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綜合政」蔓延與安檢事故

林行止



香港大學百年校慶剛拉開序幕便觸霉頭，引起軒然大波，顯然是相關各方事前完全預料不到的「意外」；十多天來，因李克強副總理到港大演說而起的許多疑問，廣受市民關注，而對校方失策、警力逾份和高官回應態度惡劣的指責此起彼伏，毫無平息迹象。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午就警方在處理此事中涉嫌濫權、打壓示威和窒礙新聞記者採訪等過失，召開特別會議，由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與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回答議員和傳媒代表的提問。其實，不用兩位高官大費唇舌，見慣世面的港人多能理解政要訪港，負責安檢的警隊任務艱巨，既吃力亦難討好，不過，在一般情況下，市民對安檢引起的種種不便，都能包容，何以這次特別敏感？不論提問的理據與事實多麼充分，昨天出席的議員、官員都只在一些具體枝節上繞圈子，試圖減少人們對學生疑遭禁錮和「圈死」示威人士及採訪記者的「誤解」。很多人心目中那個「何以至此」的關鍵問題，卻未觸及。

筆者反覆檢視、思量事件的經過，得出此為「曾氏綜合政」有以致之。以「案情重組」方式推敲，回看當天（八月十八日）陸佑堂內冠蓋雲集，現身的港大門生故舊卻不算多，財勢耀眼的城中豪富，則個個亮相。盛會的兩位主講嘉賓，一是來自北京的李副總理，一是香港前總督現任蘇格蘭阿巴甸大學校監衞奕信；李克強高踞台中央的校監高椅，衞奕信坐在第二排靠邊的普通座位。禮堂周圍，警備森嚴，如臨大敵；校園內外，處處安檢。是日香港大學似是處於高危狀態！

校長徐立之致詞，提到出自《禮記．大學篇》的校訓：「明德格物」，據原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那正是港大立命的根本。

百年嘉慶，云乎「明德」，滿座高朋，兩文三語，一派莊嚴，加上護駕警力之刁斗森嚴，交織情景，透過影音和文字，傳到千家萬戶，它給港人的印象竟然不是優、良、中、可，而是「劣」！對於一些曾立港大門牆的新舊師生，反響與反感更大，他們認為校方「因『勢利』導」，眼裏只有權貴與富豪，忽略學生意願，傷害學生的感受。主賓席位的破格安排，固然失禮，無能或故意展露兩位主講者的權位高低，更失高等學府的身份！

本該坐在校監椅子上的行政長官，就在李副總理身旁；看過曾氏一個箭步飛身逢迎陳佐洱、記得他以行政長官身份上京與京官「會談」時手執紙筆低首「聽訓」疾書的影像，港人對他在大陸幹部尤其是權力來源官員面前的過份謙卑、自動矮化（不僅他個人，而且是他領導下的香港）等等，早已心中有數。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治港成績不理想，可是在拿捏「一國兩制」的分寸上，遠比曾蔭權高明；昔日他以地方官身份與中央接觸，從無露出奴顏婢膝，中聯辦近在咫尺，他也一直有保持適度距離的知覺，避免這裏還有「太上皇」的疑惑。在曾蔭權治下，香港經濟好轉，公職人員的工作效率亦未倒退，曾氏本人既有回應輿情的良好習慣，亦有唱rap娛人自「愚」的勇氣，本當比木訥深沉好自用的董氏更能贏得市民好感，可是結果適得其反，市民對他少有好感；問題不是他沒管治之術，而是他沒首長風範，把「忠則盡命」表面化，還把握一切機會向其接觸到的京官傾情表達，哪裏見到「共」幫人、「中」字號便如中蠱，額頭發燒、骨頭發軟，矮了一截，那使港人打從心裏感到難過難堪，對他少了敬重；而長於政治老 於世故的「老共」看在心裏，也未必瞧得起曾蔭權和他領導的特區。特區政府和香港人的尊嚴，可說是毀於曾氏的誠惶誠恐與「謙卑」。


曾氏自毀長城的另一「罪證」是甫上場便公然表示「做好這份工」，還指出他的施政會朝「親疏有別」的路向走。當政治任命的行政長官而視之為「打工」，再賣力，亦沒有領袖胸襟，哪來令人景從的權威？從政首要大公，怎能「親疏有別」？這不僅不應存之心底，他還宣之於口並見諸行動，這究竟是哪一方的邪門魔道!?香港的選舉和權力結構，原就不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作為香港之首，不事持衡之政而事「親疏有別」之務，體統缺陷更見殘缺。由於曾氏在港府財金系統「發迹」，與富商巨賈甚為投緣，這一切，看在市民眼裏便成鄙夷；當政府領導人不受市民尊重，行事便多阻滯，甚至好事變壞事。這種「惡性循環」，筆者姑且名之為「曾氏綜合政」！

這次港大事件，警方過分緊張，為社會製造諸多不便，要不是「曾氏綜合政」傾向於過猶不及，警隊所承受的壓力不是那麼大，市民會有那麼多麻煩？昨有議員質詢警務處處長對恰當警力的專業判斷，可見仍有議員未能洞悉「綜合政」的其中一項徵狀正是不管專業多「威」都要在老闆—權力來源—面前低頭！

港大一直是港人引以為傲的學府，縱使出過不少奸商市儈，但心智高尚、腦子清醒、學有專精的「倖存者」仍屬大多數；八月十八日的情景，讓人感到樹人百年的大本營已遭「曾氏綜合政」攻陷，此「政」雖非無可救藥但不易根治，該「政」徵狀如重權貴、尊豪富、敬老闆以致忽略本份、棄守本位、埋沒自尊等等，已經一應俱全；珍惜港大傳統的人，心危「綜合政」的傳染性之餘，能不羞？能不怒？

香港大學被中國化 –大學獨立人格的喪失

聰聰



為何在香港大學百年慶典上，人丁單薄的請願同學，未起步已被警隊重重包圍，
被警方以堅壁清野手段對待？

為何在香港大學百年慶典上，一名距離會場150米之遙，身穿「平反六四」T恤的學生，會被近20名警員和保安強行推回後樓梯，並連同聲援的幾個同學，一併被警方強行禁錮一小時？

