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主義」 不利中國發展

雷鼎鳴



兩年前北京搞奧運，世人讚嘆，今年上海舉辦世博，有聲有色；亞運仍在進行，廣州的市容已經煥然一新。這個周末我在鄭州開會，遇到一位已在西安落戶在芝大時的台灣同學，他從西安坐高鐵到鄭州，一個多小時便已到達。這種最環保的快速交通工具（據說高鐵平均每人每里所耗的能源，只及乘坐汽車或飛機的十分之一），正在把全中國的城市都串連為近鄰。

這些成績，有人相信是「中國模式」的勝利。至於什麼是「中國模式」，香港有評論人認為等同於「國家資本主義」。


改革之前效率低下

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我的定義是某個經濟體制大量採用了資本主義常見的市場競爭及激勵手段，而且容許私有產權，但資源仍大量為政府擁有，而且政府利用這些資源及權力在市場中謀取壟斷利益。

我不否認奧運世博亞運高鐵都十分成功，但若因此而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發展的正確方向，恐怕這會是重大的誤判。

上述項目不同程度上都屬所謂「公共貨品」（public goods）。我們知道，政府生產這些貨品所涉及的交易成本，有時會勝於私人生產。政府是否投資某項目，應以成本效益作根據。例如北京舉辦奧運，十三億人口感到興奮，社會效益顯然大得驚人，但只有七百萬人口的香港若搞亞運，效益卻是差得遠，兩者不可同日而語。個別「公共貨品」項目的成敗，實不足以論斷「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可行。

我一向主張政府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但其權力及掌控的資源則一定要限制，若要說這等於「大市場，小政府」也無不可。中國建國六十一年以來，政府與市場的比重不斷變化，但我們若小心檢視中國發展的經驗，便可清楚看到，市場的比重愈大，中國的經濟便發展得愈好。中國政府的比重，目前還是遠遠過大，要大幅縮小才可達到適當的規模。

在改革開放以前，亦即政府佔用了社會大部分資源的時候，中國生產效率低下，已是不爭的事實。1978 年，城鎮就業人口中，78.3％在國企工作，其餘的幾乎全部在集體企業，但經濟效率卻是乏善可陳。例如，當時中國每生產1 美元GDP 所要耗用的能源竟是德國的五點九倍，鋼鐵是德國的二點九倍。有人或許說這與國企的低效率無關，只是因為中國科技落後而已，但就算跟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成績一樣差勁。中國的耗能率是印度同期的一點六四倍，耗鋼率是一點二九倍（參看林毅夫等著的《中國的奇蹟》）。


推出承包增加農產

這種高消耗的發展模式，與政府錯誤集中資源搞重工業有關。中國勞動力充裕，但當時資金稀少，重工業要用掉大量資金，創造職位的效率卻只及輕工業的三分之一。

搞重工業使到國富不起來，民卻窮得要命。從1952 年至1978 年，國民收入上升了354％，但人民消費卻只能增加78.4％，新增財富沒有多少能跑到人民手上。

若是市場主導，中國當時不會忽視輕工業。

改革開放後，政府害怕國企倒閉會釋放出大量失業人口，所以讓它們繼續經營。但另一方面，經濟體制卻也加入了重要的市場元素，而且成效立竿見影。

農業上有著名的帶有私有產權色彩的家庭承包制，農產品採購價上升至更接近市場價格。這兩招一出，從1978 至85 年農業產量猛增61％，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本來是農村的二點三七倍，也接下降至一點七二倍，城鄉收入差距大幅收窄。

企業改革中新增的市場元素頗多，取其大者有二。第一是國企對賺回來的部分利潤可以留下，不用上交中央。

這樣可增加國企員工的積極性，使國企有誘因追求利潤，有效利用資源，其運作更接近私營企業。第二是容許民營企業出現，讓其按市場規律競爭。民企不但吸納了大量農村移居城市的人口，而且也讓從國企下崗的工人多了找工作的出路，更重要的是，民企所帶來的競爭壓力，使到國企也不敢不思進取。

國企雖有進步，但其效率比不上民企（或外資企業）的格局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國企所僱用的員工佔城鎮就業人口的比例，在1996 年雖已下降至56.7％，但它們卻只能生產工業產值的28.5％；我們且不要忘記，它們所控制的資本也遠高於民企。假如更多的人力物力從國企解放出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應會更快。若果政府沒有對國企提供形形色色的優惠或保護政策（例如它們較易在銀行獲得信貸，一年多前開始的4 萬億救市方案，政府用錢時似對國企頗有青睞之意）；使他們能在不少市場中維持壟斷地位，國企能否保住這些產值應該存疑。


上海模式要看成本

國企過去的業績雖然不濟，但也許近年進步神速，早已脫胎換骨，以國企為核心，加上政府掌控大量資源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否仍有光明前途？認同「國家資本主義」可行的人，很有可能是受到上海市容及建設高速發展所影響。

