨時血本無歸。

沒有人再用那五元來開工廠——因為開廠要僱用工人，十二小時開工，不如把那五元，也投放在樓市。這樣一來，半年之後十元就滾盈到三十元。一旦地產泡沫爆破，十元的樓市投資，兩年之後，隨時剩下五元，但在這兩年期間，實業和工廠，就像前十年的農耕，日漸荒廢了。一個社會的工作人口，適應了新的不勞而坐獲的泡沫經濟形式，由儉入奢易，由懶入勤難，社會動盪，即是如此產生的。

香港已經走上這條路，中國大陸的一二線城市，也走上這條路。中華民族都是捨遠圖近的超級豬仔，沒有人看「長遠」，一切為目前。中國大陸要拼命印鈔，所謂「保八」，漸漸成為「保泡」。

當然，中國的廉價出口的那另外實業的五元，比起房地產的那虛五元，目前還不止一半的比例。要命之處，是那實五元的比例正在下降，虛五元的份額正在增加。「實五元」向國際市場找傾銷的市場出口，碰上歐美紛紛喝令人民幣升值、增加關貿稅的威嚇。「實五元」的生產內容，還不離T恤皮鞋牛仔褲，湧出國門，遇到處處壁壘。人民幣一升值，加上大陸「勞動法」實施，這「實五元」正天天受到侵蝕，像沙灘上的堡壘，在浪花沖擊下，日漸崩融。

大陸中央集權之力日弱，地方官府貪污，建商場、造房地產、圈地貸款，一兩個月就轉賺幾個億。「虛五元」的盈利魅力，非同凡響。「實五元」就像糟糠之妻，「虛五元」是外面的狐狸精。中國的經濟，最終擁抱哪一個五元？《聊齋誌異》早有了答案。

香港處於人類有史以來未遇的這場美中貨幣大戰，中國經濟內戰，七百萬非技術人口，二十年來，在前「港英」的笑嘻嘻揮手送你一程之後，早已完成「脫實入虛」的過程。叫香港人回歸實業的「獅子山下」精神，形同叫瑞典芬蘭人不要再生產諾基亞和艾力遜，回頭到公元九百年做維京的海盜。

歐洲經濟再衰退，還有艾力遜和菲利浦，像德國，除了行銷全球的西門子電器和平治，還有三百萬中小企業。法國以紅酒和美食著稱，到法國看看，葡萄酒仍是千百年的農莊世襲，沒有以水泥平整為別墅；尼斯和馬賽，通地的小餐館——餐桌三五張，椅子十來把，地中海和煦的陽光，形成悠閒的生活，寬容的空間，尊崇自然，熱愛生命，那種地方，出不了億萬富豪的什麼成功傳奇，但卻是一個合乎人性的文明社會。

香港人早已投了票，選擇了哪五元的方式。全民的共業，決定了香港的命運。英國人最尊敬實業家，領導香港的一百五十年，前半期漁農物茂，戰後則工商昌隆。英國史學家湯恩比說：文明就是挑戰與對挑戰的回應。如果香港的租約延續五十年，世界進入網絡紀元，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總督會如何引領香港轉型，從膠花和紡織，過渡進電腦和iPad，同時也令香港的企業保持均衡的競爭？這是一大懸念，香港永遠無緣得悉答案。

香港的政局走進窮巷，香港的經濟也走上死路。人民幣升值，港元跟美金一起沉墜，深圳市民倒過來，跨進邊境，去上水買大米和奶粉。香港人的消費，一賴薪水，二憑儲蓄的實力。兩年內如果樓市升值四成，無樓一族的打工仔，薪金會不會隨升四成？不會。錢放進銀行儲蓄，銀行維持低息低利率，八○後的低薪打工仔，生活虛無，錢儲來沒用，買房產又不夠，只會花在飲食唱K和去日本購物這幾條途徑。加上大陸來香港的購物潮，香港的消費型經濟越深重，轉型越不可能，香港下一代只能在八卦週刊的封面看梁洛施和徐子淇流口水。沒有樓，女友會跳船，是一個只有銀碼、沒有愛情的城市，也絕對沒有希望。

香港普羅大眾比大陸貧民幸福的，唯有英國人留下來清廉的公共醫療制度和廉政。除此兩樣，中港毫無分別，兩皆沒有明天。公共醫療制度吸引大陸孕婦來港產子，英治的廉政和法治提供了安全感，吸引大陸資金來港置業。這兩樣，本來是優勢，但一則令香港的平庸人口膨脹，二則令樓市更熾熱。英國人留下來的黃金，像西方一百五十年移植來的美好事物必然變質一樣，今日也漸化為兩堆廢鐵了。中國人的宿命，真叫人拍案驚奇。

過分的精算、短狹的視野、殘酷的內耗、不留餘地的層層盤剝，中國人對利益的掠奪，只顧自己，連子孫的幸福都不理會。港海以西有發電廠和工廠的塵埃污染，港海東面，本來西貢和清水灣綠可喜，卻又壓上一座頻頻輻射小洩的大亞灣核電廠。中國人的政治，立命於「鬥氣」，蟻民無權無勢，想跟權力當局講東的道理，有權力者偏偏向西——他的目的，就是要時刻享受以權力壓制你的快感，不讓跪地哀求的蟻民有得逞如願的喘息。此一民族性格，從夏桀和商紂開始，千百代不移。香港「回歸」中國，即是回歸此一宿命之主流。早生一點，如果勤勞儲蓄，爭點氣，今日坐享加拿大公民權，在中國人自相殘殺的洪爐邊作科學的壁上觀，冷眼看民族憤青的五毛黨集體癲狂之際，你自己一手緊握殖民地時代賦予你那實在的五元，真是其樂無窮，幸何如之。

美聯儲印鈔，中國物價爲何上漲？

時寒冰



　　從“蒜你狠”、“薑你軍”、“豆你玩”、“糖高宗”到“蘋什麽”，購物似乎越來越讓人心悸。工資沒有怎麽漲，這物價怎麽漲這麽快呢？

　　很多人都大致知道一些原因，但可能大多不全面。在全球化時代，很多經濟現象，都可能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佈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這與中國當時密集的大規模信貸投放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合力。先是中國的房價和股市雙雙上漲，而後是農產品等相關商品的價格上漲。今年11月3日，美聯儲宣佈實施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如果把美聯儲比喻成一隻蝴蝶，那麽，這只蝴蝶在美國輕輕扇動的翅膀，也在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物價。

　　美聯儲購買國債，意味著貨幣投放，雖然投放的金額與購買國債的數量並不一定相等，但並不改變這種行爲的結果。美聯儲開動印鈔機，並沒有推高美國的物價，因爲，多印發的貨幣，幾乎全部用到了美國民衆身上。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對失業者的救濟，很大程度上是靠增發的貨幣。據悉，次貸危機至今，美國政府直接發放的失業金就高達3600億美元，而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中的6000億美元，也主要用到了民生方面。

那麽，美聯儲開動印鈔機，中國物價爲何快速上漲呢？

　　至少兩個途徑。其一，在通脹預期下，投放的貨幣湧入大宗商品市場，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導致中國購買原材料成本大幅攀升。從而，飽受輸入型通貨膨脹之苦。其二，貨幣湧入中國，給美國人帶來他們所需要的商品。美元留給了中國，商品以比國內更低的價格流到了美國，拉低了美國的物價。而留在中國的美元被兌換成人民幣，投放到國內，加大了中國的通脹壓力。

簡而言之，美國印鈔給美國民衆，用以購買中國商品，而中國用商品換回了更多的紙幣——這是畸形出口戰略的必然結果。

　　通常情況下，美聯儲這只蝴蝶扇動翅膀，對中國的影響是有限的。但在，當中國自身的貨幣超發現象也比較嚴重時，蝴蝶扇動翅膀時，就可能帶來龍捲風。

　　如果承認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學派創始人弗裏德曼的經典名言），我們就必須正視一個現實的問題：中國的貨幣超發現象更爲嚴重。