為何在香港大學的百年慶典台下，坐著的主要是高官及富商，而當中只有少數被「挑選」的學生可以身在其中？

為何在香港大學的百年慶典台下，國家副總理李克強會坐在眾星拱月的高椅上，校監、校長，以及這校園最寶貴的教授們只能擠在一旁？

為何以上荒謬絕倫的事會發生在孫中山母校的百年慶典上，而碰巧本年又是辛亥革命百周年？

對大學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是獨立的大學人格。一所大學的靈魂是什麼？是當中不畏強權，具有獨立人格的教授。只有獨立人格的教授，才能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建立獨特的價值觀，並專注投入研究具有自足價值的領域。

問題是，香港的大學是否還擁有殖民地時期自由、開放、具有獨立人格的特質？

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來看看目前中國大學的現況。

中國所有大學的經費基本上都是靠政府撥款，而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的。中國的大學教育，當中什麼事情都歸教育部管，就連應該由大學頒發的學位證書也是由教育部發的。

以中國人民大學作為一個例子。人大分配辦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來分配的，校長的辦公室可以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但教授的辦公室可能只是一個小格子，而一個教授的辦公室還不一定有一個科長的辦公室那麼大。在行政主導的大學裡，一個小小的科長可以把一個教授管得沒話說。

明顯地，目前中國的大學並沒有獨立人格。在上述的撥款機制及任命機制下，絕大部份校長及教授的人格都被閹割了。這確實是大學教育的悲哀。

可是，在歷史上，中國卻曾經有過自由、開放、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學，這便是在民國初期，由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時的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才改名北京大學。當時，封建主義在統治上仍占主導地位，學校像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

但在蔡元培先生主校以後，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雲集，面目一新。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

那時的北大，無論在教授還是學生當中，都有左、中、右各派的支持者：有共産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因爲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校內經常舉辦講演會、辯論會，思考和討論之風盛行，師生都活躍了起來，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人越來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實地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

更為難得的是，蔡元培先生除了能夠包容各個擁有獨立人格的教授，以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建立獨特的價值觀之外，在學生有困難之時，亦能夠不畏強權，挺身而出，支持學生。

在五四運動期間，北洋政府抓了許多學生。蔡元培先生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等5月7日學生一放出來，他就公開通電，引咎辭職。

回看今天的香港大學，在舉行百年慶典之時，警隊接管和封鎖了整個學府，並沒有尊重校園的獨立性，更動用大批警員鎮壓表達意見的學生。在這個關鍵時刻，身為港大校長的徐立之先生並沒有即時挺身而出，真正站在學生那邊，以維護校園的獨立性及言論自由。

香港大學便是如此喪失其獨立的大學人格了。

為何徐立之並不能如蔡元培般不畏強權？除了個人道德素質外，他們當時的局限條件亦同樣地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由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時的北京大學，正值民國初年。當時政府不會干預學校事務，只會提供大學所需的款項。在這個良好原則下，政府給了大學一個獨立人格，才會有當時眾多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師。

民國時期的軍閥張作霖，雖然沒有什麼文化，可是卻非常重視教育。張作霖是如何支持教育的呢？他每次去轄區學校的時候，一定會換上馬褂，然後非常謙卑地對老師說，他是一個文化很低的人，什麼都不懂，教育方面全靠你們了。辦教育所需的錢、地、政策，他盡量提供。可是，他從來不干涉教育。

民國時期的軍閥吳佩孚，亦對教育同樣地起到積極的作用。北京大学校長蔡元培曾經罵過吳佩孚，但吳佩孚還是照樣為北大提供教育經費。

反觀現時的香港大學，雖然並未至淪落到目前國內的大學中校長及教授的人格被完全閹割的情況，但是亦遠遠沒有當時北大的良好辦學環境。

首先，目前香港的大學在學術評審制度上，重量而不重質。目前的學術評審，只著眼於門面，例如文章刊登在什麼刊物上，是否以英語編寫，有沒有特定的研究論文樣式，接著再計算文章數量。這樣的學術政策，只會窒礙那些需要精思細想、需要長時間醞釀的傑作之產生。

常被推許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維根斯坦，其一生在哲學上只出版過一本薄薄的書，發表過一篇短短的文章。

德國哲學大師康德在五十七歲時，才出版了其第一本哲學上的重要著作《純粹理性批判》。

科學巨人牛頓在完成他的傳世之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後，因為覺得當中有少許疑點，便把它在抽屜裡一放二十年，直到最後確定了沒有問題才發表。

試問目前的學術政策，能否容得下維根斯坦、康德、牛頓等等大師？當一個政策容不下眾多學術大師時，只能證明這個政策出了極大問題。當眾多教授為了生存，全力以赴地儘量滿足這重量而不重質的學術評審制度，這樣教授們還可能有完全的獨立人格嗎？

其次，雖然香港的大學經費撥款基本上都是經由獨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負責審批，但仍然未能完全擺脫政府的控制。香港大學為了長遠上能夠生存之故，只能努力地配合國家政策，並適當地媚共，接受中共提供的每年1000個免費交流生計劃，讓香港大學儘快融入偉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懷抱中。

每次當我見到溫定寶、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時間，我腦海中都會不其然想起馬太福音23:3中，耶穌對經學人和法利賽人的評論：「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國家領導人在眾人面前努力地扮演「聖人」的角色，無非是為了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利便中共的統治。從歷史上可見，共產黨最為重視的並不是民眾的福祉，而是中共的權力有否受到動搖，或更為直接的，是國家的政經權力是否仍然牢牢地控制在「特權階級」手中。

對於中共統治者，他們樂於見到香港各政界、商界以至教育界等代表人物向中共獻媚。因為，虛偽的人最容易統治。只有虛偽之民，才會有私利而無公心，容許政府首鼠兩端，上下其手。於集權政府而言，專心一志讀書報國的人，思想獨立，並不容易統治。