「上海模式」自有它成功的一面，其建築美侖美奐便是明證。但我們看事物不能單看表面，只注意結果，不問成本效益。到過上海浦東幹部訓練學校的人很難不對其充滿現代感的建築感到驚嘆，但我敢肯定，私人公司絕對不會投資搞這麼一個校園，原因很簡單，校園佔地面積龐大，遠超香港科大的校園，土地的機會成本將來會是天文數字，但學員人數常常寥寥可數，若非政府運用權力，怎能搞出這樣一個大白象，浪費愈來愈稀缺的土地資源？

麻省理工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在檢閱過大量數據及原始文獻後寫了本書，叫《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對八十年代蓬勃發展充滿企業競爭精神的鄉鎮企業大表讚賞，但對「上海模式」卻是鞭撻有加。他的發現，對我們查找「國家資本主義」的不足，甚有幫助。

黃亞生發現，在1985 年一千二百萬個鄉鎮企業中，一千萬個其實是完全私營的，其後新加入的也幾乎全是私營。黃認為它們是推動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上海的GDP 增長率雖遠高於全國，但住戶收入的增長卻與全國的平均無異，反映出上海收入增長的得益者主要是政府。上海的工資總額佔其GDP 的比例極低，正好也印證了當地人民分不到經濟增長的多少成果。


財富集於政府手中

上海雖然是消費力很高的城市，但在此搞小本創業卻十分困難。自僱人士的平均收入，大約等於窮困得多的雲南的自僱人士。上海雖予人有高科技的印象，但在九十年代，它所得到的科技發明的專利權，相對於更重視企業競爭精神的廣東及浙江頗有不如。

我們也許可以說， 「上海模式」的特點是把財富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上並加以投資。當投資率很高、資金充裕時，我們的確會見到經濟增長率增加。但我們若注意經濟增長的其他指標，例如家庭收入或消費，便可看出情況不一定如此風光。

在整個八十年代，亦即民營企業大量湧現時，中國住戶消費佔GDP 的比例一直都在50％以上，但在2008 年已跌至35.3％，這是否「國富民窮」的寫照，見仁見智，但人民財富上升比不上政府的快，卻是沒有懸念。政府手擁巨資後，有些投資項目的社會回報可能十分高（如高鐵），但也有可能搞些大白象，或擠壓了效率高得多的民營企業的空間，減低國家或省市級政府的比重更可能使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去。這結論不一定適用於酷似商場搞手的中國縣級政府，此點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早有論述，不贅。

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

張五常



雷公老弟鼎鳴七月十九日在《信報》發表《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是做過功課才動筆的文章。該文指出神州大地學術腐敗成風：抄襲、冒牌、研究弄虛作假、論文槍手生意滔滔。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報導，問題是如果這些「腐敗」行為一律清理得一乾二淨，中國的學術會搞起來嗎？賭搞不起來我敢賭身家。


關鍵在學術氣氛

鼎鳴老弟是把問題本末倒置了。學術發展的氣氛能成功地搞起來，上述的「腐敗」不打自散。學術氣氛搞不起，管制得怎樣嚴謹也不會有作為。印名頭，數文章，論學報，大學的君子們不是為了好奇心而做學問，不是為了興趣而追求，只是為米折腰，或為米出術！這樣，在國際學報上發表無數文章，篇篇不「腐敗」，寫得規格井然，但味同嚼蠟，沒有令人驚喜的新意，缺少了啟發力，傳世的機會是零，有什麼意思呢？

在學問爭取的歷程上我比鼎鳴老弟早出十多年，享受過大約十年的西方學術的黃金時代。越戰開始後不久一切都在變，變得快，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先進如美國，學術氣氛是明顯地減弱了。想當年，無論在母校洛杉磯加大，或長灘大學，或芝加哥大學的幾個學院，或七十年代初期的西雅圖華大，同事之間坐下來談的一定是學問上的話題，學生進入教授的辦公室一定是要研討學問。這情況跟我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遇到的是兩回事。神州大地的現代學術發展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受到的外間影響是壞影響！

當年在美國，銜頭不重要。我自己差一點因為要多付五十美元而不拿博士文憑。一張紙要來作什麼？當時《佃農理論》寫好了，沒有誰管我是不是「博士」。芝加哥大學邀請我到那裡時，作為系主任的夏保加說得清楚：有沒有博士不重要。當時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個重心人物——戴維德——不是博士，學士不是唸經濟的，只發表過幾頁紙的文章。我拜服戴老是遠在到芝大之前：一九六三年初聽到老師阿爾欽介紹戴老的綑綁銷售的口述傳統，著了迷，啟發了我三年後動筆的佃農理論。一九六八在芝大，科學院的院長基爾．莊遜對我說：有沒有文章發表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有深度，以口述表達出來也是可以的。

想當年，從來沒有人問及我求學時的考試成績：找大學教職主要是教授或同事們的口頭推薦。也是作學生時，選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種科目有較佳出路。選自己有興趣的，也選教授的學問斤兩。這一切後來逐漸轉變，七十年代後期轉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麼學術云云不知從何說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學術氣氛像今天的，我不會選走學術的路。