　　據統計，2009年底，我國GDP爲33.54萬億元，是1978年3645.2億元的92倍。但同期，廣義貨幣供應量卻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09年底的60.62萬億元，爲705倍。尤其近20年，貨幣增長更快。1990年，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爲1.53萬億元，截至今年9月末，廣義貨幣餘額已經達到69.64萬億元（媒體普遍報道的一個數位是：超發43萬億元）。目前，中國的貨幣總量已經超過美國貨幣總量20%多，直逼30%。以中美兩國的經濟總量來計算，中國的貨幣增發實在太嚴重了。

　　再看一組資料：2000年時，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與GDP的比例爲1.5：1，2009年爲1.8：1，超過同期美國的兩倍（美國僅爲0.6）。

　　中國自身的貨幣高速增長，與美聯儲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融合在一起時，就會加速泡沫的凝聚，因爲，這種強大的號召力，足以吸引更多熱錢火上澆油。更大的問題是，中國超發的貨幣，基本上被用於規模大得驚人的投資，這些專案一旦鋪開，又需要更多貨幣來維持，否則，就將産生爛尾工程。於是，紙幣越來越多，物價越來越高。民衆財富被悄悄的持續的轉移、稀釋，購買力進一步降低，而物價的快速上揚，進一步抑制了民衆的消費能力。

　　物價飛漲，將影響到民衆的生活質量。加息、提高準備金率，只是一種修補性的政策，從根本上來看，要想治理通貨膨脹，防止泡沫膨脹到危險的程度，就必須收緊貨幣的供給渠道，同時，必須強化對民生的投入——當下，政府應該全面節約，收縮投資，以最快的速度建立社會保障機制，解除民衆的後顧之憂。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釜底抽薪之舉。

【說明：此文爲原稿，發表於上海證券報，發表時有較大刪節】

「國家資本主義」 不利中國發展

雷鼎鳴



兩年前北京搞奧運，世人讚嘆，今年上海舉辦世博，有聲有色；亞運仍在進行，廣州的市容已經煥然一新。這個周末我在鄭州開會，遇到一位已在西安落戶在芝大時的台灣同學，他從西安坐高鐵到鄭州，一個多小時便已到達。這種最環保的快速交通工具（據說高鐵平均每人每里所耗的能源，只及乘坐汽車或飛機的十分之一），正在把全中國的城市都串連為近鄰。

這些成績，有人相信是「中國模式」的勝利。至於什麼是「中國模式」，香港有評論人認為等同於「國家資本主義」。


改革之前效率低下

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我的定義是某個經濟體制大量採用了資本主義常見的市場競爭及激勵手段，而且容許私有產權，但資源仍大量為政府擁有，而且政府利用這些資源及權力在市場中謀取壟斷利益。

我不否認奧運世博亞運高鐵都十分成功，但若因此而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發展的正確方向，恐怕這會是重大的誤判。

上述項目不同程度上都屬所謂「公共貨品」（public goods）。我們知道，政府生產這些貨品所涉及的交易成本，有時會勝於私人生產。政府是否投資某項目，應以成本效益作根據。例如北京舉辦奧運，十三億人口感到興奮，社會效益顯然大得驚人，但只有七百萬人口的香港若搞亞運，效益卻是差得遠，兩者不可同日而語。個別「公共貨品」項目的成敗，實不足以論斷「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可行。

我一向主張政府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但其權力及掌控的資源則一定要限制，若要說這等於「大市場，小政府」也無不可。中國建國六十一年以來，政府與市場的比重不斷變化，但我們若小心檢視中國發展的經驗，便可清楚看到，市場的比重愈大，中國的經濟便發展得愈好。中國政府的比重，目前還是遠遠過大，要大幅縮小才可達到適當的規模。

在改革開放以前，亦即政府佔用了社會大部分資源的時候，中國生產效率低下，已是不爭的事實。1978 年，城鎮就業人口中，78.3％在國企工作，其餘的幾乎全部在集體企業，但經濟效率卻是乏善可陳。例如，當時中國每生產1 美元GDP 所要耗用的能源竟是德國的五點九倍，鋼鐵是德國的二點九倍。有人或許說這與國企的低效率無關，只是因為中國科技落後而已，但就算跟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成績一樣差勁。中國的耗能率是印度同期的一點六四倍，耗鋼率是一點二九倍（參看林毅夫等著的《中國的奇蹟》）。


推出承包增加農產

這種高消耗的發展模式，與政府錯誤集中資源搞重工業有關。中國勞動力充裕，但當時資金稀少，重工業要用掉大量資金，創造職位的效率卻只及輕工業的三分之一。

搞重工業使到國富不起來，民卻窮得要命。從1952 年至1978 年，國民收入上升了354％，但人民消費卻只能增加78.4％，新增財富沒有多少能跑到人民手上。

若是市場主導，中國當時不會忽視輕工業。

改革開放後，政府害怕國企倒閉會釋放出大量失業人口，所以讓它們繼續經營。但另一方面，經濟體制卻也加入了重要的市場元素，而且成效立竿見影。

農業上有著名的帶有私有產權色彩的家庭承包制，農產品採購價上升至更接近市場價格。這兩招一出，從1978 至85 年農業產量猛增61％，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本來是農村的二點三七倍，也接下降至一點七二倍，城鄉收入差距大幅收窄。

企業改革中新增的市場元素頗多，取其大者有二。第一是國企對賺回來的部分利潤可以留下，不用上交中央。

這樣可增加國企員工的積極性，使國企有誘因追求利潤，有效利用資源，其運作更接近私營企業。第二是容許民營企業出現，讓其按市場規律競爭。民企不但吸納了大量農村移居城市的人口，而且也讓從國企下崗的工人多了找工作的出路，更重要的是，民企所帶來的競爭壓力，使到國企也不敢不思進取。

國企雖有進步，但其效率比不上民企（或外資企業）的格局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國企所僱用的員工佔城鎮就業人口的比例，在1996 年雖已下降至56.7％，但它們卻只能生產工業產值的28.5％；我們且不要忘記，它們所控制的資本也遠高於民企。假如更多的人力物力從國企解放出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應會更快。若果政府沒有對國企提供形形色色的優惠或保護政策（例如它們較易在銀行獲得信貸，一年多前開始的4 萬億救市方案，政府用錢時似對國企頗有青睞之意）；使他們能在不少市場中維持壟斷地位，國企能否保住這些產值應該存疑。


上海模式要看成本

國企過去的業績雖然不濟，但也許近年進步神速，早已脫胎換骨，以國企為核心，加上政府掌控大量資源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否仍有光明前途？認同「國家資本主義」可行的人，很有可能是受到上海市容及建設高速發展所影響。

「上海模式」自有它成功的一面，其建築美侖美奐便是明證。但我們看事物不能單看表面，只注意結果，不問成本效益。到過上海浦東幹部訓練學校的人很難不對其充滿現代感的建築感到驚嘆，但我敢肯定，私人公司絕對不會投資搞這麼一個校園，原因很簡單，校園佔地面積龐大，遠超香港科大的校園，土地的機會成本將來會是天文數字，但學員人數常常寥寥可數，若非政府運用權力，怎能搞出這樣一個大白象，浪費愈來愈稀缺的土地資源？

麻省理工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在檢閱過大量數據及原始文獻後寫了本書，叫《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對八十年代蓬勃發展充滿企業競爭精神的鄉鎮企業大表讚賞，但對「上海模式」卻是鞭撻有加。他的發現，對我們查找「國家資本主義」的不足，甚有幫助。

黃亞生發現，在1985 年一千二百萬個鄉鎮企業中，一千萬個其實是完全私營的，其後新加入的也幾乎全是私營。黃認為它們是推動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上海的GDP 增長率雖遠高於全國，但住戶收入的增長卻與全國的平均無異，反映出上海收入增長的得益者主要是政府。上海的工資總額佔其GDP 的比例極低，正好也印證了當地人民分不到經濟增長的多少成果。