展望香港大學的未來，被中國化以至漸漸喪失獨立大學人格相信是最大可能，亦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司徒華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一日沒有民主，香港絕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這不期然令我想到：「中國一日沒有民主，香港的大學絕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人格。」

美債降級下的金融亂局與中國經濟的終極歸屬

聰聰



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正在慘烈下跌，在在顯示出華爾街正在迫宮美聯儲盡快施行新一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如果美聯儲推出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能從中獲益最大的肯定是華爾街，其次才是美國政府。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是研究大蕭條的，對大蕭條，對通貨緊縮有畏懼感。所以，伯南克對通脹的承受力遠遠超過通縮，對通縮的恐懼感遠遠超過通脹。

定量寬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令長債孳息率維持在極低水平，以維持債權國對美債的信心，藉由加碼發行國債以換取經濟復甦中所需的龐大資金。

第一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兩房債券危機問題。

第二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美國國債問題。

第三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州政府、市政府等地方債務問題。

可是，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必定反對、仇恨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所以，華爾街看準時機在適當時候出擊，人為地為美國政府製造話語權。

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把美國主權債務評級由AAA下調至AA+的配合下，華爾街大規模做空資本市場、商品市場，並從中獲利。

當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哀鴻遍地的時候，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就會從反對、仇恨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到呼喚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以扭轉局面。這個時候，美聯儲才會回應全球人民的呼喚，果斷地出台新一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則重新走好。

美聯儲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究竟是折中方案，即QE2.5，或者是規模更大的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即QE3？這將取決於四個條件：

其一是歐元國的債務問題成為焦點，危機繼續蔓延，避免撼動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隨著西班牙和意大利債券孳息率，以及德法兩國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不斷上升，美元的強大影響力仍舊維持。

其二是美國州政府、市政府等地方債的孳息率上升，讓美聯儲可以相對便宜的買入地方債。隨著標準普爾正在調降與美國長期國債相關機構評級，比如房地美與房利美，並透露他們很快將披露美國信用評級的下調將對地方與州政府造成何種影響的情況下，這個條件目前部份成立。

其三是美元指數處於低點以上，以避免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動搖了美元的霸主地位。這個條件目前只是部份成立。

其四是中國的貨幣政策由緊縮重新變為寬鬆，以便加大中國市場的泡沫，在未來的日子引爆，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在高鐵事故、賴昌星回國的情況下，中國央行不會立即調整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但在華爾街大規模做空資本市場、商品市場，造成全球經濟有機會出現「二次探底」的情況下，中國央行有機會在短期內調整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

需要留意的是，美國每次遇到危機時，必定會狙擊其他經濟體，而美債則成為全球其中一個避風港(當然包括黃金！)，吸引避險資金流入，幫助自己走向復甦。

好一個自損一千，殺敵十萬的戰略性博弈思維！

世事的發展往往非常諷刺，美債評級被下調，投資者為了避險，惟有爭相買入美債！不過，與2008年9月份發生的全球金融海嘯不同的是，黃金價格已經脫離了美元的影響，獨立走出上漲行情，成為全球投資者重要的避風港。

可以預見的是，歐元國的債務問題將繼續存在，且只會越來越嚴重，而日本及中國將相繼成為下一個被華爾街狙擊的目標。

如果中國政府在全球經濟有機會出現「二次探底」的情況下，重新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並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製造更大的市場泡沫的話，屆時美國將在美聯儲施行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之後，在中東製造事端，藉以哄抬油價。

中國在面對成本大戰(原材料價格及勞動成本上升)、匯率大戰(人民幣被迫升值的壓力)及貿易大戰(入口關稅及配額)等困難下，又會有大量製造業企業倒閉。外資在只要在這個時候集中撤資，中國的房價會突然陷入快速跌勢之中。由於中國的財政政策已經用盡，所以政府只能任由這個所謂的經濟支柱倒下。

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時，美元將快速升值，而中國大量的優質企業和優質資產將被大量收購。這個過程一旦完成，美元又會快速步入貶值軌道，美國的債務問題將大大減低，而美國將成為第一個真正步入經濟復甦的國家。

中國的致命問題是，政府投資主導經濟。中國超發的貨幣，基本上被用於規模大得驚人的投資，這些專案一旦展開，又需要更多貨幣來維持，否則，就將産生爛尾工程。於是，貨幣越來越多，物價越來越高。民衆財富被悄悄的持續的轉移、稀釋，購買力進一步降低，而物價的快速上揚，進一步抑制了民衆的消費能力。在國富民窮的情況下，滯脹必成，泡沫必破，而硬著陸將成為中國經濟的終極歸屬。(估計在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

延伸閱讀：

投資筆記 - 金融危機3：中國救市措施所引發的後遺症

投資筆記 - 金融危機2：美國金融危機的主因及後續措施的影響

投資筆記 - 金融危機1：重新反思「大市場，小政府」

投資筆記 - 簡評目前中國的經濟狀況

投資筆記 - 金銀鉑供需及蘊藏量

投資筆記 - 滯脹時期的另類投資產品

請問王主任 怎做孖士打

林行止



王光亞以港澳辦主任的京官身份，對着一班香港北訪的大學生，批評特區政府公務員；他們的缺點，王氏如數家珍，有「執行強、規劃弱」、「不知道怎樣當波士（Boss）、不知道怎樣做孖士打（Master）」，如此這般，港政了無起色，香港可能由繁盛走向衰落，他遂下結論：「成也英國、敗也英國」，與在「一國兩制」下京官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以至直接干預無關！？

對香港公務員的評價，意味王主任不僅同意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論者的看法，更與末督彭定康同調，在問及對曾蔭權當行政長官的看法時，他答得巧妙：「曾蔭權是個勤勤謹謹規行矩步的公務員（Consummate civil servant）」。香港公務員有辦事能力而乏政治識見與手段既然是「眾所周知」的事，何以北京仍要把他們之中的幹員捧上行政長官的高位？（別說他是北京親挑的「港人代表」在自由意志下選出吧！）如果公務員治港把香港搞得一團糟，北京難道不必承擔責任？