學者追求抽象回報

我說的學術——鼎鳴老弟關心的學術——主要是思想的發展。通常是抽象、軟性的學問，產出的作品一般沒有直接的市場價值。學生出錢求學是學怎樣思想。薪酬不足道，學者的回報主要是好奇心的滿足感，同事之間的互相欣賞，以及有機會傳世的驕傲。這裡說的思想是概念、理論、假說、驗證，要講深度，論新意，重啟發。大學是為了這些學問而設的：本科教基礎，研究院學創作。不限於實證科學。當年讀歷史，讀藝術，有道的老師教概念，教理論，所有學系都歸納在哲學的範疇內。知識理論與邏輯、倫理等皆屬哲學系的教材。當年大家知道哲學系最難讀，也最受尊敬。今天，一個哲學大師是不容易找到飯吃的！人浮於事，為米折腰，換來的是沒有誰再純從興趣來處理那些沒有直接市場價值的思想作品。我不懷疑鼎鳴老弟對今天的味同嚼蠟的所謂國際名學報的文章比我重視得多，但老實說，如果當年的學報題材與趣味像今天這樣，經濟學不會有我這個人。是他們遺棄了我，還是我遺棄了他們呢？是二者的合併吧。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中，參與的朋友傳來兩項使老人家開心的信息。其一是諾斯三番幾次對人說，經濟學他從我那裡學得最多。是陳年舊事，記不起是他教我多還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當年的經濟學像今天這樣，地球上不會有諾斯這個人，更勿論他的諾貝爾獎了。當年在華大，諾斯與巴澤爾從來不問我有沒有文章發表，也不問我教什麼，只是每隔幾天問我在想什麼。他們站在旁邊不斷地拍掌，鼓勵我寫下些今天還有人讀，還常被引用的文章。如果當年我要受學報編輯或評審員的氣，這些文章不會寫出來。說得清楚一點，我當年的英語文章是同事們拍掌拍出來的，所以今天還傳世。


中國奇蹟在古文化復興

芝大研討會傳來的另一個信息，是一位參與的朋友說，聽到的評語是新制度經濟學推我這個老人家為首。是賣不到錢的學問！是相對的，我跑出主要因為沒有幾個人真的跑——沒有幾個重視真實世界的局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發。說過了，回港任職後轉用中文動筆是對的選擇，可以寫得多，寫得快，可以更為自由地發揮，有了思想發展的大概才有系統地回頭整理。後者是今天老人家的工作了。

今天回顧，我的中語文章比英語的約多四十倍，更為粗略的估計，學問思想的貢獻約三倍。幾位知情的朋友認為，只要神州繼續再起，有朝一日中文在國際上受到重視，找老人家的抗衡對手老外要回到斯密那頭去。一九八一年我不是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嗎？以中文動筆不是有先見之明嗎？以中文動筆不算是學術是香港的有趣發明，但也只不過是為米折腰的無聊玩意罷了。說不出一句有啟發性的話，用什麼語文動筆也同樣無聊。腐敗要怎樣算才對呢？

歷來欣賞中國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國詩人的想像力，驚嘆中國的古文化。論思想，孔夫子那個時代了不起。後來學而優則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這制度對工業發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帶來的悲劇起於鴉片戰爭之前。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代價或成本無疑龐大。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使舉世嘩然。歷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們要向前看。

說過了，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古文化可以在凋謝之後回頭再起。這樣看，中國最大的奇蹟不是經濟發展，而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古文化正在復興。關鍵問題是：如果中國的學術像今天那樣，搞不上去，正在復興的文化早晚會再倒下來。歷史的經驗說，文化的興起要靠經濟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經濟發展不會持續。學術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命脈所在。


學術桃花源絕不仁慈

對教育與研究的資助，北京是慷慨的。困難是中國的學術思想發展的成績有很大的一個問號。雷鼎鳴指出的腐敗現象，是失敗的效果，不是原因。遠的不易考查，我認為北京的朋友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英國及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制度，選幾間有大成的學府為範。這些年中國引進西方的經濟制度或政策頻頻失誤——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成主要是靠自己想出來的制度或政策。學術上，引進西方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數文章、論學報的準則是錯誤的選擇。我認為早一段時期西方的學術制度，擇其善者而效之是明智的。就算完全不考慮西方曾經有過的上佳學術制度，發明自己的總比今天抄過來的為上吧。

回頭說上文提到的上世紀中葉西方的學術桃花源，可不是個仁慈的地方。當時的學術有英雄，也有敗將，而好些學府之內勾心鬥角的行為時有所聞。學術競爭也有代價。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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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


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


今年二月八日拙作《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曾指出，以ＧＤＰ而論，香港經濟佔中國經濟的比重愈來愈微不足道，這個趨勢難以逆轉。

我多年來一向認為，香港經濟要向前發展，必須同時做到兩件事，一是融入中國經濟，二是要不斷搜尋及發揮香港「無可替代」的相對優勢。香港相對於內地，有什麼獨特性及優勢？各行各業要自己找出答案。

近年內地、香港及國際的媒體有不少關於內地學術腐敗的報道及議論，可再次提醒我們，香港的優勢之一正是它的學術界比內地純潔得多，這項優勢必須延續。內地出現了什麼樣的學術腐敗及造假？它們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們可先從最近已成公共議題的汪暉「抄襲門」事件說起。


學者抄襲普遍

汪暉是內地新左派的思想領袖，當過《讀書》主編，現任清華人文學院教授，成名作是在一九八八年答辯、一九九○年出版及後來多次再版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