財富集於政府手中

上海雖然是消費力很高的城市，但在此搞小本創業卻十分困難。自僱人士的平均收入，大約等於窮困得多的雲南的自僱人士。上海雖予人有高科技的印象，但在九十年代，它所得到的科技發明的專利權，相對於更重視企業競爭精神的廣東及浙江頗有不如。

我們也許可以說， 「上海模式」的特點是把財富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上並加以投資。當投資率很高、資金充裕時，我們的確會見到經濟增長率增加。但我們若注意經濟增長的其他指標，例如家庭收入或消費，便可看出情況不一定如此風光。

在整個八十年代，亦即民營企業大量湧現時，中國住戶消費佔GDP 的比例一直都在50％以上，但在2008 年已跌至35.3％，這是否「國富民窮」的寫照，見仁見智，但人民財富上升比不上政府的快，卻是沒有懸念。政府手擁巨資後，有些投資項目的社會回報可能十分高（如高鐵），但也有可能搞些大白象，或擠壓了效率高得多的民營企業的空間，減低國家或省市級政府的比重更可能使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去。這結論不一定適用於酷似商場搞手的中國縣級政府，此點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早有論述，不贅。

中國房地産的實質是政府坐莊

謝國忠



“中國的房地産繼續這樣下去的話，社會會出現大的波動。中國核心的問題是官僚資本主義，是政府本身的問題，它體現和暴露在房地産泡沫和灰色收入上，很多事情其實都是政府在坐莊。所以，不能靠泡沫來發展經濟，太多的錢集中在政府手裏是不好的”

　　編者按：

近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接受《經濟觀察報》專訪，就國內房地産行業現狀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謝國忠表示，目前國內房地産領域存在著空置率過高、房價與收入倒挂、收益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手裏等問題，催生了腐敗以及灰色收入等現象。

　　謝國忠認爲，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是上述問題産生的最根本原因，政府應將“藏富於民”的主旨進行全面落實。

　　以下爲謝國忠觀點：

　　據香港媒體9月6日報道，謝國忠上周接受該媒體訪問時預測，內地通脹正升溫或導致第四季度便有可能加息；加上中央壓抑樓價決心堅定，香港火熱的樓市泡沫，最快或在9個月後便爆破，潛在跌幅更可高達五成。

　　以香港樓價目前的水平，只要再升兩成便可平了1997年樓市爆破前水平。謝國忠表示，觸發香港樓市大調整，不一定要等美國加息，其本地市場總想大陸富豪手持大批人民幣鈔票赴港買豪宅，托起香港樓價，更是癡人說夢。

　　謝國忠指出，全球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下，內地通脹只會持續升溫，預期到了第四季度大有機會加息，屆時內地資金回籠銀行體系，目前已“見頂”的內地樓價將開始下挫，加上中港兩地的經濟“時間差”，香港樓市最快在明年中，便因內地加息及銀行收緊信貸而開始下挫。

　　謝國忠分析指出，目前香港房價平均高達6萬港元一平方米，而香港人均月入約1.6萬港元，按國際標準香港樓價大挫五成至2倍是有可能的，而爆破時間最快是9個月後的2011年中，遲則延至2012年。

　　
　　很多人並不瞭解，謝國忠那些聳人聽聞的結論背後，有著多麽強大的邏輯和證據。

　　據說在其職業生涯的早期，謝國忠就以三大預言的逐一應驗而揚名立萬：亞洲金融危機、香港回歸後房地産泡沫的破滅、以及中國在20世紀末的通貨緊縮。

　　20世紀的故事已經顯得遙遠。就我個人而言，真正意識到這個人的聲音值得傾聽、他的驚人之語並非都是妄言，是2007年到2008年之間：

　　2007年8月，華爾街兩隻對沖基金破産，引起美國金融市場一陣恐慌，當時本報爲此做了一個小專題《華爾街的盛夏寒流》。在做這個專題的過程中，我採訪了北京、紐約、倫敦的多位經濟學家與分析師，詢問他們對市場的判斷。其中大多數人都沒有太拿當時的狀況當回事，尤其是北京與倫敦的經濟學家，都表示對美國金融業、對華爾街非常有信心。

　　只有謝國忠一人，在當時發出了無比尖銳而刺耳的聲音：“全球信貸泡沫正在破裂……目前的全球流動性泡沫很可能在2008年終結，並以華爾街衍生品市場的崩潰爲開始。”當時謝國忠讓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駭人的預言，還有他激烈的表達方式，他寫到：“是時候了，讓華爾街的騙子們破産去吧！”

　　2008年9月，雷曼兄弟轟然倒塌，全球經濟隨之跌入泥潭——當我想起謝國忠一年前的預言時，我覺得他簡直是個巫師！他是怎麽做到的？那時甚至還沒有幾個人能說明白，“次級債”到底是個什麽玩意兒。

　　當我終於弄明白，美國房地産市場所謂的次級抵押貸款是怎麽回事，我也意識到，謝國忠不是巫師，他就是一個眼光敏銳、大腦清晰，又無所顧忌、敢於直言的經濟學家。他之所以敢於預言，他之所以能夠一而再、再而三的預言準確，背後自有一套嚴密而強大的事實和邏輯。只是人們往往被他的結論所吸引並激怒，而沒有耐心去聽他結論到來之前的路徑。

　　在聯絡採訪謝國忠先生的過程中，我像他的朋友們一樣稱呼他爲Andy。其實，私下裏我叫他“Mr. Bubble”——泡沫先生。翻看他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裏的文章結集《再危機——泡沫破滅時，我會通知你》，叫他“泡沫先生”並不算偏頗。近十年來貫穿他言說的主題，就是對經濟泡沫的剖析和警示：

　　“中國房地産市場是一個巨大的泡沫。……泡沫總是要破的，沒有例外。……最終的殺手就是通貨膨脹。……泡沫的發展和破滅，有自己的時間表。當它即將破滅時，我會讓你知道。……很有可能，中國的房地産泡沫將在2012年破裂。”

　　著名地産商潘石屹說，他不喜歡謝先生那種“上帝般的說話方式”。

　　誰會喜歡呢？——當上帝說的是“離開伊甸園吧”，而不是“上去諾亞方舟吧”。激怒人們的，並不是謝國忠說話時那種“上帝般的口吻”，而是他總在叫囂喪鐘已經敲響，悲劇即將上演。在一片狂歡景象中，這樣的聲音聽起來不像是預言，而像是詛咒。

　　但是，當你耐心傾聽完他的話，你會發現，這位“泡沫先生”——Mr. Bubble謝國忠，其實比任何人都憎恨泡沫。既是出於“說出心中真相”的本能驅使，也是出於對泡沫破滅後巨大的經濟與精神損失的擔心，才讓謝國忠如此執著地言說泡沫。

　　我以爲畢業于麻省理工大學經濟系的謝國忠博士，一定有著身爲經濟學家的更偉大的志向，比如讓中國人民更富裕、讓中國社會更美好什麽的。沒想到他說，作爲經濟學家，他只希望中國人辛辛苦苦賺的錢，不要被平白無故地騙走。

　　在經濟學之外，他的興趣在歷史，他的志向在寫小說，因爲這個多彩的時代是在很適合寫小說，“我一定會寫，但可能會先用英文寫。”

　　謝國忠一向以英文寫作，《再危機》這本書呈現出的簡潔明快、清晰有力的語言風格，要感謝翻譯們的傑出工作。接受《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專訪時，謝國忠關於西方思維方式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比，也多少解釋了他本人何以形成今天的思維方式和表達風格。

　　我想，如果將來有人寫一部“當代中國經濟轉型史”的書，沒準兒“謝泡沫”的稱呼會和“吳市場”一樣被留下來。人們會記得，當年有位吳敬璉先生，是多麽熱愛“市場”；還有一位謝國忠先生，是多麽痛恨“泡沫”。