在英國治下，公務員的身份是「為市民服務的公僕」，這是「當官」者都清楚知道的，君不見昔日香港政府的公函，大小官員的署名前，都有略嫌造作但實實在在的寫上Your Obedient Servant（你的忠僕）的稱謂。

香港回歸了，港人「當家做主」是寫進《基本法》的嚴肅承諾，而非一句可當耳邊風的順口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有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內地公務員被比擬為「老闆」（Boss）為「主子」（Master），難道便沒可能成為特區官場的新文化？以王光亞主任所言，香港公務員是否要從市民的公僕，而且是順從忠誠的公僕，搖身一變而成為當家的主子、話事的老闆？

五十年不變的文化衝擊第一波，從意識上把香港人搞得昏頭轉向。

假如行政長官不敢質詢京官的話，公務員工會和港人亦應敦促他上書，澄清香港公務員的身份是否已從公僕變為主子。這是一個重要而又根本的觀念改變，影響深遠，實情如何，應大白於港人之前，不可含糊、不能苟且。

按照現行體制，公務員能夠做到「執行強」的話，香港人便於願已足，不會再把「規劃弱」的責任和罪名也往他們身上推。自從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出所謂高官問責制，由行政長官任命、經中央確認的三位司長、十二位局長及其後於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二○○八年加上的副局長，都是獨立並凌駕於公務員隊伍的官員，他們受命於行政長官、聽命於行政長官的指示、隨行政長官任期短長定去留，既領取遠比公務員優厚的薪給，亦不受公務員系統的規囿。這樣的領導班子、陣容堂堂、架勢赫赫，其將負起主導行政、主催未來規劃的工作，他們的責任，遠遠超逾公務員的工作範疇。

不過，話得說回來，經歷中英談判到《基本法》擬就，港人最初理解的「行政主導」，的確是落在行政長官統領的公務員隊伍身上，假若「理論結合實踐」，實情確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下，王光亞對公務員的批評才中的、才不算「離譜」。可是，自從董建華自創政治任命，部門首長的權位在現今的「常秘」之上，那是在傳統管治機器上挖出空間以「加建閣樓」，在許多公務員和論者看來，董氏的方策不可行，惟此議卻得到中央認可、贊成，沒被視為政治架構的僭建物，公務員在主導政策上的角色一退千里、偃旗息鼓，做回如今已不會亦不願宣諸於口的「你的忠僕」，香港從此由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或行政長官及其司局長主導），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港澳辦主任把香港公務員的身份與政治任命官員的角色混為一談，那是無心之失還是指桑罵槐？筆者不擬亂猜，反正他的這番話，聽在部分港人耳裏，是極不得體、極為失禮，真是大錯特錯，尤其是當着莘莘學子面前的批評，猶如家族企業的族長當着職員面前申斥接班的後輩，後者情何以堪，王主任可要好好想一想！王光亞主任曾在英國精英大學ＬＳＥ深造，說過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好像他要好好研讀，令港人好生欣慰；其上任後不久便訪港，又比他的前任樂於面對群眾，使人錯覺地憧憬他會在處理香港 事務上較前主任廖暉通達高明，豈料一出手便露底，一次講話便暴露了這位京官與香港人文風景的差距與疏離。

王光亞以特區香港「頂頭上司」身份 的發言，行政長官以次的政治任命官員以至公務員，怎能唾面自乾，若無其事地像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女士那樣以「有則改之無則嘉勉」輕鬆打發，相信很多官員都做不到。其實除了「西環發功」，港人早已隱約感到京官亦在香港管治方面添煩添亂，不過萬料不到王光亞那樣的口不擇言、那麼的不顧身份和不留情面。真難想像當年英國外交部的香港課主管會對香港留學生或學生訪客說出近似的話！事實上，給卡在頭頂的京官對着自己轄下的年青公民狠狠踩上一腳，公務員也好、行政長官也 罷，太難堪了；上司既然如此看不過眼，有志氣者便當「另謀高就」，尚好曾蔭權志在退休後繼續發光發熱，遂吞下這杯苦茶；不過，京官在不合適場合發不客氣之言，卻使不滿特區政府施政的港人亦生同情心！王光亞要是通透香港的情和理，大可在內部向公務員之首提出他的意見並責成他們應怎樣做，耳提面命，引導香港官 員可以循哪個方向多加用心。隨便公開說短論長，即使擊中要害、有益有建設，亦會令人反感，何況他是有的亂放矢！

寄語王光亞主任，京港沒有互相尊重的基礎，怎能共謀香港福祉？回歸以來，因內生因素而起的亂事不少，但亂源起於港澳辦，還是第一次公然示眾！

高鐵時代的恐慌、不可思議的高鐵應急燈

郎咸平



溫州動車追尾是如此的讓人痛心。近期高鐵意外頻發，是天災，還是人禍？我們到底有沒有必要搞高鐵？之前我們說過了經濟爲何恐慌，通脹我們慌，房價我們慌，現在，鐵道部引以爲豪的高鐵給我們製造了更大的恐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鐵道部是這麽說的，這位“鐵老大”認爲，包括以前的新聞發言人，包括現在的鐵道部的領導，在接受記者提問的時候都會說，要解決春運難問題，我們就要加大運力，提高運速，而如果我們想把這個運輸能力提上去的話，我們就必須搞高鐵，也就是要更快地到。比如過去是50個小時到，現在5個小時到，這樣不就解決問題了嗎？但問題在於，我們鐵道部的同志完全搞錯了。增加運力是什麽意思？是要增加火車發車的密度。比如說上海到南京的路線，原來是兩種動車，一個是250公里每小時，一個是160公里每小時。注意，這兩個數位非常重要，各位想想看，如果一條鐵路，它的火車都是跑250公里每小時的話呢，它就可以一趟接一趟地跑，不需要等候。可是如果這個鐵路一會兒是300公里的，一會兒是100公里的，如果再加上更慢的貨車的話，那是不是就要排隊等了?那這個密度肯定就稀鬆了。