今年三月十日及二十五日，南京大學的王彬彬教授先後在《文藝研究》及《南方周末》刊登長文，指出《反抗絕望》中有十二處四千多字的內容，涉嫌抄襲了四位海內外學者的五本著作。

王彬彬文章刊後，「汪粉」（汪的支持者）及以「打假」為己任的網民互相對陣，爭吵不已。有幾位學者願意替汪說話，但認為，他大有問題的亦不在少數。汪從前的博士論文委員會成員嚴家炎如此評價：「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來的地方，確實證明王暉與他人有多處文字基本上相同，卻完全沒有注明出處，前後也沒有說明交代，用了一段跟別人幾乎不差幾個字的文字，你說這個部分是抄襲或變相抄襲，我覺得可以說。」美國兩位著名學者，威斯康辛大學的林毓生及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對此事意見一致，林在六月六日《南方都市報》評論周刊的訪問文章中表示震驚，同意嚴家炎對事件的評估，並嚴厲批評抄襲是侵害別人知識產權的失德行為。

林毓生與余英時都認為，清華的文學院院長及校長「有政治及道德責任盡速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若不成立，院長與校長都應下台！我問過清華的朋友，他們都未聞有為此事成立了什麼委員會。

汪暉自己並無出面申辯，但在媒體上可看到其擁護者的一些辯解，卻使人哭笑不得。例如，有人引開話題，反而批評王彬彬多管閒事，沉迷於要充當「引注規範」的「糾察員」。有人又質疑西方學術界的學術規範（指引用別人成果時要說明出處），認為它會成為思想大師的羈絆。

林毓生更發現，有人認為「抄襲幫助他（汪）節省了時間，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理論建樹上，他借抄襲才變成有世界水平的學者」。這類不值一駁的奇談怪論，在神州大地俯拾即是。


ＣＥＯ虛假學歷

學術腐敗的另一形式是虛報資歷。近日被揭發的微軟中國前ＣＥＯ「十億打工皇帝」唐駿，他的博士學位原來不是加州理工所頒，而是由「文憑工廠」野雞大學所發。

我自己便認識一位仁兄，此人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看來樣樣光芒耀目，但幾乎全部虛假。此君回到中國後，神通廣大，在某些機構工作一段時間後，真身暴露，卻居然又能轉到別處，繼續其行騙生涯。最近在網上發現他竟當上了一所大學商學院的院長，而且在媒體中頗為活躍，不到你不服！

但虛報資歷的行為，嚴重性卻又遠遠不及偽造科學資料。偽造資料會誤導其他研究人員，把科學研究引入歪路，浪費資源，拖慢經濟發展。

據今年一月十二日國際科學界兩大頂尖刊物之一的《自然》（Nature）報道，武漢大學及清華大學兩項獨立的調查都發現，大約三分之一被訪內地研究者都承認，曾經抄襲或偽造過學術資料。

去年底英國一份結晶體的學術刊物便決定撤回井崗山大學一些研究人員在該刊出版過的七十篇論文，因為發現資料都是虛假的。這所以革命聖地為名的大學，其聲譽所受的打擊嚴重程度可想而知，但校方只是開除了其中兩位學者，其他作者的收場如何，仍未知曉。

事實上，從《自然》及其他國際期刊對中國學術腐敗的多次報道看來，中國的大學對「打假」的責任，通常都是敷衍了事。

中國「打假」不力，其他國家又如何？近年幾次國際上有名的「打假」行動中，我們可看到麻省理工、東京大學及首爾國立大學等著名學府都能迅速成立調查委員會，明快果斷地找出真相，毋縱毋枉地把事情處理好。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打假」是○二年貝爾實驗室對德籍青年物理學家桑恩（Jan Hendrich Schon）的調查。

桑恩一九九七年在德國康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g）取得博士學位後，便到貝爾實驗室工作，研究納米科技。在短短幾年內，他在頂尖期刊出過近百篇論文。

在二○○一年，他的速度是每八天出一篇，而且是在最權威的刊物。他迅速冒起，連奪大獎，被視作可獲諾獎的神童，在超導體，分子半導體都被認為有突破性的發現。可惜，他的實驗結果原來都是子虛烏有。他名聲鵲起後，別人想複製他的結果，但無人成功，慢慢他便露出馬腳，促使貝爾實驗室徹查此事。


外國嚴打抄襲偽造

貝爾實驗室當時有財政困難，正在承受著巨大的早日要出科學成果的壓力，桑恩事件若屬實，實驗室的形象會大受打擊。但實驗室卻選擇勇敢地調查，這位明星學者在二○○二年分別致函給刊登過桑恩論文的期刊，告知它們資料都是虛假的。它的高級副總裁寫道：「我們對科學的榮譽操守極為重視。」二○○二年《科學》決定撤回了桑恩的八篇論文。二○○三年《自然》也撤回了七篇。但最值得鼓掌的，卻是桑恩的母校。

