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看烏坎 三問港人來

練乙錚



廣東陸豐市烏坎村的群眾運動有特殊意義，香港人尤其有責關注。筆者今天試提供分析此運動的三個參照點，並膽敢向有關港人提出三問。

事件的第一參照點是發生在1871年法國的巴黎公社。知道一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讀者，都會馬上看到二者之間的共同處。首先，當年的巴黎和今天的烏坎的原來地方政權，包括官僚機關和武裝力量，一下子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當地群眾建立的臨時自治政權或組織。巴黎公社的臨時政權維持了六十多天，最後被凡爾賽政府（其時法國敗於普魯士之後的流亡中央政府）的軍隊武裝鎮壓，死人以萬計，悲劇收場。烏坎村的自治組織成立於本月初；其時，村幹部、公安怯於群眾運動聲勢，一個不剩落荒而逃，文件等物品都來不及收拾，村政府的辦公樓現在空空如也，上了封條由群眾把守。


巴黎烏坎 難作比擬

其二，群眾為填補地方權力真空而設的臨時自治組織，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不同者，巴黎公社誕生之前，法國由復辟的拿破崙三世統治；此君原來與他的叔父拿破崙一世一樣，有鋪皇帝癮，起先通過普選上台，當了三年總統便策動政變，修改政體稱皇，故巴黎公社臨時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還原而已，而且發生在法國戰敗、皇權式微之際，本身不算太震撼。烏坎則不同，它的民主選舉是在整個中國大陸六十餘年一黨專政、黨勢大盛如日中天的情況下出現的，對中共而言，說是晴天霹靂也不為過（近年買好中共專制政權「模式」者，大概不會說「預?」）。

事件的第二個參考點，可試從中共黨史上找。1931年中共在山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不過那時中共已經得到蘇聯的幫助，瑞金政權遂有毛有翼，具備完整的政府功能，還發行自己的鈔票，而且存在了三年，烏坎實不可與之同日而語。瑞金政權成立之前，有「井岡山的鬥爭」，是黨直接領導的、非常成熟的武裝鬥爭，長時間與國民黨短兵相接，「段數」已經很高，烏坎亦無可比擬。


古老悲劇 當地重演

再之前，中共在湖南、江西一帶發起「秋收起義」（黨史上亦稱「秋收暴動」）；但因為同樣是武裝鬥爭，起義之後還準備攻打長沙，而且地域規模大得多，烏坎也不能比。如果撇除暴力與非暴力這個不同點（烏坎乃非暴力），光從性質與規模看，黨史上提供最接近的參考點大概是1927年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不錯，也是在陸豐及附近地區發生，也是農民造反。

陸豐在汕尾海濱，旁有海豐，兩地一般合稱海陸豐。彭湃是海豐人，大地主家庭出身，辛亥革命後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習政治經濟，本是一位基督徒，五四之後投身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決意組織自己家鄉的農民運動；因為熟悉農村，工作得心應手，於1927年創立了「海陸豐蘇維埃工農兵政府」，堅持了一年多，是黨史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比瑞金蘇維埃還要早，連毛澤東也佩服，稱他為「農運之王」。

讀者可以看到，中國農民八十年前的悲劇，今天在海陸豐重演，同樣是土地問題，同樣是錢權勾結；不同者，是舊時農民跟共產黨起來造反，現在是農民自己起來造共產黨的反。革命者得天下之後腐化墮落，最後成為革命對象，中國的二十六史，從湯武革命起，大抵就是如此周而復始。及至中共，一個以農民運動起家的皇朝，再一次從搞土地改革墮落到搞土地掠奪，從根基底部動搖了自己政權的歷史合法性。烏坎事件一葉知秋，向大家提示：中國歷史似乎並未走出毛澤東滿懷自信以為已經走出的「歷史周期律」。

烏坎的第三個參照點應該從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自發群眾運動裏找；最明顯的，當是八九天安門事件。論起因，兩個事件很相似，都是貪官太多，民眾要反官倒。論訴求，天安門運動要求新聞出版自由及政治民主，並以法律形式保障；烏坎要求地方政府接受民眾監督，不能隻手遮天，官員應由公開公正的普選產生。這兩個運動的訴求都差不多，其實都是憲法已經明文保障的。不過，在不少方面，包括群眾的自治程度這方面，烏坎不僅繼承了天安門，甚或已經超越：

論持久，烏坎事件由開始至今三個月，已超過八九天安門事件；後者由當年4月中旬胡耀邦去世起，到六四屠城止，還不到兩個月。

論參與者成分，天安門多年輕學生、工人投入，烏坎則是以所有宗族、家庭為單位，不論男女老幼社群行業，都成為發動機，完全沒有內部阻力，結果是一個全體市民參與的總動員。


中央政府 多月無聲

論發生場所，天安門運動是廣場運動；廣場運動有其優點，就是可以很快把運動訴求聚焦，但缺點是要佔領，非常不方便，而且一旦佔久了，當局要驅散參與者，藉口很多，美國華爾街及各地發生的「佔領運動」，便是好例子。烏坎，則是名副其實的社會運動，在社會每一角落、每條街上、每個單位、每戶人家裏就地發生，超越廣場，包括廣場，不必佔領，已然佔領。這個運動形態，是烏坎社會現實政經矛盾深廣度決定的，有其體制普遍性；運動蔓延到各地的話，一樣會以此形式出現。

論原動力，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由抽象理想驅動的，烏坎運動則源於具體利益被掠奪。要解決由抽象價值驅動的運動並防止重演，統治者只需擊破運動，進而重設民眾頭腦裏的觀念便可（看來中共在這方面做得不錯）；但是，因具體利益被掠奪而引起的運動，卻只能通過利益還原才能解決，而且不能只在一地還原，因為別的有同樣問題的地方，遲早會群起效法，進入運動狀態以取得利益還原。也就是說，體制問題須體制解決。而大陸農村現時發生的，是由黨員帶頭的體制性掠奪，要體制本身去解決，困難得多。

烏坎民眾呼籲中央政府出頭，但奇怪得很：中央政府三個月來在此重要事件上無半點公開表示！中央怎麼解決呢？上頭知道下面的地方政權都敗壞了，就算解決得烏坎的問題，烏坎就馬上成為星星之火，向全國四周燃燒、向上方燃燒。因此，中央一定要求地方就地解決。


斷水斷糧 全球罕見

不過，汕尾與烏坎地方政府出什麼招，大家早可猜想到：一、事發後馬上和村代表會面，隨即聲稱「問題基本解決」——再鬧，就是你心懷不軌（做了）；二、把運動的中堅打成壞分子，抓一批、殺幾個（做了）；三、指控《南周》和一些境外媒體別有用心，是受敵對勢力指使（做了）；四、試圖切斷出事地點與外界接觸，封網、割線、阻外人進入（做了）；五、準備鎮壓——斷水、斷糧（做了）。

最後一點，猶如天安門的坦克，也是共和國的第一次。用集體餓死、渴死為手段，對付有正當訴求的自己人民，除了今天的中共黨官，筆者還想不起近代世界上有哪個政權曾這樣做過。怎麼辦呢？現在中間?墨由省政府出頭，也不外玩兩面手法，懲處一兩個市級當政官員、抓起運動的帶頭人，把火種撲滅，同時增強全國各地的專政維穩機器。能否奏一時之效，大家就看此黨的造化。


烏坎勢危 應予聲援

烏坎土地問題，肇於當地黨官胡作非為，倒賣土地與香港地產開發商聯手獲利。弄到如此局面，筆者認為港人是有責任的。為此，筆者膽敢提出三問。

香港地產開發商和大陸各地官員勾結，瓜分國內人民土地，恐怕不限於烏坎。那些江蘇姑爺珠海姑爺，二三十年來在大陸風光得很，地產項目發展快如閃電，還常常慨歎香港公務員項目審批速度慢，環保團體阻住地球轉，拖慢「香港發展」。試問，當年大陸人民的維權意識薄弱甚或根本無有，這些財雄勢大的地產姑爺們有沒有像在烏坎的一樣，於全國各地與各級黨政要員打龍通，掠奪土地予取予攜，一天等於香港二十年？此第一問。

美國自1977年起，有國內法規範國民及美國企業在外國的商業行為；如有在外國以任何利益為手段行賄當地官員者，如同在國內犯法，可以刑事起訴，最高罰款二千五百萬美元及入獄二十年（American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1998年，OECD（發達國經合組織）當中的二十九國通過了協議，同意各自推動類似的國內立法。英國去年修訂並通過了了它的Bribery Act，其中第六章便是有關這方面的規範。現在，G7國家除了加拿大，都有類似的法律了。

大陸黨政貪官多如牛毛，港商肆無忌憚與其勾結，直接損害大陸人民利益，實在不可饒恕。故筆者認為，香港也應進行同樣的立法工作，並於立法之後嚴格執行。若有港商、港企在此法之下獲罪，港人更應杯葛他們的公司股票及產品。此立法工作能否展開、能否順利進行，端視本地商界在大陸有頭有面的大人物（特別是那些如同擁有內地政治通行證的港區全國或地方人大、政協）能否不為私利、多為國家，與立會衷誠合作。特區政府、立法會及有關方面的官員、政黨、團體、個人願意嗎？此第二問。

筆者希望烏坎運動和平發展，但一來擔心中央黨政分裂無作為，地方黨政官員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進行圍堵，最後血腥鎮壓；二來擔心中央未表態，也許只是山雨欲來。回想六四前夕，中央分裂了，一度無作為，之後主殺派得勢，馬上下令共軍屠城。此刻政治局常委可能正在鬥得不可開交；筆者留意到溫家寶近日取消了接見兩位重要外賓的消息。

港人有深切責任在此時發聲，以助免除烏坎民眾的可能一劫。立會各議員應不分黨派，共推一個議案，譴責汕尾當局對烏坎實施的野蠻斷水斷糧行為，並要求中央及各級黨政機關保證不用暴力及其他非法行為對付烏坎市民、作秋後算賬。四名角逐特首大位者，亦應立即發表聲明，向中央政府作同樣呼籲。代表港人發聲支援烏坎民眾，這些人願意嗎？此第三問。

天安門之後二十二年，無良黨官狼性依舊，甚或因國勢上升、專政資源強化而大大膨脹了。耶誕在即，舉世歡騰無暇顧及之際，烏坎人民卻危在旦夕。港人應該再次有所行動，面北發聲。

失控的格鬥，真做的假戲？

練乙錚


特首「選舉」進入最後階段，筆者一不偏幫，二不猜測結果。大集團在玩小圈子遊戲，不應偏幫；結果不由港人話事，「天命」難測，筆者沒這個本領，也沒有所謂的「內幕消息」。本文只提供一些基本觀點，分析唐、梁之爭的涵義，給讀者參考。

本地評論界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央有其他大問題要處理，香港的事不過芝麻綠豆，當權派內部為了誰當特首吵吵架又如何？反正都是「自己人」；而且，2017年搞普選，這次「假戲真做」演習一下，對中央來說，也無不可。此說太兒戲，而且不符「國情」。

就看層次最低的區會選舉，中共在港的政治機器八年前已開始部署，投入人力物力不知幾何，更有西環負責協調；現在「選」特首這個層級最高的特區官員，有可能任由「香港人」分兩派廝殺自定勝負嗎？筆者認為不可能。何也？


「支持」某方 實為「套戥」

首先，大家留意到，這次梁、唐對砍，不少一、二線資本家及一些「打工皇帝」先後表態，有些更不惜公開歸邊助陣帶頭衝。這種表現與民主國家的情況大異其趣，包含重要資訊可資解讀。民主國家的大資本家也常在重要選舉活動中下注，但他們的動作都比較間接、低調，這當然與一些法律限制有關，故以私人名義作出的大筆政治捐款，只給智庫和草根組織，而且他們往往同時支持交戰雙方，其個人立場僅可從捐款比例看出端倪，有時甚至根本看不出。

除此之外，他們或是不公開自己的一票誰屬（如Bill Gates），或是只作非正式被動公開（如Warren Buffet），但無論如何，一定不會抬轎，更不會像香港現時看到的那樣搖旗吶喊豁出去。他們這種低調做法，一個原因是要作「政治套戥」，但更重要的是，多數票在中下階層手裏，大資本家的高調支持，特別是對主張自由經濟的候選人而言，很可能是「死亡之吻」。

香港的這次特首「選舉」則不同，票不在平民手裏，加上雙方背後都是大資本家，一方代表傳統勢力，另一方則地產利益色彩至為明顯，故資本家大膽落場肉搏，並無上述「死亡之吻」禁忌。

不過，如果2017年是一場有各派代表公平入場參與、票在市民大眾手裏的真普選，則筆者敢斷言，本地大資本家一定向西方看齊，降調收聲玩套戥。如此，這次「選舉」的所謂「實習」作用，從何談起？但如果2017年不是真普選，則現在又何必多此一舉搞「實習」？


階級矛盾 勢必加深

再者，民主國家資產階級那種低調做法的另一社會效果是，大資本家及其財團之間，彼此不會因短兵相接而加深矛盾、變成世仇，影響企業運作。香港這次特首「選舉」淪落為資本集團之間互片，已造成當權派的大問題。

眾所周知，此派本來便有一大內部矛盾，即資本家和傳統草根左派之間的階級矛盾；不過，在「愛國愛黨」口號及大陸走資的情況下，此矛盾有所緩和。現在，大資本家之間因派系利益徹底分裂勢不兩立，而兩個山頭之中，一方是資本勢力主體，另外較弱一方則喊出民粹口號以作招徠；後者如此劃線，勢必加強當權派內原有的階級矛盾意識。

當權派內部裂痕這樣加深了，整體上還不至於影響北京在這次特首「選舉」中的利益（因為泛民根本無法在特定小圈子遊戲中構成威脅），但卻直接削弱當權派於2017年真假普選前夕的向心力，不利抗擊泛民。若到時當權派因內部分裂而形勢不妙，中央才出重手干預選舉「平亂」，則一齣宣傳已久的「真」戲，勢必比今年的假戲更假，從而給中間選民一個極壞印象：共產黨說話原來不算數。

論理，北京不可能看不到這個危機，看得到的話則絕不會讓其擴大（唐、梁惡鬥早已路人皆見，誰人不知就是白癡；不是有「大孖沙」老早聲明：「若某某人得勝，馬上移民」嗎？）。

再者，兩個山頭裏的人，並非都是善男信女；這次敗選的一方為免對方五年之後再度得勝而鞏固其派系的政經地盤，期間必或明或暗籠絡在野的泛民，甚或來一招「寧給外敵、不予內仇」，暗地裏與泛民交易，共推一個彼此皆可接受的候選人，以保證砍倒對方。然而，這卻是北京更不願見到的。


北京「山頭」 互鬥激烈

因此，今天香港出現兩個當權派山頭直接火拼，其影響之深遠，黨中央有可能的話，決計不會坐視。故筆者認為，今天當權派分裂為挺梁派和挺唐派，乃是北京欲控而失的結果，反映其最高層內部早已嚴重分派，甚或在其他大問題上已然分裂！

中共政治不透明，但觀幾年來各種迹象，高層貌合神離日漸明顯，政治局常委裏有吳邦國賈慶林等的黨工系，也有溫家寶等的緩和派（胡錦濤居中搞「和諧」成不了什麼派），公開各說各話，密室裏不知鬥成什麼樣子。此兩派還各有政治局常委之外的地方支持者，如重慶的「唱紅派」和廣東的「不唱紅派」。

此外，還有能量絕對不能低估的前一、兩屆諸領導人各施各法「發揮餘熱」。尤甚者，在中國大陸，三十年前，政治鬥爭是權力和意識形態之爭，今天加上派系集團家族之間的龐大經濟利益掠奪戰，矛盾更為激烈、複雜。於是，黨內外、派系、血系之間，歷史恩怨與政經利害犬牙交錯，步調要統一，比以前更難；外交部止不住軍頭對外亂開口，溫總調動不了軍方的直升機去救人，有一派要政法分家、另一派卻說要「築牢抵禦西方三權鼎立的防線」…。

這些「不方便事實」，愛國派非但不敢提，連想一下也會條件反射心生禁忌；本地大資本家則因利益所繫非常留意，卻不會公開講。

這些「不方便事實」很重要，清楚反映專制政權的一個特性，就是最高個人權力從第一代領導人起，不斷下降。第一代中的「神」隕落後，權力靠慣性還可集中。到了第二代，必搞所謂集體領導；這一階段之初，領導層還比較團結，但再往下去，必貌合神離，派系之間互相傾軋日益明顯（即今天境況），最後四分五裂。

這個規律，一如白手興家的富人，身後三代之內家族不是分崩離散各走各路就是嚴重不和大打出手，其道理也是一樣的（堪稱熱動力學第二定律的社會政治版）。因此，不是操控成癖的黨中央忽然不想全程操控特首選舉，而是在現今黨內政經利益鬥爭難分勝負之際，未能有效操控；簡而言之，就是失控。分析今年特首大位爭奪戰，筆者認為應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


失控格鬥 敗者悲涼

其實，無論唐、梁，皆早已是培養對象，不過在鄧時代，鄧的個人權力可說是絕對的，黨內不同派系就算有「心水馬」也不會明說；江時代距鄧未遠，黨依舊是一言堂，與胡溫當政特別是連任以來黨內高層公開出現不和而無人可以一錘定音的狀況很不一樣。其實，在香港特首誰當的問題上，中共高層之間早已出現不和，特別是2003年董落曾上那一幕。那事非同小可，胡的確太不給江面子。

大家想想，再之前不久，曾發生女港記向江請問欽點一事，當時龍顏大怒震盪全球，原因就是江覺得丟臉（欽點的事實不是問題，問題是港記字眼「用錯了」；倘若「欽點」換作「慧眼識英」之類的恭維話，結果當是龍顏大悅）。2003年胡的行為，難以想像可在早一代領導人執政之下發生。

家醜不外揚，為何中共內部紛爭，竟波及另一制的香港？這說法會否過分？比如美國，國內政爭止於國門，其外交政策跨黨派，一致且連貫；一黨專政的中共，這方面難道比美國還不如？世事奧妙，往往如此。筆者試再提一個觀點點，讓讀者思考。

香港資本家，從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天起，就扮演着重要角色，絕對不能小覷。三十年來，他們踏破鐵鞋跑北京，早在黨內打好大量關係，勢力和影響直伸最高層。黨內高層有的是大陸的權，香港資本家有的是外面的錢，彼此垂涎，內權外錢平等交易，才可成活。

然而，黨內高層分系分派，港資不可能不歸邊靠碼頭；反過來說，香港大資本家之間何嘗不是壁壘深嚴，黨官何嘗不需擇木而棲？三十年來這個錢權互動過程，演化出今天港人眼底下的唐、梁之爭。一派上台，另一派不會好過。甲當特首，乙要移民。那並不是一句虛話。

失控的格鬥，真做的假戲，涵義大不一樣。舉例說，若是假戲真做，梁這次參選是合作，輸了也有後福；若是失控的格鬥，則他參選如同玩命，輸的後果很慘，其支持者亦然。

美匯走勢

恒指的三底

羅耕


8月11日「跳船機會」一文曾指9月23日爲反彈浪頂，當時心想恒指還能到兩萬一、二點。結果錯了，在9月1日差25點才到兩萬一之際已經見頂。在下有責任的，因十年拼圖不應准至以日計；今次誤差少於一個月，其實當初應只報9月見頂便算。

今文更新並修正拼圖，儘量對準上次牛市見頂及海嘯見底兩點。拼圖不宜量幅度，譬如早年的兩次升市見頂，藍線第二次較高，紅線則第二次較低。故今次推算的今冬、明冬及後夏三底，底位高低未必如十年前般，而幅度亦可有別；但時間性是可以的。

未來兩年，跌市或轉既慢（flat）且長（prolonged），甚消耗性，心急必綁。

「曾氏綜合政」蔓延與安檢事故

林行止



香港大學百年校慶剛拉開序幕便觸霉頭，引起軒然大波，顯然是相關各方事前完全預料不到的「意外」；十多天來，因李克強副總理到港大演說而起的許多疑問，廣受市民關注，而對校方失策、警力逾份和高官回應態度惡劣的指責此起彼伏，毫無平息迹象。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午就警方在處理此事中涉嫌濫權、打壓示威和窒礙新聞記者採訪等過失，召開特別會議，由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與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回答議員和傳媒代表的提問。其實，不用兩位高官大費唇舌，見慣世面的港人多能理解政要訪港，負責安檢的警隊任務艱巨，既吃力亦難討好，不過，在一般情況下，市民對安檢引起的種種不便，都能包容，何以這次特別敏感？不論提問的理據與事實多麼充分，昨天出席的議員、官員都只在一些具體枝節上繞圈子，試圖減少人們對學生疑遭禁錮和「圈死」示威人士及採訪記者的「誤解」。很多人心目中那個「何以至此」的關鍵問題，卻未觸及。

筆者反覆檢視、思量事件的經過，得出此為「曾氏綜合政」有以致之。以「案情重組」方式推敲，回看當天（八月十八日）陸佑堂內冠蓋雲集，現身的港大門生故舊卻不算多，財勢耀眼的城中豪富，則個個亮相。盛會的兩位主講嘉賓，一是來自北京的李副總理，一是香港前總督現任蘇格蘭阿巴甸大學校監衞奕信；李克強高踞台中央的校監高椅，衞奕信坐在第二排靠邊的普通座位。禮堂周圍，警備森嚴，如臨大敵；校園內外，處處安檢。是日香港大學似是處於高危狀態！

校長徐立之致詞，提到出自《禮記．大學篇》的校訓：「明德格物」，據原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那正是港大立命的根本。

百年嘉慶，云乎「明德」，滿座高朋，兩文三語，一派莊嚴，加上護駕警力之刁斗森嚴，交織情景，透過影音和文字，傳到千家萬戶，它給港人的印象竟然不是優、良、中、可，而是「劣」！對於一些曾立港大門牆的新舊師生，反響與反感更大，他們認為校方「因『勢利』導」，眼裏只有權貴與富豪，忽略學生意願，傷害學生的感受。主賓席位的破格安排，固然失禮，無能或故意展露兩位主講者的權位高低，更失高等學府的身份！

本該坐在校監椅子上的行政長官，就在李副總理身旁；看過曾氏一個箭步飛身逢迎陳佐洱、記得他以行政長官身份上京與京官「會談」時手執紙筆低首「聽訓」疾書的影像，港人對他在大陸幹部尤其是權力來源官員面前的過份謙卑、自動矮化（不僅他個人，而且是他領導下的香港）等等，早已心中有數。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治港成績不理想，可是在拿捏「一國兩制」的分寸上，遠比曾蔭權高明；昔日他以地方官身份與中央接觸，從無露出奴顏婢膝，中聯辦近在咫尺，他也一直有保持適度距離的知覺，避免這裏還有「太上皇」的疑惑。在曾蔭權治下，香港經濟好轉，公職人員的工作效率亦未倒退，曾氏本人既有回應輿情的良好習慣，亦有唱rap娛人自「愚」的勇氣，本當比木訥深沉好自用的董氏更能贏得市民好感，可是結果適得其反，市民對他少有好感；問題不是他沒管治之術，而是他沒首長風範，把「忠則盡命」表面化，還把握一切機會向其接觸到的京官傾情表達，哪裏見到「共」幫人、「中」字號便如中蠱，額頭發燒、骨頭發軟，矮了一截，那使港人打從心裏感到難過難堪，對他少了敬重；而長於政治老 於世故的「老共」看在心裏，也未必瞧得起曾蔭權和他領導的特區。特區政府和香港人的尊嚴，可說是毀於曾氏的誠惶誠恐與「謙卑」。


曾氏自毀長城的另一「罪證」是甫上場便公然表示「做好這份工」，還指出他的施政會朝「親疏有別」的路向走。當政治任命的行政長官而視之為「打工」，再賣力，亦沒有領袖胸襟，哪來令人景從的權威？從政首要大公，怎能「親疏有別」？這不僅不應存之心底，他還宣之於口並見諸行動，這究竟是哪一方的邪門魔道!?香港的選舉和權力結構，原就不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礎上，作為香港之首，不事持衡之政而事「親疏有別」之務，體統缺陷更見殘缺。由於曾氏在港府財金系統「發迹」，與富商巨賈甚為投緣，這一切，看在市民眼裏便成鄙夷；當政府領導人不受市民尊重，行事便多阻滯，甚至好事變壞事。這種「惡性循環」，筆者姑且名之為「曾氏綜合政」！

這次港大事件，警方過分緊張，為社會製造諸多不便，要不是「曾氏綜合政」傾向於過猶不及，警隊所承受的壓力不是那麼大，市民會有那麼多麻煩？昨有議員質詢警務處處長對恰當警力的專業判斷，可見仍有議員未能洞悉「綜合政」的其中一項徵狀正是不管專業多「威」都要在老闆—權力來源—面前低頭！

港大一直是港人引以為傲的學府，縱使出過不少奸商市儈，但心智高尚、腦子清醒、學有專精的「倖存者」仍屬大多數；八月十八日的情景，讓人感到樹人百年的大本營已遭「曾氏綜合政」攻陷，此「政」雖非無可救藥但不易根治，該「政」徵狀如重權貴、尊豪富、敬老闆以致忽略本份、棄守本位、埋沒自尊等等，已經一應俱全；珍惜港大傳統的人，心危「綜合政」的傳染性之餘，能不羞？能不怒？