就拿日本、德國的鐵路來說吧，它們的速度不是最快的，德國高鐵的水平大部分是我們動車的水平，基本達不到350公里每小時的，大概也就一兩百公里吧。但是，它們運輸的密度是我們高鐵的30倍，而且非常穩定。因此現在的問題是什麽？如果說德國高鐵的密度是我們的30倍，那就說明我們還有往上走的空間。也就是說，我們真正的問題是管理的問題、軟體的問題，而不是硬體的問題。而且我們目前絕對有能力讓人人都能買到票，完全解決運輸的問題。這些鐵道部門的同志們完全不曉得什麽叫做鐵路經濟學。鐵路經濟學要的是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不是追求更快，而是講究密。而在達到密之前，每一列火車跑的速度必須是一樣的，這樣才能一列接一列地跑，才能密，才能達到30倍的運力。當然，其實對於我們來講，不要說30倍，只要增加3倍我們就能解決很多問題。

還有這個所謂的能達到350公里每小時的高鐵，各位不要被這個宣傳誤導了，各位曉不曉得，整個從南京到上海，能跑到350公里時速的路段只有12公里，其他路段不是曲度太大，就是地質不穩，速度根本快不起來的，只能在100到250公里之間運行，所以它的速度和動車是一樣的。從上海到無錫，一列高鐵叫G7003，全程要1小時7分鐘，但是D307只要58分鐘，你看到沒有，動車還比較快些，這樣的話，你這個高鐵還有什麽意思呢？這不是資源的浪費嗎？這種大量的浪費，誰來負責？而且，這也完全違背了我上面闡述的鐵路經濟學，因爲你沒有密度嘛。

所以說，我們的鐵路部門根本就沒有搞清楚我們提速的目的。我們提速的最終目的是什麽？是爲了提高運輸效率。效率沒有提高，你光是解決速度有什麽用呢？對於我們鐵路部門來說什麽是效率，效率實際上就是把千百萬人在春運的時候運回家。我們應該關切的是，讓這列火車盡可能多地把人運回家，而不是讓一部分人盡可能快地回家。更搞笑的是，在這種運力緊張的時候，我們又充分發揮了我們的創造力，搞了個超級豪華軟臥，我們老百姓需要這個東西嗎？還有一些人吹噓說，這是我們的自主知識産權，是有市場的。我發現啊，我們自我感覺實在不是一般的良好。

請各位想一想，現在我們國家不是把大量資源投放在解決鐵路運力的密度上，就是我剛才講的，不是增加綠皮火車的運力，而是把大量資源投到一些毫不實際的高鐵和動車上。

現在更可怕的是什麽？我們産生了高鐵崇拜，叫做高鐵“大躍進”，這個高鐵“大躍進”本身，真是太可怕了。我舉個例子，在我們“十二五”規劃當中，在2020年之前要興建的高鐵是畫實線的，2020年之後呢，考慮要建高鐵的，或重新規劃的畫虛線，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很多的虛線現在都變成了實線，比如說鄭渝高鐵、昌吉贛高鐵，還有贛州到深圳的高鐵等等，它們應該都是畫虛線的，結果現在的計劃是要在2013年通車！還有，新疆也規劃了3000公里高鐵，它竟然也需要高鐵！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還有從昆明到拉薩的高鐵，昆明段也在興建，各位，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麽？是老百姓致富，是要讓老百姓更富裕，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是用那麽多錢和精力搞個高鐵。

如果是爲了老百姓致富的話，搞些綠皮車的建設完全夠用了，搞高鐵的話，可不是爲了老百姓更富裕，而是爲了旅遊的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的建議是什麽呢？取消動車，取消高鐵。當然不是完全取消了，只是不要再大舉興建這些東西了，這些都是好看的好玩的，我們統統不要，我們希望鐵道部門能夠讓綠皮火車增加密度，固定時速的密度，能夠像日本、德國一樣，增加幾十倍的運力，這不但不需要多加錢，相反還可以降低成本，然後票價還可以下降，讓老百姓真的能夠又快又便宜地回家過年。

現在每年需要我們鐵路輸送的是2.3億人，對不對？大概總收入是240億，那你拿出120億來，讓老百姓票價減一半可不可以？學生票價可以減一半，農民工爲什麽不可以呢？你這個暴利爲什麽不能拿來回饋給我們老百姓呢？我們今天的要求是什麽？是要求鐵路拿出一半的收入，讓老百姓票價減半，同時我們還要求，不要搞高鐵“大躍進”，要回歸過去的淳樸，要藏富於民。如何藏富呢？增加綠皮火車的密度。這是我們的建議。要知道，高鐵規劃就是兩三萬億，而每年春運2.3億人次，其收入才240億，這就意味著投在高鐵的這三萬億的資金，能讓我們的春運免費100年。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還有必要搞高鐵嗎？現在有句口號，叫“高鐵開啓幸福時代”，那我的呼籲就是“綠皮車讓民衆回歸幸福時代”。

各位知道讓我們鐵道部官員感到驕傲的是什麽嗎？是我們高鐵的長度全世界排第一，我們高鐵的速度全世界排第一。但是各位曉不曉得，我們這個高鐵的成本爲什麽這麽高？如果你問相關人士的話，他們基本都會說，不是我們收費高，而是成本高。爲什麽成本高？因爲有技術轉讓費。

他們自己吹牛說我們掌握高鐵的關鍵技術。各位知道這些人是如何定義掌握關鍵技術的嗎？非常可笑的，他們認爲，超過15%以上的技術是我們的，就算我們掌握了關鍵技術，雖然85%是向別人買來的，只要自己占15%，就算我們的自主知識産權。那各位曉不曉得，我們爲此要交多少錢？我告訴你，每一列高鐵列車，我們大概要交2.5億元人民幣，在這之外還有8000萬歐元的技術轉讓費。這是什麽？這是典型的“我們得面子，外資得實惠”。