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自然》的社論報道，康斯頓大學決定褫奪桑恩的博士學位，並在聲明中說：「他濫用了這張進入學術世界的入場券（指博士學位），而且所用方法是如此存心不良及不負責任，他放棄了對學術的獻身，博士學位的尊嚴受到危害，……科學在公眾眼中的公信力被破壞。」洋人對學術腐敗立場如此鮮明，中國學術界卻是首鼠兩端，一部分人甚至要把它合理化，要學術規範走所謂「中國模式」，這如何對得起堅持學術操守的研究人員？

為什麼學術界對學術腐敗必須採用十分嚴厲的態度？這問題有經濟學的解釋。學術界大部分的基礎研究成果都只是對公眾可能有貢獻，對個別的公司作用有限，所以公司不大願意出錢負擔學術研究的費用，學界中人的收入回報與其付出的代價及時間相比，其實十分菲薄。

支持他們工作的動力，是來自其求真精神及發現新事物的樂趣。若有害群之馬出現，殃及池魚，使自己辛苦得來的學術成果受到社會廣泛質疑，他們必不高興。所以一見學術腐敗浮現，正直的學者都要與其劃清界線。嚴厲懲處，正是提高學術腐敗的機會成本的方法。

基於上述原因，西方一流學府對學者的要求極高。他們要想獲得終身教職，便必要過五關斬六將，文章要在權威刊物出版，接受審稿人大量吹毛求疵、甚至無理的質疑。經過這種洗禮，他們對學術純潔性的執往往十分強烈，抄襲偽造等行為，死也不肯做。


香港學術界可為內地借鑑

但是，中國的學術腐敗為何如此普遍？學術是非的觀念在一部分人中又如此薄弱？除了學界的晉升體制不發達、被發現「造假」後又無懲罰外，其激勵機制亦大有問題。內地大學往往用獎金或房屋等方法鼓勵學者投稿。

清華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們若能在《自然》或《科學》出一篇文章，可有五十萬元獎金。小兒今年有一篇論文在《自然》刊登，他聽到內地五十萬獎金後羨慕不已，這已是他當學生幾年的收入了。上述武漢大學的研究也有發現，在內地偽造論文的生意，在去年市值約十億元。

造些假資料，包裝成一篇驚世巨著，有望可得大額獎金，總會有人肯鋌而走險。但如此一來，國際上的權威刊物卻要常常把內地學術腐敗拿來當話題，加以防範，中國學術界又情何以堪？

科技水平對一國的國力影響重大，而學術腐敗肯定拖慢科技發展。中國如何才能擺脫學術腐敗的羈絆？《自然》的編輯們認為，法律懲處作用不大，因為法律界中人根本不懂學術問題。互聯網使「造假」容易暴露出來，但網民科學知識不足，常會在不同陣營互相指責，做不到毋枉毋縱，最好的解決方法，還是倚靠學術界本身建立機制。

在這方面，香港倒可以做到重大貢獻，香港學界遠為潔淨，而且對建立現代學術規範經驗豐富，我未聽過外國期刊會對來自香港的論文抱有特別戒心。

香港學者與內地學者交流頻密，回內地幫助建立實驗室的人如過江之鯽。香港學術界的規範，在中港兩地學術界的長期來往中，應可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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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


學術腐敗與貪污腐敗


上周二張五常在本報發表大作《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內中有不少篇幅論及我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記憶所及，五常老兄性喜作離群之馬，極少評論別人在報刊的文章，此次破例出手，使人驚喜。但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學術發展思茲念茲，無法放下不顧所致。

張五常文章中觸及拙作的主要部分，似乎是認為我相信，沒有學術腐敗，中國的學術研究便可搞上去。我沒有這種「本末倒置」的觀點。就算中國的學者全部都童叟無欺，當然不等於學術風氣便可大盛。我認為學術腐敗與學術沉淪有一種辯證的因果互動關係。一個地方的學術氣氛若果濃厚，抄襲造假受到鄙視，機會成本增加，腐敗行為的確會減少。例轉過來，若學術腐敗成風，大家忙於欺騙，學術發展卻不可能不受掣肘。

學術腐敗不但是漠視知識產權及欺詐的失德行為，對社會的經濟發展亦十分不利，但卻是極難根治的問題。科技學術水平高如麻省理工，十多年前便爆出過生物學家諾獎得主巴迪摩爾（David Baltimore，當過洛克菲勒大學及加州理工的校長）的實驗室，有一名博士後僱員造假，其後麻省理工調查得當，巴迪摩爾本人終於洗清嫌疑。


學生作弊非絕無僅有

有在大學教過書的人都知道，學生作弊絕非絕無僅有。據說，普林斯頓採用榮譽制，學生考試不用找人監考，而學生自動不會作弊。但此乃是學林異數，其他名校也不敢仿效，更遑論入學標準遠低的州立大學。

是否多作道德教育便能杜絕學術腐敗？這是天曉得之事。中國人發明了考試制度，考科舉的學子無不要飽讀聖賢書，但他們沒有人作弊嗎？多年前，我在芝加哥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見過一塊一兩方呎的絲絹，密密麻麻的用娟秀字體把《孟子》全部抄下。

