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
面對百年未遇的金融海嘯,各國政府都手足無措,官員、學者和論者,只能從故紙堆中找尋舊藥方,加上一些時髦的流行名詞,制訂成換湯不換藥的政策;這七八十年來,經濟學雖說「有長足進展」,一九六九年後且年年有經濟學者獲諾貝爾獎,可是宏觀理論並無突破,這正是理論解釋不了實際問題令市場對相關政策信心缺缺的底因。不過,話雖如此,各國政府的「振興經濟方案」,大都集中財力刺激「總合需求」,仍然有板有眼。
香港特區政府的因應之道,有待快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不過,當局近月來提出的「急救」方法,不僅難以生效,甚且極為反智,長此下去,「埃及妖后的嫁粧」很快便會消耗殆盡。
政府官員的才具遜於商界精英(精通經濟學的陳家強和讀飽書的曾俊華,也許受官僚系統的掣肘、也許閱世未深、也許學不能致用,面對橫逆,一樣一籌莫展),早是資本主義社會大眾的共識;然而,處於經濟危局之中,特區政府官員卻有膽量站出來指導(「勸諭」)商界應怎樣做;同理,市場經濟制度下消費者是社會中最精明的群體,可是,官員在無法可想之下,竟然對消費者指手畫腳,要他們「盡情消費」!
以當前的經濟環境,官員和市民已成為二個界限分明的階級。公務員即使「凍薪」(政治任命特別是上任時大言炎炎說接受任命與優薪厚酬絕對無關的副局級官員應帶頭減薪!),年度的職級遞增仍令大部分「你的公僕」年年有不同程度的加薪,加上福利周全被解僱絕無僅有,等於免卻失業及保障退休後物質生活無缺的後顧之憂,為公為私,他們大有資格趁到處都見「大出血」的現在盡情消費。完全不具備這些優勢亦即面對凍薪減薪(或減工時變相減薪)甚且失業威脅的市民,不少自置物業而未完成供款的且可能有負資產負累,還有投資虧蝕及儲蓄(包括公積金)負收入的情況極普遍,他們又怎能聽信官員之言努力消費?面對經濟逆境,市民應千方百計儲蓄,可惜儲蓄只能產生「利潤幻覺」。上述種種,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和不公平的一面,對熱愛資本主義制度的小百姓而言,這是無可奈何的。
官員加上那些盲目為民請命的社會活動家,不斷「呼籲」僱主和僱員「共度時艱」,如何「共度」?答案是即使盈利倒退甚至出現虧損,別說不可結業、不應收縮規模,還要不減薪不裁員!業商面對逆流,自有因應困難之法,何須外行人指點江山?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重彈企業社會責任及鼓吹企業家良心的老調,雖然切中時弊、甚合大眾心意,有一定市場,可是,企業如果履行社會責任、企業家若以照顧員工生活為經商第一法則,香港實行的還是有別於中國另一制的資本主義社會嗎?
資本家不會「開倉派米」,即不會把過去的部分盈利在不景年頭「回饋」員工,這樣做的理由十分充分。首先是員工向來收取「合理的市場薪津」,那意味資方從未虧待員工(自由市場可貴處在員工可隨時另謀高就);其次是,生意經營必須以成本效益為最高指導原則,如今市場需求減弱、銷量放緩、價格看跌,這種情況,等於關閉了開源之門,為求存退而求其次,企業只能進行包括凍薪減薪裁掉冗員(生意額下降等於員工過剩,以金融業而言,現在很難向客戶推銷衍生金融工具,可出售的項目減少,冗員自然出現)以減輕經營成本。可是,近月來在官方倡議下形成一股非理性的社會壓力,竟然要工商界做出有違經營之道的事,商家當然不可能言聽計從,他們因此被標籤為沒有良心的醜陋資本家,這豈是公道的論斷,這種說法只會加深社會階級鴻溝、播下不和諧的種子。個別有營商以外目的的商界人士,按照官員的指示辦事,很快便會面對競爭力下降最終被市場淘汰的結局。
銀行落雨收遮、資本家不景時設法削減經營成本,均為應有之義,無可厚非,更不可被非議,而他們選擇忘記不必交遺產稅及利得稅率在同級地區中最低的優惠,「鐵面無情」,是他們的權利,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色,並不過分,亦不等於他們沒有良知。市場制度是無情的,任何不想被淘汰的商家,都會根據本身利益作出最明智的決定。
了解這種「沒有人性」的現實,筆者認為有關當局應考慮提高利得稅率,增加稅入(只要不提高至所謂「拉發曲線的臨界點」Point X of Laffer Curve,提升稅率可收增加稅入的效果),作為補助在經濟不景時受害者的生活。現行制度對資本家尤其是物業發展商太寬容,加若干個百分點稅率,資本家會跳腳、會「上京告御狀」,卻是未雨綢繆的上法。
不過,話雖如此,筆者不以為加稅之議會落實,因為「十五個家族財閥控制的財產約合香港GDP百分之八十四」(見中大教授郎咸平等在二○○○年十月號《財務經濟學學報》發表的論文),財閥富可敵國,影響深入滲透政府決策層,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提議都很難─除非北京默許─成為法例!
面對賣地收入年少一年及金融業、旅遊業都遭受重挫的環境,要解救受薪特別是中下受薪階級之困,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提高利得稅率,令政府有財力做好勞工福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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