像這種鐵路“大躍進”的瘋狂之後，鐵道部不小心吐露了我們的負債比例，是56%。怎麽得出來的？我們做了一個計算，全國鐵路的年收入大概3778億元人民幣，盈虧剛好平衡，不賺錢。但是如果建高鐵的話，至少需要2萬億，那麽一年利息支出大概就是500億，我請問，你還這個利息的錢從哪里來？即使我們把慢車和快車都停掉，全部“被”高鐵，“被”動車，大概收入也只能增加5%，也就是200億，這200億還不夠交500億的利息支出，這還不算本金。那你這筆賬是怎麽算的？最後由誰來買單？說到底還不是慢慢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麽？就是大量資源轉到政府手中，轉到外資手中，我們老百姓呢，就更貧窮，消費能力更低，內需更拉不動。在經濟學裏面有一個詞叫適當的發展模式，就是Properly。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我們的基礎建設千萬不能超前，爲什麽？因爲它佔用了大量寶貴的社會資源，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拿這個資源用來創新、創業，讓企業創造利潤，讓老百姓更富裕，做到藏富於民。等到我們老百姓真正需要用到高速公路的時候，需要用到高鐵的時候再建。因爲這個東西非常貴，一下就幾萬億，如果我們把整個社會資源都用到超前的高鐵，超前的高速公路上的話，我們如何藏富於民？要知道，一旦花了就沒有了，大量的資源流失之後，企業利潤下降，老百姓消費下降，經濟隨之下滑。這叫什麽？越建設，越發展，老百姓越貧窮。這是一種“失當”，而不是“適當”。

-----------------------------------------------------------------------

思想花園


不可思議的高鐵應急燈



一場百年不遇（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的大雷電，驚醒了中國的高鐵夢。

整個事件過程中，讓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事故發生後，車廂裏竟然是漆黑一片，沒有應急照明燈！

記得上兩個禮拜和幾個博友飯聚，有人還問我中國的高鐵有什麼新看法。我當時的看法是三點：第一，中國高鐵短期內必然將出一次大事故，事故過後，中國高鐵將再受一次打擊；第二，中國主動放棄在巴西的高鐵計畫，說明高層也知道自己的技術不過關；第三，劉志軍真是禍國殃民，私自把客運專線變成高鐵，尾大不掉。

溫州鐵路事故，由於是發生在中國技術標準最高的鐵路（該段是I級，是最高級別），暴露出背後的很多系統性問題。如果說，2008年膠濟鐵路死亡70人，是因為那條鐵路是臨時線，還可以理解，那這次溫州鐵路事故真是不可原諒了。

雷電令列車停下，停下的列車無法發出信號，提示後面的列車，這些都是很低級的技術問題，竟然發生在技術最先進的動車上，只能說明，問題是系統性的，而不是個別事件。

京滬、和其他高鐵的安全，真是令人擔心！

為什麼列車發生事故後，後備照明系統沒有啟動？難道沒有裝應急燈？為什麼玻璃砸不開，讓人無法逃生？

這些事情雖小，但正反映了，高鐵的設計者，在安全問題上，是如何的漫不經心！

溫州事故的死難者，主要是因為高架橋的緣故，從高處墜落，這說明高架橋的設計，是何等的危險。京滬高鐵一半路段是高架橋，還要趕工，趕及黨慶獻禮，何等兒戲。

以前曾經提過，鐵道部從來對廣深港線不感興趣，那時還以為是因為一些發展戰略的原因，現在想來，非常簡單，高鐵香港段很難撈錢，鐵道部自然不感興趣了！連鐵道部長都可以在招標上撈8億，那麼，那些機電系統，信號系統，其中上上下下的腐敗可想而之。

鐵道部第一時間把出事的車廂就地掩埋了，把上海鐵路局長撤了（估計過一段時間又會在異地任職，新的上海鐵路局長早前就是因為膠濟鐵路被處分的，現在又上來了），這些都很難挽回聲譽。

應該做的是全面的審查，甚至所有高鐵停開，人命關天，不應該是這樣糊弄過關的。

特首民望拾級而下 本是黨的理性期望

練乙錚



王光亞談挑特首條件干涉特區內政，港人口誅筆伐一點沒錯；但筆者認為，王所提三點，乃給梁、唐、范三位覬覦特首大位的候點人各戴一頂高帽誇獎一下而已，並無令某方特別得益。

王說的條件一，是「愛國愛港」。港人知道，這個有點拗口的外來四字熟語意即「愛黨」，此高帽切合三人頭形，但顯然是特別送給梁振英的，因為由他戴最富隱義。條件二，「要有很高的管治能力」。三人當中，唐英年管治經驗最豐，故這頂高帽給他戴，雖然尺碼大了點。條件三，「在香港社會有比較高的認受度」，這頂高帽，現階段送給民調領先的范徐麗泰最恰當。各人一頂，無分軒輊。


從江澤民「死訊」談起

然而，王氏說的條件三，包含一層深義，關乎今天共產黨在挑特首事上如何看待、特別是如何利用本地民意，坊間一般錯讀漏讀，值得在此詳細分析。論述此點，最好從周前傳出的「江澤民死訊」談起。

港人對這位常在鏡頭面前出洋相、因而有點人性味道、乃至娛樂價值的前任黨領導，不一定無半點好感。不過，河水不混井水，井中蛙王，對河魚而言，終是異物，談不上有真感情。然而，江、胡有隙乃不爭之實，故江何時死、死了沒有，能影響下一屆特首人選，港人因此關心。一般認為，三位候點人各自背後的人脈幫派關係十分重要，唐氏既親江，江不死則唐上位。這種看法失諸粗淺。

筆者現提一個不同觀點：江、胡對特首的功用有不同理解，挑怎樣的人或哪一個上位，由是有所爭持；至於各候點人與江、胡兩派的關係深淺，倒非關鍵，反正誰當特首也須完全聽命中央，言談舉止，遠近皆在黨的視線之中，巨細無遺。

幾乎已可蓋棺論定，胡乃過渡人物，作用僅在於把政權從第一代革命領導群（毛、鄧、江等）手上，穩當傳到第二代太子黨手上。胡本身並無堪足稱道的實踐建樹，迄今重大成就只有兩個，即搞好京奧、築牢綠壩；前者是形象工程，後者乃實質維穩，一個表，一個裡。