　　誰吹大了泡沫

　　問：我們還是從房地産說起吧，你最近的文章說，“香港所有的不幸都可以歸因於對房地産的癡迷。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像香港一樣，經濟重心如此依賴於房地産。”這和我們大陸目前的樣子不是很像麽？你書中寫，上海的小保姆都辭職去炒房了。

　　謝：是的。但是大陸和香港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大陸房地産業的錢都跑到政府口袋裏去了，香港可不是這樣的，錢主要是給開發商拿走了。

　　一個泡沫最終會産生兩個結果：一個就是財富的重新分配。就像股市從100點漲到200點再回到100點，這中間什麽都沒變，起點和終點是一樣的，但是從起點走到終點這個過程中，有人買入、有人賣出，所以有的人錢變多了，有的人錢變少了，財富總量沒有變，但是重新分配過了。第二，它也是一個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這中間有人投資進去想要獲利，結果造成了損失。

　　而大陸房地産泡沫的情形就是，這個過程中，財富和資源最後都流向政府了。所以你看政府這幾年突然變得非常有錢，財政富餘很多。那麽問題就是，政府要怎麽花這麽多錢？效率能有多高？會不會浪費？這是最大的問題。

　　問：在房地産泡沫的問題上，你一直都把板子打在政府屁股上。

　　謝：如果把他們交的稅都算進去，開發商真的不賺錢。

　　土地增值稅是60%。地方政府財政一有壓力，他就去找開發商，說你必須給我交土地增值稅。這就是爲什麽很多樓盤賣到最後，開發商都會留一套不賣，留一套房子他就保留著專案公司，跟政府說，我的公司還在，房子沒賣完，不交稅。於是地方政府就說，那我先預征，我算過了你應該交六個億的稅，現在先交兩億吧。開發商原來都是靠不交稅賺到錢的。等到六億都交給政府，開發商根本沒賺多少錢。

　　你可以去分析房地産公司的淨資産。比如綠地集團這麽大的公司，你看它整個公司的價值全部是靠土地升值來的，造房子本身是不賺錢的。它最初買了一塊地造房子，賣了房子賺了錢，然後把賺的錢全部投進去，還不夠買同樣地段的另一塊地。就只能再去銀行借錢，買地段更差的一塊地，再造房子，賣掉以後，再拿出全部的錢，同時還要向銀行借錢，再去更差的地段繼續造房子。所以你看它越做越小，它一直滾動下去但是其實根本沒賺什麽錢。

　　再來看萬科。這麽大的房地産公司，分析員發現它公司的資産構成，其中70%都是靠高價發股票賺來的，也就是說，萬科的錢大部分是從股市賺來的，靠造房子賣房子並沒有賺多少。所以中國的開發商是不賺錢的，即使他們靠造房子賺了錢，做大了，政府也一定會有各種各樣的辦法把錢拿走。

　　去年全國賣房子一共賣了4.6萬億，把建築成本、毛利、土地稅都算下來，這4.6萬億裏面政府大概賺了75%，也就是3.5萬億多。去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總共才7萬億。

　　問：所以房地産泡沫主要是政府賣地造成的？你判斷泡沫的標準是什麽？高房價？空置率？

　　謝：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量，一個是價。

　　量，就是空置率，中國現在有大量的空房子。現在城市裏的商品房大約有六千萬套，空置率是25%到30%。這還不包括企業造的房子，企業自己造的房子大約有三千萬到四千萬套。我到長沙去，看到湖南廣電集團造了很多很多房子，都是給員工的福利房，質量是非常好的，不是宿舍，是完全可以跟商品房競爭的那種房子。

　　但是我不知道員工有沒有産權，是不是可以到市場上賣房子。我看到有些是員工自己住，也有些是進入市場的。自己造房子的民企國企都有，中糧、三一重工，都造了很多房子給自己員工住。全國各地這些企業造的房子，還有一些小産權房加在一起，空置率差不多也是25%到30%左右。

　　問：這個空置率的數位是怎麽得出的？

　　謝：空置率本來應該是政府統計的，但是政府沒有做這個事情，或者它根本不想把這個資料搞清楚。

　　我說的這個空置率是觀察樣本來的。如果你知道一個總數，然後在全國各個城市去隨機抽樣的話，100個樣本下來得出的資料就是比較准的，可以代表整體。我在全國各地，到任何城市去觀察，差不多都是這樣，25%到30%這個空置率我認爲差不多。

　　那麽，已建的六千萬套和企業造的三、四千萬套加起來差不多一億套，算100億平方米吧。再加上城市原來100億平方米的老房子拆遷等等，這些都加下來，就是已建的和在建的城市商用住房大約有200億平米。

　　按照每人平均20平米來算的話，就意味著中國現在已建和在建的房子夠10億人住了。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全部完成，城市人口達到最高點，也就是10億人吧。因爲一般城市化到70%就到頭了，一些歲數大了的農村人是不願意進城定居的。

　　對比一下其他國家，日本人均住房面積只有16平米，歐洲也不過20多平米。所以，從量上來看，中國造的房子已經足夠住了，不用再造房子了。但是你看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經把土地都準備好了，他還要繼續把地都賣出去造房子，我估計還得有30億平米。到時候那麽多房子怎麽辦？

　　再從價格上來看。看房價是不是合理，一個是看房價跟工資的對比，再一個是看房租回報率。

　　一般國際上來看，比較合理的是，每平米的房價跟一個月工資差不多。如果房價一直漲，那麽你的工資也應該差不多同幅度增長。但是你看，上海的平均月工資是四千塊，但是房價平均是每平米二萬六，超過五倍了。而且還沒有把稅算進去，中國人買房子的稅是很高的，再把要交的稅折算進去，房價就更高了，當然是不合理的。香港現在也是這樣，房價差不多是香港人四個月以上的工資。而東京和紐約的房價差不多是當地人一個月出頭的工資。

　　還有一個指標就是看房租回報率。世界上正常的房租回報率一般是7%，這個是正常的。如果房價一直跌的話，房租回報率就會高，比如日本、德國的房租回報率都在10%以上。而香港在97年泡沫最嚴重的時候，房租回報率是2%左右。大陸現在的房租回報率是3%左右，按7%的合理水平算下來，也可以看出中國的房價高了至少一倍，所以泡沫是很嚴重的。這是“價”的泡沫，還有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量”的泡沫。

　　房地産“量”的泡沫比“價”的泡沫更糟糕。糟糕的就是很多人看不到那些空房子，意識不到空房子都是存貨的概念。最後泡沫爆掉，一部分空房子可以折價賣掉，就沒有損失，那些賣不出去的空房子，就成爲爛尾樓，這是真正的損失。還有，政府在房地産業賺了那麽多錢，用來搞形象工程腐化掉了，把錢浪費了，這也是真正的損失。

　　問：但是房地産業的增長，也有真實需求在裏面吧？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才剛起步嘛。

　　謝：不是的，中國房地産的增長和一般老百姓的需求關係不是很大。兩億多人進城工作生活，他們哪里買得起當地的房子？

　　在上海的調查，不住上海的外地人來買房的、還有買二套房、三套房的，這些占到全部買房者的六七成。剛才我們算過了，中國的房子從供應來說是足夠的，不能說已經絕對過剩，但是人均有20平米，相當不錯了，但問題就在這裏——真正需要房子的人買不起，而買得起房子的人，他自己不缺房子住，卻在不斷地買房子。

　　造成這種局面是因爲中國的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中國社會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灰色收入。中國的灰色收入有多少？幾年前我聽央行說有三到四萬億，我覺得有這個可能。但是我不清楚他們是怎麽定義灰色收入的。因爲在中國，灰色收入是各行各業普遍存在的，做小買賣的不報稅、醫生老師拿紅包、大賣場裏的採購員拿回扣，民間的商業腐敗是很大的。

　　但是我說的灰色收入不包括這些，我是按照國際上對灰色收入的定義，就是指與腐敗有關的收入，中國官方的腐敗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剛抓起來的上海浦東新區的副區長，他在一個小區裏面拿了20多套房子。