香港大學被中國化 –大學獨立人格的喪失

聰聰



為何在香港大學百年慶典上，人丁單薄的請願同學，未起步已被警隊重重包圍，
被警方以堅壁清野手段對待？

為何在香港大學百年慶典上，一名距離會場150米之遙，身穿「平反六四」T恤的學生，會被近20名警員和保安強行推回後樓梯，並連同聲援的幾個同學，一併被警方強行禁錮一小時？

為何在香港大學的百年慶典台下，坐著的主要是高官及富商，而當中只有少數被「挑選」的學生可以身在其中？

為何在香港大學的百年慶典台下，國家副總理李克強會坐在眾星拱月的高椅上，校監、校長，以及這校園最寶貴的教授們只能擠在一旁？

為何以上荒謬絕倫的事會發生在孫中山母校的百年慶典上，而碰巧本年又是辛亥革命百周年？

對大學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是獨立的大學人格。一所大學的靈魂是什麼？是當中不畏強權，具有獨立人格的教授。只有獨立人格的教授，才能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建立獨特的價值觀，並專注投入研究具有自足價值的領域。

問題是，香港的大學是否還擁有殖民地時期自由、開放、具有獨立人格的特質？

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來看看目前中國大學的現況。

中國所有大學的經費基本上都是靠政府撥款，而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的。中國的大學教育，當中什麼事情都歸教育部管，就連應該由大學頒發的學位證書也是由教育部發的。

以中國人民大學作為一個例子。人大分配辦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來分配的，校長的辦公室可以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但教授的辦公室可能只是一個小格子，而一個教授的辦公室還不一定有一個科長的辦公室那麼大。在行政主導的大學裡，一個小小的科長可以把一個教授管得沒話說。

明顯地，目前中國的大學並沒有獨立人格。在上述的撥款機制及任命機制下，絕大部份校長及教授的人格都被閹割了。這確實是大學教育的悲哀。

可是，在歷史上，中國卻曾經有過自由、開放、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學，這便是在民國初期，由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時的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才改名北京大學。當時，封建主義在統治上仍占主導地位，學校像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

但在蔡元培先生主校以後，許多學者名流來到北大，一時人才雲集，面目一新。那時北大不但聘請左派和激進派人士李大釗、陳獨秀當教授，請西服革履的章士釗、胡適當教授，還聘身穿馬褂、拖著一條長辮的復辟派人物辜鴻銘來教英國文學，甚至連贊助袁世凱稱帝和籌安會發起人之一的劉師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壇。

那時的北大，無論在教授還是學生當中，都有左、中、右各派的支持者：有共産主義者、三民主義者、國家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立憲派，甚至有帝制派、復古派，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因爲各類學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校內經常舉辦講演會、辯論會，思考和討論之風盛行，師生都活躍了起來，研究學問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人越來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實地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

更為難得的是，蔡元培先生除了能夠包容各個擁有獨立人格的教授，以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建立獨特的價值觀之外，在學生有困難之時，亦能夠不畏強權，挺身而出，支持學生。

在五四運動期間，北洋政府抓了許多學生。蔡元培先生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等5月7日學生一放出來，他就公開通電，引咎辭職。

回看今天的香港大學，在舉行百年慶典之時，警隊接管和封鎖了整個學府，並沒有尊重校園的獨立性，更動用大批警員鎮壓表達意見的學生。在這個關鍵時刻，身為港大校長的徐立之先生並沒有即時挺身而出，真正站在學生那邊，以維護校園的獨立性及言論自由。

香港大學便是如此喪失其獨立的大學人格了。

為何徐立之並不能如蔡元培般不畏強權？除了個人道德素質外，他們當時的局限條件亦同樣地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由蔡元培先生當校長時的北京大學，正值民國初年。當時政府不會干預學校事務，只會提供大學所需的款項。在這個良好原則下，政府給了大學一個獨立人格，才會有當時眾多具有獨立人格的大師。

民國時期的軍閥張作霖，雖然沒有什麼文化，可是卻非常重視教育。張作霖是如何支持教育的呢？他每次去轄區學校的時候，一定會換上馬褂，然後非常謙卑地對老師說，他是一個文化很低的人，什麼都不懂，教育方面全靠你們了。辦教育所需的錢、地、政策，他盡量提供。可是，他從來不干涉教育。

民國時期的軍閥吳佩孚，亦對教育同樣地起到積極的作用。北京大学校長蔡元培曾經罵過吳佩孚，但吳佩孚還是照樣為北大提供教育經費。

反觀現時的香港大學，雖然並未至淪落到目前國內的大學中校長及教授的人格被完全閹割的情況，但是亦遠遠沒有當時北大的良好辦學環境。

首先，目前香港的大學在學術評審制度上，重量而不重質。目前的學術評審，只著眼於門面，例如文章刊登在什麼刊物上，是否以英語編寫，有沒有特定的研究論文樣式，接著再計算文章數量。這樣的學術政策，只會窒礙那些需要精思細想、需要長時間醞釀的傑作之產生。

常被推許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西方哲學家維根斯坦，其一生在哲學上只出版過一本薄薄的書，發表過一篇短短的文章。

德國哲學大師康德在五十七歲時，才出版了其第一本哲學上的重要著作《純粹理性批判》。

科學巨人牛頓在完成他的傳世之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後，因為覺得當中有少許疑點，便把它在抽屜裡一放二十年，直到最後確定了沒有問題才發表。

試問目前的學術政策，能否容得下維根斯坦、康德、牛頓等等大師？當一個政策容不下眾多學術大師時，只能證明這個政策出了極大問題。當眾多教授為了生存，全力以赴地儘量滿足這重量而不重質的學術評審制度，這樣教授們還可能有完全的獨立人格嗎？

其次，雖然香港的大學經費撥款基本上都是經由獨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負責審批，但仍然未能完全擺脫政府的控制。香港大學為了長遠上能夠生存之故，只能努力地配合國家政策，並適當地媚共，接受中共提供的每年1000個免費交流生計劃，讓香港大學儘快融入偉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懷抱中。

每次當我見到溫定寶、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時間，我腦海中都會不其然想起馬太福音23:3中，耶穌對經學人和法利賽人的評論：「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

國家領導人在眾人面前努力地扮演「聖人」的角色，無非是為了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利便中共的統治。從歷史上可見，共產黨最為重視的並不是民眾的福祉，而是中共的權力有否受到動搖，或更為直接的，是國家的政經權力是否仍然牢牢地控制在「特權階級」手中。

對於中共統治者，他們樂於見到香港各政界、商界以至教育界等代表人物向中共獻媚。因為，虛偽的人最容易統治。只有虛偽之民，才會有私利而無公心，容許政府首鼠兩端，上下其手。於集權政府而言，專心一志讀書報國的人，思想獨立，並不容易統治。

展望香港大學的未來，被中國化以至漸漸喪失獨立大學人格相信是最大可能，亦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司徒華先生曾經說過：「中國一日沒有民主，香港絕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這不期然令我想到：「中國一日沒有民主，香港的大學絕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人格。」

美債降級下的金融亂局與中國經濟的終極歸屬

聰聰



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正在慘烈下跌，在在顯示出華爾街正在迫宮美聯儲盡快施行新一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如果美聯儲推出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能從中獲益最大的肯定是華爾街，其次才是美國政府。

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是研究大蕭條的，對大蕭條，對通貨緊縮有畏懼感。所以，伯南克對通脹的承受力遠遠超過通縮，對通縮的恐懼感遠遠超過通脹。

定量寬鬆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令長債孳息率維持在極低水平，以維持債權國對美債的信心，藉由加碼發行國債以換取經濟復甦中所需的龐大資金。

第一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兩房債券危機問題。

第二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美國國債問題。

第三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要解決的是州政府、市政府等地方債務問題。

可是，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必定反對、仇恨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所以，華爾街看準時機在適當時候出擊，人為地為美國政府製造話語權。

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把美國主權債務評級由AAA下調至AA+的配合下，華爾街大規模做空資本市場、商品市場，並從中獲利。

當全世界的資本市場、商品市場哀鴻遍地的時候，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就會從反對、仇恨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到呼喚美聯儲出台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以扭轉局面。這個時候，美聯儲才會回應全球人民的呼喚，果斷地出台新一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則重新走好。

美聯儲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究竟是折中方案，即QE2.5，或者是規模更大的第三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即QE3？這將取決於四個條件：

其一是歐元國的債務問題成為焦點，危機繼續蔓延，避免撼動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隨著西班牙和意大利債券孳息率，以及德法兩國信貸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不斷上升，美元的強大影響力仍舊維持。

其二是美國州政府、市政府等地方債的孳息率上升，讓美聯儲可以相對便宜的買入地方債。隨著標準普爾正在調降與美國長期國債相關機構評級，比如房地美與房利美，並透露他們很快將披露美國信用評級的下調將對地方與州政府造成何種影響的情況下，這個條件目前部份成立。

其三是美元指數處於低點以上，以避免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動搖了美元的霸主地位。這個條件目前只是部份成立。

其四是中國的貨幣政策由緊縮重新變為寬鬆，以便加大中國市場的泡沫，在未來的日子引爆，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在高鐵事故、賴昌星回國的情況下，中國央行不會立即調整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但在華爾街大規模做空資本市場、商品市場，造成全球經濟有機會出現「二次探底」的情況下，中國央行有機會在短期內調整目前緊縮的貨幣政策。

需要留意的是，美國每次遇到危機時，必定會狙擊其他經濟體，而美債則成為全球其中一個避風港(當然包括黃金！)，吸引避險資金流入，幫助自己走向復甦。

好一個自損一千，殺敵十萬的戰略性博弈思維！

世事的發展往往非常諷刺，美債評級被下調，投資者為了避險，惟有爭相買入美債！不過，與2008年9月份發生的全球金融海嘯不同的是，黃金價格已經脫離了美元的影響，獨立走出上漲行情，成為全球投資者重要的避風港。

可以預見的是，歐元國的債務問題將繼續存在，且只會越來越嚴重，而日本及中國將相繼成為下一個被華爾街狙擊的目標。

如果中國政府在全球經濟有機會出現「二次探底」的情況下，重新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並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製造更大的市場泡沫的話，屆時美國將在美聯儲施行新一輪的定量寬鬆貨幣政策之後，在中東製造事端，藉以哄抬油價。

中國在面對成本大戰(原材料價格及勞動成本上升)、匯率大戰(人民幣被迫升值的壓力)及貿易大戰(入口關稅及配額)等困難下，又會有大量製造業企業倒閉。外資在只要在這個時候集中撤資，中國的房價會突然陷入快速跌勢之中。由於中國的財政政策已經用盡，所以政府只能任由這個所謂的經濟支柱倒下。

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時，美元將快速升值，而中國大量的優質企業和優質資產將被大量收購。這個過程一旦完成，美元又會快速步入貶值軌道，美國的債務問題將大大減低，而美國將成為第一個真正步入經濟復甦的國家。

中國的致命問題是，政府投資主導經濟。中國超發的貨幣，基本上被用於規模大得驚人的投資，這些專案一旦展開，又需要更多貨幣來維持，否則，就將産生爛尾工程。於是，貨幣越來越多，物價越來越高。民衆財富被悄悄的持續的轉移、稀釋，購買力進一步降低，而物價的快速上揚，進一步抑制了民衆的消費能力。在國富民窮的情況下，滯脹必成，泡沫必破，而硬著陸將成為中國經濟的終極歸屬。(估計在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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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王主任 怎做孖士打

林行止



王光亞以港澳辦主任的京官身份，對着一班香港北訪的大學生，批評特區政府公務員；他們的缺點，王氏如數家珍，有「執行強、規劃弱」、「不知道怎樣當波士（Boss）、不知道怎樣做孖士打（Master）」，如此這般，港政了無起色，香港可能由繁盛走向衰落，他遂下結論：「成也英國、敗也英國」，與在「一國兩制」下京官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以至直接干預無關！？

對香港公務員的評價，意味王主任不僅同意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論者的看法，更與末督彭定康同調，在問及對曾蔭權當行政長官的看法時，他答得巧妙：「曾蔭權是個勤勤謹謹規行矩步的公務員（Consummate civil servant）」。香港公務員有辦事能力而乏政治識見與手段既然是「眾所周知」的事，何以北京仍要把他們之中的幹員捧上行政長官的高位？（別說他是北京親挑的「港人代表」在自由意志下選出吧！）如果公務員治港把香港搞得一團糟，北京難道不必承擔責任？

在英國治下，公務員的身份是「為市民服務的公僕」，這是「當官」者都清楚知道的，君不見昔日香港政府的公函，大小官員的署名前，都有略嫌造作但實實在在的寫上Your Obedient Servant（你的忠僕）的稱謂。

香港回歸了，港人「當家做主」是寫進《基本法》的嚴肅承諾，而非一句可當耳邊風的順口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有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內地公務員被比擬為「老闆」（Boss）為「主子」（Master），難道便沒可能成為特區官場的新文化？以王光亞主任所言，香港公務員是否要從市民的公僕，而且是順從忠誠的公僕，搖身一變而成為當家的主子、話事的老闆？

五十年不變的文化衝擊第一波，從意識上把香港人搞得昏頭轉向。

假如行政長官不敢質詢京官的話，公務員工會和港人亦應敦促他上書，澄清香港公務員的身份是否已從公僕變為主子。這是一個重要而又根本的觀念改變，影響深遠，實情如何，應大白於港人之前，不可含糊、不能苟且。

按照現行體制，公務員能夠做到「執行強」的話，香港人便於願已足，不會再把「規劃弱」的責任和罪名也往他們身上推。自從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出所謂高官問責制，由行政長官任命、經中央確認的三位司長、十二位局長及其後於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二○○八年加上的副局長，都是獨立並凌駕於公務員隊伍的官員，他們受命於行政長官、聽命於行政長官的指示、隨行政長官任期短長定去留，既領取遠比公務員優厚的薪給，亦不受公務員系統的規囿。這樣的領導班子、陣容堂堂、架勢赫赫，其將負起主導行政、主催未來規劃的工作，他們的責任，遠遠超逾公務員的工作範疇。

不過，話得說回來，經歷中英談判到《基本法》擬就，港人最初理解的「行政主導」，的確是落在行政長官統領的公務員隊伍身上，假若「理論結合實踐」，實情確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下，王光亞對公務員的批評才中的、才不算「離譜」。可是，自從董建華自創政治任命，部門首長的權位在現今的「常秘」之上，那是在傳統管治機器上挖出空間以「加建閣樓」，在許多公務員和論者看來，董氏的方策不可行，惟此議卻得到中央認可、贊成，沒被視為政治架構的僭建物，公務員在主導政策上的角色一退千里、偃旗息鼓，做回如今已不會亦不願宣諸於口的「你的忠僕」，香港從此由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或行政長官及其司局長主導），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港澳辦主任把香港公務員的身份與政治任命官員的角色混為一談，那是無心之失還是指桑罵槐？筆者不擬亂猜，反正他的這番話，聽在部分港人耳裏，是極不得體、極為失禮，真是大錯特錯，尤其是當着莘莘學子面前的批評，猶如家族企業的族長當着職員面前申斥接班的後輩，後者情何以堪，王主任可要好好想一想！王光亞主任曾在英國精英大學ＬＳＥ深造，說過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好像他要好好研讀，令港人好生欣慰；其上任後不久便訪港，又比他的前任樂於面對群眾，使人錯覺地憧憬他會在處理香港 事務上較前主任廖暉通達高明，豈料一出手便露底，一次講話便暴露了這位京官與香港人文風景的差距與疏離。

王光亞以特區香港「頂頭上司」身份 的發言，行政長官以次的政治任命官員以至公務員，怎能唾面自乾，若無其事地像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女士那樣以「有則改之無則嘉勉」輕鬆打發，相信很多官員都做不到。其實除了「西環發功」，港人早已隱約感到京官亦在香港管治方面添煩添亂，不過萬料不到王光亞那樣的口不擇言、那麼的不顧身份和不留情面。真難想像當年英國外交部的香港課主管會對香港留學生或學生訪客說出近似的話！事實上，給卡在頭頂的京官對着自己轄下的年青公民狠狠踩上一腳，公務員也好、行政長官也 罷，太難堪了；上司既然如此看不過眼，有志氣者便當「另謀高就」，尚好曾蔭權志在退休後繼續發光發熱，遂吞下這杯苦茶；不過，京官在不合適場合發不客氣之言，卻使不滿特區政府施政的港人亦生同情心！王光亞要是通透香港的情和理，大可在內部向公務員之首提出他的意見並責成他們應怎樣做，耳提面命，引導香港官 員可以循哪個方向多加用心。隨便公開說短論長，即使擊中要害、有益有建設，亦會令人反感，何況他是有的亂放矢！

寄語王光亞主任，京港沒有互相尊重的基礎，怎能共謀香港福祉？回歸以來，因內生因素而起的亂事不少，但亂源起於港澳辦，還是第一次公然示眾！

高鐵時代的恐慌、不可思議的高鐵應急燈

郎咸平



溫州動車追尾是如此的讓人痛心。近期高鐵意外頻發，是天災，還是人禍？我們到底有沒有必要搞高鐵？之前我們說過了經濟爲何恐慌，通脹我們慌，房價我們慌，現在，鐵道部引以爲豪的高鐵給我們製造了更大的恐慌。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鐵道部是這麽說的，這位“鐵老大”認爲，包括以前的新聞發言人，包括現在的鐵道部的領導，在接受記者提問的時候都會說，要解決春運難問題，我們就要加大運力，提高運速，而如果我們想把這個運輸能力提上去的話，我們就必須搞高鐵，也就是要更快地到。比如過去是50個小時到，現在5個小時到，這樣不就解決問題了嗎？但問題在於，我們鐵道部的同志完全搞錯了。增加運力是什麽意思？是要增加火車發車的密度。比如說上海到南京的路線，原來是兩種動車，一個是250公里每小時，一個是160公里每小時。注意，這兩個數位非常重要，各位想想看，如果一條鐵路，它的火車都是跑250公里每小時的話呢，它就可以一趟接一趟地跑，不需要等候。可是如果這個鐵路一會兒是300公里的，一會兒是100公里的，如果再加上更慢的貨車的話，那是不是就要排隊等了?那這個密度肯定就稀鬆了。

就拿日本、德國的鐵路來說吧，它們的速度不是最快的，德國高鐵的水平大部分是我們動車的水平，基本達不到350公里每小時的，大概也就一兩百公里吧。但是，它們運輸的密度是我們高鐵的30倍，而且非常穩定。因此現在的問題是什麽？如果說德國高鐵的密度是我們的30倍，那就說明我們還有往上走的空間。也就是說，我們真正的問題是管理的問題、軟體的問題，而不是硬體的問題。而且我們目前絕對有能力讓人人都能買到票，完全解決運輸的問題。這些鐵道部門的同志們完全不曉得什麽叫做鐵路經濟學。鐵路經濟學要的是在保持一定速度的前提下，不是追求更快，而是講究密。而在達到密之前，每一列火車跑的速度必須是一樣的，這樣才能一列接一列地跑，才能密，才能達到30倍的運力。當然，其實對於我們來講，不要說30倍，只要增加3倍我們就能解決很多問題。

還有這個所謂的能達到350公里每小時的高鐵，各位不要被這個宣傳誤導了，各位曉不曉得，整個從南京到上海，能跑到350公里時速的路段只有12公里，其他路段不是曲度太大，就是地質不穩，速度根本快不起來的，只能在100到250公里之間運行，所以它的速度和動車是一樣的。從上海到無錫，一列高鐵叫G7003，全程要1小時7分鐘，但是D307只要58分鐘，你看到沒有，動車還比較快些，這樣的話，你這個高鐵還有什麽意思呢？這不是資源的浪費嗎？這種大量的浪費，誰來負責？而且，這也完全違背了我上面闡述的鐵路經濟學，因爲你沒有密度嘛。

所以說，我們的鐵路部門根本就沒有搞清楚我們提速的目的。我們提速的最終目的是什麽？是爲了提高運輸效率。效率沒有提高，你光是解決速度有什麽用呢？對於我們鐵路部門來說什麽是效率，效率實際上就是把千百萬人在春運的時候運回家。我們應該關切的是，讓這列火車盡可能多地把人運回家，而不是讓一部分人盡可能快地回家。更搞笑的是，在這種運力緊張的時候，我們又充分發揮了我們的創造力，搞了個超級豪華軟臥，我們老百姓需要這個東西嗎？還有一些人吹噓說，這是我們的自主知識産權，是有市場的。我發現啊，我們自我感覺實在不是一般的良好。

請各位想一想，現在我們國家不是把大量資源投放在解決鐵路運力的密度上，就是我剛才講的，不是增加綠皮火車的運力，而是把大量資源投到一些毫不實際的高鐵和動車上。

現在更可怕的是什麽？我們産生了高鐵崇拜，叫做高鐵“大躍進”，這個高鐵“大躍進”本身，真是太可怕了。我舉個例子，在我們“十二五”規劃當中，在2020年之前要興建的高鐵是畫實線的，2020年之後呢，考慮要建高鐵的，或重新規劃的畫虛線，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很多的虛線現在都變成了實線，比如說鄭渝高鐵、昌吉贛高鐵，還有贛州到深圳的高鐵等等，它們應該都是畫虛線的，結果現在的計劃是要在2013年通車！還有，新疆也規劃了3000公里高鐵，它竟然也需要高鐵！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還有從昆明到拉薩的高鐵，昆明段也在興建，各位，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麽？是老百姓致富，是要讓老百姓更富裕，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是用那麽多錢和精力搞個高鐵。

如果是爲了老百姓致富的話，搞些綠皮車的建設完全夠用了，搞高鐵的話，可不是爲了老百姓更富裕，而是爲了旅遊的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的建議是什麽呢？取消動車，取消高鐵。當然不是完全取消了，只是不要再大舉興建這些東西了，這些都是好看的好玩的，我們統統不要，我們希望鐵道部門能夠讓綠皮火車增加密度，固定時速的密度，能夠像日本、德國一樣，增加幾十倍的運力，這不但不需要多加錢，相反還可以降低成本，然後票價還可以下降，讓老百姓真的能夠又快又便宜地回家過年。

現在每年需要我們鐵路輸送的是2.3億人，對不對？大概總收入是240億，那你拿出120億來，讓老百姓票價減一半可不可以？學生票價可以減一半，農民工爲什麽不可以呢？你這個暴利爲什麽不能拿來回饋給我們老百姓呢？我們今天的要求是什麽？是要求鐵路拿出一半的收入，讓老百姓票價減半，同時我們還要求，不要搞高鐵“大躍進”，要回歸過去的淳樸，要藏富於民。如何藏富呢？增加綠皮火車的密度。這是我們的建議。要知道，高鐵規劃就是兩三萬億，而每年春運2.3億人次，其收入才240億，這就意味著投在高鐵的這三萬億的資金，能讓我們的春運免費100年。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還有必要搞高鐵嗎？現在有句口號，叫“高鐵開啓幸福時代”，那我的呼籲就是“綠皮車讓民衆回歸幸福時代”。

各位知道讓我們鐵道部官員感到驕傲的是什麽嗎？是我們高鐵的長度全世界排第一，我們高鐵的速度全世界排第一。但是各位曉不曉得，我們這個高鐵的成本爲什麽這麽高？如果你問相關人士的話，他們基本都會說，不是我們收費高，而是成本高。爲什麽成本高？因爲有技術轉讓費。

他們自己吹牛說我們掌握高鐵的關鍵技術。各位知道這些人是如何定義掌握關鍵技術的嗎？非常可笑的，他們認爲，超過15%以上的技術是我們的，就算我們掌握了關鍵技術，雖然85%是向別人買來的，只要自己占15%，就算我們的自主知識産權。那各位曉不曉得，我們爲此要交多少錢？我告訴你，每一列高鐵列車，我們大概要交2.5億元人民幣，在這之外還有8000萬歐元的技術轉讓費。這是什麽？這是典型的“我們得面子，外資得實惠”。

像這種鐵路“大躍進”的瘋狂之後，鐵道部不小心吐露了我們的負債比例，是56%。怎麽得出來的？我們做了一個計算，全國鐵路的年收入大概3778億元人民幣，盈虧剛好平衡，不賺錢。但是如果建高鐵的話，至少需要2萬億，那麽一年利息支出大概就是500億，我請問，你還這個利息的錢從哪里來？即使我們把慢車和快車都停掉，全部“被”高鐵，“被”動車，大概收入也只能增加5%，也就是200億，這200億還不夠交500億的利息支出，這還不算本金。那你這筆賬是怎麽算的？最後由誰來買單？說到底還不是慢慢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麽？就是大量資源轉到政府手中，轉到外資手中，我們老百姓呢，就更貧窮，消費能力更低，內需更拉不動。在經濟學裏面有一個詞叫適當的發展模式，就是Properly。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我們的基礎建設千萬不能超前，爲什麽？因爲它佔用了大量寶貴的社會資源，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拿這個資源用來創新、創業，讓企業創造利潤，讓老百姓更富裕，做到藏富於民。等到我們老百姓真正需要用到高速公路的時候，需要用到高鐵的時候再建。因爲這個東西非常貴，一下就幾萬億，如果我們把整個社會資源都用到超前的高鐵，超前的高速公路上的話，我們如何藏富於民？要知道，一旦花了就沒有了，大量的資源流失之後，企業利潤下降，老百姓消費下降，經濟隨之下滑。這叫什麽？越建設，越發展，老百姓越貧窮。這是一種“失當”，而不是“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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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花園