理論方面，所提出的「建構和諧社會」口號，與近十年來日益惡化的社會矛盾完全脫節，不啻天方夜譚。其剛毅木訥形象，到頭來不過反映必須謹小慎微，似台灣當年替老蔣傳位小蔣的過渡總統嚴家淦。

江搞革命出身，手筆比胡大，他可以一聲號令破天荒讓資本家入黨；他有膽在所有高幹及家屬（包括自己家屬）與中外資本家拉幫結派成為既得利益之時，指中國社會「有可能」出現一個既得利益階層；他能駕馭黨內不同派系，若非所願，起碼不會讓諸如薄熙來等的一方勢力，把未經批准的政治運動如「唱紅歌」一直由地方搞到京畿。

兩代黨領導的格局大小，亦可從江、胡各自委任了什麼樣的香港特首看出。董建華無管治經驗而主有為，江敢委任他，而且給他相當大的活動空間；曾蔭權有管治經驗而不敢為，胡才委任他，並只准他接「柯打」，利用自己的高民望，替共產黨在香港辦一些他力所能及、卻是共產黨不能輕易辦到的「好事」（如堵五區公投之「漏」），以後少給北京添煩添亂，而已。

從另一觀點看，結論也是一樣。江、胡交替之際，正是北京眼中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之時。九十年代，大陸經濟欲飛未起，江氏對特首有期望，要求這個人能把香港搞得比港英年代更好，不但讓國人揚眉吐氣，還能繼續帶動大陸經濟騰飛；因此，他更須要找一個懂得領導、高瞻遠矚有氣魄的人，於是找了董建華。

符合代際演化律

2000年後，大陸經濟已經走上大直路（發展經濟理論有所謂「turnpike theorem」，turnpike的引申義便是「大直路」，意謂發展中地區經濟一旦走對頭，上了大直路，自會風馳電掣，「想窮都難」，起碼到達中等發展水平為止），香港對大陸經濟而言，不再那麼重要，胡氏只須挑一個格局小一點的施政特首當爛頭卒便成。

胡重視特首上台之前的施政經驗，以及民望的質和量，因為那是當政後的政治本錢；起點政治本錢愈多，之後愈能花這種本錢為共產黨在香港幹「好事」。而且，只要肯幹這等「好事」並幹出成績，哪怕民望最後跌精光，對共產黨來說也是極好的，就怕一些港英時代舊電池做滿兩任特首一「事」無成而民望高企全身而退！

換句話說，特首的起點民望重要，因為有使用價值，終點民望並不重要，因為再沒有使用價值，太高了不僅是一種浪費，甚至還可能是有害的（特首民望如此拾級而下，實際上是數理控制論應用在胡所處的主客觀條件下的揀選特首，以及操控他辦「好事」的最優方案特徵，故此方案堪稱「胡氏優選法」）。

明乎此，港人萬勿捉錯用神，以為曾蔭權民望拾級而下，足令胡氏臉上無光，反映點錯了人；此觀點完全錯誤。怕自己揀的特首不成大器、令自己臉上無光的，是江澤民，所以當年才對着不識好歹敢問欽點的女港記一再駡街。胡不怕曾的民望下跌，因為那是要他多辦「好事」的必然結果，早已算入成本；他現時怕的是曾的政治本錢損耗殆盡卻「堵漏」不成。

江、胡上述分別，完全符合古今中外專制政權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第一代是魅力領袖群，搞強人政治，以後的逐步失去特色，一蟹不如一蟹，最終只能「集體領導」。

第二代的習近平，時或說話令人則目，但不過是流露太子習氣，並非源於魅力和自信。觀其履歷，最亮點僅是受「負祖蔭」所累，文革時吃過一點黨內鬥爭的苦頭而已；這個妥協領袖，眼界胸襟難免比胡氏更低更小，受其他來頭更大的太子黨集團左右，上台後的政治行為勢必比胡更「不踰矩」。

再用「胡氏優選法」

明年初，若江已經不在，則習上台後，肯定沿用「胡氏優選法」挑香港特首，即在幾個政治及格的候點人當中，首挑民望最高、本錢最多那個；被點者須藉高民望盡力為共產黨在香港多辦「好事」，務求剛好在任內最後一刻把民望本錢有效消耗淨盡，無半點浪費；如此周而復始，五十年不變，直至「好事」做盡。期間，共產黨理性地不期望特首可於任內保持民望不大跌，因為那根本不可能。「胡氏優選法」因而是源於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期望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的中港政治版。

按此道理分析，目前已經浮出水面的幾位候點人，可得什麼結論呢？

論民望，范徐麗泰目前最高，但完全脆弱。這是因為她回歸後的民望不源於施政經驗，而僅僅來自主持立法會時的程式公正；這種公正，偏偏是她當上特首後，一天也不能維持的，因為當權少數派需要特首處事親疏有別，才能在「六四黃金律」之下保持此等少數派的實質當權地位。

如是者，范徐氏上任後的政治面目很快打回原狀，民望和親和力隨之化為烏有，其後能替共產黨辦「好事」的本錢遂等於零。她曾意有所指，提出下任特首必須推動「二十三條」立法，而自己只求當一屆特首為之「盡地一煲」，但此事她絕對辦不來，共產黨當然明白這個；這是她的致命傷。

唐英年的施政經驗量多而質低，兼乏基本政治智慧，以致近年民望從較高處滑落，不斷尋底，在關鍵的未來票源即年輕人當中，以他聲望最劣。若由他當特首，起點民望低，儘管有商界和中產擁躉，但總的來說，不比范徐氏優勝，試問又如何能有豐厚的政治本錢去花，扶正後替共產黨多辦「好事」呢？

至於梁振英，在商界有關係而無血緣，底子遠較唐氏薄弱，施政決策經驗掛零，共產黨委託他出任兩朝行會召集人自有原因，但如此「黨委」，依然不過智囊角色。打個比喻說，一個無駕照的人不知怎地當上教車師傅，坐在司機旁位指東點西好像頭頭是道，但並不等於他能開車，因為給意見和作決策，需要很不同、乃至相反的心理素質。