　　其實當官的都特別明白這些道理，他知道貨幣供應量那麽大，通貨膨脹會很厲害，錢會貶值，而且中國人第一次可以有機會買賣房子，他就拼命買。所以中國有這麽多空房子，跟這個有關。從某種意義上，中國的房地産業在回籠灰色收入。以前官員的灰色收入都往國外跑，現在都跑到房地産去了，那麽最後還是都回到政府的口袋裏去了。

　　這就帶來兩個後果：一個，它成爲官員灰色收入躲藏的地方，它帶動了房地産業的投機，造成泡沫。昨天我跟一個老闆聊天，他問一屋子的人：你買房子虧過麽？沒有吧。一個一個問下來，他說：看，沒有人買房子虧過吧？繼續買！另一個，它會帶來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一方面空房子那麽多，一方面老百姓買不起房子。這是很大的隱患。中國的很多事情其實都是政府在坐莊。

　　未富先老？

　　問：剛才我們說到，農民工進城多年也買不起城裏的房子，所以城市化這麽多年了，“農民工”這個詞沒有消失，而是出現了“農二代”和“富二代”這些階層。但是“中産”，這個保證社會穩定的核心階層好像始終沒有形成？

　　謝：中國的中產階級其實已經開始有了，但是中國現在的“中産”看上去不是“中産”，只是因爲房價過高。中國的房子現在比美國還貴！這怎麽可能？中國現在每年大學畢業生三四千萬，按照國際的定義，他們從技校、本科畢業的收入可以算是中産了，但是因爲房價太高，買不起房子，他不會覺得自己是中産。

　　問：我看美國電影裏說，美國人只要有套房子，房子前面還帶塊草坪，就覺得自己是中産了。

　　謝：在美國你有吃有穿，有房有車，每年還能出去度假一次，就是中産了。中國的中産主要就是因爲房價太高，所以覺得生活壓力很大。

　　問：“富二代”生活沒有壓力，成天飆車，泡妞。這個階層到底佔有多少財富，有資料嗎？

　　謝：中國所謂的富豪榜都不可信，很多有錢人的財富都是虛的，背後都是一屁股債。在中國靠做正當生意賺很多錢是很難的，所以說那些富豪、富二代有多少錢都是不可信的。真正的財富都是我們剛才說的灰色收入那一塊。

　　政府在房地産業的這個遊戲能玩下去，也跟中國人的觀念有關，他就是要買房子，一定要把幾代人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財富，都拿給小孩在城裏買房子結婚，這完全是非理性的，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父母這樣做，所以讓政府一直有的賺。

　　問：你的祖籍是上海，海派文化在你身上有痕迹嗎？

　　謝：上海本身就是一種大城市的文化，它屬於江南文化，跟中原文化是很不一樣的。江南文化一直就是比較理性的、商業的。所以從中國歷史上來看，它一直是生産力最高、最富裕的地方，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歷來都主要來自江南地區。所以，江南文化跟西方文化是比較接近的，相對簡單，所以中國最早的現代化也是從江南開始的。它不像北方文化的傳統，就是搞好關係，巴結領導，一個人生活的全部起點和中心就是這些。

　　問：你是經濟學家，我想知道，經濟學的本質在你看來是解釋世界的，還是解決問題的？匈牙利的經濟學家科爾奈很瞧不起那些一心要給政府當智囊的經濟學家，他說經濟學家應該面向大衆去傳播知識，解釋世界。

　　謝：經濟學本來應該是解釋世界的，但是現在中國哪里是這個樣子？經濟學全部是用來解決一個一個具體問題的，要不要印鈔票、要不要加利息、要不要對碳排放徵稅。經濟學家全部在做這些事情。

　　問：那你自己呢？你書裏說，中國的經濟政策要很好地執行，最需要的是知識份子的獨立性。

　　謝：中國的知識份子讀書從來都是爲了當官，這個和西方也很不一樣。在西方，如果你說你是知識份子，那你的起點就是批評政府的。中國的知識份子不是這樣。

　　我自己就是喜歡說，沒別的，我只是提供一些想法供大家思維。

　　問：那你是說給官員聽，還是大衆聽？

　　謝：都有啊，不一樣的聽衆。我十幾年前就在鳳凰衛視做節目，一些地方官員跟我說，“我的經濟學知識都是從你那兒來的，聽你在鳳凰衛視講的還挺有道理的，而且我還聽得懂。”我覺得也挺好。我給彭博社寫文章，我知道它的讀者都是基金經理，我給財新那裏寫，我知道有好多小股民會看，那麽我就要寫的很具體、邏輯清楚、解釋明白。

　　但是中國跟美國不一樣。在美國，奧巴馬會叫人坐成一個圓桌討論問題，在中國不是，中國人都是形象思維，中國的官員總是講：你給我舉個例子，誰幹過，後來怎麽樣？而且中國官員講任何事情都是和吃有關，這個好吃，那個難吃，這個我吃不下。中國人歷史上窮怕了，所以整個中國文化都是從餓肚子來的。地主家吃肉都不容易，所以革命就是吃地主的飯，住地主的房，睡地主的老婆，就是這麽簡單的思維。

　　問：“玫瑰石顧問公司”是你起的名字？“玫瑰石”這個名字很好聽，有出處麽？

　　謝：對，我起的名字。這是古埃及留下的一塊石碑，後人在玫瑰石那個村莊找到的。它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後裔爲了記錄功績刻下的一塊石碑，上面的碑文有三種語言，但是失傳了，沒人看得懂，這塊石碑就叫做玫瑰石。後來，一個德國人花了20多年破譯了碑文，讓死亡的語言又復活了。這段歷史很有名。我覺得這個故事特別好，它反應了一種對知識的追求，而且是跨時代、跨語言、跨文化的，我非常喜歡。

　　問：聽說你經濟學之外的興趣是歷史，很喜歡《羅馬帝國衰亡史》這類書？

　　謝：是，對歷史非常感興趣，我出國以前把中國歷史都通讀完了。

　　《羅馬帝國衰亡史》，我爲什麽喜歡它？你看寫這本書的吉本是英國人，在他的時代英國已經開始崛起了，他在羅馬旅遊時，看到那麽多古迹廢墟，他就想，爲什麽這麽輝煌的帝國就變成廢墟了呢？他就去探求背後的原因，然後花了很多年時間寫了這本書。

　　如果中國人解釋這個事情，就會說這是天意，是周期使然。西方人是不相信什麽周期的，他就去軍事政治這些方面找原因，最後，讓羅馬垮掉的其實是腐敗問題。我比較喜歡這種思維方式，這種去探索背後真正原因的態度。

　　問：我們看到歷史上那些偉大的經濟學家，都是大思想家，亞當·斯密、熊彼得、哈耶克等等，他們的工作最後都是爲了捍衛人類的自由和幸福。那麽你作爲經濟學家，是爲了探索事情背後的因果，追求純粹的知識上的樂趣麽？

　　謝：我就希望中國人的錢不要被騙走就好了。中國人都有貪小便宜的心理，在房地産、股市不是都這樣嘛？看別人賺一點，我也想賺，結果辛辛苦苦攢的錢轉眼都沒了。中國人好不容易才富了點，我就希望他們能把自己的錢看好，不要被騙走。

珍愛生命，珍愛生態！——兼談“保8”

時寒冰



每一次生命的隕落，都讓我們忍不住悲泣。

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特大山洪泥石流，成爲我們記憶中又一次巨大的疼痛。

生命是渺小的。

生命更是脆弱的。

當我們再次灑淚爲逝者哀悼的時候，又不能不反思：

媒體的報道，告訴我們一些真相：

舟曲境內過去一直森林茂密，林木採伐始於明清時期，但真正造成破壞是近50年的事。1958年“大躍進”時期，這裏的森林資源遭受到掠奪性破壞。據統計，從1952年8月舟曲林業局成立到1990年，累計採伐森林189.75萬畝，許多地方的森林成爲殘敗的次生林。加上民用木材和亂砍濫伐、倒賣盜用，全縣森林面積每年以10萬立方米的速度減少，植被破壞嚴重，生態環境遭到超限度破壞……記者同時瞭解到，當地農民大規模的開墾坡地使舟曲的地質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近40年間，全縣總播種面積從10.63萬畝增加到了21.53萬畝，平均每年增加2725畝，據瞭解，縣內各鄉40度以下的坡地如今已被大部分開墾。有關領導感歎道，開墾坡地不僅嚴重破壞了植被，而且破壞了地質環境，開墾出的土地不僅未給當地群衆帶來經濟效益，反而造成了大面積的水土流失，加劇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的發生、發展。