不可思議的高鐵應急燈



一場百年不遇（不是物理意義上的）的大雷電，驚醒了中國的高鐵夢。

整個事件過程中，讓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事故發生後，車廂裏竟然是漆黑一片，沒有應急照明燈！

記得上兩個禮拜和幾個博友飯聚，有人還問我中國的高鐵有什麼新看法。我當時的看法是三點：第一，中國高鐵短期內必然將出一次大事故，事故過後，中國高鐵將再受一次打擊；第二，中國主動放棄在巴西的高鐵計畫，說明高層也知道自己的技術不過關；第三，劉志軍真是禍國殃民，私自把客運專線變成高鐵，尾大不掉。

溫州鐵路事故，由於是發生在中國技術標準最高的鐵路（該段是I級，是最高級別），暴露出背後的很多系統性問題。如果說，2008年膠濟鐵路死亡70人，是因為那條鐵路是臨時線，還可以理解，那這次溫州鐵路事故真是不可原諒了。

雷電令列車停下，停下的列車無法發出信號，提示後面的列車，這些都是很低級的技術問題，竟然發生在技術最先進的動車上，只能說明，問題是系統性的，而不是個別事件。

京滬、和其他高鐵的安全，真是令人擔心！

為什麼列車發生事故後，後備照明系統沒有啟動？難道沒有裝應急燈？為什麼玻璃砸不開，讓人無法逃生？

這些事情雖小，但正反映了，高鐵的設計者，在安全問題上，是如何的漫不經心！

溫州事故的死難者，主要是因為高架橋的緣故，從高處墜落，這說明高架橋的設計，是何等的危險。京滬高鐵一半路段是高架橋，還要趕工，趕及黨慶獻禮，何等兒戲。

以前曾經提過，鐵道部從來對廣深港線不感興趣，那時還以為是因為一些發展戰略的原因，現在想來，非常簡單，高鐵香港段很難撈錢，鐵道部自然不感興趣了！連鐵道部長都可以在招標上撈8億，那麼，那些機電系統，信號系統，其中上上下下的腐敗可想而之。

鐵道部第一時間把出事的車廂就地掩埋了，把上海鐵路局長撤了（估計過一段時間又會在異地任職，新的上海鐵路局長早前就是因為膠濟鐵路被處分的，現在又上來了），這些都很難挽回聲譽。

應該做的是全面的審查，甚至所有高鐵停開，人命關天，不應該是這樣糊弄過關的。

特首民望拾級而下 本是黨的理性期望

練乙錚



王光亞談挑特首條件干涉特區內政，港人口誅筆伐一點沒錯；但筆者認為，王所提三點，乃給梁、唐、范三位覬覦特首大位的候點人各戴一頂高帽誇獎一下而已，並無令某方特別得益。

王說的條件一，是「愛國愛港」。港人知道，這個有點拗口的外來四字熟語意即「愛黨」，此高帽切合三人頭形，但顯然是特別送給梁振英的，因為由他戴最富隱義。條件二，「要有很高的管治能力」。三人當中，唐英年管治經驗最豐，故這頂高帽給他戴，雖然尺碼大了點。條件三，「在香港社會有比較高的認受度」，這頂高帽，現階段送給民調領先的范徐麗泰最恰當。各人一頂，無分軒輊。


從江澤民「死訊」談起

然而，王氏說的條件三，包含一層深義，關乎今天共產黨在挑特首事上如何看待、特別是如何利用本地民意，坊間一般錯讀漏讀，值得在此詳細分析。論述此點，最好從周前傳出的「江澤民死訊」談起。

港人對這位常在鏡頭面前出洋相、因而有點人性味道、乃至娛樂價值的前任黨領導，不一定無半點好感。不過，河水不混井水，井中蛙王，對河魚而言，終是異物，談不上有真感情。然而，江、胡有隙乃不爭之實，故江何時死、死了沒有，能影響下一屆特首人選，港人因此關心。一般認為，三位候點人各自背後的人脈幫派關係十分重要，唐氏既親江，江不死則唐上位。這種看法失諸粗淺。

筆者現提一個不同觀點：江、胡對特首的功用有不同理解，挑怎樣的人或哪一個上位，由是有所爭持；至於各候點人與江、胡兩派的關係深淺，倒非關鍵，反正誰當特首也須完全聽命中央，言談舉止，遠近皆在黨的視線之中，巨細無遺。

幾乎已可蓋棺論定，胡乃過渡人物，作用僅在於把政權從第一代革命領導群（毛、鄧、江等）手上，穩當傳到第二代太子黨手上。胡本身並無堪足稱道的實踐建樹，迄今重大成就只有兩個，即搞好京奧、築牢綠壩；前者是形象工程，後者乃實質維穩，一個表，一個裡。

理論方面，所提出的「建構和諧社會」口號，與近十年來日益惡化的社會矛盾完全脫節，不啻天方夜譚。其剛毅木訥形象，到頭來不過反映必須謹小慎微，似台灣當年替老蔣傳位小蔣的過渡總統嚴家淦。

江搞革命出身，手筆比胡大，他可以一聲號令破天荒讓資本家入黨；他有膽在所有高幹及家屬（包括自己家屬）與中外資本家拉幫結派成為既得利益之時，指中國社會「有可能」出現一個既得利益階層；他能駕馭黨內不同派系，若非所願，起碼不會讓諸如薄熙來等的一方勢力，把未經批准的政治運動如「唱紅歌」一直由地方搞到京畿。

兩代黨領導的格局大小，亦可從江、胡各自委任了什麼樣的香港特首看出。董建華無管治經驗而主有為，江敢委任他，而且給他相當大的活動空間；曾蔭權有管治經驗而不敢為，胡才委任他，並只准他接「柯打」，利用自己的高民望，替共產黨在香港辦一些他力所能及、卻是共產黨不能輕易辦到的「好事」（如堵五區公投之「漏」），以後少給北京添煩添亂，而已。

從另一觀點看，結論也是一樣。江、胡交替之際，正是北京眼中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之時。九十年代，大陸經濟欲飛未起，江氏對特首有期望，要求這個人能把香港搞得比港英年代更好，不但讓國人揚眉吐氣，還能繼續帶動大陸經濟騰飛；因此，他更須要找一個懂得領導、高瞻遠矚有氣魄的人，於是找了董建華。

符合代際演化律

2000年後，大陸經濟已經走上大直路（發展經濟理論有所謂「turnpike theorem」，turnpike的引申義便是「大直路」，意謂發展中地區經濟一旦走對頭，上了大直路，自會風馳電掣，「想窮都難」，起碼到達中等發展水平為止），香港對大陸經濟而言，不再那麼重要，胡氏只須挑一個格局小一點的施政特首當爛頭卒便成。

胡重視特首上台之前的施政經驗，以及民望的質和量，因為那是當政後的政治本錢；起點政治本錢愈多，之後愈能花這種本錢為共產黨在香港幹「好事」。而且，只要肯幹這等「好事」並幹出成績，哪怕民望最後跌精光，對共產黨來說也是極好的，就怕一些港英時代舊電池做滿兩任特首一「事」無成而民望高企全身而退！

換句話說，特首的起點民望重要，因為有使用價值，終點民望並不重要，因為再沒有使用價值，太高了不僅是一種浪費，甚至還可能是有害的（特首民望如此拾級而下，實際上是數理控制論應用在胡所處的主客觀條件下的揀選特首，以及操控他辦「好事」的最優方案特徵，故此方案堪稱「胡氏優選法」）。

明乎此，港人萬勿捉錯用神，以為曾蔭權民望拾級而下，足令胡氏臉上無光，反映點錯了人；此觀點完全錯誤。怕自己揀的特首不成大器、令自己臉上無光的，是江澤民，所以當年才對着不識好歹敢問欽點的女港記一再駡街。胡不怕曾的民望下跌，因為那是要他多辦「好事」的必然結果，早已算入成本；他現時怕的是曾的政治本錢損耗殆盡卻「堵漏」不成。

江、胡上述分別，完全符合古今中外專制政權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第一代是魅力領袖群，搞強人政治，以後的逐步失去特色，一蟹不如一蟹，最終只能「集體領導」。

第二代的習近平，時或說話令人則目，但不過是流露太子習氣，並非源於魅力和自信。觀其履歷，最亮點僅是受「負祖蔭」所累，文革時吃過一點黨內鬥爭的苦頭而已；這個妥協領袖，眼界胸襟難免比胡氏更低更小，受其他來頭更大的太子黨集團左右，上台後的政治行為勢必比胡更「不踰矩」。

再用「胡氏優選法」

明年初，若江已經不在，則習上台後，肯定沿用「胡氏優選法」挑香港特首，即在幾個政治及格的候點人當中，首挑民望最高、本錢最多那個；被點者須藉高民望盡力為共產黨在香港多辦「好事」，務求剛好在任內最後一刻把民望本錢有效消耗淨盡，無半點浪費；如此周而復始，五十年不變，直至「好事」做盡。期間，共產黨理性地不期望特首可於任內保持民望不大跌，因為那根本不可能。「胡氏優選法」因而是源於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期望論」（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的中港政治版。

按此道理分析，目前已經浮出水面的幾位候點人，可得什麼結論呢？

論民望，范徐麗泰目前最高，但完全脆弱。這是因為她回歸後的民望不源於施政經驗，而僅僅來自主持立法會時的程式公正；這種公正，偏偏是她當上特首後，一天也不能維持的，因為當權少數派需要特首處事親疏有別，才能在「六四黃金律」之下保持此等少數派的實質當權地位。

如是者，范徐氏上任後的政治面目很快打回原狀，民望和親和力隨之化為烏有，其後能替共產黨辦「好事」的本錢遂等於零。她曾意有所指，提出下任特首必須推動「二十三條」立法，而自己只求當一屆特首為之「盡地一煲」，但此事她絕對辦不來，共產黨當然明白這個；這是她的致命傷。

唐英年的施政經驗量多而質低，兼乏基本政治智慧，以致近年民望從較高處滑落，不斷尋底，在關鍵的未來票源即年輕人當中，以他聲望最劣。若由他當特首，起點民望低，儘管有商界和中產擁躉，但總的來說，不比范徐氏優勝，試問又如何能有豐厚的政治本錢去花，扶正後替共產黨多辦「好事」呢？

至於梁振英，在商界有關係而無血緣，底子遠較唐氏薄弱，施政決策經驗掛零，共產黨委託他出任兩朝行會召集人自有原因，但如此「黨委」，依然不過智囊角色。打個比喻說，一個無駕照的人不知怎地當上教車師傅，坐在司機旁位指東點西好像頭頭是道，但並不等於他能開車，因為給意見和作決策，需要很不同、乃至相反的心理素質。

多年來，若梁氏願意，早可取得一官半職，累積不少決策經驗，但他通通回避，寧可誇誇其談天天出版大塊頭文章卻不幹實事，顯然信心有問題怕出錯。年來他扭盡六壬靠近民粹，試圖擺脫地產霸權利益分子色彩，但其背後最大支持依然來自地產界，洗底沒可能。論民望，他依然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一件負資產，一旦上台，社會馬上鬧翻天，遑論靠他替黨做「好事」；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有這個政治本錢。論優點，他意見多而智囊班底厚，最合當中策組首顧。

假如江澤民多坐一會……

結論是，若按民意本錢多寡定奪，北京心目中的理想特首還未浮現，最終找一個民望較高的前任或現任公務員、公職王或局長上位，遂大有可能，亦非太難。

當然，如果江澤民可以「多坐一會」，並且還能左右大局，則情況大不一樣。他依然會點一個他比較看得起、有多年決策經驗、高瞻遠矚、有魄力的人當特首，而且此人必須在起點上看起來比1997年的董建華還優秀，他才會認為有望擔起重任而不辱命。

上述三位候點人，一個也不入流。但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唐氏縱乏能力，以其施政經驗及講上海話的關係，獲點中的機會還是較高。若另有愛國愛港能人願意候點，則唐氏玩完。江決不希望再上演一齣「腳痛下台」劇；人脈關係斷不如身後名重要。

如果江澤民「不坐了」，則在此年頭時勢，最理想的特首——起點民望最高、胸無大志、卻願以一己政治本錢為黨做「好事」者，已經出現過，他就是曾蔭權。可惜，一蟹不如一蟹，似乎也是特區領導人的代際演化律。退而思其次，為黨辦「好事」，一人政治本錢不夠，可集多人，即搞「集體領導」。此說近日已然出現，並據說付諸實踐；而坊間流傳的「三位一體」論、「鐵三角」論，庶幾也是這個用意。

在香港不買樓了

陶冬



當匯豐銀行將按揭利率上調至Ｈ＋2％，筆者便意識到香港樓市在本週期的分水嶺已隱然若現。這不代表今後房價再無升值空間，不過風險回報比的天秤已經向另一方向傾斜。　

筆者自2009年起，便大聲呼籲買樓，因為香港的銀行體系並未受到金融海嘯的重創，卻沾了聯儲量化寬鬆政策之光。中國經濟亮麗，流動性過剩。今天筆者則認為除非需要結婚，投資性買樓的安全窗口已大致關閉。　

你可曾知道，香港的外幣貸款正以60％以上的速度增長著？中國實施宏觀調控，流動性驟緊，加上人民幣升值預期，令內地企業在港申請外幣貸款個案大幅上升。這些貸款的主體和使用地與香港無關，一般港人亦感受不到，卻直接影響著香港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和銀行的存貸比。由於貸款渠道多了，銀行便無需在本土按揭這條華容道上拚死減價搶客，於是HIBOR按揭的折扣便迅速縮減，實際利率上升。

簡單而言，在貸款需求上，香港與美國出現了分歧。其結果是在政策利率不變的情況下，香港的商業貸款利率自行上漲。當HIBOR按揭升至加2%時，HIBOR按揭與Ｐｒｉｍｅ按揭的借貸成本大致看齊，銀行會逐步減少同業拆息下的新造貸款，鼓勵以優惠利率作為按揭的基礎。在此之後，筆者甚至不排除Ｐ－ｘ％中的ｘ％折扣也會下降。其背後折射著中國中小企業、開發商資金短缺、香港銀行願意借錢這一事實。　

從租金成本與按揭成本的比較看，目前買樓仍然比較划算。不過供樓是長期的財務承諾，如果按揭利率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升150-200基點，租樓便顯得更便宜、更安全。與1997年時相比，香港整體社會在物業上的槓桿比率並不高，供樓負擔不過44-46%，這就決定了當年跳水式房價暴跌重現的可能性不高。而且，按揭成本上漲了，儲蓄利率並未上調。在通貨膨脹節節上升之時，還會有銀行儲蓄進入樓市（相信速度已經放緩），也使目前的房地產市場仍有上升的衝動。　　

然而，全球範圍內流動性回收已經啟動，利率上升只會有力度之爭，方向是肯定的。對於香港樓市，重要的不是聯儲何時加息，而是市場的加息預期何時升溫。加上中國經濟通脹高燒不退，增長風險隱現，資金流出香港的風險已不容低估。流動性見頂、利率見底，這個大趨勢是無庸置疑的（除非美國經濟再次探底）。　

在政策退出之外，筆者還擔心市場上爆出「黑天鵝」事件。歐洲債務危機、美國地方債困境、新興市場泡沫、中國房價下跌、美元轉向等均存在著重大的風險，在今後12個月內其中一至兩項爆煲並非小概率事件，由此隨時可能觸發突然而強烈的資金去槓桿。　

支持香港樓價的一大利好因素，是北水南下源源不斷，中國資金買房意欲旺盛。在經濟環境、勞工環境變化後，中國已經出現第三次移民潮，而且是資金主導的移民潮。香港的法治社會、基礎設施與相近的人文環境，令本港始終是內地資金轉移的首選。內地房市限購令，也將熱錢擠向香港尋求投機機會。

房市與股市不同，它的週期性起伏更加鮮明，更受外圍環境的影響，資金成本與槓桿水平對市場價格更是主導性因素。順週期操作很容易，在房市上試圖逆市賺錢則遠比在股市逆市中買好股賺錢更難。　

在一個瘋狂的牛市中預言頂部到來的確切時間，往往不得要領，因為市場本身已變得不理性。不過牛市尾聲時，資產價格雞犬升天卻是共通的徵兆。筆者無從預言香港房市在今後幾個月會不會還有一輪升浪，不過相信三年後的房價一定低過今日。大浪淘沙，讓資產在市場洗禮中顯出優劣吧。

請給我們一個“中國夢”

郎咸平



去年有人出了一個報告，說中國有1/3的GDP是隱性收入，數位高達9.26萬億。你能想象到的灰色收入可能都在裏面。“夜總會小姐唱個歌也能創收好幾倍”，我們是這麽看問題的，你知道嗎？各位想想看，一個社會如果成了這樣，你不感到痛心嗎？所以9.26萬億已經不是灰色收入的問題了，而是說整個社會在改變。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出來了。這個隱性收入代表的是什麽？是整個社會的階級固化。《人民日報》去年登了一篇文章，我覺得寫得非常好，也非常讓人痛心。說的是在封建時代，整個社會是上下流動的。六部官員哪里來的？貧窮子弟十載寒窗，考上秀才、舉人，進士及第之後一步步升上來做官的。這個歷史傳統到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今天辛辛苦苦念完北大、清華、復旦出來，薪水一個月兩千塊，還比不上夜總會小姐。這對於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顛覆有多大，你知道嗎？過去是透過所謂寒窗苦讀來出人頭地，今天靠什麽？投機倒把。今天的問題，我覺得最基本的根源不是人心變得壞了，而是整個社會階級固化的結果。我們的年輕人再沒有出頭的機會了。我請問你，80後、90後，你們大學畢業的時候你想做什麽？你找到的工作，兩三千塊一個月，而且搞不好還要做一輩子。當你對整個社會的階級固化感到絕望的時候，前面說的現象自然而然就産生了。你會發現灰色收入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搞不好你就沒有房子、沒有車子，老婆都娶不到。那灰色收入怎麽來呢？那就是晚上經常到夜總會，上電視非誠勿擾，等等。灰色收入是階級固化的一個必然結果。

如何解決階級固化？一定要給老百姓機會。爲什麽很多人願意去美國留學，甚至願意留在美國，爲什麽？你覺得美國好嗎？美國不會比中國精彩，我就非常不願意到美國生活。但是美國有一點值得我們學習，那就是美國政府可以非常驕傲地告訴任何人美國夢。像奧巴馬這樣父母離異的黑人也然當上了美國總統。他任命了一個商務部長駱家輝，是第三代移民，父母是從在餐館洗盤子開始的。還有朱棣文，也是留學到了美國之後留下來的，最後成了能源部長。你知道這是什麽意思嗎？奧巴馬你什麽身份？朱棣文、駱家輝你什麽身份？完全沒有家庭背景。你們憑什麽成功啊，就是因爲美國社會給了每一個人美國夢。什麽叫美國夢？不是給你更多的薪水，不是給你一個灰色收入的空間，而是什麽呢？給每一個人希望。你只有給每個人希望，每個人才有創業的機會，才有這種激情能夠把每一份事做好，因爲他有一個夢，他認爲幾十年之後他可以變成奧巴馬，他可以變成朱棣文、駱家輝。你覺得今天我們中國有這種機會嗎？年輕的朋友，你們去公務員團隊做事，你覺得你可以到朱棣文、駱家輝的水平嗎？有這種可能嗎？沒可能。

所以我想通過灰色收入告訴我們老百姓一句話，灰色收入跟這一切的問題所象徵的是我們缺乏中國夢。如何改變社會的結構？讓這個社會每一個老百姓都有個立足點的平等？在這個立足點平等之上，每個人憑著個人的聰明才智，爭取到你所能爭取到的最高境界？其實這並不難，只是我們目前的政策推動都不朝這個方向走。我們沒有給這個社會建立起一個好的價值觀。

老百姓不再感覺到有中國夢了。中國夢有多重要，你知道嗎？我們每年稅增長20%以上，這些錢如果能用在刀刃上的話，就能夠幫助老百姓完成中國夢，你知道嗎？我們浪費這麽多錢做了什麽了？我們用在各地大規模的低效率的基礎建設上，搞的各地財政是連年赤字，甚至還不起錢都有可能。你沒有替老百姓創造一個中國夢，低效率的浪費掉錢了。各位，我尤其想告訴我們官員，你知道最讓我痛心什麽嗎？投資的失誤。這種投資的浪費，是千億、萬億的浪費。如果當初肯聽我郎咸平一句話，四萬億你不要投給什麽基礎建設，你給我們所有民營企業三年免稅多好，想想看，他們負擔了全中國90%的雇傭量啊。你三年免稅了，赤字怎麽辦呢？財政窟窿怎麽辦呢？我告訴你，國有企業不准搞房地産，像什麽中糧，你不搞糧食你搞什麽房地産，不務正業。這些國有企業不准做這種旁門左道的事，你所有利潤全部上交，不准買地皮，全部補充財政窟窿。三年免稅，各位曉得能創造多少財富嗎？這個免稅你曉得有什麽用處嗎？這是中國夢的一部分啊。

你的財政收入投到正確地方之後，大家發現投資企業能夠賺大錢，很多人就願意在這方面發展，而不會說投資環境那麽惡化，又不賺錢，乾脆炒樓、炒股算了，是不是？各位想一想，這樣子是不是對的呢？今天我們這一切問題，是我們缺乏中國夢。灰色收入等等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靠什麽解決？這需要靠一個更優良的稅收的使用來解決，給每一位朋友創造個中國夢。

中國「收水」港樓市乾塘？ 北水強弩之末？

黃元山



香港樓按加息，並非因為銀行水緊，而是反映內地政府「收水」，一般內地企業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融資緊張，被迫轉戰香港。香港在發展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同時，打通了中港兩地的金融連線，使內地企業可以透過「內保外貸」方式，用內地企業的資產作為抵押，透過相關香港企業拿到貸款以作融資，甚至去買房地產。在內地積極收水以控制資金過剩時，香港金融市場提供的廉價貸款，彷彿成了內地企業的太平門。不少內地房產商利用新興的「點心債券」，趁市場憧憬人民幣升值，成功以低息集資。內地一直擔心的金融安全，噩夢彷彿成真，香港不但沒有成為防火牆，反而成為內地貨幣緊縮政策的缺口。中央政府當然關注此問題，故香港金管局也不斷就本港的貸款增長發出警告。內地堵塞政策漏洞有前科，之前不少房地產商透過銀行的理財產品，從信託機構獲得融資，變相繞過銀行監管機構的緊縮政策，這個缺口去年開始已經被堵塞。所以，有理由相信中央是有決心和有能力，去堵塞香港的「滲水」缺口。內地開始缺水，內地的離岸資金可能就要班資回朝。

資金逆轉勢惹波動

傳統智慧相信，如果美國加息，資金會流走，香港樓市便會回軟；但美國不加息，香港樓市是否就可以一直向上？這是假設聯繫滙率，令香港的貨幣政策只會受美國的貨幣和利率政策影響，但從「內地收緊貨幣政策，反倒拉高香港的按息」這個例子，清楚看到香港的貨幣和利息，同樣受內地的貨幣政策影響。資金不一定流回美國才會影響香港的樓市，如果資金流回內地，對香港的影響同意深遠。香港大幅提高印花稅後，內地資金集中在一手樓市操作，進一步扭曲了一手和二手市場的關係，一旦資金流逆轉，應會引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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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幾天的報紙頭版，都是關於香港一手樓盤如何好賣，當中自然是以內地買家為主導。但有趣的是，打開內頁，卻有不少關於內地商人和企業融資緊絀的報道。只看頭版，讀者可能仍然有「內地人的錢永遠都用不完」這個錯覺。不過，一手樓盤就算有多好賣，亦只有幾百個、幾千個單位，整體的成交已經不斷的萎縮；特別是自從樓宇特別印花稅（SSD）實施後，二手樓供應減少，把投資/投機者推向一手市場，卻使整體成交明顯減少，造成所謂的「乾升」現象。而「乾升」，亦增加了市場波動性的風險。

收水措施陸續有來

當然，我不會低估內地資金的充裕程度，因為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樓市，已變成一個全國十多億人的市場，只要其中幾個百分點的富人南下來香港買房子，已經很厲害；而且，在過去十年，民間已經製造了不少財富，有不少人擁有充裕的儲備。不過，我們也不應低估內地資金本身的槓桿成份（一個蓋幾隻鑊），用畢菲特的說法，即是「水退的時候便知道誰沒有穿泳褲。」所以，近期有不少關於內地資金緊張的報道，如有溫州生意人要付10厘的一個月短期借貸利息，甚至有說年利率高達240厘；而且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明顯拉高，隔日拆借利息達5厘。銀行體系的資金短絀，可能是比較短暫性，但中小企和個人的借貸融資緊張，卻不容忽視。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內地的通脹甚麼時候到頂，任志剛預期可能有機會見6%，如果是真的，內地收水手段便陸續有來，現在已開始有聲音出來「叫救命」，警告中央可能「過份調控」。無論中央會否「過份調控」，內地收水是一個必然趨勢。上個禮拜我寫過，內地收水，香港樓市有機會受影響，因為內地企業在香港借貸，搶貴了香港的按息，由H+0.5厘，到現在的H+1.5厘，雖然H沒有變，但按息加1厘已經使供房負擔比率增加10%。另外，內地在香港由「放水」變「吸水」，無論中央會否斷了這條「吸水」的太平門，內地企業融資將會繼續緊張。