多年來，若梁氏願意，早可取得一官半職，累積不少決策經驗，但他通通回避，寧可誇誇其談天天出版大塊頭文章卻不幹實事，顯然信心有問題怕出錯。年來他扭盡六壬靠近民粹，試圖擺脫地產霸權利益分子色彩，但其背後最大支持依然來自地產界，洗底沒可能。論民望，他依然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一件負資產，一旦上台，社會馬上鬧翻天，遑論靠他替黨做「好事」；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有這個政治本錢。論優點，他意見多而智囊班底厚，最合當中策組首顧。

假如江澤民多坐一會……

結論是，若按民意本錢多寡定奪，北京心目中的理想特首還未浮現，最終找一個民望較高的前任或現任公務員、公職王或局長上位，遂大有可能，亦非太難。

當然，如果江澤民可以「多坐一會」，並且還能左右大局，則情況大不一樣。他依然會點一個他比較看得起、有多年決策經驗、高瞻遠矚、有魄力的人當特首，而且此人必須在起點上看起來比1997年的董建華還優秀，他才會認為有望擔起重任而不辱命。

上述三位候點人，一個也不入流。但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唐氏縱乏能力，以其施政經驗及講上海話的關係，獲點中的機會還是較高。若另有愛國愛港能人願意候點，則唐氏玩完。江決不希望再上演一齣「腳痛下台」劇；人脈關係斷不如身後名重要。

如果江澤民「不坐了」，則在此年頭時勢，最理想的特首——起點民望最高、胸無大志、卻願以一己政治本錢為黨做「好事」者，已經出現過，他就是曾蔭權。可惜，一蟹不如一蟹，似乎也是特區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退而思其次，為黨辦「好事」，一人政治本錢不夠，可集多人，即搞「集體領導」。此說近日已然出現，並據說付諸實踐；而坊間流傳的「三位一體」論、「鐵三角」論，庶幾也是這個用意。

在香港不買樓了

陶冬



當匯豐銀行將按揭利率上調至Ｈ＋2％，筆者便意識到香港樓市在本週期的分水嶺已隱然若現。這不代表今後房價再無升值空間，不過風險回報比的天秤已經向另一方向傾斜。　

筆者自2009年起，便大聲呼籲買樓，因為香港的銀行體系並未受到金融海嘯的重創，卻沾了聯儲量化寬鬆政策之光。中國經濟亮麗，流動性過剩。今天筆者則認為除非需要結婚，投資性買樓的安全窗口已大致關閉。　

你可曾知道，香港的外幣貸款正以60％以上的速度增長著？中國實施宏觀調控，流動性驟緊，加上人民幣升值預期，令內地企業在港申請外幣貸款個案大幅上升。這些貸款的主體和使用地與香港無關，一般港人亦感受不到，卻直接影響著香港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和銀行的存貸比。由於貸款渠道多了，銀行便無需在本土按揭這條華容道上拚死減價搶客，於是HIBOR按揭的折扣便迅速縮減，實際利率上升。

簡單而言，在貸款需求上，香港與美國出現了分歧。其結果是在政策利率不變的情況下，香港的商業貸款利率自行上漲。當HIBOR按揭升至加2%時，HIBOR按揭與Ｐｒｉｍｅ按揭的借貸成本大致看齊，銀行會逐步減少同業拆息下的新造貸款，鼓勵以優惠利率作為按揭的基礎。在此之後，筆者甚至不排除Ｐ－ｘ％中的ｘ％折扣也會下降。其背後折射著中國中小企業、開發商資金短缺、香港銀行願意借錢這一事實。　

從租金成本與按揭成本的比較看，目前買樓仍然比較划算。不過供樓是長期的財務承諾，如果按揭利率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升150-200基點，租樓便顯得更便宜、更安全。與1997年時相比，香港整體社會在物業上的槓桿比率並不高，供樓負擔不過44-46%，這就決定了當年跳水式房價暴跌重現的可能性不高。而且，按揭成本上漲了，儲蓄利率並未上調。在通貨膨脹節節上升之時，還會有銀行儲蓄進入樓市（相信速度已經放緩），也使目前的房地產市場仍有上升的衝動。　　

然而，全球範圍內流動性回收已經啟動，利率上升只會有力度之爭，方向是肯定的。對於香港樓市，重要的不是聯儲何時加息，而是市場的加息預期何時升溫。加上中國經濟通脹高燒不退，增長風險隱現，資金流出香港的風險已不容低估。流動性見頂、利率見底，這個大趨勢是無庸置疑的（除非美國經濟再次探底）。　

在政策退出之外，筆者還擔心市場上爆出「黑天鵝」事件。歐洲債務危機、美國地方債困境、新興市場泡沫、中國房價下跌、美元轉向等均存在著重大的風險，在今後12個月內其中一至兩項爆煲並非小概率事件，由此隨時可能觸發突然而強烈的資金去槓桿。　

支持香港樓價的一大利好因素，是北水南下源源不斷，中國資金買房意欲旺盛。在經濟環境、勞工環境變化後，中國已經出現第三次移民潮，而且是資金主導的移民潮。香港的法治社會、基礎設施與相近的人文環境，令本港始終是內地資金轉移的首選。內地房市限購令，也將熱錢擠向香港尋求投機機會。

房市與股市不同，它的週期性起伏更加鮮明，更受外圍環境的影響，資金成本與槓桿水平對市場價格更是主導性因素。順週期操作很容易，在房市上試圖逆市賺錢則遠比在股市逆市中買好股賺錢更難。　

在一個瘋狂的牛市中預言頂部到來的確切時間，往往不得要領，因為市場本身已變得不理性。不過牛市尾聲時，資產價格雞犬升天卻是共通的徵兆。筆者無從預言香港房市在今後幾個月會不會還有一輪升浪，不過相信三年後的房價一定低過今日。大浪淘沙，讓資產在市場洗禮中顯出優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