一切經濟活動，都應該有長遠的規劃，都應該考慮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惡化了生態環境的經濟效益，乃是一種自戕後的欠賬。這種欠賬必然要加倍償還的。以GDP爲核心的發展模式和以GDP爲核心的幹部政績考核機制，正加速我們這個國家腐敗的蔓延、私欲的膨脹、價值觀的迷失和道德感、倫理觀的淪喪。

今年4月，當我去旱區援建水窖並自費調查的時候，目睹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後的慘狀，心裏難過得不能自抑，也就明白了乾旱之後幾乎沒有停頓就直接過渡到水災的因果聯繫。

種下什麽樣的因，就必然得到什麽樣的果。

人定勝天注定是狂人的囈語。事實上，從古自今，沒有一個強大的王朝和民族不深懷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乃是文明世界的本能。

當金錢、房子等取代傳統的一切信仰而成爲核心信仰根植於這個民族，它還能好好靜下心來反省嗎？

如果不能，那麽，我們只能在一次次悲劇中，捂著胸口看著一些人悲慘地逝去，或者，是另一些人看著我們在一次次悲劇中無助地消失……

每一次悲劇，遇到不幸的往往是窮苦的人，因爲，他們是生態被破壞後首先面臨危險的人，而另一些人早已踏著光環走向“新升”。這實際上意味著逆向激勵機制的確立。當以GDP爲核心評判一切的時候，破壞性必然隨之而來，遺憾的是，儘管一次次悲劇不斷敲響警鐘，但對生態的保護，在很多地方仍然只是停留在口號上。

捫心自問：以犧牲健康、污染環境、消耗資源、惡化民生爲代價累積起來的光環，真的值得炫耀嗎？當那些一擲千金的向世界展示大國風采的形象工程以不可思議的豪華面目展示出來，還有什麽理由因爲本該承擔的責任無能爲力而要求層層的募捐？

GDP不代表經濟的發展，也不代表社會的進步。美國參議員羅伯特·甘乃迪（美國第35任總統甘乃迪的弟弟），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有過一段精彩發言：“我們的國內生産總值（GDP）確實驚人，數位接近8000億。但是，我們能夠以此爲根據評判整個國家的狀況嗎？僅有此項業績就夠了嗎？況且這個國民生產總值還應算進去空氣污染、煙草廣告以及戰地救護車在血肉橫飛的戰場上穿梭的費用。還應該記入我們房門上多裝數把大鎖的費用，以及把砸爛那些鎖具的行竊者關進監獄的費用。還要計入惠特曼步槍、斯比克刀具以及泛濫的影視劇目的費用——因爲它們炫耀暴力，以求把更多的仿真玩具傾銷給我們的孩子。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它既不能保障我們孩子們的健康，也不能保障他們所受教育的質量，甚至不能保障他們無憂無慮的快樂。它與我們工廠設施的嚴整以及我們住區街巷的安全毫不相關。它不包括諸如能讓我們的詩句溢美、能使我們的婚姻堅實、能滋養公民談吐的睿智以及能確保我們的官員具有磊落風範的要素。它既不能用於衡量智慧和勇氣，又不能衡量學養和見識，更無法衡量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熱誠和責任。簡而言之，它可以衡量一切，就是不能衡量那種可以讓生命高貴，可以傳承美國的精髓，可以讓我們因自己是美國人而感到驕傲的東西。”

這代表了西方對GDP這一指標的理性認識。

爲什麽西方國家因爲GDP增長3%而歡呼雀躍，而我們卻要以“保8”爲基本底線？恰恰是經濟發展未能讓民衆受益的結果。因爲社會保障未能建立和完善，缺乏最基本的緩衝，民衆一失業馬上面臨生存危機。另一方面，財富大量向少數權貴集中，且消耗、浪費嚴重，加之環境欠債、民生欠債重重，導致民衆只能分享一點點殘羹冷炙，西方經濟增長3%、2%甚至1%，讓民衆得到的財富已足以享受中産的富足，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8%民衆分享到的發展成果還非常有限，低於8%根本無法維持！這才是“保8”的真相，這才是內需不振的根源。顯然，“保8”乃是經濟結構失衡、錯位，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共同導致的畸形産物，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可以想見的是，將來恐怕需要“保9”、“保10”才能維持。

我不明白，面對如此顯而易見的缺陷，爲什麽那麽多的官員和經濟學家視而不見。

也許，在這樣一個悲慟的日子，在這樣一個哀悼的日子，不應該再談論如此沈重的話題，可是，又有什麽樣的日子，是反思的時機呢？

面對一切的一切，我越來越不願意發表看法，越來越想逃避……這不是我要的選擇，而是我不得不做的選擇。在這樣一個歌舞升平的時代，我也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不合時宜，越來越感覺到諫言遭到的忌恨之強烈，於是，便靜下心來，讀書、彈琴、做研究，遠離塵囂……

只想對決策者說：珍愛生命，應該從珍愛生態開始；重視民生，也應該從重視生態開始。

什麼才是拯救富士康的希望？

郎咸平



　　前段時間富士康事件充斥各個媒體，當然了，我們對這13位自殺的員工，表示深切的遺憾。其實我不想談富士康，可是我發現全中國的討論都是錯的。你在媒體裏面看到的所有關於責備富士康的事情，通通都是表面現象。其實根本不是一個簡單的富士康危機，它的背後黑手，才是這一切的根源，而它竟然逍遙法外而沒有受到輿論的制裁。你知道它是誰嗎？蘋果電腦。­

　　我們把媒體所有的分析做一個簡單的摘要。軍事化管理是一切錯誤的根源。是這樣嗎？那麽部隊裏面是不是應該有更多人自殺？可是我還記得我們很多企業家也是部隊出來的，包括郭台銘本人。我以前也當過兵。我聽了這些富士康員工講他們所受的苦，這些90後、80後的人，講了這個苦之後，你知道我什麽感覺？那還叫苦？你去當兵看看，你那些有什麽了不起？我建議各位到建築工地看一看，你會發現幾乎沒有80後跟90後的人，建築工地通常都是50、60、70的人，爲什麽？我們年輕人已經不去那裏打工了。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現象。80後、90後他們需要什麽？需要一個光明的未來，需要一個更好的收入。他的父輩打工，爲什麽能夠每個月賺一千塊錢而忍受那麽多的，包括軍事化管理的磨難呢？因爲他有信仰，這個信仰不是對神的信仰，而是對他家庭的信仰。想想看，他打工是爲了誰？爲他老婆不要挨餓，爲他80後、90後的子女能夠念書。農一代這批人是我最敬佩的一批人，這一批人老是任勞任怨地幹，沒日沒夜地幹。你叫他加班他很高興，叫他一天干8個小時他不爽，他最好一天干12個小時，爲什麽？他可以多賺四個小時的錢來養家，養他的兒子，養他的女兒，養他80後、90後的子女。這批人，農一代成爲中國30年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手，主力軍。可到下一代不一樣了，同樣孕育出農一代的工作環境，到了農二代所給予我們的是大批量的自殺。­