民之傷，民之淚

時寒冰



行政對菜價的強力打壓，終於産生明顯效果：菜價暴跌，菜農哭天無淚，一些青菜被迫丟棄。有關部門表態幫助農民賣菜，但他們解決這一問題時的能力，顯然不及當初打壓價格時生猛。

我詢問了家鄉的情況：化肥比去年上漲20%多，種地成本大大增加。所有菜農全部虧得血本無歸。今年嚴重乾旱，我家裏的那點土地已經澆了幾次水，且不說這些成本有多少，這仍不能阻止糧食減産的大趨勢。我父母的估計是，今年要減産30%以上，澆水少的，減産會更多。在我的故鄉，一個最直觀的結果是，往年賣糧食的，今年都不敢賣了。

但是，物價上漲無火如荼。農民的收入低，根本無法維持。在我的故鄉，60歲以下的人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他們必須通過這種方式來維持基本的生活。

母親對我說：“如果不是你們兄妹三個都有工作，我和你爸都去打工了。”

……

不知道該如何表達我的心情！

即使到了這個時刻，當我坐下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刻，我仍不能控制自己的悲傷……不能自抑……
我的父母親已是60歲以上的人……

在我的故鄉，那麽多如同我父母親一樣的人，在外打工，甚至逃荒要飯。在經歷幾十年的發展後，那塊生我養我的土地，依然在親歷苦難。我無意對歌舞升平的氛圍添堵，只是想說，在一個遙遠的我很熟悉的地方，那裏的情況與電視畫面中的情景，是有天壤之別的。

在中國，基層的農民很難有話語權，他們的利益訴求無人問津。鮮有人代表他們說話，包括那些被冠以農民代表的人。農民被高度邊緣化。沒有人有求于農民，因爲，權力是衍生而來，與他們無關，因此，權力持有者無需討好農民，最多給他們來一點生動的表演，安撫一下他們悲涼而無助的內心。

由於至少制度性保障，糧價、菜價上漲，中間商、距離權力最近的人，獲利豐厚，農民只是賺取最微薄的一點；當糧價、菜價下跌，中間商、距離權力最近的人，消失得無影無蹤，農民受損最重。

民之傷正在於此。

農民所遭遇的問題，不僅僅是民生問題，當他們雖勤勞一生而心無所歸之時，糧食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當民生話題不斷引起一些人越來越強烈的反感時，我不得不從一種很理性但也很冰冷的角度去談這個問題。

我想說的是，一切因都將收穫對應的果。

蔑視民生的結果必然是被民生所蔑視。

如果說，2010年三季度後的糧價、菜價快速上漲，經過這次組合拳的打壓還能有效的話，那麽，在下一個時間點，幾近用盡的行政力量，又將如何應對更瘋狂的物價上漲呢？

中國3月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餘額已經高達驚人的75.81萬億元，這是一切物價上漲的根源。

如果不對貨幣的供應量加以控制，任何對物價的所謂打壓，只能是以犧牲一部分民衆的利益來滿足另一部分民衆的利益，而不能真正做到公平。打壓菜價如此，加息亦如此。2008年上半年6萬家規模以上企業倒閉的情景正在被複製。靠高利貸維持運轉的民營企業在加速走向困境，至於那些靠借美元債務維持的企業，更是在快速走向不歸之路。

儘管，都知道抑制貨幣迅猛的供應是唯一有效的選擇，除此之外的一切手段都不可能産生實質性效果，但龐大的政府主導的投資已經全面鋪開，貨幣供應又怎麽可能受到抑制呢？

當75.81萬億元的數位公佈出來，我第一次感動了強烈的震撼，同時，升起對貨幣高速貶值的本能的厭惡。

我擔憂的不是個人購買力的下降，而是我們這個龐大經濟體未來的命運，因爲，以上所有的這一切因素和大家都懂的因素，都在指向一個方向，一個結局。這是作爲趨勢研究者比較痛苦之處。提前看到了結果，而無任何改變之力。很多人說我悲觀，可是，如果您也看到了趨勢的演變，就會知道，我已經是何等的樂觀！

中國能夠實現自我救贖的唯一路徑是藏富於民，只有藏富於民，民衆才有足夠的消費能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內需屢拉不動的根本問題，消化過剩的産能。只有藏富於民，才能彌補保障缺位留下的巨大缺口。只有藏富於民，中國才能真正具有實現自我修復和抵禦未來危機的能力，才能真正保持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和諧。這也是近年來我一直苦苦呼籲的原因之一。

但現在，我越來越覺得無話可說了。

有關部門還在爲個稅免征額的問題討論，在討論中把時間繼續後移。個稅起征點的提高對民衆不是一種施捨，而是權力者自己實現自我救贖的修補性方式。

在物價持續飛漲，繼房價之後，房租又連續上漲的現象讓無數人心神難安的情況下，有關部門還在盯著工薪階層一點可憐的工資不放手，他們在個稅起征點上的吝嗇和冷血，讓我感到難以遏制的憤怒。我在《中國怎麽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一書中寫過：“1981年職工平均工資約爲每月60元，而起征點爲800元，大約爲月工資的13.3倍。如果比照1981時的比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法，把起征點定爲24600元以上才更具有合理性，才不至於淪入兩年不到起征點標準就顯得過低的困局。”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把個稅起征點正式由之前的800元，提高至1600元。而2006年1月1日時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餘額爲29.88萬億，現在已經是75.81萬億元！民衆都能切身感受得到，現在3000元的購買力遠比不上2006年1月1日時的1600元！

而當下，竟然還在爲3000點的所謂起征點提高而苦苦討論。有關部門擔心由於個稅起征點的提高（確切表述應爲免征額的提高），影響了對社會保障的投入，這是最可笑的一個藉口。把財富直接留到民衆手中，是沒有任何損耗的，而徵稅再用到社會保障的過程中的巨大損耗，哪里會有直接藏富於民、惠及民生更有效率？

雖然，我越來越覺得無話可說，越來越不願意講話，但與很多人一樣，我的心不是靜止的，我的血也不是冰冷的。有關部門不要把民生當作一種施捨，這不僅是一種可恥的無知狀態下的情緒錯位，更可能將自己推向絕境從而喪失解決問題的僅存的爲數不多的機會。

民之傷，不僅僅是民之淚。

願蒼天垂憐弱者！

---該日誌已被ZF隱藏

QE2.5淹至 美風起雲湧

黃元山



周三，聯儲局主席伯南克首次在議息後舉行記者會，希望增加運作的透明度。一般報道都覺得沒有太大驚喜，伯南克只是重複之前幾個月的論述：如重申他會如期完成QE2；不排除有QE3，但暫時看不到需要；否認QE引發了石油和食物的價格上升，認為油價只是反映供求關係，是短暫性的；他對美國經濟前景仍然只是審慎樂觀，就業和樓市仍然疲弱；預期寬鬆的貨幣政策會維持一段長時間；認為美元的弱勢只是短期的市場波動，長遠他支持強美元政策。

市場關注的，是伯南克是否會如期完成QE2和會不會推QE3，但較少留意到，其實他前天已經宣佈了QE2.5。回想去年初，第一輪QE大致完結，當時很多人預測聯儲局會退市，息率會飆升。不過，2010年8月，由於歐債危機越演越烈，伯南克宣佈了所謂的QE1.5，就是當債券到期後，會把回籠資金重新投資，使聯儲局所持的債券總量不變。當時QE1已經完結了，所以新一輪買債不算是QE1；但由於聯儲局所持的債券總量不變，所以也不算是新一輪的QE2。情況一直維持至11月，由於美國經濟實在太羞家，被迫要進行QE2。訴說歷史，是要說明之前QE1完結後，隔了半年，伯南克才推QE1.5；但今次QE2還未完，他已急不及待告訴大家會在QE2完結後，立刻開展QE2.5：把債券到期後拿到的本金重新投資，維持聯儲局債券總量不變。


QE3出台不遠矣

QE2.5已經來到，QE3還會有多遠呢？ QE2.5的來臨，顯示了伯南克繼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的決心，這個宣示，比任何議息聲明的字眼來得更實在更具體。雖然如此，美國政治現在風起雲湧，主要是針對民主黨政府是否審慎理財，可能會稍微拖慢伯南克印銀紙的速度。

經濟過熱 中國2013年硬着陸

Nouriel Roubini



最近我先後兩次踏足中國，恰逢政府啟動十二五計畫，以重新調整其長期增長模式。而這兩次訪問，使我更加深信，中國的短期和中期經濟狀況之間，存在著可能影響穩定的潛在衝突性因素。

中國經濟目前已經過熱，但再過一段時間，當前的過度投資，將引發其國內乃至全球的通貨緊縮；一旦不斷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無以為繼─這很可能在2013 年發生─中國經濟的發展就可能嚴重放緩。

可見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應當關注的不是如何確保在當前實現軟著陸，而是經濟發展可能在五年計劃後半段，出現嚴重受阻的問題。

雖然新計畫也像上一個五年計劃那樣，宣稱要增大消費佔GDP 的比例。但對政府來說，政治阻力最小的做法依然是維持現狀。公開發布的新計畫細節也顯示：經濟的增長依然要仰仗投資（包括興建公共住房）來支撐，而不是以實施更迅速的貨幣升值，面向家庭的大規模財政轉移支付，稅收和/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解除戶口制度限制以及放寬財政管制的方式來實現。

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都是靠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和弱勢貨幣來實現增長，並因此催生了極高的企業和家庭儲蓄率，以及對淨進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設施，房地產以及來料加工和出口部門的生產能力）的依賴。

當淨出口金額從2008 至2009 年度的佔GDP11%，下降到5%的時候，中國領導人的應對措施，就是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 的比例從42%拉高到47%。

憑藉著爆發性的固定資產投資，中國得以擺脫了2009 年日本，德國和亞洲新興國家所遭遇的嚴重經濟衰退。但固定資產投資佔國內GDP 的比例，也因此進一步上升到2010 至2010 年度的近50%。

這就暴露出一個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擁有足夠的發展速度，足以在將50% 的GDP 重新投資的情況下，最終避免遭遇巨大的產能過剩，和令人憂心的不良貸款問題。中國內部到處充斥著在實物資本，基礎設施和不動產方面的過量投資。在一個訪問者眼中，證據就是那些光鮮靚麗卻旅客寥寥的機場和高速列車，通往偏僻之地的高速公路，數千座高大的中心城鎮和地方政府建築，空無一人的新城區，以及被迫關閉以避免引發全球價格下跌的嶄新鋁冶煉廠。

商業和高級住宅方面的投資早已過剩，汽車的產能即便在最近的銷售熱潮中也已經過量了，鋼鐵，水泥和其他製造部門的產能過剩問題也在不斷惡化。在短期內，這場投資繁榮將刺激通貨膨脹，這是源自于其高度資源密集型的增長特點。但過剩的產能將無法避免地帶來嚴重的通貨緊縮壓力，而製造業和房地產部門則首當其衝。

中國大概會在2013 年後遭遇一場硬著陸。事實上所有與過度投資有關的歷史場景─包括在1990 年代的東亞地區所發生的一切─都會以一場金融危機和或長期的低增長來謝幕。如果要避免這一命運的話，中國需要降低儲蓄率，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削減淨出口佔GDP 的比例，並刺激消費所佔的比重。

但問題是中國人之所以樂於儲蓄而不願消費，是有其結構性原因的。而要扭轉這一過度投資的誘因，可能需要整整20 年的改革。

對於高儲蓄率的傳統解釋（缺乏社會安全網，有限的公共服務，人口老化，消費信貸的不發達），只是這一迷局的其中一部分。中國大陸地區的消費者並不比香港，新加坡和臺灣等地的同胞更傾向于儲蓄─他們都同樣會將大概30%的可支配收入存起來。但最大的區別在於家庭部門佔中國GDP 的比例小於50%，因此也只給消費留下了一個很小的空間。

人民幣弱勢保護出口

中國實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將大量收入從政治上處於弱勢的家庭轉移到了強勢的大企業手裏;弱勢的人民幣使進口商品變得昂貴，降低了家庭購買力，卻保護了那些出口型國企並增加了出口商的利潤。

面向家庭的低存款利率和面向企業和開發商的低貸款利率，意味着千家萬戶的巨額儲蓄實際上的是在賠錢，而國企的貸款成本卻是負數。這就產生了一個強大的過度投資誘因並意味著從家庭向國企的大規模轉移支付─倘若這些企業以市場利率貸款的話，肯定是要虧損的。

此外，對工人的壓榨，也導致工資上升的幅度，遠遠低於生產力的增長速度。

如果要放寬對家庭收入的限制的話，中國必須讓人民幣更快地升值，放開利率管制，並大幅增加工資。更重要的是，中國要麼必須將其國企私有化，讓這些企業的利潤能轉化為家庭收入，要麼像這些企業徵收更高的稅收並將這些財政收入轉移給家庭。事實上，除家庭儲蓄之外，企業部門（大部分為國企）的儲蓄─或者說保留利潤─已經佔到了GDP 的25%。

但增加家庭佔總收入比例的舉措，將產生極大的破壞效應，因為這會導致一大批國企，出口企業和地方政府破產，而這些又是在政治上很有權勢的部門。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中國只能在這個五年計劃中，繼續增加投資。

繼續沿著這條投資導向的道路走下去，將使已經暴露出來的製造業，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產能飽和現象進一步惡化，並將在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無法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加劇未來的經濟放緩。但直到領導層在2012 至2013 年換屆之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都將繼續在罔顧巨額未來成本的情況下維持一個高增長率。

作者為魯賓尼全球經濟研究院（www.roubini.com）主席， 同時也是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以及CnisisEconomics 一書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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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hina becoming Japan in the 1980s?



Let's talk about a boring topic today – China's inflation.

Even if you have only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economic news, you have probably noticed that the topic of rising prices in China has come up again and again in the media. Indeed, for the past year, it has been a grave concern for Beijing to tame inflation in the country .

The latest economic data released last week didn’t ease the concer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surged 5.4 percent in March from a year ago – higher than the 4.9 percent in February and market consensus of 5.2 percent – indicating a worsening trend.

So it comes as a remarkably contrarian voice when somebody suggests that China could be heading toward deflation, instead of inflation. Especially if it comes from the prescient Dr Nouriel Roubini, you'd better take heed.

In his usual alarmist manner, Dr Roubini, nicknamed Dr Doom, said in his article “China’s Bad Growth Bet” that China’s “current overinvestment will prove deflationary both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over time. He is predicting this will happen most likely after 2013 and China is “poised for a sharp slowdown”.

His rationale is simple –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in China is unsustainable and will backfire eventually. China always has a high level of investment but it got even high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China struggled to maintain its near double-digit GDP growth rate after the crisis, it boosted its fixed asset investment to fill the void from collapsing trades. The share of fixed investment in GDP has risen to nearly 50 percent this year from just 42 percent before the crisis. As Roubini rightly pointed out, no country, even China, would be productive enough to reinvest half of its GDP without facing enormous overcapacity and non-performing loan problems. Such worry is not groundless. In fact, we can find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 now and Japan in the 1980s.

As a result of heavy lending and inflated asset prices,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a large share of GDP in Japan during the 1980s. The figure was 31 percent in 1988-1990, already a pretty high figure, but China’s figure is still much higher.

Both China and Japan have relied on export-led growth. With the strong surplus in the external accounts, their currencies should normally appreciate. But for whatever reason, both governments have tried to hold down their currencies by explicit or implicit interventions. The result is massiv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and asset bubbles due to the liquidity injected into the system through currency interventions.

Bank loans were also pivotal in driving investment booms in both countries. Bank lending was growing faster than nominal GDP growth for both of them. What made things worse was that lending decisions were not based solely on commercial merits. In 1980s Japan, you had zaiteku, which means “raising profit by utilizing capital for securities investments, real estate and the like”. Intercompany loans between related companies allowed companies that otherwise would not have easy access to bank credit to borrow money cheaply. As re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ran out, money flowed into real estate and other asset markets, fuelling bubbles.

A similar scenario is starting to surface in China.

Some would argue that China’s GDP is still growing strongly so we should not get caught up in the scaremongering tactics of those doomsayers. The strong growth of GDP, however,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why an eventual collapse seems inevitable. As investment now accounts for nearly half of China’s GDP, the repercussions could be huge when those investments turn sour. China’s obsession with GDP may prove fatal when people realize the money that has been spent during the boom years went into building bridges to nothingness or ghost towns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Perhaps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ears the most is not the country will turn into Japan in the 1980s but rather into itself in the 1980s. Driven by market-liberalizing policies, China enjoyed strong economic growth in that decade. But high inflation, like current one, plagued the whole country. Inflation spiked to nearly 20 percent in 1988 and 1989 before dramatically falling to 2.1 percent in 1990. Well, we all know what happened in 1989, don't we?

Jacky Wong is a Hong Kong-based analyst. He has worked at global investment banks and hedge funds in various roles including derivatives trading and equity research.

本港樓市將近見頂

羅耕



大假伊始，一連幾日，去旅行者，旅行去也。至於留港刺激經濟者，消費去也。能於最短時間消費最多，買樓是也。眾發展商故看準這個黃金檔期，大力推也。

然而，鋪天蓋地推銷下容易買錯，或是買多或是買貴，故長假正是荷包最危險時；尤是樓市，買家多用槓桿，十年八載前的負資產潮，應還記憶猶新。早已拼圖指出，樓價將於今年見頂。這非沒有基本因素：早有眾調查指樓貴程度（對比中位入息）全球排頭幾名，須知港人收入過去十幾年停滯不前；加上單位總數比住戶總數（連同流動住戶）多出廿幾萬，可見除大陸炒客外，本港樓市早已缺乏基本因素，急升都是乾炒出來。

大陸樓爆就是本港樓爆時。大陸樓市早已向下，港樓成交亦跌了半年，看來差不多了。

2011，我們的日子還會這麽難嗎？

郎咸平



2011年年初，我推出了新書《郎咸平說：我們的日子爲什麽這麽難》，上市之後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反響很大。《人物》 雜誌從讀者中徵集到了一些問題，希望我的回答能解決更多讀者心中的疑惑。


《人物》：您曾說過，中國人全球工資最低。但當有人建議給大家發工資時，便有專家說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這兩者之間有關係嗎？現在超量的貨幣有否體現在個人收入的增加上？

我：那些專家是照搬教科書上的理論：每年經濟産出就這麽多，比方說就100斤大米，而工資如果是100塊，那麽米價就在一塊錢一斤，這樣，工資如果漲到了200塊，大米還是那麽多，所以物價是兩塊錢一斤。這個理論放在歐美基本上是對的，因爲那些國家工資占GDP的比重非常高，這樣你漲工資等於沒漲，因爲東西還是那麽多，越漲工資，錢越不值錢，這樣會有通貨膨脹。
這理論的前提條件是什麽？國民經濟的大部分産出都被工資消費掉了。但是，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低的，就算老百姓工資翻一番，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力也不及政府舉債投資的五分之一，也不如天量信貸的十分之一。你想想看，我們的産能過剩這麽嚴重，各行各業都是嚴重的供過於求，而且什麽都漲，就是工資不漲，按照這些專家的理論，怎麽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呢？可是現實又如何呢？去年我提出警惕滯脹這個觀點的時候，還有某個經濟學家和我辯論，可是，現在連他自己都修改了自己的觀點。


《人物》：您特別主張藏富於民，您認爲主要應該通過何種路徑來實現藏富於民？

我：我最近提出一個“馬車理論”。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是國民經濟的兩匹馬，政府拿著稅收這條鞭子在駕車。現在情況是，國企不去拉車反而在車上增加負擔。政府不去養馬，反而用越來越重的鞭子加重負擔。2009年，財政收入和國企利潤占了GDP的35%。企業各種稅負有20多種，占稅前利潤的70%，全世界最重。以個人養老金爲例，薪水的8%要上交到個人養老金賬戶，同時企業要再交20%到社會統籌賬戶，這麽高的繳款比例卻並不是因爲真的給老百姓養老了，而是因爲養老金既有歷史漏洞，又有統籌和管理成本過高、投資收益過低這一系列問題。換句話說，稅收本來是再分配的過程，可是我們的稅收卻是收上來就完了，不是真正給老百姓花錢，不是公平地再分配給老百姓。藏富於民就是要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讓國企不再利用壟斷地位與民爭利。


《人物》：當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便會突出。您曾說窮苦人群開始絕望了。您認爲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是否會形成政治風險？應該怎樣避免這種風險？

我：我看到社會上更多的是無奈而不是絕望。

我最擔心的不是什麽政治風險，而是老百姓過得幸不幸福。央視每年進行“經濟生活大調查”，有一題是您對目前生活的感覺：很幸福、比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選擇很幸福的比率一直是4%左右。選擇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斷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今年達到38%。調查顯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對收入和住房不滿意。

順應民意就不會有政治風險。比方說2006年的結果顯示老百姓最關注的是醫療。隨後我國進行了醫療改革，現在連普通農民都能報銷60%的醫藥費。儘管還有很多問題，但是老百姓對這方面的滿意度至少提高了一點。


《人物》：金融危機使西方人極大地克制自己的消費行爲，而在中國似乎影響不大，2008-2009年的餐飲娛樂業並不蕭條，這是爲什麽？還能說中國人工資低嗎？

我：美國老百姓不是克制消費，而是因爲過去濫用消費信貸、過度透支，現在失業率還居高不下，當然消費不振。金融危機是怎麽來的呢？就是本來一個人買不起房子，但是銀行借給你錢讓你買。因爲房價一直在上升，過了兩年之後，房價升值這部分銀行還給你辦理再貸款，升值這部分就變成消費貸款給你繼續揮霍。

中國情況與此完全不同，中國目前正在走向M型社會，窮人富人同時增多，中産缺失。餐飲娛樂行業不蕭條很正常，因爲有錢人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但是普通百姓的娛樂並不見得有多麽繁榮。以電影院爲例。我國每10萬人擁有的銀幕數是0.41塊，美國是12.7塊，差距達30倍。 M型社會下層工資低是客觀事實，餐飲娛樂蕭條不蕭條和他們沒有直接關係。你判斷中國餐飲娛樂行業不要只看到北京上海，你去三四線城市和小縣城看看小飯店幾點打烊就知道了，那裏住著的才是大多數的中國人。


《人物》：由於文化傳統和投資渠道有限的影響，中國的個人儲蓄不斷增加，這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産生怎樣的影響？是否需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通過拓寬投資渠道嗎？在中國大陸能否出現切實保證個人投資利益的投資渠道？投資現在的股市會有很大風險嗎？

我：我很同情我們老百姓，在中國我也不知道建議他們幹什麽。投資黃金，現在漲得離譜；炒外匯風險很大；投資股票，到處是內幕交易；辦企業，稅負超過稅前利潤的70%。投資房地産，現在政府天天在限制。現在想想美國老百姓活得真簡單，買基金或者存入自己401k養老金賬戶就行了，政府負責他保值，替你看管錢。我們到頭來是政府提供不了一個好的投資環境。

個人儲蓄增加實際上是個僞命題。個人儲蓄的增長速度遠遠比不上企業和政府。從1992到2007，家庭儲蓄占GDP比率一直在20%，增長率爲0。企業儲蓄占GDP比例從11%增加到23%。政府儲蓄從GDP4%到8%。增加的儲蓄是企業和政府的。

即便如此，還有專家抱怨我們存款過多，說要鼓勵消費。這完全不理解我們老百姓的日子有多苦，而且因爲社保、醫改、教改和房改都沒能切實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所以老百姓越窮越不敢花錢，這個已經被尼爾森公司的調查資料證實了。所以，我請這些專家和政府不要再打老百姓那點儲蓄的主意了！儲蓄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因此無從談起怎麽解決，問題在於怎麽藏富於民。


《人物》：謝國忠說未來十年會進入通脹時代，您是怎麽認爲的？如果真的進入十年通脹，將會是怎樣的情景？

我：中國當前的問題不是通脹這麽簡單，是滯漲。我早在幾年前就指出過這個問題，所以才大聲疾呼反對四萬億。滯漲是說，經濟高增長已經不可能了，通貨膨脹同時出現。要治理通脹就要收緊流動性，加息、提高準備金率，控制貸款等，無疑這會更加打擊經濟。如果要提振經濟，就要放寬流動性，通脹壓力又會增大。


《人物》：您對目前的“公務員熱”怎麽看？大學畢業就做“蟻族”是因爲社會提供的就業機會太少還是報酬太低？

我：根本原因是社會上年輕人沒有機會。公務員熱是因爲他提供了一條穩定的就業渠道。這和超女、超男的火爆是同樣的原因，選秀爲年輕人提供了成名的機會。


《人物》：央行年內6次增加存款準備金利率，這是最有效的手段嗎？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遏制通貨膨脹的方法嗎？

我：這是最典型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提高準備金率是爲了收回資本金，但是同時我們卻大放信貸：2010年前11個月新增貸款7.45萬億，2007和2008年的總和才8.4萬億。另一方面是地方債，最保守估計7.6萬億。這麽多錢放出來，收點幾千億的流動性能起到遏制通脹的作用嗎？