據博物館解說，此布原本暗縫於某科舉考生衣服之內，以便其「出貓」。當年，我正修讀宋史專家先師克拉奇（Edward Kracke, Jr.）的中國科舉制度課，克師有天上課時突然拿出他珍藏多年的一塊古董「貓布」（不記得是宋代還是明代的），我告訴他自然歷史博物館也有，他聽後連忙追問，失望之情溢於言表，以為是罕有的收藏在海外也可容易找到，市場價值大跌也！學術腐敗，古已有之。利之所在，聖人倫理教化之言似無效力。

學術造假及打假的博弈是千古之爭，今天仍然繼續，但技術水平卻與時並進。以前學生考試作弊，主要通過在易於隱藏的小字條或手掌上寫上提示，或目必斜視「觀摩」別人的答案，科技含量不高。但今天電子儀器體積細小功能宏大，上課的筆記或課本，可輕易藏於「計算機」或電話之中，監考人員往往疲於奔命，考試中途學生上廁所也不能不伴隨左右。

考試以外，論文作業亦可輕易在國際市場購買。不同的老師自有不同方法對付，其中近來開始流行的一招，便是購入軟件，通過言文對照，看看交來的「論文」是否抄襲所得。此種軟件，據說已為美國的「教育測驗所」（ＥＴＳ）所用，監察尤其來自東亞考生在ＧＲＥ等國際大試中有無抄襲。


補習社成學術造假溫床

廣義地看，香港的教育制度及以提供「貼士」為本業的「補習社」實是助長學術造假的溫床。考試中若有考題要學生分析某某事件，不少學生若一早便有「貼士」，其實也只是在死記背誦別人提供的「標準」答案，並非自己的見地。這也是抄襲的一種，一代一代人的創意便是這樣被消磨掉。

最嚴重的學術腐敗，應該是偽造實驗結果或數據。此事誤導他人走冤枉路，害人不淺。但此種造假，其實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及才智。作弊者起碼要懂得怎樣使到自己用虛假證據所構建的結論被人重視，否則學術期刊不會刊登。他們若然知道腐敗之路走不通，改把精力放在真正學術之上，成就或會不錯。學術腐敗最大的社會代價，可能便是才智及精力的誤用及浪費。

學術腐敗與貪污腐敗有什麼異同之處？二者的定義及範圍便頗有不同。學術腐敗一般泛指抄襲剽竊別人的知識成果，或在學術問題上造假行騙。貪污腐敗是指有人以權謀私。更精準的定義是，社會或組織委託某人（例如官員）按既定的規則配置資源，但此人卻利用給予他的權力，違反了規則，使到自己或他所偏幫的人得到利益。


貪污腐敗可成「潤滑劑」

我想不出學術腐敗能為社會帶來什麼好處，但貪污腐敗很多時卻的確可成「潤滑劑」，使資源配置效率更高。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房價及租金被嚴重壓抑，表面上住屋便宜，但建屋卻是必然賠本，所以房屋供應嚴重短缺，很多情況等待十多年，也因無法分配到住房而結不了婚，苦不堪言。

當年我到廣州遊歷，喜歡晚間到海珠橋附近岸邊觀看市民生活。在極度昏暗的路燈下，可見一張一張長，每張都被兩對情侶共用，大家背對燈光，旁人看不清樣貌，便可作種種只適宜室內的活動。

面對此種困境，最想得到住房的人很可能要走後門，賄賂官員早日分配到房子。他們付出賄款，其實是等於用更高的價格取得房子，這樣做是部分、但不完美地恢復價格機制的配置功能。讀經濟的人都會知道，通過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在一般條件下，可達巴列圖效率（Pareto efficient），這比起官員把資源隨機胡亂配置，效果好得多。

不過，貪污腐敗與學術腐敗一樣，長遠的影響力也是十分負面的。貪污腐敗必涉及濫權，但權力對絕大部分人而言，卻絕非唾手可得。要獲得權力要先學懂怎樣「上位」，而所用方法通常與奉承賄賂有關，把精力才智用在此道，對社會生產無甚貢獻，是社會的巨大浪費。當掌權人通過過去的投資而得到權力後，他們必會捍著自己的權力基礎。

正如學術腐敗一樣，貪污腐敗也會造成浪費及不公，必須遏止。治標不如治本，什麼事最能動搖貪污腐敗的基礎？

有人認為是完善的法制。加強執法及懲罰，的確可產生一些效果，香港的廉署便是成功例子。但嚴格來說，這也只是治標之法，執法時偶有疏忽，利之所在，貪污腐化恐怕也會春風吹又生，貪官又會熙來攘往，無處不在。

道德教化如何？對投下巨大資源取得權力的貪官而言，這恐怕是陳義過高，對牛彈琴。更不可靠的是，道德標準往往會隨制度而起變化。舉個例子，現代工業社會不喜歡裙帶關係，靠關係走後門不會被認為是道德高尚之事，這種習慣與工業社會的發展格格不入也。

但自農業社會脫胎出來的內地社會，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仍被不少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符合倫理之事。如果有正直的掌權人拒絕理會鄉里親朋所走的後門，不一定會得到稱讚，有時反而會被定性為不念親情、冷血無情，罵他的人可能還自覺義正辭嚴。