　　我想透過現象看本質，這種軍事化管理是誰造成的？是富士康嗎？還是你背後的黑手？請各位想想，你爲什麽會進行軍事化管理？因爲你的背後的黑手，你的客戶是這麽要求的。蘋果在任何時候都標榜自己是一家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公司，而且蘋果規定，富士康必須關注員工的人身權利，確保他們有足夠好的工作環境，得到合理的報酬。但是我們發現，蘋果在盡一切的可能壓低富士康的利潤。爲了壓縮成本，賺取更多的利潤，富士康只能加大員工的勞動強度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須進行軍事化管理來滿足蘋果的要求。所以實際上我今天想談什麽？蘋果就是美國人虛僞的化身，蘋果才是造成80後、90後年輕人自殺的真正背後黑手，富士康只是它的工具。­


　　卡在員工脖子上的枷鎖——流水線­

　　我們一步步來談，到底多大程度是富士康的責任？多大程度是蘋果的責任？Apple在06年上半年的銷售量是850萬台，同比增長61%，收入超過了100億美金。蘋果賺了這麽多的錢，那我請問你，富士康賺了多少？每一個Apple它只拿到4美金而已，其他99%的錢都是蘋果賺走了。4美金當中包括什麽？電費、設備費用跟材料費用，全部都在裏面了。人工成本，是蘋果根據生産廠家也就是富士康所在地深圳的最低工資乘上每件産品的最高工時這麽計算的。不但人工成本富士康決定不了，包括原料、製造成本在內，全部由蘋果決定。­

　　我想給你們提一個新的生産流程，叫做細胞式。這個案例在我的書上寫過，就在《思維》那本書裏。我這裏把一個最新的細胞式生産方式給各位介紹一下，它就是日本佳能所發展出來的細胞生産方式。《佳能細胞式生産方式》、《心在工作現場》和《爲自己而工作》，這幾本書把這個佳能的新生産方式都講的非常透。­­

　　過去佳能採用福特的流水線。一個照相機過來，你安一個螺絲我安一個鏡片，這個兄弟這輩子每天安鏡片，那個人每天安螺絲。日本自殺率是很高的，因爲太有挫折感，薪水又不高，工作又枯燥。你知道小日本最後想出什麽呢？變成細胞式，放棄流水線。他們放棄多少？放棄16000米長流水線，改成什麽？改成這種圓桌，叫細胞。十個人圍一桌，那很有意思的，這十個人圍一桌有什麽好處？同樣的照相機就由這十個人做，而不經過流水線了。不是你插一個螺絲我插一個鏡，不是的，而是咱們十個人邊做邊聊。照相機拿過來了，我插個螺絲，然後你放個鏡片。你去吃飯了，我幫你裝鏡片，我幫你裝另外一個皮帶。也就是每一個人每個工作都會，他不是只裝鏡片裝一輩子，而是整個照相機裏面所有零配件他都會裝，爲什麽？因爲這兩個哥們明天要生産了，請假三個月，我得幫他做三個月。也就是說，把這種流水線的機械化方式換成一個人性化的方式。而且這十個人什麽都會做。整個照相機的每個零配件都會做。你以爲很費時間嗎？你以爲效率低嗎？他可以邊聊天邊做，效率高得不得了。今天你家兒子有沒有念書，高考考得怎麽樣，考了500多分，那沒什麽希望了；還有你媽媽最近怎麽樣，買菜價格如何，大蒜價格有沒有升。邊做邊聊，發現效率奇高。高到什麽地步？我念一段數位給你聽。1997年，佳能廢除了16000米長的流水線後，採用細胞式生産方式改造。1998年第二年之後開始取得成效，勞動生産力平均提高了50%。不可想像吧？其中佳能集團在中國大連的工廠因爲採用了細胞式生産方式之後，一年內的勞動生産率提高了370%。公司的邊際利率潤由1999年的2%（也是富士康的邊際利潤率），提高到了2004年10%，升幅5倍之多。而且佳能每位員工的貢獻利潤在1999年到2000年單年內升幅高達80%，2004年更是1999年的4倍。­

　　必須給日本佳能一個正面的評價，那就是由日本人發明的細胞式的組裝，從一個機械化的組裝變成一個人性化的組裝，允許員工聊天，允許員工話家常，同時員工必須會所有的裝配。過去的話，整條流水線是不能請假的，所以在富士康也是一樣，是不能請假的，請假非常麻煩，因爲你請假的話，你那個針誰插？你那個針不插上，整個Apple就不能用，所以都不能請假，你請假我要找個人替你，是非常麻煩的。這就是今天的富士康，理解我的意思吧。可是細胞式呢？無所謂。你請假沒關係，我幫你做就是了，明天你再幫我做，因爲我什麽都會。­

　　而且公司只有一條流水線的話，你就得工作12小時，是不能斷的。你不能說流水線來一半吧，那不可以，流水線必須走完整個流程才能做出整個産品。可是細胞不一樣。如果銷量下跌怎麽辦？我有100個細胞，我50個細胞做就好了，另外50個，放假算了。而流水線呢？不然就是零，不然就是100%。可是一旦換成細胞的話，很有彈性。到了復活節，到了耶誕節，客戶下單怎麽辦？100個細胞一起工作。因爲是十個人一組，而不是全部員工站在一條流水線上，一個都不能少，少了一個，流水線就得斷裂，就玩不下去，所以富士康你還是有前景的。怎麽樣？這就是生産方式再創新，你不要老是拘泥於過去流水線軍事管理模式。你看，細胞多麽具有人性化！不是一個軍事化管理，而是加入更多人性因素。和流水線相比，它的利潤率、生産力竟然大幅提高，而且不是只提高百分之幾，是提高百分之幾十。­­

　　我們的OEM企業家能不能考慮在這樣一個非人性化、機械化、軍事化管理當中創新思維？當然，創新思維的重要方法就是來聽郎教授的課。我今天只是舉個例子，細胞式方式不但解決你的問題，同時帶來一個人性化管理，以人爲本的OEM生産理念。我覺得這是我們企業家下一步應該追求的。

人民幣匯率升 股樓跌的啟示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人民銀行在上月十九日宣布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經過近半個月時間，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由六點八二七五，上升至六點七七二○，上升五點五五個基點，升值百分之○點八，期間並多次刷新○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匯改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匯率上升，意味著匯價偏強、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增加，其結果應是A股和內地物業市場受惠而漲升；但是，這次匯改之後的人民幣升值卻是另一番景象—除了匯改當日A股曾上升之外，其後九個交易日都下跌，最大跌幅曾達到百分之十點○七，至於樓市的命運亦如是，房地產商的新盤繼續減價，全國最大發展商萬科的個別樓盤甚至下跌二成；人民幣升值而人民幣資產不升反跌，到底反映了什麼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應該是熱錢持續流出中國。

另一個奇怪現象，是過去人民幣升值意味著經濟會趨於升溫（資產價格上漲），政府要想辦法冷卻經濟，但這次在人民幣匯改之後匯價雖然向上，但領導人反而公開暗示要研究推出另一輪刺激經濟措施——溫家寶總理在本月初往湖南長沙進行調研，並主持召開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他表示「國內外經濟環境極為複雜，必須堅持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在溫總理湖南行之前的七月一日，中國政府公布了六月份PMI（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百分之五十二點一，比上月回落一點八個百分點，是連續兩個月回落，與此同時，反映中小企業採購情況的匯豐PMI也同樣持續回落。PMI是每月最先公布的重要宏觀經濟指標，反映企業的生產經營活躍程度，指數不斷回落，顯示工業生產持續收縮，是經濟放緩的跡象；溫家寶總理強調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顯然是針對經濟放緩、有所感而發的呼籲！

中國經濟在今年第一季的表現仍相當強勁，但踏入四月份開始轉勢，除了PMI指數，國內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汽車銷售、用電量等均告回落，一至五月份貿易順差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九點九；內地經濟學界和投資界都認為，這是經濟增長見頂的徵兆，「經濟下滑」、「二次探底」之說甚囂塵上，不少評論更預測中國政府將會推出另一輪的刺激措施。

