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贊成英書中教、三語混說

練乙錚


　　中學教育的器用功能，最主要不外兩個：學好語文、學好其他科目。二者當中，語文是基礎，不容有失；其他科目，學生可按興趣和能力，或專攻幾科，其他馬馬虎虎，或一視同仁，務求取得比較完整知識面。但這些分野，只是就學生（或家長）而言，才有意思。就教師而言，努力目的只有一個，別無選擇，即把每科教得最好，意指培養學生對該科的終身興趣和尊重，同時讓他們掌握科目中的必要知識和應用能力；這無論對任何科目而言，都是一樣，教語文的老師要做到這兩點，教物理、教體育的老師亦然！這是筆者對中學教育的一個基本看法。（教育的非器用功能，如價值觀、思考能力、懷疑和批判精神等的培養，也是基本，但非本文討論範圍。）據此看法，筆者評論教學語文及最近出台的「微調」政策。

　　學好中文，天經地義；學好英文，因為對大多數學生而言有較大經濟價值，因此同樣重要，但學校不應為強化學生的中、英語文能力，不惜削弱其他科目本身教學效益。英語教學和母語教學，如果不是以各科本身教學效益立論，都是錯誤的。筆者認為，不論是「英書中教」、「中書英教」，不論學生用什麼語言或混合語言發問、討論、作答、做習題、考試，只要對教學效益有利，便是好的，可以採用。試想，老師若找到一本高質量中文課本，為什麼不可以在「英文班」或「彈性班」中選用、以英文講解？反之，即所謂的「培正模式」，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反對？筆者有多年的中中、大學教學經驗，或可與大家分享。

　　七十年代初，筆者大學畢業，回港在本地某五等（Band 5）中文中學教授預科數學，解析幾何選中文課本，微積分選英文課本，都是質量最好的，授課語言則中英並用，學生上課發問討論如八仙過海，非常活潑，任教頭一年，該班同學的大學入學試成績便破了該校歷年紀錄。又筆者九十年代在本地某大學商學院教經濟，每年都開一科經濟理論高材生課（honours course），只讓高考已修ＡＬ經濟並得Ｂ或以上成績的一年級生選讀，沒有教科書，英文教材完全自選自撰，內容相當高檔，包括一般均衡理論三大定律、博弈論、社會選擇理論如亞羅的「不可能定理」等；頭幾年都是英「書」中教，也夾雜英語，學生很投入，上課經常發問、討論，思想很活躍，期終成績十分好；可是，某年開始，大學出了新規定，不准「英書中教」，是年，筆者以全英語對白授同一課，學生上課鴉雀無聲，興趣明顯低落，期終試成績大跌。筆者是該大學首屆教學優異獎得主，該科學生悉數來自入學分數最高的商學院，而且是ＡＬ經濟科高材生，但「英書英教」依然失敗，整學期的教學慘淡收場，那是誰之過？然而，同樣的結果，特區教育官僚還要在中學加倍重複。筆者認為，中學教材是中是英，可由教師及學校按學生質素、教材質量等因素協商決定，但用什麼作課堂語言，則應由教師及學生按本身情況決定，或是純中、純英，或是半中英，都可以，一切以本科教學效果為依歸。在此問題上，不宜有各種各樣意識形態之見或門戶之爭。一個個未來愛恩斯坦、未來邱成桐，豈容教育官僚學閥扼殺？不管中貓英貓，教曉學生便是好貓！

　　選擇教學語言，不只要從技術觀點考慮師生之間的溝通能力，還要了解不同語言如何影響師生之間的親和力。這點很重要，因為老師沒有親和力，學生學習便沒勁，提不起興趣，結果拉牛上樹。面對英語很好的學生，老師用英語授課有親和力（前提當然是老師的英語不賴！），反之亦然；但很多時，不少各科術語、專有名詞、成語或慣用語等，若從原文翻成中或英語，十分拗口、生硬，學生聽了生厭，這時，中英混說（mixed mode）是最佳選擇。因此，筆者不僅贊成一些學校「英書中教」、「中書英教」，還因為考慮到香港社會特有的語言環境，也贊成教師在課堂裏外中英混說。這裏說的「中」，目前主要指廣東話；當師生都掌握好普通話之後，以普通話輔助課堂教學也可能有利師生親和。筆者在大學的一些來自內地同事，課後較少學生問津求教，原因是他們不會說廣東話，而學生不會說普通話，那是很不幸的事。

　　一些人很反對課堂裏外的中英混合對白，殊不知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在世界上所有雙語家庭、雙語國家、雙語群體裏，雙語對白都自然存在，一點問題也沒有。在香港，傳統上流社會說英語，英語中滲進中文字句，有些人視之為語言污染；另一方面，也有人討厭中文夾雜一些英語，認為是假洋鬼子陋習，這些其實都是殖民地偏見。歸根究底，語言是溝通工具、學習工具、思想工具，不應是身份地位或文化政治效忠象徵。

　　教學語言高度自由化，語文科目之外的一切科目，容許「英書中教」、「中書英教」、兩文互補、三語混說，不僅最能優化各科本身教學效率，還能完全取消中中、英中、純正英中、彈性英中等十分無謂的標籤效應。這裏筆者強調「無謂的」三個字。有關標籤等問題，篇幅所限，另文論述。