《人物》：有種共識，認爲中國房地産行業如此增長與地方政府的支援密不可分。僅僅是爲了追求GDP、地方稅收增長、官場業績？還是由於腐敗？或者說其中哪種原因更爲重要？

我：你知不知道買房的人對社會有多大貢獻？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1.6萬億，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嗎？按照陝西神木縣全民醫保的標準40萬人，每年報銷1.5到1.8億元，以1.8計算每年只需5850億就能實現全民醫保。按照規定把土地出讓金的10%用來建保障房，每平米1500元高標準建造，可以建1億平米。2009年我國住宅竣工面積不過5.77億平米。這樣還剩下八千億元，你可以讓全國的高中和大學教育都免費。 換言之，每年的土地出讓金足夠讓老百姓享受免費醫療、廉租房、十二年免費中小學教育和大學免費。

問題在於，我們把房地産收上來的錢幹什麽用了，沒有人知道。這不是房地産的錯，也不是買房人的錯，是我們的財政體系不問責，不透明，不公平。現在又要開徵房産稅，似乎就是把房價問題都歸咎于買房的這些人，但是你仔細想想這究竟是誰的責任呢？


《人物》：重慶對高檔住宅開徵房産稅，您對這一舉措有何看法？

我：2009年徵收了1.6萬億土地出讓金，占地方收入的一半。仍然想征房産稅，沒有道理啊。我們一直沒搞懂，房産稅的本質是讓房子增值，而不是用來遏制房價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重慶模式並不只是對高檔住宅開徵房産稅這麽簡單！這背後需要一系列的系統工程，如果沒有這個系統工程，而只有房産稅，那麽就是錯誤的。這個系統工程首先大規模建保障房，低價出租保證居者有其屋。而且要設計得很巧妙，這些房子將來要賣也只能賣給政府，這樣“寬進嚴出”才能保證真正有需要的人入住。


《人物》：當年的“分稅制”使中央財政極大增長，爲之後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很大的保障。現在地方財政減少使得地方政府又採用大量政府融資的方式來保證地方經濟的發展，但是這又會産生極大的風險。如何改變這種與分稅制之前相反的中央地方財政狀況？靠轉移支付能行嗎？還是再取消分稅制？

我：什麽是經濟發展，靠地方融資或中央投資來保證經濟發展就是個錯誤命題。八九十年代我們基礎設施不完善，修公路鐵路、搞工業園發展外貿經濟是沒錯的。現在基礎設施已經很完善了，地方還在花大力氣修産能過剩的高鐵和機場，這條路已經走到頭了。經濟發展是靠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帶動的。比如今年經濟體有100元産出，政府拿20塊錢就足夠了，這個不是用來三公消費或者走老路，而是應該投入醫療、教育、保障房，讓窮人分享發展的好處；餘下40塊留給企業擴大再生産，多雇人，漲工資；40塊錢留給老百姓消費，這樣自然會走向內需型經濟。從長遠來看，真正能保證經濟發展的不是地方政府的低效投資和政績工程，而是企業一直有足夠的利潤進行研發和投資再生産，老百姓一直有足夠的消費能力購買這些産品。

稅的核心不是怎麽收錢，而是怎麽有效地花錢。目前問題不是取消分稅制，而是加大問責制。需要花錢了，提出預算，每一筆錢怎麽花，然後收稅。你要清楚地告訴百姓你的錢花在了哪里。只要花錢不透明，錢怎麽都不夠用，無論是分稅制或者地方債都是不是問題的本質。


《人物》：您曾說美國高盛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一大罪魁，一家投行的影響真的有那麽大嗎？您如何看待高盛現在在中國金融市場的作爲，對與他們合作的中國資本您有什麽話要說？

我：高盛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代表的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他們彼此分工、互相合作。我們揭露高盛不是爲了批評這一家公司，而是想讓大家警惕美國金融資本對我們的傷害和操控。

當然高盛是這些公司中的佼佼者。我以這次歐元危機爲例，2001年希臘希望進入歐元區，但是他達不到歐盟的兩個標準，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産總值的3%、負債率低於國內生産總值的60%。高盛爲希臘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爲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還將國家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爲抵押換取現金。高盛知道希臘將來必然會有問題。因此高盛便向德國一家銀行購買了20年期的10億歐元CDS“信用違約互換”保險。一旦希臘政府出現支付危機，出售CDS的銀行就要支付高盛10億歐元的虧空。

隨後華爾街對沖基金坐等歐元危機爆發，從中漁利。2010年2月，歐元淨空頭6.3萬手，看空力量是看多力量的5.5倍。爲什麽這些對沖基金對歐洲的情況這麽瞭解？因爲高盛知道了。

能夠把歐洲的主權國家玩弄於股掌，至少這樣的對手值得我們警惕。


《人物》：您對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也特別關注，連地溝油、垃圾處理等微觀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研究，這是基於何種考慮？

我：這些問題的本質是政府監管缺失，這些問題的根本是百姓利益受損，我做這些是因爲我想爲老百姓說話。

所謂的宏觀調控到最後都是一個個微觀問題。我一直呼籲“藏富於民”，這不僅僅是讓老百姓有錢了，還包括過一種體面的生活：吃放心食品，呼吸新鮮空氣也是我們的權利。這些都是一個學者起碼的良知。


《人物》：2011，我們的日子還會這麽難嗎？

我：答：2011是十二五開局之年，而十二五計劃第一次將”擴大內需“獨立成篇，這與我一直呼籲的”放棄保八，藏富於民“的主張是非常契合的。但是正如我在書中分析的，我們不是沒有意識到”看病，上學，買房“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實際上，我們也沒少採取措施來應對這三個問題，可是，房價卻是越調越高，老百姓對上學難和看病難的抱怨也還是不少。這背後缺失的是我們並不瞭解這些問題的本質，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此，我作爲一個學者一再給大家講解”重慶模式“，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房價太高的根源在哪里。同樣，對於醫改，我注意到有計劃在十二五期間自付醫療費不超過三成，但是我們總是有太多計劃，太多目標，當然，我希望這些美好的目標都能實現，這樣老百姓的日子才不會這麽難。

日本大災難的經濟後果、日本的經濟困局

向松祚



日本地震、海嘯、核泄露三大災難以排山倒海之勢，摧枯拉朽之力，霎那間讓數以萬計的生命消失，數以百億計的財富毀滅，數以十萬計的人民無家可歸，大片國土面臨最恐怖的核污染，舉世哀痛！舉世震驚！舉世駭然！舉世救援！舉世反思！

反思什麽？老生常談之說，無非是要評估日本大災難對日本經濟增長影響幾何，對全球經濟增長影響幾何，對世界貿易影響幾何，對全球匯率和利率影響幾何，對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能源價格影響幾何。譬如世界銀行最新發佈報告，說日本大災難對日本GDP增長的影響大約爲-0.5%，災後重建則需要5年之久。此類估計和預測，聊勝於無，不能太當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研究人員之多，掌握資源之詳，運算能力之強，舉世無出其右者。然而，若有好事者願意去檢查兩大機構歷年來對全球經濟和各國經濟之預測準確度，其成績單絕不會好過街邊的販夫走卒！所以者何？絕非是這些機構不願意慎思明辨和詳盡計算，乃是人類經濟體系和自然體系之演變，從最本質上是否可以被準確預測，至今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個人之見，人類經濟體系從本質上是無法被準確預測的，自然體系之演化是否可以被精確預測，也在未定之天。

說不能準確預測，當然不是說我們連大趨勢也不能做一些基本的判斷，否則一切科學就都要失去立足之地。我的判斷，日本經歷如此罕見大災難之後，本國經濟將陷入更嚴重的衰退乃至蕭條（衰退者，經濟增速放緩之謂也；蕭條者，經濟負增長之謂也）。所以者何？

其一、日本實體經濟將遭受沈重打擊。首當其衝的是旅遊業以及相關的餐飲、酒店、運輸、諮詢等等服務業。據不完全統計，此類服務業約占日本經濟30%。保險理賠亦將重創日本金融服務業。

其二、災難對日本國民心理打擊異常沈重，必定降低其消費意願和強化儲蓄之衝動。企業和個人將投資或資産轉移海外，企業將産業鏈更多移植他國之可能性，亦不容低估。3月20日筆者參加清華大學中國和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之論壇，幾位學者就談到日本本土産業將加速“空心化”，此爲風險分散之策略。大災難之後，日本個人、企業和國家皆有分散風險之強烈動機。

其三、日本大災難之後，日元匯率急劇飆升，創下二戰以來最高水準（1美元=76.25日元），讓舉世許多學者和投機者大跌眼鏡。按說災難會削弱日本經濟，匯率理應貶值，不貶反升所爲何事？

個中緣由並不簡單。日本是所謂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始作俑者，早在1996-97年，面臨本國經濟長期衰退，日本中央銀行將基準利率將至0.25%以下，實際就是零利率了。如此低的利率水平，刺激外匯市場投機者大肆舉借日元買空賣空，日本從此成爲全球流動性泛濫的主要策源地。大災難瞬間襲來，市場投機者有先見之明，他們預測日本災後重建需要大量增發國債。目前日本國債餘額已經越過11萬億美元，是2011年日本GDP的210%，爲舉世之冠。再度增發國債，貨幣市場利率就可能大幅度上升。外匯投機者於是大肆抛售美元、歐元、澳元以償還日元借款。日元需求急升，匯率自然飆漲。此外，日本金融機構尤其是保險公司爲應對災後支付，也開始抛售海外資産兌換日元回國（日本海外資産龐大，超過10萬億美元）。

3月18日，西方七國中央銀行聯手干預外匯市場，日元匯率應聲回落到1美元=82日元水平。然而，我以爲日元匯率短期內仍將震蕩升值。即使多國中央銀行聯手干預，也不會有實質效果。須知今日全球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量接近4萬億美元，全年交易量接近1000萬億美元。中央銀行區區數百億美元之干預，如何可以扭得過市場這條大腿？有史以來各國央行最大規模的聯手干預是1985年9月22日《廣場協定》簽署之後，規模超過2200億美元，也只是短期發生效果。假若日元匯率真的繼續震蕩走高，日本出口就會雪上加霜。

其四、大災難讓日本股市幾天之內縮水超過10%，未來難有好轉。虛擬財富大幅度縮水，實質財富被大規模毀滅（地震海嘯毀壞的住宅和其他財産簡直無法估量），素以謹慎著稱的大和民族一定會更加勤儉節約。國內消費萎靡不振從來就是制約日本經濟增長的最大頑症。展望未來，前景可謂是“山重水複真無路”了。

其五、前面說日本是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始作俑者。大災難之後，日本中央銀行銀行已經向金融市場注入55萬億日元，規模超過美聯儲量化寬鬆第二波，速度之大，金額之大，再創世界紀錄！大難臨頭，政府不能無所作爲，股市崩盤，央行怎能袖手旁觀！所以日本大規模注入流動性不僅沒有向美聯儲去年11月宣佈量化寬鬆那樣，成爲“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反而是贏得齊聲稱頌。然而，日本金融市場真的缺乏流動性嗎？從長遠視野和真實經濟角度看，大量注入流動性能夠挽救災難損失嗎？非也！日本本來就是全球流動性泛濫之重要策源地，此舉必將再度加劇全球流動性泛濫！禍福相依，孰因孰果？莫衷一是。不過有一點兒可以肯定，全球貨幣匯率必然更加動蕩，大宗商品價格必然繼續上漲。核危機之後，日本對天然氣和其他能源之需求肯定上升，舉世通脹壓力將愈演愈烈！扶桑一國遭遇大難，嚴峻後果殃及全球。

對災難的反思當然不能僅僅局限於GDP的增長和貨幣匯率。地震海嘯驚心動魄，駭人聽聞，核危機之陰影則將長期籠罩人們心頭，久久揮之不去。日本素以科技先進和産業精細著稱，核危機卻暴露出日本企業管理和政府監管方面驚人的“黑洞”。世界許多核能專家已經開始批評日本長期忽視核安全，對設備老化、年久失修視而不見，對可能的風險估計不足（譬如核電站的設計就沒有達到最高抗震級別）。核危機、核輻射、核擴散不同於任何其他災難，它是完全“不可逆”和“不可修復”的，對人體的影響將通過遺傳基因長期存在。日本大災難再次給人類敲響最恐怖的警鐘：人類真的有一天會在核能的巨大威力之下同歸於盡嗎？遍及小小寰球的核能電站和軍事強國龐大的核武庫，就是人類自我毀滅的定時炸彈啊。如果徹底抛棄核能，我們就必須重新反思人類的能源發展戰略，如果繼續發展核能，我們又怎能確保萬無一失？

由此聯想到最近愈演愈烈的利比亞危機。不管西方軍事打擊效果如何，利比亞和北非、中東形勢都難以根本好轉，全球恐怖勢力將坐收漁翁之利。世界反恐專家正在日益擔心總有一天，核武器將落到恐怖分子手中！即使核武器大國之間不爆發核戰爭，恐怖分子的核武攻擊亦足以將人類致命！

嗚呼！人類物質生活似乎是越來越文明和高級了，人類所面臨的風險卻似乎也是越來越大了，而且是“一死萬古休”的系統性和整體性風險，是完全不可逆的毀滅性風險！解救之道當然不是金融學和經濟學的風險分散模型（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讓那些複雜之極的數學模型成爲笑柄！），而是要回歸人類本源和終極的人文精神和價值取向。孔子曰：“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之教，得無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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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濟困局


楊懷康



日本經濟低迷於茲有年，再為地震、海嘯、核洩連環衝擊，此又豈止屋漏兼夜雨而已？那是禍不單行了。執權者可以如何應對？飯桌上給家小出這條題目。

按入門經濟學教科書說，選擇不外乎財政及貨幣此兩道政策板斧而已。不幸，在這兩方面日本政府的選擇都不多。財政方面，面對此番境況，無論是哪家哪派的學說，都會主張政府增加開支。除了緊急救援賑災，災後重建更是在在需財。故此日本政府走不掉是要增加開支的了。


債台高築

然而地震前日本政府已債台高築，總負債幾達國民生產總值（ＧＤＰ）的200%。水平之高，僅次於經濟全面破產的津巴布韋（超過300% GDP）。在所謂「發達國家」當中，無出其右，甚至倍於爆發債務危機的希臘（約100%）及愛爾蘭（約70%）。

捨財政政策之外，當然還有貨幣政策這道板斧。即如美國，金融海嘯後不便一波接着一波地「量化寬鬆」（ＱＥ１、ＱＥ２、ＱＥ３）了嗎？事實上連場災劫後，日本銀行確又第一時間給金融系統注入一萬五千億日圓（一千八百三十億美元）資金以應變。可是日本的利率早已長期徘徊於零的水平，減無可減，進一步「量化寬鬆」又起得到什麼刺激作用？


信貸評級的臨界點

故此即使財赤惡化，日本政府將別無選擇要增加財政開支。這是個一步一驚心的策略，沒有人知道行到哪一步便會踩中信貸評級下調的臨界點。若然評級機構降低日本國債的評級，從而觸發債務危機，其殺傷力又豈會比九級地震小？

事實上在地震前夕，菅直人政府正在為財赤憂心，籌劃提高消費稅以降低赤字，減輕負債比率，足見他們對評級機構心存戒懼。以當下的境況，消費稅恐怕是加不成的了。待到塵埃落定，恐怕他們仍得要細細思量有否條件大幅增加開支。


變賣資產

財政與貨幣政策這兩道板斧都掣肘重重，那又還有別的辦法復甦日本經濟否？家小不知哪裡來的靈感，衝口而出曰：「何不變賣資產？」這確又是三十年前鐵娘子戴卓爾夫人為英國經濟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英國電訊、英國航空、鐵路等國企不擅管理，長年虧損形成財政負擔；私有化既可以止血削減財赤，更可以為庫房帶來進賬，降低負債、改善信貸評級。解除諸般官僚束縛，私有化的國企當然生機煥發了。

變賣資產、私有化國企確是個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辦法。董建華政府在敗掉兩千多億元財政儲備後（數目為港英留下來的財政儲備的一半），不亦慌忙把部分地鐵股權私有化掛牌上市嗎？當時機場管理局、郵政署以至水務署亦一一被列為私有化對象。

只是到標榜「強政勵治」的曾蔭權上台後，真的是每週一鑊：這個星期，梁展文案俞宗怡把關失職；下一個星期，臨時財政撥款，陳家強不知箍票有責；再不然便是新科壹哥企硬，要警隊道歉？天方夜譚！七國咁亂，疲於奔命救火，那又何以言管治？私有化國企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那才是如假包換的天方夜譚呢！


日本身罹殘疾

這當然是題外的題外話了。日本遭逢浩劫，國民堅毅應變，質素情操高尚，贏來舉世讚頌。然而當前的現實是，日本經濟即使不是病入膏肓，亦是身罹殘疾；再飛來橫禍，要經濟復元又談何容易？這是個什麼的殘疾？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日圓開始升值。資金湧入，形成泡沫。當時的說法是賣掉東京皇居前的那塊地皮便足以買下整個加州。及至泡沫爆破，二、三十年來地產、股市持續滑落，至今兩者均已從高位滑落超過七成 —— 而了無起色。經濟陷入通縮，那當然打擊消費意慾；捱過四、五年通縮的香港人當又知道箇中滋味吧！


國債需求萎縮

與此同時，日本取向排外，不歡迎移民；前景黯淡，出生率長期處於低水平，結果人口老化，陷於負增長。這除了損及經濟活力，又加重政府的退休福利負擔，令財政更形尾大不掉。這般境況，何方神聖提供資金承接政府發行的國債？來源不外乎兩個。國內，不是老百姓的儲蓄，便是企業的利潤。國外，投資者出於各種計量的資金投向。

不管是出於對前景悲觀，故此節約消費以防萬一，還是節儉成風，事實是日本人儲蓄率高，國債由是有銷場。經濟不前，資金欠出路，好些企業以餘資購買國債。可是人口老化，「咬糧」養老者眾，往下去私人儲蓄難免減少，以致對國債的需求下降。至於外國投資者，日本國債孳息微不足道，其吸引力主要來自日圓持續升值。若然日圓升勢不再，你說這些海外投資者又會有何取向？


國債利息負擔重

災劫後，日本企業調回海外資產應急，一度令日圓升上歷史性的高水位。不過這極其量只是個短暫現象而已，不足以改變儲蓄率下降、對國債需求減少的宏觀現實。除非有辦法籌集資金以應付災後重建所需的龐大開支，否則日本銀行難免要印銀紙吸納國債以為支持。果如此，日圓供應將必然增加；其他條件如若保持不變，那麼日圓匯價又焉能不下滑，從而削弱外資對日本國債的需求？

即使國內儲蓄率下降，國債需求萎縮，日本銀行不印日圓吸納國債那又如何？如若其他條件保持不變，需求減少，國債價格必然下跌 —— 也就是孳息上揚。國債沉重，利息是財政預算的一大開支；有專家作過推算，國債孳息每上升一百個點子，新增的利息支出將相當於蒸發掉四分一的稅收。那又焉能不令財赤惡化，邁向信貸降級的臨界點？


連鎖反應不堪想像

為了防止國債跌價以致利息支出增加，日本銀行除了印銀紙吸納國債 —— 即是任志剛口中的財赤貨幣化 —— 又豈有別的選擇？然而這麼一來，也就無可避免要犧牲日圓的匯價。可是日圓一滑落，後果不堪想像：外國投資者拋售日圓國債↓國債跌價↓日圓利率上升↓日本銀行印製日圓吸納國債以承托債券價格↓日圓匯價進一步下滑。這個連鎖反應比核燃料棒熔毀、輻射擴散來得更為可怕。

當然世事無絕對。況且鄙人坐堆填區而觀天，怎作得準？可以肯定的是，未發生這場浩劫，日本的負債水平已遠遠高於所有「先進國家」；無論是財政或貨幣政策，轉圜的空間有限。國難 當前，除了硬着頭皮增加開支（也就是令財赤惡化）、進一步放鬆銀根（也就是增加日圓供應，形成日圓匯價下滑的壓力），那又還何來別的選擇？菅直人首相指此趟災劫是二次大戰以還日本面對的最大挑戰，此又誠非虛言也。日本政府可以變賣什麼資產以解此厄困？

日本大量注資救災 全球加息觸發滯脹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經過一個多星期來的搶救，日本福島核電站洩漏事故開始受控，上週末據英國BBC報導，福島第一核電事故搶修人員表示，已成功將核電站內的抽水機接上了外界電源，相信最惡劣時刻應已過去。接著下來的，是日本政府如何著手進行重建工作──日本央行在上週四宣佈，繼當天上午向金融系統注資五萬億日圓之後，會再向金融系統立即追加注資一萬億日圓，這是日本央行連續四天宣佈注資，其向金融體系注入的資金規模已達三十七萬億日圓（約合四千六百六十億美元）。

美國第二輪量寬（QE2）投入六千億美元，但是在半年之內逐步推行；日本救市，前後約一個多星期，投入已近美國二次量寬的八成資金（消息傳來，日本政府還計劃發行逾十萬億日圓震後重建債券，由日本央行直接全額買入）；日圓是完全可自由兌換及用作儲備的貨幣，日本央行大規劃注資入金融系統，其產生的「水浸」市場效應跟美國聯儲局量寬措施等同。日圓滙價在三月十七日一度攀升至七十六（兌美元），刷新了一九九五年四月創下的戰後最高水平，然而在日圓預期出現「超量供應」的情況下，這種急升只屬炒作現象，日圓根本沒有大升的條件（日本政府的債務佔GDP已達百分之二百，大地震後追加財政，惟有開動印鈔機，日圓又怎能避免貶值），隨著七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聯手干預，日圓滙價迅即回落。

事實上，不管日圓升值還是貶值，日本在地震過後進行大型重建，必須對外購買各種資源商品，在中國、印度及其他新興經濟體搶高了價格之後，增加了額外的「日本需求」，資源商品價格必定大幅飆升，從近期石油、糧食、黃金、銅的價格走勢來看，另一輪資源商品漲價潮勢所難免，通脹壓力將愈來愈大。

現在看來，一場全球性的滯脹正日益逼近，因為當前的通脹成因，主要是由成本推動，其中以中國的情況最明顯；日本經濟長期不振，日圓維持在零利率水平逾十年，然而經濟仍然奄奄一息，現在因災後重建而刺激需求，只是為了重修損毀了的建築、基建、公用事業等；對物資和各類資源商品的需求增加，如果不是因為內部增長帶動而來，原材料漲價只會推高成本，但不能傳導到最終的消費品價格上──情況一如內地，生產成本不斷上升，但企業無法加價，最後企業利潤受蠶食，經濟表現將會更差。

全球經濟目前正處於穩步復甦期，美國看來已脫離險境，相信第二輪量寬在六月結束後將不會再有第三輪，今年內美國也可能開始加息；日本適逢在這段期間發生大地震災難，受惠於全球已進入復甦初期，日本震災不會加重金融海嘯後的困境；但是，繼美國之後再加上日本「大印銀紙」，資金氾濫，勢必令通脹惡化，為了及早因應，各地加息步伐肯定會大大加快。人民銀行上週五再加存款準備金率，而且一加就達○點五個百分點，以顯示人行壓抑通脹的決心。中國以外，對阻遏物價上漲措施最激烈的是印度──印度央行在三月十七日宣佈再加息，是十二個月內第八次；此外，亞洲區內越南、泰國、南韓都採取了更激烈的加息行動；除了亞洲國家，歐羅區二月份通脹率為百分之二點四，看來歐洲央行在今年四至五月重新啟動加息事在必行。

美國開始出現復甦勢頭，對全球經濟應是好事，然而推動復甦的量化寬鬆政策的後遺症是通脹肆虐，發展中國家都以加息嚴陣以待，現在再加上日本為震後重建大量注資，結果通脹來勢可能更猛；經濟未能全面復甦而息口已持續上揚，滯脹危機加深，經濟前景也更令人擔憂。

民粹竟源於專制 扭軚不因為官蠢

練乙錚



小別一載，筆者2月回到香港，適逢預算案發表，應邀在港大的一個研討會上提出一些意見，主要批評預算案背後的經濟學理據嚴重不足【註1】，還未及整理成文，特區政府便已改弦更張，未雨綢繆變成派錢為綱，超額盈餘哪怕變成赤字預算也在所不惜。

觀特區政府一貫理財方針及當下本地經濟穩步上行形勢，一份好的預算案並無必要大事派錢，能夠有效支持政府既定工作計劃之餘，只須承諾設計一些精準方案有效扶助赤貧便可【註2】。曾政府餘日無多，既無選舉連任之各種顧慮，亦沒有義務為下屆政府鋪路（大家記得「政改方案不得超越2012」），故工作上實可我行我素，據既定原則辦事。

政府智囊未掌政治脈搏

不過，政府竟然急轉彎，不僅大手釋出幾百億元公帑，還放棄了幾十年來一套行之有效、寫進《基本法》的審慎理財哲學。如此變臉，不可能是個別官員低能所致，因為政府一切重大決策（如額外派錢幾百億），都必須經過行政會議討論，才可公佈；若罵曾俊華蠢，則以梁振英為召集人的整個行政會議也一樣蠢。

況且，二曾乃政務官出身，「久煉成精」，政策遠見一般欠奉，但在絕大多數情況底下，行事章法不會亂套如此；按曾特首剛愎性格，亦當不致於在此階段在本地某方民粹力量面前低頭。為求方便，現在大家的批評矛頭儘可直指主事官員，甚或提出下台要求亦無不可，但事件後面必有其他原因半路殺出，非個別港官包括二曾所能抗拒，以致完全打亂其陣腳。

