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今天先向讀者介紹兩個資料。其一是美國聯儲局至今未「開動印鈔機印銀紙」，以支付去年的各種穩定金融系統方案；其二是美國去年十一月的私人消費開支下跌，但因為消費品價格亦下調，實質消費量反而微升，無論是耐用品與否，都有這個現象。○註 關於第一點，或需稍作解釋。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本欄指出美聯儲局「低調出重招」，採用日本用過的「量標寬鬆」法（quantitative easing），在利率接近零之時刺激信貸市場以活化經濟、避免出現通縮；日本當年的做法是開動印鈔機，美國的做法則是開始給各銀行存放在聯儲局的儲備金發放利息，吸引更多銀行提高儲備量，聯儲局得此資金，便可增加拆息市場信貸額。筆者當時不清楚聯儲局有沒有為了應付其他火頭而開動印鈔機，現在知道是沒有。翻查零七年一月至零八年十二月底的聯儲局資產負債表可知，表上各主要數據，包括貨幣發行總量，都沒有明顯變化，只是「其他資產」一項增加了，那是因為大量購入一些出問題金融機構的資產；聯儲局買入這些資產，支付方法不是「印銀紙」，而是一靠賣出部分手頭上的國債券（聯儲局以前發的債，部分自己回購，現在又賣出），二靠借用財政部存放在聯儲局的現金以及剛才提到的銀行儲備金。聯儲局還未開動印鈔機，可解釋為什麼美國赤字急升，但美元還不見大幅貶值；只是不知道這個局面能維持多久，投資者宜多留意。
言歸正傳，續談昨天提出的問題：要刺激經濟，到底是減稅有效，還是增加政府開支有效？
十多年來，有幾個有關此問題的研究，都顯示政府開支的刺激作用不大，其ＧＤＰ乘法系數約等於１，即政府每增加相當於ＧＤＰ 1% 的開支，ＧＤＰ本身只能增加 1%，這方面的乘法效應其實只是加法效應。其中一個研究，是九七年由 V. Ramey和M. Shapiro 合作的（前者是加州大學聖地耶哥校區經濟系教授，後者是密西根大學經濟系教授、前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高級經濟師），計算了美國歷次戰爭時期政府增加開支對總體經濟的影響，其中尤以二次大戰的數據最有趣。美國於二次大戰期間，平均每年用在戰爭上的政府開支佔ＧＤＰ的百分比，約十四倍於奧巴馬即將宣布的刺激方案，十分龐大，但開支的總體經濟效應並不顯著，除了ＧＤＰ乘法系數約等於1之外，巨額軍費開支對私人消費幾乎沒有影響，故凱恩斯學派認為的ＧＤＰ乘法系數大於1，這個研究結果並不支持。零八年，Ramey 改善了她的統計模型，把數據再算一次，發覺政府增加直接開支，竟引致實質消費和工資下降，引發所謂的「排擠效應」（crowding-out effect；據此研究，戰爭能振興經濟的悖論可以休矣）。筆者十二月中旬介紹羅馬（奧巴馬的經濟顧問）的研究，她得出的結果，與 Ramey & Shapiro 相似。至於減稅的ＧＤＰ乘法系數，羅馬算出的值是３，即減稅的刺激作用，比政府直接開支的作用大兩倍！
奧巴馬的刺激方案總值約八千億美元，其中三千億是減稅，餘的四千多億是政府直接開支；羅馬和伯恩斯坦（候任副總統拜登的經濟顧問）以凱恩斯學派沿用的退稅和政府開支乘法系數，算出方案可令ＧＤＰ增加 3.7%，並能創造三百三十萬至四百一十萬個職位，但如果用羅馬本人及上述 Ramey & Shapiro 算出的乘法系數推算，則方案的刺激作用還要大，單靠三千億美元的減稅，幾乎已可達到增加三至四百萬個工作職位的政策要求。亦即是說，如果奧巴馬只滿足於挽救經濟，三千億元退稅已經差不多足夠，根本不必再增加政府直接開支。但如果他要實現一些政策理想，如開發新能源以減少美國對進口石油的倚賴，改革老大難的醫療融資問題，實現土木、電子及教育基建更新等，則非取得龐大政府直接開支金額不可。
就政治阻力而言，若奧巴馬採用羅馬的研究結果，設計一個只有三千億元退稅的刺激方案，則等於完全倒向共和黨的減稅政綱，他的民主黨支持者肯定反對；而且，那樣做，救得經濟來，自己的施政理念卻難實現，何苦？不如沿用凱恩斯學派的數據，拋出一個八千億元方案，此方案兩黨支持者都討好，自己的施政理念亦可獲得資金支持，何樂而不為？避開一些經濟研究中的學派爭議，奧巴馬設計了一個一石二鳥的赤字開支方案，左右逢源；對他來說，嚴重經濟危機反而是一個大幹一番事業的絕好機會。
註：見 S. Woodward & R. Hall 的網頁最新資料。Woodward 曾是美國聯邦政府房屋及市建部首席經濟師，Hall 則是史丹福大學教授、美國經濟學會（ＡＥＡ）候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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