助長權貴資本主義

最能動搖貪污腐敗基礎的是競爭的自由市場機制。二十年前，在內地買一輛名廠鳳凰牌自行車要五百多元，但卻要走後門。今天，一輛不錯的自行車二百元左右便隨便買到。要不要走後門付賄款？絕對不需要。若有人提此要求，跑到另一與他競爭的商店購買便可。在完全的自由市場機制下，不是貪官不貪，是沒有人肯賄賂他們。市場機制削弱了官員的壟斷權力，從而也使貪污失去基礎。阿頓勳爵（Lord Acton）的「權力導致腐敗」論，今天仍是至理明言。

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過去的成功，與資源配置逐步市場化及相互競爭的民營企業湧現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見去年秋天我在本報刊出的關於中國建國六十年的系列文章）。國企佔用社會大部分資源，但產量卻長期不及民企。

中國政府一直容許國企的存在，但今天國企與民企的利益衝突漸漸變得尖銳，阻礙著改革，也拖慢經濟增長。一些要捍衛著舊有制度的所謂新「左派」卻大力鼓吹政府應多干預市場。

內地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對「國進民退」深以為憂。市場干預製造了新的權力，會助長「權貴資本主義」，腐敗行為只會更為普遍。吳敬璉的觀點，與我二十多年來對貪污腐敗研究的結論頗為接近。

「標準工時」會否僵化勞動市場？

雷鼎鳴



立法會在通過政改的同一天也通過了一個沒有約束力的動議，促請政府立法制訂「標準工時」。這是一個很無聊的動議，對勞工沒有好處，對香港經濟卻人為地製造負面影響，反映出香港議會對經濟的認識十分膚淺。

所謂「標準工時」，是指通過立法，規定僱主不得強迫僱員每周工作超過某某時數（例如四十小時），若然超過，則僱主必須派發超時薪酬（例如等於標準時薪的一點五倍）。「標準工時」在發達國家相當普遍，其原意主要有二：一、保障勞工權益，使他們不用太辛勞；二、因為僱員每人的工作時間可能縮短，僱主或要多聘人手，失業率可望下降。


未必真正減少工時

經濟學文獻中，有大量關於「標準工時」的研究，篇幅所限，本文只通過文獻中對美國、法國及日本經驗的分析，總結出幾個結果：

一、假如勞工市場自我調節靈活，「標準工時」便既不會減少僱員的工作時間，也不會帶來額外的就業機會。

二、倘若勞工市場已被扭曲，例如有最低工資存在，工資不能自由調節，那麼「標準工時」更會推高失業率。

三、在市場被扭曲的條件下，「標準工時」可引致長時間的經濟下滑。

四、人民的退休年齡可能被「標準工時」推後，一生中的工作總時數不一定縮短。

由上述的結果可見，「標準工時」最好的後果便是對勞工及經濟都無甚影響，最壞的後果便是僵化了勞動市場，引致工人的損失及生產下跌。這是好心做壞事的另一典型。

「標準工時」能否減少僱員工作的時間，從而使原有工作可被多一些人分擔？這個目標不易達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可以用以下例子說明問題。假設在「標準工時」立法前，一個員工每周工作五十小時，每小時薪金十一元，即每周收入為五百五十元。再假設立了法後，「標準工時」是每周四十小時，超時工作時薪要增百分之五十。僱主的對策十分簡單，只要把標準時薪從十一元降至十元便可。減薪後，在標準的四十小時內僱員可得四百元，若他肯多工作十小時，可再得一百五十元（超時工作每小時十五元），總薪金仍是五百五十元，與沒有法例時一樣。僱主僱員都沒有損失。

以上例子假設了僱主僱員的合約不按市場力量自由調整。調整的方式很多，減薪、取消花紅、雙糧、福利樣樣皆可。但假如市場出現僵性，部分僱員薪酬不能下調，僱主不願付出昂貴的超時工資，超時工作的確有可能減少。但實際情況如何？我們先參考美國的經驗。


就業下降

美國一九三八年推出「公平勞工標準法」，這是羅斯福總統「新政」的一部分。根據該法，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後，「標準工時」法定為四十四小時，兩年後減至四十小時。在法例實施初期，根據經濟學者 Costa 的計算，在批發與零售兩個行業內，超時工作的員工減少了百分之十八，這說明「標準工時」曾一度起作用，有可能把僱員的工作時間減少。

但上述情況在市場適應了法例後有所變化。《公平勞工標準法》從開始到現在，其實並非對所有僱員都適用，其覆蓋面屢有改變。例如，在一九七○年只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僱員有資格在超時工作期間取得超時補薪，但在一九八九年，這比例上升至百分之八十四。如果「標準工時」真的能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那麼，在覆蓋面更廣的一九八九年，超時工作的人數應該更少。但據經濟學者 Trejo 的研究，一九八九年超時工作員工的比例及超時工作的平均時數都比一九七○年有所上升。推廣了「標準工時」，並未能創造空間，使到更多的工人得到職位（Trejo 的計量研究遠比上述來得仔細，篇幅所限，不贅）。

眾所周知，法國的勞工條例多如牛毛，最低工資定位極高，其政府在二○○六年初眼見勞動市場僵化嚴重，希望引進新的條例稍為增加靈活性，卻慘遭挫敗，使全球觀察者大開眼界。在如此縛手縛腳的環境下，減低「標準工時」會帶來什麼影響？