預算案急轉彎，只可能是忽然出現北京政治干預的結果；而未能事先摸清北京政治脈搏、照顧其政治需要，從而寫出一份一開始便讓「阿爺」安枕無憂的預算案，則是特區政府裡專責政治分析的一眾智囊的又一重大失誤。北京現階段對香港的政治要求很簡單，就是要如同在國內一樣，「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階段」。

去年12月，北非、中東出現的茉莉花革命，中共馬上警覺，在全國各地及網絡空間布下重重反革命天羅地網，嚴防社會大小規模騷亂。但是，她公開對外宣傳的，如常是「黨政軍民上下一條心」那一套；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三番四次對中國可能出現茉莉花革命之說嗤之以鼻，可謂最典型的色厲內荏、內張外弛。

問題是，中國大陸社會矛盾深重的形勢，從未在一些深信中共宣傳的特區政府官員、當權派智囊意識中出現——他們信的是，祖國經濟蒸蒸日上，黨的管治固若金湯，哪來茉莉花革命的影子？而香港方面，金融局面早已回穩，經濟重納升軌，失業率低於4%，股樓市俱旺，泛民兄弟鬩牆，當權派日子好過，哪有什麼「臨界點」？故「洋紫荊革命」一詞在香港出現後，特區當權派上上下下依然「定過抬油」。

不過，北京要的政治安全係數極高，在大陸她有把握鎮住茉莉花革命，卻不能阻擋港人當中出現「洋紫荊革命」的意識或行為；香港社會運動若能牽動大陸民意（這點少不免），中共維穩便加倍困難。在大城市及沿海地區，改革開放政策的受惠者最集中，中共的社會管理軟硬體配置也最森嚴，「茉莉花」的確難開，但在一些二三線城市或鄉鎮、幹部貪污霸地等行為特別嚴重的地方，近年來成千上萬人參加的群眾性騷亂事件為數不少，偶一不慎，難保不會發生泛地區性的星火燎原！

這點，特區政府的政治智囊想也不敢想，遑論按此訂定預算案中的社會安全係數，但中共高層面對危機卻十分清醒。於是，太監不急皇帝急。

香港傳家寶成維穩犧牲品

持平而論，前周公佈的預算案可批評之處的確很多，但比起之前多份預算案，卻並不特別壞。派錢項目不算少，那筆每人6000元注入強積金之數，雖非馬上可用，但港人當中，除了部分等錢濟燃眉之急的低下階層，只要願意，不少是可從每月收入之中相應減少6000元（或一部分）儲蓄，從而增加消費的；對這些人而言，錢進左袋還是右袋，分別不大。

原先出現的有關反對聲音，一是因為此筆公帑發放無原則，並非著力扶貧；二是強積金的管理太貴太差，而特區政府一再強迫市民接受指定基金服務，難保沒有利益輸送。同樣，各界對整份預算案負面反應相當強烈，但並非反映港人普遍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只不過在世界多個不民主國家出現茉莉花革命的氛圍之下，港人縱非低下階層，也對港式不民主產生的政府領導人事事毋須向市民負責愈發厭倦、反感而已。

泛民上週申請遊行，也只是向警方提出三千民眾參加的估算，當局問要不要提高，泛民反而認為不必；就算後來事情鬧大了，星期天的遊行也不過萬人左右，在香港算是「濕濕碎」。正常情況之下，面對此等程度的反對聲浪，二曾可能作出微調，卻斷無馬上投降之理。因此，令曾政府這份預算案一週之內頹然而倒的唯一可信原因，便是北京以維穩為綱下了聖旨，特區政府於是也得立即奉命維穩，數千人的遊行活動也必須盡力阻擋，免得香港的河水犯了大陸的井水。

一國兩制之下，維穩方法大不一樣。在大陸，中共採用的，主要是打記者、封網站、抓維權人士、罵外國傳媒；在香港，中共知道內地的一套行不通，中央要特區政府協助維穩，主要靠特區政府派糖。不過，這一派，香港的保守理財哲學從此顛覆；香港這一制的一件傳家寶，成了大陸社會需要高壓維穩的犧牲品。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一直以來，不少人認為香港不應搞民主，理由是民主政治會引致經濟民粹主義，最終令特區政府放棄審慎理財原則，長遠對香港整體不利。現實是，今天，審慎理財原則是在不民主的特區政府手上葬送掉的，歸根到底，是出於大陸專政體制的維穩需要。

然而，大陸的維穩需要有多大？是否不斷增長？答案可從是屆人大已發表的數據得知。今年的大陸政府預算案中，維穩費總額首度超過軍費，而其13.8%的增幅，不僅大大高於大陸去年民間總消費增幅和GDP增幅，也比軍費增幅高出一個多百分點。換句話說，對中共而言，大陸社會內憂已經大於外患。可以推斷，大陸專制政府愈發需要維穩，香港特區政府便愈得多派錢，勢將成為民粹主義政客的提款機。此點對政治經濟學而言有特殊意義，是對「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觀察，有理論創新潛力。

中央政策組應考慮解散

不過，特區政府有義務捍衞北京政府的面子，絕不能承認是因為協助大陸維穩，而在香港加倍派錢以消弭本地群眾運動、免給大陸維權人士推波助瀾；但另一方面，如此急轉彎，總得來一個說辭。因此，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政治學者在政府預算案急轉彎之後，提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堂：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到了「臨界點」。言下之意，派錢是香港社會本身需要使然。

不過，為什麼那些智囊在政府制訂預算案過程中沒有敲響警鐘，而只在特區政府急轉彎之後，才似是而非地事後孔明一番呢？真況是，到了臨界點的，是大陸社會——起碼是局部——而不是香港社會【註3】。這一點，智囊事先看不到，事後大言不慚掩蓋真相。

長期以來，中央政策組的經費每年5000萬元以上，扣除各顧問薪金之餘，大部分發放給一些與特區政府關係特殊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民意調查機構」，市民得到的政策，卻很多一文不值。大事情上，政府得到的民意情報，也往往是「山埃」。一些政治學者，竟看不透路人皆見的大陸社會形勢，猜不出聖上心意之急，未能及早讓特區政府體面行事；2003年「七一」如是，今年的預算案亦如是。政府民望盡失，還需要什麼政治化妝？為省公帑及稍起棄卒保車之效，中央政策組實應自覺考慮解散。

今年的預算案本是支持特首去秋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施政方針的相關財政方案，如今卻變成一個支持另一外加的政治任務的工具。都說「中國好，香港好」，但此話反過來說亦真：大陸專制維穩需求日甚，香港的一貫理財哲學因此化為烏有，長遠禍及本地街坊。事實就是如此巧妙相關。

註1：例如，政府前年於金融風暴之際拒絕發放消費券，理由是消費券不會刺激本地消費；這次她（本來）拒絕退稅，理由卻是退稅會增加本地消費，必然引起通脹，兩者恰巧是理論上的矛盾。

註2：一些批評者混淆了《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分別——缺乏遠見的是前者，而好的預算案並不特別需要政策遠見，兩者的功能不一樣。

註3：香港也有臨界點，但那是市民對政府的一國兩制管治誠信的不信任臨界點；不過，這個點，早在2003年「七一」、政府逆民意順京意那一幕便達到了。

大地震難動搖日本經濟根基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百年一遇的日本東北八點八級大地震，瞬間將宮城、仙台一帶吞噬，據報仙台若林區海邊已發現二、三百具遺骸；天災無情，人命的脆弱更顯露無遺。

一場浩劫令日本朝野旋即「政治休戰」，包括中國在內各國紛紛表示願伸出援手，希望能發揮一方有難、各方支援的地球村互助精神。

日本方面已發出警告，強度達四、五級以上的餘震，估計將持續一個月以上，或為日本國民帶來更痛苦的煎熬。日本現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排第二的中國是「世界工廠」，但不少精密零部件，主要仍是來自日本，這場史上威力最強的地震，不僅震碎了日本民眾的心，同樣令股、滙、商品價格市場陷入一場「金融大地震」，其海嘯衝擊波，將可能率先席捲大中華區，以及蔓延至歐洲。

以日本最近一次發生在九五年的阪神大地震為例，當時造成千億美元經濟損失，而這次重災區儘管與大阪這樣的工商及製造業大都市不可比擬，但其影響和震撼力，仍有過之而無不及。

重災區的宮城為日本半導體產業、汽車零部件的重鎮，目前汽車製造商豐田、日產以至SONY等，已被迫關閉部分工廠。

與九五年神戶大地震最大差異處，是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仍難與日本匹比；但目前大部分日本製造業均已將工序移至中國或東南亞，而日本國內的工廠主要製造尖端的零部件，加上經歷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不少廠商已嚴格控制庫存，部分更縮短至僅得一星期左右；目前這場海嘯及地震，究竟令工廠何時復工，以至對中國的加工廠的核心零件需求量會否造成影響，都暫難評估，不過從中日經貿關係已密不可分看，其影響絕不能輕視，內地的生產步伐甚或會因此而被打亂。

就以今年頭兩個月為例，中國對日本出口一百九十七億六千萬美元，增長百分之二十二點六；而自日本進口則有二百九十億九千萬美元，增長百分之三十三點五，足見內地依賴從日本進口加工所需的零部件之大，亦因此令中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達九十三億三千萬美元，擴大百分之六十四點五。

至於對日本經濟增長的影響，目前仍未有最終評估，相信會令日本的GDP增長減少一個百分點，但長遠影響有限。

大地震即時對日本的出口及企業生產造成衝擊，對日本的消費信心也會造成心理打擊，短期內會打亂日本政府刺激消費信心的如意算盤。

日本政府於二月份的經濟報告中，曾預告景氣回暖復甦，實際經濟增長估計由去年第四季的負增長百分之一點三，轉為今年首季約百分之二的正增長；但這個美夢，或許隨著這次大地震令道路、港灣等基建設施受破壞，進而癱瘓生產、物流等，重創日本的經濟。

以九五年一月阪神大地震為例，之前的九四年下半年起，日本自身的消費已呈減弱放緩，加上美國經濟亦放慢及圓滙高企，結果在阪神大地震後，日本經濟曾一度陷於一潭死水。

溫總經常以「多難興邦」自勉自強，日本人同樣具備逆境自強的堅韌本色，歷次有大地震或災難時，海外的日圓多會「班師回日」救亡，令圓滙不跌反升，加上待完成搜救及評估損失後，政府必將投入巨額資金作重建工作，從而帶動整體固定資產投資，重新刺激經濟活動。

所以每當有重大天災人禍時，投資市場亦有危有機，醫藥股、建材股正是災後重建中最受惠的板塊。

儘管「人定勝天」這種豪言壯語難在現實社會實現，但從日本這場歷史罕見的災難中，中港亦須從中汲取教訓，及早制訂應急機制，減少在災難來臨時造成重大損失。

港人為何憤怒？

林本利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惹起公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為了平息民憤，竟然向市民胡亂派錢。市民對預算案的不滿，不過是反映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不滿，當中包括：

一、小圈子選舉
立法會剛剛通過的2012年政改方案，依然離不開由小圈子選出特首和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席，讓既得利益者可以繼續維護自身利益。亦由於地區直選議席採用比例代表制，票數不足10%已可取得一席。這促使一些政黨以過激的手法去爭取少數選民支持，以期在各區取得一個議席。

二、縱容地產霸權
過去一年多，市民一直對樓價大幅上升表達不滿，但政府卻不肯正視樓宇供應被大地產商和港鐵操控的情況。過去幾年，每年私樓落成量平均不足一萬個單位，大量非法資金流入本港炒樓，直接間接促成樓價和租金大幅颷升。地產惡霸將壟斷勢力伸延至物流、運輸、能源、零售等行業，令中小企和市民要負擔高昂的費用。

三、公營部門肥上瘦下
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出現多年財赤，強行大幅度削減新入職公務員薪酬，以短期合約取代長俸制度，令年輕人工作得不到保障。醫管局、大學及社福機構效法政府肥上瘦下，特別是當薪酬和公務員脫鈎後，高層人員大幅加薪，甚至巧立名目多收一兩份酬金或津貼。但中下層員工的薪酬和福利則不斷遭到削減，嚴重影響員工士氣。

四、教育政策混亂
九七回歸後，教師、家長和學生面對一浪接一浪的教育改革，被壓得透不過氣來。2001年董建華提出大專學位大躍進，促使各高等院校大量增加副學士學額，大量印製畢業證書圖利。由於教育政策混亂，令不少年輕夫婦不願意生育，加速本地人口老化，造成長遠的經濟及社會問題。

五、藝術發展滯後
政府和商界雖然坐擁巨大財政資源，但投放在體育運動和表演藝術方面的資金卻少得可憐。今年預算案撥出70億元成立「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但在藝術發展方面卻沒有再增撥資源。這令不少愛好表演藝術的人士，要繼續為藝術而犧牲，生活得不到保障。

六、漠視在職貧窮問題
市民很關心在職貧窮問題，並希望政府增撥資源去幫助一些低收入工人，讓他們有足夠收入去應付生活所需。問責局長「每日」薪酬達一萬元，卻不知民間疾苦，認為「每月」一萬多元的家庭收入已不算貧窮。政府向低收入工人發放每月600元的交通津貼，又要資產審查，又要查家宅，變相鼓勵市民不要儲蓄，不要為將來退休生活作打算。

七、漠視人口老化問題
一些公營機構（包括金管局、特區政府、醫管局及大學）高層，享受高薪厚祿，年薪數百萬元，甚至超過千萬元，達到退休年齡還不肯退位讓賢。另一方面，一些無依無靠的長者，由於缺乏積蓄，退休後被迫要繼續工作，每月只賺得數千元過活。政府對長者提供的生活津貼、醫療、院舍和身後殮葬服務，完全脫離需求，缺乏長遠具體方案去處理人口老化問題。

面對上述各種問題及不合理現象，政府為何不將巨額財政盈餘用作處理相關問題，而要胡亂派發呢？

曾俊華司長呈辭 挽回政府聲譽、失誤高官須去職 ......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在北京大學演講，在問答環節首次談及財政預算案風波；他表示：「今次財政預算案諮詢時發現市民沒強烈要求下，但公布後反應完全不同，參政人士、立法會也改變口徑……」， 言下之意，是財政司司長「誤信」議會內某些議員的意見，納入為預算案的內容，但預算案公布後見勢色不對頭，議員又匆匆「轉軚」反對。這些涉及幕後討價還價甚至作政治交易的運作，外界無法得知真相，但無論如何，財政預算是財政司司長一年一度的重頭戲，《公共財政條例》賦予他全權處理香港的公共收支，任何人向 他提供的意見都只屬參考，最終決定仍然是財政司司長一個人的決策；預算案贏得掌聲，榮耀歸於曾俊華司長，現在劣評如潮，又何須向外找代罪羔羊？

財政司司長決定由注資強積金戶口改為向每名十八歲以上市民派六千元，在鏡頭前接受訪問的市民無不稱快，但短暫的歡愉之後，不少理性的聲音開始出現——派錢並 非壞事，但財政預算一公布就派，是財爺「順應民心」，到了噓聲四起、人人喊打的時候才派，就變成「籠絡人心」、被市民譏為「掩口費」！可以說，特區政府因這次預算案失誤而激起的民憤，可以借派錢為市民消消氣，但其觸發的後遺症卻迅速冒現，而且來勢洶洶，令政府隨時陷入一場政治危機。

現在看來，解救危機的唯一方法，是曾俊華司長承擔政治責任，呈辭下台。司長請辭，對整個特區班子的士氣會造成嚴重衝擊，但權衡利害，請辭對當前政局的正面影響更明顯——首先，問責制的精髓是政治任命官員要承擔政治責任，在曾蔭權特首連任之後，政府擴大問責制，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希望問責制能更穩固地發展，如今因為預算案重大失誤，而政府內竟然無人需要承擔責任，試問擴大問責團隊的價值和精神何在？其次，正如我們在「社評」內多次重申，預算案作大幅修改，必會損及財政司司長和政府的公信力，以後預算案出台都沒有人會認真對待，因為議會內各黨派的傾向，才是最後決定預算案內容的主要力量；事至如此，試問曾俊華司長還怎樣完成餘下任期？曾司長兩次會見建制派議員之後，都由議員簇擁站在鏡頭前宣布各項決定，表面看來，好像是團結一致，其實「深層意義」是財政司司長被 「逼宮」，在近三十名議員合力施壓之下，曾俊華司長只能簽訂「城下之盟」，徹底打倒昨日之我，把過去經常掛在口邊的審慎理財、不希望胡亂派糖、預算案沒修改空間等，都在一夜之間推倒重來！這種戲劇性的大轉軚，令市民無法再信任曾俊華司長有能力寫好最後一份預算案（明年二、三月間公布），即使他勉強留任，已不能再發揮財政司司長的職責，下堂求去反而是最能保住個人尊嚴和維護政府信譽的方法。曾俊華司長呈辭，還可以向公眾傳達一個訊息，就是因他而起的預算案風波「到此為止」，這種急轉彎式的預算大幅修訂只屬「意外」，隨着問責官員下台，這場意外也應劃上句號，以後的預算案將重上正軌，不能在公布後輕率大改，令預算案風暴不會成為政府的長期政治包袱。

曾俊華司長向來予人的印象是一個精明幹練的公務員，轉任問責官員之後，由他主理的○五年世貿部長級 會議在香港召開，期間韓農雖組織了大型示威，但公眾秩序未受影響，期間控制得宜，沒有流血場面，示威者「得償所願」，喜劇收場，顯示曾俊華的組織能力和行政才能出眾。可是，財政司司長要帶領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要照顧七百萬港人的生計和福利，這些任務，顯然令曾俊華司長無法承擔……。事到如今，曾司長呈辭是唯一解決危機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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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誤高官須去職


林行止



曾蔭權政府以公務員心態治港，終於搞得盡失民心，大派免費午餐還天怒人怨！十八歲的「三星公民」都獲派六千元（可是，周日的「暴力抗爭」仍以無功受祿的八十後為主），加上六千元退稅，四口之家在新財政年度額外進賬達四萬八千元，這真是「皇恩浩蕩」，人民應「謝主隆恩」才對，然而，從多次民意調查看，不滿特區政府及預算案的人仍佔大多數；而看周日的示威遊行，不但人數過萬，而 且要高官落台之聲響徹雲霄、北京可聞。大派金錢竟派出如此「倒米」的場面，誰亦預料不到，反映的是特區政府已失管治威信，其所做的「好事」亦變成「壞事」！

曾俊華出掌財政司四年，從其只曉東挪西移東拉西補的理財手法看，他對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並無認識，這是何以曾氏既曾突然動用公帑收購港交所股權（是否有人利用消息從事內幕交易，迄今未見政府的調查報告），復有現在出爾反爾大灑公帑的舉措。如果他有綜觀全局掌握事物輕重的識見，好好運用這數百億元，已足平息本港各階層人民的怨氣。事實上，大把盈餘在手，政府既可考慮重建居屋、收購過海或橫跨九龍新界的隧道、額外注資公共醫療系統以改善醫生的工作環境及提供更多病床縮短「看街症」者的輪候及入院時間，還可恢復新入職公務員長俸制以吸引社會精英當公務員……；而「先行一步」在最低工資未實施前宣布為體恤低下階層政府撥款為之「買通脹保險」（指數順應），上述種種，所費不多亦非毫無回報，而且足以爭取中產及無產者的認同，有助政府及財政司提升民望，但一觸及和工商界有利益衝突的事，財政司司長便掉頭而去。一般人對唐英年的工作能力評價 不高，然而，他在財政司司長任內，大膽地創造性地取消遺產稅及葡萄酒稅，俱為本港帶來不可估量的經濟利益；反觀曾俊華，說其一事無成，諒無人不同意。

在三月一日的拙文，筆者認為曾俊華為承擔政治責任，必須請辭，以免令整個政治任命團隊蒙羞；看一周來的發展，他當然不同意筆者的看法。可是，他以「打倒昨日之我」的政策，說成吸取了「寶貴及正面的經驗，讓我學習如何建立共識」。真是不敢相信這是出自這個國際都會的財經第一把手之口；作為財政司司長，其任務是作出正確的決策而不是吸取教訓累積經驗（這是見習公務員要做的事），何況他事前曾展開長達三個月至半年（且曾「上山下鄉」）的諮詢。曾俊華在會見建制派議員後「派糖」手法改轅易轍，顯示的是他承認錯誤的勇氣（在可能引致「憲政危機」之下他有不改過的餘地嗎!?），但他認錯後應馬上呈辭，這是對建制負責的唯 一辦法，他的戀棧權位（為了繼續為港人服務？但民調已顯示大部分港人不要他的服務），令政府日後更難維護建制的聲譽—梁錦松因「偷步買車」而求去、李國寶 因涉嫌在華爾街進行內幕交易而請辭，俱為「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令政府聲譽保持不墜之舉。曾俊華真是太差勁。他把他自己和財政司數百官員精心炮製的預算案視為未有定案的諮詢文件，民意一反對便作原則性修改。曾俊華還有不辭職的理由嗎!?

不少人說，曾蔭權一反其前任董建華招聘各界專才進入政府服務的先例，選才唯公務員，如今政治任命的團隊（副手助理不計）幾乎清一色由公務員出任；公務員當然有許多優點，但缺點是缺乏遠見亦無視野且與「非我族類」格格不入，這也許是未滿約便離任的前醫管局行政總裁及前西九行政總裁分別以家庭及健康說「早退」的深層原因（倫敦傳來未經當事人證實的消息，說謝卓飛患的是一種新發現心理病「物業恐懼症」〔Estatephobia〕）。香港當然可以成為一個洋專才不多的國際都會，但能吸引洋人幹才來港服務，似乎更能體現香港是個吸納百川有容乃大與時俱進的大都會！

行政長官曾蔭權是勤奮好學嫻熟建制運作的長才（英國賜予他極高榮譽並非無緣無故的），可惜並非天生政客，出此重任，確有力不從心之感；近日在電視上看他赴教堂閉目虔誠祈禱，鏡頭一轉便見他赴京開會。從唯心的、有上帝的、一切上主自有安排的形而上環境，突然進入唯物的、沒有上帝的、人定勝天的形而下境界，無牽無掛的人尚且很易迷失，要作重大決策的人便更易陷入無所適應的徬徨。這也許正是曾氏的難處，令他無復當年的決斷。無論如何，北京歸來之後，是行政長官考慮重整重組（reshuffle）「內閣」讓他的政府跳出「看守政府」陰影的時候了。

曾俊華，你會下台嗎？

王迪詩



財政預算案搞出一鑊粥，我最擔心的是特首曾蔭權。他心口痛，被反對預算案的示威者衝擊受傷，心口隱隱作痛。之前董建華突然「腳痛下台」……Jesus！曾蔭權會不會「心痛下台」？想到這裏，就覺得做人好化。像謝卓飛，這個老外來香港擔任西九管理局行政總裁，高薪厚職，人生多美好！誰知突然有病，惟有辭職。豈料又閃電康復，閃了過去英國文化協會做全球藝術總監。你話做人幾化？

這星期我每天翻開報章，看這一幕「紫荊吐艷匯香江」。乘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強烈不滿，泛民掀起了「紫荊花革命」，呼籲香港人明天上街遊行。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香港變成了「一係移民，一係遊行」的地方。我們沒權選自己的特首，別人代我們選的特首又力有不逮，我們終於被迫上街遊行，遊行到有天筋疲力盡就移民。自從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笨拙地行事，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不斷減弱，直至看了今次的財政預算案，我對香港的前途只剩一個字的感想──hopeless。

這個星期，無論在餐廳、公司、機場、的士、銀行……任何一個有人的地方，就有大罵財政預算案的聲音，有人在《城市論壇》上說： 「你派二百幾億都被人鬧，我去飲茶畀廿蚊貼士，個伙計都不知幾感激我！」自從2003 年五十萬人上街以後，很久沒見過香港人這麼團結了。我記得，那次香港人很團結之後，董建華的腳就痛起來了，不知他現在腳好了點沒有？

最近有網民高呼「董建華復出！」的口號。連董建華都有人懷念，可見香港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董先生儘管能力不高，卻有不少人認為他比曾蔭權更有承擔，當年梁錦松偷步買車，董建華依然奮不顧身地維護梁錦松的「高尚情操」。今天，曾俊華因為預算案而被社會各界罵得體無完膚，做大佬的並沒有出來撐自己的下屬，閃得就閃，事不關己。做細的，心都淡。

曾俊華以注資每人6000 元往強積金戶口的形式來派錢，貫徹官商勾結的理財原則，令強積金託管人每年多賺3 億元管理費，Ｎ年後假如沒有全數蝕光，六十五歲退休時假如未死的話，也許還可以領到數千元。如果你今天就要餓死，有人對你說： 「等你六十五歲我請你食鮑魚！」我想，你拚盡最後一口氣都會想摑他一巴。

曾俊華一開始時不斷強調派錢、退稅會刺激通脹，然後在一夜之間作一百八十度轉軚，宣布決定派錢退稅。我不會在此批評曾俊華的誠信，那只會浪費我的時間。我倒是很好奇想知，究竟是誰教他退稅會刺激通脹？如果市民花數千元就會刺激通脹，那一擲數十萬元狂掃LV 的內地遊客豈不是令通脹爆燈？你何不關閉旅遊發展局？