增長回軟、熱錢流走，帶來的結果之一是內地炒風在不同領域都在收斂，早前曾經被炒作而價格大升的綠豆，近期急跌近三成，其他如大蒜、玉米等一度成為炒作對象的農產品，價格在最近也紛紛回軟，說明了過去借游資而興風作浪，以氣候、供求等為藉口而令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的局面，也因為經濟氣候轉變而歸於沉寂。

對於熱錢流入中國的問題，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鄧先宏接受《人民日報》訪問（見七月五日人民網）時曾經透露，熱錢違規流入主要集中在傳統的貿易和投資領域，例如加工貿易通過高報工繳費、虛增可收匯額度、轉移定價等方式；服務貿易則以運輸費、諮詢費等名義，都可以開闢熱錢流入或流出的渠道；而熱錢進入內地之後，目標主要是進入股市和樓市，成為炒作的主要「水源」。

中國目前仍然實行外匯管制，按理熱錢流入和流出都會受到監控，但現實卻是國際熱錢可以突破各種限制大量入境，足以左右內地的股市和樓市，而人民幣匯價在當前一輪上升潮中卻未能帶動股市樓市上升，顯示熱錢流走的現象頗為嚴重。事實上，近期內地資金「外逃」的另一影響，是貨幣市場利率跳升，市場短期資金緊張，上月初一年期央行票據發行率上升八個基點，至二厘零九六，都是資金趨緊的明顯證據。內地市場目前隱藏各種不明朗因素，對港股自然產生不利影響，這是投資者必須注意的。

美國正把中國複製成第二個日本

郎咸平



　　最近政府推出比較嚴厲的宏觀調控，希望控制樓市泡沫，但是這些調控本身對沒有打擊到樓市泡沫，反而影響到了股市。很多人問我樓市怎麽樣？我可以把背後原因告訴各位朋友。透過這個機會跟你解釋一下，對於樓市，我推出“火山理論”，也就是岩漿怎麽來的。透過它來解析一下我們的當前的經濟形勢。


　　樓市“火山”會引爆地震

　　過去理論講的很清楚，兩個重大因素，第一投資金融環境惡化，第二嚴重産能過剩結果使大量資金由實體經濟流入虛擬經濟，再加上去年開始政府一系列投資，助長岩漿形成。爲什麽效果這麽大？因爲我們政府剛好在火山頭插兩個導管，第一個導管我們中國老百姓不能自己買地自己建房，一定向開發商買，開發商跟政府之間又有千絲萬縷的勾結，由於已經形成人爲的壟斷，所以價格自然高。所以壟斷本身就是第一個管道，這是第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們中國是全世界少數的幾乎以商品房爲主的國家。在98的時候規定整個地産發展必須80%經濟房，10%廉租房、10%商用房。到03年突然改了80%改爲具有保障性質商品屋，等於90%都是商品房，因此我們地産變成純粹以商品爲主導的商品住房。一般老百姓怎麽買的起，比如你們去香港旅遊或者到新加坡旅遊的話，導遊會很高興你這是某某的豪宅，他是用羡慕語調跟你講，因爲他不恨，因爲政府提供非常便宜的廉租房，他知道能力肯定不如富豪，但是最低需要是有的。當他介紹豪宅非常驕傲態度介紹，但是內地旅遊導遊怎麽講。這個跟哪個官員勾結在一起，肯定這麽講話。就是由於我們沒有把經濟使用房和廉租當做地方政府主要方針，因爲形成第二個導管。地下通過兩個導管迅速噴發。到今天有很難調控，爲什麽政府調控作用都不大？幾十個政策都會失敗這個水平不是一般水平，爲什麽都會失敗？道理很簡單，岩漿溫度多高，插入兩個導管任何都會被岩漿熔化，而我們政府直接壓，到最後結果統統都會被岩漿熔化。

　　如果把它堵住的話更糟糕，比如說像地産稅等等，真的把它堵住什麽結果，岩漿沒有消失一定從地殼最薄弱環節爆發，比如通貨膨脹怎麽辦？比如經濟簫條怎麽辦？或者整個火山爆發怎麽辦？後果太嚴重了，這就是我提出的“火山理論”，目前政府這麽壓，同時打擊到你的股市，一直推出宏觀調控希望打擊樓市，打擊股市。我想告訴各位朋友可不要再犯一個錯誤，是不是適合搞嚴格的宏調，因爲歐洲金融危機已經開始了，它是什麽結果我們目前不知道。因此，中國對歐洲的出口遭受重大挫折，因爲歐元猛跌。這一系列問題加在一起在股市市場一定有反映，而是極爲負面的影響。國際金融炒家肯定會借題發揮來阻擊我們。


　　複製另一個日本

　　有人說我們的經濟出了問題才會國際金融炒家一個可趁之機，如果這樣你也太小瞧他們了，就算是一個健康的經濟體系，高盛也會透過巧妙的方法放進去，這種新式的經濟戰爭以前從來沒有經歷過。

　　比如日本在1985年以前沒有危機，美國1985年逼迫日本簽下協定，85年到87年日本受到很大的影響，87年掉一下一個重磅炸彈，要求日本降低利率2.5%，利率這麽低的情況，前兩年受到重大重挫的企業，發現這麽低的匯率，因此向大量銀行借錢炒樓、炒股，從而造成非常嚴重的資産泡沫化。到了89年底日均指數接近39000萬點，日本得意忘形的時候說決定把美國買下來，他們作夢也沒有想掉，到91年頭美國掉下金融核彈頭，使日本現在也沒有翻身。金融核彈頭包括三個零配件。第一個融資融券、第二股指期貨，第三個允許華爾街進入日本操縱。

　　利率降低，這顆炸彈是美國丟的，金融炮彈三個是美國給日本的，這些加在一起不正是另外希臘危機一個版本嗎。金融核炮彈有三個，而我們現在就差最後一個，那就是允許華爾街進入中國。整個匯率大戰從去年5月份開始，我一再警告政府一定發生匯率大戰。匯率大戰真正目的是什麽？是構建金融核彈頭第三個零配件！4月13號國務院發表一個文件叫做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利用好外資意見，請各位看看意見三是什麽？這多可怕，就算經濟沒有問題，對於歐盟他們搞希臘，就算日本沒有問題他們又搞資産泡沫化，同時用核彈頭擊退你，中國今天沒有問題？問題大了。比如溫家寶總理一再講，中國目前大部分工業産業過剩，比如煤炭、電力、輕工、紡織等等嚴重産能過剩，我們目前已經出現危機，嚴重産能過剩情況下，我現在非常擔憂美國會如何透過類似運作希臘、運作日本的方式，用金融大戰狙擊一個嚴重産能過剩的中國。這是我所擔心的，你一定出了問題他才狙擊你，很多時候你的問題就是他造成的。甚至造成我們這次産能過剩是08年開始政府四萬億投資，都是用明天的産能過剩消化今天的産能過剩，比如中西部建了高速路統統産能過剩，但是建的時候需要鋼材、水泥，可以消化今天鋼材、水泥産能過剩。問題是什麽？建完之後怎麽辦，建完高速公路以後立刻産能過剩。

　　這就是爲什麽溫家寶說中國大部分行業産能過剩？當時推出四萬億的時候誰支援我們的，全世界媒體都說我們好，最後發現這些媒體，包括各國政府大力稱讚我們，本身我懷疑就是一個陰謀，讓我們朝這個方向走，造成嚴重産能過剩。現在沒人在講了，因爲他們達到目的，就是通過四萬億方案造成嚴重産能過剩。我認爲這就是西方帝國主義目的，透過金融大戰配合産能過剩狙擊中國，大家看懂了嗎？

　　注：有人說郎教授只能看出問題，而沒有對策。其實我已經提出了解決方案，如果去年五月份聽我的話，匯率大戰一定打的話就沒有危機，爲什麽不聽？等出了事再找我。08年10月份我的博客一直呼籲政府不要投資四萬，放棄保八，就不會造成這一系列問題。這些錢應該讓老百姓更富裕，這不是我提的方案嗎？今天5月份政府說轉變成長模式，希望通過消費拉動，這不是我08年10月份提的方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