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法國政府把「標準工時」由每周四十小時下調至三十九小時（二○○○年又再減至三十五小時），最低工資又同時提高百分之五。Grepon 與 Kramarz 二○○二年發表過一篇論文，有一些發現頗為有趣。在一九八一年三月新法宣布前，有一部分員工每周工作超過四十小時，即早已超時工作，但亦有另一批員工每周工作「不足」，只有三十五至三十九小時。兩種僱員面對的宏觀經濟環境基本一致，不同的只是有人超時工作有人工作不足，這是很可以好好利用的「控制實驗」（control experiment）的條件，有助分辨出「標準工時」的影響。

「標準工時」縮短後，原本有超時工作的員工就業率應聲下降了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幅度顯著高於每周只工作三十五至三十九小時的員工。對僱主而言，「標準工時」降至每周三十九小時後，僱用要超時補薪的員工更加昂貴，所以需要減少僱用他們，但本來工作便低於三十九小時的，卻不受法例影響。至於正在領取最低工資的員工，因薪金再無調整空間，「標準工時」下調後，他們的就業受到的打擊亦最沉重。這正好說明，最低工資加上「標準工時」，對勞工的就業傷害最大。


令經濟缺乏動力

「標準工時」對總體經濟有什麼影響？按照經濟增長理論，決定經濟總產值或人民總收入的要素有三，即勞動的投入量（包括勞動質量與數量）、資本投入量（廠房、土地、機器等等）及生產效率（科技或管理水平等等）。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假如勞動力投入減少，經濟自然受損，此理彰彰明甚。但正如上文所說，如果市場調整靈活，「標準工時」不一定對工作時數或就業率有顯著影響，只有在扭曲的市場中，降低「標準工時」才會減少勞動力的總投入量，從而打擊國民收入。歐洲與日本勞動市場遠比美國的僵化，我們可用日本經驗說明「標準工時」對經濟產值帶來的後果。

一九八八年日本修訂法例，把「標準工時」在幾年內從四十八小時改為四十小時。一九八八年日本人實際上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是四十四小時，到了一九九三年降至四十小時，在同一時間內，日本增加了三天法定假期，政府周六的辦公時間，從如常工作逐步變作不用工作。到了二○○○年，日本平均的工作時間已跌到三十八至三十九小時，人均勞動力的投入量在九十年代下降了超過百分之十。

這是巨大的跌幅。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及著名日本經濟學家林文夫（Fumio Hayashi）對此有重要的實證分析。他們認為，日本九十年代的嚴重衰退，根本與銀行信貸系統無關，而是因為勞動力投入大幅減低。在這段時間內，向銀行借錢並無特別困難。在九十年代，資本雖有積累，但剛好被勞動力的下降完全抵消掉。至於生產效率，亦從八十年代平均每年百分之二點四的增長率降至九十年代似有若無的百分之零點二。日本經濟幾乎全無增長動力可言。若無「標準工時」，日本經濟不會下沉得這麼久！

現在回到香港。港人工作時間的中位數現在是每周四十八小時，即一半人高於四十八，一半低於。我與我的同事在求學時期每周工作超過九十個小時是等閒之極的事，現在則在大多早晚都會工作，一般都會超過每周六七十個小時。對我們來說，四十八小時可算有點疏懶，但我們倒也不用以自己的習慣要求別人，四十八小時在國際標準上已是頗為勤奮。港人是否都生有勞碌命，政府若不立法限制，將來永遠都是工作狂？


立法多此一舉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將來的工作時數並無必然的理由比現在的短。在長遠的歷史中，經過一段時間後，生產效率通常有所進步，這便帶來兩種相反的效果。第一，人民生產力進步了，每小時能生產的價值便會上升，若放棄部分工作時間追求閒暇，便會失去較多的收入。閒暇時間的機會成本上升了，所以他們更願意把時間放在工作上，多賺錢改善生活。第二，生產力提高後，大家收入增加，但這樣一來，對閒暇的訴求亦會更大，沒有這麼願意長時間工作，希望能多點時間享受人生。這兩種效應互相抵消，所以理論上我們不知將來的工作時間會否增加還是減少。但從過去實際世界經驗看來，減少的機會較大。例如，美國一八九○年時，製造業勞工每周工作五十五至六十小時，英國勞工在一八五○年時每周六十小時，現在都已大幅下降。我相信就算政府不立法搞「標準工時」，港人將來的工作時數也會自然調整下降。

香港若要多此一舉，強行立法規管工作時數，後果又如何？我曾在一個人數眾多的理財講座中講解如何準備退休，當時我舉了一個例，假設了五十五歲退休便要怎樣怎樣。聽眾大多數是中年人，聽我提到五十五歲才退休，反應很大，紛紛表示還要捱這麼久，太悽慘了。我原以為五十五歲很年輕，他們的反應我頗感意外。但由此可見，工作辛勞的港人為了補償自己，尚有一招可用，即提早退休。

反過來看，若有「標準工時」，年輕時工作較舒適，但賺錢不夠，他們也可延遲退休。每周工作的時數短了，但工作的年數卻增長。這個選擇本應由港人自行決定，不用政府或立法會多管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