身為財政司司長也會被人老點「退稅會刺激通脹」，難怪有婦人相信「性交可以轉運」。

曾俊華預算案的整個思維就是「對抗通脹」，那是錯的。香港只是一個七百多萬人口的特區，閣下只是這特區裏的一名官員，請問你憑什麼去「對抗通脹」？毋須讀過很多書，都會知道香港很多食品由內地入口，內地食品價格上升才是通脹的主因，當然還有聯繫匯率的影響。香港只是一個彈丸之地，政府要做的不是「對抗通脹」，而是想辦法幫助市民在百物騰貴下仍有飯吃。曾俊華卻注資強積金，完全九唔搭八。從前香港政府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是頭痛醫腳，腳痛醫手，我看還是先醫好政府高官個腦。我們期望政府解決問題，政府卻連問題是什麼都未認清楚。

世上最容易闖禍的是什麼人？不是蠢人，而是自以為是的人。以我自己為例，我的數學非常差勁，我因為明知自己數學差，所以在工作上處理數字和金額，我必定重複核對檢查，別人檢查一次，我檢查四次，不懂就問人，結果我在工作上從未在處理數字上有過失誤，數學很好的同事反而錯過不少。這叫自己知自己事。

今次財政預算案闖下大禍的原因，正是因為自以為是。香港的財金官員本來就水平低劣，也缺乏政治智慧。蠢，不要緊，蠢本身並不是罪。但假如不肯承認自己蠢，還以為自己好醒而不肯虛心向人求教，就分分鐘會害死人！

曾俊華這份財政預算案給我的感覺是拒絕聆聽，閉門造車。只要他稍為願意聆聽各界的意見，這份預算案就不會一敗塗地。財爺被問到一碟粟米斑塊飯賣多少錢，他答不上來。不去茶餐廳或快餐店，fi ne，但身為財政司司長難道不看報紙？最近一年，傳媒不斷報道通脹如何影響食品價格，稍為留意新聞大概也有印象。從這件事上，可見香港的高官都把自己封閉起來，自以為是地拒絕接收社會的訊息，甚至連報紙也不看。

曾俊華在會見「保皇黨」後，由絕不派錢改為向每名十八歲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派現金6000 元，再加退稅6000 元，不用說當然是為了減低明天 (3月6日) 的遊行人數。「茉莉花革命」正在內地此起彼落，內地發起人想出以「兩會」為「茉莉花」的代號，當中共的「兩會」即將舉行，網上審查無法把「兩會」河蟹掉， 「茉莉花」不斷「兩會兩會」在網上喊過不亦樂乎，吹佢唔脹，現在同胞們都很有幽默感。他們唱著口號：「微笑迎接民主，散步爭取自由」，似乎沒有人打算硬碰。我覺得內地的民主運動，已演化成一種柔軟的力量。

有個遊戲叫「火燒後欄」。要是香港的財政預算案激起大規模遊行，很可能會在中國的土地上掀起示威浪潮。反抗的情緒是會蔓延的，而且已由埃及蔓延至中東、南北韓和中國內地。要是中央政府無法擺平，無話可說，但如今卻是因為你香港政府這班傻仔無厘頭弄出這份預算案，若因此而「遍地開花」，阿爺豈不是好無辜？

曾俊華急急改口派錢，雖然會令一些市民感到高興，但莫怪我Daisy 又要說出難聽的真相：預算案風波引起的政治危機，根本沒有得到解決！泛民呼籲市民繼續於明天上街，因為就算得到6000 元，政府依然沒有解決高樓價等等問題。我把這件事總結一下，就是本來對今年預算案的具體不滿，有可能昇華至意識形態上的不滿，亦即對特區政府整體施政、官商勾結、貧富懸殊等結構性問題的積怨，於明天或日後的遊行中發洩出來，情況跟2003 年五十萬人上街一模一樣，當年不滿「二十三條」只是一個導火線，從那裏引申對憲制和施政的不滿，才是2003 年大遊行的真正主題。


為了拆除這次政治危機的炸彈，始作俑者自行了斷是唯一辦法。政府在輿論壓力下作一百八十度轉軚，今後不會再有人尊重政府，我不知這樣的政府還可以怎樣管治下去。假如曾俊華願意下台以示承擔，尚能保住政府一點問責精神，把傷害減至最低。否則，要下台的將不是曾俊華一個人了。

避險光環脫落 美元出現質變

畢老林



中東北非地動山搖，投資界除了探討油價對經濟的影響外，亦開始評估哪些貨幣將成爲高油價下的受惠者。

滙豐貨幣投資組主管David Bloom 在剛發表的報告中指出，這得看油價升勢由需求增長還是供應震蕩帶動。如果你相信第一種情況較符合事實，那便買澳元、加元和一切可受惠于資源升勢的貨幣，因爲油價上升若是由需求帶動，其他資源亦不愁寂寞，在投資者整體風險胃納偏強下，商品貨幣大蒙其利，勢在必然。

然而，若你認爲供應不足才是促使油價居高難下的主因，那便不宜沾手商品貨幣;美元、日圓等避險性質較重的幣種，比較適合閣下。

Bloom 的理據是，石油供應倘受中東局勢動蕩干擾而驟減，油價因此飆升並嚴重損害需求，其他資源和相關貨幣亦難逃一劫。

在「茉莉花革命」之火燒到利比亞後，油價銳升，惟早前漲個不亦樂乎的農產品，卻有掉頭回落之勢。若說投資者預先反映了石油供應震蕩觸發的商品需求萎縮，應了David Bloom 之說，未免高估了市場效率。更大的可能性是，先前在農產品期貨市場大賺特賺的炒家飽食遠揚，轉投更刺激的戰場。

不過，Bloom 的意見仍有可供參考之處，最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油價居高不下是供應嚴重短缺的結果，在環球石油需求並沒有明顯超出國際組織估算的前提下，唯一解釋便是產油國供應出了重大問題。以當前情況而論，導致此一局面，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中東局勢朝著更壞更亂的方向發展。

按照Broom 的「指示」，在「避險」(risk off)的大環境中，投資貨幣，美元是其中一個當然之選。老畢對此未敢苟同。在金融市場，投資者每天都會因應經濟資料、企業訊息以至政局發展，時而risk on，時而risk off。

可是，自2008 年以來，投資者集體湧向避險資産，主要案例不出三個：一爲雷曼兄弟倒閉觸發金融海嘯，維持時間由2008 年9 月至翌年3 月；二爲希臘陷入違約邊緣，觸發歐洲債務危機，避險高峰期爲2009 年底至2010 年5月；三爲當前的中東北非反獨裁專制浪潮，局勢天天在變，市況分秒難測。


黃金地位一次比一次強？

在2008 年金融海嘯引發的集體避險中，所有非美元資産，包括股票、黃金、歐羅、石油、英鎊、澳紐加元，投資者能想到的無一不跌，唯一例外也許只有日圓。在歷時六個月的risk off 期，現金是王，而現金即是美金。

歐債危機同樣觸發投資者強烈避險情緒，美元兌歐羅以至其他歐洲貨幣期間顯著上揚，但與2008 至09 年不同，金價此次並沒有下跌，反而跟美元同步上升。

第三次即今次，獨裁統治者本阿裏、穆巴拉克、卡達菲不是已經倒臺便是政權危在旦夕，區內發展無人說得准。從黃金、瑞士法郎、日圓表現觀之，投資者避險情緒顯而易見;再看美匯指數，在中東北非亂局中潰不成軍。

大家有否留意，在金融海嘯以還的數次危機，美元的避險資産地位，一次不如一次，黃金則一次比一次強。

順帶一提， 有「商品大王」之稱的羅傑斯(JimRogers)預計，2020 年前油價一定會突破每桶150 美元，而石油輸出地區戰亂更可能令油價進一步上升，有機會高見每桶200 美元。他續稱，目前全球各國均在增加石油儲備，導致未來石油供應出現短缺，全球石油可能在未來三四十年內耗盡。

穩樓市無方 壓通脹無效 看不見未來的預算案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不少回應剛發表的財政預算的評論都用上「缺乏驚喜」、欠新意、口惠而實不至等負面評語，財政司司長雖然動用了五、六百億元提供紓困和惠民措施，可是民間反應似乎是貶多褒少。

曾俊華司長在昨天傍晚發出的一封電郵中，指「今年預算案以穩定樓市、打擊通脹和投資未來為主題」，但顯然預算案在針對上述三大議題上都未能提出令人覺得是針對要害、切實可行的建議。

先說穩定樓市。政府在去年推出了五輪措施為樓市降溫，最新一招是調高短期轉手印花稅，針對短線炒家，措施出台之後樓價顯著下調，「初見成效」，但很快樓市又再蠢蠢欲動；昨天在預算案公布後即有三個樓盤開售，價格仍然「硬淨」，二手市場更出現封盤反價情況，如此反應，顯然是物業市場認為政府的穩定樓市措施不到位且似有若無，於是繼續在高位「買賣如常」！調高短期轉手印花稅確有降溫作用，然而在熱錢囤積不去的情況下，投資者仍然鍾情本地物業，這是長線看好香港經濟和樓市的反映，唯一能夠令樓市「健康發展」的方法，是循理順供求入手，特別是增加土地供應；但曾俊華司長在預算案內只提出在勾地表內撥出四幅住宅地作公開拍賣或招標，除此之外，是以招標形式出售五幅住宅地，但僅能提供共三千個中小型單位。以這種有限度的土地供應，試問怎能紓緩居高不下的樓價和滿足市民的置業需求？政府在鐵路沿線有大量土地可供興建住宅，為何不乘樓市熾熱期推出應市？而且，連物業發展商也主動要求恢復定期賣地，為何政府依舊無動於中、堅守勾地表制度而不為所動？唯一解釋，是現屆政府一直以收緊供應、從賣地收取可觀政費作為施政目標，故此不願在賣地制度上作過度「進取」的改革—過去七年政府平均每年從賣地中得到約三百多億元收益，就可知政府不敢改動賣地制度的「苦衷」。從目前樓市不為所動的現實看來，以調高短期轉手印花稅遏抑樓市的效用已告消失，樓價將繼續拾級而上，直至政府願意推出更有力的措施為止。

在打擊通脹方面，曾俊華司長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寬免差餉、電費補貼、公屋免租兩個月、額外發放一個月綜援、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等，都是「舊招」，對市民尤其低收入階層來說，這些措施都有一定紓困作用，不能因為「無新意」而否定其功用。今年預算案的「新招」，主要是預留二百四十億元向合資格人士強積金戶口一次過注入六千元，以及發行五十億至一百億港元的「通脹掛鈎債券」。向強積金注資其意本善，可以幫助受薪階層儲錢防老，但此措施跟抗通脹又有何關係？強積金是市民退休後才能動用的資產，是長遠的財務安排，通脹上升則是當前人人都要面對（低收入階層承受壓力更大）的社會問題，以長期措施回應短期訴求，是典型的「政策錯配」，也是財政司司長動用了二百四十億元卻沒有贏得掌聲的原因。曾俊華司長對香港通脹問題也許有錯誤解讀，令預算案的抗通脹新政變得「唔湯唔水」，發行「通脹掛鈎債券」是另一例子。在香港承受通脹壓力最大的，是低收入階層而不是有餘錢投資的投資者，政府何需為投資者操心？而且，由政府發通脹掛鈎債券，等如由政府為投資者包底，保證買債券的本金不被通脹蠶食；那麼，政府憑什麼本領可以確保投資跑贏通脹？不足之數，是否需要由公帑補貼？從上任之初提出搞伊斯蘭債券（至今未見任何成績），到昨天推出通脹掛鈎債券，看來財政司司長對金融產品頗為外行，有關建議大多文不對題；以債券抗通脹效用成疑，倒不如直接資助低收入階層的交通和食物開支。

從穩定樓市和打擊通脹的措施來看，預算案提出的對策都是難令市民「收貨」的。


歸納昨天各界對財政預算案的批評，不在其措施不足，而在其不能針對當前的關鍵問題，結果是公帑花了，但沒有人覺得自己受惠；很明顯，曾俊華司長對香港民心和社會需要都作了錯誤判斷，因而藥石亂投；令人奇怪的是，曾司長每年制訂預算案都大張旗鼓四出諮詢，為何竟會落得如斯下場？是否證明諮詢工作多此一舉？

香港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為百分之四至五，通脹壓力增加，但全年平均維持在百分之四點五，大致跟經濟增長幅度相若，而失業率現在已降至百分之三點八——從宏觀經濟形勢看，香港狀況其實不差，為何港人仍然怨聲載道？我們的看法如下——香港的失業率雖然近三年一直呈下降趨勢，但正如本周三的「社評」分析，本地的職位增長主要是低收入崗位，大批基層勞工只支取偏低工資，低收入階層的入息中位數不升反跌，一旦遇上現在百物騰貴，他們的收入便不足以維持生計。至於中產階層，他們在過去三年經濟復蘇期的薪金平均加幅僅維持在百分之三點五之間（部分行業如金融業是例外，其他行業皆乏善足陳），低息環境有助他們減輕按揭負擔，惟○八金融海嘯之後熱錢流竄、興風作浪，本地物業被炒個熱火朝天，對於尚未上車成為業主的中產來說，樓價如脫韁之馬令他們的置業夢無法實現，而剛公布的預算案又沒有在樓市問題上做任何工夫，中產不滿之聲自然愈來愈大。中小企商人和在大陸設廠的廠家，日子也不好過——競爭激烈加上租金壓力還有稍後要應付最低工資，很多中小企可能無法立足；內地的生產成本上升、中國政府主導產業升級，令大批港商面臨結業倒閉，他們中間很多乾脆結束在大陸的生意，把資金調回香港從事「炒業」。曾俊華司長說他今年的預算案以穩定樓市、打擊通脹和投資未來為主題，以此劃分，中產階層最關注的是樓價，基層市民則受困於通脹，而中小企及商界則希望財政司司長可以主動為他們營造更優良的營商環境，提供更多機會；可是，三個階層在今年預算案內都找不出到位及適時的措施。

在穩定樓市和打擊通脹方面，財政司司長的對策都未能符合市民期望，在「投資未來」方面又如何？預算案的「發展經濟」部分，開列的清一色都是過去提過的深化區域合作、四大支柱、六大產業等，很可惜，自曾俊華司長上任後的三年多時間，除了金融業一枝獨秀，其他產業都拿不出一張亮麗的成績單，所謂「促進經濟多元化」仍然流於空談！在產業發展方面，政府向來不願介入制訂產業政策，開拓新產業的工作主要留給私人企業，這種以市場為主導的方向正確，但是，在經營環境上如何配合、提供具競爭力的條件，這方面政府仍可扮演積極角色。工業總會在預算案公布後發表回應聲明，指預算案「口惠而實不至」，忽視了加強香港競爭力和推動經濟多元化，其中特別提出政府拒絕全面檢討稅制——以稅務優惠方式推動高增值和新興產業，吸引更多外國企業來港，這是全球化之下各國互相競爭的慣用招數，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似乎從未認真考慮研究。事實上，即使在香港的強項金融業方面，隨着內地金融市場逐步開放、走向國際化，香港在產品多元發展上，顯然已落後於其他市場（債券和衍生工具發展停滯不前），財政司司長如果要「投資未來」，就應該投入更多資源擴大金融市場的規模；又如加強香港的航空樞紐地位，籌建第三條跑道的規劃事不宜遲，不應一拖再拖，這些對未來香港發展事關重要的基建，也應乘財政充裕之際積極落實其事。很可惜，以「投資未來」為主題之一的預算案，卻不能令香港人看到未來會走向何方。

阿拉伯世界無寧日 油價波動炒家開顏

林行止


一、

中東和北非諸國人民試圖以和平手段或武力抗爭方式推翻專制獨裁的統治者，令崇尚自由民主者人心大振；可是，這些國家窮困、沒有做好治國準備的影子機制和政客，同時缺乏實行民主政制的社會基礎，成功的「人民革命」不過是由另一批殘暴貪婪的政客上台執政而已，如此的政權轉移，有份參與其間的人民是無法分享「革命果實」的。

埃及是一個現成例子。人民上街軍隊袖手最終和平地把統治者趕跑，政權「暫時」由軍人接掌，但軍人執政團第一要務是以強硬手段迫使採取工業行動的工人復工；在打倒穆巴拉克的示威中，工人的其中一項訴求是加薪和改善工作條件，強人總統「退休」（接近軍人執政團的人均稱穆巴拉克為退休總統，要獲應得的禮遇；現在有關外國政府凍結其財產之說，因此不能入信）後，紡織廠（埃及主要工業，百分之四十八工人受僱於紗廠）、化工、藥物、機場、鐵路、蘇彝士運河、國營銀行以至國營媒介（要求辭退對政府唯命是從的總編輯）的僱員繼續罷工，令軍方的「和平過渡」危危乎，過渡政府於是宣布罷工非法並出動坦克包圍工廠……工人最終略有所得，若干被指貪腐舞弊的國企主管亦被調職，但工人已失去罷工的合法權利！這與一般人以為成功的「人民革命」會為廣大人民帶來自由民主的期盼相去甚遠。

西方國家政治領袖認為阿拉伯世界缺乏建立民主政制的社會基礎，「阿拉伯例外」（Arab exception）是西方政府為了經濟利益（能源供應）與這些國家封建專制統治者稱兄道弟的自欺欺人藉口。英相卡梅倫周二在科威特國家議會上發表演說，坦言過去「英國注重經濟利益尤甚於協助這些國家推動西方式民主」，換句話說，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看在能源份上，長期不惜採用雙重道德標準，真是虛偽透頂。卡梅倫毋忘抨擊政敵︰「工黨的貝理雅和白高敦政府與卡達菲政府建立了友好關係，在短短四五年間，已有一百五十多家英國企業（主要與能源有關）在利比亞開業。」但卡梅倫的保守黨政府會否自由民主掛帥？他說得模稜兩可，他說他的政府會從人權及自由入手，試圖把這些阿拉伯國家帶進「西方民主世界」。筆者認為卡梅倫肯定不會成功。

二、

中東北非的亂局，經英相卡梅倫「佔據道德高地」的發言，恐怕會有更多變數。有哪位民主國家領袖願再赤裸裸地與獨裁者打交道？答案是否定的；而目前最封建保守和人民最少自由的國家，為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能源大國沙地阿拉伯，西方國家會否施壓使其步向民主之途，筆者並不樂觀。然而，由於沙國老王阿杜拉已八十六，儲君蘇丹王子亦六十，看來該國政局將有巨變（阿杜拉的父親法德王○五年去世，他有妻妾二十、兒子三十五〔在生的十九名〕，人人有權有勢，令該國政局十分複雜難測），這雖然不等於石油供應會出問題，但油價因此波動愈甚，則可預期。

利比亞「出事」後，油價突漲，這與該國封鎖港口及油產萎縮近百分之十（正常日產量一百八十萬桶〔每日出口量一百二十萬桶〕，約為全球產量百分之二）有關，不過，令投機者雀躍的是，據《時代周刊》二十二日的消息，據說卡達菲已下令隨時炸毀通往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油管，此說已令歐洲國家特別是曾為利比亞宗主國的意大利起恐慌（意大利股市應聲一天內跌百分之三點六，跌幅全球之冠）。值得注意的是，卡達菲的一名兒子領導配備精良、員役精銳的第三十二旅有條件這樣做。卡達菲口口聲聲說若反對派不投降，他會逐屋清剿並不惜把利比亞變成四分五裂多方混戰的索馬里，雖是情急下的危言，但由於他有「勤王之師」又掌握巨額外滙儲存，此種可能性不容抹煞。利比亞會否亂成一團，姑且勿論，但其油產無復舊觀且不能如常出口，已是不爭的現實，這予投機者有更多上下其手的藉口，不在話下。

油價上升，一方面對通脹有火上加油作用，以現代化社會的動力來自石油，其價上升必然是百物騰貴；一方面則使經濟衰退（專家指出，油價標升至一百三十元水平，經濟會明顯放緩）突然再度降臨的可能性上升……。如果沙地阿拉伯亦出「狀況」令產量下降、出口減少令油價標升，世界經濟便大難臨頭。目前世界每日耗油八千七百五十萬桶，沙地日產量八百四十萬桶（出口量六百五十萬桶），沙地的石油供應有舉足輕重影響，是彰彰明甚的。

三、

沒有卡達菲，利比亞必然「七國咁亂」。

利比亞流傳這樣的「笑話」︰「在一場掮鼠短跑賽事中，第一號和第二號選手皆因老鼠咬穿布袋四處鼠竄而失去參選資格，第三號選手一起步便不斷大力搖動、拍打布袋，令老鼠暈頭轉向，無暇無力咬袋逃亡，這名選手連人帶鼠抵達終點，獲得冠軍。冠軍的名字叫卡達菲！」非常明顯，卡達菲便用這種不斷在各部族間製造矛盾和麻煩令他們疲於奔命無法團結一致「對抗中央」的手法，成功地統治了四十一年！

老於謀略的卡達菲，當然已挑中了接班人，那便是數天前上電視宣布會與反對派周旋到底的次子賽義夫（Saif Al-Islam Alqadhafi）。賽義夫能否擺平他的異母兄弟的權爭以至他是否有治國能力，筆者可說完全無知，筆者只知道他於二○○二年進入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於○七年以《民主公民社會在環球管治機制的角色︰從「軟實力」到集體決策？》（文前作者聲明論文為他獨力完成︰《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Democratis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from「Soft Power」to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文長近五百頁，筆者未必讀得懂亦沒時間讀（論文可於ＬＳＥ網站下載），惟從簡介上知道論文的主旨在分析建立更多宣揚民主和公義的世界性機構的困難，同時探討形成集體決策機制的可能性。論文還分析了聯合國、布烈頓森林機制及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達成決策過程的制度。

英國《衞報》二十一日的特稿，報道賽義夫在倫敦讀書時，還兼作乃父的政治信使，利比亞放棄核武計劃及與英美復交，便由他一手促成；他且是蘇格蘭以末期癌症為由釋放炸機犯的中間人。賽義夫主持的「卡達菲國際慈善基金會」捐了一百五十萬鎊給倫敦經濟學院（包括首期三十萬鎊；該校正為這筆捐款頭痛），而他在倫敦的生活不算奢華，亦無權貴子弟必有的桃色新聞；但他交官結貴，影響力甚於該國駐英大使。賽義夫這種背景，是他獲乃父委任負責調查此次騷亂成因特別委員會主席的原因。

從他這幾天來在電視上的表現，賽義夫在英美的師長同學朋友都與他劃清界線，「半島電視」亦認為他不能公正地調查事件。看卡達菲的理直氣壯且有「與汝偕亡」的意氣，加上他的數名掌握實權的兒子均義無反顧追隨乃父「站在叛民的對立面」，看來利比亞麻煩未了，而油價的波動亦將日甚一日！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林行止


一、

如果北非及中東（ＭＥＮＡ地區）、阿拉伯與非阿拉伯（伊朗）國家風起雲湧要求執政者落台的街頭示威活動，是受突尼斯和埃及獨裁者被「人民革命」逼宮後交出權力「和平演變」的影響，這些民眾也許會因為對當權者的反應作出錯誤估計而吃盡苦頭！史丹福政治科學系教授占士．費西隆去年十一月定稿的〈自我強制的民主〉（J. Fearon:〈Self-Enforcing Democracy〉, Center on Institutions &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14）開宗明義指出，當控制軍隊的當權者在大選中落敗時，他們選擇以武力奪回政權的機會大於一切……何況尚未落台而軍權在握的當權者！

事實上是，突尼斯和埃及的軍方雖與文人政府同鼻子出氣，但當人民的矛頭直指執政者時，早已成為「獨立王國」的軍方為保本身權位和利益，便掉轉槍頭，「站在人民的一邊」；如此這般，國家避免一場血腥浩劫，他們的政經利益亦安然無恙。然而，人民能否分享「革命果實」，塵埃落定後自有分曉。

無論如何，和平轉換政權的表象所起的示範作用，令那些被獨裁者壓榨多年的各國人民拉標語上街，可惜，這些國家都是軍政合體而且獨裁者大都做好把權位傳給後代的部署，他們怎肯一見反政府群眾上街便交出權力；更有甚的是，這些專制獨裁者莫不與美國建立了利害交纏的「友好」關係，有的國家如巴林甚至是美國國務卿口中的「走向民主政治的榜樣」（去年十二月希拉莉．克林頓訪問該國時，公開說她對巴林已走上民主康莊大道留下深刻印象）。巴林位居波斯灣要衝，夾在伊朗與沙地阿拉伯之間，是中東石油出口（約佔世界石油供應百分之四十）必經的港口，巴林政權一旦易手，不僅會使石油供應失序，並可能打亂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布局（美國在中東「維和」的第五艦隊總部及基地均設於該國）；更重要的是，百分之八十二巴林人是回教徒，而其中約七成是什葉派信徒，但皇族及統治層則屬遜尼派，即少數遜尼派統治多數什葉派；由於遜尼派槍桿子在手，因此長期來與什葉派「相安無事」，不過，如果改朝換代，什葉派當權，新政府遂有與同為什葉派當權的伊朗政府結盟的可能，即使在美國虎視眈眈下不能公開示好，亦會暗底下互通款曲，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便潛存危機；在巴林皇室仍緊握軍權及擺出一副與人為善姿態後，美國便不理會遑論支持上街爭取民主打倒封建皇朝的群眾，聲言「不干預他國內政」了。巴林人口不足七十四萬（中情局○九年統計），上街人數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之間，比例不可說不大，但美國就是置若罔聞，視「人民力量」如無睹，其雙重政治道德標準，昭然若揭。

二、

利比亞是另一個絕不向「人民革命」低頭的國家，為免步其左鄰突尼斯及右里埃及相繼被推翻的覆轍，利比亞那位被「維基解密」形容為垂垂老去迷戀其烏克蘭金髮性感妖冶（voluptuous blond）護士的強人卡達菲上校＊，以絕不手軟的血腥手段進行鎮壓，據報已死了五六百人；他的一名兒子還上電視宣稱「會戰至最後一枚子彈」（until the last bullet），擺出絕不與反對派妥協的姿態；另一方面，當局除答應倍增公務員薪金，還承諾會進行連串憲政（包括改國旗和國歌）及經濟改革。迄截稿時，利比亞局勢並無緩和之象，美國只是「哀悼傷亡」而非嚴詞譴責！

本與自由世界為敵的利比亞，○三年九月突然「放下屠刀」，放棄「核計劃」，自此與英美等國家恢復邦交，由於油藏甚豐，因此可說很快便「打成一片」；其油產直銷歐洲諸國，英法等則批准對其售武（去周末英國政府宣布與利比亞簽署的八份售武合約失效），而幾乎所有西方油公司都與利比亞有合作開採或提煉石油的計劃，看在能源份上，西方國家在利比亞已下了重注。

以當前的形勢，利比亞局勢可能真的一如卡達菲之子的預言︰「已處於內戰邊緣」；內戰指的是種族為爭奪石油資源之戰。利比亞油藏最富在東部（以最先「出事」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為中心），卡達菲的部族Qatatfa位於南部，他於一九六九年掌權後，政策向南部傾斜，東部雖然賺最多外滙卻只有不成比例的回報（當地的公共建設以至教育醫療等均不及其他地區）。利比亞由於人口不算多（約六百五十萬）而幅員甚廣（一百七十七萬平方公里），向來有引入外勞尤其是僱傭兵的傳統，此次政府與「街頭戰士」槍來炮往，據說便是僱傭兵各為其主大打出手。利比亞政府軍以巴基斯坦、孟加拉及查德（Chad）人為僱傭兵；示威組織者（地下民主派）的僱傭兵則來自埃及、突尼斯、蘇丹、巴勒斯坦、敍利亞及土耳其；據查德電台二十日的消息，僱傭兵的月薪在一萬二千至三萬美元之間……。

三、

北非和中東政局亂成一團，不論當政者落台與否，該區的政治將不可能如過去三四十年般穩定，這即是說，獨裁者投入西方讓西方國家公司獲得源源不絕的石油供應，而統治階層則視國家財富為私產的「美好日子」，將須作出調整；那些仍保住權位的專制者，相信會逐步釋出權力，讓較多人分享財富，藉以平息人民的怨氣。不過，這種發展意味為長期操控該區政局的美國增添困難，以過去擺平獨夫便功德圓滿，今後則要平衡各方利益，困難大增，不難理解。肯薩斯州Washburn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去年底發表的論文〈以外交組合理論看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L. Ali Khan:〈A Portfolio Theory of Foreign Affairs-U.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ssrn.com），以組合投資理論剖析外交關係，別出心裁；作者指出全球不同國族不同語言以至不同教派的五十七個回教國家，教美國外交人員疲於奔命，而且經常出「狀況」，如今ＭＥＮＡ加進「民主成分」，看來更難纏。這種情勢對看中該區能源業蘊藏的國家如中國較有利，以在局勢混亂中較易找到切入點！

中東北非的亂局特別是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會否傳染給中國？有意把之帶進中國的，肯定大有人在（請閱southasiaanaysis.org二十一日編號四三四二的特稿），而內地亦確有老（踢派出所的門要求釋放被捕青年）中（目睹警察公然捉人指無法治）青（公開對着鏡頭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大膽地做出一些當局不願見的事，可見民怨甚深。不過，以中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制度，在當前的情形下，當局為了「維穩」炒起Ａ股（見昨天本報穆真的〈神州最前線〉 ）的可能性大於出現自發性且有威脅性的「人民革命」！

＊一九六九年卡達菲上尉發動不流血政變奪權後，二十七歲的他把自己升為上校，同時取消國會，讓人民通過層層的議會和委員會，管治國家，實施他發明的「人民直接民主」（其實由卡達菲分而治之）；由於打破舊體制廢除舊建制，利比亞既沒有總統、總理，亦沒有將軍，這即是說，上校是最高的軍階。

號稱「北非狂人」的卡達菲，七十年代政權穩定後，在利比亞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綠皮書》（共三章，分別寫成於七四、七八及八○年，然後編成一書，英文版不足九十頁，○五年再刷），此書的內容，筆者認為不過是「食飯前要洗手」的濫觴，並沒有太多「可以一學」的東西；而卡達菲認為傳統教育剝奪人的自由選舉、創造性及優越性，因此必須全面取締，倒與我國文化大革命時的主張同；與老共相同的還有「民族主義是推動歷史的動力」。

假如我是日本央行

謝國忠



投機者通常認爲日本央行是一個軟柿子，這種觀點使日本央行獲得了一次吸引投機者所有資金的絕佳機會

　　假如我是日本央行，我會爲全球所有的貨幣投機者設下一個陷阱。我會假裝干預外匯市場失敗，來吸引投機者投入更多的資金。我會跟美國財政部拉開口水戰，並時不時地假裝害怕，誘住投機者。我會每天悄悄出售10萬億日元——不足以抵消投機性的流入資金，使得讓美元兌日元匯率隨著交易量的上升而緩慢跌一點。我會持續這麽做兩個月，使美元兌日元下跌60多，直到投機者們有500萬億日元被吸住，成本在75左右。然後，我再宣佈以120的匯率無限量供應日元。如此一來，投機者將會瞬間損失312萬億日元。爲防止進一步損失，他們會減少他們的倉位。如果他們不肯減倉，我就會再宣佈，匯率在一個月後會上升到130。我會用一半的利潤還16%的國家債務，然後將其餘的利潤捐給梅琳達和比爾蓋茨基金用來幫助非洲。隨後，我會重新允許利率浮動，畢竟投機盤已被關閉，然後強制徵收日元交易0.1％的托賓稅，以阻止未來投機再起。

　　外匯市場再一次變得瘋狂。現在每天的交易量達到4萬億美元，按全年算是國際貿易（包括FDI）的30倍、全球一年GDP的15倍。很明顯，大部分的交易量來自金融機構或是基金，而非跨國公司。巨量成交的背後是投機行爲，也有人稱是做市行動。

　　投機並不一定是壞事。當市場流動性不足的時候，投機增加了流動性，是一件好事。然而讓事情變的糟糕的是，在一個流動性本來已經很好的市場裏，投機者大幅提高交易量，讓真正的用戶成了受害者。由於真正的用戶太少，而不能使得每位投機者都能獲利，市場就不可避免地成爲投機者之間的遊戲：頭腦聰明且行動迅速的人，賺取那些動作緩慢或是腦袋不靈光的人的錢。識別投機正由好變壞，並精確地阻止，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想不起來這方面有啥理論。也許永遠也不會有。推動投機的是人的情緒，而不是理性。理性的觀點可能永遠無法解釋投機。

　　2010年初，市場認爲美元對日元的匯率將從80上升到100。於是許多人跳進了這場交易。5月，匯率上升到95。而後，風向轉變。市場又認爲美聯儲進行量化寬鬆政策，於是匯率走向切換到了另一邊：美元兌日元匯率已經下跌到了81。賠的大部分錢是投機者的。不過當日本的公司開始以這個價位買進日元的時候，匯率下跌的趨勢對於投機者們來說還是有利可圖的。否則，就是一部分投機者富起來，另一部分窮下去。當然，人們只是習慣報喜不報憂。

　　歐元兌美元的故事更具有戲劇性。去年年底，歐元兌美元的匯率在1.5以上。當希債務危機使大部分人都認爲歐元會消亡的時候，匯率跌破了1.2。後來回升到1.4。歐元區是日本的兩倍大，而且債務比美國和日本都要少。現在聽起來有點可笑。但是，僅僅在幾個月前，還有那麽多著名的分析師在電視上和文章中爭論歐元是否會消亡。不過，現在市場似乎已經忘了歐元區的金融和經濟問題。

　　日本，歐元區和美國是世界前三大經濟體，占全球GDP的半壁江山。什麽改變可以支撐他們的匯率在短時間內如此劇烈的波動？他們的企業不可能在匯率如此大波動下，及時的調整成本去適應。因此，這種波動一定是圍繞著其他漩渦。只有直接用戶足夠愚蠢到被市場吸進去，投機者才能獲利。否則，就是投機者資産的重新分配。根據定義，重新分配將導致越來越多的資金集中在越來越少的投機者手中。他們爲獲利將積極製造更快和更大的波動。除非有人從他們那收走了錢，否則外匯市場的波動只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快。

　　格林斯潘是投機的終極創造者。他的快速降息、緩慢升息政策，幫助了投機者從中獲利。在過去二十年中，我們已經看到這類基金如雨後春筍般成長且規模巨大。其中一些最大的基金比通用電氣和寶潔這樣的跨國公司更賺錢。難道這合理嗎？除了不公平，這些持有大量資金的投機者使一些國家，如日本，過得挺不容易。除非摧毀投機者，否則問題只會變得更大。

　　現在，日本銀行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去消滅它們。投機者通常認爲日本央行是一個軟柿子。想知道日本央行的行動，只要聽聽美國財政部的就行了。日本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在大多數人眼裏，匯率政策也是一樣。由於美國現在正試圖通過貨幣貶值來解決國內就業危機，日本也將不得不跟著這麽做。這種觀點使日本央行獲得了一次吸引投機者所有資金的絕佳機會。

　　不過，我認爲日本央行不會按我說的這麽做。他們並不那麽具有想象力。畢竟，這對他們到底有何好處？日本央行官員不會因爲盈利而獲得獎金。這項工作可以交給中國央行。有一天，當中國開始浮動人民幣匯率的時候，投機者會像蚊子見血一樣叮過來。屆時，投機資金將會變得更多。但中國政府會是他們的好對手。中國政府比對沖基金更喜歡錢，更有想象力，而且方式方法可以層出不窮。再也不會有比這更大的機會了！

通脹兩難

陶冬



伯南克的量化寬鬆政策，快將新興市場打爆了。如果說中國通貨膨脹爲患的話，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日子也不好過。巴西通脹率已經達到6%，印度超過8%。新興市場國家中，通脹受災面積（以GDP加權計算）達到八成。

量化寬鬆所製造出來的熱錢，通過三個渠道夾擊著新興市場，營造出通貨膨脹升溫的環境。首先，熱錢炒作農產品，農產品價格紛紛沖上歷史新高，玉米、小麥、大豆等大宗農產品價格的漲幅尤其驚人。食品通脹席捲整個世界，爲患新興市場尤甚。其次，美元貶值，熱錢追逐原材料，商品價格暴漲，商品生産國經濟過熱，商品消費國成本大增，商品通脹對新興國家的衝擊遠大過發達國家。再者，聯儲製造出過量流動性，資金爲尋求增長故事和較高投資回報，紛紛流向新興債市、股市，干擾了當地的貨幣供應。

針對熱錢流入和經濟過熱，各國採取了不同的措施。巴西、智利、波蘭、印度紛紛加息，中國上調準備金率，韓國、巴西、泰國對短期海外資金購買國債設立門檻，土耳其則反其道而行之，以減息來抑制熱錢湧入。然而，新興國家政府、央行可做的其實有限，全球流動性的主要源泉來自美國，美國聯儲的政策制定依據是美國的就業和通脹。復蘇與就業上的差異，通脹與資産價格上的差異，令美國的貨幣政策與新興市場的實際要求之間出現重大錯位，而全世界的資金流動早已不分國界了。今年新興國家預計CPI達到5.9%，其中亞洲5.3%，拉美6.8%，東歐6.4%。

今天的情況，與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頗有相似之處。泡沫破滅之後，日本央行大舉減息、擴張流動性，這些政策舉動並未在日本觸發通脹，信貸隨著日本銀行的擴展而進入東南亞，觸發了那裏的基建熱、房地産熱。東南亞經濟由此過熱，但是當地央行對此卻無從調控。至九十年代中，日資班師回朝，掀開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序幕。

伯南克的流動性擴張，暫時在美國沒有誘發嚴重通脹，對其他國家的物價水平卻有深遠的影響。

一般相信，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因此通脹壓力主要集中在新興市場國家。不過歐洲已經出現通脹死灰重燃的苗頭，其傳導機制主要是食品與石油。筆者估計歐洲今年的通脹可能達2.5%。與美國不同，歐洲央行盯CPI而非核心CPI，它的唯一職責是維持幣值穩定。歐洲通脹升溫，可能迫使歐洲央行年內加息，在G3經濟中率先退市。

美國的糧食大多國內自給，而且政府有強大的農業補貼，因此農產品通脹在零售層次沒有其他地區那麽明顯。而且聯儲政策盯核心通脹，將糧價、油價排除在外。同時，伯南克在QE2問題上已經破釜沈舟，他在退出時機上可能一拖再拖，筆者相信美國今年加息的機會不大。

不過美國早晚也會感受到通脹的壓力。世界是互動的，市場是共通的，CPI的上漲，會帶動市場利率的上升，明年倒逼聯儲加息（估計在明年下半年）。不過超低利率和過剩流動性的大環境，應該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通脹來得比想象的更快、範圍更廣，令全世界的貨幣政策都陷入兩難境地。對於發達國家，這是刺激就業與穩定幣值之間的兩難。對於多數新興國家，這是加息與熱錢流入之間的兩難。經濟增長的風險在下降，通脹風險在上升，貨幣政策風險更在上升。

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向松祚



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之際，“中國經濟總量究竟有多大？中國經濟總量是否已經超越美國？”再次成爲全球媒體報道和辯論的焦點。一個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結論是：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越美國！

發佈此結果的是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該所高級研究員阿文德·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聲稱，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最新搜集的經濟資料，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薩勃拉曼尼亞的計算方法是所謂的購買力平價方法。他的計算結果是：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爲14.8萬億美元，而美國只有14.6萬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估算結果，也同樣超出許多人的預料。IMF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宣稱：以購買力平價計算，2010年中國的GDP達到10.1萬億美元，美國則爲14.6萬億美元，意味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美國的70%。

最離奇的是：最新美國佩尤民調（Pew poll）結果顯示：竟然有47%的美國人相信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只有31%的人認爲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民衆到底是因爲讀了那些研究機構的報告産生了錯覺？還是因爲失業的壓力和痛苦産生了幻覺？還是因爲美國商店充斥著“中國製造”感到了迷惑？是非常有趣的問題，答案我卻不知道。

然而，有一點我倒是非常清楚，像彼得森那樣的智庫如此極端高估中國經濟規模，其實是“別有用心”。既然你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爲“世界老大”了，你就應該承擔更大甚至主要的國際責任，你就應該讓人民幣大幅度快速升值和浮動，你就應該馬上宣佈人民幣資本賬戶完全自由兌換，你就應該承認是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應該爲美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承擔責任，你就應該率先履行碳排放的諸多義務......是的，那所謂的國際責任清單可以無限制開列下去。與此同時，既然中國已經成爲“世界第一”，那麽美國就應該更加高度重視“中國的軍事威脅”，美國大規模擴張軍力，更深入介入亞太地區就是理所當然了。

譬如，依照彼得森研究所的購買力平價方法，中國GDP已經是14.8萬億美元，那麽人民幣均衡匯率就應該是1美元：2.67人民幣。如果接受如此均衡匯率，那麽人民幣升值就遠遠沒有到位，快速大幅度升值也就順利成章。爲什麽美國政客們高調要求人民幣升值顯得那樣“理直氣壯”？部分理由就是購買力平價計算出來的均衡匯率。

那麽所謂的購買力評價計算方法，究竟有沒有一點兒道理呢？多年前筆者曾經撰文《購買力評價理論：真理和謬誤》，深入剖析該理論之荒唐無稽，此處無法細說。要而言之，以所謂購買力評價來評估和比較各國經濟規模，基本是武斷和誤導，可以借鑒的真理成分少得可憐。

詩人歌德說得好，理論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樹常青！任何看似高深莫測的理論和學說，如果和生活常識相距十萬八千里，那一定錯得離譜，一定是怪論。說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越美國或達到了美國的70%，我想沒有多少中國老百姓會贊同。假若中國GDP真的已經達到14.8萬億美元，那麽人均GDP就已經突破一萬美元了。即使考慮到GDP和可支配收入有很大差距，即使考慮到收入分配的嚴重失衡，那麽，人均一萬美元的GDP，意味著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怎麽著也是大幾千美元了。然而，隨便的觀察和各種官方統計資料，都難以證明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了3000美元！絕大多數農村地區一個家庭的全年收入也不過1000美元左右啊。

貨幣化的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數位，絕對無法準確量度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享受。比較好的指標是扣除物價水平後的單位時間真實工資水平。最佳指標當然還要包括生活環境之優美、安全和自由；個人發展機會之均等；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保障、文化藝術享受之豐富等等許多層面。

先說說扣除物價因素的單位時間真實工資吧，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簡直不可以道裏計。就算依照目前的市場匯率，我國2010年GDP達到了6萬億美元，我國人均GDP也不過4638美元，美國人均GDP則是48666美元，是中國10倍多。然而，我國數以億計打工者的工作時間至少是美國個人的1.5倍（許多打工者並不能按時休息周末，且每天工作時間接近和超過10小時）。如果折算爲單位時間人均GDP，美國至少是中國的16倍。

物價水平就更是讓人崩潰！凡是有中美兩國生活經驗的人或者稍微做過一點兒市場調查的人都知道：幾乎所有物價，美國皆比中國便宜！美國最繁華、最中心城市和地區的公寓和別墅，無論是絕對價格還是相對價格，都比中國要便宜得多。不要忘記，美國公寓和別墅的周邊環境，是中國那許多所謂豪華別墅完全無法比擬的。舉凡汽車、服裝、食品、教育、醫療，絕大多數相對價格甚至連絕對價格都比中國低很多很多。

譬如最好的耐克運動鞋，美國市場最多賣60-70美元，中國則至少需要900--1000元人民幣（150美元）；最好的寶馬和賓士汽車，美國市場賣10-12萬美元，中國則至少需要150萬元（22萬美元）；頂級服裝和奢侈品的價格，中國價格至少是美國的2—4倍；美國五星級酒店價格，一般城市不過200美元左右，熱鬧地區也不過500—600美元，只不過是普通民衆人均月收入的十幾分之一而已，中國五星級酒店全國均價也至少是600—700人民幣，起碼是普通百姓人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難怪那些經常往返中美兩國的人士，都是在美國市場選購一切。

因此，若是把物價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的人均真實收入和生活享受水平，起碼是中國人的數十倍！侈談什麽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越美國，外國人“別有用心”地說說也就算了。假若中國竟然有決策者和學者相信這一套，那就真的成爲“全球第一傻佬”了！是時候認真研究中美兩國的真正差距了。夜郎自大、誇誇其談、虛驕浮躁，是一個民族最危險的敵人。

最重要的是，GDP只是一國當年的最終産出規模，與該國國民擁有的真正財富不是一個概念。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是該國人民在漫長歷史過程中，所創造和積累的有形財富和無形財富之總和。有形財富包括天賦土地、礦產、自然環境、人爲創造的基礎設施（道路交通和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工廠企業、教育醫療設施（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各種學術研究機構、醫療衛生設施等等）、文化藝術設施（包括公園、博物館、藝術館、音樂廳、紀念館等等）。需要詳細編寫中美兩國的資産負債表，我們才能知道兩國財富差距究竟有多大。此處，我只想指出一些最基本的事實：

（1） 中美兩國國土總面積差距不大。然而，美國的可居住國土面積和可耕地面積至少是我國的3—4倍，人均可居住面積和可耕地面積則是我國的15—20倍。譬如我國新疆和西藏分別占國土面積的1/6和1/7，卻只居住了2000多萬和400多萬人。美國可耕地面積不僅龐大，而且土地肥沃，畝産量非常高。所以美國是全球最主要的農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對農產品價格具有最高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胡錦濤主席此次造訪的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諾伊地區，就以盛産玉米和大豆著稱。

（2） 石油、有色金屬、天然氣、水資源等許多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戰略資源，美國的儲量皆位居全球前三名，有些則高居世界第一。相反，中國許多資源都相當貧乏。2010年，當國人和全球歡呼我國GDP成爲世界第二、並大膽預測何時超越美國之時，一些冷靜客觀的美國學者就撰文指出：中國超越美國的可能性極小，原因是中國嚴重缺乏戰略性資源，尤其是石油和水資源。

（3） 美國不僅國內擁有豐富的資源，而且憑藉強大的全球軍事實力，掌控了全球絕大多數戰略性資源。伊拉克戰爭，許多國人以爲美國“輸”了。其實，憑藉伊拉克一戰，美國完成了多年的戰略夙願，那就是從根本上掌控中東政治局勢，借此牢固掌握全球石油資源。據國外戰略思想庫的分析，美國直接和間接掌握了全球石油資源的70%。相反，我國則幾乎沒有對國際資源的控制權。即使向非洲尋求能源合作的努力，也多方受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掣肘和刁難。

（4） 美國的自然環境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毀壞。美國絕大多數國土依然保留著原生狀態。筆者多次去參觀美國建國之父華盛頓和傑斐遜的故居，那原生態環境之非凡美麗，給我留下無限美好回憶的同時，也給我留下無限惆悵！反觀我國國土，可以說是“滿目瘡痍”。許多著名的風景名勝，也因爲“經濟增長和開發”之需要，被肢解得“鮮血橫流”！我國爲追求GD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污染和環境毀滅代價，何時才能夠復原呢？或許，毀滅掉的“自然”財富並不少於因此創造的“人爲”財富。

（5） 美國的城市基礎設施均比我國完善得多。現在我國以高鐵技術自豪，應該自豪。然而，客觀地說，我國所有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地鐵和公共交通系統），與美國差距很遠。你只要離開北京市內幾十公里，就能夠深刻感受到我國基礎設施建設之巨大落差！

（6） 企業資産的差距就更大。美國在軍事科技、軍事工業、航太航空、互聯網、晶片設計、新能源、生物科技等幾乎所有前沿科技領域，都佔據著絕對領先的地位。《財富》世界500強裏，美國至少佔有160家。科技創新能力方面，美國依然擁有絕對優勢。相反，我國企業幾乎沒有多少原創性技術創新。沒有人否認我國企業過去三十年取得的偉大成就。然而，以研發投入爲例，美國、歐洲、日本企業的研發開支(R&D)平均占企業銷售收入4-6%，是中國的2-3倍！客觀地說，我國今天還沒有一家真正能夠引領全球科技方向的跨國企業。

（7） 教育和基礎科學研究投入的差距簡直有十萬八千里！過去三十年裏，中國教育支出始終沒有超過GDP的2.0-2.5%，即使按GDP４0萬億人民幣計算，也只有８０００億人民幣，相當於１２１２億美元。相反，美國教育支出始終占GDP6%以上。以目前14.6萬億美元的ＧＤＰ計算，教育投入超過8500億美元，是中國的7.1倍，人均教育投入則是中國的30倍！這當然是天文數字般的差距！

（8） 全球20所最好大學裏，美國有17所，前50名大學裏，美國占39所。中國最好的三所大學（北大、清華、復旦）最好的排名也在50名之後。

（9） 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大學造就了全球90%的諾貝爾獎金得主！連印度和日本本土都造就了諾貝爾獎得主，中國建國60年一個也沒有造就出來。不是說諾貝爾獎就說明一切，中國自己也創造了“兩彈一星”和神舟飛船那樣極其偉大的成就。不過，中美教育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差距巨大，卻是不容懷疑、不容輕視的！

（10） 憑藉數百年的金融創新和強大的實體經濟，美國創造出一個真正的全球貨幣體系—美元本位制。國人其實至今也沒有深刻認識“美元本位制”或“美元霸權體系”之本質，沒有真正認識到美元霸權體系給美國帶來了怎樣巨大的利益。事實上，美元本位制給美國帶來近乎無限的利益。

恰如法國戴高樂將軍1965年對美元霸權的批評那樣：“美國享受著美元所創造的超級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s）和不流眼淚的赤字。她用一錢不值的廢紙去掠奪其他民族的資源和工廠”。

恰如英國Financial Times 的首席評論員 Martin Wolf 所說：作爲一個國家，美國是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最大的風險投資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資本金。它具有近乎無限的融資或創造信用的能力。簡而言之，美國掌控著全球的一般購買力，這就是美國可以肆無忌憚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基本制度基礎。

結論非常簡單：無論是有形財富，還是無形財富，中國與美國差距可謂是霄壤之別。趕超之路依然漫長。儘管從最基本的哲理上，我堅信任何國家都逃不出“盛衰迴圈”。然而，可見的未來裏，輕言美國衰落或中國取代美國確是爲時太早。相反，我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客觀冷靜去研究美國的強國之路，去虛心借鑒值得我們借鑒的一切，不僅僅是買一些波音飛機和高科技産品！

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前不久在前往中國訪問的飛機上高聲宣告：歷史的垃圾箱裏，堆滿了許許多多稀奇古怪美國衰敗的預言！

讓我們記住這句話！時刻反省我們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